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秋：华为与中美科技竞争（上）

作者：知秋  来源：

《印象观智库》第四期
      前言

美国时间 2020 年 5 月 14 日，据路透社报道，华府宣布延长其于 2019 年颁布的针对中国企业华为以及中兴的行政禁令一年，禁止美国企业继续使用由“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企业”所制造的电信通讯设备。该行政禁令将华为、中兴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而根据规定，不论是美国本土企业亦或是曾向华为供给具有一定比例的美国技术、美国制造零部件的海外企业，都将禁止向华为出口相关技术、产品，否则将同样受到美方制裁。

特朗普政府自 2019 年以来动用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直接干预市场“封杀”中国科技企业亦有一年有余，但事实上该行政法令的实际效力却受到质疑。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延长禁令的第二天，美国商务部就宣布再一次延期有关华为的临时许可证至 8 月。自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以来，美国商务部曾六次延长该临时许可证，暂时允许美国企业继续与华为进行商务往来。据信，该临时许可证主要受益者为在美国乡村地区广泛采用华为设备的美国通讯营运商，以帮助他们在更换产品供应商的过渡时期能够继续利用华为设备提供通讯服务。

事实上，美国政府与华为近年来的互动不过是中美科技竞争图景的冰山一角，从暂告一段落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多项施压性措施就可见一斑。不论是进一步缩紧对中国的科技出口管制，还是大幅加强中方科技人员在美签证审核，这些措施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在面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的警惕和反感，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证实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刀阔斧地调整对华外交政策，不再对“美国科技水平能够吸引中国人才和中国技术”的信念怀抱希望，而是选择利用美国现有的科技和政治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制衡。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已经从桌下打到了桌上，而华为与华府的“双华之争”，只是这场“科技冷战”中最引人注目的“代理人战争”。

针对这场也许没有人能够最终胜利的科技竞争，在大洋另一边的政策研究人员和学者也有自己的判断。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他们从“守成国”的角度对当前中美科技竞争局势、华府的策略以及未来的走向进行了多面深度的分析。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长期颇具建树的布鲁金斯学会在新的一期 Global China 报告里聚焦中国科技领域，针对中国科技在电信通讯、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军事国防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详尽的叙述和剖析。本文将对此报告进行分析评论，总结美国研究人员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认知、态度以及建议。

认知：美国将在下一个二十年内保持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领先，但对中国的发展潜力不可轻视

2020 年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对于美国更是如此。一轮新冠肺炎疫情让美国自身政治制度的掣肘一览无遗，而新一波“我不能呼吸”大规模示威游行更是反映出美国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社会问题。许多人说今年是 21 世纪美国的“落日余晖”，又言之美利坚“国祚将尽”；但事实上，美国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理性判断都与“唱衰美国论”的感性叙述大相径庭。必须承认，在这场中美科技竞争中，美国过去是，短期的将来还会是手中牌更大的那一方。

Peter A. Petri 在他的新一期访谈中提及了三点美国科研制度的相对优势：卓越的高校研究体系、高效的产学研融合能力以及创业友好的商业环境。一方面优秀的美国教育机构质量每年都能够吸引全球范围的人才到美国进行学习研究，而“硅谷 – 斯坦福”式的产学研融合制度让这些科研人才能够找到良好的产业集群支持进行创新孵化；另一方面美国自由发达的资本市场也能够给初创科技公司提供较少制度成本、较低市场壁垒的环境，而这些条件在中国仍尚未成熟。事实上，美国的制度优势和先发优势使得美国的科技水平在多个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尤其自美苏冷战以来高速发展的航空航天科技在现在的世界也处于垄断地位。Petri 认为，尽管美国应对中国后来居上的科技水平有所警觉，但中国不会一夜之间超过美国；乐观估计的话，美国仍然还能够保持 20 年的科技领先。

但这种资本导向的市场环境也不总是有效。Nicol Turner Lee 在她针对中美 5G 通讯技术的竞争中指出，美国不应将华为当作中国能够在 5G 通讯技术上“弯道超车”的唯一原因，而更因看到中国政府早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伊始就将新一代的通讯技术当作着力点之一。“中国的 5G 技术发展极大程度上是受到政府驱策发展，并将其并入一带一路战略以提升中国技术的国际竞争力”，Lee 写到，“而美国资本导向 (capital-oriented) 的电讯领域则缺乏动力更新过去引以为豪的 4G LTE 技术，官僚主义的美国政府在一开始也并未给予相应的重视和激励。”Aaron Klein 则着墨于分析中国的移动支付革命，认为中国广袤的本土市场给予了这种“后信用卡时代”的科技充分的发育空间，这种后发优势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未曾预想到的。

尽管中国拥有着广袤的经济腹地、几近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确保经济发展和科研创新，但其在尖端领域所面对的壁垒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论是西方国家长期限制对中国限制芯片制造的核心器械光刻机的出口，还是通过行政手段阻止中国企业攻占西方本土市场，中国再也无法像过去二十年一样几近无限制地享受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不过，像 Remco Zwetsloot 等学者也指出，中国政府自 2000 年伊始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潜在严重性，并已经着手通过建立“自主独立的科研体系”来弥补自身短板：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的改革便是最重要的一步。Zwetsloot 通过分析近二十年来中国大学科系的设置变迁以及授予的学位数量，总结道中国对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长线投资将在未来几年开始“开花结果”，中国将以充足的人才储备面对未来西方的科技封锁升级。

那么，是否未来的中国就必然地要面对西方世界的全面围堵封锁呢？在尘嚣甚上的“中美科技新冷战”论断之外，也有美国学者提出了质疑和异见。Michael Brown, Eric Chewning 和 Pavneet Singh 的文章中就提出“中美科技竞争不会是、也不能是新冷战”的观点；相反，他们指出这种“新冷战”的论述简单化地认知了中国与美国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关系，又认为认为把中国譬喻为冷战时代的苏联，对中国进行围堵政策 (containment) 的想法错误判断了局势，并不利于美国在这场比赛中获取更多的分数。Brown 等人的观点在当下美国政界“脱钩”理论风声鹤唳的情景之下亦堪称一股清流，他们对于华府现有对华政策的态度和建议也值得进一步的总结和分析。

来源时间：2020/6/14   发布时间：202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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