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01
　　极限施压、敲诈勒索、强人所难……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认为，特朗普的上述谈判手段“非常不符合中国文化”。
　　2018 年至今，中美贸易战已持续一年半时间。刘胜军说，2019 年 5 月之后，中方开始亮出了真正的态度，中美贸易战也进入了比较艰难的阶段。
　　在他看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已形成一个共识：美国真正的目标不是要缩小贸易逆差，而在于扼杀中国的发展。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

　　当“全球化”遭遇“特朗普现象“、在美国有意将贸易战主战场向科技战转移的当下，中国该如何应对？
　　刘胜军认为，中国要始终保持高度的“压力感”，不能在和特朗普对峙的过程中迷失方向。
　　“我们应该看清长远的趋势格局，要坚定地做好自己的改革。我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有保障的。”
　　02
　　CDF：在您看来，中美之间你来我往的背后，显示出了中美两国怎样的心态？
　　刘胜军：中美贸易的问题，一开始不光美国提出了，欧盟也提出了，更早时还有 TPP。中方也作为反馈设了自贸区，所以我认为，中方并不是在回避需要作出的改变。
　　但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的策略实际上是类似极限施压、敲诈勒索、强人所难。这样的做法非常不符合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崇尚心平气和地谈判，互相尊重，哪怕中方多做出一些让步也没问题，但是应该是在建设性的、友好的气氛之下进行。特朗普，如大家所知，是房地产商出身一上台就采用了典型极端的谈判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中方不可能轻易地就完全满足美方的要求。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一开始确实中方——特别是国内市场，不大适应这种打法，所以国内经济、金融股市反应比较剧烈。这时候特朗普可能有些得意，觉得自身的策略完全奏效了，于是希望能够继续加大对中方的压力来。
　　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不光经济规模庞大，也是目前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中国与 80 年代的日本有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当年的日本在政治、军事上依附于美国的，所以没有办法对美国正面说不。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们国家都完全有实力与美国周旋、博弈。

▲中美贸易谈判现场，图片来源见水印

　　CDF：的确，我们也看到今年五月之后，中方的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变得更加坚定或者说有章可循。
　　刘胜军：今年以来，随着在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趋稳，一季度的较好开局，中央谈判政策在 5 月份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这一次转变表明了中方真正的态度。
　　在去年第一阶段的谈判中，中方相对来说比较被动，因为当时形势压力较大，我们采取了“先保持谈判，第二步破局”的策略。
　　5 月之后，中央首先列明了几个底线。特朗普今天说的话明天就可能完全被颠覆，但是中国政府既然划出了底线，就不会轻易地突破，况且中国是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了底线。
　　此后，中美的谈判进入了比较艰难的阶段。我想，这有三个关键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是有尊严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屈服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我们不是不想改、不想变、不想开放，而是我们不愿在威胁之下妥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姿态。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去一年的博弈，特别是近期发生的华为事件给中方带来了震动，这个冲击不亚于关税本身。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慢慢都形成一个共识：美国真正的目标不是要缩小贸易逆差，甚至不是为了解决贸易不公，其真实用意在于扼杀中国的发展。
　　第三个原因与 2020 年大选有关。特朗普虽比较疯狂但也不得不顾及到大选，这是他巨大的软肋。
　　目前看来，中国已经非常态度鲜明地抓住了他的软肋：
　　2020 年之前，如果特朗普要打，中国绝不让步，但他的连任也可能因此泡汤。特朗普自己也意识到了中方这个策略，所以他觉得中方的意思就是拖到 2020 年。一旦连任，他会更加强硬。我想这是目前大的格局。

▲图片源于网络，下同

　　CDF：您刚才说美国的目的是扼杀中国的发展，这是美国的目的，还是特朗普的目的？美国国内的声音绝不是单一的。
　　刘胜军：我想在美国，特朗普代表的可能是极端强调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强调美国优先的声音。但是目前整个美国社会的声音——包括美国国会、社会精英人士，——总体上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威胁，这种气氛已然形成。
　　我们不排除有一些比较理性的人士，比如说国内报道较多的，像劳伦斯·萨默斯、史蒂芬·罗奇、杰弗里·萨克斯等少数头脑清醒、负责任的人。但是美国政客，包括国会议员，现在都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洪流裹挟。
　　美国的两党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也是高度一致的，分歧在于策略，比如说是否通过打关税战解决。
　　如果特朗普连任，对中国的打击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但如果他下台，我认为民主党总统也不会放弃遏制中国的想法，尽管风格和策略应该会和特朗普有很大差别。
　　新的民主党总统更有可能与欧盟联合向中国施压，甚至有可能回到 TPP 路线上。不论如何，对中国来讲，我个人仍希望民主党上台，以建设性的方法推动中美关系，用一种好好说话的方式与我们交流。
　　CDF：您提到了华为。在贸易战的背景下科技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中美两国有没有科技脱钩的风险？
　　刘胜军：我一直说贸易战只是个引子，其实中美之间真正的主战场是科技战。
　　先说为什么贸易战是个引子？虽然中美现在打关税战，但是从一开始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的智库，都一致认为关税战最终会两败俱伤。
　　美国为了保护自己，对其他国家征税，最终的结果什么？整个世界一起毁。所以这样的做法其实根本行不通。我们并不是特别担心这种极端的情形，特朗普是在短期内把这当做谈判手段，是一种策略，而不是让税收长期化。
　　我觉得贸易战不可能一直这样打下去，美国从贸易当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国内分配不公，跨国公司得到了好处，而底层的制造业工人却失去了工作，这是美国国内内部再分配的问题，他们把中国当成了一个替罪羊。
　　为什么说科技是主战场？因为科技是美国核心竞争力。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此时中美之间在科技问题上的冲突可能会决定这两个国家未来的国际地位。
　　如果回顾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给人类社会以及世界格局带来巨大影响。目前就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在科技问题上，美国一定会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甚至有可能冒着科技脱钩的风险。
　　虽然美国在科技方面对中国的态度非常不友好，但是这并不一定是坏事，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越大，越有可能倒逼中国实现一些关键的科技突破。
　　当然，有自主开发的决心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走向极端，不能什么东西都靠自力更生，甚至靠政府砸钱。我们过去不是没有砸过钱，比如芯片，实际效果不好，因为此类领域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家精神。
　　同时，企业家也只有时刻处在全球化生态链上才能紧跟时代，即使自主，也不意味着与外界断绝来往。
　　CDF：刚才很多内容涉及到对“全球化”的理解，现代国际贸易一个关键的逻辑基点在于认同“全球化”是有利于发展的。您觉得目前种种现象背后的“逆全球化”思潮是如何出现的？应该怎么应对？
　　刘胜军：“全球化”本身确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市场经济的原理来自于交换，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村庄内的交换，发展到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现在变成全世界范围内的交换。
　　交换的范围逐渐扩大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都有好处，但是传统的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贸易带来的政治冲击。
　　尽管 A 国和 B 国都能从贸易当中获得利益，B 国得到的好处在国内的分配却是严重不均衡的，美国就典型属于这一情况。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得到了巨大利益，但是制造业工人却备受冲击，且不能得到政府补偿，这样导致社会上形成了对立情绪，并由此产生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潮流。
　　此类问题的出现不能说明“贸易全球化”本身出错了，而是在于不能单纯从经济方面考虑“全球化”，同时还要兼顾政治现实以及人性的复杂性。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但是我并不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势会改变。
　　“全球化”的潮流依然在滚滚向前。现在全世界应该认真地坐下来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怎么样让所有的国家认同一个世界贸易规则。WTO 的规则在上一阶段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已被认为过时，大家需要一个类似于TPP的新游戏规则。
　　特朗普的思路比较奇特，他退出了 TPP，甚至威胁要退出 WTO，但是我认为这并不符合世界的潮流。大家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我想中方也一再表明诚意愿意坐下来谈论如何来修改 WTO 规则。
　　第二个层面就是每个国家内部的问题，特朗普的“崛起”实际上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因为有了美国两极分化的情绪对立，才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
　　目前，“全球化”遇到了这种“特朗普现象”，但是我们不认为大的趋势会改变，因为“全球化”符合经济原理和规律。
　　如果有某个国家因为认为“全球化”是有害而退出，那么它将成为一个输家。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所有的政治家都应该要看到这个现实。
　　CDF：无论是贸易战还是“逆全球化”，都与国内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您对美国和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有怎样的判断？
　　刘胜军：美国的形势从数据上来讲相当不错，比如失业率应该在 3% 多，这甚至好于 2008 年之前的情况。美国的经济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上依然保持领先地位。
　　但是，表面的“特朗普繁荣”之下存在非常大的隐患。比如像瑞·达利欧、萨默斯等人都在担心美国新一轮的经济衰退、甚至是金融风暴到来的时间点。
　　大家争论的焦点不至于风暴是否会来，而在于会不会在 2020 年大选之前就到来，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第一是美国此轮繁荣实际上是通过美联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实现。到了今天，美国的股市已经涨了十年，已经形成了新的泡沫。
　　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进退两难，如果不退出宽松政策，泡沫可能愈演愈烈，最终可能爆炸；如果要退出，可能给经济带来新的压力。
　　于是特朗普和美联储就陷入对峙。特朗普是一个“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人物，他认为只要能连任，不在乎降息多少，他恨不得降到零，这是由于他缺失理性和常识。
　　另外一个不确定性来自于中美贸易冲突，中美关税战给美国带来了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现在关税的主要成本实际上是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中国的企业可能也会有压力，但从数据上来讲，美国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这将打击美国消费者的信心。
　　第二个就是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对整个金融市场、经济、企业的投资决策等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第三，虽然特朗普在 2020 年前可能不敢有过大动作，但也不排除意外发生的可能性。整个美国金融市场已非常脆弱，如果再发生一些极端情况的话，可能会引发金融风暴。
　　总体上说，美国现在状态不错，但危险性非常大，随时有可能发生逆转。
　　CDF：中国的情况呢？
　　刘胜军：中国从增速上来讲，当然是比其他国家要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增长一定程度在依靠政府干预，比如大量的基建投资，甚至说靠房地产拉动等等，带来的结果也是金融风险的持续攀升。
　　中央在十九大上特别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希望能够走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这个过程可能想象的更漫长，更艰难。
　　我们现在不是没有进展，但是进展不如预期，特别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大改革进展得不够快，这也给整个经济转型带来了影响。
　　总体上，中国政府现在在 2020 年美国大选前把重点放在了博弈上，将通过各种手段维持经济和金融市场相对平稳，以避免受到美国所谓“极限施压”的冲击。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长期问题，长期问题仍要回归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真正落实当时改革措施，继续加大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
　　我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有保障的。这是我们当前需要努力争取的结果。
　　CDF：还有任何信息是我没有提到，但您希望表达的吗？
　　刘胜军：我想，在 2020 年大选前，中国并不需要慌张。最近，特朗普说中国又向他致电，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否认了。中方的态度表明中方目前的心态比较放松，根本不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
　　从谈判策略上考虑，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我们现在一定要有高度的压力感。
　　不能因为特朗普 2020 年之前的相对脆弱就可以开心高兴。因为未来就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特朗普连任了，反过来加倍报复我们在最近一两年对他的做法，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防范。
　　第二种可能是他不连任，民主党上台可能会联合欧盟等发达国家一起向中国施加压力，甚至采用类似 TPP 的手段孤立中国，我觉得那种做法可能对我们的压力会更大，甚至更加危险。
　　我觉得萨默斯最近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其实中国遇到特朗普是一种幸运，因为特朗普的打法无法持久，最终还是要认输。如果中国遇到了一个比较聪明的、能够团结发达国家孤立中国的总统，压力会更大。
　　所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是说，中国现在做交易的谈判策略没问题，但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些问题上面，因为它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根本挑战。
　　不管特朗普能否连任，我们现在都要坚定地推进，而且要加快步伐推进改革开放。
　　继续改革开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第一个好处是提高国内产业竞争的质量。例如，汽车产业多年的保护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从前保护民族工业的思想太原始了。
　　第二个得益就是消费者，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满足国家的消费驱动，这是符合我国目前经济希望的。
　　改革对国内民营企业和消费者都是重大利好，因为今天中国的市场规模如此巨大，不必担心开放某一行业会对中国整体产业带来打击，我们早已过了那个阶段。
　　中国不能在和特朗普对峙的过程中迷失方向，不要沉溺于短时间的战术得失，而是要看清长远的趋势格局，要坚定地做好自己的改革。
　　CDF：贸易战背景之下，您如何看点中国改革的风险？
　　刘胜军：过去十年的实践证明，政府干预对中国经济的效果越来越差了。现在不是简单靠稳增长就能够稳得住。
　　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还没有失控，但经济增速下滑，金融风险节节攀升，这些均表明了改革的迫切性。如果继续这样拖延下去、重大的改革不能够落实的话，风险会越来越大，中国经济会越来越难以把握。

　　采写 – 丝露
　　整理 – 子欣、涓涓、夏天

来源时间：2019/9/3   发布时间：2019/9/1

旧文章ID：19516

作者：  来源：李建秋的世界

　　想必大家一定注意到最近大火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奥巴马拍摄的，大火，知乎上讨论的沸沸扬扬，有的批判资本家，有的感叹全球化下面没有完卵，我在之前实际上屡次批判过自由资本主义，但是今天，突然想唱一唱反调。
　　中国人不是没有尝试过福利制度的，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全面国有化的，我的岳父之前的工厂就是：

　　你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公司的构成，国家股和工会股占了绝大部分。
　　这个厂子是生产工程机械的，岳父和岳母都是普通工人，但是生活的并不差，就是住房条件差了一些，是那种筒子楼，厂子自己有幼儿园，有学校，篮球场，厂子奇大无比，占了很多地。
　　和当年千千万万的国企一样，这个厂子进行了改制，两家私营公司拿了这个厂子的相当部分，我岳父很幸运，私企对于这个厂子的员工进行了兜底，而之所以兜底，不是因为私企良心发现，而是私企发现这个厂子的面积太大了，而且就在市中心。
　　人员是负资产，但是良好地段的土地是优良资产。
　　不出意外的，原本是工程机械厂的土地，变成了房地产项目。
　　中国工厂
　　2017年，纪录片《中国工厂》拍摄完毕，豆瓣评分8.6，比奥巴马那个《美国工厂》分数还高一些，但是对比这两个纪录片引发的舆论，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天差地别。
　　《中国工厂》分为三部曲，只说其中的一部

　　2015年是中国传统制造业最为艰难的一年，34岁的佛山丁普乐公司的老板向安奎忧心忡忡。
　　丁普乐公司主要做抽油烟机，燃气灶，电陶炉以及净水器，过去丁普乐公司一直向印度供货的，印度对于具体的制造工艺并不太讲究，只要价格便宜就行，但是像马来西亚，美国之类的国家，他们要求要严苛的多。
　　这意味着工艺流程的转变。
　　向安奎并不是大富大贵出身，相反，他出生于湖北五峰县，这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县，2000年的时候，向安奎刚满18岁，虽然成绩优秀，但是考虑到要上学的弟弟，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向安奎结束了学习生涯，跟着校友来到顺德。
　　向安奎的专业是外贸英语，而此时刚好是中国加入WTO，向安奎花了一个月时间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资800，此后又陆陆续续的换了几份工作，当时的中国急缺外贸人才，而向安奎的外贸英语正恰逢其时。
　　2003年，向安奎又换了一家进出口贸易的工作，工资2500，在当时2500已经算不错的收入了，但是在9月份，向安奎最终辞掉了工作，创办了自己的进口出口公司，凭借不错的英语和销售经验，向安奎的公司销售额超过了自己原先呆过的工厂。
　　2008年是向安奎最难熬的一年，原因很简单，请看汇率

　　出口结汇，1美元结汇8块多变成了1美元结汇6块多，任何人都知道外贸公司自己有多大的压力，汇率稍有变动，外贸公司损失惨重。
　　2010年，向安奎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开始对印度出口，2015年，中国经济转型，向安奎压力突然变大，行业每年20%到30%的淘汰率使得整个行业都处于一种极为动荡的时期。
　　什么是转型？就是脱层皮。
　　大客户的订单没来，小客户的订单被切掉，公司怎么活下去？
　　向安奎砍掉了十三年来积累的印度中小型企业的订单，转向高端市场。
　　向安奎的公司过去是做OEM的，也就是所谓的代加工，工厂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生产，客户本身不参与生产，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客户贴自己的品牌，推广营销都是客户去做。
　　技术，资本，市场都是客户在做，而工厂只负责生产部分。

　　向安奎去了马来西亚，考察了当地的燃气产品。
　　和印度市场不一样的是，马来西亚是需要认证的，没有认证的产品不得入内，印度不需要，向安奎决定配置给印度，印度认可，这笔交易就算成了。
　　认证需要的是什么？是品控。
　　如何提高品控？
　　需要抓生产环节，提高工艺水平。
　　向安奎使用了流程卡。
　　什么叫流程卡？
　　过去的丁普乐公司生产燃气器具的时候，是通过主管记工的方式来统计工人每天产量，而现在是需要通过流程卡来确定，它要求工人在每完成一道供需以后，必须进行质检筛选，最后出品的必须是合格的产品。
　　刚推出流程卡的时候，公司一塌糊涂，主管和统计对不上，主管和会计对不上，甚至于到底生产了多少，谁开的卡，都说不清楚。
　　而正在这时候，美国客户的一批退货来了，一个月以前，有个美国客户定了5000台电陶炉，工厂出货后，对方只收了5成，剩下的全部退回工厂。
　　向安奎召集了所有的主管

　　很显然，产品有瑕疵，高低不平，吞下一半的单子是有代价的。
　　主管认为这些都是小问题，仅仅是外观问题，下一批订单改进就可以了。
　　向安奎说：这批搞不定，还有下一批订单吗？
　　而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坯件问题

　　在纪录片里面，工人们一开始不愿意，到发生一定的口角冲突，到最后实现生产透明化，中间还被向安奎开除了一个生产主管—-这个主管是从开厂一直工作到现在的老员工。
　　向安奎对着镜头一直说，希望员工能和公司一起进步之类的话的时候，一方面我看见向安奎买了很漂亮的大房子，把父母接过来住，另外一方面想起知乎上经常被讨论的老板画大饼。
　　但是我并不想去拿什么资本家吸血成性之类的话，我又怎么能去责怪向安奎？从他当年的辍学，闯荡佛山，从一无所有变成了一个小老板，他没有有钱的爹妈， 也没有有权的舅舅。
　　中国有成千上万像丁普乐这种小公司，他们没办法搞一番大事业，开发个人工智能，或者搞什么大数据，从客户是印度人，到客户是马来西亚人，美国人，本身就是一种工艺流程和管理的进步。
　　什么叫产业升级？阿里巴巴搞大数据那叫产业升级，丁普乐卖到印度的货变成卖到马来西亚和美国，也叫产业升级。
　　是的，工序卡这种东西，约束了当时较为轻松的生产部门，让工人们加重了检查的负担，但是随着客户的提升，净利润也会提升，丁普乐最后不缺订单了，只需要稳定生产流程。
　　可是五金车间里面，一直跟着向安奎打拼的生产主任周兵，在工厂第一天开业就在里面了，是元老级别的员工，就因为没有顺利推行工序卡而被开除了，周兵又何辜？
　　向安奎的侄子就在工厂工作，想升职一直提不上去，连走的时候要求提前结工资，也被向安奎否决，要求走流程。
　　向安奎说，2013年2014年，他的房子，车子全部抵押给银行，因为缺钱，并且还要借高利贷发工资，去周转。
　　《中国工厂》第一部：再见老板，记录的是一个做内衣的工厂的做人事工作的副总的故事，副总整整13年没回家，父母死的时候不在身边
　　第二部《换帅》，讲的是职业经理人。
　　《中国工厂》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轻松的。从最普通的员工，到中层干部，到高管，到老板。
　　工人最后拿到了六千七的工资。我相信开拓马来西亚和美国市场的利润，大部分都被向安奎拿走。
　　买大房子让爹妈进来住的向安奎，是值得被谴责的对象么？
　　两难
　　我认为特朗普想要保住制造业是毫无意义的。
　　福耀玻璃要到美国开厂，除了美国人工便宜以外，当年为了挽救美国汽车，美国政府出了一大笔钱，和企业达成协定，规定了通用的国产零配件要达到一定比例才可以，这是福耀玻璃去美国的一大原因。
　　制造业岗位会不会回流到美国，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如果自动化能够加快，正如同《美国工厂》片尾所说的，使用自动化来替代工人，那么美国制造的真正目的：振兴铁锈州的就业就变得毫无意义。全面普及自动化的结果是不管美国政府是否出台激励措施，美国制造业都会回流。
　　但是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人干“脏活”的，自动化的机器不能包打天下，美国人能买，中国也能买，其他国家也能买。
　　我不但不看好富士康跑到美国，我不看好10年内富士康能继续留在中国。
　　我甚至不好看未来中国还能保持今天强大的产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趁现在便宜，哪怕负债也要上基础建设的原因。
　　纪录片里面的一个工人说：
　　“我女儿给人做美甲，一年能赚4万美元，而我（做工人）一年只能赚两万四千美元。”
　　那你为什么不去开个美甲沙龙呢？且不说美国了，即便是中国，服务业的工资也越来越比制造业高了，
　　资本和劳工是扯不完的话题，知乎上不停的有人讽刺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可是当年中国真的实行过工厂福利政策的，国有企业，大锅饭，从福利到退休，企业员工可以分到房子，子女可以就在企业的学校上学，子女毕业甚至可以继续留在企业工作，企业包办一切，最后的结果是生产力上不来，亏损非常严重，三角债泛滥，最后国有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我亲眼见证那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是如何一家一家的破产的。
　　这都是当年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而且距离现在没多少年，中国不是美国，美国没试验过，中国是试验过的。
　　你想要资本主义，你就会得到资本主义的全部。
　　你不能想要资本主义的这个，拒绝资本主义的那个，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关心美国工人，我关心中国工人，我希望中国工人有一天能够摆脱如此低端的工作。
　　在一个狗吃狗的世界，又能怎么办呢？

来源时间：2019/9/3   发布时间：2019/8/28

旧文章ID：19514

作者：连清川  来源：大家

　　《美国工厂》是今年截至目前最牛逼的纪录片，没有之一。不是因为它讲的是中国，而是因为它既深入到了制造业的细微之处，又触达到了整个世界新经济的宏大命题。

　　这是奥巴马在作为总统时未曾实现的美国梦的一个延续，难怪这是他的制作公司拍出来的第一部片子：把当政客时没有讲完的话，讲全乎了。
　　如果你没有看到其中的诸多细节，你根本无法了解这部片子的内在意涵。
　　一般来说，理解《美国工厂》有三个角度：
　　1，美国劳工真特么懒，这是最无聊也最低层次的理解；
　　2，在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挤迫下，美国制造业难以为继，这是比较高明的见解；
　　3，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难以化解。这就是字面意义，没太多想法。
　　我认为奥巴马要讲的也是三件事：
　　1，美国制造业已经死透透了，拯救它是特朗普的幻想，这也是奥巴马在当总统时候想要扭转的一件事；
　　2，中国式发展道路，它的美国劳工政策，是符合整个全球化的发展思路的，螳臂当车者死。美国人的经济发展思路没有进化；
　　3，无论是劳工的美国道路还是中国道路，最终都是死翘翘的，只有奥巴马道路，才是实现美国梦，乃至全世界劳工梦的唯一出路（sigh，我觉得他说的对耶）。
　　下面一一通过具体细节来说。
　　1. 美国制造业为什么死翘翘了
　　大家应该不会记得在整个片子中，单一场景时间最长的两段戏了：一段是美国中层管理到福清的福耀总部参观；另一段是一群美国工人在讨论如何杯葛福耀。
　　第一段我们晚点再说。先说第二段。
　　纪录片差不多把俄亥俄州众议院议员史崔宏的演讲都拍下来了。他反正blabla说了一大段，美国的劳工传统是塑造了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伟大传统，所以UWA（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干预，在福耀成立公会，是保障大家利益的终极武器。
　　像奥巴马这样的政坛老油条一定会笑出声来。这种“傻缺”议员就是在给自己找不痛快。民意难测，如果真的成立公会，福耀撤出，愤怒的失业公众会立马把史崔宏给撕碎。所以聪明的政客一定是在产业和公众之间寻找平衡。奥巴马年轻时在芝加哥基层当过长久的社工，非常清楚这一套游戏。
　　但“傻缺”的不是他一个，在福耀代顿项目竣工仪式上，俄亥俄州参议员薛罗德·布朗也不合时宜地提出了工人要成立公会的正当性，当时在台下的曹德旺脸上立马就挂不住了。
　　还有一些细节。
　　安全检察员在工厂里跑来跑去，测量各个地方的温度，然后问一个工人：你在里面呆了多长时间？十分钟？是一次十分钟还是一天十分钟？一次十分钟，这不行……

　　一位叉车操作员说：他们让我用叉车抬起两倍重量的东西。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干你们干，我不干，那个叉车根本不够坚实到如此地步。

　　一位老大妈说：这个工作本来是两个人的活，现在就让我一个人干，他们其实就是要找我工作效率的毛病，要把我裁掉。
　　一个中层管理在福清的总部看到一群老人家带着没有防护作用的手套在拣玻璃，“卧槽，这特么是疯了吧”。

　　从中国去的工人小王喃喃自语说：他们没那么舒服啊。在这里干完，他们还要去打第二份工。
　　这说明什么？不像很多中国观众所说的那样，美国劳工不够勤劳勇敢。打两份工，对他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不好好在福耀里干活？因为按照福耀总部的文化，加班未必有加班费。即便有加班费，也未必赶得上第二职业能够给他们带来的薪资那么丰厚。
　　大家都要养家糊口，辛勤劳作没问题，可是凭什么加班，却得不到更高的报酬呢？
　　他们叽叽歪歪那么多的事情，温度也好，叉车也好，防护手套也好，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劳动必须是安全的，任何有损身体健康的劳动都是耍流氓。
　　为什么哭着喊着要工会？美国几十年来的劳工抗争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劳工组织的有效性：个体劳工在资本家的面前只能受到碾压，所以必须捆绑在一起，有一个代表他们的组织来谈判，才是最基本的保障。
　　为什么政客要那么热衷到福耀来搞劳工运动：因为选票啊。2200名工人，再加上几万相关的亲属、朋友，那就是几万的选票啊。俄亥俄州人口才多少？1000多万。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这一切都是正当的话，福耀美国工厂为什么在最后的投票中大比例获胜了？

　　一个老员工说：我在福特15年，一次工伤都没有。可是在福耀才几个月，我就已经工伤了。可是福特关闭了，记得吗？
　　一个女员工说，她因为积极参与建立工会，介绍电视采访，参加工会会议，所以被裁掉了。她感觉天都塌了。可是就在不久前，她才因为在福耀工作，重新搬回她失去的公寓，获得了独立。她忘了吗？
　　工会建立的失败没有别的原因，因为所有的人都害怕再次失业。比起在工作中受到损伤的风险来说，一年、甚至四年没有工作，无法承担家庭的责任，无法获得经济独立，是一件更加恐怖的事情。
　　美国制造业死翘翘的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它的政治和福利政策。

　　由政客、劳工组织、反劳工组织、安全保护、环境政策等一系列的政策所构成的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已经是制造业的成本极其高昂。
　　工人的权利意识、安全意识、生产流程意识、分工意识、民主意识、工会意识、平等意识，这都是制造业的隐性成本。在开工之初，一个美国工人拉着曹德旺的手说，下次到我家来吃barbecue。主席的手也是你随便拉的啊？哪个中国工人这么不开眼，明天就领盒饭了。
　　福利政策更是如此，劳动保护、医疗政策、休假制度、加班薪资……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所需要投入的金钱，而是劳动效率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福清工厂的一个哥们说：一个月八天休假，这也太过分了。呃……

　　制造业需要什么？低成本的劳工薪资，整齐划一的管理模式，随叫随到的奉献意识，军事化的作息制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不眠不休的工作作风……
　　利润是有天花板的，所以只有成本的无限降低，才是制造业的王道。在中国福清的福耀总部，看到的，才是制造业本来应有的面貌。
　　美国人为什么那么懒？不是懒，而是近百年来的劳工斗争历史，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劳动制度。低技能的劳动机会，在全球化时代，已经不适合美国这么高昂的劳工制度成本了。这就是美国企业为什么要把劳工、服务等等这些低附加值工作全部都离岸操作的原因啊，你以为他们傻啊。
　　特朗普坏就坏在这里，作为一个资本家，他其实早就知道美国制造业必死无疑的了。但是他看到了大量制造业劳工失业的愤怒和不满，于是他利用了这种情绪。
　　《美国工厂》就是奥巴马给美国制造业开的死亡诊断书：狗带（go die）吧。
　　2. 福耀美国工厂为什么最终还是赢利了？
　　因为中国发展模式啊。
　　中国工人小王在片子里经常抽烟。在宿舍里他说，这是我一天里最享受的一刻了。
　　在片子的最后阶段，他抽着烟看着窗外，这个世界再美好不过了。
　　这是中国人的幸福：日子蒸蒸向上，付出的劳动得到了报偿。他怎么能不心满意足，心怀感激？他为什么要抱怨手上被烫伤的痕迹？他为什么要抱怨无休无止的加班？他为什么要抱怨妻儿分离的那么一段短暂岁月？
　　他人生中所有的一切，都在福耀的工作中，通过他的努力，一一得到了实现。这难道不是奋斗的幸福终点吗？脱离农村的困苦，建立美满的家庭，收获个人的成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在片子中从中国来的工人，以及在福耀总部中工作的工人，几乎没有抱怨。我倾向于相信这是大部分的实情。曹德旺是一个素有名声的企业家，慈善事业也做得很大，片子里看到的他笃信佛教。在这样的企业家的工厂中工作的人，怎会受到残忍的虐待？
　　改革开放之初草创时期的劳工艰难处境，在经过四十年筚路蓝缕的艰辛岁月之后，已然鲜有见闻了。富士康出现的成面积的跳楼事件，并不是因为富士康有意虐待他们，而是单一枯燥单调的工作摧毁了他们的心理健康——这是制造业必然承受之痛。
　　说回在单一场景上最为漫长的一段细节：美国中层来到中国参观。震撼了他们的两个场景：下班之后的军事化的下班操；尾牙。

　　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里偏向于军事化管理？早期的海尔，中期的海底捞，和现在的福耀。
　　因为制造业是高度协同的、流水线的生产工艺。前一个流程的延宕与失败，就会造成下一个流程的延宕与失败。只有高度军事化，统一性的管理模式，才能够使所有的环节能够纤毫无差地交到下一道流程中。当所有的这一切都无缝对接的时候，才能够形成流水线上的行云流水，才能使效率得到最大化。
　　世界上还有什么组织，能够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只有军队。
　　军事化管理的原因并不是张瑞敏、曹德旺、董明珠这些人有着帝王幻梦，而是因为这是提升制造业最高效率的最效率方法。
　　尾牙的状况是非常瘆人的。当一群美女把后现代的技术语汇，用最传统的山东快板，且歌且唱地咏颂出来的时候，人的自由意志已然完全消失在统一性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她们恐怕谁都无法理解其中的几乎任何一个词语，但是她们却如此娴熟地把这一切以前现代的歌舞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多么魔幻现实主义。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仗的美国人匆匆跑了出去，他抽泣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喜悦的眼泪，为你们而流。
　　为什么？喜悦个啥？每一个参加过中国式尾牙的人都充分且必要地理解其中的虚伪矫饰与无聊。
　　美国人被感动的原因是：在一个玻璃生产这么无趣的行业中，所有的工人、管理层和老板们，居然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吃了一个年夜饭，多么像一家人！而且他们如此充满激情地热爱着自己的工作！而且他们那么年轻，朝阳，未来都在他们的手上！
　　在美国的工厂里，除了私人关系，怎么可能有如此融洽的人际关系，怎么可能有如此昂扬向上的精神，怎么可能有如此充沛的希望与未来。

　　每个中国工厂都要对员工进行brainwash。制造业里容不得个性，也容不得异类，也容不得讨价还价。只有当所有的人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的时候，制造业才有可能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获得利润。
　　陈近南说：外面那些人都是笨蛋，要用宗教来迷惑他们。幸福生活就是他们的宗教。在福清总部里的女工，一天上12个小时班，见不到两个孩子，一年回去一两次，都只为了未来的幸福生活，和孩子们的前途。

　　这是中国人颠扑不破的宗教。这也是福耀的宗教。这是所有中国制造业的宗教。
　　福耀美国工厂为什么还是赢利了？因为福耀破除了美国近百年的劳工制度，把一个美国工厂建设成为几乎是中国工厂。
　　美国工厂的胜利不仅仅是福耀的胜利，而且是中国式制造业的胜利。低成本、高效率，严管控，少福利。
　　全世界赢利的制造业，都必须是这个模式。越南、孟加拉、菲律宾、加勒比，不能采用低成本高效率的制造业，都是死路一条。
　　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是符合产业规律，符合市场规律，符合全球化规律的。那些天真而感伤的liberalist和福利主义者，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制造业，要么如此，要么死。
　　这是奥巴马给制造业开的一剂药方：中国模式。
　　3. 制造业的未来是什么？
　　曹德旺到美国去之前，是做过详细的功课，算过详细的账的。
　　昨天三联周刊里曹德旺的自述里有详细的算账过程，抄录如下：
　　首先，中国有增值税，美国没有。其次，虽然美国的人工成本很高，占营业成本的40%，中国这一项仅占20%，但是中国企业缴纳的保险比例很高，美国是按照应付工资的11%缴，占营业成本的4.4%，我们的“五险一金”按照应付工资的40%缴，占营业成本的8%。虽然我们的工资比它便宜一半，但这样算下来，我们比美国又贵了接近4%，再加上汽车玻璃的增值税，这就在12%左右。第三，美国能源价格比中国低，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1/5，电只有中国40%的价格，汽油价格只有中国的一半，运输成本和物流成本都比较低。那些基础材料，价格又便宜4%～5%，总体算下来便宜16%～17%。如果我把玻璃从国内运到美国去，运费使成本还要再增加15%～20%。
　　但是曹德旺千算万算，却没有也无法计算制度成本。这些制度成本，在各级官员向GDP看齐的中国，基本上都会被消弭于无形。
　　在片子中，工会主席何世猛是曹德旺的妹夫，所有的工人都是工会成员。工会是全力支持企业工作的福利部门，而不是与企业家作对的权力机构。这很符合中国的国情。
　　曹德旺其实隐约地有些后悔到美国投资。他在和刘道川的一次会议中这么说道：哎呀谁叫我们到这边投资，投资完它就是费心。刘道川尴尬地笑了。
　　在最初的10个月中，美国工厂损失了4000万美元。这当然不包括给反劳工组织LOI所支付的100万美元。
　　我相信曹德旺当然也并不是心疼这100万。事实上，从投资的初期开始，这些文化的磕碰就已经在发生了。在考察施工工地的时候，曹德旺就发现开的门的方向不对，修改一道门，3.5万美元。
　　接下来考察应该是前台的位置，曹德旺说，天花板做低了，台子做高了。但负责施工的美国公司说，这是法律要求的。曹德旺还是要改，对方就很为难。
　　曹德旺讪讪地说：你们以后就不要急着施工，做完了又得改，还要花钱。
　　这恐怕超出了美国设计（或施工?）公司的理解范围了。那门不是挺好的吗？那台子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要求做的，能有啥问题？
　　风水啊，兄弟。你理解不了。
　　连一道门的方向，一个台子的高低，美国人都理解不了，如何能要求他们能够理解曹德旺的经营哲学？同样地，连一道门、一个台子的法律，曹德旺都理解不了，你如何能要求他理解美国的制度哲学，工会哲学？
　　所以，这个碰撞是与生俱来的。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说法，这些都是交易成本。
　　所以，当最初大家带着美好的意愿出发时，曹德旺说，我们要办成一个美国的工厂；而俄亥俄州给了福耀数千万美元的各种补助之后，大家终于还是活成了对方讨厌的样子。
　　美国员工最初是心存感激的。有因此而重获了财政独立的，有终于能够养家糊口的，有难离故土而心存感念的，到最后都变成了民族和文化的冲突。
　　一位女员工说，他们来到这里，却不想遵守这里的法律。我不想来上班，就像进了中国一样。一位男员工在食堂里暴躁地说：这里是美国，为什么天天给我看中国的小孩（的视频）？
　　这就是制造业的终极两难。为了节省成本，你得把工厂开到当地去，并且雇佣当地的员工，适应当地的文化。但是最终的问题在于，制造业是一个需要高度的文化一统性的产业，它要求的是整齐划一，要求的是苦干实干。
　　曹德旺最后一次在片子中出现，是一个管理人员带着他看各个岗位，机器已经在替代人的工作了。他说，这里我要裁掉4个人，那里几个人最终也都不在了。

　　机械化、AI化、机器人化，这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瞬间的事情。在美国建厂才三年之后，福耀的美国工厂已经开始准备大规模地使用机器替代人工了。
　　那么，这些被机器替代掉的人去哪里？
　　没有答案。
　　但这个答案奥巴马在当总统的时候就已经给过了。
　　他认为制造业早就已经是一种落后产业了，在美国这样的土地上是必然不能长久的。所以，他在倡导新能源、新经济的时候，已经在倡导新劳工。也就是，把全美的劳工全部返场去进行升级培训，成为能够操控电脑、指挥机器人的新劳工。
　　智慧劳工，是奥巴马解决美国铁锈地带下岗再就业的武器。
　　如果这个试验可以成功，不仅仅是在铁锈区，事实上，美国可以从此摆脱制造业的困境：用少量的智慧劳工，就能够既使制造业保留在美国，又可以使美国的劳工摆脱低收入、低保障的困境。
　　奥巴马要解决的，是美国的百年大计。他比克林顿戈尔的那一代新自由主义政客更加进了一步，不仅全球化，而且公正，更像民主党。他要整体解决美国传统经济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以新能源解决美国能源依赖问题，以新经济解决美国长治久安的核心竞争力，而以智慧劳工，解决劳动外包所产生的劳工就业严重不足问题。
　　这就是奥巴马的美国梦。

　　可惜美国人是短视的。在2008年两房泡沫产生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急需解决的就是当下的经济困境和就业率不足问题。他们等不到奥巴马的长治久安，他们要的，就在现在。
　　特朗普乘虚而入。他所利用的，恰恰是《美国工厂》里被下岗的那批人幻灭与焦急的情绪，要通过最原始的手段，强行把制造业以原来的方式留在美国。
　　然而福耀的经历却给美国人上了深刻的一课。事实上，美国制造业的实际成本和制度成本，早就拖垮了类似于福特这样的传统产业。新经济所摧毁的，不但是类似于福特这样的旧产业的生命力，而且摧毁了包括UWA、工会这样的旧制度。
　　福耀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给美国人上了致命的一课。这才是《美国工厂》的微言大义。
　　在全球化的生产体系格局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固步自封地以旧产业、旧制度来维持原有的富庶和威严，都已然是痴人说梦。
　　所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总统，历史终将证明他的价值。但是他太超前了，他太decent了，以至于美国的现在，还配不上他。
　　事实上，奥巴马所描绘的机械化工厂，难道仅仅对美国有意义吗？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用工荒是什么？在中国已经如火如荼的AI是什么？低端加工产业流向越南、柬埔寨是什么？
　　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有升级需求。曹德旺已经在美国开始做机械化生产了，他在中国难道不会做？那么，我们这个比美国更加庞大得多的劳工市场，将走向何处？
　　当更多的国家走向机械化工厂的时候，曹德旺们的利益计算，将会是什么？资本、人才、资源，将会如何流动？
　　这是科技发达带给我们的想象力，未来都尚在不可知之数。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岂知这不是一个乌托邦，巴别塔？世界上有70亿人，愿意为了三餐一宿而贡献自己的劳动和时间的，还有大把人在。
　　特朗普的成功并不是没有必然性的。在眼光远大的奥巴马和鼠目寸光的特朗普之间，他们仍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特朗普。世界从来都不是由英雄豪杰所构成的，世界总在伟大和猥琐之间交叉螺旋前行。
　　奥巴马未完的美国梦，和特朗普虚假的美国梦之间纠缠着，而横亘在中间的现实，就是曹德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尘土与艰辛。
　　他在片子里发出了一个天问：其实我自己弄不清楚，到底是有功之人呢，还是有罪之人？

　　这个天问在这样的片子显得格外突兀。数万员工在他荫蔽之下，有饭吃，有工做，自然是善莫大焉；但是制造业是如此消耗人的时间和精神，以至于人都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这不是摧残人性吗？
　　是那些细微的管理、斗争与前行，还是那些弘大的规划、梦想与慈悲，才是这个世界最终所需要的呢？

　　原标题：《〈美国工厂〉里的细微与弘大：奥巴马未完的美国梦》

来源时间：2019/9/3   发布时间：2019/8/28

旧文章ID：19494

作者：  来源：中评社

　　美中关系正在从过去40年的且斗且合走向全面竞争，甚至有走向对抗冲突的趋势。
　　在此危险关头，中评社记者最近独家专访了美中关系的“过来人”、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这位权威的“中国通”对于美中关系的走势深表忧虑，呼吁两国领导人从自身和世界利益出发，寻求两国关系更加平衡、健全和具有建设性的基础。

芮效俭接受中评社独家专访谈美中关系 中评社记者 余东晖摄

　　今年84岁的芮效俭生于南京，在中国成长到14岁，经历过日本侵华、国共内战，对中国人民饱受屈辱的历史和追求和平安宁生活的愿望感同身受。
　　上世纪70年代，芮效俭作为美国外交官，亲身参与了美中建交的谈判过程，深知美中当时战略携手应对苏联的必要性与处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
　　1991年到1995年，芮效俭在1989年美中关系发生转折以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后来又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亲手处理过“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等事件。彼时正值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经济开始腾飞。
　　见证共产党执政前后中国从战乱走向和平的芮效俭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强。
　　2001年从40年外交生涯退休后，芮效俭活跃于美国外交学界，创立了华府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是美国外交学界公认的权威“中国通”，也被广泛认为是“知华亲华”的代表学者之一。
　　现在芮效俭退居二线，担任威尔逊中心杰出研究员，抛头露面的机会比以前少了。他告诉中评社记者，近期因为健康原因，不适合长途旅行，今年去中国也比以前少了，但是对于美中关系和中国的情况，芮效俭依然密切关注。
　　芮效俭最近在其威尔逊中心的办公室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一个半小时的独家专访。我们的话题从美国政策圈抛弃对华接触政策开始，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圈现在逐渐形成共识：对华接触政策已告失败，转向对华强硬竞争的策略。
　　对此，芮效俭的判断依然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成功的，但需要再思考。”
　　芮效俭指出，随着中国快速成长，自信心增强，中国对于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发生转变，这使得美国开始感到担心。
　　过去十年，将中国视为新兴的威胁对美国的政策圈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美国愈益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芮效俭对美中关系目前的走势深表担忧 中评社记者 余东晖摄

　　从美国来看，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既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军事经验的总统，共和党内有经验的人又被排除在外。特朗普政府高官多以零和来看待国际关系，多以竞争性来看待美中关系。
　　对于中国人担心美国遏制中国，芮效俭承认并非没有依据，因为美国政策圈许多人确实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的威胁。
　　但他认为，目前美国并没有遏制策略，而是遏制态度。
　　他指出，蓬佩奥的做法将会是一个失败的策略；没有经济学概念的特朗普也以“巫毒经济学”来处理美中经贸关系，匪夷所思；美国贸易代表公开谈论与中国“脱钩”，这是不可接受的。
　　谈到未来美中两个大国如何避免“新冷战”甚至“热战”，芮效俭希望，美中两国领导人应当理解，东亚不可能由单一的主导力量所控制。
　　美国不可能成功遏制中国；中国不能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中美需要与亚洲其它国家合作，看能否就正确的架构达成共识；双方在太平洋需要军力平衡，但不能陷入军备竞赛。
　　在具体问题上，芮效俭强调，尤其需要处理好目前已非常危险的台湾问题。
　　他对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不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深感困扰，同时也希望北京对解决台湾问题保持耐心。
　　专访结束后不久，由5位美国知名学者发起，得到一百多位专家学者联署的致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在美国外交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芮效俭就是5位发起人之一。
　　中评社记者通过电子邮件补充追问他发起这封公开信的初衷。
　　芮效俭回复：主要目的是为今后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提供一个更加平衡的基础。他说，美国对华政策讨论过于关注中国作为危险的战略对手，而忽视或淡化两国的共同利益。
　　美中寻求一个稳定、繁荣、能够和平共处的印太地区是合情合理的。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为考虑双边关系的未来提供更健全和更具建设性的基础。

　　以下是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芮效俭的十大问题的概要

　　1，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40年，您相信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答：这是一个人们正在思考的大问题。我的判断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成功的，但需要再思考。
　　说它成功是因为中国从一个贫困、后进国家崛起成为更现代化的国家，快速城镇化，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这是一个重要的积极成就。在此过程中，美中关系时有紧张，但总能得到克服，可以管控，因为维持建设性的关系符合两国利益。
　　然而处理美中关系的过程并不轻松。
　　刚开始两国关系是基于对苏联威胁共同的战略担忧，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宽松和丰富多彩，这被外部世界正面看待。
　　其间美中关系遭遇过1989年后的挫折，这又与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在时间上重合。这使得原先美国开展对华双边关系的基础不复存在。
　　老布什总统重视对华关系，将中国当做重要国家来对待。到了克林顿时期，一度缺乏处理对华关系的指针，这使得美国一度将人权和贸易两个事关美国利益的问题置于相反的位置，即将对华人权状况审议与对华最惠国待遇挂钩。直到克林顿第二任，美方意识到中国快速经济发展，正重建中国在世界上重要国家地位。
　　尽管其间发生过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但美国将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国家，成为美国开展对华关系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延续到小布什政府。小布什总统延续了其家族与中国关系的传统，想与中国建立稳定相处的关系。这反映在他对台湾民主转型中“台独”倾向的公开警告，在维持坚定的一个中国政策方面，与北京采取了合作的立场。然后是马英九在台湾执政，两岸关系大幅度改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被视为重大的威胁，而是被看作崛起的重要国家，希望中国在国际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采取了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手法，使得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并接受国际经贸体制的约束。
　　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令人们对以前一向倍受尊崇的西方金融管理的信心丧失，而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快速复苏与成长，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欧美则被视为逐渐衰落的强权。
　　这体现在中国对于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看法的转变。中国成为世界上领导国家的愿景被提出，包括解放军要成为世界级的军队；中国要在新兴的技术领域领先。这使得美国开始感到担心。过去十年，将中国视为新兴的威胁对美国的政策圈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在外交上，当东盟意欲在区域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时，中国开始提出自己的主张，上海合作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推出，中方没能向世界很清楚地阐释自己的战略意图。
　　与此同时，中国军力快速增长，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军力增长与其大国地位提升相联系，而不仅限于防御。
　　在美国看来，中国并没有世界级的义务，为何要世界级的军队？他们担心中国不仅有在东亚驱除美国、寻求霸权的雄心，也有在世界上取代美国的目标。加上美中经济体制上的不相容性，美国愈益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
　　在此过程中，外界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表态没有给予密切关注，比如中国领导人申明中国支持国际体系，并不想推翻之，只不过想让自己更好适应变化的世界，因而需要一些补充性的机制。
　　这并非一种革命性的手法，但华盛顿的决策者对此并未关注。中国自己对于如何摆脱“安全困境”的阐释也不够，亦即如果中国追求更大的安全，周边国家的恐惧感会增加，中国如何不让周边国家担心，也有许多事情要做。
　　2， 您更多的是说到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与担忧，但从美方看，有什么驱动因素呢？
　　答：美国政治程序产生了美国历史上首位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军事经验的总统，共和党内最有经验的人物因为反对特朗普参选而被排除于特朗普政府之外。特朗普政府的高官是美国现代史上最没有经验的，美国政府更替的“旋转门”制度在特朗普这里失灵了。
　　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多以竞争性来看待美中关系而轻视合作的一面。这与房地产商人出身的总统重视双边谈判，而不喜欢多边机制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一个以零和看待国际关系，不考虑后果的政府，采取重大行动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特朗普政府倾向于使用双边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施加解决方案，造成国际形势的不安。
　　因而目前我们处于一种状况，即美国政策圈广泛存在的假设是，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没有变得更开放，没有变得更像其它西方的现代国家。
　　美国人有种感觉，中国不按规则行事，利用了前朝政府对中国不够强硬的政策。 美国商界也愈益对其在中国受到的待遇不满意，以前强劲支持美中关系的商界现在趋于冷淡。这反映在贸易战中，他们尽管也不喜欢使用关税作为施压中国的手段，但他们也主张要对中国更强硬，这使得美中关系更难管控。
　　另外，在美国政策圈也存在另一个假想，即美中关系是一种战略对手的关系，将两国关系看成是你赢我输的零和关系。比如特朗普总统就将对华贸易美方的逆差看作是美国的损失。这在经济学上当然是无知的，但他就是那么想的。
　　现在我们处于损害两国利益的错误道路上。我继续相信美中关系会有自我纠正的一面。我希望中国少谈其雄心，而多谈能为东亚稳定和繁荣做贡献；“中国制造2025”如何给亚洲其他国家带来好处；军事发展要考虑避免陷入亚洲的“安全困境”。
　　在台湾问题上，目前确实存在危险的趋势。华盛顿的政府口头上说一个中国政策，但实际却不理解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更危险的是，美国国会对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理解更为零。与此同时，北京在无法改变台湾人总体上不支持统一的态度时，也要思考如何显示对于统一步骤的耐心。
　　比较好的道路在于，美国停止假装其对华接触和平衡战略是为了改变中国内部的性质，而不是为了推进美国的利益。
　　推进美国利益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因素。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某个内部政府文件说，如果我们这么做，会使中国变成更自由化的政治系统。虽然依赖市场、保持开放，客观上会促使政治、社会和经济更加自由化，但那不是政策的目标，那取决于中国自己怎么走。
　　现在的问题在于，西方现代国家在处理政治系统方面都出现困难，没能为其体系的优越性设立榜样。但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政府治理系统包含权力的制衡机制，这也应是中国治理机制的目标。
　　3，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中美关系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与美国害怕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尤其是现在，许多中国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就是要公开遏制中国，一些高官已经公开讨论如何防止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华为的案子更打破许多中国人原先对于美国的幻想。您怎么看待这种看法？
　　答：某种程度说，中国人的担忧是有依据的。因为很明显，美国政策圈许多人确实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的威胁，对“中国制造2025”的反应非常负面；美国贸易代表谈论美中经济脱钩，如何再造全球供应链。
　　在我看来，这是匪夷所思的。这是一种“巫毒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也就是这是一种基于巫术，而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竞争、比较优势、全球化的经济学。美国人突然间开始担心在制造业领域的衰落，但其实这个进程从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了。
　　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比较优势，19世纪，产业在一个国家内部转移，全球化令产业在全世界范围转移。产业转移令消费者受益，但产业工人受损。美国社会并没有想出办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相比之下，东亚国家调整的比较好。不管怎样，美国不必为此过于担心，现在美国的就业状况是70年最好的之一。我们却在抱怨全球化让我们失去工作，我们的经济学家也不善于解释其实情况并不坏。
　　4，我知道美国“铁锈地带”民众担心全球化让他们越来越穷，我的问题是，在决策圈里，是否有遏制中国，不能让中国在高科技方面超过美国的思维？比如蓬佩奥就四处劝别的国家不要与华为做生意，否则美国就不跟他们来往，这不是一种零和思维吗？
　　答：是有这种心态，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战略上的理解。我觉得美国并没有遏制策略，而是一种遏制态度。你会发现，美国不能采取遏制政策和遏制战略，因为没有人支持它，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各国不希望遏制中国，因为东亚国家的经济繁荣依赖于与中国的合作。
　　蓬佩奥的那种做法会输的，那是一个失败的策略。
　　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的某些行为损害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不妥善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会损害我们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应当有更好的办法。这并不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所说的“巫毒经济学”。
　　美国政府是有不明白这一点的人，特朗普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完全没有经济学的概念。他胡说八道，比如他说他施加的关税是由中国支付，其实是美国人自己支付。
　　5，从这方面看，您是否觉得，美国在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中逼迫中国做的一些事情是真为中国好，或者真的有助于中国？
　　答：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不连贯。我不认为应该由美国来告诉中国如何处理国内事务，告诉中国必须重写法律等事情。我们可以提出的原则是，中国需要做的基本上是它自己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方案中表达的东西。我认为中国过份重视国有企业有损自己。
　　如果中国想要继续增长，就需要关注生产率。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增长引擎是民营部门，而不是国有企业。
　　国家的繁荣不依赖于国有企业。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向外国竞争开放中国市场。当外国竞争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商业利益时，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中国兴起，使得外国投资者在国内的商业环境更加困难。
　　这是为了保护中国公司免受外国投资者的竞争。
　　第二，意识形态色彩加强的影响。中国国内有人认为中国向市场过渡得太快，失去了社会主义特征，从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改革方向持抵制态度。
　　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来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就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试图单纯依靠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控制型经济，从长远来看，会给中国带来巨大问题，无法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因为补贴企业被视为不公平的竞争对手。这将意味着中国在利用全球化的能力方面将面临巨大问题。
　　6，我也从包道格等其他专家那里听到类似观点。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美国干嘛这么担心呢？特朗普政府似乎正致力于与中国脱钩，他们是否担心的是，中国沿目前的道路走下去，只会越来越强大？
　　答：我没有看到任何研究表明，将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打破全球供应链，使中国在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更小等，对美国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我所看到的是，我们的贸易代表是一位强有力的官僚，他没有在国会举行任何听证会便表示，他的目标是将美中经济脱钩。我认为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国会不应该容忍这种情况。国会负责我们的贸易政策，而不是政府。它们赋予总统关税权力，使总统能够谈判多边贸易协定。总统却用它来惩罚中国，这是对权力对滥用。国会却无所作为。这也是美国的政治危机–国会无法正常运转。
　　7，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两国在考虑务实合作的同时，把两国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的差异放在一边。但现在我们看到意识形态之争又回来了。甚至有人在谈论文明的冲突。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吗？
　　答：是的，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因为它大错特错。我没有看到美国与日本、韩国或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冲突。我们没有看到与快速发展的印度之间的文明冲突，为何只有与中国才有文明冲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的中国？中国是否试图出口其模式？没有。中国领导人是欢迎别国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但这不等于输出中国体系。中国模式对其它国家并不起作用，就像新加坡模式不能出口一样。中国定义自己的方式也助长了对真实情况的误解，有些人认为中国试图输出国家资本主义。
　　8，美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没那么自信，有些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访问学者的签证也被拒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交流对双方都是好事，但两国现在都存在一些偏执多疑的现象。我们正经历一个没能很好理解我们面临的一整套问题的过渡期，没有经验妥善处理。现在所谓交流的学生都是危险间谍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会限制你自己发展专业的能力。我们的大学都担心这个问题，他们还是欢迎外国学生来美的。
　　9， 展望未来，两国应如何应对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双方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才能以合适的方式，使两个大国能够避免新的冷战甚至热战？
　　答：我想东亚是能够做到积极正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东亚不可能由单一的主导力量所控制。中国不能将美国驱逐出西太平洋，这样的目标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中美需要与亚洲其它国家合作，看能否就正确的架构达成共识，以利于东亚各国。
　　这意味着中国要在某种程度上克制军力发展，否则将引起日本和韩国的担忧，让它们失去对美国的信任，既有损美国利益，也保证会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还是应该将自己的国防定义为防卫性。
　　要避免两个大国走向冷战甚至冲突，
　　首先需要两国高层明智地考虑本地区的未来，他们必须有必要的背景和经验。
　　其次，双方要妥当地看待问题。目前美国多以竞争少以合作看待国际形势的概念是错的。否则，双方只重视军事，但军力往往不是解决办法。
　　第三，两国领导人要理解，两国在太平洋需要军力平衡，任何一方都不应将统治本地区作为目标。否则就会导致军备竞赛，迫使两国把资源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投入到军力发展中，其它国家也会被迫加入军备竞赛。美中双方应当好好谈西太平洋稳定的军力平衡，但在目前情况下确实很难。
　　在具体问题上，要处理好台湾问题。美国应当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我对国会不理解、特朗普政府不理解这个问题的敏感性深感困扰。
　　目前形势很危险。北京应当对解决台湾问题保持耐心，不必急于宣示统一。台湾由什么样的领导人执政，能保持两岸形势稳定，这也很重要，否则会带来挑战。
　　10，您是最近在美国外交界备受瞩目的致特朗普和国会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的5位发起者之一，你们发起这封公开信的初衷是什么？你们希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这封公开信的主要目的是为今后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提供一个更加平衡的基础。大国之间的关系总是包含着竞争的因素，但这并不排除有共同利益的合作。美国公众的讨论往往过于关注中国作为一个危险的战略对手，而忽视或淡化我们两国有共同利益的许多领域。
　　毫无疑问，中国快速的经济崛起和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可能被用来威胁美国的利益。但我们不应草率地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美中之间的敌对竞争不仅会损害两国的利益，而且会对世界各国的利益，特别是印太地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美中寻求一个稳定、繁荣、中美能够和平共处的印太地区是合情合理的。过分强调竞争，而对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关注太少，并不是最佳的政策途径。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为考虑双边关系的未来提供一个更健全和更具建设性的基础。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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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知险RiskBullet

　　在彭斯60年的人生中，即便对于政治家这种多变的职业而言，有两件事从未改变过：对上帝的侍奉和对权力的追求。后者让他得以在政党政治规则中自律而忠诚，而前者能让他像侍奉上帝一般近乎虔诚地侍奉所有现行政治规则要求他侍奉的领袖，从印第安纳州的保守选民到柯克兄弟再到如今的特朗普，在党性和神性合二为一的彭斯心中，都是他的上帝们。
　　麦克·彭斯代表着的美国政治群体，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最失落的一群人，他们在金融危机后的八年中，眼看着美国发生了“危险”的变化：政府变得更大、更为世俗化、社会代际的鸿沟深化、各个社会族群之间冲突激增、美国不再主导世界秩序，上帝也不再主导美国人的信仰。
　　他们愤怒、无奈、恐慌着自己即将被时代抛弃，他们更认为美国的里里外外应当永远停留在里根时代，从茶党到“自由党代会（Freedom Caucus）”进行了种种昙花一现的抵抗，正当他们绝望地以为希拉里2016年的来势汹汹将为其带来地狱的时候，唐纳德·特朗普的横空出世为这架混乱的巴士安排了一位司机。如是，开始了不合时宜的修正主义道路。
　　上帝一直是彭斯人生中的核心元素。彭斯上学时候，是个来自印第安纳州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的白胖小子，与其他“婴儿潮”晚期出生的美国人一样，热爱橄榄球、篮球，以及上帝。虽然不是典型的好学生，彭斯沉稳大气的性格让他在学校仍然顺风顺水，在兄弟会和学生会均担任过主席。
　　年轻时的他与印第安纳州的保守主义风格格格不入，在70年代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时代背景下，彭斯的政治启蒙备受马丁·路德·金等的人士影响，热衷于人权等社会议题，更是个不折不扣的肯尼迪粉丝。1980年，他将人生第一张总统选举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在从政之前，他最想从事的职业是牧师，而后来决定追随职业政治家的道路时，他给出的原因则是“希望能够聚拢上帝的力量在人间行善”。
　　彭斯的意识形态转变相当富有戏剧性。就任副总统后，《亚特兰大周刊》刊登过一篇名为《上帝对于彭斯的计划》的文章，其中平行投射了彭斯的宗教和政治发展历程。文中对于彭斯政治追求的觉醒有着类似《启示录》般的描述：1978年夏天，19岁的彭斯前往肯塔基州参加一场名为“基督徒的伍德斯托克”的摇滚音乐节，在摇滚福音中浸淫一整天后，在南方夏天的蒙蒙小雨中，彭斯突然渴求与上帝更近距离的接触，他开始认识到，成长路上的天主教生活并没有使他离上帝更近，也就是在那一刻，他的心开始从天主教徒走向新教福音派。
　　他政治观点的正式转变则来源于里根，1980年选举中，吉米·卡特赢得了彭斯的选票，而里根则赢得了彭斯的心。起初他认为该次选举是“正直的天主教徒”卡特与“头脑空洞的烂片演员”里根的简单对立。竞选结束后，他彻底改变了对里根的看法，并受里根影响开始欣赏保守主义运动，随后又加入了由保守派知名政治人士保罗·维利奇（Paul Weyrich）发起的共和党学习委员会（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与这位上世界末美国保守主义的中流砥柱结下师徒情分。保罗·维利奇的政治遗产还包括建立极右智库传统基金会以及因“在各州议会中给钱立法”而臭名昭着的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LEC）。2008年维利奇去世后，时任国会议员的彭斯发文称其为“伟大的精神导师和挚友”。
　　1981年从汉诺威文理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彭斯进入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法学院，并于1986年获得法律学位。之后，他进入一所名曰Stark Doninger Mernitz & Smith的小律所工作（该律所现名Doninger Tuohy & Bailey），仅仅两年后，年仅29岁且对长期从事法律职业毫无兴趣的他正式开始了职业政治道路，分别于1988和1990年两次竞选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但均败给当时政治风头正劲的民主党人菲利普·夏普（Phil Sharp）。尤其是在1990年选举中，彭斯投放了大量人身攻击的广告，一手塑造了该州历史上最不堪入目的选举宣传，为了结合当时海湾战争的背景以指责夏普为阿拉伯石油利益在美国的代理人，彭斯阵营在当地纸媒投放了诸如“夏普身着阿拉伯长袍、头戴头巾在沙漠中”的讽刺漫画以妖魔化对手，却引起了选民们对他脱离议题进行人身攻击的下贱做法的指责。

1990年彭斯妖魔化夏普的竞选广告

　　最终彭斯惨败给夏普19个百分点。1990年败北后，彭斯果断决定不再参加1992和1994年的选举，而历史也证明了他这一举动的正确，夏普一直担任国会议员至1995年，国会退休后担任过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主任，也担任过华盛顿能源及环境智库未来资源（Resource for the Future）的总裁。
　　1990年第二次败选后，彭斯不可否认地经历了自己政治生涯中首个低谷，迫切需要自我救赎。当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到了自己的信仰中去找寻。选举结束近一年后，彭斯在《印第安纳政策回顾》期刊上发表了名为《一个负面竞选者的忏悔（Confessions of a Negative Campaigner）》，开篇是这样说的：
　　“耶稣降临是为了拯救罪人（提莫太前书第一章1：15），而我是其中一个”。整篇文章有三个观点：

• 竞选活动应展示候选人的道德标准，通过诋毁对手而获得成功的选举是错误的。
• 选举活动中政策议题比候选人本身更为重要。
• 胜选不是全部，但是对胜选的渴求至关重要。

　　1994年，离开选举的彭斯为自己开辟了新的疆土。他在当地电台开设了一档名为《麦克彭斯的华盛顿解读》的政治评论节目。选举期间都少言寡语的他却出奇的适合时间长、外部干预少的广播媒体形式。更重要的是，印第安纳州泛保守主义的听众基础和广播本身听众的相对老龄化的年龄层次分布，给了他一片肆意挥洒保守主义和基督教宗教教义的沃土，也回馈了他众多老年选民支持。
　　广播节目中，彭斯自由地发表着自己对基督教价值观在90年代美国的流失，里根时期的美国一去不返等观点，对保守听众们一发入魂。他提到过自己对美国军事力量的骄傲、提到过法定婚姻应当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提到过《十诫》应当等同于法律来执行。严格意义上，按照他当时宣扬的道德标准，特朗普已经被神罚一万次了。

电台主播彭斯

　　蛰伏的6年飞快提升了彭斯在周内的政治基础，也帮他顺利的攀附到了柯克兄弟Koch Brothers等一众金主。最好的证明是，2000年彭斯还是一个从未胜选过的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候选人，却已经出现在了选举年的共和党全国党代会上发表演讲。当着小布什的面，彭斯喊出了“重拾美国梦”的口号。

彭斯2000年首次亮相共和党全国党代会

　　如果真的有高于人类的权威玩弄着人类的命运。它显然回应了彭斯的忏悔。1995年夏普离开国会后，共和党人马克英托什执掌印第安纳第二选区6年后退休，而彼时恰逢上一个民主党政治周期的尾声，保守且注重道德的印第安纳选民因为克林顿的绯闻早已按捺不住。彭斯找准时机，一蹴而就赢下选举，开始了他的下一个十年。
　　国会时期，彭斯的办公室里书柜上摆放着的众多书籍可以用三个词完全概括：上帝、保守主义，政治领导力。他时不时也会给访客们展示一下自己书桌上的翻得稀烂的《圣经》，并微笑着说“他们说《圣经》的磨烂证明你的生命还有活力。”对于他而言，上帝的计划就是让他成为天选的保守主义政治领袖。“基督徒、保守主义者、共和党人”这三个词，也是他2000年赢得选举时的竞选标语。

彭斯读过的《圣经》和他密密麻麻的笔记

　　在彭斯长达十二年的国会生涯中，他总共提交了90项法案，其中0项最终完成立法流程变成法律法规。尽管数据惨淡，立法通过率却并不能反应彭斯担任国会议员期间的作为。彭斯在国会的核心收获在于强化了其所代表的共和党传统保守派的利益，保留对民主党进步派社会议题和对政府扩张的抵抗。尤其是在2006年国会共和党丢掉众议院后，和随后的8年的奥巴马执政时期。

彭斯在国会期间的委员会任职:

　　在几项关键投票中，彭斯的抉择均代表了最忠诚的共和党保守派立场：

• 投票支持对伊拉克发动战争（Authorization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gainst Iraq Resolution of 2002）
• 投票支持美国对各国反伊朗游行的资助
• 投票支持美国反对欧洲各国对中国军售的表述
• 投票支持中美洲自贸协议（CAFTA）、美国对哥伦比亚、美国对巴拿马，以及美国对韩国的自贸协定
• 投票支持2006年关于将婚姻关系法定为一男一女之间的法案
• 投票反对奥巴马医改法案、在法案通过后投票支持撤销法案
• 投票支持将联邦政府支出限制在当年经济总量20%的法案

　　根据美国网站投票百科网的统计，彭斯94%的投票都是跟随主流共和党意见进行的。

　　考虑到彭斯在共和党内部的权力的爬升，彭斯的国会生涯对于他的政治资源扩充是有关键意义的。2006年共和党输掉众议院选举后，年轻一派议员认为时任共和党众议院领袖波尔（John Boehner）应当为此负责，彭斯主动向波尔发起了共和党领袖的挑战权，以27-168票毫无疑问地败北。这次挑战却正式确立了彭斯的政治野心和在共和党新生代保守主义人士中的地位。两年后的2008年，彭斯当选共和党内部政策小组“共和党联会（Republican Conference）”的主席。即便曾对彭斯的挑战觉得“不可理喻”的波尔，随后也称彭斯是“最自律”的共和党人。
　　2010年“茶党（Tea Party）”运动爆发后，彭斯顺理成章地表示了支持，并凭借一时疯长的保守政治影响力在国会和全国保守人士内获得了更大的政治支持。2011年，两党年度的联邦政府预算撕逼大戏如期上演，彭斯高调地出席多个茶党集会，前后奔波促成了该年的政府停摆，正式在保守派心目中走上神坛。在众多保守社会议题中，缩减政府支出一直是彭斯最为关心的，其随后的州长生涯的作为也反映了这一点。
　　2011年7月，保守组织“价值投票人”的全国集会投票显示，彭斯以24%的得票率成为保守派人士最支持的潜在2012年总统候选人，而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得票仅为13%。在党内对中间选民的饥渴和自身相较有限的政治影响力等众多因素驱使下，彭斯认定2012年还不是属于他的时代。实际上，任何人都不愿意与第一任期尾声刚通过重大政策改革的总统对垒，包括2012年的彭斯，也包括2020年的拜登。比起贸然竞选总统，彭斯有着更划算和现实的打算——家乡印第安纳州现任共和党州长米奇·丹尼尔斯的任期即将到期。
　　彭斯果断回到家乡竞选州长，这对当时的他来说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尽管他继续挥舞着前任丹尼尔斯去监管与减税的大旗，竞选对手民主党人约翰·格雷格（John Gregg）却同样是个反对大政府的“蓝狗民主党人（Blue Dog Democrat，特指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较为保守的民主党人）”。二人民调数据和政策立场始终接近，彭斯在选前的民调中从未领先过格雷格超过5个百分点。最终彭斯凭借着2%不到的优势险胜。这次选举过程中，彭斯正式展示了自己的“募款肌肉”，共和党州长协会和柯克兄弟，以及本土制造业均被其拉拢。

• 彭斯担任州长时履行了保守主义的承诺，不久便裁剪了大量州政府财政负担，2014年，彭斯的砍掉的政府支出项目高达140亿美元，其中包括大量收入不及预期的政府机构和投资计划、2400万美元的州立学校补贴、2700万美元的周内社保服务预算、以及1200万的监狱收容预算。2014财年结束时，印第安纳州政府的帐上有20亿美元的结余。
• 2013年，彭斯签署法案禁止州内政府机构向雇员提供高于联邦一般工资的薪水和补贴，同时也取消了建筑行业必须向政府项目中雇员提供不低于一般工资的要求。
• 2013年彭斯还主推了本州的州税改革。尽管未能如愿减税10%，彭斯最终将州内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降低5%，并取消了印第安纳州的遗产税。这也是印第安纳州历史上最大力度的州税改革。根据彭斯当时签署的法案，2021年，印第安纳州的企业所得税将从6.5%降至4.9%，届时成为美国企业税第二低的州。
• 彭斯的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使得印第安纳近十年间Moody和S&P的AAA信誉评级纹丝不动。

　　他的保守主义财政政策也牵动着该州的社会政策，而在社会议题上，彭斯和印第安纳州成为了过去8年间媒体和奥巴马政府的众矢之的。彭斯执政印第安纳期间，该州在堕胎、禁枪、LGBT权利等事宜之上与奥巴马政府持续对立多年，更出了迄今仍被诟病的服务业拒绝服务LGBT群体的歧视事件。
　　彭斯任职期间，印第安纳州对华贸易仍处于稳步增长阶段，该州的制造业对中国出口的依赖有增无减。彭斯的家乡哥伦布市——一个仅有45000居民的乡镇——是世界五百强康明斯的总部所在。麦克·彭斯的弟弟艾德·彭斯，直到2017年才从康明斯副总裁的位置退休，总共在该企业工作了36年。有趣的是，康明斯从1975年就进入了中国，根据几天前康明斯总裁接受NPR采访时透露的信息，中国业务仍占其总市场份额的40%，国际业务为康明斯提供了5000个就业岗位，其中一多半来自中国。
　　2016年，根据不同统计方式，印第安纳州对华出口约为17-20亿美元，而从中国进口为78亿美元以上，单周年贸易逆差逾60亿美元。海尔、南山铝业等中国企业在该州均有实体。

印第安纳州的中国企业分布

　　虽然上帝是彭斯生命中的核心部分，但更厉害的是，彭斯能像伺候上帝一样伺候特朗普。
　　特朗普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2016年选举时，彭斯是上帝赐给他的礼物。特朗普在初选时的离经叛道、和希拉里自身的“克林顿建制派出品”LOGO，早就让这场选举分裂到支离破碎。特朗普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在共和党的制度建制框架内却始终进退两难：

• 对于保守的共和党天主教和新教徒们，特朗普是带有原罪的。他是大手大脚、毫无道德可言的纽约民主党人，既不保守、更不虔诚。他们从来没有喜欢过特朗普，讽刺的是，初选期间这些选民的第一选择是被誉为“现世撒旦”的德州参议院泰德·科鲁兹（Ted Cruz）。
• 而另一边，共和党建制派的金主们（诸如赌场大亨安德森和柯克兄弟）的钱不到逼不得已同样不会捐给特朗普，此前更多的资源给到的是哈卡比、卢比奥、科鲁兹等一系列已经在党内扎稳脚跟的候选人。
• 当时以保罗·莱恩、莱因斯·普里巴斯等为代表的共和党建制派从特朗普参选第一天就对其深恶痛绝，屡次劝其退选，不要再捣乱。

　　同样不受建制派共和党待见的史蒂夫·班农在彭斯加入后说过，彭斯是特朗普政府与保守建制派共和党人的“连接神经（connecting tissue）”。特朗普打着彻底反建制的旗帜开始选举，早在选举初期就开始怼共和党建制派，期间发表过类似“建制派大金主们都是腐败分子”、“我很有钱所以我不用做柯克兄弟的傀儡”等一系列言论。他可以搞定泛民粹的选民，却无法使整台共和党机器协同运作——至少在当时还不能。这些他做不到的，彭斯都能。
　　彭斯的加入使得特朗普和共和党保守派如丝般顺滑地完成了从“剑拔弩张”到“情投意合”的过渡。早在国会期间，彭斯就被广泛认定为是“最守纪律”的共和党议员。而他对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的忠诚为他换取了建制派的信任，更不用说保守选民和基督徒们的好感。而与特朗普竞选智囊之间的互信，因为凯利安·康娜威早先曾经担任过彭斯2009年竞选的主管，也显得顺利成章。
　　到挑选副总统候选人时，时局已经相对清晰：民主党因为伯尼·桑德斯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其在年轻人间的影响力不得不将整个选举纲领左移，为特朗普在中间选民中创造了一定空间。现在，需要彭斯来搞定他常年服务的共和党党组织以及偏右选民了。这一点特朗普的选举团队一清二楚——尽管他本人毫无所知。
　　特朗普本来都已经决定挑选因刻意关闭纽约到新泽西之间道路制造交通堵塞而恶名昭彰的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了。当时的特朗普竞选阵营经理保罗·马努福特见状，不得不剑走偏锋，在宣布副总统候选人人选前几天特朗普完成印第安纳州的竞选活动后，对特朗普谎称飞机坏了要检修，使其不得不在印第安纳多逗留一晚，并安排与彭斯共进晚餐。这一晚，上帝给了彭斯回应。在彭斯的带着崇拜意味的言辞中，特朗普选择了彭斯。彭斯当晚对特朗普究竟说了什么恐怕永远无法完全得知，随后媒体流出的说法中包括了“您是一位拥有宽阔肩膀和雄心壮志的领袖”、“能够有机会为您服务将是一生的荣耀”等说法。
　　三天以后，特朗普宣布彭斯为其竞选搭档。
　　那天起，他像伺候上帝一样伺候着特朗普，在特朗普对女性侮辱言论的录音流出后、在人员疯狂离去的白宫、在担心特朗普随时会顺从民主党禁枪的NRA集会、在南方的教堂里，等等。这些脏活累活，彭斯都在打理。上任初期，无数篇文章称其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有权力的副总统，风头会盖过小布什时期的迪克·切尼。迄今为止，彭斯受了切尼的累，却没有享到切尼的福。
　　彭斯迄今为止四分之三的政治生涯与外交事务绝缘。尽管国会生涯全程作为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在他本就有限的立法行为中，并未作为主要立法人提交过任何一个外交委员会的法案，而在其提交的决议案中，从来未出现过“中国”二字。彭斯所关心的外交议题中，80%为中东事宜，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则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以及伊朗问题。剩下的20%则为美国的外交援助花费。从历史记录上看，彭斯和现今特朗普为数不多的外交事务共同点即扩充美军资源、削减美国的对外支出、巩固以色列在中东的安全保护。
　　在国会时期，关于中国的问题上彭斯长期处于一言不发的状态之中。2007年，雅虎在中国业务涉及获取中国公民隐私而被外交委员会传唤听证，彭斯整个过程中一个问题都没有问过。如果硬要烂俗地去追溯彭斯的原生家庭中的对华敌意基础，彭斯父亲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这样的追溯丝毫经不起推敲，因为彭斯支持特朗普与朝鲜的进一步接触。
　　彭斯对中国浅显的了解大都是其进入国会后在外交委员会任职过程中逐渐积累的，彼时中国从来不曾是他的政策中心。州长时期的彭斯则得以从本州切实利益出发，跟随当时共和党尚未正式恶化的对华共识履行相关职责。
　　彭斯最后一次带领本州政府代表团访华是2015年5月，此次行程中，他在上海礼来制药的研发中心发表演讲时提到：中国和印第安纳一荣俱荣，而加深双方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理解将自然而然地加深双方的经济贡献。此行彭斯还会见了当时浙江省的一众领导，和分管贸易的副总理。三个月后，彭斯续签了印第安纳州和浙江省的友好州省协议。此举在2016年彭斯竞选时，还曾被《联邦党人期刊（The Federalist）》指责为帮助中国“窃取”美国就业。
　　在担任国会议员和州长的15年岁月里，彭斯并未展示出对中国的任何先入为主的敌意。然而，这段时间塑造了他两个特质：

• 　一是在国会期间，虽然他对中国没有特别的了解，在外交委员会任职期间他经历了美国对中国在所谓人权事宜上的所谓指指点点，也感受到了美国与中国的接触面从贸易扩展开来以后，摩擦的增加，其中包括他个人在意的基督教在中国的现状等议题。
• 二是随着党内权力和影响力的积累，彭斯在自己并无既定观点的事宜上越发得受党派立场约束，即便他没有推动共和党、保守人士、以及社会各界对中国共识的转变。2015年后这种转变开始加速扩散，彭斯毫不犹豫的将这种共识层面的变动折射出来。这点在国会时期如是、州长时期如是，如今担任副总统后亦如是。危险的是，在本土政党政治上彭斯或可钳制、或可弥补特朗普的部分偏颇举措，然而在国际事务上，他对他所听命的人、代表的观点，并无更长远的了解，更无钳制的动机。无知且无畏，是彭斯危险的真正原因，共识的转变需要数十载，只要这样的共识存在，彭斯的威胁和影响力就存在。今天，中美经贸协商进行近18个月后，美国对华共识丝毫没有转向的迹象和可能。

　　今时不同往日，潮汐涨退、适者生存。特朗普无差别地激活了保守和进步两派对华共识的恶化过程，更打出了“复兴里根时期美国的旗帜”。以此类推，彭斯眼中的美国应当是“里根时期的美国”，彭斯眼中的中美关系则应当是1990年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不是彭斯长期关心的议题，但他认为中美关系脱离了“里根时期”的轨迹，因而需要矫正。回顾特朗普上台后彭斯每次针对中国发表讲话，都是在代表鹰派和特朗普的默许来扮演自己的安排好的角色。他代表着特朗普，和已经开始板块运动的美国政府对华共识，在中美协商的底线疯狂试探。
　　彭斯真正的危险性还在于，特朗普尽管“疯”，但是确是存在相当强大且不受控制的主观独立思考的，从两国谈判进度反复中人们可以读出他的朝令夕改。当他关注的利益诉求被满足，对于中美之间的此消彼长，他没有那么在乎身后共和党所关注的其他中美关系事宜。即便关于这些事宜的主流共识存在，特朗普在不少的情况下选择了完全无视，依从个人意愿。这无疑是两国交往过程中更大的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是双向的。
　　而彭斯则不同了，他是保守主义政治共识的钢筋铁骨的容器。

来源时间：2019/9/2   发布时间：2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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