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来源时间：2019/8/17 发布时间：2019/8/17
旧文章ID：19328
作者：王恩博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来源时间：2019/8/17 发布时间：2019/8/17
旧文章ID：19327
作者： 来源：CETV新闻微博
来源时间：2019/8/17 发布时间：2019/8/17
旧文章ID：19326
作者：夏春 来源：FT中文网
8月1日，特朗普在Twitter上表示美国将从9月1日起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由于涉及到的商品绝大部分是消费品，加征的关税会在短期内给美国家庭开支和美国通胀率造成压力，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已。我当即认为特朗普会在冷静后改变主意，缩小征税范围。
最被人低估的经济学家
当时，我在微信看到的一条评价是：“怪就怪特朗普身边没有一个靠谱的经济学家！”我立刻回了一句：“其实最被大家低估的经济学家就是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特朗普对中国的很多观点来自于他的《致命中国》一书。他虽非名校名教授，很多观点不靠谱，但他认为中国进口商品降低了美国制造业工人就业和收入的观点，被美国一些名校名教授写成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经过财经媒体广泛传播。可惜的是，以我所见，国内专家和官员对这一并不准确的观点似乎少有反驳。”
刚写完这句话，我就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特朗普加征新关税的决定，除了纳瓦罗，美国其他贸易谈判代表团成员都一致反对。8月5日，特朗普指责中国汇率操纵，虽然出面宣布的是美国财政部长，但白宫官员里，只有纳瓦罗一人长期批评中国操纵汇率。特朗普当天在Twitter的发言再一次重复了纳瓦罗指责：“中国偷了美国的生意与工厂，破坏工作机会，压低工人工资和农产品价格”。
众所周知，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受到三方势力的影响，分别是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代表的”市场开放派”,商务部长罗斯、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纳瓦罗代表的“贸易强硬派”，加上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代表的“国防鹰派”。在中美经贸冲突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三方势力分别有过轻重不同的影响力。但现在，大家看得非常清楚，无论你是否喜欢纳瓦罗，他才是对特朗普影响最大的人！
忽视纳瓦罗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我在香港参加的投资论坛，看到来自美国和欧洲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多次表露出对纳瓦罗的不屑。维基百科对纳瓦罗的评价是“观点处于主流经济学之外，被普遍看成非主流经济学家”。
纳瓦罗被忽视的核心原因在于他对GDP和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的关系有着错误的理解。他认为要增加GDP，就必须增加出口，减少进口（通过关税来实现），这个逻辑来自于在会计上，GDP恒等于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和。但纳瓦罗（和他的好学生特朗普）错就错在忘记了净出口同时也受到本国和外国GDP的影响（消费和投资也是一样）。通常，当GDP变大时，进口也会随之增大；而增加出口，需要其他国家的GDP保持增长。
除此以外，GDP的构成项还和汇率，利率同时构成一个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纳瓦罗把一个会计恒等式当作经济增长的诀窍，以及他坚信贸易逆差是一件坏事的观点，被名校经济学教授们嘲笑“不知道他的哈佛博士学位是如何拿到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知道他是错的”。的确，任何一本入门教科书都清晰说明了纳瓦罗版的”重商主义“不会成功。
近期，很多专家反驳了美国关于中国汇率操纵的指控。对于纳瓦罗在《致命中国》里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商品质量等问题的指控，国内专家也有清晰的回应，本文不再重复。
不要回避“纳瓦罗指责”
但是，纳瓦罗并非一无是处，即使维基百科上也有一句“他关于中国的部分观点和主流看法一致”，他指责从中国的进口伤害了美国就业与收入的观点经过一些着名美国经济学家的论证发表，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冲击波“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在财经媒体广泛传播。中美贸易冲突开始至今近一年半的时间，以我的阅读面来看，国内经济学界和贸易专家反复在解释开放贸易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整体好处，以及中美两国贸易失衡产生的原因，但对“纳瓦罗指责“也就是”中国冲击波“的回应明显不足，避重就轻现象十分明显。
201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44个国家的问卷调查显示，10个发达国家受访者对“贸易是好的”表示同意的中位数占比为84%，这一比例在25个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和9个GDP增速较慢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为78%和87%。
然而，三类经济体同意“贸易增加就业”的中位数占比分别为44%，52%和66%，其中，20%的美国和68%的中国受访者认同贸易提升就业。三类经济体同意“贸易增加工资”的中位数占比分别为25%，45%和55%，其中，14%的美国和61%的中国受访者认同贸易帮助提高工资。
![""]("http://i.ftimg.net/picture/4/000088724_piclink.jpg")
由此可见，相对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对贸易整体持有更正面评价的同时，也更加不满意贸易对就业和收入带来的冲击，而且美国对贸易的怀疑比大多数发达国家更严重。基于此，如果我们希望维持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其实不必在论证“贸易是好的”这点上多费笔墨，而应该直接回应“纳瓦罗指责”：美国就业和收入问题到底是否来源于中美贸易？
本文上篇的目的是在理解美国经济变化的基础上，讲述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冲击波”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缺陷，以及最新研究成果是如何反驳“纳瓦罗指责“的。此外，我还会在下篇从跨国比较的的角度解释美国就业和收入变化的“锅”不该由中美贸易来背。我希望这些观点可以帮助化解当下中美贸易谈判代表之间的分歧，通过沟通来凝聚共识。
美国“失落的十年”和褪色的“美国梦”
其实，在2000年前，对自由贸易表示怀疑的并非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迅速，最积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正是美国，我清晰记得中国加入WTO之前的主流民意是“狼来了”。然而，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迎来迅速发展，相反，美国遭遇两次金融危机，特别是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00年1月的1730万减少到了2010年3月的1145万，唯一可与这长达11年，近600万工作岗位消失相提并论的的就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尽管同期非农总就业人数只是围绕1.3亿小幅波动，但由于制造业收入高、工作稳定性强、备受社会尊重的属性，工作岗位的快速消失引发美国制造业工人强烈的失落感，美国原有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酗酒，毒品和自杀等带来的死亡率一改之前的下降趋势，开始明显上升。
![""]("http://i.ftimg.net/picture/5/000088725_piclink.jpg")
上图显示，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的趋势从1980年就开始，但到2000年之前速度很慢。不巧的是，同样从1980年开始，由于全球化加速和里根的减税政策，美国收入前1%的人占国民收入比重一改之前持续下降的趋势，收入占比从11%上升到了2014年的20%（最新数据，如果改成财富前1%，对应的占比分别改为23%和37%）。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主打口号“我们都是99%”正来源于此。
随后，经济学家基于纳税申报表上真实收入的分析发现（这远比传统抽样调查询问收入要准确），美国人超越父母收入的比例在过去45年时间里从90%持续下滑到50%，实现“美国梦”变得越来越难。下一代的收入开始高度依赖父母的收入水平，贫富差距开始跨际继承，向上流动性缺失。糟糕的是，美国是主要发达国家里贫富差距最大和向上流动性最小的，《伟大的盖茨比》描述的穷孩子翻身成为大富豪变得几乎不可能。在制作下图时，我最想寻找的就是香港对应的数据。
![""]("http://i.ftimg.net/picture/6/000088726_piclink.jpg")
一方面是两次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失落的十年”，制造业工人备受打击，一方面是超级富人的崛起与褪色的“美国梦”，美国民众急需一个解释，任务落到了经济学家身上。2000年3月爆发的互联网爆破破灭显然和中国扯不上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急忙寻找原因时，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很快出来怪罪中国和亚洲贸易顺差国的“储蓄过剩”，积累外汇储备买入美国国债压低美国利率，导致了美国家庭在房地产上的过度投机（这些观点明显不符合事实和逻辑，但被莱特希泽采纳作为打压中国的借口）。不过，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消失，是否来源于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WTO？虽然看上去时间重合度很高，但在2010年之前，几乎没有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这么认为。
“中国冲击波”登场前
毕竟，上图显示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重从二战后就一直保持线性均数下滑的趋势，而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机械自动化对于劳动力的替代。我在写作此文前，在香港机场快线上就观看了一段自动切鱼机替代人工的视频。在《贸易冲突：莫让认知分歧成为合作的障碍》一文里，我引述了老师Timothy Kehoe最新发表的研究：“1992-2012年，美国总的贸易逆差（并不仅仅来自于中国）导致的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仅占15.1％（对应74万），其余则来自于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因此，就算是美国偿还外债可以降低贸易赤字，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仍然会持续减少”。
在2016年美国大选投票前，370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特朗普的理由之一就是他把美国制造业人口下降的原因归于贸易逆差，而真实原因在于自动化革命。他们还批评特朗普错误地以为美国制造业产出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事实上，这一比重从1960年至今都几乎水平地保持在12%左右，美国依然是全球制造业最强的国家。
影响收入差距和向上流动性的因素非常多，除了我前文提到的全球化加速，里根减税，还有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不利于普通阶层，但富人却可以享受资本市场长期高回报。特别的，制造业机械自动化革命，导致了受过高等教育，熟悉机械和电脑操作的技术型工人以及硅谷高科技精英的收入上升，而传统制造业只需要高中文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技能红利”，也就是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大学缀学生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与中国的贸易，在2011年之前，和这些美国经济学家最关心的问题都扯不上关系。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没有主流经济学家研究中国，顶级期刊关于中国的研究凤毛麟角。中国学生会被导师明示或者暗示，研究中国很难找到学术界的工作，毕业后只能去导师不希望学生工作的业界或者政策部门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2008年开始在香港任教，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在研究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如果以中国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就要做好难以发表的心理准备。
2011年，纳瓦罗出现，他说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收入不平等都是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造成的。在那之前，他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和影响力，对政府职位的竞选全部失利。
从“中国冲击波”到“中国综合症”
我的专业是金融经济学和投资，贸易战升级前对贸易问题关注并不多。当我决定搞清楚纳瓦罗指责到底有没有根据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长期无人问津的中美贸易自2012年以来已经成为美国名校，顶级期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读者可能不喜欢《致命中国》煽动性的封面（一把中国产匕首插在美国地图上，鲜血四溢），不喜欢书里松散案例多过严谨数据分析的夸张描述性笔法，但是，美国麻省理工、耶鲁、美联储的经济学教授采取严格大数据分析方法，发表了一系列被统称为“中国冲击波”的论文，部分印证了纳瓦罗指责。
我在《贸易冲突：关税反制是理所当然的吗？》一文里对于这些新研究做了简要的概括：“从2013年开始，David Autor，David Dorn，Gordon Hansen以及其他合作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替代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和收入下降的重要原因，……，新新贸易理论假设当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后，他们雇佣的劳动会迅速转移到高效率的企业，或者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享受到更高的福利。但现实的劳动力市场没有这么完美，进口替代带来的就业冲击并非均匀分布在美国各州，而往往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在的少数地区，大量工作在短期内集体消失，再就业和收入再分配都变得困难”。举例来说，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都是美国的制造业中心，原来就受到机械自动化冲击和全球贸易竞争。随着中美贸易规模扩大，与亚拉巴马州的重工业制造业相比，田纳西州的家具制造业遭受中国进口竞争的影响大得多。工人受影响的时间也超过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受贸易冲击行业的就业人数如预期那样下降，但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就业人数上升。遭受冲击的群体适应的过程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而非几年时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工人通常只有高中学历，年龄偏大，原本就不富有，难以通过培训提高自己的技能。
随后的研究从“中国冲击波”扩展到“中国综合症”：受影响地区的劳动参与率下降，领取救助金的人数增多，公共服务供应减少。不仅如此，这些地区的犯罪率和家庭负债率上升、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贫困儿童增加、向上流动性减少（这些可以看成是J.D. Vance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书的大数据分析版）。这些地区选民的政治立场变得更加保守和激进，带有这一倾向的共和党议员纷纷上位，察觉这一变化的特朗普在竞选中主打中国议题，成功入主白宫。
Autor与合作者还发现美国受到中国冲击的行业在科技创新和专利研发上都出现了倒退，由于美国70%的创新和专利来自于制造业，这就使得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核心诉求。
对于这些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登录Autor建立的“中国冲击波”主页（http://chinashock.info）下载原文和数据。这些研究受到了众多基金会的支持，被同行高度赞誉，经媒体传播后影响巨大，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把中国当作本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替罪羊”。可惜的是，过去这么多年，除了贸易专家，国内对此似乎并不熟悉。我孤陋寡闻，感觉即使贸易专家也鲜有反驳。
近期，国内一位官员有理有据地驳斥了莱特希泽的诸多贸易主张（但也没有回应纳瓦罗指责），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反驳“美国吃亏论”时说：“当年中国入世，美国没改变任何政策，没降低任何关税，没修改任何贸易法，美国进口限制或出口管制也没有特别取消，因为美国市场本来就对中国开放进口。什么都没做，也就没有吃任何亏”。可惜的是，这段话存在明显的瑕疵。
Justin Pierce和Peter Schott认为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10月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是造成制造业岗位下降的重要原因。因为在这之前，尽管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平均关税从1980年就保持在约4%的最惠国待遇，但美国总统和国会每年都要重新审议这一待遇，1989年后，最惠国待遇被否决的不确定性加大，平均关税有可能被提升到37%。
当这种不确定性消失后，美国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都愿意强化彼此联系，延长合同关系，加大生产投资，特别是美国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转移到中国。研究发现受到关税最惠待遇不确定性更大的美国行业，在2000年后从中国的进口更多，制造业岗位消失更明显。作为反证，由于欧洲早在1980年前就给与了中国最优关税待遇，中欧贸易和就业岗位变化的关系就远没有美国那么明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Justin Pierce和Peter Schott还把被称为WASP的美国传统白人男性，从90年代末期开始，因为吸毒、酗酒和自杀产生的死亡率上升的现象怪到中国，逻辑是受到中国进口冲击，失去制造业工作的白人男性变得绝望。这听上去似乎有理，实际上根本站不住脚，美国西班牙裔白人，黑人男性，以及其他与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关系（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的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白人男性在同期的死亡率都是下降的。在本文的下篇我会强调这种跨国比较将是反驳“纳瓦罗指责“的关键。应该说，美国传统白人男性受到“身份认同”的影响较大，从制造业转型到服务业的意愿不如西班牙裔和黑人男性，造成了再就业障碍。
无奈的是，这些歪理却被带有偏见的媒体不断放大传播，而中国的学者并未进行反驳。实际上，最早研究美国白人男性死亡率“独此一家“上升现象的Angus Deaton，就没有扯上中国，他认为这主要来自美国镇痛型阿片类药物自90年代末期开始泛滥，以及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冲击。值得一提的是，Deaton此文影响力巨大，2015年发表两周后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被夸大的“中国冲击波”
相比纳瓦罗那种零散的案例观察，立场先行的态度，应该说Autor等人的系列研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非常新颖，用大数据对谜题进行“侦探式“的寻根究底，特别是尽可能地区分”因果关系“是经济学计量革命的核心。此前，几乎没有名家如此细致地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影响。
不过，我同时强烈的感觉到这些研究大大高估了中国进口竞争对美国制造业的负面冲击。Autor等人认为美国从1999-2011，少则200万，多则240万就业（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损失是中国进口竞争的结果。我的直觉是这些估计过高了。因为美国制造业在同期最多消失了近600万个工作岗位，但总的非农就业人口保持在1.3亿左右，仅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从最多减少了约870万，但这一部分就业下降显然和中国进口竞争的关系不大。
Autor等人的研究都忽视了两次金融危机对于就业的负面冲击。虽然现实中贸易和金融紧密联系，但是学者之间的专业分工使得研究贸易影响的文章很少考虑金融影响。金融危机发生后，房价下跌，家庭资产负债表明显恶化导致总需求持续下降，同时降低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造成这些行业的失业率上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庭财富受损后，人们很难花钱接受再培训适应新的工作机会。《房债》一书的作者Atif Mian和Amir Sufi认为2007-2009年美国消失的620万个工作岗位中，来自金融危机冲击的就有400万个。同样的冲击发生在2000-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但是Autor等人的研究并未考虑两次金融危机对就业和收入的冲击。
实际上，从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到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260万个，同期非农就业保持持续上涨，对比一下Autor等人的估计，大家就理解我的直觉了。作为参考，前文提到 Kehoe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总的贸易逆差在1992-2012年减少了约74万制造业工作岗位。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就算中美贸易平衡，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依然会因为自动化替代而持续减少。但在2012年，纳瓦罗根据《致命中国》拍摄了一个纪录片，说中国造成了美国2500万工作损失。对比前文最大的数字870万，你听到后会有什么感觉？是不是也会怀疑他的哈佛博士学位是怎么拿到的？！我的感觉就是最适合纳瓦罗的职业就是香港游行示威组织者和带偏见的媒体记者，他们都习惯于把游行人数夸大3-4倍。
“中国冲击波“的剧情反转
对Autor等人研究更细致的反驳来自于魏尚进与三位合作者，他们从供应链的角度考虑了从中国进口的最终商品和中间投入品对于美国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理论上，从中国进口商品会对美国同类商品形成“直接冲击“，可能降低美国企业的就业人数和收入，而位于这些企业上游，提供中间投入品或服务的美国企业自然就会受到负面的“上游冲击“，但对于购买中国最终商品提供服务的美国企业，或者购买中国商品提供服务的美国企业购买中国中间投入品，生产最终商品的下游美国企业，有可能会由于中国进口价格低而扩大生产规模，这样，“下游冲击“就会增加工人的就业和收入。这里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生产的电脑和电子设备需要用到大量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事实上，前面提到美国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自1960年来一直稳定在12%左右，主要原因就在于电脑和电子设备的贡献巨大。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中间投入品，那么美国制造业就业和产出都会受损。
魏尚进等人采取和Autor等人相同的方法对同期数据进行研究，在区分了三种不同渠道的冲击后，发现尽管“直接冲击“和“上游冲击“的确减少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但是“下游冲击“不仅增加了美国就业，而且大到可以抵消前两个渠道的负面冲击。此外，与中国的贸易还增加了美国非制造业的就业。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与中国的贸易通过直接和上游渠道影响到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其实只占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少数。但是通过下游渠道产生的正面影响涉及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即使是研究机构、医院、学校、银行、政府部门和餐馆都进口中国制造的电脑、电缆、通讯设备、钢铁零件、家具、灯泡、床单、衣服等等，劳动力市场的的大部分工作岗位就来自于这些行业。别忘了，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一直为正并且快速增长。
一个非常清晰的事实是，美国制造业和整个非农就业都在2010年3月后持续增长，目前的失业率创下40多年来的新低。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持续上升（对此的解释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的讲座《全球贸易失衡的四大原因与应对》），但我相信上面提到的“下游冲击“对美国整体就业的正面影响更大，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比重在2010年之后已经基本保持稳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人数持续上涨，原本负面的”直接冲击“和”上游冲击“效应基本消失了。
![""]("http://i.ftimg.net/picture/7/000088727_piclink.jpg")
剧情同样反转的是，在引入供应链的视角之后，与中国的贸易会使美国工人总体的实际工资提高，除了就业增加带来的名义工资上涨，与中国的贸易还压低了美国的整体物价水平，这也是美国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之后也难以刺激通货膨胀的核心原因之一。其实Autor等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在整体上对美国是有利的，只是在具体分配过程种出现的问题，也就是通过贸易获得大量好处的行业，并没有去补偿那些受损的制造业，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恰恰是美国政府。
然而，特朗普和纳瓦罗却把责任推给了中国，而且采取了抑制贸易逆差效果最差的关税打击，不仅让美国进口商和家庭承担了绝大部分关税（参见《贸易冲突：莫让认知分歧成为合作的障碍》），也无法实现美国企业回归本土。同时还造成了与多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就连Autor也认为特朗普对贸易的理解充满谬误，重商主义不会成功，对进口商品大面积加征关税的做法会从多个方面破坏美国经济健康发展，他还认为特朗普撕毁TPP协议是极度短视的决定，以及美国的问题集中在收入分配上。
其实，解决分配问题并不缺少好办法，与特朗普采取的无差别企业减税相比，Intel的创始人Andy Grove多年前就建议对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之外的企业征收特别关税，用以补偿美国制造业工人；或者对那些在美国生产高附加值商品的企业实施减税都是更好的办法。“股神”巴菲特建议政府向出口企业颁发可交易的“代金券“，只有获得这些券的企业才能够从国外进口，这样就能够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平衡不同行业的工人利益。此外，美国要保持全球制造业和贸易出口的优势，必须加大在科技和研发上的投入。特朗普却逆向而行，削减科研经费预算，以打压中国科技升级来阻止发展，损人不利己。
魏尚进等人的研究结论与逻辑清晰易懂，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对手，特朗普在Twitter上不断重复的“纳瓦罗指责“根本站不住脚。现在，特朗普已经明白贸易战没那么容易赢，承认贸易战会造成双输，只是他觉得美国受伤程度较小。如果他真正理解从中国的进口从2000年至今在整体上促进了美国的就业和收入，那就更不应该shoot himself in the foot(“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英文表达)了。
（未完待续。作者系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9/8/16 发布时间：2019/8/16
旧文章ID：19325
作者：詹姆斯•波利提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誓言要“很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他表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爆发的这场贸易战将“相当短暂”。
特朗普在周四晚离开新泽西州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参加集会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试图安抚外界对这场美中经济对抗的担忧，并表示，将于下月恢复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面对面谈判。
白宫今年8月初宣布，美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对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自那以来，特朗普及其顾问就一直处于守势。这一加征关税的举动引发了股市大幅下跌，并加剧了外界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
“我认为我们正与中国进行良好的谈判。他们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我认为，它持续的时间越长，我们就会越强大……我有预感，它将会相当短暂。”
白宫周二决定推迟对其中156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至12月份，以保护美国消费者在圣诞购物季免受价格上涨的影响。此举并未能阻止周三股市出现大规模抛售，周四的反弹只部分地抵消了这次抛售的影响。
推迟对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似乎并未影响到北京方面的官员。中国国务院誓言要对美国进行报复以对抗美方即将加征的关税，并表示美国“偏离了协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
特朗普预计美中之间的经济僵局将持续很短时间，这与他本人以及许多分析人士此前的言论相冲突。这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将坚持长期战略，甚至可能要等到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才能达成协议。
香港发生的危机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目前，美国国会议员正加大对特朗普施压，要求他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防止北京方面对香港进行镇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习近平能够“以人道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中国的安全部队对香港展开大规模干预，该事件将与贸易直接挂钩。”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分析师迈克尔•希尔松(Michael Hirson)周四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即使特朗普非常倾向于谈判，他可能也别无选择，只能取消贸易谈判。”
今年5月初，美中谈判代表曾接近达成一项结束贸易战的协议，但谈判突然被取消，原因是美国官员指责中国代表团违背承诺，未能将其在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方面做出的承诺纳入中国法律。
尽管美国官员有些担心贸易战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但强劲的零售额数据和沃尔玛周四公布的报告结果令特朗普感到振奋。这些数据和结果表明，尽管商业投资数据不断下滑，但美国消费者仍表现出了韧性。
特朗普在Twitter上发帖称：“沃尔玛是一个反映美国经济表现的良好指标，它刚刚发布了出色的数据。与其他国家不同，我们的国家运行良好！”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9/8/16 发布时间：2019/8/16
旧文章ID：19324
作者：詹姆斯•波利提 来源：FT中文网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本周决定将价值约16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推迟至12月，是已持续近一年半的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转折。就在两周前，美国总统还表示，这些关税将于9月1日生效。
特朗普解释说，此举的目的是让美国消费者免受假日购物季价格上涨的痛苦，因为受影响的许多产品都是圣诞节必备商品，如玩具、视频游戏机和智能手机。
但未来几周或几个月，白宫可能将艰难应对一个更大的问题：贸易战可能已给全球和美国经济造成伤害，而美国政府几乎无力化解这种伤害。
特朗普推迟加征部分关税的举动是他在贸易问题上的一贯做法——在对抗与和解之间左右摇摆。前者的目的是显示强硬态度和强迫对手让步，而后者的目的是安抚市场，让商界对达成协议抱有希望。
但如果全球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朗普在驾驭市场方面的成功可能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本周公布的新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行业遭遇困难，德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出现萎缩，而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了倒挂——从历史上看，这是预示衰退即将来临的可靠指标。特朗普周二宣布推迟加征部分关税后，股市曾出现反弹，但又被随后的大跌所吞噬。由于投资者寻求避险，美国国债紧接着于周四大幅上涨，并创出新纪录。
鉴于就业相对强劲、消费保持稳健、通胀处于温和状态，美国总统可能对于贸易战给美国经济的影响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对全球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更为敏感的商业投资数据，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敲警钟。
特朗普一直指望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出台货币刺激措施来阻止经济陷入可能的衰退，以帮助保护美国经济和他连任的机会。然而，即便美联储继续按白宫长期以来的要求更激进地降息，人们对美联储的措施是否足以实现这一目的仍存有巨大疑问。
当然，特朗普可以与美国的贸易伙伴们言归于好，不再做出进一步升级举动，以期帮助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这些举措可能包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来阻止12月份的关税生效，并且不再在今年晚些时候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
然而，特朗普不太可能做出任何会让他显得软弱的巨大转变，这意味可以预计市场将进一步动荡。
译者/何黎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本周决定将价值约16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推迟至12月，是已持续近一年半的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转折。就在两周前，美国总统还表示，这些关税将于9月1日生效。
特朗普解释说，此举的目的是让美国消费者免受假日购物季价格上涨的痛苦，因为受影响的许多产品都是圣诞节必备商品，如玩具、视频游戏机和智能手机。
但未来几周或几个月，白宫可能将艰难应对一个更大的问题：贸易战可能已给全球和美国经济造成伤害，而美国政府几乎无力化解这种伤害。
特朗普推迟加征部分关税的举动是他在贸易问题上的一贯做法——在对抗与和解之间左右摇摆。前者的目的是显示强硬态度和强迫对手让步，而后者的目的是安抚市场，让商界对达成协议抱有希望。
但如果全球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朗普在驾驭市场方面的成功可能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本周公布的新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行业遭遇困难，德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出现萎缩，而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了倒挂——从历史上看，这是预示衰退即将来临的可靠指标。特朗普周二宣布推迟加征部分关税后，股市曾出现反弹，但又被随后的大跌所吞噬。由于投资者寻求避险，美国国债紧接着于周四大幅上涨，并创出新纪录。
鉴于就业相对强劲、消费保持稳健、通胀处于温和状态，美国总统可能对于贸易战给美国经济的影响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对全球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更为敏感的商业投资数据，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敲警钟。
特朗普一直指望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出台货币刺激措施来阻止经济陷入可能的衰退，以帮助保护美国经济和他连任的机会。然而，即便美联储继续按白宫长期以来的要求更激进地降息，人们对美联储的措施是否足以实现这一目的仍存有巨大疑问。
当然，特朗普可以与美国的贸易伙伴们言归于好，不再做出进一步升级举动，以期帮助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这些举措可能包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来阻止12月份的关税生效，并且不再在今年晚些时候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
然而，特朗普不太可能做出任何会让他显得软弱的巨大转变，这意味可以预计市场将进一步动荡。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9/8/16 发布时间：2019/8/16
旧文章ID：19323
作者：MICHAEL CROWLEY, 黄安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特朗普与香港的亲民主运动小心保持距离的做法，已经让他在政治上受到了国会两党、国务院、欧洲盟友以及他在白宫最为鹰派的顾问的孤立。
尽管重复了民主党、共和党领导人物以及欧洲官员对抗议者的支持，但对于这些大规模示威活动——示威的起因是中国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不断渗入的政治影响力——特朗普没有表现出多少同情。此外，特朗普正在无视其保守派顾问的看法，后者认为中国的威权主义模式对美国在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威胁。
周四，在前往一场竞选活动时，特朗普对记者称赞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真的对习主席很有信心，”特朗普说。他预测这位中国领导人如果与抗议领袖见面，“很容易会出现好结果”。特朗普没有说什么对抗议者目标表示支持的话，那些目标包括阻止中国将香港的开放社会纳入其专制的政治体系。
两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随着亲民主抗议和针对抗议者的警察暴力出现升级，特朗普的最高外交政策顾问已经催促他在香港问题上公开采取更为强有力的立场。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中国政府作出尖锐批评的一个人是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R·博尔顿(John R. Bolton)，周三，他在接受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采访时谈到抗议活动，使用了比特朗普强硬得多的措辞。
“中国每做一个决定都要很小心，因为美国人民还记得天安门事件，他们记得一个人站在坦克面前的画面，”博尔顿说，他指的是1989年中国政府残暴镇压示威活动，导致数以百计手无寸铁的人丧生的事件。“在香港制造出一个像当时一样的新记忆，会是一个错误，”博尔顿接着说。
美国国务院使用的语言也要比特朗普强硬，周二，国务院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其“坚决支持香港言论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的态度不变”，并且对抗议者“关于香港自治地位遭到侵蚀的广泛担忧”表达了赞同。
随着他试图与北京方面谈判一项贸易协定，特朗普明显在回避这类措辞。在本周的推文和讲话中，对于香港的骚乱，他的说法听上去充满矛盾，他说希望“最后皆大欢喜，包括中国”。
在周四的一条推文中，特朗普也对习近平表现出同情，他将这位中国国家主席称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他尊重自己的人民，”他能让香港危机“有一个圆满而文明的结局”。对许多香港抗议者来说，习近平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暴君，决心要压制他们的政治自由。
特朗普的说法也与两党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警告习近平，如果他下令进行一场类似于1989年的血腥镇压，可能会出现严重后果，包括国会行动。本周中国部队在香港附近集结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后，对这种回应的担忧有所增加。北京表示，这属于一个早就计划好的演习的一部分。
经常在外交政策方面为特朗普提供建议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于周二发推称，“天安门广场事件30年后，所有美国人都支持香港的和平抗议者。”众议院议长、加州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抗议者“以他们的勇气和决心鼓舞了全世界，他们正在为曾经承诺给予他们的自由、正义和真正的自治而战”。
欧洲盟友也发出了类似的信息。“我确实支持他们，我很乐意为他们发声，并且全力支持他们，”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上月在谈到抗议者时说。
特朗普政府宣称不会容忍中国的政治镇压，但特朗普的言论却与此几乎完全无关。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份官方国家安全战略，宣布北京是战略竞争对手，必须同时对抗其政治体系与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该文件援引特朗普的话说，美国将“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以“保护美国的利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
香港的事件只是特朗普不愿让人权和民主令其外交复杂化的最新例子。对于最近莫斯科街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特朗普没有表态。这场抗议是多年来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最公开的挑战，特朗普与他的关系很友好。特朗普也很少批评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和波兰等其他几个政府的镇压行为，他和这些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盟。
当威权政治在全球兴起之际，香港的危机让人们格外关注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作用。特朗普的批评者称，这是重申美国领导地位的关键时刻。
“如果美国出于商业利益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我们就失去了在其他地方发声的道德权威，”佩洛西在声明中说。
“我们的民主盟友正在期待我们发挥领导作用，”前五角大楼官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亚太安全项目主任丹尼尔·克里曼(Daniel Kliman)说。
特朗普的辩护者表示，他有充分的理由谨慎行事。其一，特朗普没有多少手段可以支持他去发表强硬言论；很难想象让美国军队去援救抗议者。
其二，中国政府公开指责美国煽动抗议活动，是其秘密政权更迭战略的一部分，而白宫的支持可能会成为北京方面的说辞。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周四报道，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谴责“美政客为一己私利，肆无忌惮地充当暴力极端分子的保护伞和代言人”。
“西方领导人有一个很好的立场：支持香港抗议者的民主目标，但不要让北京方面产生偏执的猜疑，认为这些示威活动是外国分裂和削弱中国的阴谋，”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中国问题学者、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表示。“至于特朗普，他的行动比他的话更有说服力。”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9/8/16 发布时间：2019/8/16
旧文章ID：19322
作者：杰西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很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他表示，美中两国间的贸易战将“相当短暂”。
特朗普是在当地时间周四晚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参加集会前发表的上述言论。他试图安抚外界对美中贸易战变为持久战的担忧，并强调美国在这场纠纷中占据上风。
“中国非常希望达成协议，我们正和他们谈话，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特朗普表示。“我认为贸易战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就会越弱，我们就会越强……我有一种感觉，它会变得相当短暂。”
特朗普政府周二决定延迟部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称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在圣诞购物季免受价格上涨的影响。但这并未阻止周三美国股市出现大规模抛售，周四的反弹仅收回部分失地，市场仍对美中贸易前景感到悲观。
关税延迟也并未让北京方面感到满意。中国国务院关税委员会周四表示，如果华盛顿升级贸易战和技术战，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特朗普周四回应称，如果中国采取行动，美国将采取对应的反制措施。
特朗普说：“如果他们真的报复-我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正在与他们对话，他们提供的东西非常好。我不认为他们会报复。但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们就会采取最终报复形式。”
随着香港危机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国会议员正对特朗普施加更大压力，要求他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习近平能够“仁和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习近平）通话。我真的相信他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很了解他。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用一种非常仁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说道。
来源时间：2019/8/16 发布时间：2019/8/16
旧文章ID：19321
作者： 来源：来稿照登
剑申鹄转发按：
巫宁坤先生去世，他的自述非常值得一读，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的话。即使已经读过，现在也是复习一下的时刻。与此同时，另外一位朋友的朋友闫淮的自述可以对照起来读。这两部自述作品放在一起，犹如DNA的双螺旋，清楚地呈现这个社会中健康文化基因的挣扎和病态文化基因的肆虐，也就是我在《美国需要四个中国战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qY17LRxASo) 中所说的，熊猫基因对恶龙基因的搏斗。当我们按周有光老先生的提议，“站到世界上来看中国”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能够看到，那是一个巨大的夜郎国、巨婴国、疯人国、黑社会，必须改变,我们必须尽力支持功夫熊猫打败恶龙。
人类自从离开猴山演化成人，首先长出了辨别真假的能力，第二层次长出了辨别善恶的能力，第三层次长出了辨别美丑的能力。但是在东亚大陆社会中，这三个层次的人类能力严重地先天发育不全、后天被文化基因病毒侵蚀，导致东亚大陆社会今天岌岌可危、水深火热。
重建恢复第一层人类能力（辩真假）的药，是科学理性：测量、逻辑、明思(critical thinking)、启思(high-order thinking)、统思(system thinking); （昆明话叫，懂电还是不懂电？不懂电，赶紧学！）
重建恢复第二层人类能力（知善恶）的药，是人性情怀：同情、善意、公正、人权、法治；（推特话叫，“反共是做人的底线。” 是非善恶有公论，你需要选择立场。还有犹豫，请读巫宁坤、闫淮！）
重建恢复第三层人类能力（见美丑）的药，是见识广博：好奇、旅行、观摩、比较、反思；剑申鹄曰，反思力是目前人类最高级别的统思能力，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的一切建树与进步，一是来自创新，二是来自反思，只是这两把钥匙，无它。
附件为巫宁坤先生自述《一滴泪》和闫淮先生《进出中组部》。巫先生驾鹤先去一路走好，胜平兄请将此信转给闫淮大哥。希望我的所有朋友，不要再以一滴泪结束人生；希望所有人还在（或心还在）中组部中宣部中什么鸟部的有识之士，也勇敢象香港人民学习，走出来吧！
巫宁坤
（1920年9月－2019年8月10日），江苏扬州人，美籍华裔翻译家，英美文学批评家。代表译作有《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萨尔曼·拉什迪、亨利·詹姆斯、狄兰·托马斯等英美名家的小说和诗歌等。“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等译文堪称典范。
英文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于1993年初在美国纽约出版，记录了巫家三代人在中国大陆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在英语世界引起轰动。同年六月，在伦敦发行。稍后，日、韩、瑞典文版相继问世。 由于该书中的部分内容令国际关系学院一些有职有权的老同志们无法接受，学院强行砸开巫宁坤家的大门，收回住房，并自一九九三年七月份起停发巫宁坤与妻子二人的退休费。国际关系学院还通过其上级领导国家安全部向商务印书馆施压，勒令其下属的《英语世界》主编为在该刊2/93期报导《一滴泪》的出版发行并刊登该书片段作出检讨，将巫宁坤从该刊编委中除名，同时停止销售该期杂志。巫宁坤在美国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再致函学院领导申诉，但多年都没有答复。1999年，巫宁坤写信向当时访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申诉此事，年底，华盛顿中国大使馆通知巫宁坤，表示国际关系学院已决定恢复巫氏夫妇的退休费，自2001年1月起重新发放，但学院拒绝补发1993年7月至1999年12月期间共78个月的退休费。2002年7月，中文版《一滴泪》由远景事业出版有限公司在台北出版发行。2007年，增订中文新版由允晨文化在台北出版发行，并由余英时作序。
点击下载：《一滴泪》（巫宁坤自述）.pdf
阎淮
1945 年生于江苏淮安。
1964 年进清华大学工物系，毕业后分配甘肃煤矿机械厂，从工人靠实干升至厂长。1975 年调北京煤机厂，1978 年进入煤炭部。1982 年进入中组部，参与考察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第三梯队”。
1986 年创建人事科研所，研究成果成为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政治报告第四部分。
“六四”后从容出走，一度投身民运，后在法国、新加坡、美国从事学术和时政研究。中国公民，暂居美国，坦言：从心所欲不逾矩时，叶不落归树。
本书也就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回忆他身为“红二代”，频受共产党恩泽。八十年代，跻身权力枢纽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参与建立第三梯队，曾考察过当今中国政坛上包括习近平、张德江、李长春、吴仪、陈元等在内的众多重量级大员。然而，现场目睹“六四”血腥之夜，激励作者与党国体制彻底决裂。下部叙述他在海外，以普世价值观和世界大视野，观察中国变革，探索民族未来。
点击下载：進出中組部.pdf
来源时间：2019/8/16 发布时间：2019/8/16
旧文章ID：19309
作者：张国云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新浪微博
本来中美两国元首在G20大阪峰会上正式会晤，达成重启贸易谈判的共识，对贸易战转机是一个极好机会；加之，美国国内100名“中国通”联名发表文章，呼吁特朗普不要与中国为敌，对于缓和中美关系起着积极作用。
就在中美贸易磋商团队结束了第12轮谈判，双方已经声明磋商具有“建设性”之后，美国特朗普总统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中国价值30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加征10% 的“小关税”。一时舆论哗然。
加征关税似乎已成为美国政府的“贸易武器”。过去一年时间里，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一直为加征的关税买单。而这次被加征关税的3000亿美元商品包括手机、玩具、服装等日常消费品。有研究机构表明，最新一轮的加征关税将让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200美元。
事实上，一年前特朗普签署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当天，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内地股市总计暴跌损失10万亿人民币左右，全球其他股市还没有计算，腾讯两天就损失了市值5000亿港元。
这就是说，中美贸易战还未擦枪走火，全球的资本市场财富就损失如此惨重。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有意思的是，这段时间中国各类贸易战专家风起云涌，在谈论贸易战该如何打， 罕有人从金融角度提出思考。
所以，今天我要郑重提醒人们的是，全球股市损失上万亿美元， 你以为美国政府和基金都是傻子吗？这么一细究，应该隐隐约约看到这场贸易战背后，那些对冲基金的空头大佬们，在那天周末，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或许，他们早已蠢蠢欲动， 如何在全球“剪羊毛”。
记得那年，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石油战，俄罗斯损失惨重，美国石油公司也损失巨大，但是美国和中东的石油做空基金却大赚特赚，综合计算美国和中东的资本盈利减去实体损失获取了丰厚的盈利，当然中国、日本作为石油进口国也因为石油下跌沾了光。输家就是俄罗斯和其他没有对冲基金的石油大国和企业。
不知人们有否注意，2019年6 月24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3家中国大型银行拒绝执行美法院关于违反朝鲜制裁调查的传票，将面临被切断美元清算渠道的风险。随后3 家银行予以澄清，中国外交部予以回应。直到这时，人们方才恍然大悟，市场终于对中美贸易战转向金融战的预期发出了信号，不是吗？
千万别以为美国人只是为了那把关税银子，他们敢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事端，一定是有备而来——就是如何全球“剪羊毛”。我们必须警惕，中美贸易战可能仅是表象， 核心是美国全球的金融战。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美贸易摩擦有其真正的动因。
美国这个时候挑起中美贸易摩擦，说一千道一万，是美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带来的恶果。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就开始出现结构性贸易赤字。二战后，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建立。美国要保持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美元要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通支付，则需保持贸易赤字和一定财政赤字，以向外输出美元或债务。
这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提出一个观点：当一国货币被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时，会出现一个悖论，即为了保证国际支付的需求，该国的国际收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而该国货币要保持国际货币的信用，又需要有经常项目的顺差作为支持。
依照“特里芬悖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是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必然产物，与别国没有什么关系。时下特朗普既想保留美元霸权，又想消灭贸易逆差，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事实上，美国经济结构性失衡是国际分工、国内宏观环境、产业特征、居民消费习惯等众多因素影响叠加的结果。大敌当前，特别是在美国政府持续扩张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规模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的情况下，是否能够通过双边贸易妥协加以改善，恐怕谁都心知肚明。问题是特朗普就是这么“一根筋”的人，使得中美贸易摩擦频发：
2017年8月，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8年3月，USTR发布了调查结果《301报告》，特朗普据此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摩擦。
2018年5月美方谈判代表团提交《平衡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美方开出的要价清单包括加征关税、加大进口、知识产权保护，多次提及“Made in China 2025”。
7月6日起美国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8月8 日宣布，对华进口500亿美元商品中剩余的160亿美元加征关税于8月23 日实施。
9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从9 月24日起，对约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0%，并将在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
10月1日，美加墨协定谈判成功，设置“毒丸条款”，规定美加墨三国都不得“擅自”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协定。同时，美国推动将该条款纳入同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协定。
2019年5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对中美经贸磋商进度的不满，并提出将从5月10日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并将在短期内对另外32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中美贸易摩擦为何升级为科技战。
中美贸易战开战一年多，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的指责，已经暴露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对于失去科技优势的担忧。
所以，这时美国利用贸易战， 更多是一个幌子，或者说是虚晃一枪。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攻击，特别是对中国企业华为的围堵，揭开了“中美科技冷战”的冰山一角。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2018年7月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暂时、部分解除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售令。中兴向美国支付4亿美元保证金。
6月11日起，美国主要针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中国留学生重新收紧签证发放时长。并对中国“千人计划”以及华裔科学家在美国高科技企业和智库进行限制。
11月1日，美国财政部外国投资委员会依据6 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正式加强对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半导体等核心技术行业的外资投资审查，同时法案还规定美国商务部部长每两年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企业实体对美直接投资”以及“国企对美交通行业投资”的报告。
11月20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公布拟制定的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体系并对公众征询意见，拟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等14类核心前沿技术进行出口管制。
2019年1月29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华为提出23项刑事诉讼，并将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华为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请求，在全球范围内打压华为持续升级。
2月7日，美国白宫发布未来工业发展计划，将专注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技术、量子信息和5G技术四项关键技术来推动美国繁荣和保护国家安全，与中国开展竞争。
5月16日，特朗普不惜代价签署总统令，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禁止美国企业与包括中国高科技旗舰企业华为公司在内的一切被控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公司进行商业交易，试图切断华为供应链。
彭博社等报道，美国正考虑将更多中国高科技企业纳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扩大贸易管制范围。
——中美贸易摩擦有转向金融战的可能吗？
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同时，科技战也持续发酵，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也引发贸易战演变为金融战的猜测。
这里提醒人们，不可小觑的就是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正如中国财经金融评论家余丰慧分析认为， 人民币确实有贬值的内在诉求，适度贬值是应该的，有利于扭转出口不利的局面。
但如果从打贸易战角度观察，依然要慎重考虑。“一旦美元以及其他货币开始竞争性贬值的话，全球性汇率金融大战就会燃起。到时候，即使这么庞大的外储也将面临资本外逃特别是逃回美国的巨大压力”。
2019年5月20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收盘微跌三个点，盘初汇价高开后一路震荡回落；中间价则大跌129点至近五个月新低。
6月24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3家中国大型银行拒绝执行美法院关于违反朝鲜制裁调查的传票，将面临被切断美元清算渠道的风险。
7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道，《纽约时报》近日援引相关数据报道称，由于当前中美之间的争端，美国来自中国的投资暴跌了近90%， 并表示这数据体现了中美双方之间的“不信任”，中方能否证实相关数据？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回应称，“关于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具体数据，我不掌握。但我也注意到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中，美方肆意抹黑和无理打压中国的公司和企业，毫无疑问不仅已经影响中国投资者对美国政策和市场的信心， 也必将影响其他各国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信心。”
8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幅度贬值，主要是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和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是由市场力量推动和决定的。但8月6日， 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方对此深表遗憾。这一标签不符合美财政部自己制定的所谓“汇率操纵国”的量化标准，是任性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 严重破坏国际规则，将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机制上人民币汇率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存在“汇率操纵”的问题。
随之而来，一旦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就必须要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还有，如果美方将部分中国金融机构从美国金融体系中切断；如果使用长臂管辖权，对部分中国金融机构开出巨额“罚单”；如果要求中国开放金融体系、投资限制、资本账户，包括短期资本账户，以方便冲击中国金融市场；如果利用基础设施优势，切断美元交易、SWIFT；如果下调中国主权及中资企业评级， 提高融资成本；如果禁止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融资，做空中概股……
当面对中美贸易战——升级科技战——滑向金融战的可能时，国内甚至有观点认为，贸易战、技术战之下，不妨发动金融战，如人民币大幅贬值，抛售美元国债等，这样全面开战、多管齐下才能速战速决。
其实， 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或许，这正中了班农的隔离中美资本市场的图谋。虽说中国拥有1 . 1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但大举抛售并不现实；汇率政策亦很难作为应对武器。何况，中美金融市场有着深度和广度的差距，美方可以利用美元霸权，让中国金融企业、国际化企业和在美上市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承压。
这时我们倒应责问美国的是， 你们口口声声美国是百分之百市场经济的强国，现在为什么反倒成了百分之百反市场经济的斗士？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对“分工”的定义，奠定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学的基石。如同一些美国知名学者所言，如果说美国的发展是一个奇迹，那么奇迹的源泉之一就是这部著作。
时至今日，美国的一些政客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来路，或者明知世界经济发展的正道，却为一己之私利不顾一切要挡住别人的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被华盛顿那双“霸道的手”束缚。
显然，这是美国利用其超级大国的优势地位，将霸凌主义演绎得淋漓尽致，美国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更是露骨地说，“由于美国拥有远远大于其他国家的实力， 其他国家不敢（对美国）采取报复性措施”。
现在中美贸易摩擦，是良民遇见刁民。说穿了，美方的战略意图和底牌，绝不是缩减贸易逆差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是美国打着贸易问题的旗号，剑指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战略遏制和“围堵”，随着从贸易摩擦到科技战、金融战的升级，中美贸易、科技、金融“脱钩”的风险上升。
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充分认识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严峻性。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减少投资限制、降低关税、保护产权、国企改革等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中美产业间关系逐渐从互补走向竞争，中美关系从合作共赢走向竞争合作甚至战略遏制；更加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保持战略定力。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 新一轮改革开放将释放巨大红利， 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 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的新经济迅速崛起，“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中国GDP增速6%以上，是美国的2—3倍。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释放巨大活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上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不是因为日美贸易战，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 而是自己，只要做好改革开放，只要勤修内政，没什么了不起的，别被他人牵着走。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面对内外部形势，我们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力度更大决心推动改革开放，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大幅放活服务业、大规模减税降费、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
也许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欣慰的是，在中美经贸摩擦持续一年多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备受世界关注。国家统计局7 月15日发布的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 显示出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的良好态势，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因素。有国际舆论评价称：中国经济数据与市场预期相符，全球市场因此得到提振。
反之，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出口、就业、通胀等均带来负面冲击，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不均衡的问题。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2.25%-2.5%不变，下调通胀预期。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降息信号。所以，北京时间8月1日凌晨2点，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为2008年12 月来首次降息。这暗示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可能有望缓和，也降低美方继续发起金融战的可能性。
这次，在人民币汇率上，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国一直以来致力于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一努力在国际社会众所周知。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 年初至2019年6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38%，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7%，是二十国集团经济体中最强势的货币，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升值幅度最大的货币之一。在刚刚结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人民币汇率大体符合基本面。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 0 0 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一直承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有力地支持了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和全球经济复苏。2018 年以来， 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争端，中国始终坚持不搞竞争性贬值，中国没有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
美方不顾事实，无理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是损人又害己的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不仅会严重破坏国际金融秩序，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还将大大阻碍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复苏，最终会自食其果。美国这一单边主义行为还破坏了全球关于汇率问题的多边共识，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将继续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所以，从长期来看，无论美方是否挑起金融战，中国都应当继续深化对内对外金融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习近平主席说得好：“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我们要未雨绸缪，在危与机之间，应主动出击，不能等上帝来造化。具体说——
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自信，加强高科技规划布局。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给国人极大的警醒：科技兴国、科技救国绝非空话!对世界未来科技核心技术，由国家提前布局、重点投入研究开发。
有“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性，加大人才培养与开发。实施国际化金融资本人才培养战略工程，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的金融教育培训基地。加大人才引进， 培养立足中国本土的投融资专家以及新资本运作高手（CCP）。
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国际贸易逐步去美元化。双边贸易大力推广货币互换，掌握结算货币主动权与汇率市场定价权。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的比例。
有“笑看人间沉浮事”的淡然，建设抗打击的金融平台。增资亚投行，注册资本逐步超过世界银行，成为真正的“世界银行”。充分利用“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美债”，作为反击围堵封锁的工具。
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豁达，提升对外投资并购技能。充分利用国家外汇储备和国内外金融资源支持中国企业开拓海外业务。优先扶持本土投融资中介机构发展， 成立“中国企业全球并购基金”， 全力扶助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没错，美国霸凌主义吓不倒中国。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来源时间：2019/8/16 发布时间：2019/8/16
旧文章ID：19308
作者：王恩博 来源：国是直通车新浪微博
【专家：任性美国将引火烧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贾秀东16日表示，美国在对华经贸问题上采取单边主义、霸凌主义，这种任性举动失去了客观理性，失去了长远眼光，不仅造成双方经贸方面的可见损失，还破坏了中美间战略互信，造成中美关系脆弱性。正如一位白宫官员所说，此举引火烧身，将损害美自身利益。
来源时间：2019/8/16 发布时间：2019/8/16
旧文章ID：19307
作者：滕建群 来源：第一智库网站新浪微博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先恭后倨，逐渐走向强硬。美国对华政策转变不仅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根据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认为中美关系也随之发生“质变”。笔者认为，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虽发生重大调整，但这并不表明中美关系已发生“质变”。
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原因
从刚上台时希望与中国走近为地区和世界事务作贡献到发动全面对华“贸易战”，特朗普的转变似乎有些突然，但也在意料之中。美国对华政策着实已发生重大变化。对华贸易调查及随后提高中国输美商品关税，进而在科技、人文、安全、金融甚至意识形态领域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原因在于美国对华认知已发生重大改变。美国曾希望把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但中国异军突起、全面发展，美国改变看法，认为中国发展正对其构成挑战。
一、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重大改变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和战略界不时传出“中国威胁论”的说法，对华日渐消极和强硬是美国对华政策基本走势。2001年，小布什政府就曾把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的注意力转向反恐战争。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2015年前后，美国展开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强硬派认为，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竞争对手，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接触—融入”战略失败。因此，美国要加大投入，把注意力调整到亚太地区，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此后，奥巴马政府提出要把60%的海军力量调到亚太地区。但欧洲仍是美国经济收益最高的地区，并且还有北约这样的军事组织。冷战后，能与美国出兵打仗的国家基本都在欧洲而不是亚太，加之中东“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坐大，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没达到预期效果。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者”，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美国面临的威胁眼前看是恐怖主义、朝鲜和伊朗等，长远看中国可能取代美国霸权地位，必须开始加紧对中国围堵。[1]该报告集近年来美国政界和学界对华政策大辩论共识于一身。随后，美国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这一系列政府文件只有一个意思，即美国要与中国展开“全政府”“全社会”战略竞争。报告忽略合作，夸大中国威胁，认为中国挑战美国的权力和利益。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指出，要放弃长期坚持的“支持中国崛起和帮助中国融入战后国际秩序”的政策，改为集中美国战略资源全面反击中国的战略竞争。[2]
导致美国对华认知转变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实力快速增长，美国感到压力。尽管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仍相差较远，但美国已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势头强劲，可能会在未来某一天超过美国。中美两国关系中所具有的互补性减少，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也在发生变化。美国对中国军力现代化和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表现出不安。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制造：2025》、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团结一致的社会结构等，越发引起美国对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制度优势和治国理政模式的担忧。二是美国为转移国内矛盾，把中国当成“替罪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贫富差距拉大，经济虽有发展但百姓并没有收获感。美国债台高筑，制造业空心化严重。中国的形势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精英并没意识到自身经济的缺陷和治理无能，而是利用民粹主义，把现有困难不负责任地归咎于全球化和中国。中美各领域合作已成为美国国内乱局的受害者。
目前，美国对华强硬的认知占据上风，影响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但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必须对华强硬，他们不想把中国打造成“美国的敌人”。近日，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蓝普顿、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侃如等百位学界和前政界人士联合上书特朗普，指出“美国与中国为敌事与愿违”，认为中美竞争与合作应保持平衡，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内部温和、务实和建设性声音的存在；与中国“脱钩”不能阻止中国崛起，却损害美国自身利益；美国应强化国际合作，增强自身竞争力，而不是试图破坏和遏制中国与世界的接触。[3]美国对华认知变化需要过程，同时也取决于中美双方力量的博弈。此联名信是美国反思对华政策的一个侧影。
二、围绕强力对手制定内外政策是美国的一贯做法
美西战争后，美国迈上扩张之路，内政和外交政策发生根本转变。在美国，利益集团紧紧控制着财富和政治命脉，成为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主宰。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造就的军工复合体，集政府、国会、军工企业和科研机构于一体，利用民众对安全问题的敏感和关切，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力量。
艾森豪威尔在卸任美国总统时感叹，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发出警告。他回忆道：“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有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的，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4] 然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合体很难避免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各方面的影响。
特朗普自称属于非建制派，但在应合军工复合体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组阁时，他喜欢选用华尔街大佬和退役将军，[5] 一方面，这些大佬和退役将军的自身利益得到了保证；另一方面，这些人具有执行力和经营思想。对地产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来说，这是经济有效的选择。
找什么人为自己的政策站台，特朗普从不回避。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发起对华“301调查”的行政命令时，站在他桌前的是与中美贸易没直接关系的世界最大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总裁马丽莲•休森女士，军火巨头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在特朗普面前耐人寻味。休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占据世界军品贸易20%的目标略显保守，根据对国家安全政策分析及对F-35战斗机的信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有望扩大国内和国际市场，即特朗普要把大国竞争作为内政和外交的出发点，对军火的需要肯定会大增。[6]
三、特朗普本人及其执政团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以共和党人身份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他在竞选期间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但又在2017年4月表示不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7]在2017年访华期间特朗普表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悬殊“不是中国的责任，是因为上届政府没有把事情做好”。[8] 但美国国内对特朗普亚洲之行不满，民主党和保守媒体批评他对华太弱，甚至没提“人权”等问题，认为其亚洲行陷入“对中国低姿态外交”。[9]
经过短暂的执政和外交实践后，特朗普确定了对华全面竞争战略。他身边集中了一批与其意识形态相近、坚持对华强硬的幕僚。2017年8月，时任总统高级顾问斯蒂夫•班农称，“美国对华经济战争已打响。”“这场战争势必导致在25—30年后中美间只有一方成为世界霸主。”“对华经济战争意味着一切。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美国的计划包括，首先对华发起“301调查”，然后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倾销”钢铁和铝等。[10]特朗普的另一个保守派幕僚是彼得•纳瓦罗。2016年12月21日，纳瓦罗被提名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2017年1月上任。当年4月，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被并入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纳瓦罗现为该办公室主任。纳瓦罗曾于2011年出版《致命中国》一书，认为作为中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美国深受中国之害。[11]之后，纳瓦罗坚持现实主义理念，强调运用军事封锁、经济制裁和“合纵连横”手段，并加强与亚洲盟友之间的“融合”，遏制中国崛起，维系亚洲和平，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12]从特朗普任用幕僚的取向可以看出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倾向。巩固和强化美国霸权是特朗普的梦想，在这一过程中谁挡住其道路，谁就会被认为是挑战，美国必然会竭尽全力加以限制。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一生从事高投入、高产出和高风险事业，有急功近利的特性。在《交易的艺术》中，特朗普写道，“我崇尚大规模的赌场生意，这对我有无穷的吸引力，归根到底，我迷恋的是滚滚财源。如果你熟知自己所涉足的生意，并且善于运作，就能够从中谋利，精明的运作可以给你带来广袤的财源。”[13] “做生意，一定要想办法牵制对手。”[14]特朗普非常清楚当前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变化。目前，特朗普把炒作对华全方位围堵当成赢得选民支持的话题，成功转移了民众对消除贸易赤字的关注。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确实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因此就认定中美关系发生“质变”尚缺乏一定依据。表面看，美国各界似乎已达成共识，要与中国展开全面战略竞争，两国关系对抗的一面上升，而合作的一面有所下降。这是美国对华认知变化的结果，由美国特有的政治生态所致，也与特朗普及其阁员的执政理念和风格有密切关联。
中美关系“质变”的论断为时过早
“质变”是一种根本性变化。中美关系“质变”是指两国全面终止接触或“脱钩”而开始冷战甚至热战。特朗普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人文等各领域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似乎要与中国进行一场不可调和的战略对抗。然而，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已发生“质变”。
一、美国战略目标和现有实力严重脱节
美国兰德公司提出，美国的战略目标和能力存在差距，认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现有能力不匹配。[15]当前，美国各界对华认知已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政要言论和智库研究成果都认为中国正对美国构成威胁。但从实际来看，美国的实力显然已不可能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美国GDP总量为20.51万亿美元，中国为13.2万亿美元，[16] 中国GDP总量占美国GDP总量64%以上，超过美国战略界一直认为的60%的临界点。同时，中国已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明确的科技发展计划，并按部就班开展产业升级。未来中国将建起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将大幅度减少在技术、市场、投资等领域对美国的依赖。
美国以“安全”为由封杀中国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围堵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案例。表面上看，美国提出的是安全问题，但实际上美国担心的是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优势被中国所取代。特朗普认为，应把5G技术纳入国际军备控制领域。对美国来说，除美元和美军外，它所拥有的网络优势支撑着其对世界的掌控。一旦新一代网络技术被中国占有，等于美国将失去在这一领域的霸权地位。5G技术不是简单的安全问题，而是美国保持全球霸权的战略问题。但从人类技术进步史看，没有任何国家或个人能阻挡新技术的普及，网络信息技术同样不可能因为美国阻挠而停滞不前。
美国的战略目标与实力脱节是旧有霸权思维模式导致的结果。在与中国进行的战略竞争中，美国没有足够能力阻挠中国发展，使两国滑向全面对抗的“质变”远未产生。
二、中美旧有的力量平衡已被打破
在力量再平衡过程中，摩擦和冲突必然会增多，这需要中美两国决策者创新思维模式。中美关系巨变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将中国看成威胁美国霸权的战略竞争对手。在两国关系再平衡过程中，中美无法用旧思维方式和手段来构建新的力量平衡并保持再平衡不产生波动。因此，中美两国需要加强协商和管控分歧，而不是像美国保守势力那样“火上浇油”。
中美建交40年来，双边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某些时候甚至矛盾尖锐。在安全领域，如1999年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2001年南海发生撞机事件，中美两国关系跌入谷底，但最后经过努力，双边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关键是中美力量对比变化难用“零和”模式结束。在谁也取代不了谁的背景下，两国只能努力达成新的力量平衡。
在中美达成新的力量平衡之前，美国作为强势方会置国际法理和两国达成的文件和共识于不顾，但这些只是暂时的小动作，改变不了中国和美国力量对比变化的事实。美国已在南海、台湾、香港、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希望通过这些行动给中国制造麻烦，迟滞中国发展，确保美国的世界霸权维持下去。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最近做出系列举动：2018年以来美国军舰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加强与台湾高层互动；在坚持《与台湾关系法》的同时先后通过多项涉台法案，如《2018年台湾旅行法》《台湾国防评估委员会法》《台湾国际参与法》《2018年国防授权法》《2019年台湾保证法》等；围绕台湾名称，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印太战略报告》把中国台湾当成独立实体看待。
美国不愿意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试图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这必会使两国在达成新的力量平衡前产生战略博弈。美国的百般阻挠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耗其硬实力和软实力，而中国综合国力则会得到相对提高。如“贸易战”已让中国民众更加团结，也让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更加坚定。技术封锁和打压必然促使中国在投资和项目上整合力量，突破技术瓶颈，加快产业和技术升级。
经过适应期后，不排除美国会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国崛起，中国则会回应美国的合理关切，从而达成新的力量平衡，两国关系出现新的稳定。这一适应过程不会导致两国关系发生“质变”。
三、中美在各个领域里的相互依存度极高，全面“脱钩”可能性不大
近期，美国保守势力反复强调与中国各领域“脱钩”，摆脱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及在世界产业链所处位置看，两国“脱钩”是非常困难的。建交40年来，中美两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互补、深度融合的利益格局和互利互惠关系。
从暂时效果看，美国提出全面“脱钩”给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美国拒绝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平洋-2018”联合军事演习，两国各种军事交流活动处于暂停状态；美国对中国华为、中兴等一批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让这些公司承受巨大生存压力，技术上的“脱钩”有明显影响。
尽管如此，美国想与中国“脱钩”并非易事。政治层面，两国元首在保持相互沟通，元首外交继续发挥稳定两国关系、解决分歧的重要作用。即使是在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状态下，中美仍保持高级别对话和磋商，保持沟通管道畅通。在经贸层面，2018年中美货物贸易额达到6335.2亿美元，双向投资达到2400亿美元。[17]中美已是彼此最大贸易伙伴国和重要投资对象国。美国几乎所有大公司在中国都有业务，所有州与中国都有合作。美国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得巨大利益。2017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超过7000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18]在人文交流层面，中美已建立起50对友好省州和227对友好城市关系，每天大约有1.4万人往返于太平洋两岸。
美国对华“贸易战”正在出现二元结构分裂。美国政客和保守势力坚持要通过“贸易战”来打压中国，而美国大企业、商业和农业从业者反对“贸易战”。这种二元结构会极大限制美国把“贸易战”推向更广大领域。“脱钩论”是固守冷战思维、奉行“零和”博弈的人鼓噪出来的极其危险、极不负责任的论调。“这种论调违悖中美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罔顾两国交流友好密切的民意，不符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能得到支持，也注定不会得逞。”[19]中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强行让中美“脱钩”，势必打乱现有的世界经济链条，破坏全球产业分工，引发国际市场混乱和金融市场动荡，这肯定不是各利益攸关方希望看到的。
总体看，美国“脱钩论”者希望切断中美建交40年来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两国关系发生“质变”。但现实看，这只能是美国保守势力的扭曲想法，因为“脱钩”不仅会对中国，而且会对美国带来同样巨大的损害。从目前情况看，“脱钩”并没有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主导政策。在2019年6月举行的G20大阪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
[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2] 同[1]。
[3] “China is not an Enem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making-china-a-us-enemy-is-counterproductive/2019/07/02/647d49d0-9bfa-11e9-b27f-ed2942f73d70_story.html?utm_term=.4b65af319ada.
[4] [美]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90页。
[5] 最初内阁中白人男性的比例高达71%，拥有军事和商业背景、毫无公职经验者占大多数。内阁成员的平均军事经历达到8.1年，是名副其实的“军人内阁”。国防部长被授予退役四星上将马蒂斯;国土安全部长凯利同为四星上将，退伍前曾任南方司令部司令;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曾是陆军三星中将，因亲俄立场颇具争议，后因“通俄门”在上任24天后辞职。其继任者麦克马斯特将军则是一名现役军人;其他官员，例如总统首席策略师班农、内政部长辛克和中央情报局长蓬皮奥等也均具有深厚的军事背景。特朗普招募了众多企业高管：国务卿蒂勒森曾任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财政部长姆努钦曾经是高盛高管;商务部长罗斯则被称为华尔街“破产重组之王”;曾被提名劳工部长，后主动退出的普兹德则是连锁快餐巨头CKE的首席执行官。据统计，特朗普内阁成员身家达到惊人的350亿美元，被称为史上身家最贵内阁。
[6] 《恰逢中国传统新春佳节，军火女枭雄玛丽莲对F35“挥泪大甩卖”》，http://mini.eastday.com/a/170126122536787-3.html。
[7]《特朗普：美国不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7-04-13/doc-ifyeimqc3185397.shtml。
[8]《美媒：特朗普正把全球头把交椅让给中国》，https://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71115/31667381.html。
[9] 同[8]。
[10] 同[8]。
[11] 《任性纳瓦罗“致命”的危险》，http://www.chinanews.com/gj/2018/07-24/8577367.shtml。纳瓦罗的《致命中国》一书主要是讲中国如何剥夺了美国的产业，上述观点贯穿于全书，参见：Navarro, Peter，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a Global Call to Action，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May 2011。
[12] 《纳瓦罗，贸易战的始作俑者，为特朗普献上三大遏制中国的“路线图”》，http://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80132.html。
[13] [美]唐纳德•特朗普、托尼•施瓦茨著，尹瑞珉译，《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14] 同[13]，第44页。
[15] 2019年5月美国兰德公司发表《美国的战略与资源不匹配：重视美国国家战略与军事能力间的差距》报告指出，美国现有军事能力远远不能满足特朗普政府提的国家安全战略。
[16] 世界银行数据，参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5886362084864491&wfr=spider&for=pc。
[17] 《2018年中美贸易投资简况》，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nbgz/201905/20190502859509.shtml。
[18] 《外交部：中美“脱钩论”是开历史倒车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6/12/c_1124614840.htm。
[19] 同[18]。
来源时间：2019/8/16 发布时间：2019/8/16
旧文章ID：19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