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崛起，当今世界被称为“新冷战”的声音越来越多。许多人担心中国意识形态向外扩张，将中美视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两个极点，仿佛“竞争”已经成为理解两国关系的唯一视角。为了探讨为什么这样的框架并不能准确呈现中美关系的全貌，中美印象采访了著名的中美问题专家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
白洁曦现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David M. Lampton中国研究讲席教授，并担任该院“美国、中国与全球事务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America,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Affairs，ACF）首任教授主任。她的新书《中国想要什么：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What China Want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将于2027年2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Vimi Wang： 一些自称中国问题专家的人试图回答“中国想要什么”，仿佛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单一而统一的国家利益。你的书名似乎正是在提醒人们，这种假设可能具有误导性。美国人在谈论“中国想要什么”时，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白洁曦： 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中国已经制定了一套成熟而完整的计划，意图主宰世界。这种观点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正如你所说，我认为中国国内存在许多不同的声音。即便是像习近平这样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人，也仍然需要处理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这些取舍涉及多个目标，而这些目标并不只是习近平个人的目标，在中国也具有广泛共识，包括主权、安全和发展。我认为，这些都是长期存在的目标，但中国领导人追求这些目标的方式一直在变化。这些变化并不能被归结为一种连贯一致的“称霸世界”战略。
Emma Brignall： 与此相关，我还想问问，现在中国国内究竟是谁在主导决策？是习近平、中国共产党、军方、民族主义民意，还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白洁曦：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一党制政权，不面临自由且具有竞争性的全国性选举。因此，习近平对决策具有远超常人的影响力，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我认为一个很常见的假设是，习近平仿佛只需要在幕后操纵各种按钮和杠杆，就能推动整个国家。现实是，治理一个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国家要困难得多。事实上，如果习近平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中国今天也就不会面临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无论是青年失业还是更广泛的经济挑战。他当然希望能够挥一挥魔杖，把许多问题一举解决，但即便是他，也必须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制约。
Vimi Wang： 你早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民族主义。中国的一些学者和官员提出一种观点，即政府实际上正在遏制激进的民间民族主义。这种说法准确吗？比如说，民间民族主义是否让北京更难在对美关系中作出妥协？
白洁曦： 民族主义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是政府长期培育起来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它也会反过来限制政策制定，并给领导层施加压力。很多时候，中国领导层会发表一些言论，甚至采取一些政策，其目的就是安抚或迎合民族主义声音。当然，政府允许这些声音发展壮大本身也是一种选择。但这些声音确实可能限制政府实际拥有的政策空间，或者至少限制政府认为自己拥有的政策空间。
与此同时，政府也有一系列应对困难局面的策略，尤其是在公众期待很高、许多人认为某些问题早就应该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在这些时候，政府往往需要说服民族主义受众保持耐心——告诉他们，事情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因此，外界经常视为中国日益自信甚至表现出胜利主义情绪的许多言论，其实往往是针对国内受众的。这些国内受众缺乏耐心，他们不仅希望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尊重，也希望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为成功，并更有能力推动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利益。
Emma Brignall： 我还想谈谈你最近发表的关于“意识形态陷阱”的文章。很多评论人士把当前的中美关系描述为一场“新冷战”。但在你和Eun A. Jo最近发表的文章中，你们认为，当前的中美竞争更多是双方走向意识形态分化，而不是一场争夺意识形态霸权的斗争。这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华盛顿和北京在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分歧是什么？
白洁曦： 我们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不同于苏联，甚至也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种我们称之为更加“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这种战略所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安全，而且能够容纳多种不同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的世界。在习近平领导下，这种战略呈现出更加扩展的形式，其表现之一就是试图重塑国际规范，使其能够容纳这种差异。我们将其称为“扩展性特殊主义”。关键在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是以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构成推动中国政策的首要力量。正如我在书中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国内本身就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式。
中国国内甚至存在来自偏向马克思主义群体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偏离了自身根基，变得过于资本主义化，压制学生马克思主义团体，也没有充分解决高速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更广泛地说，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都在不断变化。与其把中美看作两个彼此无法调和的制度、陷入一场新的冷战，我们实际上可能仍然存在共存的空间，尤其是在美国开始减少对海外民主推广的普遍性和扩张性之后。我们还注意到，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治最近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 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加民族主义、而不是更加普遍主义的立场——可能反而令人感到某种程度的宽慰。当然，任何这样的缓和都仍然十分脆弱。如果任何一方认为另一方试图向海外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或者试图破坏对方的政治制度，这种缓和都可能破裂。
Vimi Wang： 对于像中美这样影响如此深远的关系而言，谨慎使用“新冷战”这一标签非常重要。转向最近的事态发展，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哪些新的问题？对于习近平计划今年秋天访问美国，你希望看到什么？
白洁曦： 两位领导人已经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即双方正在朝着稳定两国关系的方向努力。但误解的空间仍然很大，我们也不确定双方究竟会如何落实这一共同承诺，又会如何把中美关系继续向更加建设性、更稳定的方向推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两国能否在将供应链以及我们所说的“卡点”武器化的问题上保持克制。第二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两国——包括双方社会和经济体系——能否确保中美经济关系能够惠及两国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让人感觉这种关系已经被一小部分富裕的商业利益集团所控制。如果稳定关系不能惠及更广泛的人群，那么这种稳定在政治上就会非常脆弱。
Emma Brignall： 既然谈到了峰会的经济议题，你认为峰会取得了哪些积极成果，比如贸易和投资委员会？
白洁曦： 这是一个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重要领域。我们目前的起点相当低，因此，在一些不涉及战略利益的贸易领域，关税有可能降低，双方也可能更加欢迎贸易往来。真正棘手的问题可能是投资流动，以及未来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方式，让美国企业能够从中国的技术和投资中受益，同时这种合作必须与美国工会和美国工人的参与相容，至少也不能对他们构成不利影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企业不要把这些因素视为威胁，而是将其视为帮助自身提高竞争力的机会，而不是最终被挤出所在行业。
Vimi Wang：你最希望华盛顿的决策者从《中国想要什么》中得到什么启示？为什么这一点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尤其重要？
白洁曦：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美关系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仍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且正在以各种方式与外部世界发生互动，而这些变化和互动是我们能够影响和塑造的。考虑到中国国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取舍以及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首先需要采取一种诊断式的思维方式：现实往往比那种“中国试图谋求全球霸权”的简单叙事复杂得多。第二，这些相互竞争的动机对于威慑以及防止冲突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相信，通过持续的现代化和发展，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最终都能够得到解决——特别是领土和主权争议，其中最突出的是台湾问题。这种信念本身就是威慑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领导层能够继续对国内民众宣示“时间站在中国一边”。这种叙事有助于降低采取更加仓促行动的压力。
Emma Brignall： 我们换一个更宽泛的问题。你在中国问题专家群体中属于比较温和的声音，而华盛顿目前对中国的态度尤其强硬。在当前环境下，面对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我们如何就中美关系开展诚实而有意义的交流？
白洁曦： 首先，对于任何希望审视自身假设、完善政策方案的政策圈而言，就具体问题进行善意、真诚的讨论都是不可或缺的。涉及的这些问题本身就很困难，因为它们意味着真实存在的取舍和相互竞争的利益。这也是我选择来到华盛顿的原因之一——我希望为我现在所领导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中国与全球事务未来研究所”带来一种严谨、谦逊、文明以及富有创造力的精神。这里的环境确实充满挑战，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孤军奋战。
我认为，社会各界实际上广泛存在一种兴趣，虽然这种兴趣有时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那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加严谨的方式讨论中国、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以及中国在这场讨论中所处的位置。我曾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过去关于中国的共识其实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深厚，也没有那么牢固。在表象之下，人们确实有着强烈的愿望，希望重新审视过去的假设，展开那些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开展的讨论，并跨越党派以及其他分歧，共同寻找一个更加可靠的未来基础。
Vimi Wang： 展望未来，我们如何摆脱一种双边共识——即中国始终是敌人和竞争对手？你认为，在哪些方面最有可能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和交流？
白洁曦： 我认为，首先要认识到，“竞争”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得到充分界定。企业之间可以竞争，但对于国家而言，如果要谈“竞争”，首先必须清楚界定双方在哪些方面存在直接利益冲突，以及在哪些方面已经无法避免零和或者负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社会存在一个共同的基本认识，那就是我们应该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这既不是鸽派立场，也不是鹰派立场，而是一种务实立场，而且得到了美国两党广泛支持。问题在于，当“与中国竞争”被用来笼统概括一系列其他政策目标时，这个框架就开始产生问题。它会让我们更难承认，即便双方处于竞争关系之中，仍然存在一些领域，需要进行协调或合作。结果是，这种框架很容易带上零和色彩，而这种零和色彩并不总是有益的。
一些人已经提出，“战略竞争”这一框架本身可能已经有些过时——它形成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并延续到拜登政府时期。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自身的利益正在发生变化。如果美国不再把维持全球主导地位作为核心目标，那么美国究竟是在与中国“竞争”什么，就变得更加模糊了。而这恰恰为我们重新思考中美关系打开了空间。以台湾为例，美国的目标是实现威慑、维护和平与稳定，而不是为了控制台湾与中国展开竞争。如果单纯以“竞争”的框架来定义中美关系，反而可能增加战争风险，因为这会向中国释放一种信号：美国永远不会接受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恰恰说明，“竞争”这个概念既没有得到充分界定，也可能具有危险性。
Emma Brignall： 再谈谈南海。菲律宾等国家可能并不关心中国是否谋求全球霸权，但它们可能认为中国正在谋求地区主导地位，而这对它们来说是一个更加直接的问题。你的观点如何帮助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意图？这又如何与你提出的更广泛意识形态框架相契合？
白洁曦：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的领土主张与包括日本、菲律宾和印度在内的许多邻国的主张存在直接冲突，即便这些争议有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管控，甚至出现过降温。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抽象讨论“中国是否谋求地区主导地位”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主权主张——中国领导层对这些主权主张抱有坚定立场，并且一再释放信号表明，他们无意放弃这些主张。这一点可以从习近平强调“一寸土地都不能丢”等表态中看出来。这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有所不同。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讨论的是中国是否试图向外输出某种特定的政治模式，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在领土和海洋问题上，中国的利益往往与邻国存在直接冲突。但重要的是，这些冲突并不注定只能沿着升级这一条道路发展。在一些情况下，各国已经找到管理争端的方法，比如搁置分歧，或者推动某种形式的共同开发。哪些争端能够采取这种方式、在哪些地方能够这样做，目前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这也正是外交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