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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专论:“台湾政策法案”要送台湾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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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淑玲  来源:中评社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4日将审查“台湾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7日表示他将和国会议员讨论这部法案,因“部分条文令人担心”。台湾期待该法案通过后美国对台政策转为清晰,在幕后积极游说。然而此一“掏空一中”的法案一旦通过,台海局势必将爆冲,美中交手难免,无异要把台湾送上战场,美国行政部门理应紧张。

“台湾政策法案”共分三大篇、九大主题,包括解除美国对台军售所有限制,确立台湾为美国的“重要非北约同盟”,协助台湾建立“不对称战略”,确立台美“互设办事处”等同于“准大使馆”地位等等,让台美关系迈向准官方,形同“台湾关系法”的升级再升级。草案更明订中国对台威胁的制裁手段,不但挺台,也协助台湾抗中。简而言之,此法若通过,美中关系最核心的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全部都被毁了。

台湾高层对此法案虽低调,更不承认是台湾所推动,但台“外交部”却多次公开透过记者会等形式表态乐见其成。近日美行政部门示警,连向来力挺民进党的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都表达此法恐给两岸关系火上浇油,台官方都听不进去,言必称这是美国国会议员出自于关心台湾的立法,毫无打退堂鼓之意。

“台湾政策法案”究竟是不是台湾在后面推的,日前有台学者发表文章表示其中许多“务虚”条款是出自台方建议,遭绿营人士痛批公然造谣。但推动该法案的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Bob Menendez)与共和党籍参议员葛理汉(Lindsey Graham)4月访台大剌剌当着蔡英文面要求台湾购买波音787客机,葛瑞姆返美后还发出新闻稿要求台湾购买波音787,连时间、数量、总金额80亿美元都具体提出,之后“台湾政策法案”便出炉。这些关连性近期都在台湾引起热议。

尤甚者,华航对于购买波音787原本还在评估未定案,但在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9月14日审查“台湾政策法案”前夕,华航却突然在8月30日召开临时董事会决议以不超过46.08亿美元,向美国波音公司采购16架787-9客机。这究竟是不是对价关系引发议论,对此,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曾痛批民进党政府不该指责媒体报导美国政要来政治推销是恶意中伤!

台湾最近密集有外宾来访,有时一天不止一团。台“外交部”预算书载明,明年度预订邀请2368人次外宾访台交流,较今年度增加约300人次;预算规模成长约一成五。台湾使尽浑身解数拉拢国外政治人物与团体的支持,更因部份夹着商业利益,让各国民意代表更热衷挺台。但以“台湾政策法案”为例,规模够大,够炫,却踩到美中关系红线。美国行政部门很清楚这法案一过会发生什么问题,这可不像8月初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那种一次性的影响那么简单。苏利文衔命与国会议员斡旋希望踩煞车,议员背后的台湾更是关键的角色,但台湾迄今也没说要退。

“台海中线”从佩洛西访台后就消失了,大陆军机每天都跨越“中线”,经常一天就来几十架,成了台海新常态,难保不会有擦枪走火的一天。昨日有台媒爆出一则独家新闻,称台安全单位以蔡英文为核心,对打仗时影响决策的重要人物发出一张小卡片,持有这张卡片者开战时将第一时间被安全单位引导到机密场所,协助蔡英文指挥作战。对此台官方未做任何回应,却显示台海确已战云密布,并非如台湾社会表面所呈现的那般歌舞升平,而台湾竟还继续的往可能让战争发生的方向走。

“台湾政策法案”所呈现的内容,挺台是表面,更深层的是美国介入中国内政,推翻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建交基础、美中关系全面崩坏,两头大象要撞上了。今年2月乌克兰因不理会俄罗斯反对,执意要加入北约,导至俄罗斯出兵,这次的“台湾政策法”因涉及地表上两大强权的正面对撞,在程度上比乌克兰欲加入北约更加严重,一旦法案通过,会发生什么后果很难说。如果民进党政府真是扮演“台湾政策法案”推动者的角色,到现在还透过在美国国会的代理人在推动立法,无异于主动引战。

来源时间:2022/9/9   发布时间:20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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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暂停接收F-35怪中国零件,专家:美想与中国在军工科技领域“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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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媛丹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官员当地时间7日表示,五角大楼已经暂停F-35战机的交付工作,原因是F-35发动机中的一个部件使用了来自中国的材料。8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国军事专家表示,美方此举的政治意义非常明显,就是想实现与中国在军工科技领域的“脱钩”。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日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戈梅尔称,一项在8月中旬进行的调查发现,F-35发动机涡轮中的磁铁使用的合金是在中国生产的。因此,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决定“暂停接收新的F-35飞机,以确保F-35项目符合与特种金属有关的国防法规”。根据美国采购法规,国防部相关项目禁止采购和使用一些国家生产的某些特种金属或合金,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

F-35隐形战斗机由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生产,涡轮发动机来自美国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据称,8月下旬,霍尼韦尔从他们的一个第三级供应商处得到通知,他们使用的合金材料来自中国,然后在美国磁化。

洛马公司表示, F-35战机由1700多家供应商的30万个零件组成,该公司正在向F-35联合项目提供需要的信息,以获得国家安全豁免,允许使用中国合金材料的F-35战机顺利交付。

美国“政治新闻网”7日报道称,戈梅尔在发给该媒体的一份声明中称,暂停接收新战机不会干扰已经交付给美国军方和海外合作伙伴的F-35战机的运行,因为“磁铁不会传输信息或损害飞机的完整性,且不存在相关的性能、质量、安全或安保风险”。他还补充说,后续涡轮发动机将使用替代来源的磁铁。

洛马公司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停止交付战机的情况会持续多久,该公司仍在按计划交付2022年的148至153架战机。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向五角大楼交付了88架F-35战机。已经完成但尚未交付的战机将暂时留在洛马公司。

7月18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与洛马公司达成“口头协议”,今后3年将再购买一批F-35型战机,初定数量为375架。五角大楼与洛马公司上一笔“批量采购”F-35战机协议于2019年签订,约定在2022年年底前采购478架F-35战机,总金额大约340亿美元。

据称,霍尼韦尔国际公司并非首次因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接受美国政府调查。2014年,该公司因在F-35战机中使用中国制造的零件而接受美国司法部对其进出口手续的调查。该公司表示,该零件是“全球商务应用中广泛采用的电路板上的一种普通的电子传感器”。

而路透社7日报道称,当前F-35战机上还有其他原产于中国的磁铁,这些磁铁当时已获得时任国防部官员的豁免。美国国防部2014年多次允许使用中国制造的组件,以保证受成本超支困扰的计划能如期进行,供应商诺斯罗普·格鲁曼和霍尼韦尔都被允许在飞机的雷达系统和起落架上使用中国制造的磁铁。

美国军方对“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大动干戈被认为与美国“摆脱对华稀土依赖”的大背景有关。一直以来,稀土都被称为是工业维生素,许多尖端武器中都离不开稀土成分。英国《金融时报》此前的一篇报道指出,洛马公司生产的F-35战斗机,其电力系统和磁铁等关键部件都严重依赖稀土。2015年至2018年,美国进口的稀土中有约80%来自中国。为了减少对中国的这种依赖,美国2020年11月宣布拨款近1300万美元资助3家公司筹建稀土设施。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年底获得授权,直接投资提高稀土产能。

军事专家宋忠平8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暂停接收安装有中国产零件F-35战机的举动政治意义非常明显:用法律名义来实现美国和中国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军工科技领域的“脱钩”。

据了解,美国当前正在开发印尼、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稀土资源,以取代来自中国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美国为了和中国实现‘脱钩’,绕路去寻找代替产品,必然会增加其采购的周期和成本,损害自身利益,这是美国必须要承受的代价。”宋忠平表示, 中国当前对稀土原材料出口也增加了限制,更多鼓励稀土深加工产品的出口,这一方面可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实现稀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稀土产业的发展。

来源时间:2022/9/9   发布时间:20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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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线上讲座:展望中共20大和美国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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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20th Party Congress and US Midterm Elections: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Relations

美国东部时间9月20日(周二)上午10点到11点15分
北京时间9月20日(周二)晚上10点到11点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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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2/9/9   发布时间:20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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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线上讲座:美国大学,中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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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Still Caught in the Crosshairs?

美国东部时间9月22日(周四)晚上8点到9点15分
北京时间9月23日(周五)上午8点到9:15分

      媒体合作机构:龙鹰卫视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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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2/9/9   发布时间:20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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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生:俄罗斯战败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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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玉生

2022-09-08

近日,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暨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办了一次内部视频研讨会,集中讨论俄乌危机对全球金融格局带来哪些重大的变化?对于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先生在研讨会上作了发言。他的基本判断是,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势日益被动和不利,已经显露败象。俄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始终处于持续衰落的历史进程中,这种衰落首先是解体前的苏联衰落的继续,也与俄统治集团在内外政策上的失误有关。西方制裁又加剧加重了这个进程。所谓俄在普京领导下复兴或振兴是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俄的衰落表现在其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对俄军及其战力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二,俄闪电战的失败,未能速战速决预示着俄开始走向失败。与其所谓的军事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力和财力实在难以支撑日耗几亿美元的高科技战争。军因穷致败的窘况在战场上随处可见。战事每拖延一天对俄都是沉重的负担。

第三,俄在军事经济实力等方面对乌克兰的优势已经被乌的坚决顽强的抗击与西方国家对乌的巨大、持续和有效的援助所抵消。俄与美等北约国家在武器技术装备、军事理念和作战模式等领域的代差使双方的优劣之势更加突出。

第四,现代战争都必然是混合战争,涵盖了军事、经济、政治、外交、舆论、宣传、情报、信息等各领域。俄不仅在战场上处境被动,在其他领域都已经打输了。这就决定了俄最终被打败只是时间问题。

第五,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已经由不得俄罗斯了。俄力图在确保主要既得成果的条件下尽快结束战争的愿望已经落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已失去了战略主导和主动权。

高玉生认为,这场战争下一阶段的对抗力度和强度可能进一步提高。不排除扩大和升级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各方的目标截然相反,南辕北辙。确保克里米亚的归属和对乌东的占领显然是俄的底线。而乌克兰不会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向俄让步,决心通过战争收复乌东和克里米亚。美国、北约和欧盟一再申明打败普京的决心。

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不久前强调了美国在俄乌战争上要达到的三个目标:

1、独立和自由的乌克兰;2、被削弱的和被孤立的俄罗斯;3、强大的团结的和坚定的西方。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和北约欧盟国家不仅显著加大了援乌力度,美国还在二战后首次通过了援乌租借法案。美国通过四十一国防长会议已使对乌克兰的援助国际化和机制化。更重要的是,美、英等国直接参与战争的程度在加深,范围在扩大。所有这些都表明,这场战争要打到俄罗斯战败并受到惩罚为止。

高玉生分析认为,俄乌战争后国际秩序演变的几个可能的要点:

1、俄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会受到明显的削弱、孤立和惩罚。俄国力将更加衰弱。可能被逐出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地位显著降低。

2、乌克兰将脱离俄的轨道和势力范围(俄如果还有势力范围的话),成为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即西方的的一员。

3、其他前苏国家可能出现新的不同程度的去俄化趋势,有些国家会更积极向西靠拢。

4、日本和德国在完全摆脱二战战败国的约束,加快发展军备的同时,会更积极地争取政治大国的地位。但不会脱离西方阵营,也不会完全背弃和平发展的方针。

5、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大力推动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实质性改革,如改革受阻,也可能另起炉灶。两者都可能以所谓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划线,排斥俄等一些国家。

高玉生是一位资深的职业外交官,30多年的外交生涯让高玉生有着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和深刻的思考体悟。他的职业主张是:“多交朋友,少树敌人”。

1984年12月24日,35岁的高玉生进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他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也由此开始。2010年高玉生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副秘书长的岗位退休。高玉生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他认为这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主动进行外交调整,为改革开放和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高玉生说。

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改革的道路和方向是有分歧和争论的。有人认为还是要学习苏联,研究和借鉴苏联经济改革的经验。高玉生回忆说:”到使馆工作后,我给国内写了很多报告,多是侧重讲苏联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弊病和苏联经济难以克服的困难与危局,强调苏联模式没有出路。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自己要为国家和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使中国避免重蹈苏联模式的覆辙。”

美媒:“加州设计、中国生产”模式不再,苹果愈加依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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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倩  来源:观察者网

不久前,有报道称苹果公司将在印度工厂同步生产新款iPhone手机。一时间,许多美媒和鼓吹中美“脱钩”的美国人士一度对在印工厂寄予厚望,认为这是苹果“摆脱中国束缚”的重要一步,是一个“微小但意义重大”的变化。

不过,美方上述美好愿景似乎要落空了。美国《纽约时报》9月6日援引消息和分析称,苹果即将发布的iPhone 14在制造设计、扬声器和电池等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中国工程师,这意味着,iPhone手机已经从一个“加州设计、中国制造”的产品,成为了中美共同创造的产品。

此外,数据显示,十多年前,中国供应商仅贡献了iPhone手机价值的3.6%;如今,中国供应商对iPhone手机价值的贡献比例大幅增加,达到25%以上。

通常,印度生产新款iPhone手机需要滞后6至9个月。

两周前,美媒《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苹果公司计划在iPhone14新机上市约两个月后(最早11月份),就开始在印度生产。这表明该公司正在其传统生产基地中国以外的地方提高产量。目前,苹果已经在与印度代工企业合作力争加快生产流程,缩短在印生产设备落后在华生产的时间差。

对此,美媒认为这是苹果公司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生产部分旗舰iPhone,“是一个微小但意义重大的变化”。但《纽约时报》报道称,预计于本周三发布的iPhone 14的开发表明,苹果要“真正摆脱中国的束缚”将是多么复杂和困难。

四名知情人士和分析师告诉《纽约时报》,iPhone 14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中国工程师的工作和组件,包括制造设计、扬声器和电池等方面。

他们透露,在2020年疫情在全球肆虐之际,苹果公司放弃了将大批加州工程师派往中国的做法,而是选择更多地在深圳和上海授权和雇佣中国工程师来领导和参与iPhone 14的关键设计工作,同时中美两国的工程师们通过视频通话进行工作交流。

这些知情人士说,现在,苹果公司越来越愿意雇佣中国高薪职业者来从事相关工作。根据追踪科技行业招聘趋势的Global Data的数据,苹果今年在中国发布的工作岗位比2020年全年增加了50%。

《纽约时报》指出,苹果公司工作方式的变化,恰逢中国供应商对iPhone手机贡献值大幅增加之际。

报道称,十多年前,中国对iPhone手机的生产贡献甚微,主要从事低薪的组装工作。根据东京国立政策研究所经济学教授邢予青(Yuqing Xing)的一项研究,这项工作约占iPhone手机价值的3.6%(仅有6美元)。逐渐地,中国本土供应商开始发挥作用,制造扬声器、切割玻璃、提供电池和制造相机模块等等。数据显示,现在,中国供应商对iPhone手机价值的贡献比例达到25%以上。

独立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科技业分析师王丹表示,上述数据显示了中国如何扩大了对智能手机供应链的掌控,且“这种趋势并没有放缓”。

此外,分析师指出,在疫情暴发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稳定的生产也帮助苹果扩大其在智能手机市场中的份额并销售了有史以来最多的iPhone手机。过去两年,苹果iPhone实现了创纪录的销售和利润。

“因此,iPhone已经从一个在加州设计、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变成了两国共同创造的产品”。

《纽约时报》称,中国工程师在iPhone手机开发中提供的关键工作,反映了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取得的进步。现在,中国工程师和供应商已经向供应链上游移动,以从美国公司用于制造高科技产品的资金中分得更大的份额。

“他们(苹果公司)想要多元化,但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美国技术研究公司 Loup Ventures执行合伙人蒙斯特(Gene Munster)表示,种种迹象表明,苹果公司“非常依赖中国”。

当地时间9月7日,苹果员工和诸多媒体将齐聚苹果公司加州总部,见证最新款智能手机iPhone 14的发布。尽管欧美国家深受高通胀等经济问题影响,但苹果依然相信人们仍有兴趣换用最新技术。苹果公司CEO库克7月曾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5G渗透率仍然很低;所以我认为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纽约时报》预测,届时,苹果将强调新款手机的功能,而不是其制造方式。

尽管如此,大家仍可以从加州旧金山进出的航班中窥见到iPhone手机开发方式的变化。根据美联航数据,苹果曾经每年在美联航航班上花费1.5亿美元。苹果前员工回忆说,之前,美联航从旧金山起飞的航班上坐满了来返香港和上海的员工。

“不过,美联航现在不再提供从旧金山到香港的直飞航班,而是每周四天直飞上海。”

来源时间:2022/9/8   发布时间:2022/9/7

旧文章ID:28307

战后美国的外来人才与移民:概念、类型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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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茂信  来源:亚裔美国人史

摘 要:战后美国的外来人才已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学术成果汗牛充栋,但国内相关研究不仅滞后,关于其人才概念亦无定性研究。文章在参考国外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人才概念,认为其中应包括各学科领域的高学历人才、掌握精深诀窍但不一定拥有高学历的文化娱乐劳工以及工商业界的成功商人。从战后美国外来人才和移民趋势看,其中既有永久性移民,也有众多的临时性技术劳工。纵向看,美国吸引外来人才的总体趋势经历了一个平稳的曲线式增长过程。特别是1990年以后,入境的各类技术人才与日俱增,多数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大批技术人才迁居美国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大稳定的人才回流现象。

关键词:战后美国;外来人才;移民;临时性技术劳工;人才回流

20世纪后半期,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改革和人才吸引政策的完善,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人才形同无数潺潺溪水,汇成一股巨大的移民洪流,浩浩荡荡地流向美国。美国因此也成为当代世界上吸引外来人才最多的国家。据统计,2000年居住在美国的外来技术人才达到1100万,也有学者说超过1250万。尚且不论两类统计孰是孰非,但其中至少凸显出全世界为美国培养人才的格局。技术人才的国际迁移虽然引起了欧美学者的密切关注,相关成果令人目不暇接,国内学者亦有一些成果面世,但迄今为止,关于战后美国外来人才的概念、类型及趋势等问题依然未见体系性探讨。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浅见,以期为我国今后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关于美国外来人才的概念和含义

何谓人才?各类汉语工具书中均解释为有某种特长的人或德才兼备的人。英语中,人才(talent)是指有特殊才干的人。然而,当学者们分析战后美国外来人才及其纷繁庞杂的结构时,却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解释。20世纪中期,英国学者布林利·托马斯在探讨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潮时,其关于人才的概念并没有超出美国人口统计中使用的“专业技术人士”和“技术人员”的范畴。到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表述依然比较盛行。同时,当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惊呼其出现“人才流失”问题后,欧美学者在研究中多数使用了“brain drain”的泛称,而行文中的分析对象和统计数据则主要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教授和技术人员等具有高等学历背景的人。这种方法在同期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报告中也被频繁使用。至于上述表述是否涵盖了人才概念的实际含义及其范畴,尚无人质疑。多数学者为满足自己的研究要求,选择直接表述。例如,纽约市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里特班就将人才概念局限于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等技术性较强的高端人才。还有学者认为,人才流失的概念包括两方面,一是教育素质较高的人才从发展中国家迁入发达国家,二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有许多人学成后移民他国。

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界讨论的深入,人才概念也变得更加宽泛。例如,世界银行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的问题时就使用了“接受过高中后教育的劳工”概念。这个概念中包括企业、职业技术学校、两年制社区学院和四年制大学提供的各种专业训练和教育活动。对比之下,低技术劳工是指“中学及其以下学历的劳工”。这种以学历作为人才概念界定的核心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缺陷是将无学历的有用之才排斥在外。客观而言,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主席、全球化与发展国际中心主任安德雷斯·索里马诺(Andrés Solimano)的概念更加全面,不仅强调了学历要素,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个人创新的“内在能力”。在他看来,高素质人口包括:(1)信息技术、通讯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技术人才。他们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能够研究出新的用途广泛的技术软件和硬件设备。他们有时被称为“知识劳工”(2)自然科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宗教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领域具有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的人才。(3)医生和护士等社会服务型人才,其工作价值的衡量标准不是经济价值和利润,而是人的生命和健康状况。(4)掌握资本和技术资源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生产型人才,其中包括投资者、商人和跨国公司经理等。他们并非都受过高等教育,但却善于将物质和人力资本投入到能最大限度地产生利润的地方。(5)联合国、世界银行和跨国公司等国际性或地区性经济机构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许多人有在欧美国家留学的经历,并在华盛顿、伦敦或日内瓦等国际组织云集的城市工作过。(6)作家、诗人、作曲家、歌唱家、乐器演奏者、演员、运动员、教练等文化娱乐人才。他们并非都有高等学历,但却都掌握了至少一门绝技,其活动借助于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体,能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由于发达国家对商业性文化娱乐活动需求的增长,这类人才的跨国迁移日益频繁,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报告中的界定,它包括:技术专家、高级经理、经销商、投资商、商业人士等。《国际移民杂志》将所有获得大学学历的人都界定为专业技术人士。还有学者认为,高技术人才应该包括:(1)具有学士学位以上学历,包括在大学接受过一年以上四年以下学历教育的人,他们也是“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界定的高等教育中的组成部分。(2)在职业上,技术人才是指跨国公司经理、专业技术和副专业技术人士(associate professionals),有些属于国内短缺的、低于大学本科学历的劳动力。(3)根据工资标准来确定人才。工资是劳动力市场对某些技术类资历价值的反映,可以避免因为学历和职业技术资格认定中存在的语言、文化和技术等级差距引起的问题。只要企业主认定劳工技术并提供相应的工资,就能反映劳工技能的价值。虽然上述概念的含义有相互重叠之处,但是它们比囿于学历的界定更加准确和全面。然而,从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看,按照工资标准确定人才概念的成果依然鲜见。

与上述学者的界定相比,战后美国移民政策中关于外来人才的概念界定更加具体和明确。追本溯源,在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最先涉及人才概念及其分类的机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它在1860年人口统计中开始统计移民的职业分类,到1870年人口统计中,关于职业的分类与统计“更加全面和科学”当时划分职业的标准是产业门类,分为农业、专业技术人士、个人服务、贸易与交通、制造业、机械和采矿业等。此后40年间,这种划分标准基本未变。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危机阴云不散,美国商业部和劳工部等机构面临着许多与就业和救济相关的问题,需要统计并明确失业劳工数量、职业类型和区域分布等,这在客观上需要对各行业的职业分类与统计更加细致。另一方面,在1924年移民法中,美国国会决定严格限制外来移民的时候,对于掌握熟练农耕技术的外籍人给予优先入境的惠遇。虽然这项规定失之狭窄,没有将科学家、工程师和大学教授等能满足美国工业发展需要的科技人才纳入优先吸引对象之中,但它毕竟标志着美国移民政策中吸引外来人才政策实施的开始。在随后10多年间,美国网络人才的政策十分明显,它从逃离纳粹德国的难民中挑选了3000多名科学家,他们在二战时期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在战后,美国移民法中的人才概念最先出现在《1952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中,它将每年50%的移民限额分配给拥有美国急需技术的人,或有突出才能的高学历人才。此后,虽然美国政府对人才的概念和范围有所拓宽,但最全面的还是《1990年移民法》中的界定:(1)“就业类移民”是指1965年移民法中第三优先入境原则中的“具有突出才能”的移民和第六优先入境原则中美国需要的熟练和非熟练劳工,其数量从每年的5.4万增至14万。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在跨国公司担任部门经理3年以上者,或在体育、文学艺术等领域享有国际声望的人才等都可以申请入境。(2)每年设立1万名投资类移民限额,申请者必须在美国的高失业区投资100万美元,在低失业区投资50万美元,并且雇佣10名以上的美国劳工。(3)将1952年移民法中的H-1劳工计划一分为二,设立H-1A和H-1B签证计划,前者吸引的对象是外国护士,后者是引进有特殊才能的科技人才,每年人数不超过6.5万人,他们入境最长可工作6年。此后,若美国公司需要继续雇佣该劳工,可帮助其申请永久居留美国的资格。(4)将1970年移民法中的L-1计划予以扩大,目的是吸引跨国公司的高技术劳工,该劳工在美国可工作7年。合同期满后,符合条件者可永久性定居美国。

根据欧美学者的界定和美国人才吸引政策的规定,笔者认为,美国外来人才的概念必须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凡属自然科学、工科、医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宗教学、农学和军事学等领域的学士及其以上学位获得者,在职业上包括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审计等技术型人士。(2)拥有精深的技术诀窍和专业才能的人。他们并非都受过高等教育,但在文化和经济活动中能创造超额利润与价值,包括歌手、表演艺术家、作家、画家和国际知名运动员等文化娱乐人士。(3)在经济领域以创造价值和利润为主要目的的商人,尤其是在国内和国际知名企业至少工作3年以上的中高层管理者。笔者上述界定的前提是:

第一,人才概念的含义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类似于前文述及的安德雷斯·索里马诺的人才概念就具有广义的性质。笔者所谓的人才概念是狭义上的概念,其中在参考国内外学界成果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到美国移民政策的吸引对象。此外,笔者认为,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人才概念应有不同的含义。在美国的殖民地时代,特定的人才就是教师、医生和牧师等,甚至工匠也都可以被列为广义的人才范畴。到19世纪工业化时代,其概念中应该包括中小学教师、会计、律师、投资者、商人和教会牧师等具有社会、文化和商业价值的技术人士。到20世纪,尽管人才的概念应更加全面,但如果脱离研究视域和语境,而不考虑研究对象的差异,那么,其概念界定就失去了意义。

第二,不论从何种语境下去研究,不管被研究对象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也不论其从事何种职业,人才概念的核心是强调人的创造能力。高技术人才在自己的领域内应该站在最前沿,是未来发展的推动者和引导者。他们作为知识界的精英,拥有引领时代的新思想、知识和技术,引领着本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他们制定的标准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未来教育制度和人口素质的发展。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他们的思想与决策影响着经济活动的走向、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管理、资源开发和现代社会复杂结构的有序运作。作为社会精英,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推动其整体结构性和制度性变革。他们既然能成为科学家、企业家和金融家,也就能成为国家领导人。总之,人才作为一个国家的精英,对国家未来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

第三,本文考察的对象是美国吸引的外国人才,是跨国迁移的具有高等学历和专业技能的移民。他们入境的标准是美国经济、科技、教育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劳动力需求。换句话说,本文研究的人才范畴包括来到美国之后注定要进入就业市场的外籍人,包括两类:一是不同时期美国移民政策中规定的具有高等学历和突出才能的移民,二是根据协议前来工作的持E类签证的投资商和商贸人员、持H类签证的外籍人、持J-1签证的学者及其家属、持L-1签证的跨国公司职员等。凡属美国法定吸纳对象之外的人,不论其学历和技能有多高,其创造商业价值利润有多大,都超出了本文论述的人才范畴。类似于各国驻美外交官员、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的工作人员、外国驻美国的记者和公司代表等,其中不乏专家、学者、教授和科学家等,其入境申请手续中不涉及进入美国就业市场的问题。他们虽在美国工作,但其雇主不是美国的企业或美国政府认定的法人机构,其工薪和各类福利也不是来自于美国的企业和社会团体,而是母国的相应机构。他们在美国没有纳税义务。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工作处于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运行机制之外,故不被纳入人才的范畴。

二、当代美国外来人才的类型

在战后迁入美国的外来人才中,最主要的类型就是按照美国移民政策中规定的“优先入境原则”入境的永久性移民,他们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在美国居住5年后就可加入美国国籍。从战后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看,历次重大立法中都设立了吸引人才的条款。例如,在1952年移民法中,第一优先原则是照顾拥有美国急需专业技术和突出才能的移民及其配偶和子女,该项规定的限额占每年入境移民总量的50%。而其他四项优先原则涉及美国公民和合法外侨的外籍配偶和子女。在1965年移民法中规定的优先入境原则中,涉及技术类劳工的条款是第三和第六条。第三条规定,10%的限额用于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外籍人。第六条将10%的限额用于美国急需的熟练与非熟练工。到1990年,如前文所述,国会又将技术类移民的应用范围和限额有所扩大。这表明,移民法中吸引人才的立法规定是所有外籍人获得永久性移民资格的唯一渠道。在该渠道下入境的移民有两类:第一类是在境外申请入境的外籍人,他们在家乡附近的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在美国的边境口岸接受检查后入境;第二类是持有“非移民签证”入境的“临时性居民”。尽管其类别繁多,规模逐年递增,但入境后可以就业的“非移民”包括J签证的访问学者、H-1B签证和L-1签证的劳工等。关于临时工,拟下文详述,这里首先指出的是,第一种类型的移民人数及其在每年获得永久性居留资格的移民中的比例不断下降,而第二种类型也即以“非移民”身份入境、然后再按照法律规定在美国获得永久性移民资格(以下简称“曲线移民”)的数量却在逐年增加。例如,1957年,曲线移民占当年入境工程师和科学家的22.8%,1963年上升到29.6%。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随着种族歧视条款的废除,各国移民能在平等条件下入境,不仅年均入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例稳步增长,而且曲线移民也日益增多。在1966—1975年间共有10万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移民到美国,其中62%来自境外,有38%是曲线移民。到20世纪90年代,曲线移民增长更快,占1993—2000年入境科技移民的46%以上,其中在比例最高的1996年和1997年分别占54%和52.31%。由于“曲线移民”入境美国的最初身份属于前文所说的“非移民”,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在从事签证限定活动的同时,又有时间和条件熟悉美国的社会环境,了解其文化和就业市场的运作规则,并积累人生经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将来申请定居美国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在2000年之后,“曲线移民”的比例仍在增长,占1999—2008年获得永久性居留资格的148.75万“就业类移民”中的80.81%。在“就业类移民”子项中,曲线移民占首要劳工(priority workers)的83.26%、高学历和特殊才能移民的93.18%、熟练劳工和专业技术人士及非熟练劳工的74.7%、特殊移民的75.66%和投资移民中的40.51%。在美国居住若干年之后再申请永久性移民资格人数的增多,主要是因为临时性身份的留学生、持有J-1签证的访问学者和以H-1B计划为代表的临时劳工签证人数的迅猛增长。

就留学生而言,虽然美国有规模地接受外国学生的历史可溯至19世纪70年代,但在1940年以前,旅美学生寥若晨星,增长缓慢。到1950年,旅美学生不过2.64万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美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外籍学生逐年递增,从1954年的3.42万人增至1964年的8.2万人,1975年增至17.93万人后继续攀升,到1979年已跃至前所未有的28.6万人的规模。当外国学生纷至沓来的时候,恰好是冷战不断升级、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押阖的时期,它凭借着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与其西方盟国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又对其盟友施以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援助。教育因此被看成是服务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工具”。为此,美国国会频频颁布对外教育交流的立法,其中包括《1946年富布赖特法》、《1956年交换学者与移民地位法》和《1961年双边教育与文化交流法》等,其中规定:凡到美国从事研究或学术交流活动的外国学生和访问学者,若其资助经费来自于母国政府或其母国与美国政府的联合资助,那么受助者必须学成后回国工作2年,期满后才可再次申请赴美工作或移民签证。由于战后科技革命引起了美国经济的革命性变革,大批高科技行业和技术性工作岗位应运而生,美国国内技术劳动力供不应求。于是,美国国会在《1956年交换学者与移民地位法》中规定:只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外国学生可以定居美国。1957年《难民逃亡法》规定,旅美外国学生、访问学者、教授、商人和在美国接受培训的专业技术人才,都可以永久居留美国。这些分散在各类立法中不大起眼的条款,为成千上万的外国学生移民美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它也意味着美国违背了原本希望通过培养学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承诺,在客观上“造成了外国的人才流失”。到20世纪80年代后,旅美学生人数屡创新高,从1985年的34.5万增至1992年的45万。此后到2005年,旅美学生跃至近60万,其中近半数是攻读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毕业后居留美国,其中以理工科专业比例最高。例如,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中,2003年仍在美国工作的比例占所有学科中的61%、农学中的46%、计算机科学中的70%、经济学中的36%、生命科学中的70%、数学专业中的59%、物理学中的69%。显然,在当代美国的外来人才中,留学生已成为不可替代的重要来源。

在临时技术劳工计划中,入境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H-1B劳工计划,其次是J类签证计划、跨国公司L-1计划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劳工计划等。它们在战后美国吸引人才的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临时技术劳工计划的突出特点是,美国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调节每年入境人数,选择美国社会上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

追本溯源,H类劳工计划始于《1952年外来移民法与国籍法》。它规定“有突出才能”的外籍人可以申请到美国工作。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解释,有突出才能者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和护士等专业技术人士,他们若被美国的公司雇佣,入境后可工作1年,期满后可申请延聘,但最长工作时间不超过3年。此后,国会每次修订移民法时都保留了该项规定。相对而言,J类签证计划是在《1961年双边教育与文化交流法》中确立的,凡“无意放弃祖籍”的外国研究生、学者、教授和专业技术人员“或具有同样性质的其他人”,均可参加美国政府认可的临时性计划。他们中间有些是项目合作研究人员,有些是进修或攻读学位。他们在结业后可在美国继续工作18个月;前来受训的中小学教师、在美国高校从事研究的外籍教授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在美国居住的最长时间不超过3年;在医疗系统接受专业培训的医务人员,在美国工作的外籍医生和实习护士,其居住时间最长不超过7年。美国国务院的外籍雇员,在美国居住的时间最长10年。相对而言,L-1签证计划是美国国会在1970年为跨国公司职员调转而设立的临时工作计划。跨国公司职员来到美国的总部或其子公司工作,可申请L-1签证,其配偶和子女可申请L-2签证。按照规定,凡在跨国公司的中高层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1年以上者可申请该项计划。该人入境后必须“为同样的雇主或同样的企业实体从事同样的工作”。

从入境人数看,1990年之前,上述三类劳工人数比较有限。1970—1978年持J-1签证的入境人数累计44.34万人,年均4万以上,其中1970年、1974年和1978年均超过5万人。再从三类计划中的比例看,学生、专业技术劳工和其他类职业在1970年入境劳工中的比例分别是59.8%、35%和5.2%,在1974年分别是62.2%、31.5%和6.3%,1978年分别是78.9%、19%和2.1%。从结构上看,并非所有J类签证持有者都在高校。例如,在1976年入境的72234名J-1类签证者中,41%属于民间非盈利性机构,34%属于学术机构,企业界仅为14.4%,剩余的19.51%属于各级政府。1990年移民法实施后,临时技术劳工的规模成倍增长。例如,H类签证劳工人数在1985年是7.48万人,1995年是15.24万人,2004年则高达50.63万人,20年间总计增长576%;在相同的年份,L-1签证劳工人数分别为6.53万、11.21万和31.44万,累计增长381%。J类签证持有者分别为11.09万人、20.10万人和32.19万人,总计增长了190%。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移民法中,美国国会将原有的H-1类劳工计划一分为二,设立H-1A和H-1B计划,前者旨在吸引美国短缺的护士,后者主要是吸引具有专业技术的外籍人才。同时,国会还增设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劳工计划。这些新增计划实施后,不仅增加了每年入境劳工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它们表明了政府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而干预就业市场的灵活性,丰富了美国政府引进技术人才的手段和措施。上述立法实施后,H-1B计划每年引进的专业技术劳工从1996年的5.83万增加到2000年的13.32万人,2001年达到16.16万的高位。在1991—2003年间,首次入境H-1B劳工数量达到108.76万(不含家属),持L-1A签证的跨国公司劳工超过了100万。如果再加上延聘的H-1B签证劳工、L-1A签证劳工,以及在1994—2003年从北美自由贸易区劳工计划下入境的52.18万技术人士(不含家属),入境的临时技术劳工累计达到393万人以上。2004—2008年,在H-1B计划下入境的外籍技术劳工达209.74万人,突出才能的外籍人16.62万人。国际著名运动员和影视人才24.05万“特色文化项目”等计划下入境的外籍文化劳工超过8万人,北美自由贸易区专业技术劳工39.8万人,跨国公司内调转的人员169.38万人,海外贸易和投资商人数达到108万(含家属),持J-1签证的外国学者195万人。换个角度看,在2004—2008年,美国引进的各类临时技术类劳工总计超过了770万人(不包括F-1签证的学生)。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如此庞大的临时性技术劳工队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临时技术劳工中,有些人最终成为永久性移民。例如,在1979年和1981年入境的H-1劳工中分别有4044人和3833人成为永久性移民。L-1计划中有2303人和1420人分别转化为永久性移民。从来源看,临时劳工主要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在1979年、1981年和1983年的H类计划劳工中,欧洲的比例分别为34%、27%和30%,亚洲分别为26%、30%和38%,北美洲分别为33%、38%和23%。在三大区域中亚洲增长显著。在各类职业中,H计划中的护士比例分别为29%、25%和30%,音乐家、艺术家、运动员和作曲家等比例分别是47%、36%和28%。在L-1计划劳工中,经理的比例分别为44%、42%和56%,工程师分别为13%、17%和14%,销售人员分别是17%、17%和12%。从持F签证的学生和持J类签证的学者身份向永久性移民身份的转换,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是在获得学位或项目结束后,直接申请永久性定居的资格,其比例大约在1/6左右。另一种渠道是通过申请H-1B签证,为美国企业工作6年后再完成身份的转换。总体而言,H-1B签证中最终转化为永久性移民的比例大约在40%左右,而L-1签证劳工则在15%以上。当然,在具体年份也存有差异。例如,在1994年,持F签证的学生转换为永久性移民时,家庭团聚类占47%,就业类比例占44%。比较而言,在持H-1B和J类签证的劳工中,转换为永久性移民的比例达到50%以上,持L签证的劳工申请永久性居民的比例高达81%。

三、技术类移民的总体趋势

总体说来,战后迁入美国的专业技术移民的数量、结构和走势等,既取决于每年入境移民的总量,也有赖于各种吸引人才计划实施的有效性。由于战后外来移民的规模、来源和学历构成等都与每个时期的移民政策密切相关,因此,要厘清专业技术移民的总体走势,必须首先廓清入境移民总量变化。从战后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及其与入境移民的变动关系看,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从世界各地迁入美国的移民超过3580万人,其中1945—1965年年均入境24.3万人,1966—1990年年均入境56.4万人,1991—2008年年均入境96.71万人。1945 —1965年入境移民总量较少,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美国奉行了1924年和1952年移民法。两项立法的共同特点是排斥亚洲和东南欧移民,每年移民限额中的80%以上被分配给西北欧国家。因此,入境申请积压严重的亚洲移民很难入境,而入境申请日益减少的西北欧移民,闲置限额日益增多。在这种条件下,虽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频频实施了具有反共性质的难民法,并在某些方面打破了1952年移民法中的限制,然而,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壮举是1965年移民法,其中不仅增加了年度移民限额,更重要的是它废除了长达40余年的种族歧视条款,美国移民政策从此进入了一个各国移民平等入境的新时代。1990年国会修订移民法时再度大刀阔斧,将年度移民限额增至60万以上,因此,从1991年开始,每年进入美国的移民均在90万以上,是继1900—1920年之后美国历史上另一个移民高峰期。

从纵向看,专业技术移民在美国外来移民中的比例也经历了一个平缓的曲线式增长过程。在战后最初20多年间,尽管其在入境移民中的比例高于二战前的任何年份,但其总体水平并不算高,且呈缓慢增长趋势。据统计,1900—1920年入境移民超过1453.1万人,而专业技术类移民仅为18.57万人,1945—1965年入境移民仅为482.98万人,而专业技术类移民人数达到37万人,占入境移民的比例高达7.8%。换句话说,在战后20年间入境的移民总数不到1900—1920年入境移民的33.2%,但专业技术人士的比例却高出一倍多。出现如此巨大反差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因素是美国吸引人才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以每五年为统计时段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在1946—1950年,属于政府认定的“专业技术人士、技术人员和同类劳工”的移民有6.4万人,占同期入境移民的7.41%。1951—1955年,专业技术类移民7.24万,占同期入境移民的6.66%。按照相同的方式表述,在1956—1960年,两类数字分别是11.11万和7.78%,1961—1965年分别是13.06万和9.0%,1966—1970年分别是20.70万和11.06%。

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专业技术移民的规模渐趋萎缩,其在移民总数中的比例亦呈下降之势。以“就业类移民”为例,其人数年均在3万人以上,具体到不同年份,由1970年的3.4万人降至1972年的3.37万,然后再从1973年跌至谷底的2.6万升至1976年的3.1万。在相同的年份,技术移民的比例也从1970年的9.13%降至1972年的8.76%,接着又从1974年的7.21%减至1976年的6.36%。出现这种窘境,主要是因为美国国会在1965年移民法中将74%的限额分配给以突出人道主义色彩的“家庭团聚类”移民。当美国公民和合法外侨的外籍家属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的时候,美国又安置了大量的低学历难民。此外,由于非法移民禁而不止,他们多数属于低学历或没有文化的体力劳工。当他们被赦免后,也加入了合法移民的行列,因而在整体上降低了移民的学历构成。直到1990年之后,随着美国政府吸引外籍人才力度的加强,入境移民的学历构成才有所提高。例如,1993—2000年入境的就业类移民累计80.48万人,占同期入境移民总数的12.58%,2001—2008年,同类移民132.34万人,占同期入境移民总数的16.08%,呈快速上升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许多移民是依移民法中的“家庭团聚”条款入境的,但他们实际上也是高学历移民。例如“就业类移民”仅占1967—1976年迁入美国的会计与审计师的38.6%、工程师的35.6%、护士的27.4%、医生的29.4%、科学家的32.2%、教师的20.3%、作家和艺术人士的13%、经理和管理人士的5.5%、技术人员的13.6%和速记员与秘书等人员的13.6%。再以1985—1987年为例“就业类移民”中的建筑师仅占当年同类职业移民的21.8%、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的52.93%、医生的11.4%、自然科学家的40.18%、工程师和测绘科学家的39%、大学教师的35.63%、律师和法官的8.16%、中小学教师的7%和护士的30%。换句话说,每年入境的“就业类移民”在各类高学历移民总量中的比例是有限的,而有近半数的技术移民是从“家庭团聚”条款下入境的。再如,2000年入境的专业技术移民达到58896人,其中有44.83%是“就业类移民”,其余55.16%是在家庭团聚和难民条款下入境的。“就业类移民”占工程师和绘图师7325人中的73.48%、护士7266人中的67.69%、医生3715人中的22%、自然科学家3239人中的75.11%、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4735人中的71.48%、作家与艺术家和运动员等3605人中的25.6%、公司总裁和经理20649人中的39%。显然,如果仅仅以“就业类移民”数量来判断入境移民的整体技术素质,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随着高学历和专业技术移民数量的增长,移民劳工的学历构成明显提高。1994年,美国就业市场15—64岁劳工中,9年学历以下的比例达30.5%、高中学历占38.6%、大学学历的比例为30.9%。但是,在1994—2002年入境并就业的移民中,三个学历层次的比例分别为34.8%、34%和31.2%。换个角度看,在1990年以前、1990—1999年和2000年以后三个时段入境的25岁以上移民中,在大学曾经学习一年以上的比例分别达44.7%、41.8%和45.6%。获得学士及其以上学位的比例分别是25.1%、26.4%和31.9%,硕士及其以上学位的比例分别是10%、10.8%和13.1%。到2007年,25岁以上的土生美国人口和外来移民中,在大学学习一年以上的比例分别占56.3%和44.1%,有学士及其以上学位的比例分别占27.6%和26.9%,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比例分别占9.9%和10.9%。显然,在从低学历到高学历的结构性曲线中,移民与美国人的差距逐渐缩小,并在高学历人群中超过了美国人的比例。从民族群体看,所有25岁以上的人口中,西班牙裔移民的学历层次较低,有学士及其以上学位的比例仅为10.1%,而亚洲移民中则高达49.1%,是美国同龄人口中持有相同学历人口比例的178%和所有外来移民的182%。这就是说,亚洲作为当代美国外来移民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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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至2015年在美中国大学生人数。

当然,当大批移民迁居美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人才回国或者迁居第三国。以留学生为例,据一些学者研究,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回国率波动较大,1985年的回流率为58.75%,1987年为65.63%,1989年为58.7%,1991年为64.71%,1995年为67.6%,1999年为62.81%。但从留学国家看,旅欧留学生的回流率较高,而从美国的回流率较低。1978—2001年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回国率分别是14%、42%和37%。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以后,旅美中国留学生的年均回流率达13%,2000年以后有所增长,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和辽宁等地区的回流率达到20%。有学者因此断言,中国赴海外留学经历了1990年代的“出国热”之后,从2000年开始向“回国热”转变。此外,在从美国回流拉美国家的移民中,其走势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U”型曲线。小学毕业的低学历和学士学位以上的高学历移民的回流率较高,而中等学历移民回流率较低。例如,在1999年迁入美国的30岁移民中,居住5年后的回流率和二次迁移率占低学历移民的34%、中等学历移民的4.4%和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23.5%。2007年美国学者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中,毕业5年后的回流率和二次迁移率达到25%到30%之间。同样,在2000年从美国迁回墨西哥的25—64岁移民中,低学历、中等学历和高学历的回流率分别为3%、2%和4%。在回流巴西的移民中分别为17%、12%和14%,在智利移民中分别为13%、7%和5%。显然,回流移民的存在使移民的整体流向呈现为一种不对称的双向流动。这既与移民在美国适应过程中的自我感受和他们对生活的选择有关,也取决于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变化和各国吸引人才政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学术上探讨美国人才移民的历史趋势,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才流动的性质和原因,从而为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加合理的人才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者梁茂信,系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4期)

来源时间:2022/9/8   发布时间:20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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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战略家罕见共识:美国大战略不应忽略一个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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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为研究俄乌冲突对美国大战略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于三月份组织七位外交政策研究专家展开讨论。其中,多数人同意,美国大战略不能因为欧洲的战事而忽视对亚洲的投入。如今,俄乌战事已逾半年,在速胜和速败的结果都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况下,如何具体平衡对欧洲和对亚太两个方向的投入,成为美国大战略面临的棘手难题。近日,《外交政策》再度邀请七位专家,提出以下美国大战略调整的具体策略: 第一,突出欧洲在应对俄乌冲突上的关键作用。军事上,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增强了欧洲的军事力量;经济上,欧盟在制裁和打击俄罗斯的经济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远来看,美国必须进一步让欧洲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从而抽身转向亚洲、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第二,打造新的“大西洋-太平洋”伙伴关系。美国主导的北约、QUAD、AUKUS和亚洲的双边联盟构筑了一个同时遏制中俄的大同盟,从而使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区域的伙伴关系连成一片,形成欧洲盟友支持美国的亚太利益、亚太盟友支持美国的欧洲利益的联动趋势。 第三,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指出,美国要面对全球南方国家不愿“选边站”的新现实。美国大战略不应只着眼于西方盟友,更应重视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全球南方国家。但是,美国已经没有冷战时期的强大能力,所以不应以“非友即敌”的方法对待这些国家。为了赢得盟友,美国应当克制经济战的烈度,并为这些国家提供切实的物质利益。 本文原载于《外交政策》杂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乌克兰如何改变美国大战略

文|安吉拉·斯坦特、斯蒂芬·沃尔特等

翻译|欧纳民

来源|Foreign Policy

乌克兰战争爆发不久后,《外交政策》便问及一批知名思想家:二战以来发生在欧洲的第一场大战将如何塑造美国未来的大战略?虽然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多数人都同意的一点是,这场战争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以及超级大国在欧洲与太平洋地区竞争的加剧。

战争业已持续半年,我们又一次就同样的问题提问,并有若干意外发现。西方国家惊人地团结在一起,而北约因两个新成员加入再度焕发出活力,欧盟在经济战中发挥了全新作用。这场冲突的影响已超出欧洲,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也在其波及范围内。

战争也向美国战略家们指出了若干问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西方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都拒绝选边站。它还加速了超级大国之间痛苦的脱钩过程,特别是在技术方面,而这可能会给冷战后秩序的关键支柱——不受制约的全球化和开放市场带来致命一击。这也需要在许多政策领域中进行新思考。以下是七位专家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看法。

1、剑指未来: 美国的大战略

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nt),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后冷战时代的第一阶段,在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的炮火声中终结了。现在看来,美国的大战略(United States’ grand strategy)已剑指未来。这场战争凸显了华盛顿作为欧洲安全保障者的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并让其北约盟国认识到一个现实,即它们只能栖身于美国的保护伞下。欧洲联盟尽管有各种计划和雄心,却未能实现其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像联合国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译者注: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简称“欧安组织”。前身是1975年成立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即欧安会,1995年1月1日改现名)这类机构,也没能对俄罗斯的入侵与莫斯科对欧洲安全构成的威胁作出充分反应。而在美国以大量武器援助乌克兰,帮助其击退俄罗斯的进攻时,它的北约盟友们也在用武器、培训和情报支持乌克兰的反击。

可以说在挣扎着退出阿富汗后,北约再度找回了“初心”:那便是遏制扩张主义的俄罗斯。当然比之以往,如今的关键区别是中国也被北约列为了对手,为此它将与其亚洲伙伴进行更密切的协调。美国将通过四边安全对话(QUAD)、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亚洲的双边联盟(译者注:指日韩同盟、日美同盟等),构筑一个大同盟来同时遏制中俄两国,前者的成员覆盖了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地。

然后,由于战争的经济后果,包括西方制裁与俄罗斯对能源和食品供应的武器化,要保持西方国家彼此间的团结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华盛顿在推行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国内议程的同时,必须带头帮助其盟友寻找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替代品。

但是,美国也将面对一个新的现实。当全体西方国家一道谴责、制裁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的时候,几乎整个全球南方国家(译者注:global south,即指中低收入国家,因其大部位于南半球,故有此名)都拒绝选边站队。印度是美国在四边安全对话中的合作伙伴,却既没有批评也没有制裁俄罗斯,而且自战争开始以来,印度增加了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而在全球南方的许多其他国家看来,俄罗斯是一个可以与之做生意的大型威权国家,美国则虚伪不堪,它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诸般表现可为证明。美国将不得不在这个庞大的不结盟国家集团中往来斡旋,就像它在冷战时期所做的那样:尝试去说服他们,使其相信俄罗斯的入侵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对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构成了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都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后西方秩序,在这一新秩序中设定议程的将不再是美国。当然,在北京所寻求的全球秩序内,中国可以与美国一起制定规则,也就是说规则依然存在。而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及其每晚的电视宣传攻势来看,俄方所提倡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没有规则的世界混乱。而就美国来说,它所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是确保让规则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得以保持,特别是那些旨在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规则。

2、欧洲终于摆脱对华盛顿的依赖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五个月前,当《外交政策》首次向我问起乌克兰战争对美国战略的影响时,我的答复是,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对美国的欧洲盟友而言是个理想的机会,这让它们得以逐渐摆脱对美国保护的过度依赖。具体而言,那就是在联盟之内要求重新分工的理由更充分了。

这场战争表明,硬实力在21世纪依旧重要。它暴露了欧洲在军事上的缺陷,巧妙地强调了美国承诺的局限性,也揭示了俄罗斯一贯的军事短板。尽管重建欧洲的防御系统需要时间和金钱,但它依然让欧洲对自己的防御开始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此一来美国便可以把更多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亚洲,以应对一个更加强大和自信的中国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不幸的是,拜登政府忽略了这些,反而在加剧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如果这种路线继续下去,美国捉襟见肘的局面将很难改变,其有效平衡中国的能力也将受到影响。

在过去的五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欧洲有理由脱离华盛顿?

首先,俄罗斯的军事表现没有明显改善,其武装力量继续遭受巨大损失。即使莫斯科更强大的战争潜力使其能够在乌克兰取得某种象征性胜利,它在未来威胁欧洲其他地区的能力也将微乎其微。俄罗斯已经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事人员。西方的制裁已极大地损害了它的经济。出口限制将使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更难获得尖端武器所需的先进半导体与其他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的努力将使莫斯科失去收入,并进一步阻碍其在乌克兰战斗结束后重建其军事力量的能力。

第二,瑞典和芬兰已被欢迎加入北约。与该集团的其他一些新成员不同,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们的加入将波罗的海变成北约的“内湖”,从而使俄罗斯的防御计划更加复杂艰巨。这也调整了欧洲各国实力的天平,让其更加倾向于北约的利益。

第三,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和随后中国开展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为代表,亚洲发生的诸多事件也凸显了美国在维护亚洲力量平衡中的核心作用,而这种平衡是对美国极为有利的。如果在一重要战略区域防止出现敌对霸权仍然是美国大战略的基本原则,那么无论乌克兰发生什么,转向亚洲都是至关重要的。

不幸的是,拜登政府正在重复过去的错误,又一次助推其欧洲伙伴忽视自身防御能力建设。美国如今已承担了武装、训练、补贴和建议乌克兰的主要责任。今年2月,美国政府宣布无限制向欧洲增派2万美军,并在6月增派了新部队。不足为奇的是,欧洲做更多事情的决心正在减弱,而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搭便车习惯再度登场了。即将到来的欧洲经济衰退只会加剧这些趋势,使人们对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几个月前作出的大胆承诺产生怀疑。(译者注:应指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德国总理朔尔茨等宣布将加大国防开支,强化国防力量)

如果这一趋势不被扭转,华盛顿终将发现自己在欧洲做得太多,而在亚洲做得太少。这对于美国的大战略来说,将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3、拜登重返亚洲的战略是正确的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外交政策》专栏作家、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俄乌冲突转眼已过六月,如今可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他在开战之前便对中国的挑战投以巨大关注。尽管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危机,拜登政府仍拒绝将目光从亚洲移开。虽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凸显了俄罗斯在欧洲的野心的危险性,但拜登从未放弃他的信念,即中国在亚洲对美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莫斯科武装力量在乌克兰的糟糕表现表明了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局限性。莫斯科并无能力打破乌克兰的内部团结,也没能力破坏欧洲统一或跨大西洋的联盟,克里姆林宫在与西方对抗中的主要战略弱点于此凸显无遗。

如果乌克兰冲突变得旷日持久,上述部分乃至全部因素当然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为俄罗斯带来一些好处。但乌克兰的长期僵局也会给普京带来新的内部挑战。无论结果如何,俄罗斯的实力都将大不如前。如果说同时对抗中俄两国的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那么俄罗斯所暴露的弱点应已让其不再如此骇人。

在对抗西方的问题上,中国对俄罗斯的帮助并不大。但俄罗斯若在乌克兰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实力大减,必然会更加依赖中国。俄罗斯也将被迫加大对中国的支持力度。这反过来又会使其更难在亚洲对抗中国的力量。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台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这无疑提醒我们,中美在亚洲发生对抗的几率越来越大。西方国家没有直接干预乌克兰,与此不同,美国则很可能会被卷入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直接冲突。如果亚洲人觉得美国不愿抵制中国,那将让亚洲更多国家选择追随(bandwagon)中国。幸运的是,拜登政府正在加大对亚洲地区的投入力度。

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一大主题,便是赋予其欧洲与亚洲的朋友、盟友以权力,让他们为确保本地区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在欧洲,美国的所有盟友——特别是德、法两国——是否真的致力于践行其承诺还有待观察。在亚洲,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如日、韩、澳、印等国,似乎更愿意在自身安全与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中发挥更大作用。为防止中立主义(neutralism)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发展,拜登政府投入了大量外交努力。当然,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在如何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问题上,欧洲和亚洲存在深刻的分歧,这并不奇怪。在美国试图稳定这两个地区的时候,防止莫斯科和北京利用这些分歧仍将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挑战。在欧洲制衡俄罗斯、在亚洲制衡中国,美国的角色依然不可或缺。但欧洲和亚洲的长期稳定将取决于美国建立区域权力平衡和促进地区秩序的能力。

4、与欧洲达成新的大交易

莉安娜·菲克斯(Liana Fix),Körber基金会国际事务项目主任。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六个月后,可以就此战对美国的欧洲战略之影响得出两个初步教训: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北约已经从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的“脑死亡”状态恢复为欧洲最重要的组织。此战再次确认了该集团在欧洲安全问题的中心地位以及美国的领导者角色。

这没什么可惊讶的。邻国对手发动的战争给了防御联盟重申其存在逻辑的一切理由。令人惊讶的是北约复兴的规模,包括在俄罗斯战争开始后几个月内邀请两个新成员。欧洲公众对北约的支持率直线上升,对美国在欧洲的作用的积极态度也是如此。

然而,比北约的重新崛起更引人注目的是,欧盟已经开始站起来迎接这个机会。战争过程中,欧盟没有被边缘化,而是成为北约在经济领域的强大伙伴。入侵开始后的几天内,欧盟就从一个致力于和平时期经济合作的组织转变为一个愿意并能够进行经济战争的组织。

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这场特殊战争的性质。由于北约及其合作伙伴没有直接参战,他们的手段便仅限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因此,西方的经济战几乎与它的武器运送和情报支持同样重要。而经济措施毫无疑问是欧盟的地盘。

也就是说,经济战对欧盟来说是一项新业务,它在自贸协定谈判上的经验远多于组织整个集团与一主要贸易伙伴脱钩的经验。而如今欧盟非但没有如其往常所做的那样,拉近各经济体间的距离,反而不得不扭转了这一进程,切断了俄罗斯与欧盟在许多领域的联系。

当然,欧洲应该做得还有更多。它对俄罗斯石油的禁运——比替代俄国天然气容易得多——将在12月才开始生效。同时,欧盟国家继续为俄罗斯能源输送巨额资金。但从中期来看,西方的制裁制度将使俄罗斯无法维持现代经济,并可能限制其战争能力。

这对美国的大战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在评估欧洲的战略地位之时,不应只局限于北约。

尽管果真如此也需一定时日,在欧洲人能够为其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前,他们目前已经可以在经济领域大显威力。而在未来迫在眉睫的冲突之中,华盛顿需要更多合作伙伴,因为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不仅是安全上,更是经济上的。自2月以来,欧盟已经证明,它可以成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即使对其自身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这便指向了一个将欧盟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的重大战略交易,它也将要求华盛顿相比原计划更多地参与欧洲事务。

当然,中国在经济上与俄罗斯完全不同,欧洲人需要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才会将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置于危险之中。尽管如此,没人会想到欧洲会对俄罗斯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很可能已经被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了。莫斯科的战争告诉我们,经济战和军事战的规则是一样的:行动计划总归是死板的,而战局瞬息万变。

5、新兴的大西洋-太平洋伙伴关系

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杰出研究员。

因为乌克兰人的英勇抵抗和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关键支持,俄罗斯正在耗尽力量。而拜登政府则借此机会重获美国作为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之关键的战略地位。

北京对莫斯科的态度让华盛顿得以整合出一种新的大西洋-太平洋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将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与对亚洲盟友的承诺联系起来以对付中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都出席了6月份于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这表明,这些国家明白,美国对它们的安全承诺要求它们支持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尽管欧洲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北约峰会公报中首次明确将中国视为安全挑战,表明欧洲人也知道,如果他们希望美国继续成为欧洲的可靠盟友,他们必须认真对待来自中国的可能的威胁。

拜登团队现在需要让这种新的跨半球伙伴关系成为现实,而非稍纵即逝的幻影。拜登应该敦促欧洲盟友加入在南海及其周边的定期航行自由行动和军事演习,其中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发布了雄心勃勃的印太战略。在佩洛西8月初访台引发危机之后,盟国现在也必须共同努力维护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

此外,七国集团(G-7)应该邀请日本以外的太平洋亲密伙伴定期参加集团的战略对话,无论议题是关于制裁政策、技术投资还是关键供应链。团结起来,它们将在经济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从而能够令符合其价值观的贸易和投资标准获得通过。如果成功的话,其他民主国家可以被邀请加入这个团体。

然而,美国需要确保这种举动不意味着回归20世纪的分裂世界。虽然培育新兴的大西洋-太平洋伙伴关系乃当务之急,但美国大战略的另一个要素应该是吸引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加入下一层次的经济和战略关系,以制衡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些区域的行动。

一方面是俄罗斯和中国,另一方面是大西洋-太平洋的伙伴关系,两者的竞争使得冷战时期的不结盟共同体在140多个国家中再度浮现,而且这些国家如今有了在冷战时期从未有过的能动性。这一次,美国及其盟友“非友即敌”的路数(“with us or against us” approach)将适得其反。相反,其他国家在与新的大西洋-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的互动中能获得多少物质利益,应该由它们对追求共同利益的承诺以及它们为改善国内治理和保护其公民权利所做的努力而定。

这一战略将要求拜登政府制定一个比其前任具有包容性的全球领导方式。就美国的盟友而言,他们必须寄希望于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不会取消过去六个月取得的成就。

6、美国未来若要成功, 则乌克兰必须取胜

安诺斯·拉斯穆森(Anders Rasmussen),北约前秘书长、丹麦前首相。

俄乌战争使欧洲的领土防卫重新成为头号议程。目睹一个拥核国家对其邻国发动全面入侵,似乎终于使欧洲各国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军事预算正在增加,芬兰和瑞典即将加入北约,整个自由世界的国家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这对美国的战略野心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分歧加剧,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和对抗时期。

美国的主要战略重点仍然是转向亚洲并加强与中国的竞争。然而,如果美国被欧洲的长期冲突所束缚,这将变得更加困难。避免这一陷阱的最好办法是为乌克兰人提供他们赢得这场战争所需的一切。然后,西方必须确保俄罗斯永远不会再攻击乌克兰。这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幕僚长安德烈·耶尔马克与我共同主持的乌克兰安全保障工作组的目标。该小组的工作仍在进行,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一个军事上强大的乌克兰是对俄罗斯的最佳威慑。因此,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向乌克兰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以长期捍卫其独立。如果西方不这样做,俄罗斯在乌克兰就不会收手。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并领导西方世界做出了强有力的统一反应。随着即将来临的痛苦的冬天,这种团结将经受考验。西方必须加倍努力,确保乌克兰在战争和随后的和平中获胜。

7、为了赢得盟友, 经济战应该有所节制

爱德华·奥尔登(Edward Alden),《外交政策》专栏作家,西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几十年来,经济影响力在美国大战略位于中心地位,但它只是作为美国权力的软肋。历届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自由贸易、外国投资和开放市场的经济正统观念,认为一个由这些规则支配的全球体系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使世界大部分地区富裕起来。

但随着俄乌战争爆发,美国已经把这本规则大全抛出窗外。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这些制裁可能会持续多年。着眼于国家安全,国会已经接纳了一整套工业政策,通过了《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加强国家在半导体和其他关键部门的制造能力。该政策的明确目标是减少对来自中国和其他潜在敌对势力的进口依赖。反过来,北京也加倍努力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以抵御未来的可能制裁。俄罗斯也加入了这场经济斗争。它希望通过切断天然气供应来削弱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即使这会牺牲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增长。

这些行动表明未来大国之间将出现经济冲突,美国及其盟友希望他们的技术领导力能使其取得决定性优势。但这种战略有一个问题:世界其他国家不希望被卷入经济战中。目前,西方集团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已经拒绝在乌克兰问题上选边站或加入制裁行动。印度可能正逐步在印太地区与西方结盟,但它已经大手笔购入已经是折扣价的俄罗斯石油了。沙特阿拉伯继续拥护俄罗斯成为“欧佩克+”机制中的一员,拒绝美国将俄罗斯驱逐出该组织的呼吁。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他们自己的经济愿景,以及应付因战争而加剧的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印度尼西亚拒绝了西方关于将俄罗斯驱逐出其11月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的呼吁。印尼总统佐科告诉彭博社:“大国之间的竞争确实令人担忧。我们想要的……是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平,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经济增长。”

所以,美国的战略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克制其针对大国对手的经济行动,以讨好承诺较少的国家。拜登在7月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访问,恳请后者提高石油产量;同时,拜登政府也不愿意批评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这两个例子体现了这种微妙的平衡。拜登也没有表露出要抵制G20峰会以抗议俄罗斯的参与,尽管美国财政部官员今年早些时候退出了一次G20筹备会议。

冷战时期,只有西方拥有相应的财力和机制提供重要的经济“胡萝卜”,如今美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中国、甚至俄罗斯都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中国拥有一个渴望获得商品和其他投入的大型市场,有能用于外国投资和贷款的充足现金,以及低成本的制造业出口。俄罗斯拥有的主要是廉价资源,但有些资源,如石油和化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美国及其盟友将需要证明其经济战略的新重点能够回应这些国家面临的直接挑战——例如,根据需要提供粮食援助和债务豁免,并保持西方市场对贸易的开放。新的美国大战略的经济支柱只有在为非大国提供切实的收益时才会成功。

来源时间:2022/9/8   发布时间:20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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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交部部长:荒诞岁月中的荒诞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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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华  来源:风来翻书

摘要

黄华,1913年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外交家。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外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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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作者黄华。

一、强送毛泽东像章、语录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

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短短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30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徽章,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徽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6月27日、28日,在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缅甸总理奈温后来在会见周总理时说,他也曾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他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但是他拒绝了。原因是依据他本人掌握的情况,中国外交部当时受到两次冲击,表明中国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再就是外电传有人问周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时,周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周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二、火烧英国代办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本文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它发生的原因、经过及造成的后果作一简要的介绍。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23日凌晨,当周恩来得悉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外交部夺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周恩来在讲话中断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夺权方案并命令北外“红旗造反团”撤离外交部。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几天后,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在对外关系上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迫使我国政府付出重大代价以善其后。

1971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了招待会。中方出席人员没有在这一场合说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并庆贺英国代办处修复。周恩来针对此事批评外交部领导说: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外交部给英国代办处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复迁居时你们却不报告我。

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向他解释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

三、使馆的雕塑也要“破四旧”

1954年春,我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调回外交部,8月被任命为欧非司司长,从此更关注国际局势尤其是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非洲形势。1960年8月5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于1966年初接到中央命令,调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任大使。埃及于1958年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联”,埃及仍称为阿联。它于1971年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3月28日,我向纳赛尔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开始工作。我国于1956年5月同阿联建交,第一任大使是陈家康同志。

1966年5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我的到任拜会即将结束时,国内来了一个指示,要我们正面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通知。该通知称: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彻底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和调动他们的工作”。通知还说,“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权。这些人物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个消息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们使馆党委开会作了几次讨论,大家对通知感到很不理解,但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提出一些疑问,会议开得很沉闷。

6月上旬,我们从信使带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了解到毛主席于8月7日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此时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居第二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决议要求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此后极“左”风暴在全国越刮越烈。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大会上讲话,号召打倒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打破四旧,扫除一切害人虫。“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规模展开破四旧活动,出现了种种违反法制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抄家、体罚、侮辱人格,甚至草菅人命。许多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领导人被揪斗游街,机关处于瘫痪状态。

开罗是个大码头,是亚欧、亚非的重要通道,从国内来的人很多,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国内情况传给使馆人员,人们开始不安心于正面学习了。有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在埃及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开始躁动,他们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关于“造反有理”、“破四旧”的号召,要求到大使馆里来破四旧。他们认为大使官邸院子里有二十多尊一人多高的白水泥塑造的希腊女神像是封资修的东西,要砸掉。我和使馆的参赞们都不赞成,因为当时这一群塑像也算是扎马力克岛的一个风景点。尽管是在官邸院内,但过往行人隔着栏杆都能看得见,有人还驻足欣赏。打掉塑像是否使人感到中国人失常可笑?但是学生们和使馆有几位干部坚决不能容忍之,在一天夜里把塑像砸了,挖土深埋。院内的女神塑像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消失,开罗报纸还就此发表了几条消息。

那时候使馆同志随国内的做法,背诵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手拿小红书翻看和引用。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吵吵嚷嚷,引用“造反有理”等语录,我也引用小红书的有关段落说:“我们需要热烈而镇静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等。总之,各取所需。

红卫兵的行动迅速传染到国外,一些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闹事,国际影响很坏。在国外的极左行为会造成严重的涉外事件,对外交工作十分不利,记得是1967年2月7日,我馆接到国内的电报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驻外使领馆的每个同志都要在这场革命中得到锻炼,中央认为,不宜在国外使馆进行文化大革命,使馆党委应安排馆员分期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这一指示,使馆党委经研究决定由何功楷、徐仲夫等参赞带领二十几位同志第一批回国,我作为第二批人员回国参加革命。使馆约一半人员在何功楷参赞带领下回国参加文革后,使馆较平静,干部情绪也略为稳定一些。

在使馆,我想应该怎样把留馆同志的情绪引向积极实际的方面去呢?我提议大家用劳动来抒发我们的革命热情,得到一致赞成。于是我们决定扩建使馆内过小的电影放映室和使馆大门口的收发室,这样,放映新的电影片时,可以多请一些外国朋友来观看。正好这时有自索马里回国的援建施工队的几名技术人员在开罗滞留,便请他们带领使馆人员施工,他们满怀热情投入扩建工作。使馆全体人员也很高兴抽时间参加劳动。不巧的是才干了几天,我在向天花板上抹水泥时,腰痛病犯了,疼痛难忍。我休息了几天后又加入施工队的行列。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电影厅和收发室扩建工程完成了,室内陈设也焕然一新。全馆同志都赞赏这个宽畅美观的电影厅,收发室也由一大间扩展为两大间,有了回旋余地。

1967年初,我国各驻外使领馆回国参加文革的同志已有一两千人。他们以使馆为单位组织了战斗队,把大使、参赞和他们的夫人当做当权派来揭批斗,要他们检讨并“触及灵魂”。一些大使遭到责骂、个别被罚跪甚至殴打。据说6月间,驻埃及大使馆战斗队也要求把我揪回国内。他们的要求被周总理拒绝了。周总理表示,我们至少要留一个大使在外面嘛,否则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动都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外交是讲究身份的嘛!况且,埃及和以色列刚刚发生了六五战争,有许多事情需要联系交涉。两年后即1969年夏,在周总理的催促下,驻各国大使、参赞被“解放”,陆续返回原岗位。我于1969年夏末奉调回国。

1967年初,国内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国各省市党政大权被造反派夺取。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制造安亭事件后,在张春桥的指挥下,工总司在人民广场上开了批判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大会,并宣布由造反派掌握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领导权实际落入张春桥、王洪文手中。之后许多省市相继被夺权,只有广东省的书记主动交权,这名书记在众多干部出席的会议上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这一年的2月份,在政治局生活会上,江青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进行猛烈的攻击。外事口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酝酿要打倒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7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数千人的批判陈毅的大会。据说,当时造反派还要揪斗陈毅,被周总理严辞驳回。他说,假如你们要揪斗他,我就会躺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胸膛上踏过去!我深感周总理卫护战友的赤诚之心和主持正义的大无畏精神。

打倒陈毅之风传到驻埃及使馆,一些年轻人主要是工勤人员也来劲了。一天晚饭后,党支部书记召集全馆开大会。一个工勤同志领头喊口号:打倒陈毅,大家举手跟着喊。我没有举手,也没有开口。领头喊口号的同志质问我说:“黄华,你为什么不喊口号不举手?”我沉下脸说,我不知道陈毅同志有什么错误。领头人很生气,继续喊了几次,向我施压。我还是不为所动。在这次支部大会后,我同武官和驻亚力山大总领事一道约定,决不举手打倒陈毅。

陈毅同志是1923年的党员,是党和红军的老领导人之一。他于30年代在江西苏区坚持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抗战开始后组建和担任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淮海战役中战功显赫,他随后挥师南下,解放南京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任市长。从1954年起,他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我在美军观察组工作时,他曾到王家坪来介绍新四军的情况,深得包瑞德上校的尊敬和赞赏。日本投降后,我陪同他们乘飞机到黎城,看到他总是那样乐观和幽默,谈笑风生。解放后,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我们常在市委开会,讨论问题,聆听他的教诲。1964年他陪总理来加纳访问,他的大度和机智使加纳人折服。我一直敬爱他。他是忠心耿耿的革命领导人,我对他深信不疑。

1967年8月,外交方面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中央文革大员王力到外交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权。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夺权,领导瘫痪一个多月。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极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这些事件影响极坏,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这时,从国内又传来消息,说造反派对外交部领导实行了业务监督,驻埃及使馆的有些馆员也要仿效。有一个人说:“黄华,我们要对你实行业务监督!”我说,今天晚上我要会见华侨代表,欢迎你们监督。又有一次,他们要监督我同一个外国朋友的会见,被我拒绝了。

因为我几次不合作的表现,一些人火了。有一次,他们跑过来怒气冲冲地对我说:“黄华,你表现不好,我们要撤你的职!”我回答说:“我是毛主席任命的呀,要撤不归你们来撤我。”他们一听是毛主席任命的,便不作声了。

四、接线员痛骂苏修头子

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中国的对外工作方面,要为世界革命服务,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这一提法将世界革命目标与中国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是基本正确的。但林彪在1965年9月3日发表的《人民革命战争万岁》一文却做了错误的解释,该文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对当时的世界局势进行了所谓分析,文章牵强附会地认为亚非拉国家是世界的农村,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是世界的城市,亚非拉国家各国人民应该像中国人民一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林彪的文章科学地分析了世界革命中的重大问题,是进行外交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林彪提出的理论严重干扰了中国正常的外交工作,使中国与北美、欧洲发展外交关系的努力受到指责,中国与西方国家谈判建交的重要外事活动出现停顿甚至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在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所谓国际主义义务,大量无偿援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竟然为此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延误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大力推行林彪提出的所谓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论的同时,极左分子还极力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17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执行了一条所谓“三降一灭”和“三和一少”的路线。“三降一灭”指: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搞和平,对修正主义搞和平,对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在否定过去17年外交路线和外交工作成就的同时,他们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并狂妄自大地把北京称为世界革命中心。

在造反派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权力也受到威胁,同时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在内的外交工作领导干部都成为他们斗争对象。在造反派对外交部严重冲击下,外交部已经不能正常办公,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而中国驻外大使也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以参加“文革”为名,实际上对这些外交官进行了野蛮批斗,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也被打乱。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盲目推行打倒一切和惟我独尊的外交活动,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乱。他们不顾内外有别的实际情况,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等错误提法,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出现一系列盛气凌人、强加于人的做法,如驻外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对外国人滥发甚至强行发放毛泽东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引起反感;利用使馆新闻公报等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方式宣传“文革”;有的居然还向伊斯兰教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受到强烈反对;在出访演出中,在演出前则必念毛主席语录,有的语录革命性极强,矛头直指所在国,引起所在国强烈不满和反对;在驻外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则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公开点名指责一些国家,引起驻在国的不安。

在尼泊尔,有少数人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前闹事,中国使馆工作人员为此向尼泊尔提出口头抗议,尼泊尔政府表示以后不会再出现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件,并向中方表示歉意,对受伤及受侮辱的人员也表示了慰问。据此,使馆工作人员认为应该采取灵活外交,不必向尼泊尔提出书面抗议了。但康生指示: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中国向尼泊尔正式提出“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

在民主德国,一辆中国大使馆公务用车与德方一辆载重汽车相撞,造成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出现伤亡事故。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当时什么都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睛看待,所以就无端怀疑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搞政治阴谋,而且还以国家名义公开向他们提出“最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出现非常紧张的情况。后在周恩来干预下,中方向德方赔礼道歉,两国关系才消除紧张局面。

在缅甸,受中国“文革”影响,华侨学校的学生佩戴毛泽东像章,进行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是缅甸的蒋介石。结果引起缅甸政府极大不满,一方面,缅甸宣布废除《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为此中国撤走了412名援缅专家;另一方面,缅甸政府逮捕了一些侮辱缅甸政府领导人的华侨学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周恩来对此分析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

在柬埔寨,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一些工作人员支持下,一些柬埔寨华侨也学着中国国内的样子佩戴毛泽东像章,引起了柬方不满,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对这种现象怀着极大的不满说:这是要把柬埔寨青年人变成进行报复活动的工具!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控制,柬埔寨将请中国大使馆外交工作人员回国!周恩来及时处理此事,并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亲自向柬埔寨做出保证,这样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才不至于被驱赶回国。

在周总理批评造反派制造火烧英代办这样的荒唐事件不久,又发生了16岁的小姑娘坐镇指挥造反派和红卫兵突然包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事件。当周总理气愤地质问这位年仅16岁的“总指挥”为何要包围苏联大使馆时,这位小姑娘竟然振振有辞地回答共和国总理说:“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令周总理极为气愤。

当1969年中苏在我国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流血冲突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主席沟通一下。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以上错误做法严重破坏了我国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使我国与各国外交关系出现暂时的困境,当时已经与我国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立外交关系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我国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如果不及时纠正并扭转这一局面,我国外交工作甚至会出现严重倒退的恶劣情况。

对于外交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给予高度关注并采取得力措施及时扭转了外交工作的被动局面。周恩来要求在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潮,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外交人员的组织纪律性。毛泽东于1968年5月严厉批评了类似“世界中心——北京”这样惟我独尊、狂妄自大的错误提法,以及“以我为中心”的大国沙文主义口号,要求注意在外交工作中不要强加于人。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又专门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向世人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关系的重要信息。随后,我国开始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并在一定的场合,主动承担了因我而起的外交纠纷的责任,逐步恢复并发展了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例如:中国同南斯拉夫停止了相互指责,签定了贸易协定,恢复了互派大使;中国改善和加强了同朝鲜的关系,当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入侵朝鲜领海并被朝鲜海军扣留事件时,中国政府于1月28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的立场和做法,随后两国领导人还进行了互访,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友好关系;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建交高潮,先后有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智利等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经过努力,我国及时摆脱了“文革”对外交工作的恶劣影响,逐步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正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

来源时间:2022/9/8   发布时间:20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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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一直针对中国?英国学者这篇演讲分析得太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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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日报

美国为什么把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想尽办法极力阻挠?在中国日报社新时代大讲堂上,英国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认为,这是一种帝国主义大国的心理在作祟。长久以来,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全球霸权,“美国天下第一”的想法深刻于一些美国人骨子里。因此,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反应就是从各个方面极力阻挠和打压。但是,马丁·雅克犀利指出,历史证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直做老大。

马丁·雅克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前高级研究员

“新时代大讲堂”

英文演讲

《中国崛起是世界和平及发展的有力保障,而不是威胁》

(略有删节,中文为译文)

中美早期关系为什么还不错?因为美国认为中国会西化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崛起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而这种发展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美之间相对良性的关系。

China’s rise from 1978 took place in a relatively st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at the core of this was the relatively benig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基于两个基本假设。

There were two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that underpinned America’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over this period.

第一个假设是中国在经济上落后太多,几乎没有可能会挑战或威胁到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优势地位。

The first was that China was so far behind economically, that it wa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imagine China becoming an economic challenger or threat to American economic ascendancy in the world.

第二个因素,也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美国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会西化。

And the second factor and I think a more important factor was that the American belief was that as China modernized, it would westernize.

因为美国的态度基本上是,现代化的过程等同于西化的过程。所以美国的假设是中国会渐渐变得像一个西方国家,看起来像美国一样,比如采用西式的政治体制。

Because remember the American attitude fundamentally was that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as also a process of westernization. So the American assumption was that over time, China would become increasingly look like a western country, look like the United States have, for example, centrally, a western style political system.

美国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中国没有这样发展,那么它的崛起就会走到尽头、碰壁,无法持续。

And the Americans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if this didn’t happen, then China’s rise would come to an end, hit a wall, be unsustainable.

转折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

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这两个假想。转折就从这里开始。这完全出乎意料。

Now, what began to undermine these two American assumptions about China really starts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Western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turning point. Now, this was completely unexpected.

自1931年以来,美国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金融危机。在这个时期,美国遇到了大麻烦,西方遇到了大麻烦。

America had not experienced a financial crisis like this since 1931. And America was in big trouble – the West was in big trouble during this period.

说实话,西方一直没有真正从这次危机中恢复过来,经济增长一直疲软,疫情开始之后又是另一番样子。从某种程度来说,西方经济艰难地维持着。

And to be frank, it’s never really recovered. Its growth rates are still, until the pandemic which is a different story. To some extent, the Western economy has been on a life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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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在这期间的情况完全不同。

Meanwhile, China has been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itu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中国当然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但基本上中国继续以和之前差不多的速度增长。

I mean, China was of course affected by it, but basically China continues to grow at more or less the same rate, as it had before.

到了2014年,根据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赶超美国。这一时期,按年计算,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总额当中占三分之一。可以看到,双方的发展出现差异。

And by 2014, extraordinarily, China overtook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GDP, primary purchasing power, according to this measure from the World Bank. China by this time also, on an annual basis, was accounting for one third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So you see, there’s a chasm in experience.

""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不能不提,那就是政治。

But there was something else we must add to this picture. And that was,remember, politics.

西方本以为金融危机会在中国发生,但它却在西方发生了。西方本以为政治危机会在中国发生,但它也在西方发生了。

The economic crisis was expected by the West to happen in China – ithappened in the West. The political crisis was expected by the West to happen in China – it happened in the West.

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特别是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传统劳动阶层群体。随之而来的是民粹主义的兴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产生极大影响。

And you got the rise of growing dissatisfaction, particularly amongst traditional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so on in the States and elsewhere. And the rise of what we came to know, as populism. So this was a really important moment, which began to undermine the situation in the West, both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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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西方政府,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圈,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越来越感到焦虑。这个自1972年以来的合作伙伴渐渐被视为一种威胁。

And with the consequence that there was also a growing anxiety in the West, and particularly in governing circles, but not only in governing circles, about the challenge of China, the partner as it were since 1972, was seen increasingly as a threat.

焦虑与日俱增,结果就是对中国的敌意越来越大。最终,对中国的敌意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达到了高潮。

There was growing anxiety; there was growing hostility towards China as a result of this. And eventually, of course, this culminates in the election of Trump in 2016, as American president.

美国人为什么不能容忍中国崛起

美国为什么不能容忍中国崛起?为什么它把中国崛起直接解读为中国威胁?

Now, why couldn’t America tolerate the rise of China? Why does it immediately translate China’s rise into the China threat?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心理,尤其是美国。

And here, we have to, I think,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y of an imperial pow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美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一种上升的势头。从1945年开始,他们一直拥有压倒性的全球霸权。

You see, the Americans are extraordinarily over a very long historical period, centuries, have always been on the rise. And since 1945, they’ve been overwhelmingly global hegemonic.

美国天下第一,这是刻在一些美国人骨子里的一种想法。不仅仅是总统和国会议员这么想,许多普通美国人也对此深信不疑。

The idea that America is number one is part of the American DNA. It’s not just the presidents and the congressmen and so on who believe this. This is deeply imbued, I think, in the average 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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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他们必须是头儿。他们不能被别人指挥,他们不会被别人比下去。

The Americans think they are best; the Americans think they have to be top dog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bossed around by anyone else. They’re not going to be rivaled by anyone else.

当然,现实可不是这样。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永保第一。想想中国——百年的屈辱,曾经的地位被取而代之。英国也是如此。美国也将会是这样。

Now, of course, the reality is rather different, historically speaking, because no country can ever expect to be number one forever. Think of China, the century of humiliation – China was displaced. And so this was the case with Britain, and so on. And this will be the cas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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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的相对下滑大概是从80年代左右开始的。但美国一直不承认,时至今日也不承认。一个美国总统如果说:“我们正在衰退而且无法逆转,我们必须调整自己去适应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无异于自杀。美国还没有做好接受这种论调的准备。

America’s relative economic decline probably starts around the 1980s. But the Americans have basically been in denial of this. Even to this day, they’re largely in denial. It would be suicide for an American president to say: "We are in decline, and we cannot change that situation. We have to accommodate ourselves to a new world." Americans are not ready for this kind of argument.

那么美国对中国这个威胁作何反应?从本质上讲,美国的反应是攻击中国,想办法增加中国崛起的难度。如果有可能的话,阻止中国的崛起。如果不行,至少阻挠中国的崛起。所以特朗普当上总统后没过多久贸易战就开始了。

So what was the American response to China as a threat? Essentially, the American response was an assault against China, to find a way of making China’s rise more difficult. To prevent China’s rise, if possible. If not, at least obstruct China’s rise. And so after Trump becomes president, you see, after a short while,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de war.

在贸易战之后,或者说在贸易战 、科技战的同时,对中国的态度愈发尖锐粗暴。你能看到他们在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攻击。

And then after the trade war, or alongside the trade war, the tech war and steadily as the acrimonious and abrasive approach to China developed, you see actions to be taken against China on all sorts of different fronts.

美中新“冷战”与美苏冷战有三点不同

我想说的是,也许可以把现在世界所处的形势,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称为新“冷战”。

I would argue now, I think probably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to call the situation that the world is now i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s a new "Cold War".

但我们用“冷战”这个词,并不代表我们要把现在的情况与美苏冷战混为一谈。有三个根本区别。

But just because we use the term "Cold War" doesn’t mean we should confuse or conflate this "Cold War" with the one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re are thre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第一个区别是,美国和苏联所处的和所拥有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世界。双方永不产生接触,他们拥有两个不同的国际体系。一个是属于美国的,另一个是属于苏联的。

The first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lived and occupied two entirely different economic worlds.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 they just had two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s, one belong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o the Soviet Union.

中国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中国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其实在某些方面,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比美国还要高。比如贸易,同为进出口贸易国,中国要比美国重要得多。

Now, of course, this is not the situation with China. China is hugely integrated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Indeed, I would argue that in some respects, it’s more integrated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than is true of the United States. I mean, take for one thing, trade. China is a much more important trading nation,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than the United States.

无论美国说什么,无论特朗普政府想做什么,他们都无法将中国从全球经济中剥离出去。他们可能会尝试这样做,但在我看来他们不会走到那一步。

Now, whatever the American say, whatev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uld like to do,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exile China from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an go about it, but they won’t get that far in my view.

他们无法将中国从全球经济中剔除,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太高了,它与众多国家的关系太密切了,不可能被剔除出去。

They can’t take China out of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simply too important; it is too integrated; its relations with so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too advanced for that to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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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苏联在经济方面从来都不是美国的对手。顶多只有美国经济规模的60%左右,可能还不到,只有大约一半。

My second point is the Soviet Union was never an economic pair or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most it had maybe 60% of the siz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probably less, probably more like half.

但中国不是这样的,2014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经济规模就已经赶超美国了。

Now, you cannot say that of China. China, already in 2014 as we’ve seen, had overtaken the siz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measured by primary purchasing power, GDP.

人们普遍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也许是五年,一部分取决于疫情的影响,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另一个衡量标准,也就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Now, it is generally expected that 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 maybe five years, depends partly on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that China will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other measure of GDP, which is in dollar terms.

如果我们把时间范围再扩大一点,到2030年前后,全球经济大概是这样的:

And if we extend the time horizon a bit further, you’ll see the pic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y by roughly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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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只是预测,不是事实。但你能从中感受到,到2030年,中国可以占到全球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那时,它的经济规模将达到美国的两倍。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比美国大20%。

Now all these figures are obviously projection so they’re not facts. But you’ll see, it gives you some idea, that by 2030 China could account for one third of global GDP, by which time it will be something like twice the siz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already by this measure, by the way, it is 20% bigger than the America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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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经济的崛起十分强大,而且根基很深。它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都显示了实力,当然也包括科技。

So, you know, the rise of China economically is formidable. And it is deeply embedded. And it is showing its ability to perform in many different areas, including, of course, technology.

第三点,苏联在对美关系中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军备竞赛。它试图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投入了大量资金,浪费了许多资源,这是一种灾难性的做法。

The third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the Soviet Union made a fundamental mistake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was the arms race. It tried to compete militari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spent so much money, wasted such resources, a disastrous approach.

中国不会犯这种错误。中国不像美国或苏联那样强调军事。中国更加重视经济的发展。

China won’t make that mistake. China doesn’t emphasize the military in a way that,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does, or the Soviet Union did. China’s approach is th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of the economy.

新“冷战”的结束,取决于美国的转变

对于“冷战”和美中之间的对立关系,我们无法预测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但是,可以说这种对立关系改变的条件是美国立场的转变。

I think the prospect is that we are looking at this kind of situation we’ve got now – the "Cold War" and an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t’s impossible to predict how long. But you can say or I would argue that the condition for a change in this antagonism depends on a shift in the American position.

美国坚持认为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主导者,但这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当美国认同必须与中国一道共同实施全球治理的时候,这种气氛和关系才会发生变化。我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出现新局面的前提条件。

You see, the Americans are insisting that they should enjoy sole primacy in the world. And this is no longer possible. This atmosphere and relationship will change at the momen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comes to the view that it must share primacy in the world with China, and that will be the precondition for, I think, a new ter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西方国家在疫情中对待中国的态度极不光彩

西方国家对待中国最不光彩的、最令人沮丧的一幕,发生在本次全球新冠疫情中。

And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depressing, in fact, one of the most disgraceful episodes in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was to do with the pandemic – COVID-19.

一月,中国正在努力弄清楚这次疫情是什么,确定病毒、研究应对方法。而西方,尤其是美国但不只美国,我自己的国家英国也有参与,无情地攻击中国,说中国掩盖秘密、不告诉我们真相、掩盖存活率、比起人民的生命,政府和政党更重要等等,诸如此类的。

In January, China was struggling to understand to identify it and to work out how to deal with it. And the West, particularly the Americans, but not only the Americans, my own country Britain for sure, attacked, relentlessly attacked China, you know, cover up your secrecy. You’re not telling us the truth. You’re covering up the survival. The government matters, the party matters more than the survival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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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中国正与巨大的困难抗争。要知道,中国是第一个遭受疫情的国家。而现在,你能看到,中国面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从一月末起就非常优秀。

This is a situation where China was struggling in great, great difficulty. Remember, China was the first to tackle the question of COVID-19. Now and you can see that actually, China’s performance on COVID-19, certainly from late January, was bril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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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是按人均计算的百万人均确诊人数。你看中国可能是全世界表现最好的国家,虽然它不得不最先面对新冠疫情。

These figures here, are on the basis per capita, the number of cases per million people, look at China, the strongest, probably the strongest performance of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even though it had to tackle COVID-19 before anyone else.

而所有那些大批评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我的国家英国等等。一月时,他们攻击中国,毫无同情心。他们本应该把握住多出来的两个月的时间,本可以向中国学习。结果看看他们,表现得惨不忍睹。

And all those great cr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my own United Kingdom and so on, who could not stop themselves to (from) attacking China showed no compassion in January, had those two extra months to deal with it, could have learned from China. And look at them, a miserabl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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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本次疫情或许首先是对治理能力的考验。毫无疑问中国已经从根本上通过了这个考验,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而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很遗憾,证明是不称职的。

And I would say this, in addition, that the pandemic has been, perhaps, above all, a test of governance. And without question, China has come through this fundamentally, with flying colo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proven under the Trump leadership, but I think, unfortunately, more generally, to have been incompetent.

而如今,中国正走出疫情,创造经济机遇。

And the fact that China is now coming out of the pandemic, of course, has created major economic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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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清单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只有一个国家,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出现正增长,就是中国。

There’s only one country of this list here, that is going to have positive growth in terms of GDP in 2020. And that is China.

中国的崛起之路不靠战争

我还要说一个方面。自从中国1978年开始崛起,中国并没有真正参与过任何战争。这是中国大崛起、大转型的时期,从一无所有到现在与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平起平坐。

Let me just say something else as well here. Since China’s rise started in 1978, China has not really been involved in any wars whatsoever. This is the period of China’s great rise,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nothing to now being equal with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economically.

看看美国的历史,或者德国、英国、日本的历史。这些国家在崛起时期都参与了很多战争。换句话说,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是非常克制的。

Now look at American history, or German history, or British history, or Japanese history, all of these countries were involved in many wars during the equivalent period of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hina, in other words, has exercised extraordinary restraint during this period of its development.

目前的国际体系无法长期存在

我认为目前的国际体系无法长期存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与此前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快速转变的世界。

I don’t believe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can survive for a long time. We live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orld, a rapidly transfer changing world.

1980年,世界的经济中心在这里。

In 1980,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economy wa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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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随后的30多年里慢慢地转移了。今天,它的位置大约在这里。在这一时期,全球经济的中心基本上在西欧和美国。

And then slowly in the subsequent 30 odd years, it shifted. And today, it’s somewhere about here. That’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ose days, the global economy was essentially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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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50年,它会在这里,基本上就是在印度中国边境地区。

By 2050, it’ll be here, basically on the India-China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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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实上的中心在这里时,国际体系不可能再是一个被美国和西欧这些特权国家控制的体系。

There’s no way you can have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hich is controlled by privile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when actually, the center of the action is over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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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一个不同的全球经济秩序。关于这个新的国际体系,我想说,首先,它的核心将是中国,占全球18%的人口。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美国是核心,它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3%。

You need a different kind of global economy, a different kind of global order for that kind of situation. And I would say this, in relationship to this new international system. First of all, the heart of it will be China – 18%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t the heart of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the United States – just 4.3%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换句话说,这将比目前的国际体系更具有人类代表性 。

In other words, we’re talking about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hich will be far more representative of humanity than it is now.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从一个专制的代表少数人的全球治理体系转变成一个更能代表全世界的体系。它现在已经初具雏形,今后将更加如此。

In other words, we’re moving from an essentially authoritarian, minoritarian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to something which is far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world as it has, as it is already, and as it will be even more so in the future.

西方掌控世界的时代要结束了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 ,还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给西方带来了很大的危机,我称之为西方的生存危机。

The rise of China, not just China, the rise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as well which China of course, is part, is creating a big crisis in the West. I would call it the existential crisis of the West.

因为200年来,西方一直掌控着世界,把这个世界当成是它的世界。所有主要机构都是它设计的,它一直是这些机构的核心,它的人民管理世界。它的语言,现在是英语,占主导地位。现在管理世界的人,大体上都是白人。

Because for 200 years, the West has run the world, has assumed that the world is its world, has been at the heart of all the major institutions, which it has designed. The assumption that its people will run the world, that its language, now English will dominate, that the people who run the world by and large will be white.

这个时代就要结束了,这个时代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发展中国家也在崛起。

This era is coming to an end. This era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It’s not just the rise of China. It’s the rise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as well.

反对歧视偏见的行动正在西方国家发生,这种变化,不只是发生在美国,它是一种全球性的变化,是不同民族、不同肤色 、不同语言、不同文化 、不同文明的崛起。

And you’re experiencing in the West now, a backlash against its prejudice. And this change is not just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global change. It’s the rise of different peoples, different colors, different languages, 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我喜欢中文的这个表达,包容的文明。而西方还不知道如何接受这一点。

I like the Chinese expression, inclusive civilization. But the West has got no idea how to embrace that.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是非常积极的。这并不代表中国不犯错误,没有犯过错,未来不会犯错。当然会犯错误。

And I’ll just finish by saying this. Look, I regard China’s rise to be extraordinarily positive that doesn’t mean that China doesn’t make mistakes, hasn’t made mistakes, won’t make mistakes in the future. Of course it will.

中国还在学习的过程中,它才刚刚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但中国非常擅长学习。我们有目共睹。

It’s on a learning curve. It’s only just really beginning to be a great power. But China is a very good learner. We can all see that.

来源时间:2022/9/8   发布时间:20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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