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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特朗普的福音和最后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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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丽  来源:FT中文网

——女性学者对谈当下美国社会冲突和特朗普现象的深层结构

  近来美国社会至少在三个方面处在少有的危机中。首先,从3月底到6月,在近三个月的时间中,美国成了感染新冠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感染者总数已经超过200万。其次,随着疫情的影响,失业率也大幅上升,在5月底领取失业补助的人已经超过4000万。第三,也就是最近又一轮风波,因46岁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在5月25日遭到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单膝压制脖颈处超过八分钟,送到急诊室后被宣布死亡,这一事件成了美国乃至欧洲各地反对种族歧视社会运动的导火索,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至今事情仍旧在发展中。

  然而,在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办公人员和随从的簇拥下,站在白宫对面的圣公会所属的圣约翰教堂前,手持圣经摆拍了一张照片。而照片之外却是被警察用暴力和催泪弹驱赶的和平示威的人群。当晚,当地的圣公会主教巴德就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反对特朗普的这一做法,认为这是“神圣的事物被滥用来做政治背书,不仅伤害人,也让人反感”。多家媒体都指出,特朗普这一做法让美国原本的社会分裂更加严重,但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在于他是为了巩固自己选举的基本票仓(白人福音派)的支持。

  特朗普看似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呢? 早在1990年,美国权威历史学家马斯登(George Marsden)在他的《理解美国基要派和福音派》一书中曾指出,宗教和政治的混合一直都是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在当代美国以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为标志,构建了一种白人福音派(white evangelicals)和保守主义混合的宗教右翼。他们尽管不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但总在公共政策上,排挤其他族裔的传统,构建出一种“基督教美国”(Christian America)的幻想。当时,右翼福音派人士对基督教文明的高度渴望,与他们对商业利益集团实用的个人主义、贪婪混合在一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30年后,这个时代由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似乎已经完全地来临。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与白人福音派究竟有怎样的关系?除了上面讲到的种族冲突中的症状,早在新冠疫情引发危机时,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美国媒体公共讨论的热点。

  早在3月,特朗普就在白宫发布会上提出,希望美国经济能在“复活节”重启,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时距各州颁布“居家令”刚两周时间,新冠确诊数字正在飙升,迫于压力,特朗普的“复活节”愿望只能搁浅。

  此后,特朗普用一系列公开动作,鼓励“反居家令”运动:用推特给抗议者加油,攻击严守居家令的民主党州长,拒绝带口罩。有这位总统的鼓励,一些被媒体称为“神棍”的共和党人士也说出令人诧异的言论:不戴口罩是因为按基督教教义,那样就遮蔽了上帝造人的形象。抗议者打出的标语也说,“开放学校:教育是上帝赐予的权利”,“有上帝,不怕死”。一些孩子扶着大标语字:“不戴口罩,因为上帝已经罩着你了”。白人福音派与特朗普的互相支持,以及这一亚文化的反智荒谬特点,在公众眼中显露无疑。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度成为美国社交媒体转载的热点,就是在密歇根抗议“居家令”的运动中,白人居多,并且公开持枪,甚至一度进入到州政府,然而却没有出现后来一些反对种族歧视运动人们遭遇到的警察的暴力对待。

  5月开始,特朗普继续推动复工,并主张宗教场所是“必要服务”(essential service),因为必须恢复聚会。于是,在美国国殇日(5月25日),美国新冠病亡人数逼近10万之时,经济终于重启。美国媒体将《纽约时报》刊登的1000名病逝者名单与特朗普打高尔夫的照片并列,说这一对比将载入史册。媒体也再次聚焦于特朗普与白人福音派的关系,指出特朗普的屡屡动作,都是要迎合这样一个基数票仓。仅从以下一些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是美国公共生活的热点:

  •“特朗普要求重启教会的背后: 民调下降和他助选阵营的慌乱”,Behind Trump’s Demand to Reopen Churches: Slipping Poll Numbers and Alarm inside His Campaign, POLITICO

  •“一些福音派人士否认新冠威胁”,Some Evangelicals Deny the Coronavirus Threat, The Washington Post

  •“大多数白人福音派满意特朗普对新冠疫情的政策”Most White Evangelicals Satisfied with Trump’s Initial Response to the COVID-10 Outbreak, Pew Research Center

  •“特朗普的信徒:2020将试验他与白人福音派的关系”,Trump’s Faithful: 2020 Tests His Ties to White Evangelicals, The Associated Press

  •“调查结果:白人福音派认为特朗普是‘正直’、‘道德杰出’的”White Evangelicals See Trump As ‘Hoest’ and ‘Morally Upstanding’, National Public Radio

  •“特朗普为什么依靠白人福音派?”Why Trump Is Reliant on White Evangelicals,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6年总统大选时,美国民调显示,80%的白人福音派投票给特朗普,尽管这位候选人被《纽约时报》等公共媒体揭露三次离婚,被多人指控性侵女性,商界业绩腐败,都没有撼动这个基本票仓。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不管特朗普如何在公开场合发表对女性、黑人的歧视言论,甚至被弹劾,白人福音派对他的支持之高,仍然如旗帜屹立不倒。美国大众和学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同一个疑问:究竟为什么如此多的白人福音派,会无视基本道德,而支持一个在各方面都与耶稣的教导和道德相反的总统,甚至到了让很多宗教人士都感到羞愧的地步?到了2019年,连福音派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主编盖里(Mark Galli)也写了一篇题为“特朗普需要被革职”(Trump Should Be Removed from Office)的文章,呼吁福音派人士,不能再任由这样一位总统滥权、扭曲民风,否则会让福音派的声誉全毁。这篇文章让作者和这份刊物都备受攻击,再次加剧了美国福音派内部的分裂。

  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有很多关于特朗普性格问题的分析出自心理学,如多位哈佛大学学者编写的《特朗普的危险:37位心理学家对一位总统的评估》(The Dangerous Case of Donald Trump: 37 Psychiatrists and Mental Health Experts Assess a President)。他们一致指出,这位现任美国总统患有典型的自恋人格失序(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对美国公共生活将造成极大破坏。

  最近学术界陆续出版的一些新书,开始聚焦于特朗普对宗教界的操纵,也就是试图回答特朗普为什么会赢得大多数白人福音派的支持,而且会为了继续稳固这一基数票仓,而不惜出台各种破坏公共信任的政策。几本重量级新书包括斯特沃德(Katherine Stewart)的《权力崇拜者: 宗教民族主义的危险崛起》(The Power Worshippers: Inside the Dangerous Rise of Religious Nationalism)、Sarah Kendzior的《显而不见:是谁发明了特朗普和美国的败坏》(Hiding in Plain Sight: The Invention of Donald Trump and the Erosion of America)、Sarah Posner的《不圣洁:白人福音派为何拜倒在特朗普的圣坛前?》(Unholy: Why White Evangelicals Worship at the Altart of Donald Trump),以及Ronald Sider的《特朗普的灵性危险:30位福音派人士论正义、真理和正直》(The Spiritual Danger of Donald Trump: 30 Evangelical Christians on Justice, Truth, and Moral Integrity)。这几位作者中,前三位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第三位是美国著名神学家。

  最近的一本新书,也侧重于同样的主题。作者克莉丝汀•杜梅(Kristin Du Mez)是目前美国历史学界活跃的女性历史学家。201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本书《给女性的新福音: 凯撒琳-布什奈尔和基督教女性主义的挑战》(A New Gospel for Women: Katharine Bushnell and the Challenge of Christian Feminism),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今年,她令人瞩目的第二本书《耶稣和约翰•维恩:白人福音派如何败坏了信仰并分裂了国家》(Jesus and John Wayne: How White Evangelicals Corrupted A Faith and Fractured A Nation),用近20万字篇幅,追溯了美国白人福音派自1970年代以来对政治的影响。几十年来,美国基督教右翼势力不断卷土重来,这些白人占主导的福音派人士,不甘心于基督教的边缘化,试图用“基督教国”的神权政治叙事作为主导,以缩减民权运动、越战之后的多元文化趋势。在杜梅看来,特朗普政治与白人福音派的结盟,不仅是美国多元公共生活中一个持续矛盾体的结果,而且还有一个与信仰相关的性别(gender)维度。她写道:

  “福音派对特朗普的支持,不是非正常的现象,也不只是一种现实选择。实际上,它是福音派长久以来一种战斗性男性气概(militant masculinity)的表现,这种意识形态推崇父权,容忍无情的权力,不管对内还是对外。当特朗普宣称自己可以做他们的救主时,保守派白人福音派人士早就置换了那种强调谦卑、看顾弱者的信仰,换成一种嘲笑温顺是女人特质的信仰。他们不再认为有人打你左脸,就要给他右脸打,而是决定要维护他们的信仰和国家。因此他们确认,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把四福音书中的耶稣,换成了一个复仇的战斗型耶稣。怪不得很多人会这样看特朗普。在2016年,很多观察到这一现象的人都被震惊到了,福音派居然背叛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实际上,福音派不是背离自己所信的去投票给特朗普,而是因为他们所信的,才投了一票。”

  在美国媒体记录的视频资料中,白人福音派人士把特朗普视为一位新的先知和大祭司,他们不断称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敢于挑战世俗文化,要把基督教的神龛放回美国的心脏,以抵御各种思潮的侵蚀。

  就个人性格和修养而言,特朗普在公共场合的口不择言和攻击性,让他成为这一运动最锋利的利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白人福音派所推崇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在道德上失去了硬度,继而被很多学者和公共媒体批判为“最不爷们的”。《太平洋月刊》曾发表一篇题为“特朗普:最不爷们的总统:为什么他的支持者不用自己男性气概的标准监督他?”(Donald Trump: the Most Unmanly President: Why don’t the president’s supporters hold him to their own standard of masculinity?)的文章,作者尼古拉斯(Tom Nichols)写道:

  “为什么很多投票给特朗普的工人阶级白人男性,不能用他们自己的男性气概标准来衡量特朗普?为什么他们会支持一个表现像孩子一样的男人?……在那个把特朗普视为英雄的亚文化中,很多男人自己已经陷在一种永久的青春期(perpetual adolescence)里……特朗普提醒他们,男人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的。这一文化能具有如此吸引力,实在是非常伪善。”

  带着上面所产生出的一系列问题,我和克莉丝汀•杜梅进行了一场关于从女性视角理解特朗普和白人福音派的关系,及其对于美国当下政治、社会的塑造的对话。

  马丽:你的新书展示了在美国,从1940年代开始,一种男性化的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与文化潮流以及政治的交织和对抗。这是一段复杂但让人惊奇的社会历史。你认为,大多数美国公众有没有意识到,这种男性化基督教的发展,一直到特朗普当选总统,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杜梅:我不认为很多人意识到这一关系。人们一般认为的是,白人福音派投票给特朗普的做法,是“对他们信仰的背叛”,也就是说,他们的选择是与他们的基督教价值观相反的。但这种说法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福音派价值观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某种战斗性塑造着。在福音派人士看来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可能很熟悉这种战斗性的基督教男权叙事,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一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后果,远远超过关于男性(manhood)和女性(womanhood)的讨论,而是最终深刻整合了广义上的福音派政治世界观。

  马丽: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你这本书的标题可能不太好理解。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个标题吗?约翰•维恩(John Wayne)是谁?

  杜梅:约翰•维恩是美国最著名、受人热爱的演员之一。从1940年代起,他就以在一些牛仔主题电影中出镜闻名,他也演过一些关于二战和越战的英雄主义电影。他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男性,一个会为正义而战的男人。他也有种族主义倾向,绝不是一个模范的爱家男人,但却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文化地标。当我开始研究白人福音派男性气概这一现象时,我很惊讶地发现,很多作家(甚至包括维恩此后的一些作家)都仍把维恩视为一个理想的男性基督教信徒。不仅维恩是他们的好莱坞英雄。人们还有一个最爱的,就是梅尔•吉布森拍摄的电影《勇敢的心》里面的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当然还有很多电影中的其他英雄主义的、很爷们的男性角色,都激发了福音派的男性气概叙事。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声称自己是在推崇“符合圣经的男性角色”(biblical manhood)的人,他们并不是受圣经本身的启发。恰恰相反的是,他们崇尚的是一种粗犷的、甚至暴力的文化模式中所传递的男性形象。如此一来,他们最终就把信仰也改变了。他们所信的,不是以“爱邻舍”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而是一种要求男性(白人男性)去为自己的权力而战斗的信仰。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对我来说,是扭曲了基于圣经的基督教。

  马丽:当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禁想问,这种丑闻式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和美国的明星文化(celebrity culture)有关?美国有一套发达的大众传媒产业,也最大程度上催生了这样一种“名利场”。包括特朗普本人,也是因主持真人秀《学徒》(或译作《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赚取了知名度。那么,名人文化是怎样成为美国福音派的一部分的?

  杜梅:很多试图理解美国福音派的学者,花了很多时间观察神学家或福音派精英的领导层。但是,就我对美国福音派的观察来说,我很确信,就连对一般人来说,福音派的流行文化对他们的塑造力之强,远远超过一些正式神学教导对他们的影响力。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福音派人士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大众媒体和文化产业。他们听的是基督教电台,买基督徒音乐家的歌,从基督教书店买书,参加各种大会,也追逐各种他们最喜欢的基督教明星。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产品和联系,才是定义他们福音派身份认同的东西。所以我认为,需要很认真地看待这种福音派流行文化,看有哪些价值观被“包装”起来,贴上“基督教”的标签在售卖。

  马丽: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获得了白人福音派中81%的选票,那一时刻正式巩固了特朗普和福音派之间的双向热爱。哪怕最近,尽管有新冠疫情的危机,特朗普在白人福音派中的支持率仍稳而不降。你的书可以怎样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

  杜梅:我在书中论述了白人福音派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只是一种交易性的关系,而是有很深刻的同构性。我们在新冠疫情中看到的这一现象,一部分原因是,福音派不愿意放弃他们那种战斗性的、非此即彼的世界观。从历史来看,他们总在寻找敌人,包括共产主义、女权主义、自由主义、穆斯林、世俗主义分子、民主党人士,等等。这一认知框架不允许他们理解什么是“共同的善”(common good),而要胜过此次全球疫情,人们必须认识到,要追求一种“共同的善”。对于福音派人士来说,他们太受到一种战斗性的世界观的影响,很容易不信任科学,不信任国家的政府官员,而去相信一些把此次危机用文化战争术语解释的阴谋论,或者表现得无所畏惧,就像约翰•维恩的电影一样。但可悲的是,这些做法只会让我们在新冠病毒面前变得更加脆弱。

  马丽:你书中提到一些保守福音派的“品牌”,包括詹姆斯•道布森(James Dobson)的“爱家”机构(Focus on the Family)、基督教在家教育运动,马克•得利斯科尔(Mark Driscoll)的超大教会(megachurches)、约翰•派博(John Piper)和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道格•威尔森(Doug Wilson)的古典基督教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这些机构或平台都建构出一种亚文化,像是一种基督教产业的泡沫,对于很多白人福音派来说,代替了真实的现实世界。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他们所提供的,有什么吸引到美国人?

  杜梅:我在书中就勾勒出这种基督教的亚文化圈。它非常复杂,但那也就是它成功的秘诀之一。不同支的福音派可以身处不同的亚社区里,可能是保守的在家教育社区,或者是郊区的超大教会,还有其他类似的。但有一些联盟和协会将这些不同的社区联结在一起。那么,一个社区的领袖就可以请另一个社区的去当讲员。他们彼此推荐彼此写的书,推崇彼此的事工。基督徒书商们也会销售来自福音派世界各个角落的书。所以这变成一个很大的权力场域,也是利润很大的,一个亚文化圈。

  而同时,福音派基督徒在寻求指引、属灵教导、关于怎样做父母的建议,他们找到这些资源,渐渐形成品牌忠诚度。例如,常常收听“爱家”电台广播的人,就会成为这个平台的忠实支持者。他们不仅听取育儿建议,还买这位创办人的其他书籍,最后也按他的建议去投票。很多人可以找到一个有归属感的群体,最终得到比他们所求还多的回报。但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对这些领袖精英产生强烈的忠诚度,与那些群体产生认同感,但这些群体主要是借着消费相同的文化产品,产生出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才连接在一起的。

  马丽:这些保守的福音派品牌也输出到全球各个地方。你新书中有哪一部分可以帮助全球读者更多地反思这种男性福音派基督教的问题呢?

  杜梅: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是关于美国基督教的,因为它探讨的是白人福音派人士怎样接受了一种美国基督教的民族主义。但换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也有普遍性,就是人们有可能接受一种版本的基督教,它最终是关于怎样做到用权力来支配他人的。它可能从性别意识开始,男性推崇要有主导女性的权力,但很快就延伸到种族支配的权力,或国家权力、军事权力,而在所有这些领域,它最后都颠覆了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教导。可悲的是,它仍以基督教的名义进行,而且以维护基督教、维护女性、维护被逼迫者的名义,来为自己的暴力正名。从这一点来说,它是具有欺骗性的、很危险的。

  马丽:白人福音派基督徒除了败坏了一个信仰、分裂了美国之外,还在自2017年以来的“米兔”运动(#MeToo)中臭名昭著。你的书也将这种男权形式与教会范围内大量出现的性侵事件联系在一起。你认为“米兔”运动可能会逆转福音派内部一些男权文化的趋势吗?

  杜梅:关于“米兔”运动是否可以逆转任何潮流,我不能判断,但它已经开始揭露出这种男权文化中的一些危险所在。那是很大一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性侵受害者们只能沉默,因为她们知道,没有人会相信她们。现在至少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她们,而且为她们发出声音,而不是为了维护教会或信仰而去压制她们的故事。至于这场运动是否会带来长期的改变,这仍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保守福音派领袖(如约翰•派博)公开说,这种性侵文化背后的问题不是男权,他认为恰恰相反,正是男权才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女性受到性侵是因为缺乏男性的保护。今天,很多美国基督徒(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和女性)已经受够了这种论调。一些人还会留在教会里,继续要求改变制度和社群文化,但很多人也决定离开了。

  尾声:美国选举政治与宗教势力的交织,是一个渊源已久的现象。正如杜梅在书中指出的,特朗普不是因,而是几十年来美国社会、选举政治和宗教文化变迁的果。

  5月底,美国思想家乔姆斯基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评价特朗普和当下的情况:“特朗普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他只是一个有着反社会人格的个人,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但那种情绪和恐惧是相似的。并且,现在国家和世界的命运被掌握在一个反社会的丑角(sociopathic buffoons)手中,这令人震惊。新冠病毒已经足够严重,但值得回顾的是,还有两个更大的威胁正在逼近。我们正在走向灾难的边缘,而它远比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要糟糕。”

  显然,人类处在危机中,正如特朗普带着他的福音和他的信徒们一样处在危机中,只是我们能否抵御住特朗普最后的试探和诱惑,这也许是一个人性最深处的问题,极有希望,也危机四伏。

  (作者马丽是社会学家,康奈尔大学博士。)

来源时间:2020/7/17   发布时间:202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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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栋:“疫火”燃烧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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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栋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成为全球疫情震中已有数月。数月来,新冠疫情犹如一场不断蔓延的熊熊大火,在美国各地燃烧不止。6年前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斯宾塞不知道会不会为美国政府两次掉进同一个“坑”里而叹息。

  2014年10月,斯宾塞从非洲返回纽约,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生活了一周之久,才被查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整个美国顿时陷入极度紧张。在斯宾塞之前,已有一名美国人——42岁的托马斯·邓肯(Thomas Eric Duncan)从非洲返回后被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邓肯确诊一周后去世,两位照顾他的护士也被感染。在主治医生安东尼·福奇(Anthony S. Fauci)悉心照料下,她们最终都活了下来。

  斯宾塞死里逃生,在高度隔离病房内待了19天后最终幸存下来。“他们很明显没有任何预案。”斯宾塞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纽约市的一个地产大亨在推特上发帖大骂美国总统和政客愚蠢,他的名字叫唐纳德·特朗普。

  幸运的是,2014年埃博拉病毒并未在美国传播开来。6年后,昔日的纽约地产大亨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这一次,美国没有能够躲过病毒。

  2020年由新冠病毒引发的大流行笼罩全世界。短短半年多时间,已经感染了超过1350万人,造成近60万人死亡。仅在西非地区夺走的生命,已经超过2014年埃博拉疫情中的死亡人数。

  “如果我们不能扑灭这场 ‘大火’,最终它会吞噬掉整个国家。”如今已成为美国抗疫队长的卫生专家福奇疾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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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冠疫情关键指标7天平均走势图 来源:新冠疫情追踪项目(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自7月以来,美国的疫情数据几乎每天都在打破纪录,不断加速恶化。7月4日,是美国建国244周年纪念日。两周后的7月16日,美国日新增病例已接近7万,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350万,死亡近14万人。这个世界第一强国正深陷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近日发表的长文《新冠疫情与政治秩序》中指出,纵观全世界,成功应对新冠疫情的国家必须拥有三大要素:国家指令和治理能力(健全且有效的公卫体系);社会信任(人民对政府、人民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能担重任的领导人。

  如果说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的压力测试,至少就现阶段的测试结果来看,美国严重不及格。

  在秋季到来之前,美国能扭转局势,还是彻底滑向疫情失控的深渊?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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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特朗普首次在公开场合带上口罩。

  疫情之火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最担心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美国非虚构作家、《纽约客》撰稿人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普雷斯顿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有史以来唯一以非医师身份获得过防疫斗士奖的得主。多年来他专注于研究埃博拉等致命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曾多次前往非洲疫情暴发地实地调查,对病毒有着深刻的见解。

  今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了普雷斯顿的最新著作《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普雷斯顿在书中预测了未来最让人恐惧的一种疫情危机:某种生物安全四级(最高危险级)的病毒降临到全球百万人口级的城市,通过空气进行高效的人际传播,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

  普雷斯顿坦言,这种预测至少部分已经在新冠大流行中应验了。

  “病毒是‘机会主义者’。如果说埃博拉病毒是一个残忍的杀手,过于烈性且不能通过空气传播。那么新冠病毒比埃博拉更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很容易在空气中传播,甚至能够让人感染却毫无症状,得以继续传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冠病毒是‘升级版’的完美病毒。”他说。

  对于眼下美国的新冠疫情,普雷斯顿深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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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疫情失控

  “人类是脆弱的。如今,大量的人们拥挤在众多的超级城市中。这些城市就是生物定时炸弹。所有的城市都通过航线连接起来,使得病毒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这就是新冠病毒眼下正在美国所做的。”他说。

  美国人原以为,新冠疫情在4月底已经到达了顶峰(日增约3.7万例新病例)。到5月中旬,美国的日新增病例已经降低了近一半,整个社会迫不及待地要重启。

  但是他们错了。

  如果说在3月美国疫情震中纽约暴发最高峰时,大多数美国人被要求待在家隔离的做法阻止了“疫情之火”蔓延到其他地方,那么当下的美国,面临的是更危险的时刻。

  当全国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南方的三个人口大州正在同时成为疫情热点之际,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正在重新开放——就好像一处地方燃起大火之时,它与四周的地区却正在撤去防护。这正是美国眼下让人难以相信却又不得不接受的荒诞现实。

  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在过去两周中,美国新发病例数猛增80%,50个州有41个感染曲线呈上升趋势,36个州的病毒检测阳性率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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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发疫情地。

  当人们还在争论美国是否已经迎来了第二波疫情还是仍深陷于第一波疫情时,芝加哥大学流行病学家萨拉·科比(Sarah Cobey)在《科学美国人》上犀利地指出,“这种大规模蔓延的疫情更像是失控的野火而非浪潮。”

  美国人口最多的三个大州:加利福尼亚州( 4000万)、得克萨斯州 (2800万)、佛罗里达州( 2200万)以及南方的亚利桑那州等地已成为眼下美国疫情同时暴发的多个“新震中”。近两周以来,全美已七次创下单日新增病例纪录。有8个州在过去一周内创下单日死亡纪录。

  7月12日,佛罗里达州新增1.5万新病例。这是自美国疫情暴发以来各州单日新增病例数的最高纪录,甚至超过疫情最严峻时期纽约州的单日1.2万例。过去一个月,佛州病例已暴增8倍之多。

  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过去一周平均每天新增逾8000例新病例,近百例死亡病例。目前总病例数超过30万。值得特别警惕的是,其中18至49岁的人群几乎占到所有病例的60%。

  南部的得克萨斯州同样呈暴增之势,每日新增病例近万例,死亡病例近百例。在相邻的亚利桑那州,按照人口平均计算,这里是全世界疫情增速最快的地区。整个美国南部的“阳光地带”都已笼罩在不断恶化的疫情阴影之下。

  与耸人听闻的新增病例数字相比,专家们更看重住院率、重症比例、死亡人数等更能反映新发疫情严重程度的指标。截至13日,美国平均每日死亡病例为724人,这个数字在7月初还不到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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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大人口州疫情。

  尽管目前的死亡人数远低于4月疫情最高峰阶段,这主要是由于治疗经验的累积以及大量病患为年轻人。但由于死亡数字的滞后性,未来两周的数字值得密切关注,未来疫情的走势仍有待观察。

  天灾还是人祸?

  在新冠疫情面前,“世界巨人”美国的表现令人既费解又感慨。

  “现在美国人已经不谈疫情防控了,大部分人说的是和病毒共生活。美国的疫情已经防不住了,美国人和美国经济也受不了(继续待在家里)。只能从减少死亡率上进行消极抵抗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住院药剂师江剑刚告诉澎湃新闻。

  在江剑刚看来,南方几个人口大州近期疫情陡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人为的因素占主导,随着天气变热,大家在家里越来越待不住;同时许多企业复工复产,人们普遍放松防范意识。

  “从数据分析来看,你会发现加州,包括南部其他几个大州的新增病例中拉丁裔最多。这与南美洲的疫情有关,这些州的拉丁裔人口很多,他们中许多人和拉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许多拉丁裔家庭属于密集居住型,而且大多拉丁裔因为经济原因必须外出工作,使得他们成为高风险人群。”江剑刚说。

  举例而言,加州中部的中谷地区此前病例不多,但是近期开始暴增。这一地区主要为农业区,拉丁裔工人众多,新增病例中很多都是拉丁裔人口。目前南加州的疫情增幅明显高于北加州,江剑刚所在的医院接受的很多病人也都是从南部送来的。

  加州本是美国反应最早的地区之一,一度稳定控制住了疫情。然而自6月重启经济以来,加州的确诊病例增加了两倍以上。7月13日,加州州长不得不再次下令关闭酒吧、饭店和剧院的室内运营。

  《纽约时报》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和领导人在此次疫情失控中的责任首当其冲。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政策混乱,不遵守公卫专家制定的重启条件,盲目过快开放是疫情恶化的重要原因,尤其是重灾区的几个州。

  共和党人、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数周来一直坚称,政府不能强制要求民众佩戴口罩。直到7月4日国庆节前,由于新增病例和住院人数猛增才最终改口。

  另一个共和党人主政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 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更是因为重新开放速度太快和没有颁布全州戴口罩法令而受到广泛批评。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尽管佛州疫情居高不下,佛州的迪士尼主题乐园仍坚持重新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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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州迪士尼乐园7月18日重新开放。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更是指出,美国疫情的失控与特朗普总统的失职密不可分——这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位置的错误的领导人。

  7月15日,四名美国CDC前主任联合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用政治绑架防疫,并批评道,美国历史上从未有一位总统,像特朗普一样将科学政治化。

  “如今在公卫专家面前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新冠病毒,另外一个是意图削弱CDC的政治领导人。”他们在文章中批评,“美国行政机关对于CDC的否定,使得美国公众质疑CDC的防控指引,并动摇美国CDC作为发布疫情信息、发布防疫指南权威机构的地位。”

  面对疫情恶化的事实,特朗普始终没有正面承认,相反他多次表示,白宫正在与各州州长一道努力“扑灭疫情,而且效果不错”。

  “我们生活在一部由唐纳德·特朗普主演的恐怖电影里。我们怎么能理解:美国总统会出于政治目的而回避责任,将美国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布洛( Charles M. Blow)愤慨地说道。

  特朗普多次强调,检测增多是美国确诊病例增多的主要原因,甚至认为应当减少检测。然而江剑刚通过分析各州的新增检测数量和新增病例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疫情上升的39个州中,29个州检测有所上升,5个持平,还有几个州甚至下降。比如佛州,新增病例与增加的检测数量不成比例;得州检测持平,新增病例却在攀升。加州两者上升幅度比较接近。”江剑刚说。

  他还进一步指出,美国疫情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每天检测出的数万新冠感染者不能有效隔离。在美国,没有类似方舱医院一类的集中隔离设施,只有重症病人会被收入医院,其余大多数人都是自觉在家隔离。这样极易造成家庭聚集性感染,不易切断传染链。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是,随着病例激增,年轻人正占到越来越高的比例。世卫组织近日终于明确指出,新冠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尤其是在各地政府急于重开的酒吧、赌场、餐馆、商场等室内场所。这使人们担心不愿意遵守社交距离、不戴口罩的年轻人正在助长病毒的传播。

  达拉斯得州大学前副校长、现居美国的冯达旋告诉澎湃新闻,就在前几天,他所居住的小区内几十个邻居还在小区的游泳池旁边喝酒聊天开派对,完全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抛之脑后。

  在美国生活了40多年的冯达旋对此表示难以理解。“这个小区里住的人我相信都念过大学,不能说他们没有受教育。但是有知识的无知却是更可怕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或许他们觉得戴不戴口罩是自己的自由,但有没有想过他的自由可以损害到别人?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如果连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自由?”

  就在本周,得州当地媒体曝出这样一则消息:一名30岁的年轻男子在参加了“ 新冠派对”后染病不治死亡。临死前他对医生说,“我想我做错了。我以为这是个骗局,但并不是。”这种荒诞的活动在美国多地接连出现,主要由一些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人举办,其想法就是让人们聚在一起,看看新冠病毒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会传染给其他人。

  “如果说这次疫情是对所有国家的压力测试,美国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冯达旋说。“我最担心的是如果疫情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会发生动荡。现在美国的疫情就像在一条无尽的隧道里面,看不到一丝亮光。”

  扭转还是全面失控?

  普雷斯顿在《血殇》中的一段话格外让人深思:“疫情暴发的终结往往是人们行为模式的改变。‘埃博拉战争’不是通过现代医药打赢的。而是人类必须去除自身的人性,克制许多本能,为了拯救自己,人类必须改变自己。”他说。

  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看来,目前美国疫情多个“震中”的出现已经成为共识,未来的疫情形势异常严峻。

  “我们原本以为随着东北地区转好疫情会迎来拐点 。现在看来是一厢情愿了。”黄严忠说。“这是不尊重科学,不遵守社交距离和防护措施必然会发生的情况。”

  黄严忠表示,更让人担心的是,目前得州、佛州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3月纽约高峰时经历的医疗资源紧张、医护人员紧缺的状况。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信号,是更严重状况到来前的警报。

  不过即便如此,黄严忠认为,美国的疫情还是有可能控制住的,关键在于政府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他建议美国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检测并采取适当的隔离措施以遏制疫情进一步恶化。

  眼下美国社会最大争议之一是关于秋季开学问题。“许多学校都非常矛盾,因为让学生回到学校意味着风险,当学生来自全国不同的州,带来的风险也就不一,然而全部转到线上对于教学质量也有影响。学校很难决断。”黄严忠说。

  除了开学,美国国内今年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选情已然不利却一心想要连任的特朗普是否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没有人敢保证。而受到大选的影响,各州不同党派的官员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黄严忠坦言,眼下他最担心的是今年秋季可能到来的第二波疫情。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在秋季的第二波最为猛烈,造成了最多的伤亡。

  “虽然不能简单的类比,但是如果看1918年的历史,就很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危险性。因为病毒的变异,毒性可能更大、传播性更强,又正好碰到学校开学、复工和大选,同时还和秋冬季的季节性流感重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可能使得第二波的疫情变得很严重了。”他说。

  回顾人类的历史,大疫情总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社会矛盾也会变得更加尖锐。在即将进入到美国大选100天倒数之际,没有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来源时间:2020/7/17   发布时间:2020/7/17

旧文章ID:22349

赶上俄克拉荷马州最后期限,“侃爷”正式登记参加美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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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徐艺芠  来源:澎湃新闻

  此前宣布参加美国大选的知名说唱歌手“侃爷”坎耶·韦斯特已在俄克拉荷马州登记为总统候选人,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该州的选票上。

  据美联社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日报道,韦斯特的代表已于7月15日填写并提交了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1号表格,这一表格是正式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必要文件。这名代表还支付了3.5万美元的申请费用。俄克拉何马州选举委员会发言人米莎·莫尔说,当天是在该州登记总统竞选候选人的最后一天,当天有包括韦斯特在内的三名独立候选人支付了申请费。

  韦斯特的申请表格显示,他由“坎耶2020”委员会推举,党派处填写的是缩写“BDY”,韦斯特解释说“BDY”意为“生日党”(Birthday Party)。

  俄克拉荷马也是韦斯特在申请截止日期前完成参选要求的第一个州。此前,他已错过了多个州的参选期限。

  此前曾有韦斯特退选的报道。据美联社报道,《纽约》杂志14日援引韦斯特的竞选顾问史蒂夫·克莱默称“他退出了”,并表示韦斯特聘用的团队都对此感到失望。

  今年7月5日,坎耶·韦斯特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并得到了特斯拉公司CEO马斯克等人的支持。几天后,韦斯特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表示,自己已不再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是“为了赢”。

  韦斯特1977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是美国说唱歌手、音乐制作人、商人、服装设计师。他的妻子是真人秀明星金·卡戴珊,两人育有4个孩子。

来源时间:2020/7/17   发布时间:202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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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大选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仅剩的一项领先优势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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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选情低迷。其唯一的优势就是经济。但15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目前有50%的选民认为拜登在经济管理上会比特朗普干得更好。

  据彭博社15日报道,昆尼皮亚克大学(The Quinnipiac University)发起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以52%对37%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这个差距是去年10月以来所有独立性全国民调中水平最高的。

  3月,美国受疫情蔓延影响不得不限制经济活动,经济陷入萧条。尽管如此,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仍受到公众认可。此前,特朗普一直拿更多选民相信他的经济领导能力做文章。上月,同一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在经济领导能力上领先拜登5个百分点。这是因为特朗普任内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且股市飙升。

  15日发布最新民调则显示,特朗普在经济管理能力上落后拜登5个百分点。50%的人表示拜登会做得更好,更看好特朗普的只有45%。

  民调受访者认为此次大选中最重要的主题是经济,其次是疫情和种族不平等。拜登在疫情应对和种族问题上也具有领先优势。民调显示,选民在疫情应对上更支持拜登,支持率为59%对35%。在种族不平等问题上二人支持率对比则为62%对30%。

  据报道,此次民调时间为7月9日至13日,1273名登记选民接受了访问,误差幅度为2.8个百分点。

来源时间:2020/7/17   发布时间:2020/7/17

旧文章ID:22346

董云裳:中美关系中的错误和错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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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云裳/文;谢鸿雁/翻译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在中美智库媒体高层论坛上的讲话,授权中美印象发表。董云裳女士曾任美国国务院前负责亚太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现为耶鲁大学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译者为中美印象的学生记者,就读于吉林大学。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
延伸阅读:
王毅:守正不移,与时俱进 ,维护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
傅莹:面对美方挑衅,中方应考虑“主动出牌”
陆克文:中美或已到冷战1.5时代,但还没到冷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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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关注中美关系。我的研究经历可能不如在座的各位。但即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也见证了中美携手同行,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建设、全球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领域为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直以来,中美关系都十分复杂。正如我的中国同事所说,“中美关系充满曲折”。我们不应让对过去40年不切实际、修正主义的叙事方式继续下去。我们不遗余力地努力维持中美之间建设性的关系,因为此种关系对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都有利。但是达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需要有远见卓识的政治才能。

不幸的是,我们错过了许多使中美关系为我们和世界带来更多红利的机会,而这些错失的机会将导致巨大的挫败感。

为什么中美在911事件后不能并肩作战,共同打击跨国恐怖主义?为什么中美没有开展更有效的合作,使朝鲜融入国际社会?为什么中美没有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为什么中美不能一起制定数字数据使用的标准或共同开发太空?我们两国军队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军队更加疏远,并同时在南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也许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对话如此地偏离轨道?

以上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其历史和复杂性,我无意指责任何一方应该为其负责任。但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探寻根源。或许是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时机、外部事件或误解,我们错过了为两国关系确定一个富有成效的长期框架的机会。

叙事方式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夸大。为了使如此复杂、相互交织、相互竞争的关系不致沦为敌对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故事,一个大局观,一个囊括一切的共同方向。

我将在这里讲一下过去我们错失的两个机会。

首先,在“9 • 11”事件之后,乔治• 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希望让中国更多地成为全球舞台上的合作伙伴,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副国务卿则呼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也许中国不明白,这是美方真诚的努力,目的是促使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多极化的方向发生变化。也许中国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不想把用于国内事务的精力分散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无论如何,美方这一邀请似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而后,习近平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当他和奥巴马总统2013年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双方明确中美将努力寻求合作关系,避免冲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但这一努力很快也因各种事件、误解和美国人感觉到的中国与美国相处方式的改变而夭折。

在这两种情况下,两国政府之间根深蒂固的猜疑似乎压倒了领导人为走上更有成效的道路所做的任何努力。

这或许表明,两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他们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期望和他们的政府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多么重要。

当前,两国均遭遇不安全感和困难,这样的领导力并不存在。

然而,合作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世界目前正面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爆发的共同威胁。

我很乐观,深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两国的领导人不要过于碍于面子,以至于找不到纠正过去错误的机会。

来源时间:2020/7/17   发布时间:2020/7/17

旧文章ID:22344

关于中美国家竞争战略的一点研究

作者:天下明珠  来源:常在能言善听自在部落

国家竞争战略这个话题是很久以前就想写的,近期特朗普对我发动贸易战,已经不顾吃相是否难看,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摆到了桌面上,因此提前写出来分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主政者能看到。

一、国家之间竞争的实质

人跟人比来比去,最终都取决于智商。情商这事不须提,几十年来我从未见过智商很低而情商很高的人。只要涉及到博弈的,都离不开计算能力,当然还有谋篇布局的能力,这些都需要足够的智商。

国家之间也一样,只不过比的是整体的智商。谁的体制、机制能够把最最聪明的人选出来代表全体来主张国家的利益,谁就能占据优势。聪明人谁都有,但不一定能选出来。选出来后还能组成一个团队形成最大合力,就具备了竞争优势。司马懿的后代中,虽然笨蛋很多,但也有几个聪明的人,但司马团队就是选不出来,不但选不出来,还要统统害死,这是晋朝的悲哀。这样的国家就属于内耗太大。

从长久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比体制、机制。没有绝对好的或者一面倒的好的体制、机制,所以,还要比谁有自我修复和自我纠正能力,都有的话就比谁更强。

民族国家之间,说到底,确实比的是基因。民族国家向心力强,这是优势。但象美国这样的,是移民国家,所谓的美利坚民族是以白人为主,各种民族、种族融合的整体,除了自身繁衍外,还通过领先的生活水平、好的政策吸引全球的优秀人才加盟。这有利于其保持活力和竞争力。华人入籍,也要忠诚于所在国。因此,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认同不同理念的人群之间的竞争。把国家当成公司就好理解了。都是中国人,效力于不同的公司,照样有激烈的竞争。

现在的中国,以汉族为主体,五十六个民族和谐相处,都是华夏大家庭。但未来呢?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也许也会吸引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人才加盟,极端一点,成为象美国这样的。现在很多小城市涌入大量外地人,形成新市民,方言迅速消失,普通话成为通行语言,就是小缩影。如果到了那一天,那么美国和中国之间差异在哪里?不就是比政策吗?谁好,谁就能吸引到人才。在战国时代几千年后,或许又会出现一个类似的大争之世。

那个时候,还能依靠民族主义凝聚人心吗?也许可以。但一定不是唯一选项,甚至要让位于其他。

二、美国的弱点

从洛阳到纽约,不过千年。

别看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他的没落并非没有可能。当年,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呢!还不是照样衰落,更不用提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的光辉岁月了。

没有永远的超级大国,也没有永远的老大。谁最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谁最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谁就最有可能在竞争中拥有加速度。当然,成与不成,还有别的因素。

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主要依靠三大支柱。第一是在全球绝对领先的军事存在。第二是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第三是在全球领先的科技实力。三权分立等民主制度都排不到前三。

目前美海外军事基地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30万人,拥有11艘航空母舰(也有说是13艘),在全球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强悍的战斗民族俄罗斯目前也仅有一艘“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航空母舰在役,由此可见其优势。强大的军事实力使其控制或间接控制着全球主要的咽喉黄金水道,一旦爆发战争,可以迅速实行封锁。全球14450枚核弹头,美国占44.6%,俄国占47.4%,两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美国是唯一实际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

美元是世界货币,1944年7月确立了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对全世界是有承诺的,拿一美元来,美国政府承诺就可以兑换0.888671克黄金,但到了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兑换黄金的义务。几十年过去,大家早就习惯了使用美元,也忘了当初为什么用美元,美国人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凭空造出货币,空手套白狼地从全世界掠夺财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信息,全球政府债务63万亿美元中,美国占了三分之一。美国国债中25%由外国政府持有,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美国政府一直是借新债还旧债,按照《货币战争》的说法,美国政府几乎不可能还清债务,巨额而不堪重负的债务是让人绝望的东西。

但是,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你有雨伞,我有大头。就这么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整天还穿西装打领带,充当世界警察,一开始还是正义的化身,管这管那,到以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入侵伊拉克,以保护人道的名义轰炸南联盟以及中国大使馆,再到现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极限施压,要求放弃主权和发展高精尖科技,到处“退群”,美国已经完全不讲理了。靠的是什么?还不是自恃军事实力强大——这就是他的大头。印一堆没有黄金保证而且还买不了高科技产品的绿纸,还要求全世界都要用,靠的也是他的军事大头。

现在,如果全世界不用美元了,美国马上就会崩溃,如果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不复优势,大家就非常有可能不用美元,美国马上也会崩溃。美元霸权地位一旦崩塌,不要说维持军事存在,恐怕连生活都困难。至于科技实力,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目前石油还是重要能源,美国控制着石油的美元结算,而中国在上海开的原油期货交易市场是用人民币结算的,美国担心不担心?如果未来出现替代的新能源,不用美元结算,美国担心不担心?如果一带一路各国贸易结算不用美元,美国担心不担心?他敢不担心么?一天到晚靠印纸币输出通胀的国家,如果没有超级国家机器的加持,和印伪钞是差不多的。

这个世界上,趋势这种东西是难以违背的。上帝早就为每一个背信弃义标定了价格。在美国无耻地不承诺兑换黄金的时候,就是美元逐渐衰落的开始。

更何况,美国还有几乎无法克服的弱点。

时至今日,他的三权分立制度红利已经差不多了,如果说中国社会面临阶层板结的危险的话,美国则是彻底硬化了。美国梦已经远去,义务教育的轻松快活与精英教育的高额支出并存,巧妙地从一开始就将阶层固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一点,美国人早就实现了。中国的五十年代生人、六十年代生人、七十年代生人、八十年代生人、九十年代生人,有着比较明显且为社会认可的差异存在,为什么,因为在发展,在变化。而美国的各个年代生人差异不大,因为社会已经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了,你小时候有冰箱,我小时候也有冰箱,代际差异不大。

他的移民国家特性导致了他的社会要比中国复杂得多。各种各样的人种融合在一起,四分之一血统是A,四分之一血统是B,八分之一血统是C,八分之一血统是D,还有四分之一血统是别的,这样的人很多,身份认同和族群认可很难,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最重要。那些贫民窟的人,街头烧柴油桶取暖的人,是彪悍的美国大兵和西装革履的华尔街人以外的人,但他们也是美国人。美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将长期存在且难以解决。一个章莹颖案件,都能到现在查不出被害人在哪,要放到中国来试试,几瓶辣椒水的事,别跟我说美国人不搞刑讯,关塔纳摩虐囚是怎么回事?另外,如果失踪的是美国白人上层的孩子,你看看还会到现在还在那装模作样地磨叽么?一个辛普森案,就强调程序,最后靠抓住人家抢纪念品的事判了个几十年,算是曲折地要回了正义,这美国人是真会自欺欺人。

说实话,以前对美国人追求程序正义是带着点仰视的,现在看得多了,感觉程序正义要追求,但美国人那一套照样是带着资本主义虚伪的颜色。现在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牢牢控制着这个国家,其他的人造不了反,有一天底层看到还有更好的社会制度,觉悟起来,到时候压不住,就会出现大动荡。

不要以为这不可能。如果美国沦为二流国家、三流国家,这就会发生。所以这班里的第一名,必须要保住第一名的地位。但大家的一天都是24小时,凭什么你干一天活创造的财富比别人多?用好的机器、好的技术、好的配方,这是答案,但不是唯一,因为这是有天花板的。超过天花板的就是其他,用过去的话说,就是靠剥削和掠夺,只不过通过复杂的金融体系掩盖得更加巧妙而已。

现在中国人民要通过“中国制造2025”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或者说过上和现在美国中产一样的生活,那美国才多少人,我们多少人,相当于出现三个美国这样的体量。美国是一个最怕边缘化的国家,别的国家边缘化是过得苦点,他边缘化就象老年的太阳一样引力根本控制不住自身的物质,只能迅速崩溃。

所以现在的美国是强撑着。特朗普七十多岁了,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美国,不是为了自己。换一个别的普,也会这样。狗急必然要跳墙,我们只是想吃上好点的饭,他则觉得这样会要了他的命。整天把垃圾往我们国家运,我们拒收了他还委屈了愤怒了,我们的稀土,不想那么便宜地卖了,他还觉得我们不懂事了,这么多年的超级大国当下来,美国已经彻头彻尾变成了自以为是的巨婴。

他的弱点是内生的,他不能看到别人过得比他好。只要别人过得比他好,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的意思是无法吸引和团结人民。移民国家的稳定是以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为前提的,一旦离心力太大就会崩溃。美国的统治阶级无意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对于内生的阶层硬化和阶层矛盾束手无策,现在就是象爆米花的那个铁玩意一样依靠强力闷在那儿,但这真的很难一直保持不爆发。

三、中国的致命弱点

中国的优势不用我赘说,此处只讲致命弱点。

中国的致命弱点是内耗大,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如果说我们看到印度纠缠于种姓制度等社会问题而不能自拔——什么人和猫结婚,强奸案不足为奇,无数人扒火车旅行,在很脏的水里洗澡——有什么感觉的话,相信那些发达国家看我们也是类似感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个人能不能被人看得起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是智商,如果很笨,很难被人看得起,如果不仅笨而且蠢,那几乎就没有希望被人当回事。国家要被人看得起,必须是有效率的、向上的,而不是低效率的、低下的。

这么说不容易理解,讲具体一点。一条街上,卖油条的、卖豆浆的、卖菜的、卖熟食的、卖包子的、卖建材的,等等,如果都把仅有的脑力用在弄虚作假上,相互残害身体,这就是没有效率的,低下的。所谓内耗,就是做一些相互抵消的事情,看着很热闹,都是GDP,但一个拉屎,一个吃屎,纯粹是瞎折腾。这样的话就很难走出发展的泥潭。

最最致命的内耗有两点。第一,是双元话语体系。

双元话语体系的意思是表面上说一套,实际上做一套,是两层话语体系,老百姓都明白你说的不一定就是在实际中实行的,你也明白老百姓明白这一点,老百姓也明白你明白老百姓明白这一点……有时候这被认为是一种学问,懂的人叫通达。这放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真叫有乐趣。但你要和别的国家竞争这就不行了,因为这会造成巨大的内耗和前进的迟缓。不要以为这好改,这很难改,需要自上而下长时间的身体力行。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类似如此,这很难,但不要以为做不到,只要努力,就可以接近做到——接近做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美国实际上也存在双元话语体系的问题,但不到致命弱点的地步。

第二,是教育的落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改革高考制度,到现在多少年了?快三十年了吧?真是养活了一大帮出点子的人,实际上是瞎折腾,整个社会都被牵着鼻子走。高考是事关国家命运的制度设计,需要通盘考虑,谨慎动作。这种反复折腾没有定性是落后的表现之一。

表现之二是牵扯了家长太多的精力。一个聪明的国家会让幼儿园小学下午三四点放学,或者一周有几天只上半天,而同时没有配套的措施吗?肯定不会。全国每个年龄段孩子的家长都处于焦虑之中,三四点放学,可你得正常上班吧,有志于人生小目标的还要996吧?大城市车水马龙,不接是不安全的,接,你怎么办?我不知道造原子弹的家长是不是没有这烦恼,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造原子弹的家长有这种烦恼,他一定是造不好原子弹的。这就是相互拆台,自顾自出政策的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低级发展模式。市场经济条件下,照样有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需要。这种绑住家长手脚的状态,绝对是致命的弱点。你怎么和在这方面科学管理的国家去竞争?这和动物世界里,野牛过河最后一团糟是一样的。和其他重要行业一样,教育也要有最聪明的高端人才来做长远的规划、设计、实施。社会管理的其他方面要与之巧妙配合,因为这事关国家的未来。

说到致命,是指这两点会派生出很多其他对社会文明进步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方面,它的影响是深层次的、难以短时间根除的,它的后果是严重的。

纲举才能目张。否则,我们就是拉着皮筋在前进,虽然看似势头很猛,但后劲不足,最后还会被皮筋拉回来。

四、中国国家战略的选择

任正非说将来会和美国在顶峰上相会,这是他从科技的角度讲的。其实在社会管理方面,东西方也可能在顶峰上相会。西方国家实行的福利制度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这是文明进步的方向。西方的道路,东方的道路,到最后都要走到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谋发展的道路上,这就是在顶峰相会的意思。所谓主义,就是以什么利益为主,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主,西方国家的发展绕不开这一点。

未来社会面临的问题,仅凭西方文化解决不了,还需要吸收东方文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有市场,还是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市场,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反过来也一样,东方文化也可以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所以,发展到顶峰,东西方文化还有相会的机会。

以上是趋势。那么我们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

第一,坚定不移地走法治道路。第二,变二元话语体系为一元话语体系。第三,统筹社会资源,将教育、教育管理提升到全所未有的水平。

要想安乐,就不用走法治道路,走法治道路是痛苦的,有可能所有人都会感到痛苦。因为我们一向是讲人情的,如果绝对地法治,那么你过去有多少功劳都不会影响你现在的违法处置。“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偷税漏税,不管是谁,不管在哪,量刑是一样的。而我们可敬的小崔同志,如果确实属于公布了秘密的东西,也不是发一个道歉申明那么简单了。

《大秦帝国》里的秦国,为了实行法治,没少做杀一儆百的事情。电视剧中有个情节,边将擅自回都给王提建议,王后来说就当你没来吧,因为如果按法治,就得抓起来再说,你说痛苦不痛苦?

但是没办法,你想跟美国竞争,这是必然道路。美国是世界上最象大秦帝国的国家,虽然他的法治有虚伪的成分,但相对象一点。2011年,《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代表了官方的肯定,因为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梦、大国崛起和大秦的崛起和是相似的。

二元话语体系变为一元话语体系,会让我们更加辉煌,发展得更快。这和法治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说的和做的一样,这是不简单的简单,威力巨大。比如现在全国几乎每个小区都有的养狗问题,法令有没有,有,但当回事了没有?恐怕没有真当回事,所以才会时不时有悲剧发生。如果有令必行,行必果,你看吧,不用多少时间,保证秩序井然。只要你犯了法,处理只是排队的时间问题,并且预期很快,后果很严重,事情就很快变得简单。

教育不用说了,这是国家重器。教育搞不好,或者搞成漏斗,产出外泄,为人作嫁,失败是早晚的。教育不能搞成产业,教育要做成系统工程,做成伟大工程。让一切回归正轨。

五、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哪个国家是分裂的?有哪个国家的家门口是被“封锁”的?有哪个国家的领海是有别的国家航母任意通行的?

只有中国。中国人千百年来忍辱负重,封建统治阶级自以为是,底层百姓自卑自怜,这种矛盾的现象造成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悲惨经历。时至今日,我们的普罗大众都没有对上述分裂、被封锁、被践踏主权有过长期的持续的强烈的情绪——自卑自怜深深地藏在潜意识里。你问问菜市场买菜的阿姨叔叔,你问问写字楼里的小哥哥小姐姐,你问问疲于奔命的基层公务员,会有强烈的反应吗?恐怕要问到小学生才会看到义愤填膺的表情。

不去问这是为什么了,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必须改变过来。

台湾问题,不用多说了,和平统一只是美好愿望,没有武力统一的动作,和平统一将遥遥无期,中华民族等不了了,为国家利益,必须尽快统一。解决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将战略前沿东移,向北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用二战战胜国相关决议约束日本,向南经营好南海,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美国航母敢来侵犯领海,要让他有来无回,他要敢放第一枪,我们就敢击伤击沉。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台湾海峡根本发挥不了航母优势,只要吃一次亏,我敢打赌他再也不敢再来做这种军事上毫无意义的侵犯主权的穿行。

回到当今的贸易战。应该要感谢胡乱来的特朗普,正是因为他的流氓无赖气质,把美国的牌全数打出,打醒了我们,也打蒙了投降派带路派拍马派。这一场风雨早晚要来,早来要比晚来好。特朗普不要自以为自己能力超群,他能这么胡来,实际上是因为有前任们打下的基础,他透支了美国的信用,透支了美国的品牌,透支了美国的未来,我们以为他能当好世界警察维持好秩序,结果他走到台上,直接把裤子脱了,他不觉得尴尬,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尴尬。

如上所述,我们有很多问题,甚至有致命弱点,但可以看到的是正在变好。比如,现在幼儿园和小学要在试行放学后协商接孩时间的措施,这说明政府已经看到这种不衔接是有大问题的,虽然具体实施起来还比较粗糙不如意,但正在改变。比如,现在进行的平衡教育资源,引导大家就近上学,这就是在回归正常。家长如果整天被这些问题焦虑,那当他以另外一个身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履责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做好的,要不然他就不是个好家长。扩大到宏观层面,就是整个社会的组织就会出现问题。

国家统一、人民幸福、承担国际责任,这是我们在战略上要做好的三个方面。一带一路的决策、中国制造2025的决策正确与否,已经由特朗普先生告诉我们了:对,非常对,非常好。从长的时间维度看,不会有哪个背信弃义、不承担国家责任的国家会被全世界认同和成为超级大国。要知道,超级大国,一靠自己实力,二靠富亲戚穷亲戚支持——人品不好行吗?

小结一下,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正视自己,解决好二元话语体系的问题,坚定不移地走法治道路(过程会很痛苦,结果会很强大,需要全国人民支持),做好教育系统工程,在国家统一的步伐上快一点,让人民幸福,对外承担国际责任。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当唯我独尊的超级大国,这太低级,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科技进步,为《三体》所描述的与外星文明的交锋做好准备,毕竟,在宇宙尺度之内,是无限广阔的黑暗森林,与美国人的这些小事属于地球内耗,在整个太阳系人类的历史上不值一提。

2019.06.16.

:本文编号为B-3篇,意思是B计划的第三篇,这是在去年就酝酿的一个新专栏“一点研究”,写点自己胡思乱想的东西。说是研究,其实水平是到不了真正的“研究”的,只能说是“思考”,但王婆卖瓜,自夸一下娱乐效果更好。“浅度般文”与网上流传的“深度好文”相对,意思是不敢说很有深度和很好,自谦一般,望能抛砖引玉。

“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引自《大秦帝国》。

作者简介:70后,人大商学院硕士毕业,央企工作,博客时代发表过450篇文章,微博时代写过1万条微博,目前本公众号累计发表文章已超过17万字,喜欢历史,喜欢思考。

来源时间:2020/7/16   发布时间:2020/6/16

旧文章ID:22354

中美闹翻,全世界都喜闻乐见,只有两类人不高兴

作者:沈东子  来源:微信公众号:零度漂流

中美终于闹翻了,其实也没什么终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都没和好过,只是到了80年代,出于各自的需要,也就是对抗俄罗斯的需要,忽然装出和好的样子,装了三十多年,终于装不下去了,所谓合久必分,于是凶相毕露分道扬镳,什么遮羞布也不要了,你扔过来西红柿,我扔过去大蒜头,好在扔的还只是商品,还没开始扔导弹。

我感觉如今的中美,如同石器时代的两伙原始人,手里都有石头,我们是摸石头过河,对方是搬石头砸脚,全世界的吃瓜部落乐得看大戏。中美终于闹翻了,哈哈哈,全世界人民乐开了花,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且让我一一道来。

当中最开心的首数俄罗斯。俄熊挟二战余威,建华约与美国抗衡数十年,不想中美联手给予致命一击,苏维埃帝国轰然倒塌,这是俄罗斯人心中的隐痛。这些年被克里米亚弄得焦头烂额,经济别说跟加州比,连广东都不如,哪像个大国,如今普京好歹松了一口气,有那谁出来替他挡枪,终于能冬眠几天了。

接着是日本,日本受美国保护,内心也蛮缺少安全感的,尼克松访华的噩梦记忆犹新,当年日本可谓吓破了胆,事前一点招呼都不打,害得田中角荣忙不迭也往北京跑,生怕被美国卖了。现在可好了,中美一翻脸,日美更亲近,钓鱼岛也安全了。

朝鲜是暗暗高兴,不是要制裁我吗,联合国开会就算了,那是美国人的地盘,隔壁那傻大个居然也响应,现在互斗都来不及,还制裁个屁,小金想我还年轻我要上路,给我几年联通半岛南北铁路,那时候的朝鲜没准还真弄出个千里马运动。

韩国更不用说了,前两年整天闹什么萨德,似乎是天大的事,现在萨德还搁这儿呢,怎么不闹了?等我理顺与北方兄弟的关系,再造一个强大的高丽共和国也难说,南方的钱加北方的核弹,连日本都怕。

至于民进党治下的台湾,更是好开森好开森,以前的克林顿、奥巴马害怕惹恼大陆,总不敢公开挺台,只有几个议员在嚷嚷,如今中美一翻脸,台湾的分量骤然增加。你不遵守WTO协议,我干嘛要遵守上海公报呢,美舰往海峡一横,台湾人的心一下就安定了。

越南太高兴了,没想到吧?从大陆撤出的外资纷纷落脚越南,当年珠三角的加工业盛况,正在湄公河两岸遍地开花,老百姓富了不说,南海诸岛的争议也有靠了,以前单独跟中国争,犹如与虎谋皮,现在好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来帮,连俄罗斯都来南海帮忙采油,信心大增呀,大不了把岘港再给美军用,越美关系迅速升温。

还有菲律宾等一众东南亚蕞尔小邦,以前被菲共泰共马共缅共折磨得死去活来,只好成立一东南亚条约组织,以求东南亚自保,可面对南海也还是力不从心,不想北方巨人与美国闹翻了,这下放心了。

别忘了还有印度,印度人可没忘记半世纪前的那场耻辱,从美、俄买来那么多飞机导弹,惟一的目标就是对付北方,凡是能削弱北方邻居的事,印度都高兴,中美这么一闹,对方叫藏南的阿鲁纳恰尔邦就更稳了。

亚洲数过了,其他洲呢,大洋洲不用说,美国的嫡系,欧盟先是一愣,转而想想与美国重新瓜分世界经济,也不失为一个好点子,说实话跟中国打交道还是蛮别扭的,前阵子还要在驻华德企建党支部,党员出身的默大妈一听就皱眉头,这玩意我也不是没见识过,当年东德遍地都是,这套路太老了。

中国人也有高兴的,比如反美愤青愤中愤老们,一个个兴高采烈,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火红的年代,哪怕饿肚子,穿破裤子,也要打倒帝修反。愤字辈的人总生活在愤恨中,总要找到人或事去恨,才有存在感,似乎这世界总被妖魔鬼怪包围着,不是被鬼窥视,就是被鬼跟踪,而愤恨可以解开这死结,所以一生都愤恨着,又因这愤恨找到了发泄对象而欢乐,兴冲冲涌上街头,手里拎着U形锁,这样的场景经常发生。

有没有人不高兴呢,当然有,有两类人不太高兴,分别是最善良的人和最邪恶的人,我有一些善良的朋友,对中美贸易战忧心忡忡,觉得这会影响到各行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改革进程,最终阻碍中华民族的进步。这种善意可以理解,只是太善良了,忘记了我们头上还有主宰,只要老大哥还在盯着,什么黄瓜茄子都是别人的,别人爱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爱给你吃随时可以收走。只要老大哥在,一切都是枉然。

那么邪恶的人为什么也不高兴呢?这很简单呀,如果你的赃款都存在大洋彼岸,是不是会惴惴不安?如果你的情妇和私生子都安顿在加州一号公路边上的别墅里,会不会担心被扣为人质?如果一个人几十年反美,退休后却在美国安度晚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邪恶?

还有更邪乎的呢,我在网上看见,有将领说一旦战争爆发,西安以东不要了,可以撤退到西安以西。这样说我就不高兴了,掐指一算我住在西安以东,凭什么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你躲在以西苟活下来?我怀疑他到时候也不在西安以西,而是躲在纽约以西,比如新泽西的树林里,哪还在乎神州大地受蹂躏。

既然一件事情让这么多人高兴,迟早会发生,晚发生不如早发生,早发生早超生。可能有人会问,你说了那么多,那么中美闹翻了,你自己高兴吗?谈不上高兴,只是觉得反而放心了,就像看三级片,有人喜欢看穿衣服的,有人不喜欢。我就喜欢看不穿衣服的,赤膊上阵方显英雄本色,不是吗?

曾经有人一厢情愿地说,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这实在是太多情了。据说这话说出口,美国人一脸懵逼,不知啥意思,这也难怪,如果要这样比喻国家关系,美国人的妻妾就太多了,欧洲金发女郎就不说了,一定要找亚洲的,日本妹妹也是首选,谁不知日本女优漂亮,东京那么热,热到没法穿衣裳,何必去北京。

如今的中美两国,完全是两股道上的车,你有宽轨我有窄轨,你有阳关道我有独木桥,各自走到底,结果自然就出来了,何必装出很热乎的样子,装了几十年,其实是同床异梦,真该散伙了。都说夫妻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估计这次是和不了了,直接把被窝掀开,才发现里面没有床尾,只有两条狐狸尾。

来源时间:2020/7/16   发布时间:2020/6/27

旧文章ID:22353

姚洋: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冒头的时机已到,去挑世界的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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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洋  来源: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依然十分想保持自己的强大和世界领导地位。同时,中国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旗手。美国的“退群”只是美国以退为进的战略调整,目标是为了美国更好地保持世界第一,美国只是从策略上不再想为世界提供那么多免费服务,以后要想获得美国的服务,各国需要付费。谁不想付费,就要完全按照美国的规则来。美国其实是通过“退群”的方法,用自己的标准在重新构造新世界体系。我们千万不要误判认为这是美国的衰退,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冒头的时机已到,去挑世界的大梁,我们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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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全球新挑战与新变局下的中国经济

2020年6月13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论坛第35期暨总裁读书会特别课,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主题分享整理。

最近,我们都能感受到外部环境不断恶化。我个人判断中美的新冷战已经形成,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美国针对中国的实体清单也越来越长,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竞争在各领域展开,其中技术领域的竞争相对更深入、更广泛。

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及高科技领域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中美完全脱钩不太可能。

中国该如何抓住机会做好应对呢?

我想摆在中国面前的是很长的一段路。可能有人会说,CNN民调中拜登领先特朗普,如果拜登上台是不是对中国好一些?拜登对中国的态度和特朗普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他围攻中国的方式会有所改变,但这不意味着外部环境会改善。

过去几年发生的变化应该是长期性变化,在应对方面有三条原则:

我们应该在关键性领域加快自主创新。

要更加努力地去维护一个开放和共融的世界创新体系,不能把中国隔绝在世界之外。

要继续努力和美国保持比较密切的经贸关系,尤其是不能主动中断中美经贸关系。

这三点说起来容易,但要做到就非常考验我们的智慧和意志。下面我从中美新冷战、全球化调整以及中国应对三方面分享我的观察和理解。

中美关系的五个阶段

首先有必要回顾中美关系经历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属于接触阶段。中美在冷战高峰时走到一起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前苏联。1969年中国和前苏联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此后前苏联非常恼火,想给中国发射原子弹。前苏联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用笔名发表文章,提出要给中国发射原子弹,教训一下中国人。美国人很快明白这是前苏联在放风,美国主动和前苏联沟通,如果给中国放原子弹,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国内也很紧张,1969年夏天也进行了疏散。后来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了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之后,返苏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恩来总理到机场和他举行了会谈,很好地解决了冲突。中国也意识到美国的干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于是通过巴基斯坦的接触,最终实现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

第二阶段是1979-1989年,中美密切交往时期,达成了多方位合作。合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共同的敌人前苏联还在,另一方面,是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经济领域,里根总统给予了中国比较优厚的待遇。当选之后,他第一个重要外交访问是中国大陆。在军事领域,中美也有非常深入的合作。中美在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很多合作,国内兴起了留学热。

第三阶段是1989-2010年,属于双方的理性交往时期。1989年之后,老布什总统派出国家安全顾问到中国来,和邓小平表示不会断绝和中国的关系,这是西方国家的第一个表态,意义重大,这才有了1990年代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在这段时间,中国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支撑美国对华理性深入拓展双方关系的信念是,如果把中国拉入美国所维护的体系,中国会越来越像美国。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中国拥抱全球化、拥抱世界多元价值观,但中国不会变成下一个美国。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的冲击已经显示出来,在2004-2005年已经出现明显的贸易不平衡,所以美国逼着中国要升值,从2005-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30%,之后因为金融危机人民币停止了升值。

第四阶段是2010年之后,美国实施“重返亚太”计划。这项计划因911而有所推迟,而且,当时奥巴马总统特别想成为世界的总统,他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希望中国能支持他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达成协议。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计划落空。2010年,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返亚太”之后又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重返亚太”是从战略上遏制中国,TPP是从经济上遏制中国。该政策一直持续到特朗普上台。

第五阶段是特朗普上台至今,中美进入“新冷战”。特朗普上台之后,在2017年正式出台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次年开始打贸易战,接着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到了今年又因为疫情开始打“口水战”。“口水战”是有实质性意义的,美国对华持负面态度的人口比例从特朗普上台时的40%多上升到目前2/3的水平。特朗普不断地拿中国说事,向中国甩锅,会直接影响到美国民意,甚至会影响到原本理性程度较高的知识界。美国知识界的对华态度已对发生很大改变。特朗普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的不同

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有什么不同?《观察者网》曾经刊登过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的采访。他认为中美新冷战和美苏冷战没有太大的差别,别看中美之间有着广泛深入的经贸关系,但经贸关系在军事竞争、地缘政治竞争面前一文不值,至少远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会明白经贸关系并不能影响两个国家的地缘政治。

我认为中美新冷战和美苏之前的冷战还是有所不同。美苏冷战是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战胜另一方的意识形态,是你死我活,而且竞争是全球、全方位的,美苏之间一直都几乎没有任何的经济和人员联系。但是中美新冷战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一边倒,是美国过于强烈地想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国并不是,双方在这一点上显然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中美的竞争也不是全方位的,主要还是集中在地缘政治和技术领域,但是地缘政治也不是全球,只是在西太平洋这一带。另外,中美之间的经济和人员联系非常深入。

中美和美苏的相同之处,是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军事竞争和技术竞争也都是全面的。

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最初并不是现在的含义,早年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西方国家、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债主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要求拉美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三大点、十小点。三大点中的第一点是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能搞赤字货币化、不能乱收税等。第二点是民营化。第三点是减少对经济的控制,推行经济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算是“华盛顿共识”的好学生。

“华盛顿共识”在2010年之后严重变味,变成了所谓的“民主政治+自由资本主义”。与之对应,又冒出来所谓的“北京共识”,解释为“威权政府+国家资本主义”,“北京共识”是西方人自己造的一个概念,就是为了给新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对比,我们对此要高度警惕,这可能是西方某些人想诋毁中国经济成就的做法。意思是中国经济成就不值一提,是在威权体制下国家资本主义干预的结果,是以牺牲老百姓的福利为代价实现的增长,这种增长不应该被推广到其他国家。

我们必须清醒而自信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绝不是因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绝不是单纯由国家干预的结果,相反,主要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是民营经济创造的,我们从上到下,对“56789”的概念,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都有共识。国有企业之所以目前也能做好,因为大多是资源性的行业,有上游垄断地位,也能得到国家和银行相对便宜的资金支持。

我们要警惕的是,所谓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两分法有很多问题,中国在很多方面有很强的民主成分,是一种混合体制,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是不科学的,但在西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华盛顿共识”对“北京共识”的分野。

在疫情期间,这样的分野又被进一步放大。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功,武汉封城之后,以比较短的痛苦赢得了相对长期的疫情缓解。西方的心情比较复杂,开始时觉得疫情与他们无关,是只属于“落后的中国”的事情,甚至有些人说这是黄种人才会有的事情,有一种所谓的后殖民主义者高高在上的傲慢,加上内心的种族主义情绪。到了中期,他们不得不采取跟中国一样的措施封城,一开始是意大利,之后是美国纽约。到了后期,他们已经变得比较懊恼,因为中国做得比较彻底,成为第一个基本走出疫情、开始恢复经济发展的国家,西方又开始指责中国隐瞒信息,纯粹是无稽之谈。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讲话,支持对疫情和抗疫总结,前一段时间也发布了白皮书。追溯疫情和发布白皮书,国发院在3月初也已经给出相关建议。需要注意的是,现在西方对中国模式更加警惕。

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重返亚太。这是在位霸权的宿命,是人类的动物本能,像动物一样,要守住自己的领地。中国也要反抗,美国自称是山巅之国,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延续几千年的大国,也有世界级的雄心。从海军和空军的飞速发展来看,两国军备差距在不断缩小,因此两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对抗完全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主动且宏大的国际性倡议。这也引起了西方的警惕,是不是中国要输出自己的模式?中国想要拓展和拥有自己的国际空间。当然,中国也有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比如规模过大、硬多软少等,所谓“硬多”指工程太多、发放贷款多;“软少”是输出太少,比如思想、做法,这些都要调整。

疫情期间,中国对欧洲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或所谓的落后国家对西方文明的核心区域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担心,欧洲自己也担心,这都会引起地缘政治。

中美不太可能在技术上脱钩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保罗·萨谬尔森,在2004年发表了自己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其中讨论了中国技术对于美国的负面影响。当时中国的技术还不是那么先进,所以没有多少美国人注意到。2010年之后,美国开始采取行动,将技术和其重返亚太战略联系在一起。

我想说明的一点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改变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实际从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开始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技术,已经发生过“三一重工事件”“中兴事件”,到2018年4月份,特朗普又发起301调查报告、华为事件,对中国的实体清单不断加长,最近又加进哈工大、北航等技术性的大学,严控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方面的中国留学生。再加上打击和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教师,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科研合作已经开始减少。

美国强硬霸道地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

现代技术太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全面掌握某一项技术。比如一部手机,至少有七八个国家参与制造,iPhone是全世界共同制造生产。包括5G技术,美国想自己再建立所谓的俱乐部或者同盟,也有好多国家参与,但未必能搞成,因为华为已经在5G技术领域占据了很大份额。还有技术标准问题,标准大多是由领军企业决定的。我们一开始用互联网的时候,由于标准问题,计算机用起来特别麻烦,现在标准已经慢慢统一起来。同样地,5G标准是很多国家的大企业参与制定的。我们应该注意到世界性的标准不是由国家制定,而是由大企业讨论决定。华为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就不会被忽视。因为这两个因素,美国想要完全和中国在技术上脱钩不太现实。美国一开始曾经限制美国企业和华为一起讨论标准问题,但现在不得不放弃限制,改为美国企业也可以参加有华为在场的技术标准制定,因为华为不再可以被忽视。

第二,美国企业会发挥作用。很多人说中国大而不强,其实中国大就是强。巨大的市场就自然会形成市场权利,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芯片销量在中国,如果不卖给中国,高通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是高举高打的行业,台积电投资5纳米的技术,投资额高达3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通不投资,就会被台积电甩在后面。高通说今年要在中国的5G芯片市场上占领90%,高通显然不愿意丢掉中国市场。正因为这些美国企业意识到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所以他们会去游说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也因此一再延期。这个所谓的禁令并不是说完全禁止,企业仍然可以申请对华为出口,获得许可证出口。当然有些企业申请了但没有获得批准,比如Google。除了美国企业,还要考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比如中国台湾的富士康、台积电,采用的是两边下注策略。富士康在美国维斯康辛州投资,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我认为他们的投资有点质押的意思,如果美国坚决不允许他们跟华为等中国企业打交道,他们在美国的这些投资就可能会停掉。荷兰ASML(阿斯麦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光刻机的企业,在中国苏州也有投资。这家公司也有两边下注之意。

总之,中美的冷战形势已经形成,但并不会形成两个平行的技术体系。

全球化只是调整,并非退潮

上一轮的全球化我总结有三大特征:

全球经济真正实现了一体化,冷战时期有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1991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

第三,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美国在1999年出台了金融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混业经营,这使得美国金融迎来爆发式增长。事实上在我看来,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金融化,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华尔街太强大。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仍在上升。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34%,到2019年达到美国的68%。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名义增长率要比美国每年高7.2%。如果以美元来计价,平均增长率要超过10%。《财富》500强企业名单中,2008年中国企业只有37家,2019年达到119家,和美国只差两家。2008年中国讨论的问题是在世界五百强榜单上的企业太少,现在讨论的是中国企业为什么大而不强,因为中国排在前面的企业全是银行。其实大就是强,能有这么多的五百强企业说明中国有实力。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冲击除了贸易不平衡,还有就业、技术方面的赶超。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移动通信、数字金融等多个领域进入世界第一阵营,已经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个别领域超越了美国。

中国要意识到,美国的行为并非完全针对中国,其自身作为多年的全球领导者,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也有切实需要调整的空间。多年来,美国为建立和维持世界贸易体系有不小的付出。比如,WTO规则是美国创造的,这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有巨大意义,美国本身成为中国产品的最终需求者和最大外需。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超过中国对全世界的贸易盈余,也就是中国对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相当于都是贸易赤字。如今,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不断地极化,1%的最高收入群体财富比例不断上升,超过总财富额的30%,而50%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在过去50年里没有实质性增长,政府没有合理的二次分配调节制度或改革,造成美国的极化现象不断加重。

这在美国大选上也有所反映。1960年的大选是肯尼迪对尼克松,代表民主党的肯尼迪赢了,当时还没有规律可循。到1976年民主党的代表卡特赢得选举时,选票主要集中在南部各州。肯尼迪之后,民主党转向支持民权运动,在南方夺得了选票。1992年克林顿赢得选举,民主党赢得了西海岸、东海岸以及中部一些州,民主党势力已经向两个海岸在延展。2008年大选,民主党的代表奥巴马赢下来西部和东部一些州。2016年的大选虽然是特朗普赢了,但如果把全国的选票加起来,仍然是希拉里赢了,她的输纯粹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在美国的选举制度中,只要赢得一个州,就赢得了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希拉里赢的都是大州,人口比较多,输掉了中间那些州,这很明显体现出美国在地理上出现的政治极化。东西海岸支持民主党,中间地区大多数支持共和党。

美国国内的极化,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再像过去一样为全球经济秩序付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不断“退群”,但大家也不要简单地把美国“退群”理解为美国在主动让出世界领导地位,这是错误的。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依然十分想保持自己的强大和世界领导地位。同时,中国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旗手。美国的“退群”只是美国以退为进的战略调整,目标是为了美国更好地保持世界第一,美国只是从策略上不再想为世界提供那么多免费服务,以后要想获得美国的服务,各国需要付费。谁不想付费,就要完全按照美国的规则来。美国其实是通过“退群”的方法,用自己的标准在重新构造新世界体系。我们千万不要误判认为这是美国的衰退,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冒头的时机已到,去挑世界的大梁,我们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

至于全球化退潮说,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我认为有点言过其实。全球化要经历调整,这个调整是必然的。美国需要调整,中国也需要调整。中国体量太大,做的事情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2019年10月28日,我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杰弗里·雷蒙(Jeffrey S. Lehman)作为联合倡议人,发布了一份37位学者签字的倡议,其中包括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两个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大家都认为全球化需要调整,应该将政策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杜绝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包括对本国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比如美国对中国的产品限制、低价倾销、竞争性贬值、补贴跨境并购等,以邻为壑、以牺牲别人来获取自己好处的政策都应该停止。另一部分是国内政策可以作为可谈判项目进行协商,美国要意识到中国的经济阶段还必须要有一定的政府介入,无论是政府补贴还是国有企业,必须再存在一段时间。中国反过来也要认识到,美国也需要一定的调整空间,中国的全面冲击对美国造成了巨大难题,美国需要在地理、时间上都需要空间进行调整。

中国需要关键技术的突破

我们应该认识到,地缘竞争是不可调和的,无论谁当美国总统都差不多,大国需要一定的战略空间,中国也一样。由于地缘竞争的缘故,技术竞争也变得不可调和。所谓的地缘竞争,最后还是经济和技术的竞争。同时,《瓦森纳协定》是一种对特定国家的武器禁运协定,因此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恐怕都要持续下去,所以中国的技术进步要有新招。

我认为中国技术竞争的目标有两方面。一方面要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要在限制的环境下争取统一的技术标准,和美国进行和平竞争。也就是说美国可以限制中国的技术,但不要使绊子。如果把竞争比作一场拳击赛,中美应该大大方方地到擂台上去打,而不是在大街上毫无规则地乱打一架。

哪些是中国应该努力突破的关键性技术?芯片是一个,发动机技术也是。

中国的发动机技术突破慢是因为材料技术限制,中国的材料技术落后的原因是发展时间短。材料当中的元素都知道,但还是做不出来,因为实验需要资金和时间。中国在很多工程领域的落后只有让时间去解决。

未来的世界肯定是芯片的世界,马斯克将芯片植入大脑,芯片就要越做越小。台积电是5纳米,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3纳米和2纳米。1纳米才100万分之一毫米,已经属于原子级。

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华为、紫光、寒武纪,但是我们还不掌握辅助设计软件。芯片的电路图太复杂,没有辅助设计软件根本做不了,美国不让用就把中国卡住了。

中国晶圆材料是高度依赖进口的,好在主要是日本人在做,不对中国限制。但晶圆加工有一项“卡脖子”技术——光刻机,现在最顶尖的光刻机技术,由荷兰阿斯麦尔公司掌握。该技术是台积电的一位鬼才用新想法突破了激光的80纳米极限,他发现光线通过水时,波长就会变短。利用这个原理,让激光经过液体变小,激光刀就越来越小。阿斯麦尔原来是家小公司,现在打败了日本的企业。中国有四家光刻机企业,唯一有希望取得技术突破的是上海一家企业,现在可以实现22纳米的光刻机,但和跟阿斯麦尔还差十年的技术,人家现在是5纳米。

芯片加工方面,中芯国际是台积电的人马,使用大陆资金,可以达到14纳米,因为买不到光刻机,7纳米暂时无法实现,台积电已经进入5纳米时代,相差两代。如果不解决光刻机技术,中国在芯片领域就很难突破。

在芯片封测领域,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点。

总体而言,中国芯片在辅助设计软件、光刻机技术这两个关键性环节受人控制,中国今后可能要用5-8年的时间在这两个工序里谋求实质性突破,摆脱对外部的依赖。

中国一定要致力于维护和推进开放共融的全球创新体系

虽然全球化目前遇到较大的阻力,有回潮之势,但我们还是要积极地维护和推进一个开放、共融的全球创新体系。

国际上,中国要积极参与WTO改革,因为美国不干,WTO就持续不下去,中国应该主动帮助重新建立新的规则。如果美国人关注补贴问题、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国有企业问题,这些问题中国应该都可以谈。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其实对中国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受益,更多只是名声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谈?

同时,在国内我们要切实减少政府干预,除了少数技术路线比较成熟的产业,比如芯片,应该有政府一定的资金进入和相关扶持之外,其他的一定要交给市场。市场才是创新主体。因为谁也不知道创新从哪里来,没人能在几十年前知道华为的今天。20多年前,当互联网兴起时,谁能预测马云、马化腾的成功?这些都是从市场中自己长出来的。

今天的世界已经很难容忍19世纪那样的重商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中国一定要主动地警惕这一点。不要以为自己制定的只是中国的国内政策,很多政策都是有世界含义的。国际上只要看到中国政府还在干预产业和企业,就会担心甚至害怕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就会怀疑企业的背后有政府。华为背后没有政府,任正非这么多年非常小心地与政府保持距离,但还是没办法,人家依然认为华为跟政府有关系。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市场整体的干预太多,我们应该让中国企业自己去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最后走向世界前列,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最后,我们要与美国保持经贸领域的深度融合,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应该趁机放弃和美国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跟美国说因为疫情,中国已经无法执行协定,我觉得这种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美国要中国买他们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美国还想跟中国在一起,这是一个跟美国深度融合的绝佳机会,而且我们也需要能源、大豆、飞机。但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谈,可能因为疫情,按照原计划在两年内完成有难度,能不能延长为三到四年完成。前一段刘鹤副总理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通了电话,两个人放出来的信号都说谈得非常好,说明双方依然还保有默契。

我的建议是,我们不仅要履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而且要积极开展第二轮贸易谈判。因为美方透露出来的谈判议题就是美国要在WTO里进行的,刚好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机会。我们总说美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我们也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如果美国愿意先跟中国谈,谈了之后拿着谈判结果到WTO做模子,照着修改,那不就代表我们参与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吗?

最后再强调一下:中国和美国作为大国,都要致力于形成一个既有竞争,同时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关系,最大程度地避免滑向热战。一个纵然激烈但保持良性的竞合关系,即“竞争+合作”的关系,对中美和整个世界都有利。

整理:郑悦 |编辑:王贤青

来源时间:2020/7/16   发布时间:20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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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新冷战”正在成型?外交部详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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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潇清,许振华  来源:澎湃新闻

  7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针对目前的中美关系形势,很多媒体分析认为两国难跨意识形态鸿沟,中美的“新冷战”正在成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回应道,关于中美关系现在大家都高度关注,也有各种评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前几天,王毅国务委员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发表视频致辞,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以及一些建议。美方的一些人现在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正在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法地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地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基于缺乏事实依据的战略误判,充满了情绪化的宣泄和麦卡锡似的偏执。中国没有想主动招惹美国,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无端猜忌已经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似乎每一项中国的投资都包含政治目的、每一位留学人员都带有间谍背景、每一项合作倡议都别有所图。如果美方是如此的缺乏自信、开放和包容,人为地去制造各种中国威胁,那么它最终很可能会导致预言的自我实现。

  华春莹表示,对中国来讲,我们一向认为中美双方不应该去寻求改造对方,而是应该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处之道。因为我们坚持认为,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都是基于各自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中国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而且实践已经证明这条道路不仅使14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和落后,也让中华民族再次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近期我多次介绍过,国际民调机构多次的民意测试显示,中国人民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支持率都高居全球的榜首。最近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一项长达十多年的研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当中所享有的支持率和满意度超过了93%。我想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势力都没有资格去否定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而且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道路。

  华春莹最后强调,中国从来也没有主动招惹美国,从来无意挑战或者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的对抗。我们关心的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中国对美政策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希望能够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当然,这不应该取决于也由不得中国自己,这需要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我们希望美国政府或者那些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加理性和客观的来看待中国,能够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最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最符合世界人民的期待。过去几十年,美国从跟中国建交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同它打交道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中美合作办成了很多大事,不仅促进了两国各自发展,而且也为世界和平和共同解决一些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做出了贡献。我们觉得没有理由要终止这一进程,我们依然期待美国的那些政策制定者们能够回归理性,能够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本国人民负责,对中美关系负责,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责的态度,更加理性和客观地来看待中美关系。

来源时间:2020/7/16   发布时间:20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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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布更换竞选团队经理,或因民调数据持续表现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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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新网

  中新社华盛顿7月16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宣布,比尔·斯蒂芬(Bill Stepien)将取代布拉德·帕斯凯尔担任其连任竞选团队经理,而后者将继续领导团队的“数字和数据战略”,并担任高级顾问。

  特朗普15日晚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上述消息。他表示,上述两人都曾深度参与2016年的竞选工作,期待与他们共同赢得第二次至关重要的胜利。“这一次会容易得多,因为我们的民调支持率在快速上升,经济在好转,新冠肺炎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即将研发成功”。

  距离大选只剩三个半月。美国媒体指出,特朗普竞选团队此次换将,与其民调数据近来持续表现不佳有关。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15日发布的民调结果,特朗普以40%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前副总统拜登(51%)。民调差距的百分点首次扩大到两位数。

  “特朗普在下滑的民调中更换竞选经理。”美联社分析称,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措施和由此造成的经济萎缩是特朗普民调下滑的主要原因,“美国正面临一场已致13.5万人死亡的病毒大流行所带来的健康和经济危机”。

  美国媒体介绍称,帕斯凯尔曾在2016年负责运营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数字广告,但此前并无政坛经历。相较而言,斯蒂芬算得上是共和党资深“操盘手”。他曾两度负责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蒂的竞选事务,在2016年8月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后曾短暂担任白宫政治主管。

  这一调整只是特朗普竞选团队近几周来最新的一次人事变动。《国会山报》称,特朗普竞选团队近期频频“走马换将”,更换了竞选策略负责人,并由白宫前副新闻秘书霍根·吉德利接任全国发言人一职。

  在今年美国总统初选的早期投票阶段,拜登竞选团队也曾经历大换血。在2月初选前两站选情不利的情况下,拜登更换了竞选团队经理,并调整多位竞选团队成员,以扩大并改变竞选运作方式。

  不过上述的民调结果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而言也是“危中有机”。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选民对于白宫的经济政策仍持肯定态度,同时,在国会的支持率方面,共和党正在缩小与民主党的差距。

  民主党民调专家杰夫·霍伊特认为,新冠疫情、因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种族议题等,仍在持续影响美国的政治议程,“我们还远远不知道这一切会在选民心中产生什么影响”。

来源时间:2020/7/16   发布时间:20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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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缩减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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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伦•费多尔,彼得•韦尔斯  来源:FT中文网

  共和党人缩减了下月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举行的提名大会的规模。目前有迹象显示,佛罗里达州已成为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的重灾区,周四该州死亡病例达到创纪录的156例。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主席罗娜•麦克丹尼尔(Ronna McDaniel)在发给党员的一封信中——英国《金融时报》看到了这封信——写道,只有代表才被允许参加8月24日开幕的大会的前三天。

  麦克丹尼尔补充道,当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8月27日正式发表接受该党总统候选人的讲话时,稍多一些的观众将被允许参加大会,她表示:“必须根据州和地方的卫生指引做出调整”。

  共和党做出上述决定之际,佛罗里达州爆发的新一轮疫情几乎没有减弱的迹象,尽管该州地方当局在过去一个月纷纷采取措施,重新实施了保持社交距离的举措。

  除周四创下单日死亡病例数纪录外,佛罗里达州报告了近1.4万例新增感染病例,这一数字位居疫情爆发以来各州第二高;就在上周,该州创下了1.53万例新增病例的纪录。

  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共和党全国大会,原定今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举行,但后来将大部分活动转至杰克逊维尔,因为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州长罗伊•库珀(Roy Cooper)表示,将对与会者实施保持社交距离及其他要求。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是特朗普的亲密盟友。麦克丹尼尔表示,该党将“实施各种卫生规程”,包括“现场体温检测”和“提供个人防护设备(PPE)”。

  特朗普此前不愿缩减大会的规模,此次大会将于大选日前两个月多一点举行。

  民主党已宣布计划将其密尔沃基大会的大部分活动改在“线上”举行,该党大会将在共和党大会的前一周举行。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7/16   发布时间:20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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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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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VOA

介绍

自 1979 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前提是,希望通过深化接触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开放,使其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方,并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40 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做法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制约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在过去的 20 年里,改革的步伐放缓、停滞或倒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与世界接触的增多,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使其与以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秩序接轨。中共反而选择了利用自由开放规则的秩序试图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北京公开承认,它试图改造国际秩序,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迫默许民族国家,损害了美国的重大利益,也损害了世界各国和个人的自主权与尊严。

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种竞争性方针,其基于对中共意图和行动的清醒评估、对美国许多战略优势和不足的再评估、以及对更大双边摩擦的忍耐。我们的做法并不是以确定中国的某一特定最终状态为前提。相反,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正如 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的四大支柱所阐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1) 保护美国的人民、家园和生活方式;(2) 促进美国的繁荣;(3) 通过实力维护和平;(4) 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我们对中国采取的竞争性方针有两个目标:第一,提高我们的机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适应力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第二,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损害美国重要国家利益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利益的行动。即使在我们与中国竞争的同时,我们也欢迎中国在同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进行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尊重,与中国人民有着长期的联系。我们不谋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希望脱离中国人民。美国期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使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要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需要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合作,政府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以保护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这些政府的重要伙伴包括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国会一直通过听证会、声明和报告来揭露中共的恶行。国会还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法律授权和资源,让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美国政府还肯定了盟友和伙伴们为制定更清晰、更有力的对华方针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欧盟在 2019 年 3 月出版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等。

美国还在同外国盟友、伙伴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制定积极的替代方案,支持自由开放秩序的共同原则。具体到印太地区,其中许多举措在国防部 2019 年 6 月的《印太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务院 2019 年 11 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报告》等文件中都有介绍。美国正在与相互一致的愿景和方针进行合作,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印太展望》、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印度的《区域安全与增长政策》、澳大利亚的《印太理念》、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等。

本报告并不试图详细介绍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作为战略竞争的一部分所开展的全面行动和政策措施。相反,本报告将重点介绍《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情况,因为它最直接适用于中国。

挑战

今天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诸多挑战。

1. 经济挑战

北京在履行经济改革承诺方面的不良记录以及广泛采用国家主导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扭曲了全球市场,违反了国际准则,并污染了环境。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中国政府同意接受 WTO 的开放市场导向方针,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贸易体系和机构中。世贸组织成员希望中国继续走经济改革的道路,将自己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和贸易体制。

但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北京没有将竞争型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做法内在化,而是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同时系统性地保护国内市场。北京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工业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价格,使中国能够以牺牲掉那些没有北京给予不公平优势的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扩张全球市场份额。中国保留了非市场经济的结构,并以国家主导、重商主义的方式进行贸易和投资。政治改革也同样萎缩和倒退,政府和党的区别正在被侵蚀。习总书记决定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实际上无限期地延长了国家主席任期,这些就是这种趋势的缩影。

美国贸易代表(USTR)在 2018 年的《关于中国根据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对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调查结论》中,认定中国政府的许多行为、政策和做法是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给美国商业带来负担或限制。根据严格的调查,USTR 发现,中国政府:(1)要求或迫使美国公司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实体;(2)对美国公司以市场条件许可其技术的能力施加实质性限制;(3)指导和不公平地协助国内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得尖端技术;(4)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进行未经授权的入侵,以获取敏感信息和商业机密。

在北京停止掠夺性经济行为的承诺清单上,充斥着许多被打破的和空洞的承诺。2015 年,北京曾承诺停止由政府主导的网络窃取商业秘密以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2017 年和 2018 年又重申了同样的承诺。2018 年晚些时候,美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将针对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信息的全球计算机入侵活动归咎于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运营商,这违反了北京 2015 年的承诺。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北京已经签署了多项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议。尽管如此,世界上 63% 以上的假货来自于中国,给世界各地的合法企业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虽然中国政府承认中国现在是一个 “成熟的经济体”,但在与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打交道时,中国仍旧声称自己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是高技术产品的第一大进口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开支和对外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但中国却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为系统性地扭曲全球多个部门的政策和做法辩解,损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

“一带一路”(OBOR)是中国政府用来描述其各种倡议的总称,其旨在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网络,以促进中国政府的全球利益和愿景,同时也为中国国内经济需求服务。通过“一带一路”和其他举措,中国正在扩大中国工业标准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使用范围,这也是以牺牲非中国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加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北京标榜的项目包括:交通、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媒体合作、科技交流、文化和宗教项目,甚至军事和安全合作。北京也在寻求通过听命于中共的专门法院对有关“一带一路”的商业纠纷进行仲裁。美国欢迎中国对符合国际最佳做法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但“一带一路”项目的运作往往在这些标准之外运作,其特点是质量差、腐败、环境恶化、缺乏公共监督或社区参与、贷款不透明,以及在东道国产生或加剧治理和财政问题的合同。

鉴于北京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杠杆从其他国家获取政治让步或对其他国家实施报复,美国判断,北京将试图将“一带一路”项目转化为不正当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准入。北京利用威胁和利诱相结合的方式,向政府、精英、企业、智库等施压——往往以不透明的方式——迫使他们屈服于中共的立场,并审查自由言论。北京限制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挪威、菲律宾等国的贸易和旅游,并拘留了加拿大公民,以期干涉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和司法程序。2016 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后,中国政府通过对地处内陆的蒙古国途经中国的矿产出口征收新的关税,暂时瘫痪了蒙古国经济。

北京寻求全球对其环保工作的认可,并声称要推动“绿色发展”。然而,中国十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北京提出了模糊而无法执行的减排承诺,让中国的排放量持续增长直至“2030 年左右”。中国计划增加的排放量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减排量的总和。中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数以百计污染严重的燃煤电厂。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塑料污染源,每年向海洋排放超过 350 万吨。中国在全球沿海国家的海域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居世界首位,威胁了当地的经济和海洋环境。中国领导人不愿遏制这些对全球有害的做法,这与他们对环境管理的口头承诺不符。

2. 我们的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的价值主张,挑战了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即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一代领导层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加快努力,将其治理体系描绘为比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运转得更好。北京很清楚,自己正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2013 年,习总书记呼吁中共为两个竞争体系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冲突”做好准备,并宣称“资本主义必将消亡,社会主义必将获胜。”

习总书记在 2017 年曾表示,中国共产党旨在通过强化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全球领导者”。这一制度植根于北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并将民族主义的一党专政、国家主导的经济、为国家服务的科学和技术部署、个人权利服从于共产党的多个目标结合在了一起。这与美国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的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和每个人的固有尊严和价值原则背道而驰。

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高举“构建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推动习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愿景。然而,北京为迫使国内的意识形态整合而做出的努力,却呈现出中共所领导的 “共同体 “在实践中令人不安的景象。(1) 反腐运动肃清了政治反对派;(2) 对博客、活动家和律师进行不公正的起诉;(3) 通过算法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进行逮捕;(4) 对信息、媒体、大学、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审查;(5) 对公民、企业和组织进行监视和社会信用评分;(6) 对被认为是异见者的人士进行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在国内一个严酷的例子中,地方官员在社区图书馆宣传焚书活动,以表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习近平思想”保持一致。

这种治理方式的一个灾难性的产物是北京在新疆的政策,自 2017 年以来,当局将 100 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关押在灌输营中,许多人在那里忍受着强迫劳动、意识形态灌输和身心虐待。在这些集中营外,政权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和生物遗传学等新兴技术来监控少数民族的活动,以确保他们效忠于中共。对基督教徒、藏传佛教徒、穆斯林和法轮功成员的广泛宗教迫害,包括拆毁和亵渎礼拜场所、逮捕和平信徒、强迫放弃信仰、禁止按信仰传统养育子女等。

中共的强制意识形态认同运动并没有止步于中国的边界。近年来,北京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谋求对其政策的认同。中国当局试图扩大中共在全球话语和行为上的影响力,最近的例子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公司和运动队以及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政客。中国的行动正在向世界各国输出中共技术专制模式的工具,使专制国家能够控制其公民和监视反对派,培训外国合作伙伴的宣传和审查技能,并利用大数据收集来塑造公众情绪。

中国的党国控制着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宣传工具。北京通过国营的电视、报刊、广播和网络组织来传播其言论,而这些组织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中共经常隐瞒其对外国媒体实体的投资。2015 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被曝出通过空壳实体控制了 14 个国家的 33 家电台,并通过提供免费的、亲北京的内容来补贴多家中介机构。

除媒体之外,中共还利用一系列行动在美国和其他开放民主国家推进其利益。中共统战组织和代理人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企业、大学、智库、学者、记者、地方、州和联邦官员为目标,试图左右其言论以及限制其在中国国内的外部影响。

北京经常试图强迫或劝说中国公民和其他人采取一系列威胁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破坏学术自由和美国研发企业诚信的恶劣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盗用技术和知识产权,未能适当披露与外国政府资助实体的关系,违反合同和保密规定,操纵联邦研发经费的公平和择优分配程序。北京还试图迫使中国国民举报和威胁中国学生,抗议与北京的政治叙事背道而驰的事件,并以其他方式限制作为美国教育体系标志和优势的学术自由。

中国的媒体实体、记者、学者和外交官可以在美国自由活动,但中国政府拒绝同美国对口机构和官员进行对等的接触。中国政府经常拒绝美国官员,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内的美国官员进入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美国文化中心,这些中心设在中国的大学里,与中国人民分享美国文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经常面临骚扰和恐吓。

3. 安全挑战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共在试图消除其利益受到的威胁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战略目标时,使用恐吓和胁迫的意愿和能力也在增强。北京的行动并不能履行中国领导人的声明,即他们反对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预他国内政,或致力于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北京违背其言辞,藐视对邻国的承诺,在黄海、东海和南海、台湾海峡、中印边境地区进行挑衅性、胁迫性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2019 年 5 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发布了《涉及中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年度报告》,评估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军事技术发展轨迹、安全和军事战略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和作战理念。2019 年 7 月,中国国防部长公开承认,“一带一路”与中国渴望扩大解放军在海外的存在,包括太平洋岛屿和加勒比海等地的存在有关。

北京的军事建设威胁到美国和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复杂的挑战。北京的军民融合(MCF)战略让解放军不受限制地进入正在研发和收购先进技术的民间实体,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大学和研究项目。通过不透明的军民融合链条,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的军事研发项目提供了两用技术,加强了中共压制国内反对派和威胁外国,包括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胁迫能力。

中国试图通过不正当行为主导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网络安全法》等歧视性法规中,该法规要求公司必须遵守中国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使中共能够获取外国数据。中国的其他法律也迫使华为和中兴等公司必须与中国的安全服务机构合作,即使在国外开展业务,这也会给外国和使用中国供应商设备和服务的企业带来安全漏洞。

北京拒绝兑现其做出的以及时、一贯的方式为持有美国遣送令的中国公民提供旅行证件的承诺,从而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公民被遣送出境,并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安全隐患。此外,中国政府违反双边领事条约,使美国公民在中国面临风险,许多美国人因中国政府的强制出境禁令和非法拘留而受到不利影响。

方针

国家安全局要求美国“反思过去二十年来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与对手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商业中,将使其成为良性行为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前提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敌对方利用宣传和其他手段来试图诋毁民主。他们宣传反西方的观点,散布虚假信息,在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分裂。”

在回归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美国以此来回应中共的直接挑战:承认我们正处于战略竞争中,并适当保护我们的利益。美国对华方针的原则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愿景中都有阐述——主权、自由、开放、法治、公平和互惠。美中关系并不决定我们的印太战略,而是属于这一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框架之内。同样,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并不排斥中国。

美国对中国政府采取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相同标准和原则。我们相信,这是中国人民希望从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得到并且应得的待遇。鉴于中国领导层正在做出的战略选择,美国现在承认并接受与中国的关系,正如中国内部一直以来所定位的一样:大国竞争关系。

美国的政策并非以试图改变中国国内治理模式为前提,也不是对中国的例外主义和受害者说法做出让步。相反,美国的政策旨在保护我们的利益,使我们的机构能够抵御中共的不良行为和中国内部治理问题带来的附带损害。中国是否最终会与自由开放的秩序原则接轨,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承认,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对中国政府的行为负有代理权和责任。

美国反对中共企图在以下两者间建立虚假的等同关系:法制与法治、反恐与压迫、代议制与专制、市场竞争与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美国将继续挑战北京的宣传和错误叙述,这些说法歪曲了事实,并企图贬低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

同样,美国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迁就北京削弱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我们将继续驳斥中共关于美国处于战略撤退或将推卸我们的国际安全承诺的说法。美国将与我们强大的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网络合作,在我们自己的治理机构内、在世界各地以及在国际组织中抵制对我们共同规范和价值观的攻击。

美国人民为中国的发展做出的慷慨贡献是有史可查的——正如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一样。但是,北京政策和做法的负面趋势威胁到了中国人民的遗产和未来的世界地位。

北京一再表明,不会对美国的善意表态做出妥协,其行动并不受制于先前尊重我国利益的承诺。因此,美国是对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对其所声明的承诺作出回应。此外,我们并不会迎合北京的要求,为对话创造适当的“气氛”或“条件”。

同样,美国认为与北京进行象征性的和排场性的对话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我们要求取得切实的成果和建设性的结果。我们认识到北京的交易性做法,我们会通过及时的激励措施和代价或以可信的威胁来对其回应。当平静的外交手段被证明是徒劳无益时,美国将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公众压力,并在必要时付出相应的代价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没有履行其承诺,包括:贸易和投资、言论和信仰自由、政治干预、航行和飞越自由、网络和其他类型的间谍活动和盗窃、武器扩散、环境保护,以及全球健康。与北京的协议必须包括严格的核查和执行机制。

我们与中国人民坦诚相待,并期待中国领导人的诚实。在外交问题上,美国对中共的无诚意或模糊的威胁作出适当的回应,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抵制胁迫。美国欢迎中国通过持续和坦诚的接触,以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方式扩大合作,努力实现共同目标。我们的方针并不排斥中国。美国随时准备欢迎中国的积极贡献。

正如我们上述方针的宗旨所暗示的那样,竞争必然包括与中国的交往,但我们的交往是有选择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每一项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与中国的接触是为了谈判和履行承诺,以确保公平和互惠;澄清北京的意图以避免误解;解决争端以防止争端升级。美国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减少风险,管控危机。我们期望中方也能保持这些渠道的畅通与高响应度。

实施

根据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本报告所概述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政策,旨在保护美国人民和家园,促进美国的繁荣,通过实力维护和平,并在海外推进自由开放的愿景。在执政的前 3 年中,美国在实施这一适用于中国的战略的过程中采取了重大举措。

1. 保护美国人民、家园和美国生活方式。

美国司法部(DOJ)的“中国倡议”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拨资源,以查明和起诉窃取商业机密、黑客攻击和经济间谍活动;并加大力度防止外国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恶意投资、供应链威胁和试图影响美国政策的外国代理人。例如,司法部通知中国国有媒体公司 CGTN-America 有义务按照《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的规定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该法规规定注册者有义务向联邦当局披露其活动,并适当标明其传播的信息资料。CGTN-America 随后根据《外国代理注册法》进行了注册。

美国政府也在对中共在美国的宣传做出回应,指出恶意行为,反击虚假报道,并强制要求透明度。美国官员,包括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官员,正在带头努力教育美国公众,让他们了解中国政府如何利用我们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来推动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悖的中共的议程。为了实现互惠互利,美国国务院实施了一项政策,要求中国外交官在与州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学术机构会面之前,必须通知美国政府。

除了传统的间谍活动和增加影响力的努力之外,政府正在提高认识,并积极打击北京对美国学术机构中的本国公民和其他人的指派与胁迫。我们正在与各大学合作,以保护中国学生在美国校园的权利,提供信息反击中共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并确保他们了解美国学术环境中的道德行为准则。

中国学生代表了当今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美国重视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贡献。截至 2019 年,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在美国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而中国申请人学生签证的拒签人数则稳步下降。美国坚决支持开放学术讨论的原则,欢迎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行合法的学术活动;我们正在改进程序,以筛选出少数企图以虚假借口或恶意进入美国的中国申请人。

在美国科研界,诸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能源部之类的联邦机构已经更新或澄清了相关法规和程序,以确保遵守适用的行为和报告标准,提高透明度并防止利益冲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科研环境联合委员会正在制定由联邦所资助研究的标准,以及美国研究机构的最佳做法。美国国防部正在努力确保受资助者不与中国的人才招聘项目签订合同,同时也在继续欢迎外国研究人员。

为防止外国恶意行为者进入美国信息网络,总统颁布了《关于保障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和《关于设立外国参与美国电信服务部门评估委员会的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的执行将防止某些与外国敌对势力的情报和安全机构有关联或听从其指挥的公司轻易获取美国政府、美国私营部门与美国个人的私人和敏感信息。为确保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我们的信息,包括敏感的军事和情报数据,美国正在与包括多边论坛在内的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积极接触,推动建立一套安全、有弹性和可信的通信平台通用标准,以作为全球信息经济的基础。为了迫使北京遵守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美国正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对恶意网络活动进行归因和其他方面的威慑。

政府正在实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更新和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能力,以解决外国利用的投资结构所造成的对国家安全日益增长的担忧,这些投资结构以前并不属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管辖范围。这包括防止中国企业通过少数股权投资来利用美国的创新,用以实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美国已经更新了出口管制条例,特别是考虑到北京的全社会军民融合战略及其获取高超音速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基础技术相关的先进技术的努力。我们还在动员盟友和伙伴建立自己的外国投资筛选机制,并通过多边机制和其他论坛合作更新并实施出口管制。

美国政府也在采取具体行动,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假冒伪劣产品的侵害。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查获了 5.9 万多批中国生产的假冒商品,价值超过 21 亿美元。这相当于从其他外国国家缉获的总货运量和总价值的 5 倍。

除了假冒品牌的服装、鞋类、手袋和手表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截获了三批载有 53,000 个非法中国枪支零件和电子产品的货物,这些货物可能会危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安全和隐私。美国执法机构还锁定原产于中国的假冒药品和化妆品,发现这些药品和化妆品中含有大量污染物,包括细菌和动物排泄物,对美国消费者构成威胁。

美国正与中国当局合作,阻止非法的中国芬太尼从中国流向美国。2018 年 12 月,美国总统获得了中国国家主席的承诺,承诺对中国境内所有形式的芬太尼进行管制。随着中国的监管制度自 2019 年 5 月开始实施,美国和中国的执法机构正在分享情报并进行协调,为执法行动创造条件,以震慑中国毒品生产者和贩毒者。美国也正在与中国邮政机构合作,改善对小包裹的追踪,以达到执法目的。

2. 促进美国的繁荣

针对中国有案可查的不公平和滥用的贸易做法和产业政策,美国政府正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保护美国企业、工人和农民,并结束北京造成美国制造业基地空心化的做法。美国致力于重新平衡美中经济关系。我们的整体政府方针支持公平贸易,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促进美国的出口,以及打破美国贸易和投资的不公正壁垒。自 2003 年以来,美国未能通过定期的高级别对话说服北京遵守其经济承诺,美国正通过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形式,对抗中国扭曲市场的强迫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政策。在美中两国达成公平的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之前,这些关税将一直存在。

由于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未能减少或消除其扭曲市场的补贴和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征收关税以保护我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钢铁和铝业。对于那些需要在 WTO 进行争端解决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继续提起诉讼,并在多个案件中获胜。最后,为了打击中国的倾销和补贴行为,美国商务部正在比过去几届政府更有效地利用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

2020 年 1 月,美国和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要求对中国的经贸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及其他改变,这解决了美国长期以来的若干关切。该协议禁止中国强迫或迫使外国公司转让其技术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条件;在所有关键领域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通过解决政策壁垒,为美国农业和金融服务在中国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并且解决了长期以来不公平的货币政策。该协议还建立了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以确保迅速而有效地实施和执行。通过解决结构性贸易壁垒并充分履行承诺,第一阶段协议将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将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额增加至少 2000 亿美元,涉及四大类:制成品,农业,能源和服务。该协议标志着在建立更平衡的贸易关系以及为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国内方面,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通过税制改革和强有力的放松监管议程,来加强美国经济并促进未来的经济领域,如 5G 技术等。总统发布的《关于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是美国政府促进投资和合作的一个例子,以确保美国在创新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并为一个成长中的行业制定标准。

美国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动基于主权、自由市场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经济愿景。美国正与欧联和日本一道,参与一个强有力的三边进程,为国有企业、工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制定纪律。我们还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确保歧视性的工业标准不会成为全球标准。作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和全球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广泛接触、评估共同的挑战、协调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持续的和平与繁荣。我们与美国公司密切合作,通过诸如“促进非洲繁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美洲经济发展”,以及“通过能源促进印太地区的发展和增长”等方案,在国内外提高其竞争力,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

3. 通过实力维护和平

2018 年的《国防战略》将同中国的长期竞争作为优先事项,通过强调现代化和伙伴关系以对抗解放军的技术进步、力量发展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存在和攻击性。如《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所述,政府正在优先考虑核三军的现代化,包括发展旨在阻止北京使用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进行其他战略攻击的补充能力。同时,美国将继续敦促作为拥有现代化和不断增长的核武库以及拥有世界上最大中程运载系统库的核大国的中国的领导人走到谈判桌前,开始有关军备控制和减少战略风险的讨论。美国认为,提高北京的透明度,防止误判,避免代价高昂的军备增长,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美国国防部正在迅速部署高超音速平台,增加对网络和空间能力的投资,并在弹性的、适应性强和成本效益高的平台基础上开发出更多致命火力。这些能力加在一起,旨在威慑和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野心和解放军对技术持平与赶超的追求。

作为我们全球航行自由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正在反击北京的霸权主义主张和过度申索。美国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包括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权和行动权。我们正在为地区盟友和伙伴发声,并提供安全援助,帮助他们增强能力,抵御北京利用其军事、准军事和执法力量胁迫及在争端中取胜的企图。2018 年,由于北京将先进的导弹系统部署到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上,美国军方撤回了对解放军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演习”的邀请。

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是《国防战略》的基石。美国正在建设合作伙伴的能力,深化互用性,以发展一支战斗力强的前线作战力量,并与盟友和伙伴充分集成,以威慑和抵御中国的侵略。政府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旨在促进美国的武器销售,以战略互补的方式加快合作伙伴军事能力的转型。2019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首份《印太战略报告》,阐述了美国国防部对《国防战略》的实施以及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整体政府战略。

美国将继续根据“一个中国”政策,根据《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保持强牢固的非官方关系。美国认为,任何两岸分歧的解决都必须按照两岸人民的意愿和平解决,不能诉诸威胁或胁迫。北京未能履行其在《公报》中的承诺,这体现在大规模的军事建设上,这迫使美国继续协助台湾军方维持可信的自卫能力,以遏制侵略,并有助于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 1982 年的一份备忘录中,罗纳德·里根总统坚持认为:“提供给台湾的武器数量和质量应完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为条件”。2019 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 100 亿美元的军火。

美国仍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注重成果的关系。美国与中国进行防务接触和交流,沟通战略意图;预防和管控危机;减少可能升级为冲突的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合作。美国军方与解放军进行接触,以建立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包括在非计划情况下高响应度的缓和渠道。

4. 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过去七十年来,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稳定,使主权独立国家能够繁荣发展,为全球经济的空前增长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发达的大国和这一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应当帮助保障全球其他国家的自由和开放。当北京反而鼓吹或助长威权主义、自我审查、腐败、重商主义经济学、无法容忍民族和宗教多样性时,美国就会领导国际社会努力抵制和打击这些恶劣行为。

2018 年和 2019 年,美国国务卿主持召开了头两次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这些活动与总统在 2019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发出的史无前例的“保护宗教自由全球呼吁”一起,使全球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应对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问题。在这两次部长级会议期间,美国和伙伴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共政府尊重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信徒的权利,这些人在中国都面临着镇压和迫害。2020 年 2 月,美国国务院与 25 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以捍卫每个人能够没有恐惧地去信仰的权利。美国总统在 2019 年部长级会议期间与中国异议人士和幸存者会面,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来自中国的宗教迫害受害者同台。美国还将继续支持在中国境内或对华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和独立民间社会人士。

2019 年 10 月,纽约联合国,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谴责北京不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在新疆的其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镇压政策。在后一事件发生之前,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向选定的与新疆侵犯人权事件同流合污的中国政府机构和监控技术公司出口产品,并拒绝向对违反中国政府国际人权承诺的中国官员及其家属发放美国签证。此外,美国也开始采取行动,禁止进口在新疆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中国商品。

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一道,继续坚持原则立场,反对利用我们的技术来支持中国军方及其以技术为基础的威权主义。为此,我们将实施与时俱进的技术政策,以跟上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在军民两用应用领域迫使企业支持中国安全和情报部门的努力。

这些努力显示出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作为国际体系基础的基本价值观和准则的承诺。虽然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但当北京偏离其国际承诺和负责任的行为时,特别是当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华盛顿将继续直言。例如,香港的未来关系到美国重大利益。香港约有 85,000 名美国公民和 1300 多家美国企业。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多次呼吁北京遵守 1984 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和民主自由,使香港能够继续成为成功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

美国正在扩大其作为促进自由企业和民主治理的印太国家的作用。2019 年 11 月,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共同启动了“蓝点网络”,通过私营部门主导的全球发展,推动资金透明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仅在印太地区就增加了近 1 万亿美元的美国直接投资。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发布了一份关于 “蓝点网络 “的详细进展报告《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介绍了我们在印太地区执行整体政府战略的情况。

结论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反映了根本性的再评估——对美国如何理解和回应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的再评估。美国认识到我们两个体系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美国政府将通过政府一体的方式,在国家安全局所阐述的回归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继续保护美国的利益,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仍然愿意接受中国在符合我们利益的方面进行建设性的、注重成果的接触与合作。我们将继续以尊重而又清醒的方式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向北京发起挑战,以使其履行承诺。

来源时间:2020/7/16   发布时间:2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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