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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次导演，用镜头收集相关素材，剪辑成1-3分钟视频上传参与竞赛。
来源时间：2014/10/31 发布时间：2014/10/31
旧文章ID：441
“中美印象”微视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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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风起云涌。 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也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出现丰富的可能。新型大国关系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依存和进退；也是人与人之间的鲜活交流，不断变化和时时常新的各种印象。
由“中美印象”网站发起的微视频竞赛，诚邀你用自己的视角勾勒中美关系的五彩斑斓 。
参赛视频可以是街头对行人的采访，对学者或官员的提问，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种相关信息的集合和剪辑，对历史老镜头的再现，对现实新画面的分解，对任何中美交流和交往事件的扑捉和分析。
来源时间：2014/10/31 发布时间：201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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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松 谢申祥 翟光宇: 利益集团与美国“ 汇率监督法案”投票结果分析
作者：王孝松、谢申祥、翟光宇 来源：《世界经济》2014年第4期
来源时间：2014/10/31 发布时间：2014/9/29
旧文章ID：439
杨斌: 全球动荡、美国霸权与马克思主义新视角
作者：杨斌 来源：《观察与思考》2014年第8期
一、令人困惑的利比亚“宪政民主”乱象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动荡不安现象，乌克兰、泰国的社会动荡和中国昆明的恐怖袭击事件，表面上看似乎是不同国家发生的没有关联的事件，但实际上却都与美国企图制造欧亚大陆的不稳定局势有关，与美国早就制定但却鲜为人知的促使世界经济解体战略有关。乌克兰、泰国都曾与中国签订了重大经济发展协议，倘若这些协议实施就会给相关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就会形成环绕中国周边的陆地、海上新经济丝绸之路，就会妨碍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并且在周边地区制造麻烦的企图，就会导致美国霸权在爆发更大经济危机时加速衰落，这是企图竭力维护全球霸权的美国不愿看到并难以容忍的，甚至不惜为此暗中支持极端恐怖势力、新纳粹组织制造动乱。
当前全球动荡与美欧持续数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有密切联系，与美国数十年前为维护霸权制定的世界经济解体战略有密切联系，标志着当代西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在激化，标志着当代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已不再谋求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企图蓄意制造不同文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推动维护全球霸权的世界经济解体战略并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正在将全世界都带入一个漫长的“危机与动荡”时期。当前美国在面临债务危机升级和社会动荡加剧的压力下，正采取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行动转嫁危机、输出动荡。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保罗·罗伯特博士称这种不顾一切的贪婪，完全有可能摧毁西方文明并殃及整个人类文明。
美欧国家飞机炮舰狂轰滥炸给利比亚带来了“宪政民主”，但随后却发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社会混乱，昭示人们必须重新思考在美国竭力输出“宪政民主”的背后，究竟是出于何种国际战略目的并且将给世界各国带来什么？弄清楚这一点人们就能更好理解乌克兰、泰国的政局动荡，以及台湾学生占领议会等西方民主模式的失序乱象。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很少报道关于利比亚的情况，这是因为利比亚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西方外交官、商人、记者遭到暗杀、绑架屡屡发生，西方主流媒体被迫纷纷将记者撤出因而做不出像样的报道，此外也主动回避这样西方武力推广民主模式失败的尴尬例证。2013年底西方一家非主流媒体采访了一些从利比亚出国的人群，了解到当前利比亚正日益陷入令人难以想象的极端混乱之中：没有安全、没有石油、没有水、没有电。
这个曾经闻名的中东产油大国竟然没有石油收入，各地武装民兵相互争夺、占领油田导致生产中断，首都的黎波里经常整周发生水、电供应中断，利比亚正沿着部落、地区、武装派别的划分趋向解体。当年卡扎菲刚刚被推翻时，美、法、英商人曾兴高采烈，以为可以从控制石油、战后重建合同上大发横财，但美国大使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身亡后就争相逃命去了，试想有中情局、海军陆战队保护的美国大使尚且自身难保，西方商人就是再贪婪也不敢呆在这样无法无天的危险国度了。
令人困惑的是，美、法、英等西方国家似乎缺乏吸取教训的能力，尚未收拾利比亚的烂摊子又要在叙利亚故伎重演，这无论是从传播民主还是控制石油的政治、经济角度都难以解释。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叛军首领明确无误地对媒体表示，取得了推翻阿萨德政府的胜利后就会转向收拾美国。美国民众愤怒地追问支持轰炸叙利亚的美国主流媒体，为何明知基地组织想把美国人炸上天还支持他们？
对于中国人来说，探讨这种诡异乱象的深层原因也很重要，因为，中国也是美国输出政治经济动荡、转嫁危机损失的重要对象，中国企业曾在利比亚投下数百亿美元资金兴建各种项目，利比亚动乱初期曾撤出了数万名中国援建的工人，有人还等待着利比亚建立民主秩序后就重新开工建设，但现在看来中国投资在利比亚已蒙受难以挽回的损失。当前委内瑞拉、泰国、乌克兰的动乱又在威胁着中国的巨额投资，中国必须弄清世界各地发生诡异动乱背后的深层原因，才有可能寻找有效应对措施并避免再次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二、西方民主理论、文明理论遭遇尴尬失败
西方国家以武力在利比亚推广民主模式的理论基础，就是在中国也颇为流行的所谓“普世价值”和“宪政改革”，此外还有所谓“维护人权”、“反对专制”、“新闻自由”等。利比亚在推翻卡扎菲之后已经进行了“宪政改革”，通过选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议会和政府。但是，利比亚的残酷现实表明，西方“宪政改革”遭到了无情的失败，以至于西方媒体根本不愿意报道这样的尴尬现实，以免其它国家的民众了解实情后不再落入陷阱。
西方媒体曾大肆渲染卡扎菲政府镇压和平示威者，并以此为借口出动飞机、军舰对利比亚狂轰滥炸。今天当利比亚民众面对着水、电供应中断的惊人困境，愤怒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时，却遭武装派别的残酷镇压，士兵用机关枪扫射瞬间导致了数十人的惨重伤亡，西方媒体却以若无其事、置若罔闻的态度根本不予报道，转而又大肆渲染关于叙利亚的谎言企图故伎重演，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鼓吹的“文明冲突”理论也遭到了无情的失败，这里人们看到的根本不是“穆斯林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而是美国暗中以大量资金、武器支持的恐怖分子，复辟中世纪的野蛮、愚昧而践踏了一切文明准则，不加区分地以恐怖爆炸杀害信仰穆斯林教、基督教的民众，甚至叙利亚的基督教民众遭到叛军迫害事件大量曝光后，美国却丝毫不予理睬并仍然向叛军提供大量的武器援助，美国究竟出于何种动机甚至支持迫害基督教徒的恐怖分子，这种中世纪十字军都难以理解的诡异现象值得深思。
法国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鼓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曾以宽松、包容的态度对待被推翻的封建贵族阶级，但是，在封建贵族阶级的武力反抗下不得不以暴制暴。中小资产阶级反对物价上涨与大资产阶级的获利欲望发生矛盾，不同资产阶级派别之间的对立也尖锐化为相互残杀，转眼间“自由博爱”的天堂就变成了“恐怖地狱”。现在看利比亚、埃及的乱局就知道当年法国并非偶然的个案，“宪政民主”、“三权分立”难以在复杂情况下维持社会的和谐，反而可能让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激化为暴力冲突。
美欧民主模式受经济危机冲击也往往不稳定，1929年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垄断财团曾扶植希特勒，企图支持法西斯主义阻止左翼进步运动掌握政权。2008年美国爆发危机后，垄断财团又在制定镇压民众的法案，让各州警察部队购置了大量枪支弹药和数千辆坦克。美国棱镜计划的大规模监听也是为了防止广大民众的反抗。2012年初，西班牙《起义报》发表了题为《美国：从“民主独裁”走向“军事独裁国家”》的文章，该文指出2011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实际上就是废除了已执行长达200多年的美国宪法，确认了五角大楼在制定美国统治世界战略中的主角地位。这项立法授权规定，美国总统可以对任何国家及国内外的组织、人士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美国统治者已经扫清了法律障碍，并准备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以应对经济危机升级时镇压国内民众反抗，并发动对外战争转嫁国内矛盾的需要，也清楚表明所谓“宪政”并不能制衡垄断财团操纵政府实行独裁统治。
三、国际动荡乱象激发、推动理论创新
西方国家的各种主流政治、经济、文明理论流派，根本无法解释今天为何利比亚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理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才能为解释西方干预利比亚提供重要的思路。但是，人们应该看到近年来中东各国和利比亚陷入政局动荡，同马克思曾论述过的19世纪西方殖民扩张，同列宁曾论述过的20世纪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相比，都出现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新情况、新特点。
笔者从1997年开始研究全球经济呈现的动荡现象，与美国从越战后实行的国际战略转变之间的关系，逐渐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创新提出了一系列解释当今世界新变化的理论观点，能够较好解释西方各种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诡异现象，以及传统的马克思理论未能充分反映的当今世界的新特点。笔者的这些理论创新观点集中反映在一系列研究报告中，以及2000年出版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①
此书中指出：美国的统治阶层特别崇尚“实力政策”，他们认为“实力”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能影响别国以获取本国利益的任何手段，为了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可以不择手段地运用任何形式的实力筹码，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也包括公开的、隐蔽的，合法或非法手段，不受道德规范或国际法律的制约，惟一标准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当美英两国拥有军事实力的压倒优势时，就毫不犹豫地采取赤裸裸的炮舰政策，一旦发现对手拥有了与之抗衡的军事实力，他们也会审时度势地改变策略并策划软战争。
《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提出，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国家对华态度变化，源自越战惨败后的美国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源自美国迫于国际格局变化进行的战争形式创新，以隐蔽的“软战争”替代了传统的“硬战争”。“美国统治阶层鉴于越南战争的惨败，意识到了美国的‘冷战’政策已遭到失败，被迫开始酝酿一系列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主动放弃‘冷战’转向了‘缓和’战略。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开始实施的‘缓和’战略，并不是‘放弃对抗’或采取‘防守战略’，而是采取的一种隐蔽攻击性‘软战争’策略。”
“软战争”理论并非来自书斋抽象推理，而是有西方国际政治领域核心精英策划的理论、政策为依据。1983年笔者在日本国际大学留学时曾研读过相关文献，这些文献一般公开发表在较窄范围传播的国际政治专业杂志，主要是为统治精英研讨酝酿国际战略、外交政策服务的，很少进入大学教科书或广泛传播的大众媒体。西方主流媒体上大肆宣扬的主流政治、经济、文明理论，实际上包含着精心设计以迷惑大众的误导舆论陷阱，而统治精英制定决策主要是依据小范围流传的理论、政策主张。
“软战争”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美国精英20世纪60年代末谋划的“缓和”战略。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越南战争的军事冒险付出的代价更大，主张利用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金融、贷款、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控制、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网络”，清楚表明他们企图利用经济金融手段作为新式武器，来达到谋求世界霸权和征服、控制别国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战略专家谋划的“缓和”战略并未被束之高阁，而是得到了当时美国最高领导人尼克松的采纳，尼克松撰写的《不战而胜》等一系列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明确提出将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作为政策武器而不是礼物。②
“软战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美国精英1975年提出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这一重大战略是沿着美国“缓和”战略的基本思路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阻止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危及全球霸权。谋划这一战略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是著名的权威机构，参与决策的精英后来都被授予美国政府的要职，如布热津斯基担任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塞鲁斯担任了国务卿、布鲁门特担任了财政部长、沃尔克担任了美联储主席。美国参与这一重大研究的战略精英公开出版了许多文献，尽管文字上精心修饰，但关键问题上却是毫无含糊，明确提出遏制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愿望，改变社会改良时期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潮，恢复大英帝国时期有利于维护霸权的自由主义思潮，促使世界经济增长大大减缓或变成负增长。③
四、“软战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新视角
十多年来国际形势发展，证实了笔者专著种种论述的正确性，而且“软战争”已经公开上升到美国政府的首要国策地位。奥巴马政府的首任国务卿希拉里就是这一国策的倡导者。希拉里认为，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具有过多单边主义色彩，过于片面强调依靠“硬实力”致使美国的形象严重受损，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甚至遭到欧洲盟国的强烈反对。希拉里提出，美国应依靠“巧实力”（Smartpowe）r来恢复全球主导地位，就是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政治、经济、金融、舆论等政策筹码配合军事硬实力，以灵活的进攻态势在全球谋求美国的战略利益和霸权。
“软战争”理论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需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国际关系，西方垄断资本为获高额利润必然操纵国家机器，推行帝国主义发动掠夺全球财富的战争等，但是，通过深入考察当今世界中阶级斗争形式的新变化，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国际政策的新变化，发现随着国际均衡格局变化和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美国已难以像以往那样推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为了继续维护全球霸权进行了战争形式创新，将外交、贸易、贷款、技术等筹码改造成新政策武器，用于策划政治、经济、金融、舆论等领域的软战争，人为制造政治经济动荡来攻击、削弱、瓦解国际对手。
“软战争”理论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是，正视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演化出了复杂多变的表现形式，更为深入分析了当代西方金融资本掠夺财富方式的种种创新，揭露西方媒体为配合金融战争掠夺制造的种种误导舆论，识破金融垄断财团为操纵市场涨跌和提前出货套利，蓄意散布的种种虚假理论、统计数据和媒体舆论的误导，认清西方制造泡沫性经济复苏和繁荣的种种假象，有利于制定有效对策抵御西方“软战争”攻击，预见到危机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防范冲击避免财富损失，防止西方利用经济动荡配合政治、舆论攻势来诱发颜色革命，不仅具有分析、判断经济趋势和市场变化的预测价值，而且具有维护国家稳定、经济安全和民众财富的决策价值。
“软战争”理论从反面证明在新形势下必须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当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种种怀疑和困惑，在现实得到解释。“软战争”理论指出：美国实施的“缓和”战略放弃了“冷战”时期经济封锁政策，主动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比以前更有利的经济发展条件，容易让人们误认为帝国主义已经弃恶扬善发生本质变化；美国战略家们提出将贸易、贷款、先进技术等作为武器而不是礼物，但是，经济政策武器同传统战争武器相比具有很大迷惑性，人们容易仅仅看到获得经济贸易利益的一面，而忽视美国利用经济筹码作为隐蔽软战争政策武器的一面，容易促使人们将这些本来是证明帝国主义本质未变的证据，误认为是证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失效的证据。
五、“软战争”理论与洞察当今世界诡异乱象
当前世界局势正呈现出错综复杂、诡异多变的乱象，从战略高度考察才能洞察其中原委、奥妙。笔者早在十多年前撰写的一系列研究报告、文章、专著，从软战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新视角考察了国际动荡的深层原因，论述了美国统治精英如何谋划了鲜为人知的国际战略，并公开将其称之为“促使世界经济走向有控制解体战略”①。美国精英为研讨酝酿方便并不回避公开谈论这一战略，沃尔克1978年即将担任美联储主席前夕在英国瓦威克大学讲演时，曾公开宣称“20世纪80年代将推进促使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的政策目标”②。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全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动荡都可追溯到这一战略，如波兰动荡催生团结工会开启前苏东阵营解体进程，拉美陷入债务危机并被迫推行“华盛顿共识”政策，日本、东南亚、拉美、俄罗斯先后陷入金融危机，金融风暴从世界经济外围向中心地带逐渐转移，2008年美欧爆发了席卷全球持续至今的全球金融动荡，2011年全球粮价飙升引发整个中东地区政局的动荡，以及随后发生利比亚战争和持续到今天的叙利亚战争，还有当前委内瑞拉、泰国、乌克兰等国家仍然持续不断的政局动荡等。
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后推行了放开利率等金融自由化措施，利率骤然飙升到20%，给全球实体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美国趁波兰陷入外债困境为团结工会运动煽风点火，里根政府以波兰为突破口制定了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美国还趁拉美爆发外债危机逼迫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其因经济长期停滞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还逼迫日本推行汇率、利率自由化诱发金融泡沫膨胀，进而爆发危机消除了世界经济老二崛起对美国的威胁，今天人们应该知道，这些世界重大事件的背后实情，其实都不是因客观因素偶然发生，而是主观人为的后果，是美国推行“促使世界经济走向有控制解体战略”的恶果。
六、“软战争”理论与破除美欧模式迷信
“软战争”理论有利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曾发生两次出人预料的变化：人们先是没有预料到美欧国家冷战时期被迫约束资本贪婪，借鉴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良会明显改善资本主义的恶劣形象；后来又没有预料到冷战压力减弱后资本的顽固贪婪本性迅速复发，否定社会改良后很快陷入了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倚强凌弱、侵略好战又故态复萌。
第一次出人预料的变化，是发生在“冷战时期”。为了对抗社会主义构成的严重威胁，曾主动遏制美国垄断财团的贪婪并扶植战略盟友，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实行限制市场弊端的社会改良，出现了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上罕见的“黄金时期”，这是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碰撞带来的历史进步。这一时期的策略调整容易让人们误以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变化，忽视垄断资本暂时克制贪欲的进步随时可能发生迅速蜕变，正如一位西方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学者曾经评论说，资本主义缺少了冷战生存压力就迅速向最野蛮的形式堕落。①
第二次出人预料的变化，是“缓和战略”时期主动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交流。人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超出以前的预料，容易忽视这其实是被迫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成果，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失效而是其具有改变世界影响力的证明。美国垄断财团的贪婪本性并未改变并已经转向“软战争”谋略，不再推荐当年迫于冷战压力真心扶植战略盟友的社会改良政策，而是推荐“促使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利用市场弊端作为人为制造经济危机的“软战争”政策武器，将会再次发生超乎预料的“社会改恶”和全球政治经济动荡。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亚洲金融风暴频发，以及近年来美欧、中东地区发生经济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
七、“软战争”理论具有预测危机和防范风险价值
“软战争”理论，不仅有剖析国际形势新变化的解释价值，而且还有判断国际政治经济趋势的预测价值，以及维护中国安全利益和民众财富的决策价值。笔者运用“软战争”理论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准确预见到西方媒体舆论蓄意掩盖的趋势与风险。《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早在十多年前就曾预见到美国将会爆发严重金融危机。该专著创作和出版之时，正值美国经历网络泡沫繁荣的鼎盛时期，美国媒体竭力宣扬知识经济将确保持续的繁荣。该专著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分析了美国经济繁荣的泡沫性质。书中指出，“值得警惕的是，全球经济长期阴霾密布，可能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美国的泡沫经济也出现了渐趋破灭的迹象”，“美国所有大银行从事金融衍生品投机的规模，均超过了自有资本的一、两百倍，一旦整个泡沫中止了不断膨胀的过程，就会以‘核爆炸’般的‘逆转的金融杠杆’机制，导致沉溺于投机的众多金融机构坏账累累，大批企业和银行濒临全面破产的边缘”。
书中还分析了美元霸权对维系美国泡沫经济的特殊作用，指出“美国的泡沫经济显示了超常的持久性，原因之一是美元拥有特殊国际地位，国内储蓄率为负并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也能吸纳全世界的物质财富来维持泡沫，尽管泡沫维持和破灭的趋势同时存在，很难准确地预测泡沫膨胀何时发生逆转，但是，这种不正常状况最终是难以持续的，我国必须作好防范最坏情况的准备”②。该专著发表一年多之后，美国果然发生了网络泡沫引发的严重经济衰退，同时美国通过信贷膨胀和伊拉克战争刺激经济，也证实了该书关于美国将会利用美元霸权维系泡沫经济，甚至通过军事扩张和战争挽救危机的分析判断。
运用“软战争”理论可以发现美国利用舆论、经济、金融杠杠，作为大规模掠夺财富和削弱、攻击国际对手的手段，可以识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为制造泡沫和提前出货套利，蓄意散布的种种虚假理论、统计数据和媒体舆论的误导，预见到爆发危机风险，并采取措施防范冲击、避免财富损失。③
来源时间：2014/10/31 发布时间：20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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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懋修：委内瑞拉、中国和美国的原油纽带
作者：陈懋修 来源：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
继20世纪70年代之后，能源问题再一次成为备受瞩目的新闻头条。由于乌克兰持续的动乱，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而近来，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了一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多年天然气协议，这凸现出中俄这两个邻国日益加强的经济与政治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正处于页岩油气革命的中心，改变着美国国内以及全球的能源市场与政治格局。然而，虽然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但美国与中国都和委内瑞拉存在着基于能源的国家关系(三个国家之间存在着互动)，这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委内瑞拉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居世界之最，多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甚至多于伊朗与伊拉克两国石油储量之和。美国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石油进口国，同时也是委内瑞拉最为重要的两大石油伙伴。2013年中美两国从委内瑞拉购买的石油总量超过了其石油出口总量的一半。
然而，委内瑞拉的石油有些特殊，是超重原油，这就意味着委内瑞拉的石油富含碳元素，因此其开发过程所带来的金融与环境成本要远高于其他种类的石油。委内瑞拉在其他方面也有特殊之处;尽管委内瑞拉能源资源丰富，但其依然深陷经济与社会问题，这都与其分化的政治体系密切相关。
因此委内瑞拉石油与政治的特点给中美两国带来了巨大的政策挑战。但对于中美两国政府来说，这些挑战同时也是机遇，促进两国通过共同合作减缓委内瑞拉以及其他地区超重石油带来的气候影响。
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政府以及商业领导与委内瑞拉的关系正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由于外交关系转冷，美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日益减少，而与此同时中国不仅石油进口量与日俱增，对委内瑞拉的供资也在不断增加。
未来，三方关系将会对中美两国政府的互动带来重要考验，两国会各自出台使用超重石油的政策，并与能源丰富但深陷麻烦的邻国进行合作。
委内瑞拉与石油：巨大潜力，诸多麻烦
委内瑞拉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的创始国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然而，直到2011年前总统查韦斯赞助马格纳储量项目(Magna Reserve Project)调查奥里诺科河石油带储量后，委内瑞拉的已探明石油储量才跃居世界第一。奥里诺科河石油储量据估达到了1万亿桶(根据当今技术水平其中有3800-6500亿桶为可开采石油)，这使委内瑞拉的已探明石油储量在全球首屈一指。
虽然资源丰富，但委内瑞拉依然面对着严重且日益恶化的生产不足问题。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量仅排世界第十二，石油出口量仅排世界第九，石油产量也从1997年每日350万桶的峰值降低到如今的每日250万桶1，这是OPEC的最低生产水平。
仍有其他因素使委内瑞拉的能源图景进一步复杂化，奥里诺科盆地的石油不是典型的常规原油，不会自动从油井中流淌出来。奥里诺科的石油种类主要是超重石油和沥青，平均API重力(美国石油协会燃油比重度数)值为极低的8.5°(碳含量越高的石油API重力则越低)。这意味着，与世界其他油田相比，开采、运输与提炼奥里诺科石油资源花费会更高，且会造成更大的碳足迹。
对于委内瑞拉来说，石油发展的巨大潜力与麻烦不断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不仅标志着委内瑞拉更深层次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更是这些问题的一种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即使不是世界最杰出的国有石油公司，也是美洲首屈一指的国有石油公司。但时至21世纪初期，情况出现了大逆转，这是由于查韦斯彻底重组了PDVSA。该公司被转变为查韦斯玻利瓦尔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工具，公司的管理与生产能力也因此而遭到了削弱。
虽然PDVSA的生成力有所下降，但21世纪头十年全球盘居高位的石油价格依然给查韦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使其得以进行彻底的国内政治重组，并构建反美的联合安第斯山脉与加勒比地区的左派外交政策。然而，即使是在2011年公开查韦斯罹患癌症之前，委内瑞拉就已经出现了通胀率上升、暴力犯罪增加以及消费产品不足等问题，此外社会与政治分化现象也在不断恶化。虽然全球油价依然保持在高位，但自2013年年初查韦斯去世后所有这些问题都进一步加剧。石油出口依然占委内瑞拉出口收入的近95% 、政府收入的近50%，石油业依然是委内瑞拉经济的问题基础。而销往美国的石油一直以来都是维持委内瑞拉这一结构的关键因素。
日益衰退的美国-委内瑞拉石油关系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美国与委内瑞拉虽然时常出现冲突，但石油联系却根深蒂固。自大约一百年前委内瑞拉第一次成为主要石油生产国与出口国后，美国一直都是其最为重要的石油贸易与投资伙伴。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委内瑞拉成为了美国石油进口的最大源头，占石油进口总量的近20%(约210万桶每天)。与此同时，对美国的出口也是委内瑞拉石油出口总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美国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与德克萨斯州的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炼油厂已经具备了处理委内瑞拉(以及墨西哥)重油与酸性油的技术能力。这些炼油厂对于委内瑞拉超重石油的提炼会产生一种重要的副产品——石油焦(petroleum coke或称petcoke)，这是一种碳含量很高的煤炭替代品，随着美国能源的不断升级石油焦很少在本土使用。石油焦在燃烧时会释放大量温室气体，与煤炭相差无几，但其燃烧所产生的灰尘与有毒物质则要多于煤炭。如今美国的炼油厂将越来越多的石油焦向亚洲出口，包括中国，用于亚洲国家的火力发电与工业生产。
与此同时，PDVSA的美国商业子公司雪铁戈(Citgo)一直以来确保了委内瑞拉在美国石油市场的炼油与汽油零售份额，这不仅在西半球是首屈一指，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自从1976年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经历国有化之后，大部分国际石油公司都被禁止投资委内瑞拉。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1999年查韦斯就任总统前的几年中，由于石油开放，主要的石油公司，如艾克森石油公司、雪佛龙公司以及美国康诺克石油公司，都向委内瑞拉提供了大量投资。
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委内瑞拉与美国之间的石油贸易与投资都大幅降温，更不用提两国的政治关系。2013年，委内瑞拉依旧是美国第四大原油来源与石油产品进口源头，然而由于对美石油出口已不足每日80万桶，美国石油进口中委内瑞拉的份额已降至总量的10%(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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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美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内经济环境、庞大的市场力量以及公司具体决策。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当前的经济衰退，这引发了汽油需求的下降与石油进口的减少。而造成这一趋势的另一原因可能是美国国内页岩油资源快速的发展，但国内供给的增加主要减少了美国从非洲进口较轻原油的总量，并非是较重石油。导致进口量下降的原因还包括委内瑞拉石油生产的减少，以及美国炼油厂改用加拿大亚伯达油砂(如今加拿大是美国第一大石油进口源头)。
很多美国石油巨头(除雪佛龙公司)都减少或放弃了20世纪90年代对委内瑞拉的投资。在查韦斯颁布了新规则，规定PDVSA在奥里诺科油田所有合资公司中的份额至少要为60%后，包括艾克森美孚与康诺克飞利浦在内的公司都大幅减少了在委内瑞拉的业务。美国石油公司与委内瑞拉政府之间的法律争端已经闹到了国际法庭，这很有可能会使委内瑞拉已经很危险的债务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雪铁戈公司在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的提炼和销售量都有所减少，这既是因为公司内部出现了财政困难，也是因为美国政府对查韦斯与其继任者马杜洛(Nicolás Maduro)日益不满。确实，委内瑞拉当局已对出售雪铁戈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这可能意味着美国的委内瑞拉石油进口量会进一步减少。
情况反转的另一迹象是2013年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精炼石油产品，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状况突显了美国国内石油行业的蓬勃发展与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不断衰微。
在查韦斯与马杜洛的领导下，委内瑞拉通过公共关系展示出它在努力摆脱对于美国的出口依赖，同时不断增加亚洲的合作伙伴(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尽管如此，在2013年委内瑞拉依旧将其出口石油的40%出售给了美国。因此，即使美国不再依赖委内瑞拉石油，委内瑞拉仍可以继续依靠美国，将其作为委内瑞拉最有价值商品的最大单独出口市场。
中国与委内瑞拉勉强维持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委内瑞拉于1974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美国与委内瑞拉联系远比中国要久远得多。就像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关系一样，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发展也受到中国国内对于自然资源需求激增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此后不久中国开始在委内瑞拉石油部门中寻求贸易与投资机会。
然而在查韦斯就任总统之后，中国-委内瑞拉关系才开始繁荣发展，形成一种特殊的双边关系，2014年夏天中国将委内瑞拉定位为“综合战略合作伙伴”。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利益便具有了一定形式、规模与重要性，这是中国与其他拉美国家能源与国家间关系所不能相提并论的。此外中国所进口的委内瑞拉超重石油或煤炭类产品，如奥里油或石油焦，无疑会对气候产生不利影响。
理论上，委内瑞拉无与伦比的石油供给能力与中国巨大的能源需求是一对完美组合。虽然委内瑞拉对美国的石油出口量已经有所减少，但对中国的出口量却在不断增加(参见上图)。在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原油出口不足每日5万桶，而据估计2013年委内瑞拉向中国出口原油的总量增长到了30万桶每天(委内瑞拉成为中国第七大石油进口源)。2013年中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的总量占中国全部原油进口量的5.5%，占委内瑞拉全部原油出口量的15%。
此外，自2007年中国就通过贷款换石油协议成为了委内瑞拉主要的外国融资来源，这些协议价值高达500亿美元，主要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这些贷款意味着中国可以长期从委内瑞拉获得特惠原油与石油产品(尤其是燃油)。反过来，委内瑞拉则在无法获得其他国际融资的情况下，还是有机会获得来自中国的大量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与中国石化，已经成为了委内瑞拉不断扩张的奥里诺科勘探与生产过程中关键的参与者。
虽然中国-委内瑞拉关系特殊，但中国政府与企业领导长久以来都认为委内瑞拉是个令人沮丧的合作伙伴。总体来说，中国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虽然双方都宣扬石油贸易与投资关系得到了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中国也看到了PDVSA的运行异常阻碍扩张与委内瑞拉经济萎靡状况的不断恶化。
年复一年，委内瑞拉与中国官员都会郑重声明，两国的贸易额将很快达到其最高值的两倍，甚至三倍。例如，PDVSA日前遭到解雇的总裁拉米雷斯(Rafael Ramírez)就常常将目标定为1百万桶每天。然而，这些目标从未有过会被实现的迹象。
虽然中石油与中石化加入了很多从事奥里诺科石油勘探与生产的合资企业，但实际的生产与投资量都还远低于两国的预期。这两个国家在努力的过程中都遇到了非常现实的困难，尤其是在升级改善投资与合作方面。早前的一个例子就体现了这些挑战，PDVSA放弃了与中国共同开发奥里油的大规模合作项目，中国甚至为了这种主要成分为沥青的专利燃料已经对发电厂进行了改装。但在没有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充分商议的情况下，PDVSA认定该计划在经济层面上不具备可行性，并单边做出决定为本国的超重原油寻找其他市场。
委内瑞拉的政治两极化与不断恶化的经济、社会问题在中国看来都是非常明显的警示标志，标志着委内瑞拉是个日益动荡且不可靠的合作伙伴。最初，中国国有银行、石油公司与委内瑞拉进行交易所采取的方式是为了避免合作过程中的政治经济风险。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有石油公司、智库分析师以及一些外国观察员都认同，贷款换石油结构(更不用提国家间关系的不断发展与加深)是对委内瑞拉可能出现的违约行为甚至是两国整体贸易投资关系恶化的有力对冲。但尤其是在查韦斯去世后中国国内外观察员都开始变得不那么乐观了。
政策建议
美国由市场导向，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总量减少，而中国由国家导向，与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合作有所扩张，这体现出两大能源进口国正向着不同方向发展，但美国与中国都有理由重新考虑其针对委内瑞拉以及超重石油资源的短期与长期政策。
对于中国而言，重组合作战略的原因是非常清晰的。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换石油项目以及其他国家间承诺都没能带来期盼中的石油贸易与投资机会。相反，中国政府、国有银行以及石油公司现在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加拉加斯开设了新的支行，以更加小心的监管中国的贷款与投资。然而，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实现与委内瑞拉石油关系的显著改善，这一目标的实现要依靠委内瑞拉经济治理与政治健康的整体提高。但中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不干涉他国内政政策日渐显得不切实际，使解决这些问题变得非常困难。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对于委内瑞拉石油进口的减少主要受公司决策影响，这限制了美国与意识形态上存在敌意的能源供应国的接触。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查韦斯担任总统后就非常紧张了，即使在查韦斯去世后也没有明显好转。美国增加了从(有时)更加友好的加拿大进口更重石油的总量，甚至超过了从委内瑞拉(与墨西哥)进口减少的总量。但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依赖的减少并没有带来针对委内瑞拉有效且经过深思熟虑的外交战略，或是针对目前美国仍在消耗或加工大量委内瑞拉原油与石油产品的有效的能源与气候政策。
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耗国与进口国，中国与美国有机会也有必要共同合作来减少委内瑞拉超重石油所带来的气候影响。这样的合作应该作为中美全球能源治理与安全日程的一部分，包含市场机制设置，如碳价以及针对源自超重石油加工的高碳含量产品(如石油焦)的技术合作。关于如何管控对于委内瑞拉以及其他超重石油(尤其是加拿大超重石油)的使用，中美两国所作出的决定将会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范例。但无法通过合作建立标准、进行最佳实践就意味着两国之间要有一国将主动权让给另一国或是更多其他普通市场力量。
与此同时，委内瑞拉与其巨大的能源资源也向中美两国提出了挑战，中美两国在努力构建习近平主席所提的“新型大国关系”，而这一关系需要两国的合作而非对抗。确实，委内瑞拉与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一样，就像是一次重要的测试，检验中美两国的“后院外交”是否将会变成对于影响力的一种零和追逐，或是两国是否可以通过合作找到新的区域平衡，造福所有区域内国家。委内瑞拉位于美国传统的地缘政治影响范围，而中国也日渐视东南亚为后院以及合法的势力范围。
中国同委内瑞拉能源与政治关系日益紧密的时期正值委内瑞拉与美国关系日渐敌对的时期。在同一时期，美国也再次决定优先发展与东亚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在可预见的未来，能源将是这些动态平衡的核心。尽管中美两国不可避免会承受压力进行竞争(甚至有可能出现对抗)，但找到新方式进行能源与气候问题合作是中美两国决策者的当务之急。
注释：
1：关于委内瑞拉的石油统计数据很不一致。例如：2013年，PDVSA的原油产量官方数据约为2.9万桶，然而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为2.5万桶。尽管很难得到关于委内瑞拉石油的可靠一致的数据，但其总体产量下降、向美国出口量减少，以及向中国出口量增加的趋势确实显而易见的。
作者介绍：
陈懋修(Matt Ferchen)现为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并主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与理念的政治经济学”课题。他的研究专注于研究中国城市的非正式经济治理，辨析“中国模式”的发展观，以及探讨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陈懋修也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教国际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
陈懋修是杜鲁门和富布莱特学者。他的著作在众多刊物上发表，包括中文期刊《国际政治科学》。陈懋修曾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生活、工作并开展研究。
来源时间：2014/10/30 发布时间：2014/10/23
旧文章ID：434
薛理泰：美欧将加紧攻击伊斯兰国
作者：薛理泰 来源：联合早报
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正在叙利亚、伊拉克两国纵横四方，在合围叙利亚库尔德重镇科巴尼之际，同时兵锋直指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政府正在向美国求救，请求美国派地面部队救急。
伊拉克政府指出，伊斯兰国已对巴格达西郊，还集结一万兵力，将对巴格达展开攻势。安巴尔省首长表示，近来国际社会的关注聚焦于库尔德重镇科巴尼被围攻，却忽略巴格达周边紧张局势，他警告，该省可能将在“十天内沦陷”。
尽管在巴格达城内伊拉克政府军为数达六万，足以支撑一时，可是安巴尔省与叙利亚接壤，境内还拥有伊拉克第二大水坝，战略性颇为重要。迄今该省大部分已经陷落。如果该省全境沦陷，伊斯兰国将利用其作为攻击巴格达的跳板。
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12日表示，在伊拉克军队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美国军事顾问可能将在地面战场上对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上月邓普西在美国国会指出，他认为美军顾问应在地面战场上与伊拉克军队并肩作战。
固然奥巴马总统强调过，美国不会派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可是，美国也不能对伊斯兰国的横行无忌视若无睹，何况伊斯兰极端势力能否与西方国家相安无事，也不是依照美国单方面的愿望所能决定的。假若美国对伊斯兰国肆无忌惮的行径作壁上观，就不成其为世界警察了。
然而，伊斯兰国的核心是逊尼派武装力量，其信奉的瓦哈比教义崛起于18世纪，自称唯一真神教徒，在教义上极端保守，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徒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该教派主张净化信仰，回到穆罕默德时代，并且强烈反对如世俗化、什叶派等“异端行为”。
据此，西方国家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较量的主战场，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在更大程度上、更长的时期内，将聚焦于政治领域。在这方面，明代大儒王守仁的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确是具有针对性。
2003年以后，多达18万美军常驻伊拉克，尽管自杀性爆炸案彼伏此起，却尚能在表面上维持大局稳定。2011年，美军撤退回国。不久后，伊斯兰极端势力即迅猛崛起，卷土重来，势难遏制。
先例俱在，历历在目。据此观之，纵使这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往中东派遣地面部队，与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作战，也仅能取得战役性胜利，欲求在战略上获得完胜，却无异于缘木求鱼。
至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以及其他海湾国家参与作战，这些国家在教派、教义上与伊斯兰国源出同宗，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岂能全力以赴地与信奉相同瓦哈比教义的逊尼派武装力量交战?一旦西方联军撤走，不旋踵，中东国与国之间、教派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一概故态复萌矣。
这些前瞻性的考量据信都属于西方政治家的战略规划的内容。据笔者研判，对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归纳，权衡轻重以后，最终美国及其盟国仍然会加大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力度，包括再次往中东地区派遣地面部队。
这层评估的依据何在呢?大略说来，在西方国家政治家战略盘算中，衡量利弊得失时，对下列基本因素的估量比前述评估所占的分量更重，就对二次大战以后美、欧国家建立的国际政治格局构成的挑战而言，前者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也远比后者更大、更明显。姑且试析如下：
在现代史上，伊斯兰世界爆发的重大事件，由于种种因素，往往会对现存的国际政治格局构成重大的冲击。例如，1978年在伊朗发生的反对君主体制的大规模民众示威运动，1979年1月终于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政权，并由旋即回国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主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担任国家最高领袖。史称伊斯兰革命。
这次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并不具备学术界称为革命的诸项“先决条件”，却获得了千万民众的支持，并使伊朗这个什叶派占压倒优势的伊斯兰国家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涟漪所及，而且对其后的国际政治格局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全球伊斯兰教徒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激发，纷纷在各地追逐政治主导权。可以说，当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持续而激烈的撞击，追根究底，应当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
当前伊斯兰国正在崛起，其武装力量久经战阵，战场生存能力很强，正在叙利亚、伊拉克两国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巴格达、大马士革当局莫敢撄其锋，只能求助于美国及其盟国了。何况，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正在径直叩响土耳其的大门，不予以遏制的话，将对西方带来严重的后果。
土耳其作为伊斯兰教大国，却是最世俗化也最西化的伊斯兰国家，近年成为欧洲基督教国家阻挡伊斯兰革命输出的中间地带。最近土耳其宗教势力在伊斯兰革命影响下，正积极活动，快速扩大影响力，朝着政教合一的方向迈进。如果伊斯兰国在中东站住脚跟，并往近东(土耳其)扩展影响力，则伊斯兰革命将掀起第二次高潮，加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板块的撞击，成为美、欧政治家的梦魇。
加之，当前美国业已把亚太再平衡定为本世纪的大战略。设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板块再次发生猛烈的撞击，势必会迫使美国对此项大战略予以调整，兹事体大，影响深远。美国出于谋求亚太以外地区的稳定，也须加大攻击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力度。此其一。
伊斯兰国拥有雄厚的财政支撑和有力的宣传手段，不但对伊斯兰国家也对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具有号召力。其武装人员近半数居然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这些武装人员既有狂热的宗教信仰，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况且还是美国或欧洲国家的公民。这些武装人员常戴着面具，轻易不露真相，目的就是可以随时返回本国而不受惩罚。
一旦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中东地区的活动处于“退潮”的阶段，这些武装人员摇身一变，以平民的身份重返美国或欧洲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公民旅行时无须申请签证，可以随时穿梭般地自由出入境。何况，美国遍地都有私人枪械，俯拾可得。假若这些宗教极端分子返回本国，再作冯妇，小则从事恐怖活动，大则酿成区域性宗教冲突。美、欧国家要杜绝后患，也有主动地在中东地区从事反恐的必要性。此其二。
综上所述，美欧国家可能将加大对伊斯兰国进行军事攻击力度，或许将派遣地面部队参与作战。
来源时间：2014/10/30 发布时间：2014/10/29
旧文章ID：433
秦晖：中国为什么长期被西方国家“透支”？
作者：秦晖 来源：凤凰网大学问
2014年10月10日下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大午论坛”上做了主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西方政府之所以大多债台高筑，是因民众希望高福利+低税收模式，左派(主张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右派(主张自由竞争，低福利低税收)为讨好民众，在政策执行中往往只能执行对民众有利的一半。
秦晖表示，这样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模式按说并不可以持续，在冷战前也是不可想象的。但因全球化在最近20年来，尤其是中国等加入后，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加深。这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全球透支(制造外贸逆差、发行国债、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来继续讨好民众，债台高筑下也不致于政府破产、制度坍塌。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因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接盘。秦晖称，因中国目前仍属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况，国内消费能力自然不足，出现产能过剩，严重依赖外需尤其是美国需要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甘愿被透支”。这样，中美两国形成了全球化的互动。
最后，秦晖表示，中美两国的这种发展模式都有各自的问题，且如果任何一方模式转变，对方也难以玩转，“要么是美国学中国，要么是中国学美国”;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应该解决自由福利双不足的问题，这不仅事关中国前途，也事关世界的前途。
以下为演讲实录，由冯存建整理，未经作者核对，大学问择要刊发：
西方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民众致高福利+低税收债务状况严重
1、美国金融危机处理方式：民众负债转化为政府负债
我想从2008年金融危机谈起。这场危机现在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它的影响还是在延续着。这场危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道西方原来是有左右两派的，简单点说，左派认为政府应该多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建设福利国家;右派则提倡自由放任、市场竞争。他们一直有这种争论。危机一来，双方都要争取舆论正确，所以对危机就有了两种解释：左派认为出现危机因自由过分，尤其是金融监督管制不够，出现了很多问题;右派则认为因为福利搞得太多，借钱借得多，并引发债务危机等等。
这场危机首先在美国发生，后来蔓延至欧洲。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表现为债务危机，欠了一屁股债。但是美国和欧洲又有些区别：美国主要是消费者引起的次贷危机，很多人贷了款买房，由于房价下降，还不起房贷，于是引起一些连锁反应。因此，在美国的债务主要是居民消费债务;而欧洲债务危机是在2010年达到高峰，普遍叫法是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是政府负债。
但居民消费负债和政府负债根源是一样的，而且这两种债务是可以互相转化的。2008年美国采取反危机措施，很快就把居民消费债务减下来了。一组数据显示：08年危机爆发时，美国居民储蓄率是-5%，也就是说居民负债超过居民储蓄。但是在美国采取措施后，2009年很快就变成了正数。美国居民储蓄率现在又恢复到正常，大概6%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消费负债虽然下去了，但是政府负债却飞速上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债务本质上是一样的。
有种说法需要驳斥。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观点保守的人说，这场危机和1929年危机一样，都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的危机。甚至有人说，这是过剩危机。其实现在西方哪来还来的生产过剩，全世界生产最过剩的就是中国。整个西方目前的普遍状况是生产不足但消费过度。
2、西方民众希望高自由+高福利政府不得不买单
接着开头的话题说，为什么会发生债务危机呢?前面说过，美国的左右派争得非常厉害。我之前就曾表示，不管自由放任何和高福利各自有什么优缺点，这场危机既不能用自由放任、也不能用高福利来解释。从逻辑上讲，自由放任意味着低税收、低福利，福利国家意味着高税收、高福利，如果政策果真选择其中之一推行，都不会带来金融危机。
什么情况下会造成巨额的债务呢?而且这种债务不可控、越变越多呢?其实很简单，从逻辑上讲，就是左派的政策和优派的政策都只实行一半。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左派和右派是都要讨好老百姓的，因为老百姓不喜欢，你就上不了台。那么老百姓是喜欢左派还是右派呢?应当说，如果就芸芸众生而非特别高智慧的人而言，老百姓是既喜欢左派也喜欢右派，但是两个都各喜欢一半：老百姓喜欢左派给他们增加福利，但是不喜欢增税;喜欢右派给他们减税，但是不喜欢减福利。
于是，在西方两党制的左右循环中，就出现这么一种现象：左派上台，福利增加的很容易，但是税收增加难;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是减福利就很难。在这样的反复循环中，政府债务的窟窿就会越来越大。
西方国家向全球透支服务民众 中国甘愿被透支
1、全球化加深让西方高福利高自由模式得以持续 居民消费能力强
如果我仅仅这样讲，大家可能会觉得，照你这么说，出现危机既不是左派的问题，也不是右派的问题，而是民主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左右两派才要全力赢得民心。但从现实说，为什么这种状况(左右两派讨好民众，政策只实行一半，政府高负债)持续了两百多年，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垮台、政府破产的结果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其实在冷战以前，全球化深度和广度还比较低的时候，这种状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相对单独的运行，既要求高福利有要求低税收的状况是不能出现的，就像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在全球化程度还不高的时候，民众对“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持续性是有感觉的，因为如此运行很快就会出现问题。在民主制度下，老百姓不能说非常的聪明，但基本的理性还是有的。当时的条件下，接受低福利或者提高税收都是不乏其力的，不能说老百姓都是撞死南墙不回头的。
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就出现一种现象：好像左右两派政策各执行一半的游戏能够无限的玩下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扩展了。原来世界市场是西方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在玩，但后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加入，尤其是冷战后，以中国为代表的那些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
很多国家都加入玩全球化以后，就有了一种可能，使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向全球透支的方式玩很久。很多国家可以通过诸如外贸逆差、国债、资本市场向全球融资等方式，做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把债务窟窿粘起来。粘起来后老百姓没有感觉这个事情的危害性，这个游戏就可以玩得很久。玩得很久，等这个窟窿很大以后，一旦某一个契机，比如美国的房贷违约现象，一旦这个契机引爆，就会出现债务的突然塌陷，造成非常严重的连锁反应。
2、中国高税收低福利 居民消费低 只能被透支
可是紧随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可以向全世界透支，但透支的本质是借钱不是抢钱，如果是船坚利炮式的抢钱，也不会有债务危机了。借钱是自愿的行为，前提是有国家愿意借给你，甚至是巴不得借钱给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可能某个国家如果不借钱给你，就无法运行下去。
什么样的国家具有这种性质呢?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世界上玩全球化游戏的还有另外一类国家：这类国家也有左派、右派，且都是从西方学来的。比如在中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源自西方。
唯一的区别是在中国左派、右派玩游戏的平台与西方不一样。这种平台的最大特点是，左派右派首先要讨好决策者，而不是讨好老百姓。当然也可以不讨好，但如此来你很难有做事的空间。那么决策者喜欢什么?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决策层的想法应该说是和老百姓相反的。
老百姓既不愿意缴税，又要求高福利。决策者正好相反，它喜欢拥有很大的权力征税，又不喜欢老百姓拥有福利问责权力的可能。但决策者提供的服务和福利国家不一样：如果提供服务你要千恩万谢的;如果不提供你也不能要。
如此一来，在这种国家里，就会出现一种状况：左派右派都需要决策者喜欢。喜欢什么?喜欢左派为ta扩大权力，又喜欢右派为ta推卸责任。
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在在许多方面中国和西方的差别都不是很大，但财政上面差别最明显，我们的财政黑字和西方的财政赤字形成鲜明对比。政府的钱仍然是花不完，每年预算执行情况一直到11月或12月初都还有大量的黑字，到年底就会突击花钱。
3、美国政府穷但担责更多 中国相反
所以，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债台高筑，但所谓债台高筑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很穷，而是钱在老百姓手中，政府很穷，远远满足不了民众对公共服务和福利的要求。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恰恰相反。
而且，这两种做法对实体经济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如果一个政府权力有限、责任很大，老百姓对应的自由和福利就会很多。在这种状况下，居民消费率往往会很高。因为民众的自由多了，他(她)就会花钱;民众的福利多了，他(她)就敢花钱。既会花钱又敢花钱，这种经济的消费率一定是很高的。甚至我觉得今天的西方与1929年的西方已经倒过来了：1929年的西方有生产过剩的情况，现在的西方普遍是有生产不足、消费过剩的状况。
反过来讲，参加全球化游戏的另外一种国家(这种国家中体量最大的就是中国了)，情况正好相反。这种国家当中，民众的自由度和福利都比较低。自由度比较低，就不太会花钱;福利比较低，就不敢太花钱。因此，这种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居民消费率特别低。在2007-2008年度，中国是所有主要经济大国中居民消费率最低的国家，大概只有GDP的35%左右。
这么一来，就会产生几个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就会产生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问题，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会产生生产不足、消费过剩的问题。中国政府的钱多的花不出去，它们却债台高筑。如果这两种国家像冷战钱各玩各的游戏，肯定是走不通的。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两种经济就会构成一种互动，双方都会以对方经济的特征作为自己经济特征发展的前提。
正是由于像中国、越南这类国家的存在，可以使西方国家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可以玩得很久;也正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存在，才成为中国这类国家的外需来源。在2008年前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人家来透支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透支，就会出现美国1929年那样的经济危机状况。
中美两种发展模式都存在问题
1、“要么是美国学中国，要么是中国学美国”
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对中西两方都积累了很大的问题，也带来了很大的危害。2010年的时候，经济学界就在讨论，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从负值变为正值，会导致中国经济外需疲软的问题。只要是有一方经济模式改变，另一方就很难玩不下去了。
现在双方的模式并没有根本变化，美国民众储蓄率变为正值是将民众债务转化为极度膨胀的政府债务了。奥巴马的这些年，美国有点像欧洲演变的味道，美国政府的债务及承担的责任都不断的增加。
如果中国改革有了比较大的突破，政府的权力是有限制的，责任是可以追问的，老百姓的自由和福利都可以得到增加，中国低消费和生产过剩的状况就可以得到变化。如果我们不成为美国等透支的根源，美国的问题恐怕就非得解决不可了。现在，要么是美国学中国，要么是中国学美国。
2、中国改革需要民众受惠的实质性进展
那么，中国会不会因为学了这套东西以后，就会变成过度消费呢?当然不太会。道理很简单，因为要玩那种游戏，光有全球化还不行，还要有国家愿意给你透支，中国能透支谁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体量这么大的，你可以透支越南，但越南太小。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发展到美国如今的地步。
但是如果中国改革想取得实质进展，目前中国经济的这种自由福利双不足、产能过剩消费不足、过去20年比较畸形但确实发展很快的模式就必须要发生很大变化。
今天所讲的，不但是中国，其实世界也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不仅事关中国前途，也事关世界的前途。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冯存健)
来源时间：2014/10/30 发布时间：2014/10/24
旧文章ID：432
季志业：韩日与美国结盟，中日韩难成共同体
作者：季志业 来源：韩国《中央日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季志业明确表示“在韩国构建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将对中国构成威胁”。他作为中国国际安全问题的一级专家，令人意外地分析指出，朝核问题根源在于韩国与中国、苏联建交当时，美国和日本没有交叉承认朝鲜。10月24日与前国会外通委员会委员长朴振(现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进行了访谈。
-习近平主席政府的外交政策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
季志业：两个字“务实”，即,实用和求实。中国外交为实现“中国梦”有两个百年目标。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到那时要实现建设小康社会，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到那时要实现建设成为现代(发达)国家。过去主要强调外交为经济服务，现在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更强调为民众服务。因为需要保护的中国海外利益逐渐增加。这也是习主席与过去领导人不同,几乎每个月都出访他国的原因所在。
-中美两国之后会成为竞争对手吗?
季志业：中美贸易额达四千多亿美元，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累计达1000多亿美元，另外中国拥有将近20000亿美元的美国债务。中美两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经济上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对方国家的发展，因此中美两国实际上相互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的制度优越并不一定意味着价值优越。中国在过去30年内，通过与美国不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价值模式，也实现了经济发展。美国不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度和价值)的唯一标准，需要相互尊重各自的制度。
-乌克兰事件后，美俄进入新冷战，而中俄关系逐渐密切。这是围绕韩半岛，恶化成为中俄联合和美日同盟的对立组合吗?
季志业：“俄罗斯与欧洲经济已经很紧密，不可能与整个西方国家对立。但与美国，政治、经济相互依存度不高，可能还是存在政治上的对抗。但是两国之间也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双方作为大国，具有维护地球的安全和稳定的责任，他们不能轻易地走向激烈的对抗 。日本也在采取通过改善对朝关系来引起美国关注的战略，当然也是平衡韩美之间的关系。因此围绕韩半岛，不可能出现中俄与美日的对立组合。”
-对于美国进攻伊斯兰国(IS)，中国坚持不进行军事介入的立场。如果中东事态恶化，习主席提倡的“一路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圈将很难实现。
季志业：“为从根本上解决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应该帮助当地经济发展，让他们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如果阿拉伯国家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圈，实现经济发展，恐怖主义将得到解决。”
-中日韩三国能否欧盟(EU)一样构建共同体?
季志业：“日本内部缺乏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所以很难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在外，韩国、日本与美国结成同盟，较难进行自主外交，恐怕要建立一个共同体也不现实。”
- 中朝关系逐渐疏远，两国关系是否出现异常?朝鲜是否能够实现核研发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季志业：“两国最近也交流密切。当然中国为实现韩半岛无核化，希望朝鲜听取国际社会的劝告。最近朝鲜增设开发区等,在农业、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推行新政策，试图做出改变。据我所知，朝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朝鲜不进行核研发，也能实现经济发展。”
-中国和朝鲜要求韩美为进行六方会谈而中止联合军事演习。如果不进行军事演习,谁来守护韩半岛的安全呢?
季志业：“韩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比朝鲜具有很大优势。并且还有韩美军事同盟，朝鲜没有理由挑衅比自身强大几百倍的韩国。朝鲜被孤立起来，并与韩国实力相差过大，于是进行核武器研发。曾经四国达成默契，中国和苏联在与韩国建交时,日本和美国也要与朝鲜建交。如果当时实现了交叉承认，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韩国如果构建THAAD，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吗?
季志业：“(中国导弹)专家明确表示‘会构成威胁’.THAAD无法防御朝鲜的短程导弹。这是美国在全世界构建导弹防御系统的一环。我们不希望友邻韩国引入THAAD。”
-韩国导弹防御系统不够完备，中国能够确保韩国安全吗?
季志业：“中国无法确保。因此才希望通过六方会谈对韩半岛安全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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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10/30 发布时间：201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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