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最近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作者授权本站发表。正如作者在演讲的结尾所述，蒋介石和宋子文日记的对外开放为研究中华民国和美国在抗战期间的外交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为对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的叙事和解读展现了新的视角，也为如何稳定和改善今天的中美关系提供了历史教训。
蒋介石、宋子文、史迪威与战时中美关系（连载三）
3、蒋介石在开罗
1943年11月蔣介石出席罗斯福、邱吉尔、蔣介石三巨头在开罗会唔，是中华民國外交史上的大事。遺憾的是，因为蔣宋鬧翻，宋子文未能參加开罗会议，对中美关系有很大的影响。我們看蔣介石日記和國史館檔案，都认为开罗会议極为成功，是外交的大勝利。然而，中美关系就是从一九四三年开始由盛转衰，而当事人卻毫无警覺。为什么？因为一九四三年是中国外交史上很重要的一年。第一，中国与美国、英国签署平等新约，废除了它们在华的所有的治外法权。第二，宋美龄訪美，在美国国会演讲，她在白宫住了十一天，在美国洛杉矶，纽约，芝加哥演讲赢得了一致的好评和支持，美国的朝野更加了解和同情中国。此外，国民政府与英国、美国和苏联共同发表了《莫斯科宣言》。该宣言表明盟国决心抗战到底，必将击败轴心国，并暗示中国将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1943年最重要的事就是11月下旬召开的开罗会议。会议结束后发布了《开罗宣言》，其中不仅提到台湾和澎湖未来将归还中国，还表示抗战结束后日本须向中国赔偿，并承认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各国还同意共同组织战后的国际组织，也就是后来的联合国。
开罗会议可以說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顶峰，也是是国民政府与盟国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为什么会有开罗会议？這是因为1942年中美开始合作以来，两国关系已经经历了两年的发展，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史迪威性格孤僻，不善协调。他在陆军中一直担任参谋，缺乏带兵打仗的经验。在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前，史迪威从未指挥过作战。他在军中有一个外号叫“酸醋乔”（Vinegar Joe），这个绰号反映了他易怒和多疑的性格。
此外，物资分配问题、对欧洲和亚洲战场的不同重视程度，以及反攻缅甸等问题也在中美合作中产生了矛盾和困扰。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之间的合作效果和战时策略的执行。
因此，宋子文在华盛顿一再跟罗斯福说，你们必须要跟委员长亲自见个面，跟英国美国苏联四大同盟国的国家首长见面，很多事情当面才好说，要不然平常都是靠电报，靠幕僚来转达，不够直接。所以说是宋子文促成了开罗会议，但是苏联的斯大林很坏，丘吉尔跟苏联都认为中国没有资格作为四强之一。说实话，我们真的是贫穷，落后，我们就是人多，不怕死，所以斯大林拒绝跟蒋介石同台，他认为这有损他的大国地位，丘吉尔也是拒绝同台。但是罗斯福还是说服了丘吉尔，决定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三人先在开罗会晤，开罗会议结束以后，罗斯福、丘吉尔立刻飞到德黑兰，跟斯打林再开德黑兰会议。因为斯大林拿翘，所以把一次会议改为两次会议。我们那个时候是很可怜的，国际大国看不起我们。
所以，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那真是不得了。这是他此生第一次出席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 而且是跟世界最大的国家领袖开会。他在日记里记载，要好好准备，谈什么议题、如何说明中国立场，他列了一大堆的事情，对各项议题做了准备，10月21日出发去开罗。但是他忽略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蒋介石和宋子文在10月18日刚刚吵完架，蒋仍在气头上，因此，没有带宋子文前往开罗。这是个重大错误，因为会议的筹办都是由宋子文负责的，英美领导人及军事高层也熟悉他。宋子文知道如何与这些人谈判，甚至在必要时与他们争论，他掌握这些技巧。然而，蒋介石认为自己和幕僚已经准备充分，因此决定不带宋子文，而是命商震将军作为军事顾问团团长同行。
另一个问题是蒋介石没有意识到英美当时的战略已有调整，重心还是先安定欧洲，准备诺曼底登陆。这是因为德国在欧洲节节败退，英美决定先稳定欧洲战场，再来解决亚洲战场。因此，盟军总部决定延后反攻缅甸，或者先收复缅北，而缅南和缅中则暂时无法顾及，因为盟军需要先确保诺曼底登陆的成功，才能把军舰派到亚洲。这一方案等于是一个“缩小版的反攻缅甸方案”。而蒋介石急于收复缅甸，打通滇缅公路，因为当时中国的对外交通几乎完全中断，美国的援助物资堆积在印度，无法送到中国，只能依靠危险的驼峰航线。驼峰航线极其危险，美国空军在这条航线上损失了两三千人，中国空军的损失更为惨重。此外，驼峰航线运送的主要是轻型物资，如卫生纸和医疗用品，重武器根本无法通过这些小飞机运输。因此，蒋介石希望尽快打通滇缅公路。
因此，蒋介石带着原先的想法来到开罗，企图说服罗斯福、丘吉尔，而忽略了英美的战略已经调整的事实。英美的重心在于欧洲而不是亚洲，也就是先欧后亚。就事论事，英美的这种“重欧轻亚”战略并没有错，作为欧美国家，他们自然会优先考虑欧洲的收复。
这一战略调整导致了之后的很多纷争，尤其是缅甸作战计划的改变，蒋介石对此难以接受，他认为在开罗会议上可以当面说服罗斯福和丘吉尔，维持原先的反攻计划。因此，蒋介石一行抵达开罗，并做了充分的准备，带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会议。
史迪威日记在胡佛研究所，根据史迪威的日记，当他去接机时，发现宋子文没有随行。史迪威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认为宋子文一定会出席开罗会议。史迪威并不知道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争吵。
当天下午，蒋介石夫妇礼节性地拜会了丘吉尔。虽然丘吉尔看不起中国，也看不起蒋介石，认为中国没有资格成为四强之一，但那天的会面进行得还算顺利。根据丘吉尔的回忆，他对蒋介石的印象是“冷静、谨慎自持、有效率”（calm, reserved and efficient）。丘吉尔对宋美龄非常欣赏，认为她有“引人注目与迷人的特质”（most remarkable and charming personality）。
接着，罗斯福抵达开罗，并在下午的欢迎宴会上热烈欢迎了蒋介石。宴会进行得非常顺利。蒋介石在宴会上简要说明了中国的立场。他表示理解盟军希望将重兵部署在欧洲，但强调亚洲的形势非常紧迫，并希望盟军能够按照原先的计划，海陆空南北夹击，收复缅甸。
蒋介石急于推动这一计划，因为开罗会议期间，中国正进行常德会战。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当时打得很艰苦。余程万守卫常德，一个师在激战中最终只剩下两三百人。蒋介石人在开罗，心在常德，十分着急，迫切希望盟军能支持中国的战略计划。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实际上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他对英美领导人表示：“你们英美可以等，但我们中国不能等。”蒋介石讲完后，认为全场都被他的发言打动，似乎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他在日记里特别强调了“全场甚为动容”。蒋对现场的反应很重要，因为类似情况在后续的发展中还会再次出现。
开罗峰会第二天正式开始，首先是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这类会议英美已经举行过多次，但之前一直没有邀请中国参加，因此中国一直抗议。尽管马歇尔建议让中国参加，但英国予以否决，认为中国在战场上屡战屡败，没有资格参与。因此，中国只能以“列席”身份参加英美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在22日下午的第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中国派出了军事代表团，团长是商震将军。会议上讨论了许多议题，但中国代表团没有话语权。更糟的是，几次询问商震是否有补充意见时，他都回答说没有，或者表示需要回去请示委员长。英国和美国在讨论时，中国代表团无法发表意见，当有机会做补充时，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晚，中国代表团紧急向蒋介石报告，指出他们在英美高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中被排除在议程之外，反攻缅甸的计划也没有被列入议程。这使得蒋介石非常着急，只能紧急求助史迪威。由于不信任宋子文，蒋介石选择依赖史迪威，但史迪威也表示无能为力，无法改变现状。中方代表在22日和23日的军事会议中，屡次表现出一问三不知或需请示委员长的态度，导致商震在会议上未能发挥任何作用。
美国参会军事人员的日记和会议记录以及英国国防部长和陆军总长的报告都保存下来了。这些记录和美国空军司令和海军参谋长的回忆录都显示，中方除了表示愿意参加反攻缅甸的计划外，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更甚的是，英国的一位陆军上将在他的报告中对中方的表现非常不满，甚至使用了脏话。他在报告中写道：“他们根本什么都不说，他们究竟是来干什么的？”这反映了中方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被动和无所作为，使得英美对中方的态度和能力产生了严重质疑。
当时我们确实很落后，被人看不起的事实我们自己并不完全清楚。虽然蒋介石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与幕僚多次讨论，但这些努力在西方人看来微不足道。我们代表团一问三不知，更使得他们对我们持轻视态度。
史迪威的日记也充满了对中国的批评和不满。他指出，商震什么都不知道，凡事都需要请示蒋介石。史迪威因此建议蒋介石亲自参加军事会议，以便为中国发声。蒋介石同意了这个建议，但在会议当天却临时缺席。第二天他再次表示考虑参加，但最终还是没有出席。史迪威对此非常愤怒，蒋介石反复出尔反尔，让英美将领非常恼火。
马歇尔也曾拜会蒋介石并邀请他参加军事参谋长联席会议。蒋介石只说中国面临的困境，要求必须尽快收复缅甸。根据马歇尔的纪录，蒋介石的意思是“好，我考虑一下”。但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认为马歇尔对他解释中国的困境“甚为动容。”认为马歇尔接受了他的要求。
很明显，双方的理解有重大差距。老美不懂，中国人说话比较婉转，所谓“考虑一下”，就是不考虑了。同样，中国人也不了解美国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这种文化差异加剧了双方的误解和矛盾。
到24号，也就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商震奉蒋介石指示，站起来宣读了一份声明。他首先表示，中国国民政府反对延后或缩小反攻缅甸的新方案。其次，尚震提出一些技术性问题，并质疑英军的作战能力。第三，要求增加驼峰航线的空运，每个月不能少于一万吨等等，而对其他议题他则是一问三不知。
蒙巴顿很不高兴，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都不知道中国人在讲什么，他们提出的这些要求，根本就不合逻辑。马歇尔也很愤怒，说：如果你们一直要求要打通滇缅公路，那你们就得付代价。
蒋介石得知会议情形后当然很不高兴，他批评马歇尔“缺乏军人本色”。
虽然中国代表团在开罗会议上经历了很多不愉快，但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他对此并不清楚。我们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在许多场合都显得很开心。蒋介石在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与丘吉尔和罗斯福见面时，再次提到中国的困境，强调由于东西两面受敌，盟国必须尽快打通滇缅公路。他写道，自己讲完后，“会中全体人皆默认余之意見为不二之理，故无不为之动容。”这反映了蒋介石的自我感觉，他认为在场所有人都认同他的观点，并被深深打动。
有趣的是，蒙巴顿在23日下午去见蒋介石，与他沟通反攻缅甸的计划。他邀请蒋介石参加军事参谋长联席会议，并解释说由于当前形势所迫，反攻缅甸的计划不得不缩小到缅北，而缅南则要等到下一阶段。蒋介石对此表示不赞成，并陈述了中国方面的意见。
蒙巴顿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当他向蒋介石解释困难时，蒋介石反应是“没关系”（Never mind）。蒙巴顿对当时的情景的描述是这样的：“Never mind, we will carry it out all the same”。 翻译成中文就是“没关系，我们照样可以付诸实施。”也就是说，蒙巴顿理解蒋介石的意思是，即使有困难，中国仍然会按照计划进行。因此，蒙巴顿回去后告诉会议成员，蒋介石已经理解并同意了他的方案，并称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approved）。
两人的理解竟然完全相反。蒋介石以为蒙巴顿被他的观点打动了，而蒙巴顿则认为蒋介石同意了英美的缩小版反攻缅甸方案。
说实话，我也不能确定蒋介石所谓“甚为动容”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表示对方是“理解”、“同情”？还是“同意”？
我猜想，蒋介石对蒙巴顿说“没关系，我们照样可以付诸实施”，可能是气话。他的意思是，我要求英国提供支援，你说有困难，算了，那我们自己来。即使没有你的支持，我们也能坚持下去。这种态度常见于气话中，蒙巴顿因此误以为蒋介石已经同意了他的方案，并向会议报告说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马歇尔的情况也类似。第二天，马歇尔再次去见蒋介石，详细解释了很多情况。蒋介石再次提到中国的困难。他在日记中说，马歇尔将军听课他的话甚为动容。蒋介石认为他成功地传达了中国的立场，并且对方被他的言辞所打动
蒋介石在会议期间三次用“动容”描述对方的反应，但他实际上并未弄清楚对方真正的意思。虽然蒋介石认为自己成功与对方沟通，但对方实际上并没有同意，甚至可能误解了他的意思。英美高层对国民政府代表团的表现十分不满，但蒋介石对此毫无察觉，因为罗斯福等人表面上都非常客气。
美国既已决定先欧后亚，所以反攻缅甸的事情暂放一边，罗斯福及其高层幕僚当时关心的是中国的国共关系，因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一败再败，看起来已经无法独自支撑战事，美国希望动用延安的共产党军队。然而，这一想法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美国打算将美援的一部分拨给共军，但蒋介石认为现有的援助已经严重不足，再分给共军更是不可接受，何况他也不希望共军壮大。
蒋介石认为与罗斯福相谈甚欢，开罗会议颇为圆满。根据罗斯福总统儿子艾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的回忆录，罗斯福白天在会议上表现得很高兴，但私下里对儿子说：蒋介石在会议上保证回国后会迅速改善国共关系，并且战后一定会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甚至允许中共参加中央政府。罗斯福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蒋介石是否真的会履行这些承诺值得怀疑。
果然，开罗会议结束后，中美关系开始转坏，最终破裂，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反攻缅甸的方案，蒋介石坚持原来的大方案（南北夹击、收复全缅），但欧美已经改为小方案（仅收复缅北）。其次是国共问题。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答应罗斯福希望中国实行民主的要求，对于美国可能装备延安共军的提议则不置可否，表面上没有反对，甚至还表示会改善国共关系。然而，这些承诺在实际执行中并未兑现，导致了双方的误解和矛盾加深。
实际上，蒋介石回国后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国共关系。美国认为蒋介石没有兑现他在开罗会议上的承诺，这导致了双方认知上的差距。这并不是说蒋介石不讲道理，他确实很认真地向罗斯福、丘吉尔、蒙巴顿和马歇尔解释中国的立场，并以为对方已经理解和接受。
开罗会议在中国历史的叙述中其实是片面的。通过参考美国和英国的记录，才发现中方的表述有很多不实之处。开罗会议实际上种下了中美关系恶化的种子。尽管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充分解释了中国的立场，并得到了对方的理解，但实际上，英美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观点。这种误解和认知差距为后来的中美关系恶化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