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摘要：虽然特朗普及其幕僚反复强调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充满信心，但多项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将在2021年前进入衰退期，这或许会对特朗普的连任之路形成致命打击。
　　关键词：经济衰退 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 制造业 服务业
　　特朗普8月18日发推文称，完成中美贸易协定后，美国经济可望大幅增长。进口价格下降，中国吞下关税。大笔关税收入涌进，用来帮助受打击的农民。美国在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也分别在电视节目上为总统的贸易政策辩护，并以经济利好消息安抚衰退忧虑。库德洛在“星期日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特别提到高额零售数据称：“消费者，首先，他们在工作；就业数字很了不起。其二，他们从事的是更高薪的工作；第三，他们在花钱；第四，有趣的是，他们甚至在花钱的同时也在存钱。那大概算是最好不过了。”
　　自当选以来，各项经济指标一直是特朗普最引以为傲的政绩，然而，特朗普的经济自信还能维持多久？数据显示形势并不容乐观。
　　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将于2021年前进入衰退期
　　从各大机构的调查数据结果看，超七成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即将进入衰退期，且很有可能发生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路透社8月6至8日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在未来两年内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为45%。调查显示，有接近70%的受访经济学家表示最近的形势发展让美国更接近下一次经济衰退。随后，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BE）8月19日发布的一份半年度经济政策调查报告也显示，超七成经济学家认为美国2021年前陷入衰退。

　　这种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一方面源于中美贸易战。美国投资机构高盛（Goldman Sachs）8月11日在研究报告中表示，经济学家对中美贸易战导致经济衰退的担忧在不断增高。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GDP增速已经从第一季度的3.1%下降至2.1%，在此背景下，高盛再次将美国第四季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1.8%。
　　另一方面，面对经济压力，今年7月份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这成为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的原因之一。美国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也被视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迹象。彭博社经济报告也称，尽管全球央行采取措施应对需求疲软，但2021年世界GDP仍将比无贸易战情形下降低0.3%。这也加剧了人们对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和美国经济趋缓的担忧。
　　贸易战阴影下，美国金融市场巨幅波动
　　受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影响，美国三大股指8月5日均创下年内最大跌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下跌962点，市场信心受到重创。该周最后一个交易日（8月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90.75点，收于26287.44点，跌幅为0.3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19.44点，收于2918.65点，跌幅为0.6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80.02点，收于7959.14点，跌幅为1.00%。随着中美贸易战进入相持阶段，美国部分经济活动可以陷入深度亏损状态，美国股市存在继续下跌的风险。
　　在美国股市动荡的同时，数据显示8月14日美国2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自2007年来首次出现倒挂。2005年末，美国2年期和10年期收益率之间的曲线首次出现逆转，2007年12月美国经济正式开始衰退。长短期限美债收益率的倒挂，反映的是市场对于长期经济通胀预期的悲观——这一危险信号即使投资者改变投资行为，也挤压了金融机构未来的盈利能力机会，改变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和信贷行为，进一步收紧实体经济融资环境，造成经济下行，最终导致经济衰退。

　　零售业数据难掩制造业与服务业颓势
　　尽管美国商务部发布的7月零售数字安抚了市场忧虑，但在美国金融市场近期频频发出经济衰退预警信号之际，制造业衰退再度给美国经济拉响警报。
　　美联储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7月份美国工业生产下滑0.2%，其中制造业产出下降0.4%，自2018年12月以来制造业降幅已超过1.5%。今年上半年美国工业产出和制造业产出连续两个季度下滑，已陷入“技术性衰退”。同时，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统计也显示，7月美国制造业指数环比下降0.5个百分点，制造业活动放缓至近三年来低点。

　　国际咨询机构IHS马基特公司8月22日公布的最新统计也显示，8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49.9，十年来首次跌破50荣枯线，意味着经济活动处于收缩状态。
　　来自不同机构的统计数据均显示美国制造业正陷入困境，与此相呼应的是房车出货量的下降。《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房车产业协会统计资料显示，自年初至今，房车出货量较去年下滑约两成，较去年的4.1%跌幅明显扩大，且令人担忧的是，出货量已连续好几年呈现下滑趋势。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指出，上述这些迹象显示美国经济正面临衰退，或即将步入衰退。他强调，用房车产业来判断美国经济是否出现衰退，比经济学家的预测更精准。
　　尽管制造业占当前美国经济的比重仅12%左右，制造业的衰退还不足以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期，但制造业疲软势头正在向服务业蔓延。IHS马基特公司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服务业PMI从7月的53大幅降至50.9，创3个月来低位。
　　此外，密歇根大学发布的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滑落也超出了预期，8月该指数从98.4跌到92.1，为7个月低位。经济分析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阿什沃斯(Paul Ashworth)在当天发出的分析报告中写道，这是“美国消费者可能根本无法拯救世界经济的最初讯号。”
　　参考文献：
　　[1]https://jp.reuters.com/article/us-usa-economy-poll-idINKCN1UZ00F
　　[2]https://nabe.com/NABE/Surveys/Business_Conditions_Surveys/July_2019_Business_Conditions_Survey_Summary.aspx
　　[3]https://www.nasdaq.com/article/goldman-sachs-economists-say-fears-rise-that-uschina-trade-war-leading-to-recession-20190811-00013
　　[4]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8-19/-585-billion-the-price-tag-for-global-trade-war-uncertainty
　　[5]https://www.cnbc.com/2019/08/13/us-bonds-yield-curve-at-flattest-level-since-2007-amid-risk-off-sentiment.html
　　[6]https://www.markiteconomics.com/Public/Home/PressRelease/8d045df65df54d4694039324224684e0
　　[7]https://www.wsj.com/articles/one-countys-rv-industry-points-to-recession-around-the-bend-11566207001
　　原文摘自《美国政治》总第413期

来源时间：2019/8/24   发布时间：2019/8/24

旧文章ID：19408

作者：兰斌强  来源：察网

　　佩洛西只不过是一个美国的政客，即使是议长也是美国的议长。她或许可以左右美国国会，影响美国政府，但绝不能能，也没有丝毫资格和权力左右香港事务，更不能对中国产生任何影响。香港的未来决定在香港市民手中，在特区政府手中，在十四亿全中国人民手中，在中央人民政府手中！因此，当平息骚乱启动时，当香港真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出结果时，也就是香港反对派、“港独”分子、骚乱暴徒的末日之时！全体中国人民的呼声一定会成为现实：违法骚乱分子、暴徒必须为他们所做的恶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两天，香港乱局升级，已发展到围殴内地记者和过境香港的内地普通居民，将游行示威、骚乱上升到恐怖行为。先看一段《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在香港机场被暴徒围殴的视频。点此观看
　　其实，这段视频只是该事件很小的一部分，笔者得到的一段长达11分钟的完整视频，比上面的这段视频中展示的内容更让人难以容忍，暴徒对付国豪捆绑、围殴的手段更凶残，完全是毫无人性、丧心病狂的行为。当天，同样是在该机场，也有一名内地普通居民遭到暴徒的围殴，致使晕厥。中国的记者和国民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竟然遭到香港暴徒如此残忍的暴行，引发了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怒，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尽快缉拿暴徒，绳之以法！
　　两个多月来的香港骚乱不断升级，不仅给香港社会各方面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也给香港市民和过往香港游客的人身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香港这场骚乱已完全不是为了所谓的“反逃犯条例”，更不是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而早已演变成一场企图颠覆香港特区政府的“颜色革命”。这其中的背后的黑手、主谋、策划者就是美国政府及其政客。这一点不仅被曝光的无数事实证明，也几乎是国际社会心知肚明的认知。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这次香港骚乱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是香港骚乱最大的支持者。之前她曾多次对香港骚乱妄加评论，更在关键时刻发表声明公开支持香港骚乱。华盛顿时间13日，在香港发生暴徒围殴内地居民和内地媒体记者后，佩洛西再次发表声明，对香港骚乱表示支持。

　　佩洛西为何对香港骚乱如此“热衷”？美国的企图究竟是什么？
　　一、佩洛西要将香港“颜色革命”进行到底
　　佩洛西在13日的声明中宣称：
　　【“10个星期以来，香港人民鼓舞了全世界，他们以勇气和决心为自由、正义和得到许诺的真正自治而抗争。香港特首和立法会必须全面、立即撤回危险的引渡法案，调查并结束警方的暴力，实行普选，从而最终全面呼应香港人民合法的民主诉求，而这是‘一国两制’所要保障的。”
　　“在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继续跟香港人民团结一致，要求香港有充满希望的、自由和民主的未来，而这也是香港人民的权利。今后几周里，我们将推动通过国会两院和两党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重申美国面对北京的镇压致力于民主、人权和法治，关注禁止向香港警方销售弹药和人群控制装备。”】
　　从上面佩洛西的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和一个险恶目的。即：
　　美国就是香港骚乱吧背后黑手
　　笔者在8月8日和11日曾发表了两篇文章【《黄之峰密会美官，止暴制乱必须首先打击骚乱源头！》和《美官员再密会骚乱大佬，捶实美国策划香港骚伦卑鄙行径》】，文中揭露了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Julie Eadeh在8月6日秘密与香港反对派大佬、这次骚乱的背后操手李柱铭、陈方安生会晤后又与“港独”分子黄之峰、罗冠聪等人秘密会晤的情况。其中披露，黄之峰在与Julie Eadeh密会曝光后，他在其脸书上解释Julie Eadeh与他等人见面“就是讨论“香港人权民主法”的立法进程，亦促请美国停止出口催泪弹和橡胶子弹予香港警察。”
　　现在我们再看看佩洛西13日的声明：“我们将推动通过国会两院和两党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关注禁止向香港警方销售弹药和人群控制装备。”这不是与黄之峰6日与Julie Eadeh密会后发的脸书内容的解释完全一样的么？
　　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在笔者11日的文章披露中指出，8月6日Julie Eadeh先是与骚乱操手李柱铭、陈方安生密会，后再与黄之峰等人密会，而此丑闻被媒体曝光后，8日黄之峰才不得不在脸书上进行简单的解释。但Julie Eadeh与李、陈和黄、罗等人的分别会面当然不是仅仅一件事那么简单。在港府5日公开向媒体宣布制止骚乱的决心后，Julie Eadeh便与骚乱主要头目密会，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是针对港府以及中国中央政府“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决定，向骚乱头目下达新的指令，让骚乱进一步扩大。6日以来骚乱局势的演变也全完证实了这一点。
　　从佩洛西的声明与之前黄之峰脸书的解释几乎完全一致证明，美国一直在背后操控着香港这场骚乱。
　　美国操控骚乱的险恶目的
　　佩洛西在声明中，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以美国一贯的颠倒黑白的手法，将香港骚乱称为“为自由、正义和得到许诺的真正自治而抗争”，完全忽视全世界都见到的骚乱中暴徒施暴的行为，甚至连暴徒违法的行为只字不提。两个多月的骚乱已造成香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全面混乱，市民生活、生命遭到严重影响和威胁，这种状况被佩洛西称赞为“鼓舞了全世界”。这种状况是香港市民所需要的？这种状况对香港的发展有利？这种状况能“给香港未来带来希望”？
　　骚乱中暴徒的行为不仅仅严重违法，也对香港市民的生活秩序造成极大的影响和破坏，严重阻碍了香港市民，乃至外国、外地到香港旅游、公干的人士的自由，是对香港市民和不同意见人士的人权不予尊重。骚乱分子、暴徒可以不经允许在任何地方，采取任意行动、施暴，只要是他们就是对的，不可质疑，不可争辩，必须得到许可，而其他的人不能发出不用的声音，否则就采取暴力行动。警察依法制止违法行为就是“暴力镇压”、就是“黑警”，暴徒施暴、违法瘫痪机场相反成了“正义抗争”。这就是佩洛西要向香港送来的民主自由人权？
　　佩洛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已到了无耻卑鄙的地步！
　　“一国两制”所保障的是合法行为，绝不会保障违法、暴力行为，更不会鼓励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对港府的某些做法不满可以依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但绝对不能以此进行违法行为。挑起社会骚乱，甚至向他人施暴，这不仅不是“一国两制”所允许的，更是与有“法治社会”之称的香港所完全不相符的。
　　佩洛西在声明中称“香港特首和立法会必须全面、立即撤回危险的引渡法案，调查并结束警方的暴力，实行普选。”她以为她是谁？她一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凭什么向香港特首、香港政府、立法会和香港市民发号施令？还把香港当成美国老家英国的殖民地？真实大言不惭，自不量力，不知廉耻！
　　有必要再次提醒这位美国议长：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美国没有任何权利对香港指手画脚！
　　佩洛西以及美国政府及政客，当然知道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但他们长期以来，借“一国两制”企图将香港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因此，公然制定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所谓“与香港关系法”。这次在操控香港骚乱期间，美国官员再次与香港反对派和“港独”头目秘密会面后，佩洛西声称，美国国会还将制定干涉香港法案。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试图扶植一个唯美国是从的港府主政者，而自回归以来，美国似乎在这一点上没有看到希望，所以才会处心积虑与香港反对派媾和发起了这场骚乱。
　　因此，与以往的骚乱不同，这次骚乱明显的目的就是要在香港实现颠覆港府的“颜色革命”，而佩洛西的声明就是要将这场“颜色革命”进行到底！
　　二、从佩洛西的声明看清美国的真面目
　　骚乱对香港社会发展和香港市民有利还是有害？回答这个问题在香港社会不难统一。相信除了长期跟随美国屁股后面跪舔的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之流反对派，以及将美国认作干爹、“押宝”在美国身上指望美国决定香港命运的“港独”势力外，绝大多数香港市民是反对骚乱的，对美国操控骚乱、将香港局势搞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厌恶的。
　　最可耻的是，明明将香港搞乱了，香港社会因此遭到重大损失，可佩洛西还振振有词宣称是为了香港未来好，还声称是为香港市民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她兜售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美国向香港兜售的民主
　　美国长期以来向香港推销其民主，这一点佩洛西深感自豪，称：美国“跟香港人民团结一致，要求香港有充满希望的、自由和民主的未来”。然而美国对香港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
　　美国驻港总领馆的一个小小官员Julie Eadeh与李柱铭、黄之峰等几个人秘密会面就可以让美国国会打算通过一个干涉香港事务的法案。难道李柱铭、陈方安生等反对派头目、黄之峰、罗冠聪等“港独”分子就代表了香港市民？反对派、“港独”分子乞求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经过了700多万香港市民的授权或认可吗？美国会通过这几个人的意见就对香港制定一条法案，这是美国民主的做法吗？
　　美国向香港兜售的自由
　　香港骚乱破坏了香港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影响了市民的生活，给香港造成几乎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局面和后果，正是骚乱分子这两个月以来可以为所欲为地将“自由”享受到极致，而大多数市民却完全失去的他们正常工作、经商、享受社会服务，甚至在外通行的自由。
　　民主自由的好处是大多数人民可以享有，而非少数人的“福利”。这才是正义的民主自由，可以现在香港的情况恰恰相反，证明这不是正真的民主自由。
　　佩洛西向香港推销的正是这种“伪民主自由”。其实这样的“伪民主自由”即使在美国也不会有市场，也不会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因此，佩洛西是不会再美国提倡这种“伪民主自由”的。这点从美国近年来在解决关于移民问题上的争议，就可以得出结论。除开政治因素，美国大多数国民是希望政府能控制非法移民的，但其中政府的一些做法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和不满，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以大多数的人意见为主。
　　佩洛西为何不站在美国少数人的立场掀起一场骚乱，促使特朗普改变立场？
　　可见，佩洛西向香港推销的自由民主只会针对香港，而绝不会让它在美国出现。
　　美国向香港兜售的人权与法治
　　佩洛西之前曾将香港骚乱称为“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这次她在声明中再次对香港警察制止暴徒施暴称为“镇压”。
　　美国在人权、法治上的虚伪几乎世人皆知。美国警察枪杀非美国裔的案件时常发生，其中有多少是符合佩洛西向香港兜售的法治标准的？
　　2011年9月中旬至11月中旬，发生在美国曼哈顿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美国警察对待游行静坐示威者采取的行为，可以让这次骚乱中香港警察的表现感到汗颜。美国警察理直气壮向占领待华尔街的示威者施放催泪弹、举枪对准示威者、对着静坐着者喷射辣椒水……在清场时纽约警察对待示威者行动更比香港警察粗暴的多。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纽约警察抓捕的总人数也远远高于到目前为止香港警方抓捕的人数，接近800人。

　　再往前推，1992年4月发生在洛杉矶的骚乱事件，为了平息骚乱，美国政府甚至连军队都动用，抓捕人数超过万人，导致死亡人数53人，其中就包括在军警执法过程中被枪杀的。
　　对于在美国发生的这两起事件，佩洛西是否应该谴责美国政府镇压民主自由？佩洛西是否应该谴责美国警察侵犯人权？而且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两起事件，一个示威民众诉求的是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个是因美国法院对白人警察枪杀黑人判决的不公引发的种族骚乱（洛杉矶骚乱）。也就是说都是因政府行为不公所引发的。而这些又说明了什么？这不是正说明了美国不尊重人权和法治不公吗？
　　佩洛西还在声明对香港特区提出“必须……实现普选”。佩洛西太把自己当根葱了，她有什么资格向中国的香港发号施令？另外，香港目前实行的选举与美国实行的选举方式上是一样，即间接选举。她向香港社会煽动的“普选”，其实有意模糊普选与直接选举的概念，让人产生以为美国是直接选举。十足的无耻套路。
　　佩洛西向香港兜售“民主人权法治”时，在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时，有想到过美国自己是如何做的吗？是一套标准码？其实，她是懒得考虑这些的，即使有人问她，她的回答要么难以自圆其说，要么以各种理由进行狡辩。因为，美国一向都是用双重标准对待别人。
　　佩洛西13日的声明对香港来说就是一个屁，说的更准确一点：屁都不值！
　　然而，佩洛西此时的声明，在香港反对派、“港独”分子眼里无疑是道“圣旨”，是一剂兴奋剂。他们以为美国主子发话了，干爹给他们撑腰了，所以港府就会害怕，甚至以为中央政府就会向美国服软。因此，他们必定会继续在将骚乱进行下去，暴徒的违法行为也因此会继续嚣张。奴才就是奴才，汉奸就是汉奸。主子扔一块骨头马上就摇头摆尾，主子摸一下头就兴奋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将自己祖宗出卖也不觉有丝毫羞耻！
　　港府怎么会惧怕美国？香港的背后是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时，国家一穷二白，即使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依然敢于与美国在朝鲜一战，最终让美国感到胆寒而不得不坐下来谈判休战。如今的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已有目共睹，就连历史上最看不起中国，对中国实施侵略、殖民的西方，现在也不得不对中国尊敬。美国如果真要因香港问题与中国扳手腕，中国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且一定会比抗美援朝时更有信心，坚决迎战，决一高低！
　　佩洛西只不过是一个美国的政客，即使是议长也是美国的议长。她或许可以左右美国国会，影响美国政府，但绝不能能，也没有丝毫资格和权力左右香港事务，更不能对中国产生任何影响。香港的未来决定在香港市民手中，在特区政府手中，在十四亿全中国人民手中，在中央人民政府手中！
　　因此，当平息骚乱启动时，当香港真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出结果时，也就是香港反对派、“港独”分子、骚乱暴徒的末日之时！全体中国人民的呼声一定会成为现实：违法骚乱分子、暴徒必须为他们所做的恶付出沉重的代价！
　　2019年8月15日

来源时间：2019/8/24   发布时间：2019/8/16

旧文章ID：19407

作者：赵全胜  来源：海外看世界

　　厦门大学/中信基金会两会议论文系列第四篇

　　特朗普政府刚刚通过了新一轮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而今年仍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加收关税，美国的台湾牌和中美贸易战已经成为当前中美博弈何去何从的一个风向球。人们不禁要问这样几个问题：特朗普为什么要打台湾牌，怎样打？而中国大陆又应该如何应对？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美关系的全局。特朗普自2017年1月上台以来，至今已经两年多了。其多变的对华政策和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中美关系出现了对峙的局面。本文首先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态势做出判断，然后再来分析特朗普所一再出手的“台湾牌”。
　　复合型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最大的可能是复合型，也就是说，竞争与合作并存。但是竞争的因素会更多一点，也就是说中美双方会出现一个对峙的局面，这个对峙应该是比较长时间的，而且这个对峙的范围也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贸易领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美贸易战和高科技战，例如围绕着华为所引发的引人注目的争斗。同时也有所谓的热战，也就是南中国海上的围绕着自由航行所引发的冲突，以及在政治外交领域里面的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
　　作为位居第一和第二的两个超大经济体和核大国，中美双方在危机管控和危机预防方面所采取的措施都是非常认真的。但并不排除小规模的局限性的冲突，就好比2001年海南撞机事件。但是这并不是说双方就会打起来，就会真正的把对手视为敌人。这正如美国方面反复强调的，竞争对手并不就代表着敌人。比如，美国和日本，美国和欧盟都有竞争的关系，但不能说他们相互之间是敌人。
　　中美之间的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合关系和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的最大区别在于：美苏关系基本上是一个零和的方式，而中美关系在很多领域里是有这种竞争的性质，但是在很多其他领域里也有双方合作的可能性，这主要表现在要保持一个全球政治、经济、战略各个领域里面的相对稳定性，而中美作为两大强国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双方携手来共同维持这个稳定局面对每一方面都是有好处的。双方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或者正在进行的贸易战，结果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冲突的结果也许会使一方受的损失大一点，比如中美贸易战期间中方的损失就更明显一点。但这并不是说另一方就不受损失，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现在和冷战时期另外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都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都强调市场经济，中国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这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中美之间会重蹈美苏之间冷战局面的原因。
　　特朗普的对华战略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可谓是“三箭齐发”，自就任以来即认定中国在未来将是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特朗普的第一支“箭”射向经济贸易领域，即以经贸手段打压中国经济。特朗普希望用此支“箭”可以扭转多年来中美贸易的不平衡，进而消减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特朗普的第二支“箭”则是指向军事战略方面。具体而言，特朗普提出要正式与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国一起启动印太战略。这一点在南海体现的极为充分，特朗普继承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的“自由航行”口号，增派军舰进入南海海域，甚至派遣航母编队进入南沙群岛和过去从未驶入过的西沙群岛等中国重要海域。而特朗普的最后一支箭则直指政治外交领域，也就是打“台湾牌”。2018年初，“台湾旅行法案”仅用三个月就紧锣密鼓地以“快三步”的方式通过— 国会众议院，国会参议院，总统— 最后特朗普还签了字。这其中的目的就是提升台美关系，把台湾作为其印太战略的重要抓手。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开展直接体现在了美国军力调整的事实上。美国海军作为美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原来是两洋平衡作战，太平洋大西洋各投放兵力百分之五十，现在比例是六十和四十。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于重新掌握亚太地区主导权的决心。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又由于孟晚舟和华为事件而受重挫。美国特别瞄准中国的华为等高科技部门，规定中国涉及“2025计划”的项目，都不能参与国防部相关的合作。同时在夏威夷海域的环太平洋军演拒绝邀请中国，理由是中国在南海建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开始高调打“台湾牌”，以及美国国会加紧运作邀请蔡英文访问华盛顿，都体现出用美台关系升级来牵制中国的战略。
　　若要进一步考察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则美国国内因素亦不可忽视。特朗普的上台对美国国内政策的最大影响就是将美利坚合众国变成“美利坚分裂国”，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旗帜鲜明，党争不断。特朗普对前任奥巴马的政策可以归纳为“逢奥必反“。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TPP，挑战NAFTA，在台湾问题上不按常理出牌也是在情理之中。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最惹人关注的就是对通俄门的调查。“特普会”之后，美国的众多政治家与媒体都谴责其为“叛国行为”，使得他给公众一种岌岌可危的形象。如此一来，他必须在外交领域有所建树以缓和国内质疑之声。为此甚至可以不惜挑起重大国际纠纷。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急于在外交战场上出彩，以转移国内舆论压力。2018年夏天和2019年春、夏他坚持与金正恩三次会面就是其外交思维的一个重要体现。而且特朗普并不满足于只担任一届总统，已经明确表示要连选连任的意向。所以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当然要为其国内考量服务。
　　特朗普为什么要打台湾牌
　　东亚国际关系自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大国博弈在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海峡—就从来没有中止过。近代史以来，中美两大国在这两个热点地区不但卷入甚深，而且是直接的当事人，而这两个地区也就成为中美之间的博弈焦点。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基本考量：第一，战略考量：早在朝鲜战争一开始，麦克阿瑟就把台湾称作“不沉的航空母舰”，冷战结束后台湾又成为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棋子。这也和美国的战略地理优势有关，美国东西面临大西洋和太平洋，南北又是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两个弱国，所以自身没有什么安全问题。而中国就不一样了，东西南北，强敌林立，周边的安全问题很多。北京如果在台海有大的动作，将受到多方的牵制。第二，外交考量：台湾是中美博弈中最方便的筹码，成本低，效果显着。第三，政治考量：一方面可以推行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在国际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在台海挑事来转移其国内政治纷争的视线。总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不可能拱手相让的，将继续尽其可能对台湾“实施保护”；而台湾长达70年之久的偏安一隅靠的也是美国。
　　特朗普上台之后，又增加了一个因素，这就是台湾成为中美博弈中讨价还价的筹码，这当然反映了特朗普的商人本色，以极限施压来取得谈判桌上的最大效益。再加上特朗普身边的一批亲台强硬派，例如博尔顿、薛瑞福之流，在背后推波助澜，都使得特朗普打起台湾牌来广受美国朝野的支持，而变得游刃有余，并无后顾之忧。
　　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有“变”的部分也有“不变”的部分。“不变”在于它并没有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尽管已经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那么“变”的部分是什么？是现在对台湾的很多具体做法。特朗普一上任就与蔡英文通电话，这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到台湾访问的人员，有美国国务院助卿，有局级干部，甚至还有副部级干部。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但是双方都不声张，现在美台官方来往变得“光明正大”，因为这是美国国内法允许的行为。另外，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港以及在太平岛获得补给这样的行动虽然目前还没有可能，但也已经作为一个话题开始讨论。
　　对美国来说，“台湾牌”成本低，效益高，打了似乎也没关系。成本低表现在它的一个国内法就可以提高美台关系，打一通电话就可以成为华盛顿向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隔三岔五向台湾卖一下武器，就可以向中国施压。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一再出台所谓的“友台政策”。美国国会已经通过并被批准的法案，这两三年以来就有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其他还在审议中的包括：台湾保证法，台湾国际参与法，台湾国防评估委员会法，等等不一而足。特朗普的“台湾牌”主要是在政治外交领域。华盛顿还通过了7000亿美元国防授权法。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数额，增幅为2.6%。另外，涉台部分提出了非常具体的美台关系升级行动，比如美军与台军共同训练，共同演习。再有就是多年来延续下来的对台军售，现在不仅要延续，还要升级加码。美国国会亦出现了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讲演的呼声。所有这些动作都是要提升台美关系，把台湾作为其印太战略的重要抓手。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新政，特别是《台湾旅行法》等法案的签署，无疑正在跨越中美关系的红线。如果进一步地发展，将把中美关系引向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且现在美国已经在扫除周边的障碍，比如2018年8月美国政府声称要给刚刚与台湾断交转而和大陆建交的萨尔瓦多以惩治；拉美的另外几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美国直接对这几个国家施以颜色。美国在国际范围内为台湾站台，中美则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对峙。
　　除了美国自身的因素外，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台湾的岛内政治。在马英九时代，美国利用台湾来对抗中国大陆的政策不符合蓝营的基本政治理念。所以马英九也不可能接手。而到了蔡时期，执政的民进党不但把美国视为保障台湾安全的屏障，而且是台湾独立的保护伞。蔡上台以后，不仅用一系列行动来呼应特朗普，而且还主动在美台关系中起作用，包括打电话游说各方。以前奥巴马虽然也试图实现亚太再平衡，但是他没拿台湾来说事，现在特朗普对台新政则有很大不同。台湾成为与中国博弈的一个很突出的谈判筹码（bargaining chips）。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提出抬升美台关系就自然而然的得到了蔡政府的欢迎，也给特朗普打台湾牌提供了助力和基础。
　　热点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对华政策中的三支箭无疑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这三支箭中的每一支箭，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南海挑衅，还是打台湾牌，到2019年上半年都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迹象，这就使得中美关系的对峙走向常态化。特朗普对付中国的最新调整是高调提出印太战略。从美国主观上来讲，是想搞“美日+1”框架，即美国为主帅，日本为副帅，然后再搞“抓手”也就是 “+1”——韩国首当其冲、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以及台湾地区都在其列，但至于是否能够实现则要另说。例如如果“台海有事”，日本会和美国一起介入，但韩国表示“不会介入”。对于菲律宾和越南，中国则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印太战略没有一个完整机制，但思路大致如此。在美国的印太战略里，当然离不开台湾牌，希望台湾成为其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抓手”。
　　在中美军力比较方面，美方有一种普遍的看法，目前来看中美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中国军队的更新换代进展神速，双方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尤其是在海空军方面，因此，美国必须在其本身还占有优势的情况下（特别是军事实力和高科技方面），尽快出手，否则“时不我待”，日后再无良机。如果要确保取胜的话，“晚打不如早打“，那最好的战场就是南海或者台海地区。在哈里斯（现任美国驻韩国大使）当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的时候，第七舰队的口号就是“今晚就开仗”！充分反映了美军内部求战的呼声。当然，美军一直在美国总统的领导下，也要尊重国会和政府部门的意见，但美军内部的情绪和意见，也可能导致出现“脱繮行动”。2019年7月，美国国内出现了两封引人注目的公开信。一封是美国九十多位美国专家签署的“中国不是敌人”的文章，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另一封是有130多个人签名给美国总统的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坚持目前采取的对抗中国的路綫。而在第二封信的签名者当中，有一半以上是美军军官。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跟美国谈判的时候总是提三个文件–《中美建交公报》，《上海公报》和《八一七公报》。而美国强调的是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 和2018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声称这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法律地位高于中美三个文件。这就使得中美两国在对台湾问题的认知和处理方法上，各说各话，很难形成共识。
　　中国的应对和今后的发展
　　特朗普的对台新政引起了中国的反弹。台湾问题不光关务历史耻辱，而且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前提，即台湾身处第一岛链，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各方都已做出了比较强烈和明确的表态。法案通过后，大陆的军事演习也进行了，外交休兵也停止了，再有就是原定于要在台中举行的东亚青运会因为“2020年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运动也取消了。大陆内部武统的呼声也愈发高涨。
　　那么如何去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减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呢？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意愿和实力。首先要降低美方介入的意愿：第一，多层次，包括领导人峰会，的外交互动中反复传达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二，要明确有底线警告，并不厌其烦地警告；三，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跨越红线，大陆要有心理准备和反制措施。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宣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是要给美国添麻烦，也不是要把美国赶出太平洋。要让华盛顿明白，消除这个地雷对双方都有好处，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两大国才能更好的共处，从而避免中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围绕台海而引发的中美军事摊牌。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恐怕也应该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公约数。再有就是靠实力。2018年春天，在美国用“台湾旅行法”来提高美台关系之际，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新公开发出警告，“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大陆武统台湾之时”。这个明确的信号，既是展现背后的实力，也是要美方避免出现误判。
　　当然，不战而屈人兵是上上策，美国不介入台海是妥善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邓小平在出兵越南之前，先和美方沟通，取得了美方的谅解，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就是这方面一个成功的先例。中美在尼克松，卡特，里根，小布什时期在台湾问题上达成的共识都展现出两大国的外交智慧与沟通能力。北京方面不断做华盛顿的工作，消除这个地雷对双方都有好处，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两大国才能更好的共处，从而避免中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围绕台海而引发的中美军事摊牌。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恐怕也应该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公约数。
　　说到大陆的对台政策，应该仔细体会习近平主席有关解决台湾问题方案的讲话，在台湾问题上要有新思维：一是要启动民间大范围多层次关于台湾方案的讨论和互动，不但包括大陆，而且也包括台湾岛内和海外华人；二是要赏罚分明，对“台独”分子要明确打击，好处和优惠要给一般的民众和同意两岸统一的人士；三是思维上要思变。实际上在台湾我们面临两大反对势力，一股力量是“台独”势力，另一股是既“反台独”又“反共”，不认同大陆的政治制度。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从“一国两制”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我在早些时候的一个研讨会上提出，就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来説，有一个“四个不会改变”的现象值得注意：第一，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共识不会改变，在相当长时期中国会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第二，蔡英文“台独”倾向不会改变；第三，特朗普打台湾牌的做法不会改变；第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权立场不会改变。如果沿着这四个不会改变发展下去，中国国内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以退让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的“三箭齐发”（贸易战，台湾牌，南海挑衅），中国在对美战略的认知方面是有滞后现象的，其中不乏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中国有时倾向于把自己提出来的口号当成对方的思维，但美方并不接受。从大陆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台湾问题的解决归纳成四句话：和统是目标，武统是威慑，民心是关键，障碍是美国。如何解读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呢？事实上，大陆内部对美国打“台湾牌”的动力和决心以及方法有时会有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希望不与美国发生冲突，多与美国合作，希望美国内部友华力量超过友台力量，但希望不等于现实，要看到美国做法（例如2018年初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的严重性。首先应该承认中美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中美竞争的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要大于合作的成分，所以要做好长期战略相持的准备。其次也需要深层次的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发展和社会舆情的变化，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拉锯斗争，以及麦卡锡主义可能出现的苗头。如果出现中美对峙的局面，美军的动向也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在涉台方面过去是雷声大雨点小，通常的做法就是提出抗议发出警告。但是2019年7月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台高达22亿美元的军售后，中国政府终于亮剑，宣布将制裁相关的美国大公司和军火部门。这一新的举措表明了中国实力的增长，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和立场。
　　但这并不是说，中美关系今后就只有对峙。对峙不是战争，我们还要看到合作的一面。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不但有很深的相互依存，而且对我们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承担着共同的责任。所以北京方面目前努力争取的还是尽量维持多年来“斗而不破”的局面。两国最高领导人还是要见面的，见了面还是要握手的。这样不但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也可以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无论是台海问题还是朝鲜半岛问题，首先还是要争取和平解决。面对当前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点，中国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不以他人意志为转移。应该看到，两国民间理性的声音还是占上风的。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之间共同的东西很多，互补性很强，“和则两利、斗则两输”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总的来看，当前中美间的对抗还没有脱离正常国家的纷争，两国之间尚不会有全面热战的爆发。但是如果特朗普一味挑战极限，跨过红线，局部的冲突就有可能发生，这在台海问题上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中美之间的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将变得十分重要。

　　赵全胜：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时间：2019/8/24   发布时间：2019/8/17

旧文章ID：19406

作者：谭卓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摘要：距离特朗普在2018年第一次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已经一年有余，贸易战如今已进入深水区，各方影响逐渐开始显现。作为第一线的出口，反应尤为明显。尽管出口不是美国经济的第一支柱，但仍举足轻重。且美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例如农产品、汽车等，其背后的力量对美国当前的政治格局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地方因贸易摩擦承受的压力也比华盛顿更加沉重。基于美国的联邦制度，各州对于贸易战的看法值得关注。
　　关键词：贸易战 地方
　　自2018年中期特朗普宣布第一波对华关税以来，多方关于“贸易战”的报道与分析层出不穷。 尽管美国舆论普遍反对贸易战，但华盛顿各方似乎仍然有一个共识——中国对美国经济更加依赖，而美方目前尚能承受中方克制的反制措施。由于中国对美的报复性关税主要集中在农业部分，因此，不少人也简单地认定“只有大豆产业受到影响。”然而，随着贸易战地深入，其影响已远不止在某一单一产业，中美各方面的合作都受到不同层面的冲击。作为实际操作的第一线的各州，感受尤其明显。尽管在华盛顿的舆论把持下，各州单独的声量似乎被淹没，但基于美国联邦制度下的自治权，各州仍有一定的空间可以选择与联邦政府不同的路线，因此，各州的实际态度和动作值得关注。那么，地方的各界到底对贸易战怎么看呢？

　　首先，与华盛顿错综复杂地多方角力不同，地方上的声音似乎出奇的一致——强烈反对贸易战。包括得克萨斯在内的偏保守州的业界相关人士都站出来呼吁停止贸易战，停止关税攻击。而农业州则更是主动游走华盛顿，希望能说服政治制定者，关切地方受到的冲击，改变目前的政策。尽管这样的呼声是否有效仍有待观察，但地方如此统一的立场仍然值得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可以考虑。
　　第一，各州承受出口的第一线压力，多年的经济衰退并未完全恢复，“有钱赚”是选民的最大诉求，搞好经济是州长的第一要务。如果说华盛顿专注于政治和战略国防，那么，各州的首要且最直接的任务则是经济发展。经济成长和就业已经成为了各州州长最重要的考题。而经过过去多年的发展，中美的经贸合作已经深入各行各业，中国已是多州的核心经贸合作伙伴。且随着中国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和对产品要求的不断提高，许多美国的出口切切实实地享受到了中国庞大市场的红利。例如，美国对华的龙虾出口，正是因为中国消费市场地发展和购买能力地提高，才使得并不便宜的美国龙虾能够大量出口，这一点，其他任何单一市场都很难替代。其他诸如高科技产品也是，虽然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不缺购买商，但中国市场的订单数额仍然是首屈一指的。真正在第一线进行出口作业的地方明白，贸易战对美的冲击绝不只是大豆这一单一产业。因此，至今没有任何州长直接站出来，为特朗普的贸易战背书。相反，多个州长曾多次表示不支持关税战，希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继续发展贸易。即使是在共和党的铁票仓得克萨斯州，各界也对贸易战持反对态度。
　　第二，贸易战冲击中国对美投资，影响招商就业。随着贸易战地深入，各行各业都风声鹤唳，投资者为避免风险，也转向其他市场。仅去年，中美双边的投资就降到近年来的最低点，中国对美的投资更是暴跌了83% 。这一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贸易战之前，美国多行业都积极布局与中国的合作，一方面获得资金，一方面也能够更加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诸如密歇根这样的老工业区，更是从政府到企业，多方加强对华关系，州长多次出访，汽车行业也与中方达成长期的合作模式。这些都是切实惠及当地，惠及普通民众，也纾解了地方官员招商引资的压力。但当华盛顿突然打响贸易战时，许多原本进展良好的投资合作戛然而止，而地方州长一时也难以寻找其他的投资，竞选时承诺给选民的投资就业难以落实，民调压力随之而来。

　　此外，贸易战也影响了人民之间的交流。中美在过去40年来，民间的交流不断夸大，教育、文化互动频繁，中国更是早已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主要生源地。然而，贸易战直接冲击双边关系，各类合作暂停，许多对局势无能为力的普通人只能寻找其他选项。数据显示，有不少曾打算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因为中美摩擦，而转而决定选择欧洲、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不用说中国留学生某种程度已经是美国教育产业的最大“赞助商”，断绝民间交流、阻止国际学生来美学习也是有悖于美国长期的价值观的。因此，基于贸易战带来的社会影响，各州也对此普遍持反对态度。
　　意识形态、战略考量，这是华盛顿现在的主旋律，然而对于地方而言，或者对于大部分普通民众而言，这些并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尽管关税是联邦政策，单独某州难以撼动。但各州切实体会出口就业的压力，因此更能反应地方的直接诉求。随着贸易战进入深水区，对经济的长期影响会更加突显。作为第一线的各州如何应对，联邦政府是否会回应地方的呼吁，值得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https://www.seafoodsource.com/news/supply-trade/maine-s-lobster-exports-to-china-plunge-84-percent-in-wake-of-trade-war
　　[2]https://www.cnn.com/2019/08/02/economy/trade-war-consumer-prices/index.html
　　[3]https://www.cnbc.com/2019/08/01/us-china-investment-flows-fall-to-five-year-low-amid-trade-war.html
　　原文摘自《美国政治》总第408期

来源时间：2019/8/24   发布时间：2019/8/17

旧文章ID：19404

作者：何高潮  来源：海外看世界

　　何高潮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杰出访问教授

　　“以中为X”，是中美关系中美方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叙述方式（narrative）。这里讲的叙述方式，不仅仅包括了外交政策的制定，战略方案的选择，还包括了国内人民的判断和认同。
　　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每每都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叙述主调。伴随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叙述主调当然是“以中为敌”：红色中国被框定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的主推手，危害着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伴随着中苏冲突、中美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叙述主调自然变成了“以中为友”， 中国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伙伴、促成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战略棋子。当中国整合进了全球化的生产链条并升格为世界工厂，与控制科技研发和全球金融资本的美国相互为补的时候，“以中为伴”甚至“中美国”这样的叙述甚为主流。当然，美方关于中美关系的叙述是复杂多样的，即使在“中美国”叙述影响颇大的时候，“以中为敌”的叙述也从未消失。而且，伴随着本届政府的选举及执政，“以中为敌”颇有成为美方主流叙述的倾向。如何理解、分析和解释这种叙述转变，如何应对这种叙述的构陷，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以中为敌”的叙述构陷特点
　　首先，“以中为敌”叙述的构陷，从少数人的偏执到社会上广为接受的说法，需要基本的物质基础和重大事件的支撑。
　　上个世纪50年代“以中为敌”的叙述构陷，是建立在“热战”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这包括中国的国共战争，亲苏的中共打败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中国人民志愿军直接在抗美援朝中与美国军队激战数年，中在越南先后支持越南人民打跑了法国殖民者和美国军队，并在整个东南亚支持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两大阵营的冷战中，中国直接卷入到区域的热战战场。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出发，是完全有足够的理由推动“以中为敌”。而这种叙述，不论在美国的国家决策层面、社会精英层面、公众层面，都基本相互呼应、颇为一致。结果就是对中国二十多年的全面封锁，任何尝试另类叙述的声音，都会被美国社会群起而攻之。直到中美在应对前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战略大局中找到了共同利益所在，建立了外交关系，解构了“以中为敌”的大叙述，为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奠定了话语基础。
　　第二，“以中为敌”，从少数人的偏执，到多数人的共识，有一个构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中为敌”，并非唯一选项。
　　五十年代“以中为敌”的叙述，并非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社会的共同选择。二战中“以中为盟”的大叙述，虽然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溃败而受到挑战，但在1949年政权更替的关键时刻，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也曾经做过构建“以中为友”的重大尝试。直到中共公开宣布对苏“一边倒”的政治选择，这种尝试才截然终止。
　　尽管亲国民党的美国翼精英和国会议员们对美国失去在中国的影响耿耿于怀，但杜鲁门总统在地缘政治的布局上，却选择了以日本为界，放弃对台湾和南朝鲜的控制。金日成发动的朝鲜解放战争，给美国右翼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机遇，得以调动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压力，迫使杜鲁门总统改变战略选择，重返亚洲战场。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参与者。共产主义运动旗帜下的民族解放战争对峙于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反共运动，为构陷“以中为敌”的大叙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这样的重大事件，则成为这种构陷的聚焦事件。
　　二战中美国“以日为敌”的大叙述，则是另外一个从“为友”到“为敌”叙述大转变的实例。日本海军对珍珠港的袭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这种叙述大转变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契机。
　　同样，如果没有金日成发动朝鲜解放战争这种大事件的冲击，美国在中美关系的大叙述上，也许还会在“以中为对手”而非“以中为敌”的框架中徘徊。当然，在两大阵营对阵的冷战大格局下，冷战双方的主导国，都希望把其它国家拉入到自己的阵营，都有逼其它国家站队的冲动。在50年代的大格局中，中国选择了对苏一边倒，美国自然不能选择“以中为友”，但是否一定会推行“以中为敌”，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当前中美关系大叙述逆转的特点
　　从八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大叙述，经历了“为友”、“为盟”、“为伴”、“中美国”以及向“为敌”发展的大变身。从大的历史过程看，政治上的抗苏制越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构成了“为友”、“为盟”、“为伴”的物质基础。随着冷战的落幕，经济上的新的全球化产业大分工及生产链-价值链的重塑，经济-贸易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格局，让中美关系平安渡过了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冲击，“中美国”的大叙述，也颇为流行。美国政治精英和大众媒体，对“熊猫拥抱派”的指责虽然时有爆发，但中美关系大叙述的主流，直到最近几年前，似乎仍然是相互依赖、相互为伴。
　　逆转的努力，先是来自美国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对中国赶超战略和中国崛起事实的警惕，此后又在特朗普的贸易战中得以发酵。
　　对中国崛起和中国赶超战略的警惕，并非从特朗普开始。美国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已经连续数年发表报告，把中国作为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主要对手。这些报告，着重指责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偷窃美国技术、推行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在国内政治上收缩空间和加强控制；在军事上加大投资、扩展军备；在国际秩序上通过南海建岛以及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挑战国际战略格局现状。作为具体反制措施，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及重返太平洋的战略布局。但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警惕，总是伴随着“接触”（Engagement）影响和拥抱全球化下的生产链-价值链的多管齐下。情报界和军界的鹰派呼吁，并没有被简单化地形塑为“以华为敌”的大叙述。
　　2016年特朗普的总统大选策略，锁定了受到全球化冲击最大的美国蓝领阶级作为其选战的基本力量，以应对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而希拉里似乎更在乎在全球化中春风得意的金融资本的利益。在中美关系上，特朗普则把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作为重塑中美关系的着力点，并乐此不疲地反复运用极限施压的谈判策略，以争取贸易战中美方的利益最大化。
　　有意思的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却没有直接发出“以中为敌”的号召。他不仅反复声明他与中国的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两人是好朋友，而且在最近的大阪对话上，公开声明他对中国没有敌意。以此同时，并不妨碍他在经贸谈判上对中国极限施压。这种极限施压不仅仅局限在提高关税、打击中国明星企业上，还包括南海军事巡航和在对台问题上从军购和人员互访等方面反复测试北京领导人的底线，在美国国内发起针对华裔学者和科学人员的“寻巫”运动。
　　如果说特朗普在对华关系上保持着或敌或友的战略模糊性，他所延揽的高级官员，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却以对华鹰派为主。他们不仅在具体贸易谈判问题上以防止特朗普急于与中国达成妥协。在长期战略上，美国国务院从具体办事官员到国务卿，都频频发出中美关系是文明冲突的必然这样的叙述。至于班农这样的政治人物，通过对中国十九大报告的解读和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崛起的论述的解读，认定中国是美国最危险的敌人。他所倡导成立的“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更是力图全面构陷“以中为敌”的大叙述。其核心成员甚至提出了重建麦卡锡主义时代臭名昭着的“非美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企图全面审查任何有可能在中美关系上有损美国利益的人。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和反中势力构陷“以中为敌”的努力，开始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质疑和批评。虽然很多美国社会精英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大都持有不同程度的警觉，对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也颇多批评，但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中所持的极限施压的方法，对极端右翼力量力图构陷“以中为敌”的大叙述，并不认同。
　　不仅美国哈佛大学着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家对“以中为敌”很不以为然，认为没有理由把中国作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头号敌人。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义起草的公开信，《使中国成为美国之敌适得其反》， 得到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前官员联署。公开信指出，“我们不认为北京是一个经济上的敌人，或一个致命的国家安全威胁”；中国“并不寻求推翻中国几十年来一直从中受益的重要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秩序”；“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袖的担忧被夸大了”。因此，美国并不是“必须在每个领域都去对抗”，而应寻求竞争与合作的正确平衡，加强与中国的危机管控。
　　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哈佛大学的 Stephen Walt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John Mearsheimer教授，虽然从新现实主义的视野出发，认定中美将来难免有一战，但近来却质疑那些要把中国作为当下最主要的敌人的政治家，以中为敌的证据何在？哈佛大学Graham Allison教授，虽然用修昔底德陷阱去分析中美关系的挑战性，但他所强调的是要如何避免掉进这样的陷阱。更为有意思的是，7月11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利（Mark Milley）上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审议特朗普提议米利出任新的参联会主席的听证会），“中国不是‘敌人’，而是‘对手’。‘敌人’等于是‘我们交战中’，我们不是，我们也不想。我们要的是和平，而不是与中国干仗。话虽如此，但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确保我们做好准备。”
　　也许可以说，米利的说法，反映出2016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总算形成了关于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这个定位，保持了对崛起中国的警醒，但又从文明冲突和当下危险的激进判断中退回到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定位。这样的定位，也为明年大选中特朗普争取连任的努力，铺垫了一个比较宽阔的战略空间，有利于他争取全球化获利者（跨国公司、金融资本、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支持和选票，不至于一下子把他自己逼到狭窄的“以中为敌”的牛角尖。
　　台海关系的战略敏感性
　　如果说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用“对手”取代了“为敌”的大叙述，这也仅仅是反映出了在多元利益博弈下暂时的妥协。这种策略均衡其实并不稳定，很容易被大事件所冲垮。就当下的中美关系而言，贸易战的竞-和空间似乎仍然不小，贸易的自由化，如果节奏合理，并不必然与中国的根本利益相悖，反而有可能构成中美相向而行的基础。对于获取连选连任为重的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在这个阶段与中国在贸易战问题上死杠的利益动机。但如果政治上发生了美国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如台海攻防战或中美南海巡防大海战，极右势力很可能一夜之间就可以促成“以中为对手”到“以中为敌”的转换，并获得美国社会的广泛认可。
　　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不论是李，陈还是蔡，都特别善于抓住各种机遇，以保卫民主政权的借口，力图去促成中美关系叙述的大逆转。特别是台湾新一代的年轻人，“天然独”的倾向越来越重，政治家只要利用好选举政治的情绪动员，很容易造成一种追求台独的大势。受困于无法有效与台湾青年沟通交流，也受困于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北京的决策者，似乎只可以选择不断加强反对台独的武力威胁。而这种威胁，恰恰又成为强化台湾青年对大陆离心离德的正反馈。
　　好在前几任的美国的决策者们，似乎也都不愿意被台湾领导人拖入战争的泥潭，也更愿意采纳“接触-改变”的叙述方式，一方面获取全球化上游地位的物质利益，一方面享受在方方面面说教大陆政府的道德优势。每当台湾领导人在挑战大陆政府底线上走得太远，华盛顿政府就会及时或公开或隐晦地教训台湾领导人，警告他们不要玩火烧身，不要把美国拖入台海战争。80年代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基本上都是竞选的时候高调反华，执政的时候积极改善关系，从来都没有真正形成“以华为敌”的叙述。
　　如前所述，这届美国政府从竞选到执政，都高调推行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并在极限施压的策略中，把废除中国的举国体制乃至政权，都作为极限施压策略的组成部分。这给美国的极端右翼反华势力，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突破口，力图把中国构陷成一个从当下到长远的威胁和敌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特朗普政府目前选定了一个以“对手”取代“敌人”的说法，美国的有识之士也纷纷表态反对构陷“以华为敌”的叙述，但台海一旦开战，一旦发生“斩首”或“攻占”，美国国内的民意就会发生一边倒的逆转，构陷“以中为敌”就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美国百位专家的公开信反对“以中为敌”的一个重要说法，就是目前并没有发生中国直接威胁到美国战略利益的事情。他们只是反对中国在南海建岛和指责中国在国内统治的高压方式，但反对构陷“以中为敌”， 认为这并非是美国最佳的战略选择。但是，一旦台海开战或南海开战，这种说法就会失去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以中为敌”就会逆转为一种主导的叙述。
　　当然，上述分析并不是说中国只能任由台独发展，也不是说中国害怕美国的威胁。台独势力的确试图利用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绑架中美领导人的决策。中美决策者也都有很强的动机去破除这种绑架。正是因为有捕鼠忌器的顾忌和破除绑架的欲望，政治决策者的战略定性和积极沟通变得更加重要，抵制各种极端势力的造势也非常重要。

来源时间：2019/8/24   发布时间：201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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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高成  来源：海外看世界

　　自从特朗普总统上任后，中美关系就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不仅影响中美关系，也影响了亚太及全球的政经发展。
　　中美关系之所以陷入紧张的状态，有几项主要的因素：
　　第一，美中权力的变化。中国自经济改革开放后，经济成长所带动的综合国力成长迅速，引发了美国的不安全感。美国自二次大战之后一直是世界的领导国家，从国家利益的立场而言，势必无法容忍其他强国威胁其霸权地位。在冷战时期美国曾长期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在美国获胜冷战结束后，美国也曾一度对于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施加压力，终于确保其领导地位。现在面临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美国自然态度一以贯之，再度展开对于中国的防范遏制。美国的作为非常符合国际关系里“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以及近年来非常热门的“修习底德陷阱”理论的预测。
　　第二，中美的意识形态差异甚大。中美权力竞逐又因为双方的意识形态差距甚大而更形恶化。美国自认为是民主政治的代表，而且希望能将民主政治普世化，对于非民主政治的国家有本质上的不满与不信任。中国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本质上在政治上是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在经济上是自由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混合制，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政经体制差异甚大。意识形态对一国人民的政治认同及看待其他国家的态度影响甚大，对于不同意识形态者会认为是“非我族类”，在心理上有排斥，甚至认为是具有敌意的国家，起码双方在意识形态及政经体制上是属于竞争的关系。美国一向是相信“民主普及论”的国家，也认为自己有使命必须推广到全球各地，对于不民主的国家不喜欢甚至不信任。美国曾想藉由经济的改革开放促成中国改变，向西方国家靠拢，但是并未成功。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使其在政经体制朝向欧美国家的模式发展，美国在中国衰弱时尚可以忍受，但是当中国强大时即无法接受。尽管中国一再强调只是要走自己的道路，并未要与西方国家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但是在美国眼中中国的存在与向外发展就构成了与美国意识形态的竞争，甚至是要取代美国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强大让美方联想起冷战时期的苏联，美国必须与另一个与自己意识形态不同的强国竞争。
　　第三，特朗普个人的理念。特朗普竞选美国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度伟大”，自然必须要争取当领导国，并且遏制第二名的挑战国。而中国在习的领导下也是要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双方都想让自己的国家伟大强盛，本质上就会形成竞争的关系。而特朗普的认知中，中国就是美国再度伟大的破坏者，因为中国对美国贸易不公平，占了美国的便宜而壮大了自己，并且持续窃取美国的科技。因此美国必须矫正中美间的经贸关系，遂形成了中美间的巨大经贸冲突。特朗普个人的执政风格也是恶化美中关系的重要因素。特朗普具有不服输好胜心强的斗争性格，而且在与对手打交道时喜欢采取极度施压的手段，性格也反复不定，完全不顾作为国家元首应该遵循的理性守法的作风，对于与中国的谈判经常反复及施压，使中国对于美国的信任感降低。
　　第四，中国的强势外交。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疑虑也受到中国近几年来的较为积极强势的外交作为而升高。中国在2012年对于钓鱼台主权争议对日本的强力施压，在南海地区主动扩建岛礁并且逐步武装化，皆引发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借由国立的崛起，军力的强化而对周遭国家在主权有争议时采取军力施压的手段，并且改变了地区的现状。美国可能最为在意的是关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扩建岛礁，并且增加在此地区的海军兵力。因为此地区为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重要水域，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及经济利益意涵。美国会认为中国在此地区的扩建岛礁及强化武力是要控制此地区，并且威胁到美国的航行自由及海上霸权。美国也认为中国对于日本、东南亚及台湾施压，也是改变此地区的现况，制造地区情势紧张，甚至威胁到美国盟友日本的安全，因而将中国视为地区现状的改变者而家以遏制。美国对于中国的疑虑也因为中海空军实力的加强，跨越第一岛链而增加。美国一向视太平洋地区为其势力范围，过去中国的海空军兵力被限缩在第一岛链之内，无法威胁到美国的海上霸权，但是当中国的海空军兵力不断增强，并且可以跨越第一岛链时，美国必然视中国为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
　　第五，美国国会的介入。对于中国崛起威胁到每国家利益的疑虑已扩大到国会及朝野两党的政治人物。自特朗普上任后，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对于遏制中国及支持台湾表现得比行政部门更为积极，而且也获得了在野的民主党的支持。目前美国国会已相继通过《台湾旅行法》及《国防授权法》等法律，表达国会对于台湾的支持，要求行政部门提升美国与台湾的官方接触层级，增加对台湾的军售及提升美台的军事合作关系，保障台湾的外交利益等。美国国会的积极表态对于行政部门构成压力，也可以成为特朗普政府增进与台湾关系的支持力量。
　　第六，中美两国缺乏共同的安全合作议题。过去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时尚需要中国的协助，中国也愿意制止朝鲜的核武发展及过激行为，以维护周遭地区的安全稳定，因此美中两国仍有地缘战略合作利益，可以增进合作减缓冲突。但是现在特朗普政府也可以直接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话，朝鲜也因此而收敛其挑衅性的做法，美国现在在处理北韩问题时对于中国的依赖减少甚多，双方合作必要降低，美国对于中国更可以毫无顾忌的施压。除了朝鲜问题之外，过去中美两国在全球化的议题也有合作的空间，例如全球气候变迁问题、全球及区域的贸易自由化及金融稳定等议题。然而，特朗普本人就对于全球化抱持反对立场，主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巴黎气候协议》及《伊朗核协议》等，中美又失去了更多可以合作的空间。
　　在上述因素下，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不久即开始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全球及区域的竞争对手，是中国为地区现状的改变者，此立场在其于2017年底所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清楚载明。随后特朗普政府又在亚太地区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主要目的即是拉拢地区的盟国及合作伙伴共同遏制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自去年7月起也开始对中国采取贸易战及科技战。
　　未来中美关系应该仍是竞争与合作并存，但是竞争的程度要大于合作，但是不会走向全面对抗的新冷战。原因如下：
　　一、虽然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全球及地区的竞争者，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冷战时期的苏联，并未有全球及地区扩张，改变世界及地区现状的野心，也无意与美国进行全球及地区争霸，并未将美国视为敌人欲取而代之。相反的，中国仍不断强调自己是和平崛起，愿与美国及周遭国家和平共存，也无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中美不会出现敌对的状态。面对美国现在在经贸谈判上的咄咄逼人，中国至今的态度仍是“愿意谈不怕打”，但是希望美国能相互尊重。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如过中国并未真正想与美国为敌或取代其霸权，中美两国就不会走上冲突之路，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在响应美国的压力，采取自卫的做法。
　　二、特朗普政府虽然对于中美的贸易关系不满意，然而在全球化的状态仍存在的情形下，中美的经贸关系不可能完全切断及脱钩，任何企图采取此一作法的情形下，也不可能不伤及美国经贸利益及消费者，必然会面对反对的力量。中美的经贸关系仍有必须合作之处。
　　三、美国的盟国也不愿意跟进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的做法。除了美国之外，在全球化发展的状态下，主要强国及美国的盟邦皆与中国有密切的经贸关系，他们不会跟随美国的脚步与中国为敌，也不会在中美之间选择倒向美国遏制中国，也不乐见美国与中国为敌，全球无法形成新冷战的局面。

来源时间：2019/8/24   发布时间：201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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