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特劳布 来源：同济战略派
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兼职研究员，毕业于哈佛大学。自1998年以来一直担任《纽约时报》的特约专栏作家，兼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特劳布还曾为《纽约客》《纽约书评》《大西洋月刊》《国家评论》《外交政策》《外交事务》撰稿，著有《什么是自由主义?一个崇高思想的过去、现在和承诺》《最好的意图：科菲·安南与美国时代的联合国》等。
拜登走向保守主义，而共和党走向深渊
上周，我参加了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的“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是什么?”网络研讨会。应当说，拜登在2020年大选期间所呼吁的“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具有强大而狡猾的吸引力。美国的外交政策当然应当促进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但拜登所提出的温和保守主义改革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我很想听到昆西研究所专家的不同观点——这一机构的学者和分析家认为：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呈现出军事化过度、目标过度和扩张过度的问题。
我确实听到了另外一种观点，但却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小组中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历史学家和辩论家迈克尔·林德，他确实也撰写过很多关于中产阶级的文章。在林德最近的著作《新阶级战争》中，他将促使特朗普上台的“民粹主义“解释为：对于那些利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杠杆来维持统治地位的利维坦式特权阶级，普通美国人所表现出的绝望反应。林德现在断言，这一特权阶级已经向中国投降，以至于美国正在接近“朝贡国”的地位，而其主权也受到了质疑。美国精英通过敞开移民大门、提高企业利润以及压低工资待遇，让工薪阶层变得日益贫困。林德总结道：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将尽可能与中国脱钩，并阻止涌向美国的海外移民。
第二位演讲者是保守派杂志《摩登时代》的编辑丹尼尔·麦卡锡，他对林德基于阶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基督教式的解释。麦卡锡认为，至少从20世纪中叶开始，天主教保守派就认为：世俗的自由文化已经侵蚀了家庭、社区和传统道德的基础。然而，麦卡锡将美国精英与中产阶级的对抗提升到了近乎世界末日的程度，他把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描述为“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谋杀”——美国精英将中产阶级出卖给了中国和韩国，因为它们拥有低成本的钢铁行业和半导体产业。麦卡锡宣称：“我们的很多精英都认为美国人天生具有缺陷，他们终将被他国的工人所取代。”
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发言人蕾切尔·博瓦德曾是参议员兰德·保罗的助手，现在则是保守党伙伴关系研究所的高级政策主管，他对听众提出了更多关于“特权阶级国际秩序”的谴责——我对此感到震惊，这或许说明我在特朗普政策领域下的"功夫"还不够。事实上，昆西研究所更偏向于左倾，而且大量地从所谓的“精英”那里吸取经验教训。不仅如此，昆西研究所的这次研讨会还得到了国家利益中心的联合赞助——该中心持续出版新现实主义刊物《国家利益》，并且由亨利·基辛格担任名誉主席及其“守护神”。本次活动由国家利益中心的官员乔治·毕比主持，他温和地断言精英们“看好无边界世界的前景”。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史蒂夫·班农是否对昆西研究所和《国家利益》进行了敌意性的收购?其实并非如此。昆西研究所不断对那些我视为左翼现实主义的人产生吸引，比如其大战略研究主管斯蒂芬·韦特海姆——他经常讽刺那些痴迷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经济民族主义者;《国家利益》也继续以罗伯特·卡普兰等严肃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为特色。保守的国际主义——在特朗普选举前半个世纪就产生的“鹰派”意识形态——仍然是美国遗产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等大型右翼智库的默认世界观。
然而，特朗普已经在右翼世界中散播了民族主义的孢子，而它们仍然还在继续繁衍。只有极少数的共和党人还致力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同样也只有极少数的共和党人还在支持鹰派的国际主义(甚至于参议员泰德·科鲁兹也支持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民族主义者鄙视美国政府的权威专家、学者和智库等所谓的精英。比尔·克里斯托尔在只能在权力外围拥护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对于将利兹·切尼赶下国会领导位置的特朗普“跟屁虫”而言，她的鹰派背景毫无意义。共和党人越来越追随特朗普，越来越背离世界，越来越蔑视盟友，他们不仅否定“永恒之战”，而且否定美国可以通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来塑造更好结果的想法。
特朗普教唆那些保守派在美国国内而非国外寻找敌人，但也许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指引。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保守派曾经因为沉迷于约瑟夫·麦卡锡偏执的反共暴行而将自己边缘化。但是，今天的美国自由派精英比1952年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秘密党员要多得多，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不得不提出一个全面而详尽的阴谋论来解释自由主义霸权。在这条路上似乎已经走得很远的林德提出，几代美国精英都认为是保护主义导致了大萧条，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反过来也意味着：美国要对二战的爆发负责，而保护主义则是希特勒式的罪恶——但我个人却不记得《世界文明》是这样回溯那段历史的。
这场小组讨论充斥着令人不安的荒谬。然而，我们也可以尝试想象出不那么狂热的版本：会议参与者可以将拜登的“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归功于自己，而不是将其视为全球主义的阴谋。美国政府所制定的这项政策涉及关键行业的回流、利用政府采购权来“购买美国”以及与盟友合作迫使中国遵守全球经济的竞争规则。反过来，相关议程应当基于一种已经迅速扩大为共识的信念，即全球化对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言是喜忧参半，即便它对美国公司和资本家等经济精英更为有利。即便像拉里·萨摩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现在也提倡“负责任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否能够促进全球商品的发展，它都会使普通美国人受益。拜登政府的官员则一致认为中国是其危险的竞争对手。
主流民主党人现在变成了软性的民族主义者。事实上，国际经济学家亚当·波森最近就抱怨说，民主党与共和党现在都坚持保护主义的“为中产阶级服务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可能会扼杀全球性自由贸易这只“下金蛋的鹅”。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保守民族主义和无国界自由主义精英之间的辩论其实是虚幻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竞争在实质上将“后新自由主义”的拜登政府的温和民族主义，与使共和党僵尸化的恶毒而阴险的民族主义相互对立起来。
这不仅是严肃的美国保守派的灾难，同时也是民主党的不幸——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的新正统，面临着曾经只有美国社会主义左翼才会经历的严峻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我们指望共和党人去证明自由权意味着在自由市场中的自由人，那就万事皆休。
文章来源：Biden Is Going Protectionist. Republicans Are Going Off the Deep End.《外交政策》网站 2021年6月1日
【翻译】刘笑阳
来源时间：2021/6/7 发布时间：20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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