作者：阮炜  来源：共识网

　　——如何看待近年来福山的思想转变?

　　同其他理论家相比，弗朗西斯·福山显然更善于抓眼球。冷战结束时，一个“历史的终结”让他声名鹊起，而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2014年9月出版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以及相关文章中，他又反复宣传强政府、法制和民主问责，以之为自由民主政治秩序的三要素，从而再次成为媒体和学界的焦点。现如今，“历史的终结”似已不再是笑柄，之所以如此，三要素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吸引力虽然仍很强，却已不再是噱头或者口号，而在一些重要方面有理有据，颇有说服力。

　　熟悉福山思路的人知道，主要是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他对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观进行了反思，不再简单化地把自由民主当作绝对价值，转而强调强政府、法制化和民主问责的重要性，以之作为自由民主政治秩序的三要素，甚至在强调三者缺一不可的同时，把国家建设、国家能力或强政府摆在首位。对于中国历史上和现时代的政治实践，他能抛弃俗见，不再用“极权专制”的标签来简单打发掉。即使这并不等于否定西方民主的普世性，仍难能可贵，在欧美媒体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更需要勇气。

　　与此呼应的是，福山在《衰败的美利坚 — 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外交事务》2014年9/10号)一文以及《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2014年10月15日为推广其新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演讲[1])中，对美国民主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淋漓尽致的抨击(下引福山语均出自此两篇文章)。

　　在他看来，当年建国之父为了防止暴政、有效保卫个人权利，建立了复杂的三权互制系统，即两院制国会、可否决立法的法院、受国会和法院制约的总统。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体制越来越僵化，弊端越来越严重，美国政治制度因而日渐腐朽。

　　美国国会问题尤其严重。国会把持着太多立法权，制订了太多繁琐复杂的规则。其下设有多个委员会，而委员会之下又设有太多功能重叠的机构(及“计划”)。由于联邦政府各管理机构由不同的国会下属委员会监管，而每个委员会又不愿放权，结果是立法对行政造成太多掣肘。例如“按照近500项强制命令，五角大楼每年必须向国会报告各种事务，没完没了，费时费力”。凡此种种“削弱了政府的自主性”，使之“日渐臃肿、人浮于事”，“决策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既然政府表现差劲，民众便不信任政府;民众越不信任政府，就越不愿增税。于是“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就不可能运转良好，最终陷入恶性循环”，于是福山发出了美国政治“无路可走”的哀叹。

　　与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相应的是，金融部门政出多头，有“美联储、财政部、证监会、联邦保险储蓄公司、全美信贷管理署、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金融局”等多个管理机构。由于这些机构分属国会各下属委员会监管，而每个委员会又不愿放权，结果导致不必要因而无效力的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多头“监管”之无效力，或者说监而无管，而在金融危机后要加强监管，同样困难重重。

　　福山还认为1980年代民主党尚能控制国会，然进入1990年代后，民主共和两党对总统职位和参众两院的争夺越来势均力敌，“轮流坐庄”已成常态。两党竞争日趋白热化，对竞选资金的传统管制被放开，“否决政治”大行其道，两党关系如“军备竞赛”，“礼让之风荡然无存”。两党在重大问题上既无法达成一致，立法势必严重受阻，于是2008年以来没有一份财政预算案一次性顺利走完国会程序，2013年的预算案僵局更造成了联邦政府关门的丑剧。不仅如此，两党在大部分州都巩固了各自的统治地位，通过重新划分选区而非尊重民意来确保本党候选人连任。如此这般，哪还谈得上代表性?

　　既然两党关系势同水火，分权制衡又对行政造成太多掣肘，越来越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造成利益集团泛滥，代表资本利益的院外活动集团获得过度的话语权。结果便是：“最吸引国会注意力的利益集团并不是美国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而是那些组织能力最强、最有钱(两者往往是同义词)的团体”。如此这般，那些未能组织起来，缺乏资金，缺乏教育的弱势群体怎么不成为受害者?如此这般，哪里还谈得上民主的代表性?哪里还能说民主体现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利益?因此福山欣然赞同这一判断：“美国民主的实际操作与‘民治、民有、民享’毫无干系”。

　　尽管福山哀叹美国政治“无路可走”，但他并不认为美国文明正在衰落。美国仍十分优秀。但其最优秀之处并不在于政府，而在于“有创业精神、积极主动、欣欣向荣的私人企业领域和公民社会”，况且美国经济在新技术开发、能源等方面仍然领先世界。所以，问题出在美国政府和特有的民主样式。很明显，在强政府与法治化、问责制的结合方面，美国的三权互制逊于议会制国家。原因不是别的，正是过度分权。

　　恰成对照的是，在英国式议会制中，“法院不会如此频繁地干预政府;政府派遣机构也比较少;立法工作的连续性较高;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小”。英国民主因采用简单多数选举制，通常是执政党稳占议会多数票，或两党联合执政，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政党恶斗的机会。结果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全能的立法机关 – 没有独立的总统职位、没有强大的上议院、没有成文宪法、没有危险审查、没有联邦主义和地方分权。”事实上，英国议会权力相当大，大到有“极权”的名声，不仅具有立法、监督政府和决定财政预算等权力，甚至有组织或解散政府的权力，这对美国人来说很难想象。在美国，国会、法院和总统三种权力中任何一种都可成为另一种的障碍，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可议会权力如此之大，英国制度还是不是民主?当然是。福山认为英国式议会制虽倾向于权力集中，根本上却仍是民主制。因为最重要的民主问责形式 — 普选 — 发挥着关键的政治功能。政府或表现不好，但主权在民，选民拥有把政府选下去的关键权力;不信任票超过一定比例，甚至首相任期未满也会被赶下台。这说明“英国政府更注重呈现在选民面前的整体表现，而非特定利益集团或游说公司的诉求。”

　　很清楚，福山对美国政治体制虽然极度失望，却并不等于对民主本身失望。他也不认为“存在着世界性的民主衰落或民主危机的问题”。美国民主固然问题重重，但毕竟还有英国、德国、荷兰、丹麦、瑞典、挪威等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美国之所以运转不良，是因劣质民主或坏民主。英、德、瑞等国之所以运作良好，是因优质民主或好民主。

　　既然对三权互制式的美国民主和议会“集权”式的英国民主作了明确区分，且毫不含糊地抑美扬英，福山的民主样式便不可能只是一种，而是多种。甚至除了欧美民主，还有其他民主样式。他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民主”虽然并不待见，但对新兴国家的民主却并不悲观，即使认为这些民主远未达到英式民主的标准。

　　然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福山态度很复杂。中国的“强政府”，他几近盲目地推崇，认为这是悠久帝国传统使然。法制?那当然很弱。至于中国的民主，或者说当代中国有没有民主，他三缄其口，不作判断，既不说无民主也不说有民主，哪怕仍是一种成长中的特殊样式的民主。这很可能是因为强政府、法治化和民主问责三者间存在深刻的关联性，或者说“强政府”以最起码的法治、最起码的民主为前提，三者毕竟缺一不可。

　　事实上中国不乏民主问责要素，尽管不同于西方的样式。如果没有，就根本不可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福山不承认这一点，就把一种可能的民主样式排除在外了。为什么不能表现出鲍泰利那样的勇气，公开表示中国“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一党制实现民主的国家”?[2] 应当承认，较之“历史的终结”时代，福山现在的民主观成熟多了。他明确否弃了三权互制，不再以之为标杆，而“公平、透明、自由，具备竞争性的选举，确保国家机器能回应公众利益，而不局限于精英或领导人的私人诉求”语，更可视为一种实事求是、不乏包容性的界定，完全可用来描述中国已然取得的成绩，或正为之奋斗的方向。可是当他把英国议会民主树为榜样，把普选这种西方民主操作方式当作普世尺度时，其思想的局限性便暴露无遗了。这很可能把他的头脑锁闭起来，甚至可能与他对强政府的重视相矛盾。

　　福山没能看到，中国目前实施的中纪委巡视团反腐、纪检信息公开、政务信息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党内问责、行政问责、制度性的舆情搜集、群众测评、拟提拔干部情况公示，以及可能施行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开、有节制的竞争性公选等措施，也是制约公权力的方式，也可望实现公平、透明、自由，保证国家机器服务于人民利益，公权力受到约束。这也可视为民主，至少是能够产生民主效果的政治措施。

　　福山更没有下功夫解释这一极其重要的现代现象：在“二战”前好几百年里，强政府和民主化根本上讲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暂且不论法治的极端重要性)，不是非此即彼、有你无我，而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从西欧来看，多个世纪以来市民经济地位的上升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格局，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由此爆发。这本质上是一种民主革命，是经济力量大涨的中产阶级与王室贵族分享政治权力的革命，是其利益诉求的暴力表达。在英国，这就是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革命，最终确立了议会君主制，颁布了《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对王权进行明确限制。这就拉开了近代民主化的序幕，人类社会开始由传统君主制向现代民主制过渡。然而其后的历史表明，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没有削弱政府权力，反而不断强化政府权力，提升国家能力。

　　事实上，现代民主决非某一个国家的伟大发明，而是一种历史必然，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智识背景，故在英国、荷兰出现后很快播散到整个西欧、美洲乃至全世界。而当民主化进程如火如荼之时，欧美各国都通过集中政府权力而强化了国家权威。观察研究民主政制的托克维尔注意到，民主化进程中的英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国家就像单独一人在行动，可以随意把广大群众鼓动起来，将其全部权力集结和投放到所想指向的任何地方”;美国政府集权的水平也相当高，“高于欧洲以往任何一个君主国家。” [3]同样，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及之后，君主制时代即已形成的中央集权制不仅没有因革命而被削弱，反而得到巩固和加强。托克维尔说，“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权制……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4]

　　较之其他论家，福山固然对中国政治史有更多的了解，却没能注意到这一根本事实：在反抗侵略和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下，清末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像欧洲那样，一直处在集权和赋权的二重变奏中(按：“集权”指集中政府权力以提升国家能力，“赋权”指给予民众更多政治权利以提升其主人翁地位)，这一进程至今仍远未结束。

　　1911年至1949年间群雄逐鹿，为了在一个超大国家重建政治权威，实现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时代的主旋律是集权。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此，对袁世凯和国民党来说同样如此。在此期间，对民众的政治赋权虽也提上了议程，却处于次要地位。1949年至1979年，国家统一虽已实现，但因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也出于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之紧迫需要，时代的主旋律仍是集中权力，赋权仍处次要地位，期间甚至发生过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灾难，赋权进程明显倒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个政治宽松化、初步法治化、广义民主化(按：“广义民主化”指民众开始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以各种形式表达其利益诉求，与形式意义上的选举民主相对)的进程启动了，时代主旋律开始从集权向赋权明显倾斜。正是在此过程中，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经济开始腾飞，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急剧提高，国际地位明显提升。

　　事实上，现代中国一直处在民主化进程之中，现代中国民主一直在向前推进。尽管许多应当节制的公权力亟待节制，民众参政水平亟待提高，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确保政治秩序的前提下，人大、政协和党代表大会等民主建制形式之初具规模，各级权位终身制之根本废除，各级领导职位之和平更替，各级领导任职时间的制度性限制，中纪委极有力的反腐措施，凡此种种都说明民主在推进，国家在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公权力在受到越来越应有的节制。这离理想的民主当然仍有距离，却已不能简单判为“极权专制”了。

　　但是，认识到中国社会存在民主要素，并不等于说中国民主已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如果我国在一党执政下能够大大加强法治，同时推行政治改革，把民主问责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强政府”就必将更上一层楼，届时便将有真正意义上的强政府。福山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强政治、法治化和民主问责三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这就像一只鼎的三足 – 若只有一足，或一足长，另两足短，鼎便不能稳立。“阿拉伯之春”前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府不强势?实在太强势了，民主、法治被严重压制。“春天”之后是动乱和战争，至今仍无消停迹象，甚至兴起了“伊斯兰国”，公开晒出残杀无辜的影像，震惊世界。四人帮倒台前的中国同样是“政府”太过强势，侵占了几乎其他所有领域如经济、社会、教育、文艺、医疗、体育，结果是国将不国，几近崩溃。

　　很明显，假如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足长短不一，前者长，后两者短，就必然失衡。这正是中国的现状。我国政府的确强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正因太过强势，法治和民主问责受到忽视。没有程序和舆论方面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法治必受损害。法治不健全或权力不断干预侵犯法制，必造成触目惊心的腐败。如果有关权力部分拥有太多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怎么不导致权力寻租泛滥，贪腐猖獗?如此这般，哪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强政府?这就再好不过解释了为何执政党当前正以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力度强力反贪反贪，强力推行依法治党治军治国。假如政治改革也能加强，明显太短的另外两足便都可望得到补足和强化，失衡的问题便终将得到解决。

　　[1] 因手上没有演讲词原文，笔者所引此文语均出自澎湃新闻特约记者方志操的现场报道《民主是问题，还是解决方案?》(《共识网》2014年10月17日)。

　　[2] 参《21世纪》记者对世界银行前驻华代表皮特·鲍泰利的采访，“中国将证明一党制与民主并不冲突”(采访时间为2013年6月25日》，《观察者网》2013年12月12日。

　　[3] 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两卷本，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

　　[4] 阿·德·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

来源时间：2014/11/3   发布时间：2014/11/3

旧文章ID：508

作者：张斌  来源：《美国小民》

　　尽管George并不认同奥巴马的医改方案，但是他承认：“奥巴马的改革还是有一些合理之处。”

　　席间，他向我介绍了美国真正的穷人到底是怎么看病的。

　　在这里，穷人看病是指失业破产、无家可归、四处流浪，连州医疗卡(Medicard)都没有的真正的穷人，这与无保险者不同，后者并不一定是穷人。

　　先简单了解一下美国医院的性质。大多数是定义为“非牟利”(公、私立)的医院，受联邦州的辅助，因此有义务为穷人看病。尤其是急诊科，联邦法律规定不能有保险、语言、种族等歧视。先收费再看病的情况是坚决杜绝的，这属于违法。因此，真正的穷人就把急诊科当做自己唯一免费的医疗机构。与墨西哥相近的各州医院急诊科往往是非法移民众多，医院也可能亏本。纽约、旧金山的华人偷渡者不少，无保险者非常多。他们往往因语言不通、怕身份暴露等原因而去中国城的华人医生处看病，往往是现金交易。

　　病人一旦被收入医院，则享受一切应有的待遇，包括一日三餐，单人或者双人病房并带有卫浴设备、电视、电话。穷人是完全不用担心账单的，美国人有句俗语形容真正的穷人说“你是不能从石头里面弄出钱来的”。

　　一句话，美国的真正穷人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可以在医院里大吃大喝，可以赖着不出院。因为医院是不能将病人直接赶到街上去的，医院必须给他们联系好住处，哪怕是过渡性的，之后才能叫他们出院。

　　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这一点上看，美国倒更像想象中的共产主义，苦的是广大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并非一无所有，所以他们不能这么干，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

　　但是，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耗资巨大的制度安排，是管理漏洞，虽然政府每年有相应的紧急医疗保障制度配套资金为医院垫付病人无法支付的账单，但事实上，政府从来没有付足过账单。这样，不仅数量有限的急诊科难以应付，很多医院也因无法应付开支而破产。

　　奥巴马曾在一个宣传片中讲到，每一次，当一个没有保险的美国人拖着脚走进急诊科，却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其成本便会以一张1000美元的账单的形式转嫁到每个美国家庭，转换成更高的赋税，更高的保险费和更高的医疗成本……

　　作者张斌：一枚行走在路上的80后，读过书、办过小小刊物，与英国纽卡斯尔有一段求学的缘分，热爱码字，关心国际财经故事，力求拥有自由而“有用”的灵魂，安正、守一。

来源时间：2014/11/3   发布时间：2014/11/3

旧文章ID：507

作者：汤思琪  来源：共识网

　　学者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写道：“与其从卢梭从罗尔斯从柏拉图哪里去寻找民主的含义，不如从身边的地铁票价、税表、药品广告里寻找它。”就像古希腊哲学中强调的“在场”观念，刘瑜在美留学7年，亲眼见证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她对美国民主制度近距离的观察，帮助我们寻找“屋子里的大象”。书中有大大小小我们或许听过或许从不曾知道的案例，但都引发了我对美国政民关系的思考。

　　开门见山的说，美国政府与民众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

　　要阐述这种关系，就要首先来看看近代西方社会契约思想的发展：

　　“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这就不仅是同意或协调，而是全体真正统一于唯一人格之中;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这一点办到之后，象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

　　以上一段话，选自近代政治家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社会契约论”虽源起于古希腊伊壁鸠鲁，但正是霍布斯的总结，开启了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转折点。他在这本著作中，陈述了对社会基础与政府合法性的看法：在国家诞生之前，人们生活在充满斗争的不安的自然状态中，但人都具有理性，都有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要求，于是人们相互订立契约，把各人的自然权利托付给某一个人或某个集体;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这种观点基础上，细化了出让权力的范围：订立契约过程中，人们出让的仅仅是财产纠纷仲裁权，而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权这些基本权利受到国家保护;18世纪，卢梭更进一步探究什么才是合法的政治权威：立约过程是人民把权权力让渡给人民全体，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主权属于人民，具有最高权威，是公意的表现。霍布斯追求和平，避免战争而缔结契约，洛克仅着重强调财产权的保障，卢梭整合前人观点并强调民主的概念。经过以上一步步的发展，社会契约的概念和内涵日渐饱满起来，为西方的政治治理开创了一条理性的道路。以美国为最成功的代表，那么，美国是如何一步步实践的呢?

　　权力制衡

　　谈关系为什么要谈到制衡?很简单，各人的权利在自然契约下托付给某个集体了，那么这个集体就拥有了很大的权力，为了防止滥用权力的洪水猛兽，权力的制衡就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内容。

　　2013年10月1日，美国两党就奥巴马医改分歧仍旧无法弥合，国会两院没有就新预算案达成一致。白宫下令联邦政府机构关闭。一方面这个事件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另一方面也证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作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是落在实处的东西，而并非缥缈的浮云。行政、司法、立法分离，其中的好处已经不用再赘述。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虽然你掐着我的脖子，但我踩住了你的脚;那边他拉着我的头发，不过你拽着他的胳膊。这是第一个有效的制衡。

　　1960年美国为了弥补白人对黑人的伤害，实行了 “平权运动”，然而这种运动造成了大学招生比例的严重失调，1990年加州州长为此抗议不能以集体权利践踏个人权利，于是他大刀阔斧的开展了废除“平权运动”的运动，1996年，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就业、招标等在内的“平权运动”。这并不是唯一一个联邦与州政府互唱反调的事件了。美国有50个州和1个直辖特区，它的联邦制使得上下级政府各有决策范围，互不干预。地方政府自行处理地方事务，不必非要和中央步调统一，但又由于受联邦法律的约束，使得中央与地方彼此紧密相连。这是第二个制衡。

　　风波已平，警钟仍响

　　美国的媒体，从不害怕“揭伤疤”。揭什么伤疤呢?举个例子，1971年美国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引起反越战热潮。政府与两大报社对薄公堂，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报纸业的胜利而告终。不得不提到其中的“泄密者”艾尔斯伯格。在两大报社胜利之后，司法部唯一还能够做的就是惩罚艾尔斯伯格，因为艾尔斯伯格是明知故犯地违反了作为国防部雇员承诺遵守的保密规定，把不能泄漏、不能复制的政府秘密文件复制多份，未经允许交给了国防部之外的人。但与此同时，尼克松当政的白宫建立了一个调查泄密的专门机构“管子工小组”，对艾尔斯伯格进行违法窃听，被法庭认定政府有不正当行为企图迫害平民，从而驳回了对艾尔斯伯格的指控。1973年他被无罪开释。水门事件和尼克松的辞职可以说是此案的继续，而至今，这件事依旧是讽刺剧的主题或者闲谈中引以为戒的隐喻和笑柄。此类事件衍生的影视作品也备受关注，《晚安好运》、《电视台风云》、《总统班底》等就是最好的注脚。而往后涉及媒体资格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在平衡和斟酌的时候，仍然明显地把民众的知情权，把新闻自由，把宪法第一修正案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我想起英剧《演播时刻》里的一个镜头，领导人因为制片人和同伴不肯妥协政府，揭露了军情六处的内幕的举动，愤怒的把演播室一关，对制片人说：“你被解雇了。”制片人笑道：“那再好不过了。”新闻产业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揭露事实，而不是宣传政府思想，不是吗?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英国的一位首相威廉·皮特曾经说： “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这句话从前主要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而在今天，它明确了公私权力之间的界限，代表了一种强烈的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有很多种体现，美国最牛钉子户，西雅图的80多岁的屋主伊迪丝·梅斯菲尔德一句“NO”，让开发商只能三面围着她的小房子，建起了凹字形的五层商业楼。这个故事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不再过多描述。

　　另一个故事，有关药品安全，FDA对医药产品有一套完整的认证程序以确保新药的安全有效。甚至连药品广告也作出严格规定：信息必须“真实、传播准确、均衡”、“保护公众健康利益”。所谓真实和传播准确就是不能做虚假广告，必须客观有依据，不能任意夸大，药物间比较要有严格的科学数据;所谓均衡就是不能只讲疗效，不讲风险和毒副作用，误导消费者和医生。这可不是一个空谈，著名的默克医药公司曾研制一种止痛药，并猛做广告。德州一位77岁老妇的丈夫因服用这种药而致死，于是德州法庭判医药公司赔偿老妇450万美元。自此之后，默克医药公司陷入了官司的汪洋大海，现在身后仍有28000多个官司要打呢。前车之鉴，后事之师，2006年的辉瑞医药，宁肯放弃8亿美元的前期资金，也最终放弃对一种胆固醇新药的研究。法律不只是看起来森冷尖锐的铁网，后面还有着不可逾越的雷区。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法治精神贯穿的是整个国民生活，一方面法院有公正的判决，使得民众敢告;一方面民众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就像欧美电影里动不动就有的台词：“这些话你跟我的律师说去吧。”

　　爱“管闲事”的人

　　180年前，法国青年托克维尔游历美国，回去之后写了一本《论美国的民主》。书中提到，美国社会“奇观”之一，就是叽叽喳喳热闹纷呈的民间自治团体。那么这些“团体”在干什么呢?

　　2005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在没有举行任何公共听证的情形下，突然通过法律，宣布给州医院涨54%的工资，同时也给本州的法官和高层行政人员涨了工资。到了第二天，当地一个社会活动家立刻就把议会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这种做法违宪，后来事情越闹越大，上千人自发到州政府门口抗议。迫于民众压力，州议会只好重新投票，几乎全票同意收回了原先“涨”的工资。同年，纽约市申办2012年奥运会时，公众认为自己缺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哪里有钱办奥运，纽约州政府因为民众压力，没有给一个对于申奥很关键的体育馆注入公共资金。我上政府绩效学课程的时候，一位老师开玩笑说，公务员坐在那里办公就是“坐台”，对待百姓必须要“卖笑”。没错，美国政府在行政的过程中，公民正是充当了主人翁的角色，而政府行政，不过是服务人民的手段，民众“反客为主”，有相当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而不是对政府听之任之。

　　美国有许多工会组织，一般按行业组织，工人加入工会纯属自愿，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如果谈不拢，就会发生像2007年美国编剧工会组织大罢工那样的事情，后果嘛，自然严重，一次罢工美国娱乐界损失至少5亿美元。谈拢了，那自然劳动者权益就得到了保障。“PK”哈佛大学的清洁工桑特利·保尔就是一位受益人。2006年6月，保尔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尽管保尔出具了自己有晕厥史的病历，哈佛设施管理处还是以“上班睡觉”的名义在7月初解雇了他。保尔是一个海地移民，作为一个底层人民，他该怎么办?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工会立即对哈佛大学进行了抗议，在没有得到回应后，工会一边将此案提起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其中还有一个名为“学生劳工行动”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工会行动。后来在工会和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坎布里奇市政府也作出回应，9月25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工会和保尔进行谈判，最后保尔在10月之后恢复上班，而过去4个月的工资和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在这场犹如天平两方的较量中，工会的积极作为和民众的热情参与，是保尔胜利的砝码。也正是公民力量的潮水，推动政府参与此次的行动，不仅仅是政府保护公民，而公民也应被允许保护自己。

　　美国人民喜欢“管闲事”，无论是自发的非公共组织还是有组织的工会，人民都对社会事件表现出极大热情。这种热情，恰恰体现了公民强烈的责任意识，他们以行动在声明：“我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所以不高兴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他们会大声的说出来。

　　当然美国政民的这种契约关系也不是十全十美，比如人民没事会钻钻法律的空子，红牛公司因广告语“红牛，给你一双翅膀”被喝了红牛不过没长翅膀的民众告上法庭，赔偿1300万;比如纽约交通工人的大罢工导致了全市的交通瘫痪，影响生产生活……这些涉及斗争不休的老话题“民主与自由”，但都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正如没能学会走路时，不要急着担心摔跤。就目前看来，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像美国那样铁面无私，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公权像美国那样分掌在如此众多的人们之手……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 ”人民和政府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建立，得以让自由和民主的机制得以健康的发展下去。

　　今天我们众多学者都在谈论构建新型政民关系，我想多少能够从成功的事例中借鉴一些经验吧。

来源时间：2014/11/3   发布时间：201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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