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1025

《超限战》作者新书发布:首次披露美如何反超限战

0

作者:曲延涛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
乔良少将在发布会上介绍新书内容。曲延涛摄

""
王湘穗在发布会上介绍新书内容。曲延涛摄


  近日,着名军事理论家、空军少将乔良与着名国际关系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携力作《超限战与反超限战——中国人提出的新战争观美国人如何应对》《割裂世纪的战争——朝鲜1950-1953》在京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全面展现美国反超限战战略
  《超限战》是乔良和王湘穗的代表作,自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反响强烈,已出版日、意、法、英、繁体中文等8个版本,被美国西点军校列为学员必读书目,被美国海军学院列为正式教材,被意大利陆军总监米尼上将称为当代军事名着。近年来,该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已被美军写入最新作战条令。
  此次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的全新修订版《超限战与反超限战——中国人提出的新战争观美国人如何应对》在保留原版《超限战》内容的基础上,首次披露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等召集政府及各行业专家研究应对超限战的成果,全面展现美国的反超限战战略,初步勾勒未来横跨军事、经济、金融、网络、资源、反恐等各领域的全方位战争图景。
  呈现不一样的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立足之战,是中华民族重归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此役前,旧中国常被世界发达国家和强势民族所欺凌;此战后,中国就再不是丛林野兽可以任意强食的弱肉了。这一历史性逆转的背后,是先后18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仅阵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就有11万人。
  对于抗美援朝战争这一值得每个中国人铭记的重要题材,王湘穗和乔良根据大量的国内外资料,以全新的视角,采用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以历史时间为序,用影响朝鲜战争发展进程和走向的50个关键人物,串起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
  此次国防大学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割裂世纪的战争——朝鲜1950-1953》一书,真实记录了50个影响朝鲜战争发展走向的人物战场内外的故事。形象的语言、翔实的史料、深邃的观点,不能不让人对这部新书充满期待!

""
""

  作者简介
  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我国前沿军事理论家、着名军旅作家,空军专家委员会委员,火箭军军事理论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1999年,他与王湘穗合着的军事理论着作《超限战》出版,该书由于准确预言了“9?11”事件的发生,在美国及西方引起震动。被美国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分别列为学员必读书目和正式教材,被意大利陆军总监米尼上将称为当代军事名着。近年该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已被美军写入最新作战条令。
  王湘穗,退役空军大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让历史去验证

《超限战与反超限战——中国人提出的新战争观美国人如何应对》序言

王湘穗 乔良

  这是我们为《超限战》的第四个中文版写的序言。
  十七年里,这本初版于上世纪最后一个冬天的小书,历经坎坷,几度沉浮,熬老了甚至熬走了与它的命运发生过这样那样奇妙联系的一代人,也熬白了我们俩的须发,唯独它,看上去依旧年轻。
  它的生命力,不取决我们的期待,而是取决于来自这个世界上的那么多质疑、非议和误读,以及同样多的理解、认同和欣赏,比这更重要的,是它在过去的十七年里,不断被陆续发生的历史所验证。
  同样是十七年前,当美国人用五枚激光制导炸弹精确“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后的八月中旬,《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John Pomfret)以“中国人深思‘超限战’”为题,在该报头版发表长文,第一次提到“这是四十年来中国人写的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时,我们以为,只不过是这位记者为了引起美国人对此书的警觉,故作惊人之语;
  还是这一年,军事科学院的姚云竹大校(后来成为军科院的第三位女将军)把一本美国军方情报系统与中情局联合翻译的英文《超限战》打印本转送给我们,说这是美国一高级军方代表团送给她的“礼物”。在把这本据她说“翻译得非常漂亮,甚至比你们的原文还棒”的英译本交到她手里时,那位美国将军顺便告诉她,“这本书美国高级将领人手一册,同时也是西点军校学员的课外必读书”。当时,我们也仅仅以为这是西方人惯常的夸大其词。
  此后不久,与新世纪降临的同时,美国海军学院给我们来函,要求我们授权给他们,将此书作为美国海军学院的教材,并声称“这本书对于美国的军人和非军人都至关重要”,我们依然认为,这只是美军比我们更注重研究对手罢了,不值得我们过于在意。
  直到两年后的9月11日,当18名恐怖分子操纵3架波音飞机,撞向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电视画面,令人瞠目地突现在我们眼前,而随即美国总统小布什面色阴沉地向全世界宣布“这就是战争”时,我们才意识到,这部书和我们的命运,都可能将因此而改变。
  此后,整整过了一年,在“9·11”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举世闻名的亚马逊书店和纽斯麦克斯网站(Newsmax)联合盗版发行《超限战》,并故意将书名改为《无限的战争——中国政府摧毁美国的绝妙计划》,这本书也因此成为美国人未经我们授权,盗印出版并公开发行的第一本中国人写的书。
  这以后,从2006年至2009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连续四年召开“全美《超限战》研讨会”,每年都汇集出版厚厚的一册论文汇编。在2006年召开的首届研讨会上,前美国中央战区司令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安东尼·兹尼(Anthony C. Zinni)做了主题发言;次年,在第二届研讨会上,时任战略司令部司令(后升任美参联会副主席)四星上将詹姆斯·卡特赖特(James Cartwright)发表了演讲。在会上,这两人对“超限战”的评价是“人类已进入‘超限战’时代”,“超限战是不可战胜的”。
  再后来,中国军事科学院作为内部资料翻译了美军2006年版最新《陆军作战条令》,而《超限战》书中的一些观点,已正式被美国人写进了该条令。
  对于作者来说,你的着作被别的国家,其他语种所移译并推重,是一件值得荣幸的事情,但对于身为军人的我们,你为自己的国家和军队奉献的思想,如果仅仅被你的对手国和军队所重视与研究,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
  所幸的是,书是唯一一种不需要双脚就能游走于世界的奇特造物。即使在公开场合一直被视为禁忌的最初几年里,这本书也始终是中国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下层官兵乃至社会青年们热议的话题。今天,当人们终于可以公开地接纳它时,或许会发现,“超限战”这三个字早已成为超越军语范畴的流行用语。只要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竞争和冲突,这个词就会有生命力。
  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的“野心”不会仅止于为《军语》词条贡献一条新“军语”,或为“大众词典”贡献一句“流行语”。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政治与军事分析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韦茨看来,面对“超限战”等下一代的战争战术,西方尚未找到有效方法予以应对。即使是此后美国人提出了“混合战”的概念(这个概念很快被俄罗斯人接了过去,加以发挥)也仍可被视为是西方人的翻版“超限战”。从概念到原理都没有超出《超限战》在十七年前就给定的“新战争”范围。即便按照他们的理论进行所谓“混合战”实践,也不过是用“超限战”打“超限战”,仅此而已。至于更多地尾随《超限战》而至的这样那样的“××战”,则基本上可以视作搭顺风车之作,无须我们多言。
  我们从没打算让《超限战》停留在一大堆奇思怪想或邪招异术之上。我们希望读者把“超限战”看作是有关思维方式的书。为了探究这种回异于现下流行的思维模式,我们一开始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我想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沿着“组合(手段)”与“错位(运用)”这两条线索,一路摸索到了“新战争”与“新战法”的门径。透过门隙,我们看到了本·拉登的残忍面孔,也窥破了美式战争的堂奥,我们甚至自信地认为,我们可能望见了“胜律”的背影。但愿这不是错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与前三个版本不同,这本书厚了许多。因为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收录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四年“超限战研讨会”中的部分论文,作为美国人“反超限战”的研究成果,一并提交给读者,让大家直接感受一次“思想超限战”的交锋。谁的思想更能走进读者心灵,占据读者的大脑,相信你们会有自己的结论。而不论何种结论,都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那必定是思想碰撞的结晶。
  从家族、氏族繁衍出社会和国家以来,一代代人们就始终处在各种利益的冲突、争夺、博弈之中。为此,人们设计出了种种方案、计划和理论,《超限战》不过是这无数种方法中的一种。毫无疑问,它不可能是最后的解决方式。但我们亲身经历的多位我军德高望重的将领,在我们面临最艰难的人生时刻,对我们的支持和保护;我们亲耳听到的多位外国将校军官对本书的由衷激赏,以及更多的不知姓名的读者,对本书令人感动的认同和肯定,都使我们对本书的价值和作用,充满信心。
  不管怎么说,当这部书的第四个版本摆在我们面前也呈现在读者眼前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比我们两人有更长的寿命。不过,我们更想告诉世人的是,我们写这样一部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类抑制乃至消灭战争,而决不是——延续战争。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6/7/30

旧文章ID:19505

社论:复兴美国工人阶级

作者:歧路听桥  来源:聽贰拾肆橋

复兴美国工人阶级

社论委员会

  民主党总统参选者9月间举行下一次辩论时,以下问题应当向他们提出来:你会如何改善普通家庭护理工人的生活水平?
  二十世纪美国的典型工人形象,是在某间底特律工厂制造汽车的男子,今天这一形象依旧是有关美国工作机会的政治辩论的焦点所在。但现代工人阶级的真实面孔,其实是在阳光地带(Sun Belt)郊区某处照料那名已退休汽车工人的护理女工。在美国,就业机会增加最快的十个行业中,有一半是低薪护理工作的变种。
  更多的制造业大致是好事,但那不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改善美国工人生活的最妥当方式是优化他们实际上拥有的工作机会的相关条款:提高几乎无法供养家庭的餐馆工人的薪水;为那些无法照顾自己孩子的儿童保育工人提供带薪休假;确保缺乏保险的批发商店工人获得津贴,因为他们是被当作承包人来雇佣的。
  民主党参选人开始注意到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了,这部分是因为选民眼下要求这些参选人直面他们的生活现实。
  他们许多建言的主题是设立和提高联邦补偿和津贴的最低标准。值得留意的是,符合条件进入9月间下一次辩论的十位民主党参选人中,有九人支持每小时15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例外是企业家杨安泽(Andrew Yang),他担心更高的最低工资可能削弱就业。一个可能的变化是在一些欠富裕地区实行低一点的最低工资,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班内特(Michael Bennet)支持这一建议,他是未能参加下一次辩论的其余民主党参选者之一。只要小心斟酌个别地方加以排除,这一方案可能是合情合理的。
  一部确保带薪家庭和医疗休假的法律也获得了普遍支持。
  任何这样的最低标准都是重要的,但不够。大多数工人的薪资所得已经高于最低标准,也获得了基本津贴。但最近数十年间,工人获得的工资和津贴在美国经济产出中所占份额一直在降低。联邦法律必须进行调整,将均势倾向工人一侧。
  一个可能的手段是复兴工会运动。2018年,仅有10.5%的美国工人加入了工会。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新报告认为,私人部门工会的衰落是工资停滞和经济不平等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向工会赋权的主张已经成为民主党总统选战的筹码。譬如,大多数参选人支持联邦立法,禁止所谓“工作权”法律,此类法律在27个州载入名册,允许设立工会的工作场所的工人不缴纳工会会费。(杨安泽先生再次成为例外。)
  另一个必要的改变是废止出于种族动机而将农业和家政工人排除在联邦劳动法全面保障之外的做法。加州参议员贺锦丽(Kamala Harris)在这一问题上一马当先。她提出订立“家政工人权利法”(Domestic Workers Bill of Rights);包括实施强制最低工资、加班适用条件和带薪假期在内,这部法律会扩大基本保障的覆盖面,将美国的家庭护理人员和管家包括在内。
  包括佛蒙特州参议员伯纳德·桑德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以及前众议员贝托·奥罗克(Beto O’Rourke)在内的参选者也支持结束那种不公正的分裂,并采取其他措施强化工会。
  一项引人入胜的建言有可能改写要求工人与雇主单独谈判的某部法律。该建言由影响巨大的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背书,并获桑德斯先生和印第安纳州南岸市(South Bend)市长皮特·巴蒂吉格(Pete Buttigieg)采纳。在其他发达国家,“部门”谈判可令特定产业的工人得以集体商定工资和薪水:在拥有很多小型工作场所的产业,这可能彻底改变游戏规则。
  前副总统乔·拜登宣称,他自己正是“工会会员”,但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对手的是,他只是保持了竞选活动的整体调门,没有提供细节。
  要将均势朝向有利于工人的方向改变,必须在劳动法方面做出重大调整,这可能要求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获得多数。但一位参选人对这样一些举措的支持不免令人联想,为了工人的利益,他们有多大可能动用行政权力。譬如,桑德斯先生已经承诺动用行政命令,不允许联邦机构和那些未能满足支付15美元最低工资之类标准的公司订立合同。
  参选人还证实,他们相当乐意在联邦层面壮大对工人的支持,这一方案相当于将账单交到了纳税人而非雇主手中。
  所有参选者都建议,为无法获得私人部门廉价医保计划覆盖的人士扩大医保的可用性。(当然,细节是重要的。)
  对补贴儿童保育,一样存在广泛支持。除了巴蒂吉格先生,参加9月辩论的所有参选人都已表示,支持将提供普惠的廉价学前保育服务视作一项联邦义务。若干参选人走得更远。沃伦女士支持为收入在贫困线两倍之内的家庭的幼儿提供从出生到就学年龄的免费保育服务。参议员贺锦丽、克洛布查(Amy Klobuchar)、桑德斯以及奥罗克先生支持订立“工薪家庭儿童保育法”(Child Care for Working Families Act);与其他参选者的建言相似,这部法律的目标也是提供普惠的保育服务。(Amy Klobuchar,生于1960年,是明尼苏达州资深联邦参议员。——译注)
  在确保民众获得医保和儿童保育服务方面,美国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强化社会保障网络不只可改善生活质量,还可令工人尤其是女性留在工作岗位,由此提高生产率。通过减轻就业机会丧失的痛苦,强化社会保障网络可以激发民众承受更大的风险,同时获得更多的回报。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施集体谈判,强化社会保障网,这些主张一并发挥效力,完全可以帮助美国在二十一世纪提升工人阶级就业的质量。
  (本文是一篇社论,见于2019年8月30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印刷版,原题“Reviving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8/31

旧文章ID:19504

历史的终结和巴尔的摩的老鼠

作者:汪铮  来源:FT中文网

  30年前的1989年夏天,36岁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升任了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的副主任,意气风发的他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福山在文中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文章发表几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两年后苏联解体,30年来这篇文章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引发了绵延不绝的讨论。
  30年后的2019年夏天,无聊的华盛顿的夏日因为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众议员伊莱贾卡明斯(Elijah Cummings)的三天三夜的推特论战而有了点意思。卡明斯担任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主席,他指责美墨边界关押无证越境移民的边境设施条件恶劣,被触怒的特朗普总统于是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卡明斯和他所代表的巴尔的摩市选区的怒骂。特朗普称卡明斯的巴尔的摩选区“令人作呕,老鼠和啮齿动物肆虐”, 是美国境内“最糟糕,最危险的地方”,“没有人类愿意住在那里”,而卡明斯本人则是一个“恶霸”。
  表面上,巴尔的摩的鼠患和福山30年前的文章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仔细想来,巴尔的摩这座城市30年来的变迁,卡明斯20多年的众议员生涯,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公开指责,这三件事却为《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以及福山30年间的思想变迁提供了的绝好实例。
  先说巴尔的摩,这个城市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应该都指向“衰败”这个词。巴尔的摩地理位置非常好,是东海岸重要的港口,处于纽约至华盛顿的黄金交通道上,至首都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在地。但是,在美国总人口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巴尔的摩的城市人口却逐年下降,从1970年的90万人下降到现在的60万人,仅卡明斯的第七选区内目前就有逾4.6万所房屋被空置抛弃。人口下降但犯罪率却居高不下,毒品泛滥,枪支泛滥。根据联邦调查局2017年的统计,该市全年有超过1000人被枪击,在全美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中排名第一。巴尔的摩的贫困率为23.1%,几乎是全国的两倍。说到老鼠,巴尔的摩还不是美国最糟糕的,它在全美鼠患最严重的城市中排名第九,好过排名第一的芝加哥。
  再说伊莱贾?卡明斯,他绝对是个人物,他的选举记录足以让全世界的候选人羡慕,自1996年开始在马里兰第七选区竞选联邦众议员,他在过去23年每两年一次的选举中战无不胜,且每一次都是摧枯拉朽的大胜。2006年的选举得票率高达98.1%,简直是全民拥戴。即便最差的2014年也有69.9%。2016年和总统大选同期举行的选举中他的得票率是74.9%,比特朗普强多了。
  问题来了:巴尔的摩如此衰败,卡明斯的“政绩”如此糟糕,为什么他却能够高票当选,连选连任?特朗普对他的指责也是这个意思:你自己的选区脏乱差如同人间地狱,你最好滚回你的选区去,凭什么对全国事务说三道四?
  福山比卡明斯小一岁。发表《历史的终结?》让福山一举成名,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现实却让福山饱受质疑。30年来,他一方面为自己辩护,比如辩解说他1989年此文的标题后面可是有一个问号的,且很多人对此文的解读是浅层次的;另一方面,他也在不停修正和发展自己的观点。福山2014年的着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落》可以用来解释巴尔的摩的衰落,书中提及的许多美国地方的衰落实例也类似于巴尔的摩。这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法治、民主问责和国家治理能力是良治的三要素。他认为一些民主国家在这三项中前两项得分高,但第三项得分很低,于是造成发展的不如预期,而他在撰写《历史的终结?》时没有对国家能力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是,这三要素却不足以分析巴尔的摩的问题。由于人口构成和族群政治选择的原因,美国绝大部分大城市都是民主党执政,参众议员也多是民主党的,任何人只要搞定了民主党党内提名,在最后的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对手都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卡明斯的马里兰州第七选区除了半个巴尔的摩市,也包括周边的郊区和富庶的霍华德县,整个选区黑人选民占大多数,集中在市里。卡明斯只要在市区的选举中拿够票数,就完全不用管住在郊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们是不是投他的票,精英教授们对他也只能徒唤奈何。美国政坛的另一个规律是,越是政坛老将,越有资源和人脉,也于是在党内地位更加巩固。而且,一个地方越是衰败就越依赖于救助和福利,而政坛老将在获取联邦和州政府资源和福利上的优势就更加明显。附带说一句,卡明斯的夫人是马里兰州民主党主席。可以说在美国全国有很多个卡明斯,特朗普说他是恶霸,他也完全可以说他为他的选民谋了很多福利。
  由此可见,巴尔的摩的问题并非治理能力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同时也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问题。认识到身份政治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福山2018年又与时俱进出版了一本新书《身份:对尊严的需求和仇恨政治》。新书开宗明义地提到如果不是特朗普的“意外”当选,他不会写这本书。书中论及正在兴起的全球性的新民粹民族主义。他很敏锐地观察到,对当今全球秩序的一切不满几乎都能用身份政治的概念加以解释,而民粹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并非经济动机,而是出于对身份认同的需求,因此无法简单地通过经济手段得到满足。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当代的自由民主体制目前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满足人们对尊严、尊重和平等地位受到承认的追求。
  可是,相比身份政治或者说认同政治的张力和可能的破坏力而言,这样的解释未免过于轻描淡写了。卡明斯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特朗普把卡明斯称为“恶霸”,但只是公开说让他滚回自己的选区。而不久前,特朗普还攻击了四名新科民主党少数族裔女众议员。他在推特上写道,既然她们对美国的情况不满,为什么不回到她们原来的国家去?可是这四名女议员均为美国国籍(否则也不可能当选美国国会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是波多黎各血统,在纽约出生;塔利布(Rashida Tlaib )是巴勒斯坦移民的女儿,在底特律出生;普雷斯利(Ayanna Pressley)是非裔美国人,出生于芝加哥;奥马尔(Ilhan Omar)虽出生在索马里,但幼年便来到美国。
  问题在于,这四个人绝非普通人,他们是联邦众议员,是当今美国政坛的当红新贵,拥有对全国事务和预算分配的投票权。如果他们在特朗普的眼里还不算是真正的美国人,还是应该滚回去的人的话,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中的其他人怎么办呢?在当前中美走向敌对的情况下,华裔移民是不是就该战战兢兢地收拾行李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就在不久前,美国媒体发表长文攻击特朗普政府的交通部长赵小兰及其家人可能受到中国影响出卖美国利益。在7月25日的一个公开讲话中,赵小兰如此回应:“我的家庭在今日一个恶毒的党派纷争中被当成攻击的对象。所以这一切与我的种族密切相关。如果我的姓氏是史密斯(Smith),或者我的家庭来自英国,这一切都将不会发生。”
  这就是身份政治!可是,赵小兰是谁?她是美国所有华裔中位居最高联邦职位的当朝部长,而她的丈夫麦康诺(Mitchell McConnell)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如果她都要受到攻击的话,其他华裔怎么办呢?在这里,赵小兰和五位国会议员的遭遇已经不只是身份的问题,而是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平等。如果一个国家里的一个族群认为自己比其他族群更高级更正宗,其他族群的人即使贵如国会议员都要滚回老家去的话,身份就成为了权力,因为出生地和肤色的不同,一个人的地位和权力就可能有所不同。
  事实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制与平等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自由民主制承认每个公民的尊严和价值,因而具有道德上的优势,而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其他各种制度的“承认形式”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构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 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被承认”的基本需求,并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构成了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可是,如果平等这个基石动摇了的话,自由民主制还能安好吗?这应该就是身份政治以及由此而来的民粹民族主义和仇恨政治对当代自由民主制的最大挑战。
  8月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枪手明确地把他的行凶动机和反对外来移民的“入侵”联系起来,完全呼应了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的表述。在浩大的舆论压力下,特朗普8月5日发表讲话,第一次说出了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并表示仇恨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希望这次的事件真的能够让他认识到民族主义和仇恨政治的蔓延可以如同野火一般,而政治领袖的言行是有着巨大影响的。
  卡明斯和特朗普的故事还没有完。就在两人推特论战的时候,8月2日的凌晨三点,卡明斯在巴尔的摩的住家被窃贼闯入。还好他在家里安装了警报系统,惊醒的他大声呼喊,窃贼终于选择离开。新闻报道之后,特朗普马上发了一条推特:“真糟糕!”没有人知道他是表达同情还是幸灾乐祸。

  (汪铮,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8/30

旧文章ID:19503

CFT猪评:9月1日起我国将对美国猪肉加征10%关税

0

作者:芳芳  来源: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据饲料行业信息网慧通数据研究部数据统计,2019年8月26日全国各省外三元猪均价为24.27元/公斤,较昨日上涨0.17元/公斤,较上周同期猪价(8月19日)上涨1.53元/公斤。
  8月26日全国27省、直辖市范围内,共计27省份猪价上涨,0省份猪价下跌。全国最高价为广东,较昨日上涨0.27元/公斤于28.84元/公斤;全国最低价为云南,较昨日上涨0.07元/公斤于17.68元/公斤。

  8月26日部分地区猪价:四川12.6-12.9元/斤,河南12.0-12.3元/斤,江西13.6-13.9元/斤,广东14.2-14.5元/斤,湖南13.4-13.7元/斤,山东11.7-12.0元/斤,湖北11.9-12.2元/斤,河北11.4-11.7元/斤,北京11.3-11.6元/斤,辽宁11.4-11.7元/斤。
  猪价持续上涨,生猪均价成功涨至24元/公斤以上,浙江、湖南、江西涨至27元以上,福建、广东已经突破28元/公斤,不过总体涨幅较前期略有放缓,与我们“8月下旬后猪价涨幅将会有所放缓”的预测一致。预计短期内生猪价格将受供应紧缺影响继续上涨态势。
  据海关数据显示7月猪肉进口量为182227吨,环比6月增加21760吨,生猪供应缺口的持续扩大,导致猪肉进口量猛增。目前中美贸易战再升级,特朗普政府反复无常,在上周六凌晨宣布将从10月1日起将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25%上调至30%,并计划对其余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15%。中国政府反击,商务部表示将从9月1日起对美国大豆加征5%关税,对美国牛肉、猪肉加征10%的关税,从12月15日起对小麦、玉米、高粱加征10%关税。此前中国对美国猪肉征收的关税为62%,自去年开始加征关税后,我们进口美国猪肉量就明显下降,但这并未对我国市场产生实质性影响,目前我国也正在积极拓展猪肉进口业务,加大猪肉进口量。

""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8/26

旧文章ID:19501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荣获美中杰出贡献奖!

0

作者:  来源:美中商业

  2019年08月29日,美中商业协会执行副主席吴高林一行前往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拜见杨振宁院士,并代表美中商业协会颁授第五届“美中杰出贡献奖”奖杯和牌匾予杨振宁院士!

""
杨振宁院士与吴高林就中美文化、学术及人
才等方面进行了深度交流!
""

  杨振宁院士荣获第五届“美中杰出贡献奖”殊荣,发表了获奖感言!他表示:“十分感谢吴高林代表美中商业协会颁这个奖给我,我感到十分荣幸。美中商业协会是积极推动中美两国和平、友谊与发展的组织!”
  吴高林提及:“当时中美关系刚刚松动时,杨振宁院士是第一个回国探访的华人科学家,对于中美两国学术界的人才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还参与建设了我国的首个核电站,这对于我国同样意义重大,此外,他还梳理了我国的物理教育,使得我们可以更深刻的认识世界。杨振宁院士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坚信,美中杰出贡献奖将对中美两国广大热爱中美和平与友谊的工作者带来巨大鼓舞,也将激发更多有识之士积极推动中美双方相互了解、促进交流与合作,实现中美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此,热烈祝贺杨振宁院士荣获第五届“美中杰出贡献奖”!

""

  杨振宁
  中国科学院院士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美中杰出贡献奖获奖人
  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世界着名物理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学院名誉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42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穆藕初奖学金,赴美留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芝加哥大学讲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55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教授;1966年,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199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2017年,恢复中国国籍;2018年,任西湖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
  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了里程碑性贡献。20世纪50年代和R.L.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的新方向等 。杨振宁还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8/30

旧文章ID:19500

荣耀公布第五届(2018)美中杰出贡献奖获奖人名单!

0

作者:  来源:美中商业


THE AWARD CEREMONY OF THE FIFTH

U.S.-CHINA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第五届美中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新闻稿

  2019年09月14日,由美中商业协会主办的《第五届美中杰出贡献奖颁奖盛典暨中美建交40周年庆祝活动》将在中国郑州西亚斯学院隆重举办。在这个花好月圆庆中秋之后的第一个日子,中美外交、金融、商贸、文化艺术、传媒、科技等领域中交流和合作的数百名中美嘉宾和杰出代表将盛装出席庆祝活动。
  The Fifth U.S.-China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Ceremony and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 sponsored by the Carter Center, the U.S.-China Business Association, Henan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will be held at SIA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 Zhengzhou, China on September 14th, 2019. On this first day of blooming flowers and full moon after Chinese Mid-Autumn Festival, we gather together to celebrate this important occasion. Hundreds of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China and the U.S. will attend the event. They ar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of bi-late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diplomacy, finance, commerce, arts and culture, media, science & technology.
  经过历时近两年的“美中杰出贡献奖”候选人提名、评估、筛选和审核等工作,我们荣耀公布第五届“美中杰出贡献奖”获奖人:美国卡特中心、着名科学家杨振宁博士、福耀玻璃集团主席曹德旺、美国硅谷Flow Pharma生物科技公司、中国知名独立策展人贾廷峰。他们在各自领域中为增进中美了解和友谊、促进商务及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After nearly two years of research, nomination, evaluation and confirmation, we proudly release the list of honorable award winners of the Fifth U.S.-China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They are the Carter Center in Atlanta GA, Prof. Yang Zhenning, Cho Tak Wong, famous Chinese business leader, Flow Pharma In. and Jia Tingfeng, independent curator of Chinese art. They have,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of business,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enhance the bilater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promote busines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第五届(2018)美中杰出贡献奖获奖人名单
""

  从左至右:卡特中心–中美外交关系与世界和平杰出贡献奖、杨振宁–科学研究及教育事业杰出贡献奖、曹德旺–商务交流和双边经贸合作杰出贡献奖

""

  从左至右:美国硅谷FlowPharma生物研究机构–生化医疗研究杰出贡献奖、贾廷峰–中美文化艺术推广及交流杰出贡献奖
  美中商业协会是美国的非盈利组织,在美中有影响力的政商界人士倡议下建立。“美中杰出贡献奖”设立于2010年,由美中两国关心中美友谊、热衷两国共同和平发展的有识之士召集,并由美中商业协会监督和执行,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杰出人物评选和表彰活动。“美中杰出贡献奖”获奖候选人的提名、筛选、评定、核准,不受任何政府、政党、团体、媒体及社会舆论的影响。“美中杰出贡献奖”的颁发旨在增进中美友谊和了解、促进商务、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
  The U.S.-China Business Association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 was established at the initiatives of prominent Sino-U.S.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The U.S. China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is an initiative of prominent and visionary Chinese and Americans who support bilateral friendship and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The award is administered and supervised by the U.S.-China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a fair and just setting to recognize the distinctive figures from both countries. The U.S.-China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is free from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s,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s, media or public opinions in its process of nomination, selection, voting and confirmation. The award ceremon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enhancing the friendship and bilateral exchanges, promoting cooperation, trade,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在历届近十年五次评选和颁奖活动中,中美两国获奖的杰出人士有卡特总统、布什总统、基辛格博士、布热津斯基博士、牧羊地儿童村、成龙、姚明、埃隆·马斯克、黄永玉等,他们为促进中美了解和增进友谊做出了不可匹敌的贡献。美中商业协会热情欢迎各界人士莅临颁奖现场,让我们相约在郑州,在九月花好月圆之中秋季节。
  It has been almost 10 eventful years and five ceremonies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US-China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The award winners include two former US presidents: 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d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a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wo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s: Henry Kissinger and Zbigniev Brzezinski, and prominent figures from other walks of life: Jackie Chan, Morris Greenberg, Elon Musk, Huang Yongyu, Yao Ming and so on.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attend the Fifth U.S.-China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Ceremony on this wonderful day of September 14th, 2019 under the full moon in Zhengzhou, China.

第一届(2010)获奖人名单
""

  从左到右:基辛格–中美外交关系杰出贡献奖、莫里斯-格林伯格–金融类杰出贡献奖、黄永玉–国画艺术类杰出贡献奖

""

  从左到右:阿比奥拉-阿金杜拉–艺术类杰出贡献奖、高群耀–商务交流类杰出贡献奖、邓涛–工艺设计类杰出贡献奖

第二届(2012)获奖人名单
""

  从左到右:卡特总统–中美外交关系杰出贡献奖、罗尓-坎伯斯–金融类杰出贡献奖、成龙–影视艺术类杰出贡献奖、杨之光–国画艺术及美术教育类杰出贡献奖

""

  从左到右:艾伦-马斯克–科技创新类杰出贡献奖、林明德–工艺美术类杰出贡献奖、苏丰原–商务交流及投资类杰出贡献奖

第三届(2014)获奖人名单
""

  从左到右:布热津斯基–中美外交关系杰出贡献奖、牧羊地儿童村–慈善类杰出贡献奖、西亚斯国际学院–文化交流类杰出贡献奖

""

  从左到右:潘鹤–艺术类杰出贡献奖、姚明–体育类杰出贡献奖、吉姆-李迪–艺术类杰出贡献奖

第四届(2016)获奖人名单
""

  从左至右:乔治-布什–中美外交关系杰出贡献奖、李嘉图-卢塞罗-尼瓦斯–中美商务交流类杰出贡献奖

""

  从左至右:尼可拉斯-普劳梯–投资类杰出贡献奖、李正天–艺术类杰出贡献奖、杰夫-卡迈克–投资类杰出贡献奖

届颁奖精彩照片回顾

  第一届(2010)美中杰出贡献奖颁奖典礼活动照片

""
美中杰出贡献奖颁奖嘉宾及部分获
奖者合影

""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获奖照片

  第二届(2012)美中杰出贡献奖颁奖典礼活动照片

""
美中杰出贡献奖颁奖嘉宾及部分获奖者合影
""

美国前总统卡特获奖照片

  第三届(2014)美中杰出贡献奖颁奖典礼活动照片

""
美中杰出贡献奖颁奖嘉宾及部分获奖者合影

""
布热津斯基获奖照片

""
姚明获奖照片

  第四届(2016)美中杰出贡献奖颁奖典礼活动照片

""
美中杰出贡献奖颁奖嘉宾及部分获奖者合影

""
美国波多黎各总督 Ricardo Rossello 获奖照片

""
卡特总统接见中国企业代表团合影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8/3

旧文章ID:19499

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

0

作者:  来源:美中商业

  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位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是由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于1982年建立的非营利性组织。

""

  主要致力于促进解决国际冲突,推动民主和人权,改善逾65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美国近代有一个传统,总统离任后都要建一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保存总统任期内的文件档案,介绍总统的生平和政绩。前总统卡特也不例外。但卡特与所有离任总统不同的是,他除了有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外,还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特中心。

""

  建立近三十年以来,卡特总统和卡特中心的专家们活跃于民间外交和人道主义活动的舞台,使卡特中心的名声和影响越来越大。卡特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私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该中心现有约150名专业员工。而卡特总统本人也常常和夫人带领中心的工作人员活跃与世界的各个角落,消灭了在非洲肆虐的多种寄生虫病,调解了在海地、朝鲜、前南斯拉夫出现的危机。卡特中心诞生30年来,一直同亚特兰大市的埃默里大学合作,派遣观察员监督选举,劝说冲突各方止戈求和,以及广泛推动民主进程和经济合作,至今已有约80个国家从中受益。监察选举该中心相信自由、公正的民主选举往往是发展中国家走向自救的第一步,因此于1997年激活一项“民主计划”,专门派遣观察员到各国监督选举过程。它还建立了一个“国际人权理事会”,负责观察人权状况及化解冲突。此外,消灭热带疾病和普及卫生知识也是卡特中心的首要任务。90多岁高龄的卡特总统仍然亲自出访埃及和参加中心的其他项目。

""

  卡特中心是中国邀请的唯一一个帮助民政部规范60多万个村庄选举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从1998年开始,应中国民政部的邀请,卡特中心发起了一个观察和研究中国村级选举的联合项目,并与民政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卡特中心曾先后5次邀请来自全国专家学者赴美观摩总统大选。2002年,卡特中心成立由刘亚伟教授负责的中国项目,关注和研究中国国内法律法治、社会公平、公民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和问题,并与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联合创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卡特中心还与一些国内研究机构及高校,如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浸会大学等进行学术交流和项目合作。自卸任以来,卡特总统也先后十次访问中国。由于卡特总统在1978年决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该中心在中国的知名度。

""
""

  卡特中心现有150名全职雇员。从1992年至今由约翰.哈德曼医生领导。作为一个非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卡特中心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每年的政府、企业及个人捐款。在2010至2011财政年度,中心收到1.85亿美元(约11亿8千200万人民币)的基金和捐款。 卡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带来的100万美元(约780万港元),也被拨作经费。

""

  卡特中心的使命:
  以对人权和减轻人类痛苦的基本承诺为指导。
  寻求预防和解决冲突,加强自由和民主,改善健康。
  强调行动和可衡量的结果。
  在仔细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准备对重要和紧迫的问题采取及时的行动。
  力求开拓新的领域,不重复他人的有效努力。
  解决困难情况下的难题,并认识到失败的可能性是可接受的风险。
  是无党派的,积极寻求互补的伙伴关系,并与从政府最高级别到地方社区的其他组织合作。
  当人们获得必要的技能、知识和资源时,他们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卡特中心创办背景:
  他早年一直在军队中生活,1971年他开始任佐治亚州的州长。1976年代表美国民主党当选总统。在任期间推行能源保护政策和公共保障住房政策。外交方面,卡特推行务实和忍让的政策。他积极调停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战争,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卡特跟其他国家外交时注重人权保障,曾劝告当时由军事强人朴正熙执政的南韩政府改善人权。尽管成长于一个佐治亚州议员和农场主家庭,卡特总统一直保持着他从小养成的朴素和实干的作风。在竞选总统时,他自称“种花生的农民(The Peanut Farmer)",以区分自己和那些在政治商业世家出身的精英。平易近人的他获得了大量普通选民的好感。作为一个具有平民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卡特在总统任期内的一些政治和外交抱负都因种种客观限制而未能实施。因此在卸任之后,他重新出访世界各地,联合其他退休的政治家和名人,宣扬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倡导慈善、民主和人权事业。他也因此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他一手建立的卡特中心,则是他落实这一系列事业和教育下一代的重要平台。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由刘亚伟教授担任,长期负责美国卡特中心与中国及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事宜,曾十次陪同卡特总统访问中国并会见中国高层领导人。担任埃默里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在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影响。
  卡特中心官网网址:
  www.cartercenter.org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8/19

旧文章ID:19498

九名中国留学生被美国海关驱逐出境

0

作者:海哥  来源:视角学社

""
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

  一晃就八月底了,回国度假的留美中国学生纷纷返回美国,开始迎接新的一个学年。不过对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的九位中国本科生,刚刚过去的一周无疑令人极为沮丧。据该校管理人员透露,这九名返校中国学生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时被拒绝入境。
  该校在周五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学生在“过去一周”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官员扣留。学校称他们“被拒绝进入美国继续学业”,并已经被遣送回中国。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说:“我们正以最快的速度与联邦政府协调,了解导致这些行动的来龙去脉,并设法予以解决。”
  学校称其尚未获悉这些学生被扣留并被遣送回国的原因。当联系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官员时,媒体得到的回应是,由于现在不是日常工作时间,他们对此无可奉告。
  一位学校官员指出,尽管已经回到中国,这些学生还是ASU的注册学生,并通过学校网上课堂在线学习。这位官员称,学校预计部分被遣返学生将于本学期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这九位中国留学生被扣留之际,正值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不过,受到影响的国际学生并不仅限于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
  媒体报道特朗普执政以来多个国家学生的签证拖延以及其他问题。据《纽约时报》报道,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均面临形形色色的签证问题。
  上周,哈佛校报称一位来自巴勒斯坦学生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扣留八个小时后遣送回黎巴嫩。在这一事件中,这位哈佛新生称美国海关官员在其社交媒体中,发现他的朋友圈有人发帖宣扬反美言论。不过哈佛校报指出,这些帖子并未来自这位学生。
  亚利桑那大学称,为了继续获得美国国防部对于一个语言项目的资金支持,该校被要求关闭由中国政府提供资助的孔子学院。
  学生的电子设备遭到搜查
  ASU在周五发布的声明中还表示,这些被扣留的学生并非由于学术诚信导致的问题。而且美国海关官员也没有告知学校该起事件于学术诚信问题有关。
  学校表示:“事实上,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没有向ASU提供任何相关信息。”
  ASU指出,即使此事涉及学术欺诈,那也应该由学校,而不是海关官员进行处理。
  ASU补充道:“本次事件所有涉及学生在学业上均有资格返回ASU就读,也持有合法签证入境美国。”这些学生是在开学返校进入美国之际被扣留的。
  从那时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就开始向“各级联邦政府”寻求帮助。该校校长迈克尔·克罗(Michael Crow)致信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Kevin Mcaleenan。校长在信件中写道:“在每一个案中,这些学生都持有入境美国所需的一切证件,但他们抵达机场被拒绝入境,并要求他们返回中国,他们必须负担回程机票,否则五年内不得重返美国。”
  克罗校长希望就这九位学生的个案状况进行审核;另外,当国际学生入境美国时,对包括搜查其携带的电子设备在内的现行程序予以审查。

""
""
ASU校长迈克尔·克罗致联邦
官员的信件截图

  校长写道:“在我们国家,人们注重程序正义,美国政府的行为方式不像其他国家政府那样独断善变,对此我们引以为荣。我难以理解美国政府怎样制定和实施政策,才能导致我们现在目睹的结果。”
  在周五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指出,申请者必须满足多项条件方能证明有资格入境美国,这些因素包括健康状况、犯罪纪录、安全因素、公共指控、劳务资格、是否非法入境或违反移民规定、文件是否齐全等等。该机构在声明中表示:“根据CBP检查中发现的信息,我们认为这些中国学生不能进入美国。”
  参考资料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19/08/30/arizona-state-students-from-china-detained-denied-admission-to-us/2171189001/
  https://www.azcentral.com/story/news/local/arizona-education/2019/08/30/chinese-students-arizona-state-university-detained-los-angeles-airport/2169610001/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8/31

旧文章ID:19497

多名美国“中国通”: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强硬过头了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28日刊登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叶伟平题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反弹是否做过头了?》的文章。文章称,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说:“在过去三四年的时间里,美国外交政策精英阶层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转而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态度。”然而,现在可能是反弹得太远,走向了对抗。

""
▲资料图片:斯蒂芬
·哈德利

  文章称,这是作者通过与几位在中国问题上拥有数十年经验的权威人物交谈后获得的信息。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说:“我们有对华态度,但没有对华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都把中国当作敌人,美国国会议员们则在为谁会被视为最好战的对华鹰派人物而较劲。没有人逆风而行去提供平衡,去问问我们究竟可以采取哪些务实行动,而此类行动从长远来看会有机会取得一些不会损害我们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

""
▲资料图片:亨
利·保尔森

  文章认为,新的对华强硬态度共识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在加强而不是削弱全球合作。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说,从2000年到2018年,中国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190项决议案中的182项。中国的合作范围还扩展到了经济领域。佐利克说,“我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但问题在于如何促使中国表现得更好。此外,中国在人道援助、环境保护等问题上也加大了同国际社会的合作力度。
  文章称,专家们认为,美国需要基于共同的对华态度把美国的盟友们团结在一起。美国的对华战略必须具有弹性:如果中国合作,美国可以把合作带来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中国不合作,美国就需要把不合作造成的损害最小化。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9/1

旧文章ID:19495

美国才是1979年中越边境战的幕后主谋

作者:  来源:新浪微博-华夏英雄2008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中国与越南边境,爆发了一场边境战争(中国史称“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这场规模并不大和时间并不长的边境战争,最后导致了中国和越南两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反目为仇,也为美国重返亚洲和遏制中国留下了伏笔;还导致了美国不但从一败涂地的越南战争(越南史称“越南抗美战争”)中缓过劲来和站住了脚,而且还在东南亚制止住了斗志高昂的越南和苏联乘胜在东南亚扩张的步伐,制止住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巧妙地保住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
  对于这场战争,美国现在作为美国重返亚洲和遏制中国的抓手,作为美国插手南中国海搅局的一剂补药。但是,中国和越南两国现在对这场战争都三缄其口。不但中国现在淡化这场战争,越南也在淡化这场战争,在越南国内各个博物馆也不提这场战争,越南博物馆只有越南抗美战争的历史画面和文物。经过40年的风吹雨打,中国和越南都已经看清了美国在这场中越边境战的主谋作用和真实目的。两个红色共产党国家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颠覆和威胁,两国都对美国有很深的戒备,都知道美国是想借刀杀人,是想要中越两国两败俱伤。
  一、美国入侵越南并犯下了严重战争罪行
  1955年10月26日,在美国的策划下,在法国、英国和败退到中国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下,吴庭艳成立了越南共和国政府(南越),自任总统。美国和西方依靠吴庭艳政权遏制共产党胡志明政府,长条形的越南就形成了美国和西方支持的南越与苏联和中国支持的北越军事对抗的战略格局。从此,美国也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
  1964年7月30日,美国贼喊捉贼地制造了越南“东京湾”事件,不但趁机击沉了越南北方的鱼雷快艇。而且还以此为借口,对越南北方进行“报复性轰炸”。击沉或者重创越南北方25艘鱼雷快艇,并对越南北方的海上和陆地军事设施施行轰炸和打击。美国军队入侵越南的热战大幕正式开启。
  越南北方政府向苏联和中国提出了军事援助请求,苏联和中国以及朝鲜等国家开始公开军事援助越南。苏联1964年底,向越南北方派出了空军部队和防空导弹部队。中国政府于1965年初向越南派出了专机运输部队、空军雷达兵部队、空军高射炮兵部队、铁道兵部队、工程兵部队、医疗和防化部队,中国大力培养越南空军飞行员。朝鲜向越南派出了两个女子高炮营保卫首都河内。苏联飞行员、苏联地空导弹部队、中国高炮部队,携手作战,在越南击落了几千架美国飞机(包括一百多架B-52战略轰炸机,其中包括美国空军第三师师长罗伯特-沃利少将所乘坐的B-52战略轰炸机)。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空中发动了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导致数十万老百姓伤亡。美军还大量使用燃烧弹和毒气弹对付越南抗美军队,其中着名的美军大规模使用“橙色毒剂”等化学武器就造成越南普通老百姓300多万人的伤亡和致残。美军从1961年至1971年的十年时间里,美军仅仅对越南南方一片游击队活动比较频繁的丛林,就先后投放了8600多万公升(含有高浓度二恶英)的橙色毒剂,导致人道主义灾难和严重的化学武器后遗症。作者本人2015年曾在越南首都河内国家博物馆里亲眼见证了美军使用燃烧弹和化学武器的大量历史照片和证据。
  美军在越南的暴行导致了全世界的谴责和声讨,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也持续高涨。美国经济受越战的拖累已经难以支撑,美元持续疲软,黄金库存被消耗殆尽,导致美国总统1971年不得不沉痛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支撑美元和美国经济霸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美国的帝国大厦开始摇摇欲坠。美国人没有本钱在远隔本土万里的越南继续进行战争,美国总统不得不宣布从1973年2月起美军全部从越南撤军。
  1975年4月越南北方共产党军队兵临城下,越南南方军队防线彻底崩溃。4月21日晚,美国支持的阮文绍总统宣布辞职,由付总统陈文香接任总统。仅仅过了不到5天,成文香也宣布辞职。
  兵败如山倒,1975年4月30日早晨,最后一架美国直升机从美国驻南越西贡的大使馆起飞不久,北越军队的坦克就冲破了美国大使馆的铁门占领了大使馆,美国大使马丁和美国官员都差点成了俘虏。几个小时后南越总统府被占领,杨文明宣布投降。越南战争以美国和南越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1976年1月2日,越南北方和南方实现统一。越南统一后的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随着苏联的解体,现在越南成为全球唯一的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名的国家。
  二、美国给越南和中国都设下了陷阱
  美国不甘心于把东南亚拱手让给红色共产党,美国刚刚战败,无力对抗。美国人想到了分化瓦解共产党阵营,挑起共产党阵营内斗,企图达到阻止或者迟滞越南进军整个印度支那的目的,达到削弱红色共产党在东南亚的势力。
  面对越南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和的步步紧逼的军事进攻,美国在东南亚的那帮小兄弟慌了神,纷纷向美国求救。美国刚刚在越南的惨败,已经元气大伤,再加上国力耗尽,美国根本无力在亚洲再展开军事行动阻挡越南的进攻态势了。美国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遏制越南的扩张野心和嚣张气焰。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向中国呼吁给予帮助。
  美国在越南南方利用经济实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浪潮,最初美国和西方是想利用难民潮帮助越南南方来不及撤退的亲美商人和南越政府人士逃离越南。逃离越南的难民中有很多是在越南的华裔成功人士(由于历史原因,台湾、香港、新加坡的资本和商人在越南南方经营多年,很多越南华侨从商和经商获得了成功)。美国和西方国家敏锐地察觉到可以利用越南华侨大做文章,可以一箭双雕,企图挑拨中越之间业已存在了几十年的友好关系。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之下,变卖资产逃离越南的华侨和华裔愈来愈多,亲美势力借机散布谣言,诬蔑华侨和华裔是想掏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顿时,在越南南方迅速掀起了一股迫害华侨和华裔的浪潮。
  在美国和周边国家的策动之下,在越南南方政府人士的暗中帮助之下,原本是股由逃离越南的难民潮,逐渐演变成为反华和排华的浪潮,而且很快就从美国控制多年的南方蔓延到了越南中部和越南北方。虽然越南亲华的北方派系曾经多次加以阻止。但是,越南国内民族主义火焰已经点燃,亲华派想平息为时已晚。
  美国采用了激化越南和柬埔寨的矛盾,让越南和柬埔寨发生军事冲突,让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两个兄弟大打出手,自相残杀,彻底打乱越南进军东南亚半岛的进程。美国和泰国支使柬埔寨亲泰国力量率先对越南占领的岛屿发动进攻;又在柬埔寨和越南边境制造军事冲突。企图制造柬埔寨与越南的军事冲突,无形之中把柬埔寨变成一块阻止越南扩张的绊脚石。同时还能分化中国对越南的支持,越南如果失去中国的支持,甚至连苏联的援助物质也很难通过中国陆路运进越南,越南也就没有力量在东南亚搞扩张了。
  1977年越南与柬埔寨的矛盾和军事对峙愈演愈烈。柬埔寨政府也感觉到了压力很大。1977年9月,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首次公开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和民主柬埔寨总理的身份访问中国(以前波尔布特曾两次非公开的访问过中国)。时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华国锋,以超隆重规格接待了波尔布特总书记,并且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了1977年国庆游行队伍。由于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越南也没有敢对柬埔寨动手。
  美国和西方转而大肆污蔑柬埔寨共产党和波尔布特。当然,波尔布特的政策和策略也确实有些急于求成,想在5年内就把柬埔寨建设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做法上确实有些脱离实际的冒进(例如:让300万金边市民到农村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又例如:取消货币和薪酬,在柬埔寨实行共产主义供给制,人人免费吃饭、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读书,什么都不要钱,而且一视同仁)。柬埔寨的共产主义冒进吓坏了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吓坏了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和西方国家就联合东南亚各国制裁冒进的柬埔寨,对柬埔寨实施封锁、禁运和渗透,策动各种势力对柬埔寨实施颠覆和破坏,这让弱小的柬埔寨一时难以招架,迫使柬埔寨政府加强管制。美国和西方又借机大肆给柬埔寨政府和波尔布特泼污水,在全世界污蔑造谣。霎时间,红色高棉领导人从神坛直接跌落到万丈深渊,成为全世界的神秘人物和十恶不赦的魔鬼。这就西方舆论战的胜利。
  物极必反。美国在全世界诋毁红色高棉和污蔑波尔布特,1978年12月25日,越南借着美国和西方对柬埔寨政府的攻击的势头,名正言顺地五路大军进攻柬埔寨。民主柬埔寨韩桑林师长临阵倒戈,首都金边门户大开(中国大使也是只裹着一条毯子就直接撤退到山区),越南军队1979年1月7日占领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民主柬埔寨3万多军队撤退到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山区,甚至部分柬埔寨军队直接进入了泰国边境躲避越南进攻。
  人算不如天算。越南大军兵临柬泰边境,又多次挥军进入泰国领土围剿民主柬埔寨军队。美国人上火了,美国卡特总统紧急邀请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中国春季期间紧急访问美国白宫,希望中美共同商讨对付越南大军势如破竹的攻势的办法和策略,美国希望中国出兵惩罚越南,挽救整个东南亚面临的危局。
  三、美国拉拢和诱导中国惩罚越南
  美国在越南战场上失败得很惨,元气大伤,已经无力阻止越南进军东南亚各国了。这时美国就打起了中国的算盘,希望拉拢中国和诱导中国惩罚越南,遏制越南的扩张野心,从而帮助美国在东南亚稳住阵脚。
  中国多年来勒紧裤腰带援助越南抗击美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越南统一后全面倒向苏联也让中国心中不快,再加上越南中了西方国家的离间计而驱赶中国侨民和欺压中国支持的柬埔寨,中国也是憋了一肚子火。面对美国的拉拢和军事物质的诱惑,也动了心,同意与美国联手遏制越南和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
  但是,最初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仅仅限于两国联合支持民主柬埔寨对抗越南,从而阻挡越南向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扩张和渗透,中国并没有准备直接对越南动武。美国也没有奢望中国与越南两个同志加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反目为仇和兵戎相见。美国只是希望军事和经济援助中国,通过加强中国军事实力来间接军事援助柬埔寨。而美国则加强在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援中国在柬埔寨阻挡越南扩张的后盾。
  1、美国授意法国向中国出售C-160运输机和小羚羊武装直升机
  中国与柬埔寨并不接壤而且山高水长,中国要向军事援助民主柬埔寨,首先要解决空中运输问题。中国空军当时装备的伊尔-18和三叉戟等老飞机都面临到寿命退役,而安-26和安-24等运输机要飞出国门向东南亚地区投送军事力量又显得脚短手短。中国急需能向柬埔寨进行空中运输的中型运输机。
  1978年中旬,美国同意法国向中国出售由法国和德国联合生产的C-160运输机。由于C-160只装备了两台涡桨发动机,实用升限不高,不能满足中国对西藏高原军事运输的需要。中国希望美国提供装备四台发动机的,实用升限高和载重量更大的美国产C-130运输机。但是,美国政府借口受到巴统委员会的限制,暂时无法直接向中国提供更先进的美国C-130运输机。中国认为C-160也同样属于巴统委员会的限制,为什么可以卖给中国?C-130为什么就不能卖给中国?
  后来中国民航租赁的方式引进了两架C-130民用版运输机作为进藏空中运输的需要。由于美国提供的两架民用版C-130运输机阉割得太厉害,不适合进藏空中运输。后来苏联主动向提供适合进藏的图-154运输机和民用客机,美国运输机失去了进入中国的大好时机。
  1978年法国同时运到北京某军用机场的还有“小羚羊”武装直升机。
  2、美国向中国赠送了两套先进的电子战监听设备
  当年,美国出于监视苏联的需要,免费向中国提供了两套先进的电子监听设备。要求安装在中国新疆地区,重点监视苏联中亚地区(当年美国对于苏联中亚地区缺少监听手段),获得的情报中美两国共同享用。当年中国最主要的威胁来自陈兵百万的苏联大军对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威胁,新疆距离中国内地太遥远,中国想守也很困难。所以,中国要求把两套美国提供的电子监听设备分别架设在新疆和东北两个方向,共同监视苏联在中亚和远东的军事信息。美国最初不同意,中国坚持要在东北架设一套,否则,美国就干脆别在中国搞电子监听了。因为中国对于苏联在中亚的军事活动并不十分感兴趣,而且美国这些电子监听设备对于中国自己的军事情报也存在危险。
  美国绕过巴统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向中国秘密提供的这三套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在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与中国在共同抵制苏联入侵阿富汗方面形成了新的同盟关系。美国把原来设在新疆的两个电子监控站进行了升级换代,在新疆北部的奇台和南部的库尔勒建立了两个高规格的永久电子监听站。
  苏联与阿富汗的战争打了十年,苏联以失败告终从阿富汗撤军。但是,设在新疆的这两个电子监听站仍然在继续运行。2009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专程来到北京秘密参加中美电子监听站30周年庆祝典礼。
  3、美国向中国提供了急需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
  1978年中国的主力战斗机还是歼-6,仅有的几十架歼-7(苏联米格-21早期型号中国组装版)主要部署在华北保卫首都北京。而越南空军虽然数量比中国少,但是飞机性能比中国主力战斗机好。苏联向越南空军提供了最新型米格-21(性能比当时中国的歼-7优越很多),苏联还向越南提供了一个中队的米格-23先机战斗机,并且还配备有新一代空空导弹,再加上新一代雷达。中国空军有几千架战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越南空军新一代米格-21和米格-23在性能上好过中国。
  中国自己研发的歼-8已经完成主要试飞任务,处于定性和小批量生产阶段。由于歼-8原型机外形基本上与歼-7相同,都是采用头部进气,头锥太小了难以安装雷达和火控系统,头锥太大了又影响进气量,在高速大仰角拉升时容易出现喘振。特别是最初装备两门30MM航炮开炮时,浓烟会进入机头进气道,造成空中停车,只好撤除两门航炮。而配套的空空导弹又不能跟上飞机研发进度。形成了有高空高速的新型飞机,没有配套的武器系统的尴尬局面。
  为了拉拢中国对抗苏联和惩罚越南。美国先是默许法国透过巴基斯坦向中国提供了法国产的空空导弹,中国开始仿制空空导弹。在苏联向越南提供大大超过中国中国歼-7的米格-23先机战机后。美国和法国同时向巴基斯坦出口了大量的法国产R-550空空导弹和美国产响尾蛇空空导弹。由于巴基斯坦进口中国的歼-6都是换装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火控系统,巴基斯坦装备的中国歼-6都可以发射法国的R-550空空导弹和美国的“响尾蛇”导弹,而且巴基斯坦用歼-6发射导弹把印度空军打得落花流水,成功击落过印度的MIG-21战机。所以,法国和美国产的的空空导弹成为中国新一代歼-8的应急武器系统。最初生产的小批量歼-8主要用于高空侦察和截击米格-23使用。
  4、美国向中国提供了炮校雷达和反坦克导弹
  在1979年1月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中苏关系和中越关系却越来越紧张。特别是中越边境局势持续紧张,边境冲突时有发生。而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进军东南亚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显。这时,美国一边催促中国采取果断措施惩罚越南,一边加紧向中国提供对越作战急需的装备和物质。
  中国是陆军大国,火炮是中国的主要武器,如果对越作战,火炮的准确性非常重要。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缺乏炮校雷达。1979年,美国为了让中国放手惩罚越南。美国悄悄向中国免费提供多部炮校雷达、反坦克导弹、红外线夜视仪等中国急需的装备和物质。美国军用C-141运输机在夜间把这些装备运到北京某军用机场,我们的飞机再直接转运到前线。作者本人有天夜航回来,发现停机位被一架黑色大型运输机占了,只好滑到其他地方停机。走到黑色飞机跟前一看,才发现这是一架美军的C-141运输机。一会地勤来了,将美军飞机上的装备转运到我们的运输机上。凌晨时分美军C-141起飞走了。我们随后执行紧急任务,把这些武器装备直接分送到广西和云南前线。
  美国炮校雷达在对越还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中国两家军工厂拆解了两套美军炮校雷达进行仿制。从此,中国炮兵的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多年来一直压着越南炮兵打,打得越南炮兵始终抬不起头!
  仿制的美军的反坦克导弹,现在也是中国陆军的主战武器装备。
  四、中国并没有做好进入越南武力惩罚的准备
  美国多次向中国建议:中国应当惩罚越南和阻止越南向东南亚扩张。中国虽然赞同美国的建议,但是,中国最初并没有准备动用武力惩罚越南。一是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相同,大的战略目标相同,不能中了美国的利用共产党打共产党的计策。二是中越两国是多年的同志加兄弟,两国人民和军队并肩战斗多年抗击美军,现在要突然转弯联合美国打越南,很多高级干部和大多数将士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弯。三是中国认为切断对越南的援助和切断苏联对越南援助的陆上通道,已经可以起到很有效的制裁作用了。如果美国能提供通道和远程运输工具,中国可以武装援助柬埔寨兄弟,既保卫了中国的小兄弟柬埔寨,又达到了阻止越南吞并柬埔寨和老挝的目的,还有效阻隔了越南向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扩张的通道。所以,中国最初并没有准备同越南打仗。
  1、中国军队迟迟没有配备越南北部军用地图
  中国前线部队虽然早就做好了防御性的战略部署。但是,最初中国军队没有考虑进入越南领土去军事打击越南,没有计划直接同越南发生军事战争。所以,中国在广西前线和云南前线的作战军队并没有配备进入越南作战的军用地图。本来应该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要入境军事惩罚越南,肯定要提前给各个参战部队配备最新的越南北部军用作战地图。否则,中国部队无法在越南境内有效作战。
  1978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时间最长和历史意义非凡的会议:“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最初是由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进行到中途风向改变了,导致华国锋党政军大权旁落。中越两国兵戎相见,也已经无可避免了。
  1978年11月23日,中央军委召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二炮司令部、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等单位,讨论制定惩罚越南的军事计划。总参谋部、广州军区、昆明军区都觉得战役准备时间太紧张,南方旱季又即将过去,雨季到来之后就无法有效展开大的战役。按照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建议先军事援助柬埔寨抗击越南,广西和云南东西两线先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等待秋季时再从容不迫地打一场有准备和有实际收获的惩罚性战争。
  这个建议没有得到中央军委的认可。总参谋部、广州军区、昆明军区联合修改作战计划,决定利用我军强大的炮兵群和远程大炮的威力(中国的大炮射程远远超过越南炮兵装备的大炮和缴获美军大炮的射程,当时中国富拉尔基兵工厂生产了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大炮,已经装备野战军部队,压着越南炮兵打可以稳操胜券)。利用几十年备战囤积下来而且快要报废的炮弹砸向越南,一是既出了一口恶气;二是边境炮战不会给双方带来大的伤亡,以后两国都好再见面;三是轰轰烈烈地打上一个月,正好把准备报废的炮弹处理掉(处理过期炮弹既危险又费资金),同时也好向美国人交差。
  中央军委最初采纳了第二个方案。由于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和台湾问题上讨价还价,美国要求中国应当有实际震撼效果的军事惩罚行动,美国强烈建议中国军队出动地面部队,才能阻止越南向柬埔寨和东南亚扩张。作战计划再次修改:选择靠近越南边境的几个目标,争取用3-5天,歼敌1-2个师。最后决定采用地面部队穿插到越军边防部队的背后,四面合击边境线上的越军,打一场速战速决的边境惩罚性战争。第三个作战计划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美国方面也很满意这个计划。
  1978年12月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于12月8日向全军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命令。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东线司令部(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担任东线总指挥)和西线司令部(杨得志上将由济南军区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任西线总指挥),军委副总参谋长杨勇上将担任军委前线指挥部协调组组长,三位开国上将负责联合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呈报中央军委。全军各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空军航空兵34师向各大军区司令部派出值班专机,中国对越作战正式拉开序幕。美国卡特政府看到中国终于有了实际行动,喜出望外,美国方面立即与中国方面磋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和提供军事援助等事宜。
  1978年12月9日,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亲自委任许世友上将为东线(广西方向)总指挥,委任杨得志上将为西线(云南方向)总指挥,并颁发了书面的委任命令。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参谋部提交的最新作战计划:选择靠近越南边境的目标,争取用3-5天,歼敌1-2个师。中央军委要求: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随后中央军委向陆海空三军和各大军区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略展开命令,参战部队开始紧急向中越边境集结部队。
  由于中国军队已经多年没有派遣地面作战部队深入越南抗美战争,中国军队当年主要是出动高炮部队、雷达和通信指挥部队、铁道兵和工程兵部队,中国没有制作在越南北部山区作战的军用地图。苏联军队倒是有越南全国的军用作战地图,但是,苏联不可能提供作战地图给中国。中国军队如果没有可靠的军用地图,地面作战部队如何深入越南境内去打仗?!面对地图资料不全的难题,中国又无法进行空中测绘和实地测绘,眼看中国出动地面部队深入越南境内的作战计划面临泡汤。
  关键时刻,美军的军用卫星提供了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卫星地图,中国根据美国提供的卫星地图资料,结合中国原有的老的地图资料和边防部队缴获的越军地图资料。反复核实后紧急赶制了第一批军用作战地图。1979年1月2X日航空兵34师的飞机执行紧急任务,向前线指挥部紧急运送了几吨深入越南作战的军用地图。才解了入越作战的燃眉之急。
  2、中国空军没有做好深入越南北部的准备
  中国空军虽然在广西和云南及其周边机场集结了庞大的机群,但是这些机群绝大部分主要还是歼击机和少部分强击机,空军的主要作战任务还是遂行国土防御作战。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在白宫邓小平同美国卡特总统成功举行会谈之后,中美就惩罚越南达成重大战略共识。中美领导正式共同拍板决定:由中国派出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北部边境惩罚性打击越南,美国则调动包括航空母舰和战略核武器在内的威慑力量牵制和压制苏联军队,确保苏联军队不乘机寻找借口对中国北部边境动武报复。
  有了美国卡特总统和美国军方将领全力压制苏联大军的保证之后,中国对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担心有所缓解,1979年2月初,中国才最后下决心派兵进入越南进行有力的军事惩罚行动。为了支援深入越南的地面部队,就必须准备轰-6等大型轰炸机对越南北方军事目标和战略目标的大规模轰炸。空军的轰炸机群转场开始进入前线轮战机场。
  1979年2月14日航空兵34师紧急空运南京军区空军、兰州军区空军、北京军区空军的轰炸机引导组去前线机场。轰炸机引导组上前线就是做好了出动轰-6等大型轰炸机群深入越南领空实施地毯式轰炸的作战准备。14日空军引导组送到前线,16日夜间穿插部队秘密进入越南,留给空军轰炸机h和引导组磨合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显然中国军队并没有提前做好深入越南作战的准备,中国军队仓促进入越南作战主要还是来自美国的需求。
  3、空军36师轰-6撞山 师长光荣牺牲
  1979年2月17日,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中国军队清晨的万炮齐轰把越南军队打蒙了,因为越南军队也没有料到昔日的老大哥中国真的下狠手军事惩罚他们。由于越南主力部队抽到到柬埔寨方向作战和保卫首都河内,留在中越边境的主要是非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但是,恰恰是这些熟悉环境的地方部队依托有利地形采用游击战法,中国正规部队一时难以适应和很难对付。
  东线和西线司令部都考虑出动空军轰炸机对越南的重要据点实施轰炸。由于越南地方部队的建制比较小而且比较分散,出动轰-6等大型轰炸机就需要采用新的战法。再加上越南空军白天的防空火力比较厉害,越南地方部队没有雷达和夜视设备,夜间防空能力比较弱。所以,中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研究一套专门针对越南地方部队分散小目标的新战法。
  航空兵36师是中国装备轰-6最多的轰炸机部队。主要遂行大规模战略轰炸任务和战略核打击任务。面对的越南地方部队和分散的小目标。轰-6等大型轰炸机夜间、超低空、小目标连续轰炸是一个高难度的新课题。师长梁平带头首次试飞新战法。师长亲自担任机长,团长担任驾驶员,配备领航轰炸科长和主任、通讯射击科长和主任,集中了全师的主要专业骨干和精英带头攻克这个大难题。
  轰-6等大型轰炸机再夜间对于小目标轰炸本来就有难度,再加上是夜间超低空轰炸难度就更大了,再加上还要对多个小目标实施连续轰炸,难度非常大。当年的老式轰-6的航电系统还比较落后,遂行这样复杂的轰炸任务很困难。
  1979年2月19日深夜,值班机组被叫醒,执行紧急任务,送空军副司令吴富善去空军36师。梁平师长机组在19日夜间攻克超低空小目标连续轰炸难题训练时,轰-6飞机不幸撞山,包括师长在内的6名机组成员全部罹难,六位烈士将永远激励空军将士勇敢作战。由于武功机场大雾,达不到飞机夜间降落的气象标准,机组待命到20日早晨,降落场气象条件好转才起飞送空军吴副司令去36师。
  大量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准备时间太短,军事准备不够充分,2月初才在美国白宫确定下最后作战方案,但是旱季即将结束,只好在攻下凉山之后,一马平川直逼首都河内。但是,关键时刻美国提供的情报和建议左右了军事计划,3月5日中国方面仓促宣布3月15日前从越南撤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要打也是美国、要撤也是美国。中国跟着美国屁股后面转,吃亏上当的总是中国。中国应当从美国的交往中吸取经验教训。
  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敲定武力惩罚
  当年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一万辆坦克,三千架作战飞机,压得中国喘不过气来。印度边境也一直不平静,西藏和新疆也不稳定。美国在南朝鲜和日本的驻军对中国东南方向也是一大牵制因素。台湾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包袱,台湾经常惹是生非,花样百出地搞台湾独立、搞“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中国当时已经是四面楚歌声了,国际战略大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如果中国再在中越边境对越南开战,中国仅有的西南大后方也就荡然无存了。所以,中国迟迟不愿意按照美国的要求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人不得不丢卒保车,抛弃台湾诱使中国武力惩罚越南。
  1、美国决心拿台湾当诱饵,诱使中国武力惩罚越南
  当年谁最想惩罚越南? 美国人比中国人着急,一是美国人咽不下在越南惨败的恶气,二是美国绝对不能允许越南在东南亚继续做大。所以,美国人拿台湾当诱饵,用台湾作为交换筹码,换取中国武力惩罚越南。
  为了让中国放心台湾问题,美国一边压住台湾,一边在两岸制造和平气氛。中国如果要在南边同越南交火,一旦打大了,除了地面部队与空军协同作战之外,海军也必须参战。越南国土狭窄,又有漫长的海岸线,越南海军又最薄弱,如果中国真想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越南问题,从海上进攻和登陆,把越南截成几段分割围歼是最好的战略战术。
  当年中国南海舰队是中国海军中力量最薄弱的舰队。在越南战场动用海军,就需要从实力强的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抽调军舰南下支援北海舰队。为了抵御苏联对东北和华北的军事威胁,不能从北海舰队抽调舰艇,只能从东海舰队抽调舰艇南下。
  当年中国海军的远海作战能力还比较薄弱,空军战机的腿还比较短,东海舰队南下的舰艇难以出岛链从台湾外海航渡到南海舰队。只能穿越台湾海峡,依托强大的岸基防空和反舰力量,在陆基航空兵部队的保护之下,调动到南海舰队。
  美国一再向中国保证:台湾方向平安无事,台湾海峡风平浪静。但是,中央军委对于台湾和台湾海峡仍然不放心。1978年10月1X日,航空部34师专机任务:送总参作战部李部长带队的三军联合考察组一行几十位将领沿海实地看地形(主要是浙江和福建沿海和台湾海峡)。
  飞机在东海舰队的普陀岛转了几圈后,就沿着浙江外海飞向台湾海峡。飞临东引岛时飞机专门压了一个坡度,几十个将领挤在一边舷窗看东引岛。岛上红旗飘飘,还以为是大陆的岛屿,仔细一看才是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
  在美国的压制之下,当时台湾国民党军队没有乱动,台海局势总体比较平稳,我军在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部署的军力也很强。再加上美国为了让中国放心在南边动手惩罚越南,驻日美军和驻南朝鲜美军停止了针对中国的军事活动,转而集中兵力压制俄罗斯在远东的海军和空军力量。
  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率领陆海空三军司令部以及二炮司令部等高级将领去台湾海峡实际看地形、对福建前线的战备情况实际调研、对沿海整体空防和海防进行综合评估之后认为:战时东海舰队的舰艇可以穿越台湾海峡支援南海舰队对越作战。这对于1978年11月23日制定对越作战计划和12月7日中央军委作出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2、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是美苏争斗的结果
  1978年9月29日,越南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苏联出于牵制中国的目的,又在1978年11月3日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扩张。苏联与越南的全面合作搞得风生水起,美军遗留得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又让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资本主义国家不寒而栗。美国人急火攻心又无能为力。
  正好这时中国最高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同中国改善关系。现在有外国人认为是中国1978年三中全会后,美国认为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得大门,所以,美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鼓励中国对西方世界开放和进行改革。其实这些外国人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
  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途就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实权已经在12月初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国锋做检讨后平稳交权,邓小平悄然复出。美国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的新变化,欢欣鼓舞。美国人把握时机,以最快的速度同中国敲定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公报的主要内容。
  在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5日闭幕的第二天(16日),中美同时宣布《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在1979年内撤走驻台美军,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人在关键时刻舍得丢卒保车,“断交、废约、撤军”一气呵成。这令给美国当了几十年小跟班的台湾,处境凄凉、欲哭无泪。
  中美两个大国突然戏剧性地走地走到了一起,当时给苏联的压力也非常大。苏联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的地位立刻变得不妙。苏联也看清楚了美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此时的美国下的这步棋,已经不仅仅是惩罚越南和遏制越南向东南亚扩张了,美国人在布一个更大的局。只有越南人没有醒悟过来,还敢在中美宣布建交的大战略变化的情况下,于1978年12月25日贸然出兵柬埔寨。
  3、 1979年春节大年初一邓小平副总理紧急访问美国
  美国时间1978年12月14日(中国时间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刚结束),美国总统卡特从白宫向中国新的掌门人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令卡特总统感到意外的是,邓小平先生在24小时之内就迅速作出了决定:接受卡特总统的邀请,计划春暖花开时访问美国。大家注意12月15日是在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显然,美国总统卡特此时已经获得邓小平成为中国新的领导人的准确信息了。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突然开始全面入侵柬埔寨。越南18个师20余万人的精锐部队,从柬埔寨东北方柬越边境为突破口发动闪电式突袭。柬埔寨没有想到红色越南大哥真的会共产党打共产党,毫无军事斗争准备。本来柬埔寨的军事力量就不是越南的对手,再加上越南和美苏同时做工作,三管齐下策反了柬埔寨军队的师长兼高棉省委书记的韩桑林等一批重要军事将领,柬埔寨的整个防线顿时突然溃败。1979年1月7日中午民主柬埔寨政府匆忙撤离首都金边市,撤至柬埔寨西部的柬泰边境。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被红色越南颠覆,整个柬埔寨被越南占领。
  风云突变,此时此刻,中国和美国都感觉到了东南亚局势的严峻和紧张,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迫切需要早日当面进行战略磋商,共同商讨和最后敲定大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惩罚措施。中美领导人原来商定的在春暖花开时节进行的访问,但是现在柬埔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要对越南实施武力惩罚,眼看旱季已经过去一半,雨季一来大的战役就无法展开,所以,中美领导的会晤提前到大雪纷飞的严寒时节紧急进行,而且是在中国的春节期间进行(这在中国也是非常少见的紧急安排)。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春节大年初一,这一天中国新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时的公开头衔还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启程紧急访美。由于要跨洋洲际飞行。空军34师的三叉戟专机航程不够,执飞这次专机飞行任务的北京民航管理局局长徐柏龄,飞机是民航进口美国的波音-707。
  4、中美领导在椭圆形办公室共同拍板武力惩罚越南
  1979年1月28日美国卡特总统在白宫,以外界认为超隆重的仪式鸣礼炮19响破格接待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其实,美国并没有破规格,而是以邓小平没有公开的实际职务相符合的规格安排接待标准。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进行了三次会谈。在出席国宴之前,卡特总统与邓小平副总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小范围的非公开会谈。会谈的内容是这次访问的核心:越南问题和苏联问题。其他问题双方联络小组和官员早已经谈妥了。只有双方最关心和最迫切的越南问题和苏联问题,需要两国领导人当面会晤和拍板。
  中国方面认为:中国的基本态度还是以停止对越援助和中止苏联陆上援越物质过境等对越南影响很大的经济制裁为主;中国正在大力军事援助柬埔寨的各派抵抗力量,在柬埔寨消耗越南军队;再就是准备在中越边境中国采用万炮齐轰,对越南进行一场震慑性的边境地区的军事打击,既达到了军事惩罚的目的,又可以避免双方人员大量伤亡。
  美国方面认为:中国仅仅采取这三条惩罚措施对越南的惩罚力度有限,无法快速和有效地遏制越南在柬埔寨和东南亚的军事威胁。美国坚持只有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形成高压态势,才能把入侵柬埔寨的越南军队拖回来,才能缓解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当然,美国也提出要把进入越南的中国军队控制在一定数量内,深入越南的范围也要有所限定。
  中国方面认为:苏联与越南刚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进入越南,苏联有可能在中苏边境惹是生非,这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形成军事压力。而且,苏联已经向越南派出了海军舰艇,帮助越南巡航北部湾。
  美国方面保证:在中国惩罚越南期间,美国三军将会进入战备状态。美国战略导弹部队和海空军对苏联军队将会实行威慑性巡航。美国第七舰队派出舰艇进入北部湾和日本海,对苏联海军实施压制。而且,美国将以明码下达命令,确保苏联收到美方的军事威慑信息。
  中方同意采用美国坚持的派地面部队进入越南进行惩罚行动的计划。但是,战争规模应该限定在边境战争的范围内,战役名称定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而且美国只能暗中帮助中国军事惩罚越南,美国不能公开出面支持中国出兵。因为这毕竟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武斗,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负面影响的,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会有消极影响。如果美国公开卷入或者公开支持惩罚行动,就会造成中美联手欺负越南的印象这就不好了,中国也不好向第三世界国家解释。中国军事惩罚越南还是应该以越南反华排华和挑起边境冲突这些有目共睹的理由为好,也不要提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威胁东南亚。
  美国认为中国的这些考虑比较周全。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也比较高,美国也不方便明火执仗地再次卷入越南战火中。美国只在暗中帮助和协助中国,对于美国民众也好交代,对于美国盟友也好交代。卡特说:这好办,由美国政府起草一个声明,明天再次会面时,公开宣读:美国不支持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
  中美双方领导人在美国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最终拍板敲定:中国与美国战略合作,中国出动地面部队在旱季结束之前,对越南进行惩罚性军事打击。美国三军负责牵制苏联军队,美国不动声色地支援中国军队军事惩罚越南。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满意这次小范围会谈的成果。随后,两国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在国宴上共同举杯,庆祝中美两国战略合作取得重大突破。
  第二天上午,卡特总统当众一字不漏地向邓小平宣读了一封公开信:美国反对中国对越南实施惩罚性军事打击,希望两国和平解决边境冲突,希望其他国家不要插手中国与越南的冲突。中美这段公开戏演完之后,两国高官立即商讨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的合作计划,以及美国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等项合作。
  六、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得与失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这场战争的得于失。
  1、与美国战略合作惩罚越南,有利于后来的改革开放
  1979年2月5日(美国时间),邓小平副总理结束访美,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先是中美建立了实质性的战略合作关系,这对于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中国第一次从美国获得了实质性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最主要的敲定了中美战略合作,共同惩罚越南和共同遏制苏联。为11天后揭开的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好了基础,坚定了信心。开启了中美在情报交流和军事领域的合作的大门。
  1979年2月6日至8日(北京时间),结束访美的邓小平顺道访问日本。邓小平向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就中日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共识。稳定中日关系,有利于中国军事惩罚越南。
  中国军队已经多年没有打仗了,这次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大大锻炼了部队。部队通过实战总结了大量现代化作战经验和不少教训。
  2、美国过河拆桥 谎报苏联军情 中国仓促撤军
  1979年2月16日,中国穿插部队开始向预定地域隐蔽穿插,1979年2月17日(农历己未年正月二十一日)凌晨, 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20多万中国大军(包括9个军,29个步兵师),从广西(东线)和云南(西线)两个方向同时对越南北部边境6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我军万炮齐轰,火光冲天,顿时把还在睡觉得越军打瞢了,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空军在东线和西两线集结了一千多架战机,前线机场部分战机起飞,沿着边境我方一侧空中巡逻,随时准备打击来犯敌机和需要时对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南海舰队部分战舰进入北部湾巡航和保卫石油平台和维护航道安全畅通。
  越军在边境线上并没有部署主力部队,由于越南占据了有利地形,具有多年实战经验和丰富的山地游击战经验,中国军队以强打弱和稳操胜券的这场边境战打得却非常艰苦,特别是在打高平等城市时,打得很不顺,中途不得不进下来整顿和从各个野战军抽调火焰喷射器连“火烧老鼠洞”。
  经过战火的洗礼,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中国军队后来越打越好。3月4日,中国军队胜利攻克了越南境内的军事要塞谅山市;歼灭了沙巴地区的越南军队。我军经过很大的代价拿下凉山之后,边境地区的主要阵地已经完全被我军占领和控制,遥望越南首都河内已经是一马平川,我军先头部队已经直逼河内。
  战争的天平完全倒向中国。作为战略盟友的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已经达到美国人最初设计的战略目标。同时美国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担心中国现在节节胜利,越打越顺,首都河内已经无险可守,门户大开,越军主力又陷在柬埔寨不能及时驰援,如果中国军队继续这样打下去,很快就可以攻占越南首都河内。
  一旦中国迅速攻占越南首都河内,这会在东南亚掀起更大的波澜,这会在东南亚造成中国更加可怕的“另一种骨牌效应”,东南亚国家很可能全面倒向中国。所以,美国正式要求中国军队停止推进,尽快结束军事惩罚行动。
  当时在前线的解放军将士们坚决反对仓促撤军,牺牲了这么多战友,眼看胜利在望,仓促撤军对不起牺牲的战友,坚决反对立即撤军。东线指挥部和西线指挥部和军委协调组的将军们都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即使要撤军,各路大军也应当再往前推进几十公里,兵临河内城下,把越南打服气了之后再撤军。
  但是,美国的压力接连不断,美国的虚假情报接二连三。一会儿说苏联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开始调动了;一会说苏联报复中国的战斗命令已将下达到苏军团级指挥员了;一会吓唬说已经监听到苏联核打击计划了;一会威胁说美国国内不愿意直接同苏联对抗,如果中国再不撤军,一旦苏联军队动手,美国难以援助中国;等等。
  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线部署了超过一百万机械化部队、三千多架先机作战飞机、1万多辆坦克,中国东北和华北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面对美国人过河拆桥,达到美国的战略目的之后就立即毁约,关键时刻出尔反尔和赤裸裸的威胁“美国可能撒手不管”等多种压力下,中国政府在3月5日仓促宣布单方面停火,在3月15日前从越南撤出全部中国军队。当时东线总指挥许世友司令员对仓促撤军非常不满,在南宁X山指挥所里气得直骂娘。半途而废的边境战让对越军事惩罚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军人流血又流泪,教训很深刻!
  1979年4月26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因为对越作战等问题专程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对刚刚结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作了经验教训总结。邓小平对基辛格说:“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惩罚越南的时候,能够再往纵深前进一些,可能效果会更好”,“因为我们已经占领了沿途所有的防御工事,到河内一路上已经没有防线了。我们的兵力足够,可以一直打到河内”。基辛格回答说:“是的,当时乘胜拿下河内并不难。但是那可能就超出我们的共同商定的计划以外了。邓小平笑着说:“虽然中国并不一定要占领河内,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再前进30公里,这样战略效果会更加理想。”。
  3、苏联没有对中国采取行动  中苏关系保持稳定
  苏联支持越南在中苏对抗中选择站在苏联一边,苏联支持越南向东南亚扩张。但是,由于当年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美国争夺霸权才是最主要目标。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苏联虽然也很不满。但是,苏联即使在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战争的情况下,还是采取了克制态度。因为苏联清楚地知道,如果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推进美国的怀抱,并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
  1979年2月17日,中国真的对越南开战,越南政府没有估计到,苏联政府也没有估计到。从当时截获的越南领导层与前线的通讯往来信息,从越南领导人惊慌失措的与苏联领导人不知所措的通讯中,可以看出越南和苏联当时都误判了中国的决心和勇气。
  越南领导人2月17日晨,紧急向苏联领导人求救。苏联领导人并没有马上回复,而是首先直接询问了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当得知中苏边境没有发生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松了一口气,知道中国的军事行动只是惩罚越南,并不是针对苏联。苏联领导人这才询问越南领导人,河内是否受了到空袭?当得知中国没有出动飞机,河内也没有受到空袭的回答后,苏联领导人给越南领导人的回复是:保持镇定,坚守阵地,不要让战争升级,不要出动空军和海军。苏联领导人并没有立即承诺向越南提供军事支援。
  后来苏联见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遇到了阻力,战役进展迟缓,越南从柬埔寨和南方调回了几个师保卫河内,解放军虽然在前线集结了1000多架作战飞机,但是,在战役最艰难的时候解放军也没有出动空军支援地面部队。苏联方面判断,这场中越边境战的规模有限,苏联不必直接卷入,留下一个中苏和好的锲机。所以,苏联军队一直保持正常,没有提升苏联远东部队的战备等级。解放军攻克高平和谅山等越南省会城市之后,苏联封面仍然按兵不动。只是苏联外交部提高了谴责的声音。
  反到是美国方面沉不住气了,一惊一乍地多次误报苏军大规模调动的虚假消息,多次督促中国撤军,害怕中国军队真的一举占领了越南首都河内。美国提供的假消息也害得许世友司令眼看就要到手的大军兵临越南首都河内城下的战役成果成为泡影,很多参战将士也因此抱恨终身。1975年夏天作者踏进了越南首都河内的主席府,但是,不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反而是美国大兵和航空母舰又大摇大摆的回到了越南。
  4、中国宣布撤军后美国马上变脸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
  美国在达到利用中国惩罚越南和遏制越南向东南亚扩张的目的之后,不但借故推迟兑现对中国作出的各项承诺。甚至连墨迹未干、白纸黑字写在《中美建交公报》上关于台湾问题的承诺也开始反悔。1979年3月13日,在中国主力部队基本上撤回中国国内的时候,美国国会却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公然通过了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这原本只是一个修正提案)。
  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居然不顾中美之间达成的有关协议而背信弃义的签署了此法。中国人作出巨大牺牲后最终换来了一纸长期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与台湾关系法》,教训极其惨痛,遗毒影响深远。回头看一看,从1979年到2019年,美国在40年的时间中,美国虽然同中国签署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八。一七联合公报》等公报,但是,美国从来就没有信守过自己对中国的承诺。
  5、中国与越南敌对,美国人从中渔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在2019年2月底访问越南首都河内,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会面也将在越南首都上演。美国重返亚洲和在南中国海搅局,越南成了美国的抓手和棋子。美国航空母舰也正式回到了越南金兰湾。美国就是利用1979年这场中越边境战在打做文章。这是值得中越两国反思的问题,也值得俄罗斯反思。
  由于现在存在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大三角关系。由于俄罗斯、中国、越南有相同的价值观和大战略利益。中俄联手抗衡美国,俄罗斯的小兄弟越南也不可能真正站在美国一边。越南距离美国很远,越南距离中国和俄罗斯很近,美国远隔太平洋,现在又没有钱,又想借刀杀人,又想挑起社会主义阵营分化瓦解,肯定是徒劳的。中越是山连山、讲连江的邻居,中越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符合红色阵营的利益,符合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金峰战略研究部
  华夏英雄
  2019年2月17日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2/17

旧文章ID:19493

刘逸星:“一带一路”的反向忧虑

作者:刘逸星  来源:印度兰迪LANDING

  当下中国,一带一路已经成为绝对热点的一个话题。确实,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民族的战略,或者国家的战略,势必影响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中国人,所以说作为任何一个中国人,理性思考、理性评判一带一路都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把一代一路上升为一个绝对正确的一个政治路线,或者成为一个中央绝对正确的决策方向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少了,理性思考的声音少了,几乎是不敢反对。近两年半来,因为我是长期研究印度,所以国内有一百多个论坛和高等院校都邀请我去参加关于一带一路的讲座。但在参加的过程,让我感到非常的恐慌,国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几乎没有理性思考一带一路,也不敢反对。
  实际上作为一个如此重大的国家战略和民族战略,我们需要理性思考,需要有反对的声音,我们今天就从历史层面和比较层面来分析一带一路。我们把一带一路放在建国以来进行检验,我们知道建国至今,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主要进行了四个大战略,能称得上国家战略的无非四个:第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第二个改革开放,第三个计划生育,第四个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
  这四大战略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生育都是一言堂,中央提出来之后没有人敢反对,导致了民族灾难。改革开放看上去似乎是邓小平的一言堂,但实际上党内一直有左派和右派的争论,直到1992年,邓小平还是忌惮于左派的反对,进行了南巡讲话。
  正因为像改革开放这样的战略,不断有党内的反对声音和争论,所以在不断的修正,所以说改革开放做的最为成功,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生育,就是因为伟人的作用,导致整个民族不敢发对不敢争论,而导致了民族灾难。
  所以说在当下,我们理性的思考一带一路,或者略有反对一带一路的声音,都是应该的。我们再从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待一带一路,我们实际上需要思考的是,在这历史的过程中,为什么美国和日本不进行类似的一带一路的工程?因为任何一个大国在经济走向的过程中,需要国家工程基本背景都是相似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经也提出过类似的丝绸之路,日本也提出了南南合作,他们不是缺少资金,也不是没有战略需要,为什么不进行类似的工程?
  确实,类似这样的工程,如果需要国家层面来进行,一定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说美国和日本进行类似的工程,都基本上停在政治口号上,而没有落到实处。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一个我们需要厘清的是,一带一路到底是经济性议题还是政治性的?在我看来,他不就是一个经济工程吗?不就是一个国家主导的一个经济工程,既然是一个经济工程,那到至今为止,无论是媒体上还是科研资料上,全国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学者明确的提出或着预判出一带一路到底要动用多少资金,因为经济工程我们必须要进行所谓的科学预算,必须要有投入产出来进行检验,那么既然是这么大的工程,全国上下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学者提出一带一路到底要投入多少钱。
  据我个人经验预判,我记得2016年我在印度参加一个高峰论坛时,万达集团的王健林面对着印度的财政部长,号称在未来的几年在印度北方的一个邦将投入400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借助一带一路的工程都有可能在几年内投入4000亿美金,那意味着一带一路的工程兴起之后,无论从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中巴走廊看待,还是和哈萨克斯坦承诺的几百亿来看待,我保守的估计,在未来的三五年,我们每一年有可能会动用2万亿左右的资金来投入一带一路。
  亚洲银行已经预测了整个亚洲未来十年内,每一年都有近万亿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近万亿的投入,至少有6000到8000亿需要中国的基础设施工程来承揽,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所以说最保守的估算,每一年中国可能动用2万亿美金左右。
  我们每一年读的GDP总量才12万亿美金,那意味着一个国家工程我们即将动用20%以上的资金来做项目的总投资,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动用了国家GDP总量的20%,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来做一件单一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事情效率不高,或者方向出现稍微的偏差,意味着这个民族和国家再也找不到另一股力量和另一种方式来拯救和修正如此庞大的行为。
  所以这是我担忧的第一点。因为所动用的资金过于庞大,而且一旦出现问题,因为它过于庞大,必然会导致没有第二股力量来修正和拯救,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一带一路在进行的过程中,实际向社会民众,或者整个社会,并没有充分讨论我们真正的动机和目的在哪里。
  无论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说国务院提出的民心相通,但是外交措施上和政治措施上所要表达的意愿并不是一个民族经济工程,背后真正的动力,依我个人来看,之所以认为一带一路推行有他的必要性或正确性,无非是在以下几个不可告人也好,或者不愿意讲出的动机也好:第一个最大的动机,因为我们确实存在产能转移的巨大动力,国内的产能已经过剩,如果再不转移,肯定存在非常大的产业结构问题,这是第一大动力。
  第二大动力,就是因为中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中国的金融资产是非常庞大的,有三十三万多亿的金融资产,美国才十七万亿美金的金融资产,日本才七万亿。中国有三十三万多亿的金融资产,而且是三十三万亿美元,这些金融资产如果不进行合理的投资和引导,很可能会形成笼中虎,对中国经济的运行会产生压力。
  第三个方面很可能是,确实通过一带一路,把中国有优势的科技和技术力量,合理的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发挥,也为民族创造更大的利益。另外还有一点,通过一带一路能重新建立起来由中国所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这恰如美国国务卿所讲的,哪个国家掌握了世界货币就等于掌握了整个世界。实际上从二战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实际上整个世界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基本上是由美国人一票否决式的主导着。
  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在世界GDP增长贡献中占30%到40%的一个大国,自然而然需要我们来主导和建立一定的金融和货币体系。
  所以我认为以上四点我所感悟的,才是真正中国要推动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同时我们确实也需要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一带一路如果按这样的方式推行,长远而言,到底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
  我们知道计划生育在那样一个年代,马寅初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提出来的计划有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而且这些合理性和科学性仅仅是建立在静态的眼光来看待,如果说马寅初和毛泽东用动态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的话,如果认为粮食还可以增长,如果认为粮食还可以用国际化的手段向其他国家进口的话,那么计划生育完全没有必要,或者更进一步用科学眼光来看待。如果人口多,反而能刺激经济可持续发展,完全可认为计划生育是讨论不足,辩证不足。
  发展眼光看待的错误,那我们把计划生育惨痛的教训,放到一带一路来进行思考,目前我们一带一路无论是通过国家银行还是国有企业,我们几乎在单一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钱投入到东南亚、南亚这一带的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似乎看上去,中国输出了高铁,输出了火电厂,输出了桥梁等等一系列的技术和产能,但实际上我们只要冷静思考,我们在做着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们用中国的资金,帮这些竞争对手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知道中国的崛起是因为全球化、制造业产能的转移,才给中国这个民族带来一个飞跃式的崛起。
  而中国当下经济结构的转型并不是很成功,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在未来的五到十年还是要依赖于制造业,之所以全世界的制造业,或者中国本土的制造业愿意把制造行业留在中国帮助中国经济发展,是因为相邻近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我们相比较竞争而言,他们最大的不足和没有竞争力是因为他们基础设施不完善。
  当下的中国,我们动用大笔的资金,帮助越南、菲律宾、印度,修好了道路,修好了电厂,修好了高铁,就意味着在未来三五年,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工程,导致越南、菲律宾、印尼,包括非洲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完善了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个时候把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印度印尼尼日利亚来进行比较,因为这些国家都基本民主转型了,可以称得上是比较安宁的法治社会。
  一个比较安宁的法治社会,劳动力又非常便宜,商务成本又不高,有没有高价的房地产的压力,同时他们又完善了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投资的制造业者而言,当然更愿意把他们所谓的制造业中心,从中国转移到那些发展中国家,因为那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于中国,社会环境好,基础设施好,又有庞大的潜在的大市场,在那一个时间点上,很可能一带一路的成功之日,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竞争力的休止之日。
  从我个人而言,我确实是非常的恐惧,或者说非常的恐慌,如果我们整个民族,没有理性的思考一带一路,没有用比较的思维来辩征地分析一带一路,而是盲目的鼓奏一带一路的对外走出去,很可能会造就一场类似于计划生育的民族灾难。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8/20

旧文章ID:19492

赵穗生:解析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努力避免“新冷战”

0

作者:赵穗生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

  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不仅起伏不断,甚至可谓危机不断。近期,美国宣布加征关税以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使得两国经贸摩擦再度升级。2019年8月13日,针对目前中美关系的特殊时期,全球化智库(CCG)特邀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就“中美竞争关系的变化,原因与走向”发表主题演讲。研讨会由CCG副主任高志凯主持。

  1、中美建交四十年以来发生了哪些前所未有的巨变?
  2、两国贸易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3、特朗普上台之后的强力施压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4、中美关系该何去何从?能否避免“新冷战”?

  赵穗生教授分别就上述问题一一分享了见解,从国际关系研究以及自己在美国35年的切身经历和观察出发,深入分析了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冲突的复杂性、美国国内鸽派和鹰派的分野等问题,并详细阐述了中美避免爆发“新冷战”的五个因素。

  以下为赵穗生教授演讲整理
  感谢CCG邀请我回来,又给我一次和大家交流的机会。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的是贸易战以及贸易谈判最近所出现的一些停滞和反复的现象,所以我今天就贸易谈判所出现的这些反复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它们的含义和前景,跟大家一起交流和探讨。
  特朗普在中美谈判中的反复无常
  谈到贸易谈判,从2019年5月到7月的11轮和12轮这两轮谈判出现了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实际上这两次谈判之前,一些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都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也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不抱太大希望,突破可能很难”。但是从美国方面来讲,特朗普很急于达成协议,因为从他的选举需要来说,他需要有所交代,所以也许有可能取得进展。但实际上11轮还没谈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反复。当时在5月初,美方说中方全面推翻了之前达成的协议,中方基本上把很多很关键的部分全部删掉了,把原来150页的协议改成了105页交给美国,美国方面表示不可接受。所以特朗普单方面决定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方则认为本来我们就还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在协议谈判过程当中,中方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特朗普依然对2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了25%的关税,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很大的反复,让人大跌眼镜。
  然后6月份的大阪峰会当中,两国领导人见面后达成了贸易战暂时停战的协议,然后开始12轮谈判。12轮谈判之前,大家也估计不会有很大突破,但是又觉得也许换了一个风景秀丽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签署的地方,而今年又是中美建交40周年,新的环境也许会有所帮助。但是当谈判代表团刚回到美国白宫作汇报,说中方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意愿不是很强烈,要按照中国的需要来进行采购,而且美方提出来的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中方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结果谈了一上午,还是没有具体的进展。特朗普又决定从9月1日开始加征3000亿美元10%的关税。这也是一夜之间的决定,其实连美国谈判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姆努钦(Steven Mnuchin)都不同意。结果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特朗普意见一致,然后特朗普就在大多数人都反对的情况下,又提高了关税。这个情况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吃惊,怎么会这么出尔反尔?
  交易型领袖的“战术考虑”
  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特朗普这么做究竟是一种战术上的考虑,还是一种从全局大战略上考虑的结果?
  其实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样的反复无常是特朗普的一种战术。特朗普是典型的交易型(transactional)领袖,或者说是商人。他很看重结果,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所以什么样的卑鄙的手段,什么样别人意想不到的手段,都可以作为达到某一结果的战术上的工具。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这里面还牵扯到中美贸易战理论上的一种根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多年以来在贸易领域里深耕,而且也有一定的学术功底,他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这些年全球化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就业等各个方面都制约太多,因为美国的市场非常巨大,所有人都想进入美国市场;美国的经济力量也非常巨大,所以所有人都想占美国人的便宜。美国所处的地位导致了美国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束手束脚,也就是说这种全球化所产生的一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游戏规则,对美国没有利。他认为,那些所谓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流动和WTO的一些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原则,使美国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所以美国如果能够摆脱这些国际游戏规则的束缚,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经济实力,美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经济运作当中就会得到最大的利益,甚至为所欲为。
  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跟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理念完全一致,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之下,在中美贸易关系当中,美国就认为,中国利用了现存贸易关系中的一些漏洞,或者利用对美国不利的一些规则,占了美国很多便宜,所以如果美国在不顾这些游戏规则的条件之下,或者摆脱这些游戏规则,对中国最大限度地施压,那么中国就会屈服,因为中国非常需要美国市场。而且从战术层面上来讲,特朗普的确急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他目前处在2020年竞选周期当中一个很关键的节点,他需要向选民表明,你们应该选我。
  所以从对华贸易谈判角度,他有两方面的策略。一方面,因为对美国民众或是商业团体来说,很多人都觉得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他对中国强硬,即使达不到中国妥协的结果,他也可以告诉选民,只有我能够对中国强硬,在我之前的美国总统都做不到,只有我能做到,我能够对中国挺起腰杆,你们不应该等待民主党的拜登(Joe Biden)。所以如果中国不妥协,他对中国的这种极限施压,也可以向选民表示决心。如果中国妥协了,他就可以说,你们看看,我就是可以让你们得到你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从战术层面上来讲,特朗普这种极限施压,是两方面都可以得利的。从特朗普的角度,他认为中国经济现在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他拿中国2019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6.2说,这么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从来没有这么缓慢过,就是因为贸易战,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资金外流,制造业已经流出中国,所以中国已经撑不了多久了,而美国现在经济没问题。
  就是所谓忽悠,两边忽悠。所以从战术层面上来讲,大家认为这是特朗普算计好的一种极限施压战战略,对他来讲只是加分和双赢,怎么他都赢,不会输。
  中美贸易战背后的地缘战略竞争
  而战略上,大家都认为,我自己也觉得,特朗普没有一个大战略,没有一个对华的全面战略。这种战略牵扯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是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因为中美贸易战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归根结底是中美之间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的争夺。那么特朗普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很不清楚。第二是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战略目标?他也不清楚。他所关注的只是赢得贸易战。但是并不因为特朗普没有一个战略目标,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争端或者说贸易谈判,就没有一个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的背景。
  说到底,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背后是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竞争。从去年以来,中美之间贸易争端背后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背景究竟是什么?从今年2月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合作的中美政策报告“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Policy”出来以后,有百人签名信,然后又有一百人的反签名信,这些出来以后,美国国内现在的对华政策其实又重新出现了一个大辩论的局面。在美国学界、政策界,甚至于在政府层面都开始重新思考。这里从战略层面上来讲,美国对华战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特朗普上台之后出现的这种强力施压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有三个层次的目标。
  第一个是最低层次,改变中国的对外行为。美国觉得中国的对外行为这些年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有扩张性,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要改变中国的行为,使中国的行为与美国有更多的交叉,或者使中国的扩张性行为有所收敛。所以美国还跟中国要继续接触,进行谈判,用一些施压的方法来达到这样一种改变。
  第二个层次,因为中国这些年经济的增长以及美中贸易上的不平衡,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所以消除威胁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或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使中国的发展缓慢或者停滞下来。包括科技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脱钩,都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延缓发展,甚至于使中国的起飞脱轨。
  第三个层次的目标,即那些所谓极端强硬派的目标,就是改变甚至推翻中国政权,包括在香港争取民主运动,以及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敏感地区,对中国进行颠覆性的行为,导致中国的政权改变(regime change)。
  这样三个层次的目标,对特朗普来讲,他分不清楚,也不在乎这些东西,他是就事论事。但是从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当中,可以看出这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对于如何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大家现在也是众说纷纭,究竟是像目前特朗普一样,对中国单打独斗,还是联合美国的盟国,结成联合战线来对付中国,还是通过具体的贸易战行为,还是通过其他的军事遏制行为,还是通过军事对抗行为,甚至于通过更加激烈的全面对抗行为,各种各样的方式,大家也都在积极地探讨。
  中美关系的巨变
  大家都说,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但其实这个节点已经积累了相当一段时间了,经过这相当一段时间的积累,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这个节点,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到美国30多年,经历了各种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各种各样的危机,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我这30多年当中,从来没有像过去这两三年当中所感到的中美关系的起伏,更明确地说是持续性的危机、对峙和紧张,甚至于可以说这是中美建交四十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这个变化非常明显,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今天中美之间是力量的较量,是中国国力和美国国力的较量。我过去所看到的都是中美在政策层面上的对峙和竞争,是政策方面的一些较量,但今天不是。美国不是觉得中国的某一个政策错了,或是中国的某一个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是中国崛起本身对美国形成了威胁。所以中美之间是一种力量的较量,而不是一种政策的对峙。这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
  我到美国这么多年,而且在学界这么多年,看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各种各样的关于中美政策的讨论。比如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教授(John J. Mearsheimer),他是一个结构现实主义学者,十几年以前他就开始预测,中美之间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守成大国,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一定会走向战争。但是当时大多数学者,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同事,大家都觉得他是非常简单化的学者,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者两个国家的相互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结构的问题。如果学国际关系理论,我们知道外交决策通常有三个层次的变量,一个是领袖素质,领袖个人的理念和个人行为,以及领袖在政治结构当中的地位起很大作用;第二个是国内因素,包括国内政治、官僚体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第三个层次是国际结构层次。但是他简简单单地就用国际结构,说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是守成大国,这不是太简单了吗?难道其他东西都是黑盒子,都不用看吗?
  我们说这种理论太简单,但是换了一个说法的这种理论,现在却“大行其道”。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一个“修斯底德陷阱”,真的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在谈论所谓的修斯底德陷阱。这是换了一个说法的、同样的一个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是讨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搞了十六个国家的案例,说十二个国家都产生冲突了,所以中国和美国也是在走向冲突。这太简单化了。但这个现象背后有它深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背景,就是我刚刚说的中美这种力量的博弈,而不是政策的博弈。你不需要懂中国政策,不需要懂中国怎么改革,也不用管美国国内政治,就是中国的国力和美国的国力,就要让两个国家走向冲突,这个多荒唐。但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发展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就是最近5到10年之中发生的,并且这几年越演越烈。国力的较量,而不是政策的对峙,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第二个很重要的变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了。从中美建交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美国将接触战略(engagement)作为处理美中关系,不管是战略关系,还是在各个方面、层次的观念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但是现在接触战略处于一种守势,成了非常负面的一个词。这么大的两个国家现在不要接触了,要脱钩,要科技脱钩、经贸脱钩,而且人文、学术、文化各个方面都要全面脱钩。这也是我到美国这些年从来没有见过。
  即使当年冷战前后在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政治上的动荡,或者在美国出现了对与中国关系的很多疑虑,都没有提出过“脱钩”。尤其是现在的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竟然要脱钩,而且要全面脱钩。这个简直是荒唐。特朗普现在就是想脱钩,他跟习近平说是朋友,是一种策略。他的一个顾问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做生意的策略,我跟你示好,但我底下来挖空你,说一套做一套。特朗普曾说,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是中国间谍。30年前我到美国去,中国害怕的是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但现在美国害怕中国对美国和平演变,他们觉得所有的中资机构和研究机构,所有的中国学者和科研人员,不是到美国偷技术,就是搞和平演变,所以他们要把这些关系全部斩断,连人文交流都要斩断。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从未见到过的。
  美国国内现在是“超级鹰派”和“温和鹰派”的争论
  第三个很重要的变化是,这些年美国鸽派的声音日渐微弱。美国对华政策从来没有铁板一块,从来都有鹰派和鸽派之间的争论,而且在历年当中,鹰派总是趋于少数。鹰派是些什么人呢?搞国家安全的人,情报人员,军人。虽然在很多时候鹰派的声音很大,但是鸽派相当广泛,在学术界、商界、跟中国接触的政策研究界等各个领域,甚至于很多跟中国接触的政府官员,这些人都希望中美继续接触,以合作来定义竞争,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但是鸽派的观点就像刚才我讲的接触政策的观点一样,这些年日渐微弱,甚至于在今年2月份之前,大家都认为在美国有一个对华强硬政策的共识。前不久在华盛顿开会,大家开玩笑说,现在华盛顿还有多少人是鸽派?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我说我是一个,我是强硬的鸽派。但很多人不敢说自己是鸽派,因为说自己是鸽派,别人就会给你贴个标签,叫“Panda- hugger”,熊猫拥抱者。这个熊猫看起来可爱,实际上很可怕,它的爪子很厉害,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鸽派。
  到7月份有了百人签名信,分两拨签的,第一波一百人,后来又有一些人签。因为当时执笔者在写这个签名信的时候有些人没找到,但也有些人找到了却没有签。这个签名信在中国国内很受重视,各种媒体报道很多,认为这是美国鸽派,是美国对华友好派。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你仔细读这七条,第一条是对中国的强烈谴责,然后才是对特朗普目前对华政策达不到美国战略目标的批评,而不是对华强硬政策本身提出疑问。也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对华政策辩论上,鸽派声音几乎没有。
  现在的两种声音,是超级鹰派和温和鹰派之间的争论,而不是鹰派和鸽派之间的争论。其实签名信大部分都是温和鹰派,虽然我是鸽派,但我还是在第二波签了。签了名的这一百多人当中有各色人等,他们只是对特朗普不满,对特朗普的做法不满,但是要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本身大家是一致的,不一样的是怎么达到这些目的。这里围绕鸽派和鹰派,或者超级鹰派和温和鹰派之间的一个重要争论焦点是:中美之间目前走到这一境地,谁应该被责备得更多一些?改变这个现状是通过什么途径?是仅仅通过这种贸易关税,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联合盟国一起?很多人没签这封信,因为他们觉得这封信对美国政府责备太多,但对中国的批评不够,这两年中美之间关系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紧接着是一百位前情报和军方人员对这一封百人信的回应,认为所有的责备都应当给中国,所有的错误都是中国的,特朗普目前所做的事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情况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你读一读这两封信,尤其是第二封信,观点很荒谬。但是居然就在这个辩论当中成为一家之言,而且成为声音很大的一家之言,尤其在华盛顿的圈子里面,很多人不同意他们的极端观点,但是这些人又很有影响力。这种超级鹰派对中国的责备是全面的,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只有把中国彻底改变,彻底把中国压下去。全球化时代竟然还能听到这种声音,这已经不仅是零和游戏,而是超级零和游戏了。
  第四,今天美国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在中美关系中是受益者。这些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当中,总有很多对华政策的受益者,包括商界人士,像我们这样学界人士,甚至一些政策研究人士,很多人“吃中国饭”,觉得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得益。这样的人相当多,并且在过去很多年来是维护中美关系的重要力量。在每次出现危机和波动的时候,这些人总会出来说话。但在今天美国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在中美关系中是受益者。上个月底的第二封信就责备过去对华政策的失误,责备这些人,说他们都是在跟中国的关系得到好处,所以才要维护中国的利益。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敢说自己是从中国得到好处,这本来就是个互利的关系,结果没人敢说我们是互利的。
  但是回过头来想想,这些人,或者这些年也确实很多人觉得,在对中国接触中,获利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难。冷战结束后,中美经贸对于中美关系是个压舱石,商界人士是中美关系的坚强支持者,但现在这些人很少有人敢出来说,我在中国市场得到了巨大利益,中国市场对美国是非常有益的,没人敢这么说。不仅是敏感,商界的很多人觉得在中国赚钱越来越难,不仅是技术转让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谓的市场份额问题,不仅是他们认为对外资的歧视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开放越来越窄,不管这是否符合现实,但他们觉得越来越窄。
  第五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中美已经进入了一种全面对峙和长期危机。过去的这些危机都是单独事件,两国之间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较量,不会影响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比如说台湾问题,从中美建交以后一直在那里,剪不断理还乱。再比如人权问题、南海问题、撞机事件、炸馆事件等等,就某一个具体问题或具体事件产生危机,然后双方进行危机管理,把危机处理掉,而这些事件和具体议题不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今天绝对不是这样。贸易问题显然不只是个简单的贸易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牵扯在里面,不是能够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或者具体事件进行危机管理就可以解决的。这是中美之间非常全面的一种对峙,一种持续的危机,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美关系中这种所谓的危机,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所以贸易战当中出现这样一些反复、周折,或者一些突发情况,有很大的背景,并不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换言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长期的对峙,长期的对立,长期的竞争,甚至于一种长期的危机状态。
  中国的“战略透支”和美国的“过度反应”
  那么第二个问题,原因何在?我刚才提到,在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当中,对原因的辩论是一个很重要的辩论焦点。究竟是哪一方引起了目前的这样一种僵局,是哪一方要负更多的责任,应该改变?显然那些超级鹰派,不做任何自我批评,完全是指责中方。而那些温和鹰派一方面做自我批评,同时也指责中方。我觉得温和鹰派的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美国方面要做自我批评,中国方面也要有一定的自我批评精神,但我不想说中国太多,就简单的说一下。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谢淑丽教授(Susan Shirk)在一次演讲中用了一个题目,“Overreach and Overreaction”,认为中国是战略透支(overreach),过分自信,过早地放弃韬光养晦,而美国是过分反应(overreaction),我很赞同她的这个观点。
  为什么说中国过分战略透支?这个大家可能比我都了解。2008、2009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中国基本上是韬光养晦、不搞对抗,以合作为主、加强了解,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条思路。但为什么2008、2009年是个节点呢?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当时次贷危机对美国打击很大,9月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次贷危机开始,但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起了作用,10月份中国就通过4万亿的经济刺激措施,很快资金大量进入经济当中,然后经济开始迅速反转,当年仍维持着10%的经济增长率,而美国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的过渡,经济刺激方案迟迟出不来,到第二年2月份才出来,太晚了,所以美国经济一路下滑。我觉得2010年以后,中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美国不行了,美国要完蛋了。我当时到北京来,一些中国人问我们是不是要出手救美国?如果出手救美国,美国怎么感谢我们?美国是不是应该按照我们的指挥棒转?
  当时正好奥巴马上台,他在中国的际遇,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奥巴马上台之时适逢次贷危机,他真的觉得跟中国搞好关系对美国经济的复苏非常重要。第一年11月他就到中国来进行国事访问,是第一位在任职第一年到中国来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因为他觉得的确需要跟中国要搞好关系。据美国舆论界说他为了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做了一系列准备,但在访华期间的演讲并未和之前的美国总统一样进行实况转播,记者招待会也不允许记者提问。当时关于中美WTO争端,很多问题大家都想问。紧接着11月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奥巴马被指责,你们美国人污染世界,为什么要我们中国人来买单?
  当时我在美国,很多美国朋友都问我,中国人怎么那么不喜欢奥巴马。我的回答是奥巴马生不逢时,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次访问后,奥巴马受到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就开始批评奥巴马,说他对中国太软弱。在这之后国内的一系列发展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清华大学的教授说我们连科技都超过美国了,美国跟中国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等级上,我们2014年就全面超过美国了。我们要塑造美国对华政策环境,这也是中国国内的知名教授所说的。美国对中国依赖更多了,而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更少了。
  所以我很认同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所说的“战略透支”,这也是对overreach的解释。战略透支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所谓战略透支就是战略目标和国力不相当。中国还没到那个份上,就让人家感觉你马上要对美国取而代之了。这给那些美国的鹰派造成了很强的口实。
  美国正在丧失自信心、安全感和包容感
  当然美国方面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尽管那些超级鹰派不承认。美国现在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没有包容感。这三点是我到美国这30多年来从没见过的。80年代我到美国的时候,当时是冷战后期,美国是跃跃欲试,很快就要把前苏联给打下去了,非常自信,要做自由世界的领袖。冷战结束,他们认为历史终结了,自由民主胜利了。然后世界进入了单极世界,美国在全世界完全没有竞争对手了,自信满满的美国自认为是世界警察,美国人要统领美国领导的全球化。签证、移民等各个方面都很包容,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很多人都找到了工作。那时候飞机场的安检也很松,送客可以直接送到飞机门口,接客可以到门口去接。政府门口也没有这么多的探测器,非常安全的。当时的美国就是一个大熔炉(melting pot),是一个移民国家,欢迎各路英才汇聚美国。
  但是现在这样的自信、包容性和安全感已经完全没有了。这是两个重大事件造成的,9·11和次贷危机。冷战结束后,这两件事情对美国的打击非常大。9·11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美国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上帝的宠儿,是这个世界方向的引领者,结果9·11让他们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恨我们,尤其是伊斯兰世界。9·11之前美国在找敌人,觉得自己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只有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形成威胁。但是9·11让美国人觉得,不仅中国会对我们产生威胁,伊斯兰世界居然对我们这么仇恨,轰炸了我们的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所以美国人开始感觉到一种恐惧,但这在当时也给中国创造了一些机会,延缓了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对抗。但是从美国方面来讲,它的安全感在丧失,觉得四面都是敌人。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美国本身是9·11个受害者,本来有一个受害者的道义高地,但是美国没有利用这样一个道义高地来团结世界各国的各种力量来共同反恐,而是打着反恐的旗号来维护美国的霸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小布什发动了两场不应该打的战争,对美国的耗费极其昂贵。这两场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根本就不是反恐,就是觉得伊拉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产生了威胁,所以要把伊拉克打下去。这两场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比越战还要长。
  这两场耗资巨大且死伤很多的战争,在美国国内产生了一种反对在国际上介入的情绪,换言之就是孤立主义情绪。在这之前,这种孤立主义情绪最高的时候是越战期间。现在美国大学里的教授都是非常自由派的,我的很多同事整天带着学生去游行,去示威,去反战。对这个战争越是厌恶,就越是觉得美国不应该再去国际上管太多,我们美国的公路、车站、机场都还这么破,为什么要到阿富汗去修路,去修桥,去其他国家搞援助,为什么要当世界警察?这种情绪从2006、2007年以后开始。皮尤的民调显示,当问及美国人是不是应该对其他国家的事务进行帮助时,80%人说不应该,我们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这种情绪在美国越来越严重,实际上这种情绪是特朗普上台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条件。因为特朗普说“美国第一”、“美国退群”,美国什么事都不管。他其实做不到,但是他说了,老百姓就认同了,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付出太多了,不应该再付出了。但是这是9·11之后美国的“战略透支”,做了和国力不相当的事,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第二个事件就是次贷危机。美国的这种经济周期实际上是经常发生的,但这次次贷危机当中失业率高得惊人,所以美国人就去找原因。这个高失业率的替罪羊就是中国和墨西哥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抢走了美国的就业。反移民情绪就上升了。最近这两次枪击案就体现了对移民的仇视。从2008、2009之后,这种反移民情绪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白人,他们正在逐渐变成少数,太没有安全感了。像我这样的华人移民增加很快,这次选举中亚裔的华人代表在美国竞选总统,拉丁裔的人增长也非常快,因为很能生孩子。白人越来越处于一种少数状态,虽然大家都批判这种白人优先的种族主义,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这种心态的产生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反应。要教育他们种族歧视是不对的,但是他们这样的心态确确实实是越积越重。
  在这两次历史事件以后,美国社会的这种分裂,也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过去那些政客们表面上白天吵,晚上回到小酒吧里喝酒,酒杯一碰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但今天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简直是像仇人一样,互不妥协,这就产生了一种“民主失灵”,美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都达不成协议。所以在国内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的背景之下,美国要找替罪羊,而中国就是一个当然的替罪羊,美国要进行排外,中国就是一个当然的排外对象。
  但美国的排外不仅仅是对中国,现在特朗普对他的法国、日本等盟友一样排外。他就是觉得我承担的义务太多,我要推卸责任,我要退群,我要排外。美国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美国越来越没有包容性,美国越来越没有自信心。这种变化使美国变得小肚鸡肠,锱铢必较。特朗普说的话毫无道理,他说关税要中国政府买单,但其实关税是美国的一些制造商、进口商和中国的制造商来买单消化的,但居然还有人信。所以美国的变化也是中美关系变化当中的一个很大变量。
  造成中美竞争态势的三大原因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中美关系该何去何从?是不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些变化,就导致中美关系由此一路下滑,走向“新冷战”?我觉得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现在的很多发展都指向这个方向。确确实实也有很多现实的原因,使这种“新冷战”完全有可能爆发。其中有三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忧虑的。
  第一点是地缘政治,也就是所谓的老大和老二的竞争。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处在超级大国地位,中国的国力现在跟美国越来越接近,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使这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方面的争夺不可避免,至少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对中国的疑虑越来越深刻,美国总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英文叫exceptionalism,是特殊的国家,是上帝赋予来改变人类社会的,所以别人都不能挑战它的地位,这种观点在美国根深蒂固。而中国觉得我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阻挡的,谁也阻挡不了。这种心态使这两个国家的竞争有可能激化。而且竞争的焦点在亚太地区,或者说印太地区。
  目前中美两国在这个地区的较量日益加剧,对美国来讲,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打了几场战争,经营了很多年,要退出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二战以后这么多年在太平洋几乎是无敌的,是绝对不可容忍对美国的挑战的,尤其是对军方人士。而中国多年来是个陆权国家,但中国这些年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来以后,越来越强调海洋大国。所以中美之间这样一种在地域上的竞争和争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说,亚洲的事务由亚洲人自己决定。美国人说那不行,我在这里有这么多盟国和利益要保护。这样一种冲突我觉得很难避免。
  第二个冲突,是在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上。虽然很多人说中美之间仅仅是权力争夺。权力很重要,但是意识形态也很重要。尤其是中国这些年发展起来以后,推进中国模式。进入21世纪后,大家越来越觉得中国的模式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中国发展成功的奇迹,很多国家都可以借鉴。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威胁。现在在美国,这个辩论很激烈,中国是不是要在全球推广中国的价值观念、中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我有一个同事在康奈尔大学,今年上半年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这种威权体制的成功虽然对其他的一些威权体制是种鼓舞,但中国还没有在全世界推广中国的威权体制,结果招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很多超级鹰派反驳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在向美国挑战了,中国已经在全世界推广他们的这一套体制了,中国已经要取代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的秩序了。所以现在这个争论相当激烈。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所谓的文明冲突这个概念,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让人惊奇的。
  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居然说中美之间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明的冲突,她在前几天被美国国务院免职了。但是她说,这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在其所做的长期规划战略中提出来。当年美苏冷战美国战略的创始人乔治·凯南写了长达8000字的电报,提出该怎么对付苏联。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偶然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现在中美已经进入了当年美国和苏联所处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而且美国要做好准备,并且比这种对抗更深一层的,就是文明的对抗。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跟美国的文化、文明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比如中国强调集体主义,美国强调个人主义。所以这种冲突也很难解决。
  第三个就是经济上的零和冲突。美国人之所以敢在经济上说脱钩,是因为他们认为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越来越小,而经济上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确实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在体现这种新一代经济革命的领域竞争,中美之间现在在比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比例更大,这种经济上的竞争也很激烈。
  努力避免中美“新冷战”
  至少这三方面导致了目前中美之间这样一种战略上的竞争态势,有可能进入一种新的冷战。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我们要做一切努力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至少作为一个鸽派,我自己认为我还是中美关系的受益者,要是没有中美的合作和交流,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当教授,不可能在美国的一个大学里面任教,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中美关系。所以我们这些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要努力避免这样一种状态。那么能不能够避免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避免的,至少下面五方面的因素有助于帮助避免“新冷战”。
  第一,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仍然非常严重。换言之,尽管中美之间竞争态势日益加剧,中美之间的政策变化非常大,但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变化。不仅没有变化,而且更加重要。我很赞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中美贸易战打到今天,对两方的伤害都非常大。尽管美国人说现在我们把中国的产业链割断了,投资开始走出中国,但是这些投资根本就没有回到美国。最大受益者是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美国的制造业仍然回不去,国际分工中的产业链和产业分工不是政府说一句话就能达到你想要的目标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比如说贸易战对美国农产品和农民,以及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特朗普现在快撑不住了。当然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中美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仍然是割不断理还乱的。
  第二,冷战的这种国际条件根本不具备。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泾渭分明,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选边站,或者加入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或者加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但今天根本不是这种情况。现在所有的国家都不愿意选边站,而且也不用选边站,他们两边讨好,根本就没有两个阵营的明确概念。我刚刚读了一篇文章谈东盟国家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怎么反应。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两个词叫做free and open,即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东盟刚发表的一份印度尼西亚领导起草的发展报告就把这两个词改了一下,叫做open and inclusive,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也就是我们跟着开放的美国走,然后把中国包容进来。这些所有的国家都不必选边站,这是跟冷战期间完全不同的一种状况。
  第三,中国现在根本就没有要取代美国的能力和意愿。美国对中国的很多方面都有误判,中国现在还是美国领导的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意愿去推翻现在的国际秩序,而且中国现在要创立的不是中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肯定是难以为继的,因为单极世界是一个一条腿支撑的地球,是不可能的,至少要两条腿或者多条腿。现在的世界不是一极,也不是两极,而是多极世界,而中国现在追求和推动的也是一个多极世界。所以美国人的这种判断是没有根据的。
  第四,中国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美国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发展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中国改革要解决的很多问题。中国并不是按照美国的时间表,或者按照美国的要求加以改革改变。但中国毕竟会变,中国是会加入到世界体系当中去的,中国也会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开放,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因为中国的发展必须要走这条道路。所以我就跟美国朋友讲,我说中国会改的,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会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并不是因为美国要求中国人保护知识产权,中国才去要保护,而是中国本身要改变,要改革这些东西。所以中国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最后一点,中国的敌人不是美国,美国的敌人也不是中国。中国的敌人是中国自己,美国的敌人也是美国自己。因为我刚才讲了,两方面都是变量,中国的很多问题和变化导致了中美关系变化,美国国内的很多问题也导致了中国美关系变化,所以美国要改变,中国也要改变。越来越多的美国有志之士已经清楚认识到,美国现在问题很多,美国一定要改变。所以目前的总统选举辩论当中,可以看到,其实外交政策在美国政治辩论当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上周第二轮的民主党竞选,两个小时的竞选辩论中,外交政策占的比例只有7%,93%的时间都是在谈美国国内的问题。我的一个同事在帮拜登进行竞选,负责外交政策,看了以后他就很不高兴,因为拜登的长项是外交政策,没有用武之地。但是这反映了美国的现实,问题在国内,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国内问题。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有把这些事情办好的意愿,那么中美之间的冲突就有可能减缓,甚至避免。
  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美两国要避免走入大国冲突的陷阱”,而且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媒体朋友们,还有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要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因素,不要完全是现实主义。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问题。现实的东西主要是军人和政府决策者需要考虑的。而我们需要呼吁避免冲突,我们都要当鸽派,加强中美之间的合作、理解和交流,避免中美走入“新冷战”。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赵穗生教授在CCG的演讲录音整理,观点仅代表演讲者本人,不代表机构观点)

  本次“中美竞争关系的变化,原因与走向”主题交流是赵穗生教授于2017年8月受邀在CCG发表以“世界秩序的重塑: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博弈”为主题演讲,以及2018年6月在CCG进行“美国对华接触政策40年”主题演讲之后,第三次到访CCG并对中美“过去怎么着”以及“未来怎么办”进行的深入分析和互动交流。

  关于主讲人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现任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美国委员会董事会董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务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创办并担任主编的《当代中国》英文双月刊发展成为引领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之一 (收录SSCI,影响因子2016为1.350)。赵穗生教授拥有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硕士,密苏里大学社会学硕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1985年到美国前, 他曾任职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 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和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等单位。赵穗生教授出版了十余部英文着作,包括《权力的设计》《东亚权争》《邓小平时代的决策过程》《穿越台湾海峡》《中国外交政策》《中国能源安全:国内因素与国际影响》和《中国的崛起与中美关系的转型》等。他的100多篇英文学术与政策论文发表于《华盛顿季刊》《威尔逊季刊》《政治学季刊》《中国季刊》等。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8/18

旧文章ID:19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