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著名投资人、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于6月18日在Substack上发表了题为《朝贡体系与新世界秩序》（The Tribute System: The New World Order）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达达利欧基于近期对亚洲及中国为期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结合与多国高层决策者的深度交流，认为中国正在凭借其历史文化与“现代朝贡体系”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但达利欧的这个观点，中国数位学者进行了强烈反驳，认为朝贡政策不是目前中国的周边政策。
达利欧指出，过去几个月中，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华盛顿在应对中东局势（如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时展现出的局限性，使全球领导人（尤其是亚洲盟友）意识到美国公众缺乏承受战争阵痛的意愿，美国也无力同时应对多条战线的冲突。 达利欧强调，这一节点极其类似于1956年英国处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挫败——它向全世界宣告了旧帝国的终结。这导致日本、菲律宾以及台湾地区等传统盟友开始深刻怀疑美国的安保承诺，多国政要纷纷转向北京，寻求建立某种“朝贡式”的务实关系。
达利欧说，全球各国对这种新影响力的认可，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国经济规模过去20年来扩大了逾三倍，如今约等于美国经济体量的60%至70%。虽然中国并不寻求征服或占领其他国家，但非常重视各国总统和总理访华时给予的认可。达利欧说：“你会看到许多领导人前往中国。这就像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他们前来承认彼此间的实力差距。”
达利欧说，这种“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等级体系。这个体系的关键在于，各国在与中国这样的大国打交道时，最关心的是这种关系会如何影响本国的贸易和安全。
达利欧认为，要客观预判未来的地缘走向，必须理解驱动中国领导层决策的八大底层因素。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儒家的、阶层化的、类似于家族秩序的。在中文里，“国家”即“国”与“家”。这种秩序基于“父慈子孝”式的双向道德与权力关系：上层提供庇护、引导与纪律，下层给予服从、敬重与配合。相比西方（特别是美国）强调个人主义与自下而上的革命性，中国文化更强调集体利益与社会秩序。
达利欧特别指出，西方习惯于通过武力占领和直接控制别国来建立帝国（美军在80个国家建有700-800个海外基地）；而中国受朝贡体系影响，认为直接占领和管辖异域就像“油水分离”一样既低效又痛苦（正如美军在越南、阿富汗的挫败）。因此中国仅有1个海外基地，更倾向于通过经济互惠、外交礼节和间接施压来维持区域和谐。
中国解决地缘冲突的首重“不战而屈人之兵”，直接的暴力冲突被视为下策。达利欧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即西方的博弈思维就像国际象棋（Chess），目标是直接杀死对方的王；而中国的战术哲学更像围棋（Go），目标是通过隐蔽的谋划与战略包围，不断限制对手的势力范围，最终实现非暴力的胜利。
从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到八国联军侵华及抗日战争，这长达一个世纪的衰落与屈辱历程深刻刻在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实现国家富强、洗刷百年国耻，是推动中国现代战略举措的最核心内驱力。对中国而言，跨海峡的统一是洗刷百年国耻、实现国家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正通过《孙子兵法》式的外交与经济施压，推动实现不诉诸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统一。
达利欧最后总结道，“在中美两国的政治现实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军事和地缘实力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文化与领导层将推动实现对‘百年国耻’的彻底纠正——通过实现国家的强盛与高度自给自足，以《孙子兵法》式的非直接军事手段逐步确立对台湾地区（全球AI芯片核心产地）的主权管辖，并推动形成一种现代版的‘朝贡体系’秩序，且这一切将在未来数年内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
不过，达利欧关于中国正推动形成”现代朝贡体系”的观点，也引发了中国学界的不同意见。观察者网近日围绕这一问题采访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教授石源华。石源华认为，将中国当前的周边外交概括为恢复”朝贡体系”，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外交理念，也容易造成历史概念与现实政策之间的混淆。
石源华指出，朝贡体系确实是中国古代处理中央王朝与周边政权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东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套国际关系体系，对维护当时区域稳定发挥过积极作用，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
不过，他认为，朝贡体系既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石源华表示，朝贡体系中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中国古代所奉行的”厚往薄来”原则。”周边国家向中央王朝进贡后，中央王朝回赐的物品往往价值更高。”他说，这与近代西方殖民扩张中追求单方面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有所不同，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某些特点。
在石源华看来，这一理念对于今天处理周边关系仍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能够获得多少利益，而应该更多考虑如何帮助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他说，当周边国家实现稳定和发展，中国自身也将从中受益，因此互利共赢比单方面获利更加重要。
石源华还以历史上的中泰关系为例说明，中国古代朝贡体系并非简单追求附属关系，而是在礼仪、经济和财政之间寻求平衡。他介绍，清朝时期，由于实行”厚往薄来”，中央政府需要承担较高的回赐成本，因此对各国朝贡次数、船只数量等都有严格规定，并非来朝越频繁越好。”中央王朝有时反而限制朝贡频率，因为财政上也承受不起。”他说，这说明朝贡体系本身具有复杂的制度设计，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控制工具。
不过，石源华同时强调，朝贡体系建立在等级秩序基础之上，与当代国际关系原则存在本质区别。他说：”周边国家向中央王朝朝贡，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今天中国倡导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这与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已经不是同一种国际关系模式。”
石源华认为，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频繁使用”朝贡体系”解释中国外交，其中不乏将历史概念简单套用于现实政策的倾向。他表示，历史上的朝贡制度不可能成为今天中国外交政策的蓝本，”从上到下，中国没有人主张恢复朝贡体系。”
他指出，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周边外交理念，包括”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等，强调的是平等合作、共同发展，而不是建立上下等级关系。”中国希望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与近代殖民体系和霸权逻辑有着本质区别。”
因此，石源华认为，达利欧借用”现代朝贡体系”这一概念分析中国外交，虽然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视角，但如果将其直接理解为中国当前的周边外交战略，则容易产生误读。他表示，中国现实外交政策仍然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合作共赢理念基础之上，而不是恢复历史上的朝贡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