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究竟应走向全面对抗，还是有可能通过一次峰会解决所有分歧？中国政治学者郑永年认为，这两种看法都过于极端。在他看来，中美需要以现实主义态度看待彼此的竞争，同时通过高层沟通管控分歧。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尤其需要双方开展对话，避免竞争演变为难以控制的对抗。10月5日，郑永年在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就中美峰会的意义、两国争取战略主动的方式，以及元首外交对维护双边关系稳定的作用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以下为采访的编译版。

既要避免悲观主义，也不能期待一次峰会解决所有问题

对于外界认为中美元首会晤缺乏重大突破的评价，郑永年提出，目前对中美关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虚无主义，认为中国和美国最终必然为全球主导权展开斗争，世界无法容纳两个超级大国共存。另一种则是理想主义，期待双方通过一次会晤便能解决所有分歧。

郑永年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不够现实。中美之间存在深刻的利益分歧和战略竞争，不能期待这些问题在短期内消失。但竞争也不意味着双方注定走向全面冲突。关键在于，两国能否承认彼此利益的存在，在竞争中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并建立管控分歧的机制。

从这一角度看，评价元首会晤不能只看双方是否签署了重大协议，或者是否宣布了突破性成果。高层沟通本身也具有价值，尤其是在双方互信不足、分歧不断积累的情况下。

为什么元首外交仍然重要？

郑永年认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无法仅靠两国政府部门或技术团队自行解决。两国官员可以负责具体谈判和政策执行，但涉及战略方向、重大利益以及政治互信的问题，往往需要两国领导人首先形成共识。只有在高层确立基本方向后，相关部门才能进一步推动落实。

这也是元首外交仍然不可或缺的原因。中美竞争涉及贸易、科技、安全和国际秩序等多个领域，各部门的政策目标未必完全一致。如果缺乏最高层的政治协调，某个领域的争端就可能影响其他领域，使原本可以控制的分歧不断扩大。因此，元首外交的意义不只是为双边关系营造积极气氛，更在于为双方处理分歧提供政治方向，并为后续的工作层谈判创造条件。

不过，高层共识并不等于具体问题已经解决。真正的考验在于，双方能否把领导人之间的共识转化为稳定、可执行的政策安排。

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考验

人工智能是中美竞争日益突出的领域之一。两国既在争夺技术优势，也需要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

郑永年此前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曾表示，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无法与中国完全脱钩。他指出，美国在技术人才等方面仍与中国存在联系，而中国也拥有产业规模和成本方面的优势。他认为，人工智能风险具有跨国性质，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中美如果分别建立相互隔绝的技术与治理体系，不仅可能加剧战略竞争，也会使双方更难形成共同的风险管理规则。

但开展合作并不容易。双方政治互信不足，对技术安全、产业竞争和国际规则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即便在人工智能治理这样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双方也需要解决如何分享信息、如何处理突发事件，以及如何在合作中保护各自安全利益等实际问题。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对话不能仅停留在原则声明上，还需要逐步形成可操作的沟通和风险管控机制。

在下一轮峰会前争取主动

中美关系不仅取决于双方愿意合作的领域，也受到战略竞争的影响。郑永年的访谈将争取主动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双方都需要维护自身利益，但也必须认识到，对方同样拥有影响双边关系走向的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争取主动并不意味着必须在所有领域压倒对方。更现实的做法，是明确自身利益所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判断哪些分歧可以管控、哪些领域仍有合作空间。对中国而言，保持与美国沟通的渠道，有助于避免竞争失控；对美国而言，处理中美关系也需要考虑双方在经济、科技和全球事务中的相互联系。

峰会可以为双边关系提供重要契机，却不能取代长期、持续的外交工作。只有在高层沟通、部门谈判和具体政策落实之间建立联系，双方才有可能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维持基本稳定。

现实主义不等于放弃合作

郑永年的分析所强调的，是对中美关系保持现实预期。一方面，双方不应低估战略竞争的深度，也不能假设一次元首会晤就能消除长期积累的分歧；另一方面，也不应将竞争视为注定走向冲突的过程。

在人工智能等涉及全球利益的领域，中美仍然需要寻找合作空间。元首外交的价值，正是在双方存在重大分歧时，为沟通、协调和风险管控提供政治条件。对于中美两国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竞争，而是在竞争长期存在的情况下，避免分歧不断升级，并为必要的合作保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