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厄尔·怀松、罗伯特·佩卢奇、大卫·赖特 著,张海东等 译  来源：澎湃新闻

　　不平等的“起跑线”
　　教育体系是主流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1976)
　　尼克·卡拉多纳(Nick Caradona)和阿尼·西博尔(Arnie Seebol)在高中时不太可能成为好朋友。他们来自城市的不同地区，有着大不相同的种族和宗教传统——一个是意大利人，并且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另一个来自犹太家庭，这个家里有着修行的父母和顽固不驯的孩子们。如果尼克和阿尼没有通过全市范围的考试进入一所以科学为导向的“精英”高中，他们的人生轨迹就不会相交。在这所高中就读的大多数孩子都是要上大学的，但是尼克和阿尼从来没有过上大学的想法，而他们的父母也同样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尼克和阿尼的父母很难维持生计，因为他们从事着不稳定的低收入工作。四名家长中只有一人声称拥有高中文凭。在尼克5岁时，他的父母分开了，他的父亲去华盛顿找工作，他在接下来的工作生涯中一直在华盛顿开出租车，并且再也没有回到家人身边。尼克的母亲在他12岁之前一直是一名家庭主妇，后来在一家洗衣店从事店员的工作。阿尼的父亲为《纽约每日新闻》（报社）开卡车，母亲则为商店服装区做“保洁工作”。尼克和阿尼都是在初中老师的督促下参加了这个精英（select）高中的选拔考试，在得到校方的认可后，他们都被录取了。
　　起初，尼克和阿尼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他们共享差异的极端手段基础之上，即关注他们长辈们和各自族群文化中的“肮脏秘密”，也就是他们听到的对群体内成员和群体外成员的不雅用语和贬低。阿尼教尼克区分傻瓜和笨蛋的细微差别。每当做了傻事后,尼克还学会了打自己的头并大叫“鬼佬”。阿尼告诉他，每当犹太人做傻事的时候就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并一样大声呼喊着这句短语，就像异教徒一样。这让尼克想起了他祖父经常用蹩脚的英语称呼某人为美国人的习惯(“你一定是‘霉国人’”)，发音听起来很像“脏甘蔗”，而意大利人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狗屎”。这是一个天然的双关语，尼克教阿尼用它来和学校里的其他孩子对抗。
　　阿尼和尼克很快就发现了其他的共同之处。他们都喜欢棒球(尼克是洋基队的球迷，阿尼是道奇队的球迷)，两人都有“拉皮条”的天赋，因为他们总是缺钱。他们在学校里和其他学生打赌，这些学生会选择三名他们期望能够在那天的比赛中一共得到六记安打的棒球运动员。每个赌局的赔率是三比一。因此，每个孩子会赌五分钱，赌他最喜欢的三名球员在那天总共会击出六记安打。如果三名球员击出了六记安打，赌球的人就会得到十五美分；如果没有，尼克和阿尼可以赢得五分钱。只要下注的人足够多，“庄家”总是有胜算的。很多孩子都有自己最喜欢的球员，这些球员很少能在一场比赛中打出超过一记的成绩，但他们还是把赌注压在了这些球员身上。尼克和阿尼也会在午餐时间“抛硬币”和打牌。他们的高中规模庞大(有5000名学生)，所以尼克和阿尼总是能采取很多“行动”。
　　在高中最后一年时，尼克开始在学业和其他方面出现问题。他多次“陷入圈套”，并在他母亲那里捏造借口。由于深陷这些问题之中，他在学期结束前一个月辍学了，没有参加任何期末考试。之后，他开始为一家博彩公司做“推销员”，并很快被“提拔”为一个赌博室的“运营者”。在这里，人们聚集在一起谈论赛马，并在纽约、新泽西和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赛道上下注。场外赌博是违法的，但它在与当地警方的付费合作中是公开进行的。阿尼按时毕业，去他叔叔的干洗店工作。阿尼想了解这门生意的一切，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或几个干洗店。
　　前面的引语让我们注意到，学生的社会阶级背景和向上流动的教育机会的交集有时可能是偶然而不确定的。尼克和阿尼是在小学时就表现出一些天赋的孩子。他们的老师有一个“梦想”，认为他们有资格进入一个教育分轨体系，该体系让有才华的孩子有机会在竞赛中“成功”——一个上大学的机会。但是尼克和阿尼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梦想，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条通往大学教育的道路。部分原因是上大学的费用超出了尼克和阿尼父母的承受能力。但这也要求尼克和阿尼放弃他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以及随着学业结束而获得的成人地位。经过很多年的预期社会化，尼克和阿尼的许多同学都成为中产阶级和准大学生。他们是“温室”里长大的孩子，已经在有节制的养料和阳光的环境下被培养多年。他们不渴望获得成人地位的自由，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与他们父母养育他们的意愿相融合。
　　尼克和阿尼都是来自低收入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工作太辛苦了，无法参与孩子们的学校活动。精英高中为他们提供的入学机会并不存在于真空环境中。尼克和阿尼的案例表明，这种机会存在于工人阶级文化,即他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如果圣路易斯市东部所有的穷孩子都能突然进入一所有好老师、好设施、好项目的学校，这对孩子们来说将是一件好事，但是从丰富的教育经验中，我们也只能期待这么多。孩子们还是很穷，他们的父母和朋友也一样。他们的教育体系和经验包含在一种环境中，这是一种远可以影响课堂之外事件的阶级结构。
　　在美国各地的中小学里，机会平等的美国梦每天都在受到挑战。大量的研究表明，当学生在一年级进入“起跑线”时，他们就不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会地位、种族和性别决定了他们的优势和劣势，所有这些都塑造了学校经历和教育成果。
　　美国的教育体系
　　所谓“美国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个人满足的推迟，尤其是在追求教育目标的过程中，这将会使个人获得与职业声望地位相关的社会回报……最终，美国梦成为公共教育的一个障碍。
　　——Adalberto Aguirre Jr. and David V. Baker, Structured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
　　实际上，如果不是刻意为之，美国教育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将优势和劣势代代相传。这一论断与一种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强大而主导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教育是伟大的均衡器。教育把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从一个小木屋带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最高办公室。教育给予美国数百万贫穷但有抱负的移民以机会去做他们愿意为之工作的任何事情。这就是美国梦的意识形态。这个梦想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家长们会为了控制当地的学校而激烈竞争，这样，它们的项目、老师和课程就会为他们孩子的利益服务。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父母，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以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得到最好的数学、科学或文学教师的教育。为了提高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他们也非常支持在课程中加入当地大学的进阶课程。在美国梦的定义中，教育是通往未来的通行证，能让你超过（如果你很穷）或配得上（如果你有特权）你父辈的经济状况。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学校必须组织起来以满足梦想家们的愿望。在所有孩子都来自职业家庭的学校里，只需要一种教育——大学预科教育。但是当学校里的孩子们来自不同的经济背景时，必须设计一种制度，不仅要为来自职业家庭、目标是上大学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且要帮助一些贫穷的孩子，让他们能够与目标是上大学的孩子竞争（仅仅基于一定的可能性），同时对于那些不以上大学为目标的孩子来说，这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体验。这个体系背后的理念是，教育经历应该被设计来满足“孩子的需求”。这个体系被称为分轨。
　　分轨似乎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想法，它允许教师“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定制教学。学生能力和教学水平之间的良好匹配被认为能够使教学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最大化” 。区分那些即将进入大学、白领或体力行业的学生，并向他们提供最有用的特定知识和技能，难道不合理吗？例如，为即将进入工厂工作的年轻男女开设职业和短期课程，为那些将要成为公司行政部门职员和秘书的学生开设键盘打字和文档处理课程，以及为那些即将进入高校的人提供文学、语言、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课程。这种分轨理论的问题在于，学生的职业需求必须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得以确定才能使用这个体系。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美国梦的意识形态声称，通过“客观”的测试，学生的优势可以被识别和分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不幸的是，即使是出于好意，分轨也会导致课程的“简化”，降低（人们）对那些看起来不适合上大学的学生的期望。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分轨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非大学毕业生可以在汽车、钢铁和橡胶行业找到不错的蓝领工作，学校负责为熟练和半熟练工人提供基本的算术和读写能力教育。当学校因学生的经济背景而出现差异时，它也可能是有用的。如果一所学校有专业人员、白领职员和非技术工人的孩子，分轨有助于满足那些即将进入大学或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的需求。但在今天，许多学校在学生的背景和教育计划方面更加同质化。来自公司和管理阶级的孩子通常要么在私立学校，要么就读于仅限该社会阶级成员就读的郊区学校。所有这些学生几乎都会进入大学，那么分轨的意义是什么呢? 在阶级结构谱系的另一端，我们有贫穷的农村学校或市中心的学校，这些学校里面都是来自经济体系底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孩子。在这些学校里你可能最需要分轨的事情是，敬业的教师努力去接触并识别那些最有潜力的学生并培养他们，希望他们能有机会进入大学。
　　资源丰富的同质性学校如今主要服务于富裕和特权阶级的孩子，它们参与了分流教学，而不是分轨教学。分轨是一个竞争的隐喻，指的是参赛者之间的竞赛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有的“参赛者”都有平等的获胜机会。分流教学是一个非竞争性的隐喻，暗示参与者被“带着”到目的地，而无须与同行者进行任何实质性的竞争。如果你去了好的私立学校或更好的郊区学校，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以预期的结果。
　　分流隐喻用于研究生教育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法学院院长在一次迎新会上欢迎新一届学生时的致辞：
　　事实是你们之间没有相互竞争。如果你认识到你的目标是成为最好的律师，这样你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你的客户和社会服务，那么你在学校的生活和你作为律师的生活将会更快乐、更令人满意。虽然你会不时地经历挫折，但我认为你会看到，这所学校不只是追逐大学文凭，而是与几年前我们从一位刚被录取的日本律师那里收到的信中所说的情景一样:“亲爱的先生:我刚和瑞恩·奥尼尔（Ryan O’Neal）、阿里·麦格劳（Ali McGraw）一起看了电影《爱情故事》，我期待着在哈佛法学院度过一段非常浪漫的时光。”
　　哈佛院长这种“悠闲”的欢迎辞，与不那么“有名”的大学的院长或校长向本科生做的竞争性欢迎辞原型相比:“看看你右边的人和左边的人。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你们中只有一个人会继续参加这个项目。” 那些处于特权阶级的人试图创建一个以分流教育为特征的中小学教育结构，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确保”取得好成绩、高分数、丰富的课程、课外活动，以及得到能让他们进入国家精英学校的建议。特权阶级的父母也经常通过为孩子提供大学入学考试的特殊预科班来补充学校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费用接近1000美元，但是，正如家长们所知道的，“这不仅仅是进入大学的问题，而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问题”。
　　来自特权阶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塑造他们的校外经历，为他们继续取得学术成功提供所需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一项研究比较了来自专业人员家庭和低收入工人阶级家庭四年级学生的暑期经历。以下是两名来自专业人员家庭的学生对暑期活动的描述:
　　今年夏天我做的10件事:①我去了意大利；②我读了很多书；③我去骑了自行车并且骑得好多了；④我有玩伴；⑤我家里举行了一次读书会；⑥我有了一位新的钢琴老师，我的钢琴弹得越来越好；⑦我经常上网并提高了打字水平；⑧我做了糖果粒和姜饼曲奇；⑨我加入了美国加州大学一个研究项目；⑩我很早就拿到了学习用品并且盼望着回到学校。
　　我们有两个星期的露营——那个露营太棒了。然后是一个星期的假期圣经学校。然后我想我们度过了一个自由的星期。这个星期他们有童子军营和游泳课——下个星期只有游泳课。接着，他们有一个星期的科学冒险营，在那期间，我的祖父母来了。然后我们一起去夏威夷玩了两个星期。
　　在讨论这些“我如何度过我的夏天”的故事时，作者指出：“在我们的研究中，没有一个工人阶级或贫困儿童的夏天拥有这么多有组织而又丰富多彩的活动。” 更重要的是，他们报告显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暑期经历中的社会阶级差异源自父母的价值观和偏好。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时间、精力和金钱。简而言之，拥有特权阶级背景的父母有资源塑造孩子的课内外经历，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也支持了美国梦的神话，并颂扬了作为美国社会标志的机会均等的美德。
　　分轨和分流
　　这所学校创造了合法性，并以各种方式传授主导意识形态。
　　——Martin N.Marger，Social Inequality (2011),236
　　特权阶级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将其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在一个教育文凭被特权阶级用来证明其报酬的社会中，游戏规则的设计就是为了给特权阶级的孩子带来优越性，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如果其他人愿意，他们也可以按照这些规则来玩，但这可能与扑克玩家试图摸出同花顺类似——一种高风险的赌博。
　　分轨和分流是游戏规则中被用来给特权阶级的孩子带来好处的两种方式。为了理解这些策略是如何运作的，提醒我们自己（搞清楚）美国大学预科教育资金的来源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各州使用州一级的税收“为中小学提供大约48%的预算。当地的地区贡献约44%，主要来自当地的财产税。联邦政府（提供大约）8%的州教育预算”。通过财产税筹集的资金数额取决于房屋和公司价值评估适用的税率。拥有更昂贵的住房和强大商业共同体的社区比没有这些特征的社区可以产生更多以教育为目的税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美国，财产税与学校资助的联系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州，比如印第安纳州，已经将学校经费从基于财产税的方案中转移到全州范围的税收和资助系统中。但是，即使在印第安纳州和其他正在改变学校资助方式的州中，财产税仍然是一项用于资助公共教育某些功能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校舍和教学设备。
　　在资助公立学校方面，富裕地区的家庭可能比贫困地区的家庭支付更高的财产税，但他们支付的税率往往低于贫困地区的家庭。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他们的房屋和公司的总价值要比贫困地区高得多。因此，富裕地区较低的税率比贫困地区较高的税率产生更多的税收金额。富裕的房主享有的另一个优势是，财产税和抵押贷款利息可以从联邦所得税中扣除，从而给特权阶级提供了比贫困社区更多的子女教育间接补贴。
　　学校支出影响研究的证据表明，学生人均教育支出越高，学生的成就便越高。更高的学生成就来自较小的班级规模和较高的教师比例。学校用于教学的支出越高，他们就可以聘请更好的教师，同时也必须支付更多的钱给有经验的教师。普通教师和高收入教师数量的增加也改善了学校的社会环境，因为工作负担的减轻既提高了教师的士气，又能使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因此，为更多更优秀的教师投入更丰富的资金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但在较贫穷的学区，这种费用的投入往往无法选择。
　　在异质化的学区中，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的孩子可能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只有一笔钱可以资助那所学校。这些钱被用来获得最好的教师、最先进的教学技术、最棒的实验室设备、幻灯、计算机和其他教育资源。为了给特权阶级的孩子提供优势，学校有必要开发一些项目，即把最好的老师、最多的计算机和最棒的资源分配给特权阶级（学生）最有可能参加的项目。这些钱不是给特权阶级的孩子，而是给他们更有可能参加的项目。因此，分轨被发明了出来——一种将资源分配给与不同后果相联系的项目体系——用于大学准备或者职业准备。分轨是学校内部不平等的一种形式。
　　同时，在一些异质化的学区中，特权和非特权阶级的孩子可能不在同一所学校，而是在同一学区的不同学校。理论上，每个学区学校里的每个学生应该得到相同的支出，因为税收是用来支持该学区所有学校的。过去大多数关于学校资助的研究都比较了各个学区的学生人均支出，毫不奇怪，富裕家庭的学生人均支出最高，而较贫困地区的学生人均支出较低。但在一项研究中，几位有魄力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同一学区内各学校的支出数据。他们研究了同一地区89所小学的支出和学生成就。同一地区每所学校的学生人均支出都是不同的，“在同一地区内的每名学生小学时期支出总额从3045美元到8165美元不等”。他们还发现，支出的不平等似乎反映了学校的阶级构成——贫困生比例最高的学校，分配到的用于改善学习环境的教学和运营的地方税收资金较少。最后，从阅读、写作、数学、科学和公民资格等国家能力测试的成绩来看，那些获得更多的用于教学和运营的税收资金的学校的学生表现出了更高的学术成就。
　　在同一学区内，学生人均支出存在不平等，这与富裕学区和贫困学区之间众所周知的支出不平等大不相同。同一学区内的支出不平等表明，在经济资源如何分配给学校方面，存在着阶级权力强大而隐蔽的影响。为什么同一学区的两所学校学生人均资助水平相差如此之大，只有通过考察学校官员、地方政治领导人和较富裕的家长如何以一种带有阶级偏见的方式塑造学校预算这一过程才能理解。
　　公立学校的分流
　　在同质性学区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来自特权阶级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来自下层阶级，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分轨。在富裕的学校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大学。富裕学区比贫困学区有更多的钱用于教育项目，部分原因是这些学区位于房产价值更高的地区。较高的房产评估价值会为这些学区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因为在大多数州中，这是公立学校预算中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来源。
　　即使有更多的州不再把房产税作为学校收入的主要来源，富裕的学区仍有可能继续寻找方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比贫困地区水平更高的学校教育资助。我们知道，与贫困学区相比，资金更多的学校雇用了更多优秀的教师，购买了更好的设备，提供了更多的课外活动，给予了更好的指导和咨询，带来了更好的全面教育。在贫困的学校里，也许每十个孩子中只有一两个可以上大学。在极少数情况下，来自贫困学区的学生继续上大学的比例超过十分之一，这通常是由于特殊的情形。例如，当地的州立学院或社区学院可能位于附近，使贫困学生在上学期间能够在家里工作或生活。对来自贫困学区的学生而言，这些资源的可用性显然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有利。但是，即使有这样的资源，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也很难在大学中竞争，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早期教育的质量往往使他们在教育经验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欠缺。
　　富裕学校与贫穷学校的比较提醒我们，分流是不平等的一种形式，在比较这两类学校学生的经历和机会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小学和高中将学生分流到特权阶级教育和职业导向教育的做法，在富裕学校中出现，但在贫困学校却没有。这是因为富裕的学校为学生提供基于学校的经验、机会和其他形式的支持，而这些在贫困的学校则是不常见的。
　　公立学校的分轨
　　尽管分轨有其官方的崇高意图，但依然是一个通过能力分组、课程选择、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将学生区隔开来的过程。这是一个在争夺好工作和高收入的竞争中区别成功者与失败者的过程，它已经被用于中小学教育，即为那些被认为要上大学的人和那些被认为要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提供不同且不平等的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大约有85%的公立学校采用了分轨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分之二的高中被适度分轨，同时60%的小学实行了某种形式的以班级为单位的能力分组。在21世纪初的中期，公立高中和小学采用某种分轨形式的比例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致相同。
　　一些分轨项目提供了最大化的区隔，即学生在他们所有的课程中都保持在同一轨道上，而一些项目则提供了最小化的区隔，即所有学生至少在一起学习一些课程。根据对学生能力的信任，让他们进入不同的轨道，可以产生强大的自我实现预言效应。轨道的设置直接或间接地与学生的阶级和种族背景有关。直接影响是教师和管理人员对来自较高阶级孩子所具有的期望的结果。间接影响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孩子可能对大学表现出较低的兴趣，更少地受到父母和同龄人对上大学的鼓励，而且缺乏必要的成绩分数被选中进入大学轨道。基于强有力的研究证据，分轨研究的分析人士达成了实质性的一致意见，即分轨对低收入和非白人学生有负面影响。
　　学校支出和学生经历的不平等
　　学校之间的不平等最明显地体现在不同学区在教育学生的投入差异上。学生人均支出是用来比较学校教师、项目和设施质量的最佳单一指标。2009年全国每个学生的平均支出为10905美元。一些州花费的较多，如佛蒙特州（18913美元）、新泽西州（15983美元）以及怀俄明州（15742美元）。其他州则花费较少，如内华达州（7777美元）、密西西比州（7814美元）以及犹他州（8141美元）。在各州内部，贫富学区之间的比较（基于土地价值和家庭收入）提供了最能说明阶级不平等的证据。大城市里市区学区比郊区学区花的钱要少得多。2011年芝加哥地区学生人均支出在郊区学区高达11864美元，到市中心（学区）则为9860美元。早期对新泽西州和纽约市学校的研究显示，郊区学校学生人均支出在4000美元至7000美元之间，高于市中心学校学生的人均支出。
　　在城市和农村学校的比较中也发现了学生人均支出差异。例如，早期的研究发现纽约城市学区的学生人均支出比非城市学区高出4300美元。农村地区通常以白人为主，他们在教育上的花费远低于城市或郊区学区。富裕的郊区学校，每个学生的花费几乎是贫穷的市中心学区的两倍，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负担起更好的老师、更棒的设施、更小的班级以及各种丰富教学的活动和项目。只要学校的大部分资金是基于财产税，这些优势就永远不会进入市中心的学校。
　　分轨和分流都与阶级不平等相连并反映了阶级不平等。这两种做法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对大学招生的影响。富裕学区的大量学生在小学和高中阶段都“进入了分流”，并且在学业、社交和情感上都做好了在大学取得成功的准备。然而，在具有异质化学生群体的学区对学生进行分轨，只有那些进入大学预科课程的学生才能获得上大学所需的资源。
　　进入职业轨道和高中的学生主要来自低收入家庭，他们处于极大的劣势地位。他们降低了自身的教育期望，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受到过来自所处社会环境中同龄人和父母的鼓励。即使具有较高学术成就和潜力的学生也不太可能把上大学当作目标。这是因为，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子女很可能从父母、朋友和老师那里得到持续的社会鼓励，并将上大学视为他们教育生涯“自然而然的目的地”。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即使是学术成就高、智商高的学生，如果来自较低的经济群体，也不太可能进入大学。例如，几项研究发现，在学术成绩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上大学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在此类测试中得分较低的富裕家庭学生。
　　不平等：大学、收入、机会
　　大学学位的优势，除了四年学习所获得的生活经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还包括更多获得高声望和高收入工作的机会。1979年，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几乎比高中毕业生高出50%。但在2010年，大学毕业生一生的收入几乎是高中毕业生的两倍（高出97%）。大学毕业生收入方面的优势在教育完成后的年收入对比中也很明显。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2011年高中毕业生全职全年工人收入的中位数大约是32000美元。相比之下，2011年拥有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年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55000美元（如图5.7所示）。就目前来看，一个大学毕业生一生将比一个高中毕业生多赚100万美元。简而言之，与几十年前相比，如今获得高声望和高收入职业（的机会）与教育文凭的关系更为密切。

　　过去40年的证据表明，教育如何与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联系在一起，是导致许多政府和商业领导人提出把更多更好的教育作为许多社会问题解决途径的原因。由于新技术或工厂关闭而失业的工人被告知，他们必须提高技能才能在“新经济”中找到工作。来自最贫困家庭的年轻男女被鼓励去取得高中文凭，并考虑上大学，即使只是一所社区大学。
　　政府领导人经常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鼓励年轻人去上大学，他们有时也会谈论增加对学生的财政援助，但政府的援助远低于上大学的费用。在2010～2011年，美国四年制大学平均每年的费用在公立学校总计16712美元，在私立学校总计44619美元（学费、杂费和食宿费）。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是联邦政府向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援助的主要来源，该奖学金在2011年给学生们提供的最高奖学金为每年5550美元，而当年佩尔奖学金的平均资助只有3800美元。对于只有低收入或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上大学的费用和他们得到的有限经济援助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贷款来弥补的。由于钱被许多贫困学生和其他人借走了，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富裕家庭的人，学生债务在过去几年里增长迅速。在2011年，“有三分之二的本科毕业生负贷毕业，贷款的平均金额略低于28000美元（不包括利息）”。
　　大学教育能改善一个人的职业和收入前景，这一说法很难遭到反驳。即使考虑到第5章中关于大学毕业生收入在过去四十年停滞不前的悲观数据，大学毕业生在经济方面也比那些没有完成大学学业的人要好得多。拥有大学学位被证实有益于那些将他们的专业技能转化为商业、金融和专业领域高薪职业的特权阶级。也许这就是很多特权阶级的父母送孩子上大学的一个原因。美国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数据显示，大约70%来自富裕家庭的高中毕业生上了大学，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比重则只有21%。多年来收集的大量数据表明，一个人的社会阶级地位是大学入学（概率）和毕业（概率）的最佳预测指标。
　　许多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在新经济中高等教育文凭对事业成功的重要性。特权阶级把他们的大多数子女送入大学，而今天大量中等收入家庭做出了必要的经济牺牲，同样也将他们的大部分的孩子送进了大学。对后者来说，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大学文凭都是平等的。这一群体的学生往往很晚才会发现，大学学位并不能保证全职工作、加薪或从事需要学位的工作。例如，2011～2012年“年轻大学毕业生（21～24岁）的平均失业率为9.4%”。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在1973～2011年间下降了9.5%（图5.7）。其中很大一部分下降发生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全职工人的平均工资下降了5.4%……在2000～2011年”。最后，在25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生中，大约40%的人正在从事“不需要大学学位”的工作。
　　正如下一节所阐释的，上述毕业后不太乐观的情景更有可能发生在那些非精英大学毕业生身上，特别是那些在当今新经济下需求不大的专业，或者是那些没有职业培训课程的专业(如法学、医学、药剂学、商学、工程学)中的学生。从名牌高校毕业、拥有特权阶级背景的学生不太可能经历这种不幸的后果。而且，对于那些在新经济下明智地选择了急需专业的毕业生来说，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发生，即使他们来自非精英学校(如软件工程学、会计学、精算学、建筑学)。
　　普林斯顿和无名小镇：逐渐“凝固”?
　　人们经常断言，新技术将使富人和穷人的学习机会均等化。这是人们热切希望的，但我怀疑这种情况是否真的会发生。
　　——Neil Postman, Nation (October 9, 1995)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证明了学校教育对阶级不平等再生产的强大影响。与美国梦所包含的信念相反，教育并不是为具有不同家庭社会地位的美国人提供机会平等的手段。学校教育通过美国梦的神话力量以及分轨和分流的影响服务于不平等的再生产，作为否认向上流动机会平等的手段。现在我们通过研究谁上大学，上什么大学的问题，来继续我们的学校教育分析。
　　正如本章前面提到的，在过去的70年里，大学入学率急剧上升。1940年，美国高校共颁发了216000个学位。40年后的1980年，官方机构颁发了近100万个学士学位。2010年，美国高校共颁发了833000个副学士学位，160万个学士学位，611000个硕士学位，14万个博士学位（例如，哲学博士、医学博士、教育学博士、牙医博士、法学博士）。与1940年相比，大学扩招使得大学环境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在有关女性的方面，现在美国每年颁发的副学士、学士和硕士学位中，女性占到大多数。即便如此，大学生仍然主要是白人。2009年，除去非美国居民获得的学位，白人男性和女性占美国所有大学（颁发的）学位的72%。在少数族裔中，有11%的学位由黑人获得，9%由西班牙裔获得，7%由亚裔获得。就阶级背景而言，今天在美国大学注册的2100万名学生大多来自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这一点从早些时候引用的有关家庭收入和大学入学率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即便如此，仍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来自工人阶级和低收入家庭。也许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美国梦的一个修正版本，在这个版本中，一些非特权阶级的成员实际上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机会平等。但这也仅仅是也许。
　　本节的主要论点是，尽管与过去相比，今天大学扩招致使更多非特权阶级的年轻人进入高校，但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框架内，依旧出现了一种向更加固化的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体系发展的趋势。这种更加微妙和不那么显见的不平等形式，体现在特权和非特权阶级学生就读的学校以及他们选择的专业领域。来自经济条件一般家庭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两年制或四年制有直接就业机会的课程，而非那些以攻读高等或专业学位为目标的课程。除了基于阶级的学术专业选择，有证据表明，女性和非白人学生同样做出了导致低收入的职业选择。
　　从人力资源浪费的角度来讲，高等教育中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体系的后果，与高中学校里决定谁上大学的（基于阶级或种族的）分轨和分流体系的后果一样严重。让我们从4495所（2009年）能够为美国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服务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说起。上述约38%（1721所）的高校机构为两年制大学，上这些大学的学生，通常是因为他们要么没有足够的学历进入四年制高校，要么没有钱支付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或者他们已经就业并试图改善他们的文凭和就业机会。
　　在两年制学校之外，我们发现2774所四年制学校（占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62%）是高度分化的。这些机构中大约有200所是规模更大、更有声望的研究型大学，几乎（能够）授予美国全部的专业和高级学位。毕业于这些机构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管理人员，构成了特权阶级。这200所“顶级”大学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20所顶级私立大学（例如，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20所顶级州立大学（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得克萨斯大学），所谓的十大联盟高校（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爱荷华大学、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内布拉斯加州立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普渡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和其他州立大学。还有大约30所小型的“精英”文理学院，它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强大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的基础）并收取高昂的学费（例如，阿默斯特学院、贝茨学院、鲍登学院、克拉克学院、科尔比学院、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汉密尔顿学院、哈弗福德学院、霍巴特学院、奥柏林学院、里德学院、威廉·史密斯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塔夫茨学院）。
　　这个简单计算的意义(除了一些人会抱怨我们对许多学校进行了错误的分类之外) 只是为了说明高等教育是高度分化的，其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对他们的录取非常挑剔并且这些学校一直被许多人认为是特权阶级眼中50多所“精英”高校的一部分。随着原本就很富有的大学通过面向富裕校友的筹款项目变得更加富有，精英学校和非精英学校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在美国，给毕业生提供巨大优势的精英学校大约有50所，或者说不到全国所有高校的1%。进入精英学校的竞争是残酷的，富裕家庭的学生为竞争做了更好的准备。一些就读于像哈佛大学这样精英学校的学生往往来自年收入远高于25万美元的家庭，这并非偶然。如果你被这些精英学校的其中一所录取，那么在毕业之后申请精英研究院或专业学校，被录取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当学校教育完成后，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将进入美国社会主要机构中的高层职位，这些机构由超级阶级领导，特权阶级管理。进入“（前）1%精英（学校）”的学生们正在被“凝固”，这里是本节开篇使用的这个术语的积极含义。那些在这个体系中上升到顶端的人将拥有这个位置上所有的物质和心理上的优势，享受“美好的生活”。
　　许多就读于1721所两年制大学和大多数2724所非精英四年制学校（2774减去50所精英学校）的学生，正在一种负面的意义上被凝固——也就是说，他们正在遭受“痛击”。这些学生大多进退两难。他们选择上大学，因为这是他们得到一份“好工作”的唯一希望。由于针对高中学历人群工作的缺失，迫使很多人都去上了大学。而他们的父母甚至负担不起非精英大学的学费，所以许多学生打工的同时申请了贷款并希望所有的债务和牺牲最终都是值得的。他们放弃了四年的收入并负债累累，然而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只能找到每小时10～15美元或是每年20000～30000美元的工作。
　　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中位数差异很大，从文科专业的36715美元到化学工程学的65142美元。在这些群体之间是护理学（39920美元）、中小学教师（45887美元）、商学（45887美元）和计算机科学（56128美元）。很显然，具有专业技术学位的毕业生获得了更高的起薪，但正如多达40%的毕业生所说的那样，他们从事的工作并不需要大学学位（只有17%的工程学专业毕业生这么说，但大约50%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生表示，他们目前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文凭）。可以肯定的是，在2724所非精英学校中，有一小部分毕业生在职业方面做得很好。他们通常毕业于之前提到的急需专业课程，他们拥有获得更高收入的技能资本和文凭，但他们不太可能加入特权阶级。
　　持续不平等的未来？
　　本章的主要论点是，美国教育体系的运作方式，复制了更大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结构，尤其是那些基于阶级和种族差异的不平等结构。它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通过宣扬一种意识形态，称学校教育是伟大的均衡器，是向上流动的康庄大道。其次，不平等一直存在于一种基于学术质量划分的多层次教育体系中，这一体系由精英学校、普通学校和差等学校组成。这些学校的质量差异直接与学生的阶级和种族类别有关。中小学教育经历的质量有助于决定学生上大学的机会。
　　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小学、中学或高等教育发生有望扩大年轻男女平等受教育机会的重大变化的证据。公立中小学校很可能继续依靠延续不平等的方法(如财产税)来提供资金。结果将是，资源丰富的学校和资源匮乏的学校在提供的教育经历质量方面依旧存在严重的分化。由于学费上涨的速度快于大多数家庭收入增长的速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变得更加有限。少数精英学校和非精英大学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进入精英学校的有限机会，为其毕业生带来了更大的优势。
　　中小学中与学生的社会阶级成员身份和/或他们的种族/族群身份有关的不平等在今后几年内很可能会得到加强和扩大。对人口趋势的预测表明，在高度区隔的环境下，（一些）中小学中有色人种学生的比例将越来越大。这可能会导致家长对（学校）为其子女提供的教育质量提出比原来更高的要求。特权阶级的父母可能会以将孩子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来回应这种状况。随着公立学校预算的下降，工人阶级的家长可能也会被一些机会所吸引，即一些可以让他们的孩子从衰败的学校搬到新的、所谓的特许学校或其他看似能给学生带来一些好处的机会。
　　商业共同体中的精英阶级领导人对公共教育质量的担忧，以及对标准化考试、教育券（voucher）以及特许学校等改革的呼吁，最为强烈和持久。尽管家长和教师团体长期以来对民主教育改革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改革将有助于促进教育事业，但他们常常反对公司化美国所青睐的那种“改革”。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指出的，“改革”公共教育的兴趣大多是由存在于学校私有化中的公司利益所驱动的，这种私有化使其成为营利性企业。
　　关于教育改革如何以及为何成为超级阶级将学校重塑为营利中心有力武器的故事，太长太复杂，无法在此展开探讨。因此在这里只能说，在通过教育券、特许学校和其他项目提高教育质量和更多自由选择的伪装之下，超级阶级及其盟友正试图转移人们对他们核心优先议程的注意力，即粉碎教师工会的公共部门以及增加公司利润。
　　基于新阶级体系、新经济和超级阶级公司教育“改革”议程的现实，美国的教育不平等不仅会继续下去，而且极可能还会加剧。来自双钻石型阶级结构底部家庭的学生将会发现进入大学并完成学业、找到具有长期职业发展前景的全职工作越来越难。而日趋明显的是，大量大学毕业生只能在低收入的服务业找到工作。这一趋势将日益凸显一个事实，即在当今与新经济相连的职业结构背景下，大部分大学为大多数学生提供的职业准备与大多数非特权阶级大学毕业生能够从事的工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匹配。

来源时间：2019/8/23   发布时间：2019/8/23

旧文章ID：19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