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穗生  来源：IPP评论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抓住机遇，促成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过往40年中美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特别是美中两个大国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其双边关系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必然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很多人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继续平稳发展，长期合作。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一些矛盾、冲突、乃至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过往40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如冷战结束东欧剧变等政治风波引发的美国对华制裁，1990年代初的“银河号”事件，以及后来的撞机事件和炸馆事件等，但这些从来都没有在本质上动摇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
　　然而，近几年来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紧张局面，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可以说中美最近这一段时期围绕贸易问题产生的对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持续危机，这和过往两国经历的那些问题和危机存在本质不同，具体来说，这种不同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曾经是单个事件引起的危机，容易化解；如今是长期累积的矛盾的总爆发，短期内难以平复。回顾中美过往40年，其间大多数的对峙都是由某个具体事件引起，所以当该事件得以解决，两国间的对峙相应地也就结束了。比如刚才提到的冷战结束、“银河号”事件、撞机事件、炸馆事件，诸如此类，都遵从这一逻辑。但如今中美间的对峙是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是40年来双方积怨累积到临界点后的总爆发，因此它意味着两国关系不会因为解决了某个具体事件而渡过危机。
　　客观地说，中美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些利益上的不协调，直到今天也未能找到根本出路。从美国方面讲，美国认为自己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吃亏了，即中国利用了美国的开放市场、开放社会，在互动中占了太多便宜。不管这种认识是否公允，但其毕竟已经累积到了当前这样一种程度，已经不是三两天、个把月就可以解决的了。即便是考虑到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能带来一些变量，中美之间因利益分歧而产生的对峙依然会持续。
　　第二，过往矛盾主要集中在某几个突出方面，但如今存在于方方面面。除了由某个具体事件引起的对峙，中美之间确实也存在某些对峙牵涉多个事件，但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其本质上无非是某一方面问题的两三个子问题形成了集合，或者至多是有限的某几个方面的问题投射在某个具体事件上。比如关于台湾问题，就产生了对台军售、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台湾地区领导人单方面就两岸关系进行政治表述等子问题，也引起过数次台海危机，但这些都还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又如人权问题，时不时地可能在两国之间造成一些危机，但也限于一个方面。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及2000年前的“入世”谈判问题屡次成为关键节点，实际上是中国的市场开放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等投射在某一次的贸易谈判上，但归根结底仍然没有超越经济体制问题的领域。对于这些问题，大家仍然可以坐下来谈，相互妥协，危机总可以得到化解。
　　但现如今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等几乎所有的问题全部搅在一起。美国总统的政策班子、国务院、国防部等各个部门，再加上各类智库和学者，他们紧盯着所有有关中国的问题，从中美间的经贸到军事，再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甚至是中国国内的问题，都可能被拿来做文章。以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来分析，就可以发现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已经不是针对某几个矛盾突出的方面，也不是针对某一次冲突爆发的事件，而是在整体性地、结构性地与中国对峙。目前他确实最为关注经贸问题，但是其他问题，可能立即会成为下一个冲突点。很难说即便今天解决了贸易问题，明天南海问题会不会就又浮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这种矛盾总爆发、冲突长期化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解决起来也越来越困难。
　　第三，以往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没有共识，最终出台的政策一定是各方博弈的结果，但如今美国国内各方在对华采取强硬立场这一点上形成了基本共识，如果说分歧，只是关于具体采取什么手段的细节分歧。回顾历史，会发现即便是在1989年后的那段时期，美国国内强烈要求制裁中国的也仅限于国会两党的一部分议员。除此以外，政府、商界、学界都有很多其他人士持不同看法。比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就不赞成制裁，而很多跨国企业更是到国会去游说，认为制裁会伤害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最近发公开信反对特朗普大打贸易战的那些美国学者，当年也几乎都是反对制裁中国的。他们普遍认为强力制裁中国的政策太偏激，应该给予更多的耐心来等待中国逐渐改变。
　　所以说以往美国对华政策分歧很大，而且主张对华强硬的鹰派其实是少数，鸽派是多数，但是如今正好反过来。在对华政策的议题上，共和、民主两党达成了相当程度的一致；企业界也在抱怨在华收益越来越难，于是也不再会游说国会通过对华有利的法案。至于学界还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在对华问题上是鸽派呢？恐怕一个手都能数过来。如今在美国，大家都害怕被贴上“熊猫拥抱者（Panda Huggers）”的标签。这种情形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是不多见的，在其他几乎所有的问题上，哪怕敏感如伊朗问题、朝鲜问题，大家都是有争论的，唯一在对华问题上，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
　　如今各方在采取措施遏制中国的大方向上取得了一致，不一致的仅仅是方式，即中国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补偿”美国，比如是用关税，还是其他方式。如今虽然特朗普在美国国内也遭到很多批评，但其实这些批评只是认为“关税”这个方式不好，而不是要讨论该不该向中国“索偿”。
　　第四，纵使两国关系时有起伏，过去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总体稳定；而现在是历史上第一次美国提出要对华“脱钩”。过往四十年间中美之间总有一些不愉快的片段，然而其间两国交流只是部分地受到影响，而且之后总能恢复。比如即便是严重到了美国声称要对华制裁，也只是高层对华互访受阻，军事交流中断，但是民间对话、经济往来、技术交流，从来没有被切断。但这一次呈现的局面是美国出现了“脱钩”的政策倾向。过去一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发动贸易战降低了两国经济互惠；打压中兴、华为等科技企业使得两国科技交流热度骤降；收紧留学生签证，吊销中国学者的访学、工作签证等甚至是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有意减少交流，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第五，美国曾经只不满于中国的某些具体政策，现在则忌惮于中国的综合国力，是一种“policy-power”的战略警惕升级。过去美国对中国的不满，无论表现为僵持、对峙，还是冲突，但基本缘起于某项具体政策，或者至少限于某个政策领域。比如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满，就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对中国的南海政策不满，就主张美国的“航行自由”。但方方面面的不满累积的效应是美国逐渐转变认识，认为是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表现出基于其综合国力的自信，进而开始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换言之，美国开始感到中国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个威胁。基于这一判断，美国的对华战略就告别了分别关注不同政策议题的思路，转而将正在崛起的中国作为一支整体性的力量或一种整体性的发展模式来防范。
　　对于中美关系研究的圈内人来说，这种战略警惕性升级带来的变化是真真切切的。比如十年前，鼓吹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即所谓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没有市场的，甚至是被大家嘲笑的。因为这种思路把国际关系中通常要考虑的三个层级的变量省去了两个，既不考虑领袖个人的意志，也不考虑整个社会的条件，仅仅强调国家一方面的作用。认为中国崛起了，美国就要和中国打仗，是一种将问题过分简单化的思维。但是如今，从国家所处的国际结构位置出发，判断国家间结构关系，即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这种分析范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比如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解释中美关系的学者Graham Allision 这两年大红大紫，正是这种现状的反映。
　　中美关系的基础出现动摇
　　所以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而且这种紧张状态很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这种紧张状态的根源是什么，接下来会走向何方，是非常值得剖析的议题。关于中美之间的矛盾为何从局部上升为全面，从而触发以上五个方面的表现，需要从当下抽离出来，站在中美建交40年的历史维度审视两国关系的基础是什么，以及这一基础是否遭到了动摇。
　　本质上，美国对华政策的考量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即地缘政治因素、经济利益因素、价值观念因素。当初促使中美建交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显然是地缘政治，是因为面对苏联，中美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对手。也就是说，中美当初能走到一起，绝对不是因为彼此认同对方的价值观念，而且就当时而言，两国也不存在多少共同的经济利益。后来，随着苏联垮台，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不再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中美的关系得以持续，主要是因为经济因素和价值观念因素的重要性不断得到提升。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因素不是分别独立发挥作用的。经济因素能够在后来持续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在价值观念方面的长期考虑。简单来说，美国曾经寄希望于通过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来改变中国。战略步骤上就是先允许中国进入美国搭建的战后国际体系，从而让中国能够发展经济，并产生政治上的改变，最终在价值观念上认同美国。这也正是过往四十年来美国在大方向上始终坚持“接触”战略的根源。
　　至于美国有一些人宣称美国从未想要改变中国，这是罔顾历史事实的。尼克松访华之前，1968年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很有名，在谈到越南战争之后亚洲的战略格局时非常清楚地提出，美国一定不能让中国在一个愤怒而孤立的状态中怨天尤人，应该让这个占世界的人口1/4的国家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否则美国和世界都不会安全。
　　至于中国融入美国的具体方法，美国决策层的设想是，帮助中国与世界接轨，深度介入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其理由是如果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之下推进现代化，就会逐渐形成和美国一致的价值观念，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冲突就会变少，而且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崛起的中国会尊重美国的领导地位。在这种价值观念因素的作用下，美国人认为他们应当向中国开放市场，转让技术，进行投资，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
　　事实上，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在表面上也接受这样一种所谓的现代化，因为中国也的确想有所改变（虽然主观上并不是想向着美国人指引的方向改变）。所以中国在两国建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恪守“韬光养晦”的战略原则，不与美国争一时的得失。客观上中美之间发生了“错位共识”，这种“错位共识”在当时维系着中美关系。这个共识之所以是错位的，是因为本质上说，这一时期中美仅仅存在发挥经济因素作用的共识，但是至于为什么要发挥经济因素的作用，发挥来干什么，各有各的算盘。美国就是要通过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来改变中国；而中国并没有打算做体制上的改变，中国只是希望通过发展经济来富国强兵。所以后来的历史事实是中国虽然融入了国际体系，经济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但在价值观念这个层面并未发生改变。因此美国的“接触”战略今天在其国内被普遍认为是失败了。
　　回到两国关系的主线来看，中美两国的关系基础最初是地缘政治因素，后来这一因素淡化，经济因素和价值观念因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后来两国关系的基础。但是这里的经济因素在源头上是由价值观念因素驱动的。所以当美国在价值观念方面的计划落空后，在其战略决策者看来，让美中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发挥作用的战略意义已不存在，仅仅剩下了经济利益本身。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价值观念因素不再重要（甚至成了负面因素），而经济因素的战略价值不再，只有经济利益留存——中美关系的基础就开始动摇。（未完待续）
　　本文系美国丹佛大学赵穗生教授2019年7月在IPP沙龙上的演讲内容（上半部分）。

来源时间：2019/8/9   发布时间：20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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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涵  来源：中评社

　　中美风风雨雨走过四十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对华政策的不稳定性愈加明显，在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日益增加的今天，中美应该如何管控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王栋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专访。在采访中，王栋就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及对中国的影响、中美贸易冲突、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以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等议题表达了看法。
　　精彩观点摘要：
　　从整体上看，美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收缩的态势。但是在这种收缩态势中，又有局部的进攻。美国在对同中国的贸易问题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进攻态势。
　　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美国已进入总统大选的周期，加上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决策风格，中美贸易谈判不排除会出现反覆，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动摇自己改革的步骤和步伐。相反的，越是在外部压力之下，我们越应该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角力和博弈还会继续下去，而且我们也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会变得更尖锐。美国某些亲台反华势力会扶持“台独”势力以牵制、制衡大陆，他们进一步合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人文交流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是基础，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认知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十分重要。因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于青年一代。
　　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态度，坚定不移在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就一定能够克服当前中美关系遇到的挑战，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协调、合作、稳定的方向发展。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请问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这种对外政策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王栋：这个问题说来话长。特朗普刚刚参加竞选的时候，我们国内其实还是有很多乐观的声音，认为“特朗普是生意人，他不会意识形态化，可能会更加容易打交道”，因此网上有相当一批支持特朗普的“川粉”。
　　特朗普当选之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是其最早的一个变化。特朗普的这个行为令包括美国建制派在内的众多人士大吃一惊。当时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曾表示：我们需要改变对于特朗普过度乐观的态度，对未来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做好准备。
　　2016年12月，特朗普刚刚当选之后，我就在《现代国际关系》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论文，主要分析预测了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我也提到了美国对我发动贸易战的可能。当时我谈到了四句话——“抛弃幻想，做好准备，争取最好，不怕最坏”。现在看来，当时我的预测是对的。而放眼观察特朗普整体的外交政策，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所谓的“美国优先”。特朗普不愿意让美国承担过多的外部成本，他认为过去美国为维持“自由国际秩序”承担很多成本的行为是“吃亏的”，美国的盟友们应该为此承担更多的成本。特朗普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使美国从过去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领导者”变成锱铢必较，只顾自己利益的国家，美国失去了其昔日的“老大风范”。
　　因此，从整体上看，美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收缩的态势。但是在这种收缩态势中，又有局部的进攻。美国在贸易问题上采取了贸易单边主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呈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此外，美国还提出印太战略这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升级版，试图对中国进行牵制和制衡。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进攻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贸易政策。特朗普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欧日等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发动了贸易战。尽管几乎美国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特朗普增加关税的做法是完全违背经济学规律的，但是贸易战能够收到很好的政治动员的效果，是特朗普动员其基本盘的最重要的一张王牌，因此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其次，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展现更加修正的态势。现在有不少的亲台分子，甚至反华分子，在特朗普政府里面占据比较重要的决策位置。特朗普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并宣称要实质性地提高美台关系，之后也做了很多动作，比如，航母通过台湾海峡，通过《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障法案》等涉台法案。实际上，特朗普是在强化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杠杆来对中国进行牵制和制衡，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对冲战略的策略组合（portfolio）。但是，特朗普的做法强化了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组合中竞争性和强制性的一面。
　　第三，2017年12月份特朗普政府颁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的目标是要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中国从价值观、利益到制度全方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构成威胁。这一判断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美关系可能到了一个转折点。但这并非仅仅由特朗普政府所导致，因为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出现跨党派共识的倾向和特点。冷战结束之后，克林顿政府经过究竟对华采取“遏制”还是“接触”战略的争论，最后决定对华采取接触战略，这成为此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基石，以及美国跨党派的共识。但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假定和期望，即希望通过接触战略将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期待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开放自由，而且由此促使中国政治上走上美国道路。但是美国没有预料到的是，此后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与此同时，中国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此相对，美国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趋势，对此，失望和焦虑情绪使得美国部分精英无法正确看待中国的崛起，觉得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所谓的“异类”，出于意识形态偏见、错误知觉、恐惧乃至被害妄想（paranoid），由此对中国产生了很强烈的排斥和敌对情绪。这是美国部分极端保守派和鹰派分子主张中美脱钩，推动中美“新冷战”的心理机制的基础。
　　中评社：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美国在国际上各种退群，您去年所着《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一本书中提出“再全球化”的概念，并认为中国会引领再全球化进程，您如何看待中美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分歧？
　　王栋：中国可以成为引领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之一。
　　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出现了争论。有人认为全球化已经终止，甚至已经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但我认为全球化并没有终止，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会出现新的动力，以及新的规则。这个阶段我把它称作“再全球化”，中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原来主导了以所谓新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老的全球化进程”，但是现在却在推动逆全球化，包括民粹主义、反自由贸易等等，特朗普政府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相反，中国现在举起了再全球化的大旗，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这样的对比也显示出，对于全球化的发展，中美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和视角。中国采取了更加开放包容和建设性的态度，提出了新型全球治理观、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但是美国却采取了封闭、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美国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大打贸易战，企图要重新“修正”其他国家同美国的经贸关系，希望一切都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实现“美国优先”。
　　在如何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中美的分歧会持续。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比如在WTO规则的改革上，我们也需要进行更加前瞻性的思考和研究，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和布局。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能够更多地为引领再全球化进程作出贡献。
　　新的规则的谈判将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我们也必须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有理有据的方法，去探讨到底国内改革和WTO改革如何对接，应该怎么改革、改到什么程度，以及怎么样既有利于推动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同时又有利于塑造新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我们政府的态度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反对贸易霸凌主义，坚决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系。
　　在WTO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开始就应该积极地参与到WTO机构规则的谈判和博弈的过程当中，从而去影响和塑造这一进程，确保我们的议程设置权和话语权。只有这样，最后产生的新规则才会是平衡的，公平公正的，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才会得到保障。
　　中评社：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王栋：我们要充分估计到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这也是特朗普决策最大的特点之一。从商场到政坛，特朗普一直坚信必须要让对手觉得他是不可预测的，特朗普的这一特点在其内外政策决策过程中体现得非常突出。
　　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可能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去年特朗普就曾经在贸易问题上反悔过，未来不排除特朗普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再次反覆。对于中美之间的问题，应该分为两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根源在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动力和生态，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美国的政治人物非但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纷纷将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归咎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决定了中美经贸这个议题会被美国政客反覆拿出来炒作和进行政治动员。在美国即将到来的2020年总统大选中，对特朗普来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赢得连任，而在其中中国牌、经贸牌是很重要的两张牌，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因此我们一定要预计到，出于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特朗普很可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采取反覆无常的态度，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做好不同预案。
　　第二个层次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需要冲破各种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攻坚克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落地。放眼去看，未来10－20年中国将会从地区型大国逐渐转型为全球型领导大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能力会越来越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现在我们通过第三方合作等机制，和全球各地的伙伴和利益相关方一起，按照开放、透明、合规的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
　　基于对上述两个层次的分析，我们要认识到，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自己改革的节奏和步伐不动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不仅是我们抵御贸易霸凌主义、迫使美国回到理性务实的道路的有效路径，也是我们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评社：过去常说经贸是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但是现在“压舱石”的地位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王栋：其实几年前国内学界已经在讨论“经贸是否仍然是中美两国关系‘压舱石’”问题。那时我提出应重建经贸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的地位。这个观点现在能不能成立呢？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
　　所谓重建经贸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的地位，其实就是要重建中美经贸新的均衡。用博弈论的概念来讲，这个重建均衡的过程，本身就会有很多利益的摩擦、碰撞和重新排列组合。我们要调整，美国也要调整，包括进行艰苦的贸易谈判，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有反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美经贸新的均衡也是有可能重建的。这个时间短则几年，长则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十年。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它既涉及到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动力的调整，也涉及到我们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深化改革的问题。这个重建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动态平衡的问题，最终中美经贸新的均衡也会有助于形成中美关系新的均衡。
　　中美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在经济上有很深的相互依存关系。美国现在有部分极端保守派和鹰派主张中美脱钩、将整个供应链全部从中国转移出去，为中美即将到来的“新冷战”做准备，这些声音现在在特朗普政府里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为此感到忧虑的同时也应该相信，无论是美国还是国际社会都存在理性的制约力量。中美若真的去打“新冷战”，不仅会损害中美双方的利益，对国际社会而言也是不能承受之重。一个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对整个国际秩序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中美重建经贸均衡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建构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新均衡的过程。
　　中评社：在今年年初一次研讨会上，我听到您说中美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了中美关系的三大根基之一，想请您具体的阐述一下中美人文交流的意义。
　　王栋：中美关系的“三大根基”就是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流。后来我们将人文交流称为“地基”，比“根基”更牢。
　　中美人文交流确实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讲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是具体到“人”的。人，既包括决策精英，也包括普通民众。几年前我曾在《环球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谈到“观察和思考中美关系不能忽视‘沉默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指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中美之间每天都有上万人、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民众往来旅行。即使特朗普政府试图限制对包括中国学者、学生在内的中国赴美人员的签证，限制人文交流，但是大势所趋，民众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如同空气一样重要。现在美国一些极端的鹰派、反华派意识形态挂帅，要把中美人文交流停止掉，也就是要把中美关系的“空气”给抽掉，这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也是不得人心的。最近美国100多位前政要和中国问题专家联合发表公开信，反对美国鹰派的极端政策，呼吁美国不应把中国变成敌人，这也反映出美国理性力量的制约作用。
　　人文交流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是基础，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认知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十分重要。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几年前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做了一个中美联合研究，发布了联合报告，主张要通过“面向下一代”的路径（next　generation　approach）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美关系要行稳致远，人文交流确实至关重要。
　　中评社：台海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存在，而且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议题。那么台海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如何？美国日后是否还会继续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
　　王栋：台湾问题确实一直是中美关系当中最复杂敏感的问题之一，并始终在中美关系当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对冲战略的角度去看，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利用“台湾牌”来对大陆进行牵制和制衡，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保守派和鹰派之所以积极地推动打“台湾牌”，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给中国崛起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了威胁，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和制衡，那么台湾就自然变成非常重要的一张牌了。随着美国对华威胁认知的上升，美国政府和国会中的亲台势力都在推动提升美台关系，试图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目的就在于图谋以台湾为棋子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和制衡。
　　出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军工集团利益，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对台介入、影响、操纵之深，是我们需要一直保持警惕的。譬如，台湾历次的选举中所有的候选人都需要去美国“拜码头”，美国也在不同的时候通过扶持“台独”势力来对大陆进行牵制和制衡。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角力和博弈还会继续下去，而且随着美国部分保守派、鹰派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假想敌，我们也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会变得更尖锐。美国的亲台反华势力肯定会扶持“台独”势力，二者进一步合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评社：您能够分享一下如何走上研究中美关系这条道路的吗？
　　王栋：我本科是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的，毕业之后直接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我的博士论文是做冷战史的，研究的是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中美关系。我的博士论文有两个导师，他们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一位导师中文名字叫鲍瑞嘉（Richard　Baum），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美国最着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另一位导师叫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冷战史学家之一。在我完成直博项目硕士阶段的要求，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两位导师就和我商讨博士论文选题。他们认为上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问题，但关于此始终没有很好的研究。所以他们就建议我来做这个题目，也就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就开始研究上世纪60－70年代中美关系的演变。当时我把美国几乎所有涉及的档案馆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福特总统图书馆、卡特总统图书馆等全部跑遍了，也跑了很多国内的省市地方档案馆，埋头故纸堆，历经数载寒暑，最终写出了我的论文。我在美国知名文理学院宾夕法尼亚约克学院历史与政治学系任教期间，继续从事冷战史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后来回到北大任教之后，外交部档案馆又开放了，我于是又查考了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补充了很多东西。
　　2016年10月我在国际学界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最顶尖的学术刊物、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会刊——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上发了一篇论文，主要讲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这篇文章获得了匿名评审的高度评价，在国际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也创了一个小的历史记录——我成为第一个在《外交史》单独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这也可以说是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我本身是研究中美关系史的，但回到北大任教之后，我也主持教育部的一个基地——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也在关注中美关系的现状。所以我研究的经历基本上算是从历史到现状，先是研究历史，现在来关注现状。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和美国着名智库全美亚洲研究局共同合作，协同中美数十家顶尖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展了“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的”大型课题，就中美之间的核、太空、网络、海洋、两军关系和人文交流等六大战略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布中英文联合报告。该研究报告是中美两国学界联合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学界和智库建构国际话语权的重大突破，得到了中美两国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评价，被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誉为“里程碑式”的研究。今年我们计划正式出版中英文版论文集。
　　关于现在备受关注的所谓中美“新冷战”的问题，我也和着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的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讨论，准备一起做一个联合研究，就是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冷战中去研究现在的问题。我们希望把历史学家和研究中美关系的国际关系学者放在一起，能够做出带有历史纵向、前瞻性和理论性高度的研究。这将是未来几年要去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
　　中评社：您在中美人文交流基地的任职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文交流的一些往事？
　　王栋：我觉得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中美青年思想的活跃、开放，以及彼此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友好交流。我记得去年，我在布鲁塞尔参加布鲁塞尔论坛，碰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个主任，他谈到他们做的一个民调，显示大概到2017年为止，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按照年龄组别，年龄越小对中国的态度越正面；其中18－29岁的美国青年，对中国抱有好感度和对中美关系持积极态度的比例超过了50%。他对此表示疑惑。我当时提出了如下解释：首先，美国的青年没有意识形态的包袱，没有冷战的思维，所以他们看待中国的时候也不带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现在处在决策位置的一些精英，包括白宫中的一些鹰派，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待中美关系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用冷战框架进行分析，这也就使他们陷入了一个认知陷阱。此外，现在美国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和中国交流接触，到中国来旅行、生活、学习甚至工作。很多美国青年甚至会说流利的中文，也对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所以美国青年能够以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建设性的心态和健康的心态来看待中美关系。
　　前一段时间，有美国的一个教授带了一个十几个学生的团来北大交流，我也把这些学生放到我的课上和北大的学生一起交流。这个美方的学生团里面有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博士生，有不同的专业，包括国际关系、法学、还有商科，有美国学生、也有到美国去留学的国际学生，所以是非常多样化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特意在课上问他们“来了中国之后印象怎么样？中国是像一些美国媒体描述的那样的妖魔吗？”学生们发出了会心的大笑。他们纷纷表示，他们亲眼看到的中国漂亮、整洁、现代化，民众热情友好，跟之前在美国媒体读到的妖魔化的中国完全不一样。
　　当思考当前的中美关系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能够跳出意识形态的偏见。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很不容易。美国精英中现在形成了一套非常负面的自我强化的认知趋势。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偷窃”了美国的技术，这些“谎言”在各种媒体上天天重复，就变成了美方一些人接受的“真理”，但他们没有想到的也不愿承认的一点是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因循守旧不可能改革。遗憾的是，美国现在一部分精英就用这套说辞去麻醉民众，并在国内进行政治上的动员，煽动国内的反华情绪。
　　所以跳出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在青年交往上，其实两个国家都一样，中国的青年对美国的印象总体上来讲也是积极、正面居多。而且我前段时间跟日本学者交流时，发现日本做了民调，也发现年轻人对中国持更加积极的认知，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给我们了一个启示——如果中美两国青年能够用更加开放包容健康的积极心态看待中美关系、看待对方国家，这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青年用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和封闭僵化保守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那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就会蒙上巨大的阴影。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在中美两国青年身上看到了希望，青年们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青年是中美关系的未来，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越是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挑战的情况下，越要加强人文交流、加强青年交流。同时也要相信美国还是有更多理性的声音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中美当前出现了问题而不去接触，相反我们要更加开放、自信、积极和包容。
　　为此，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步骤和步伐来推动深化改革，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将中国与国际社会更加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中国绝不称霸，更不会去挑战美国的霸权领导，对此我们也毫无兴趣，但我们可能需要做大量艰苦、耐心的工作，才能使美国部分人改变其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
　　不管怎样，我认为总体上我们还是有理由对中美关系乐观的，特别是从青年来看更是如此。我认为几年之前我们提出来的“面向未来一代”的思路，对于思考中美关系，还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应该坚持用面向未来的态度来思考和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评社：最后，想请您谈一下关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
　　王栋：当前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和挑战，但是我们相信在曲折中前进一定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因为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尽管现在美国也有一部分极端的保守派、鹰派的声音主张中美要脱钩，试图推动中美“新冷战”，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声音是不得人心的，是违背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的，也违背了国际社会的期望。我们常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虽然是一句老话，但是我想它确实反映出一个非常有道理的规律，即中美一个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体系中最主要崛起国、另一个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国际体系现存的主导国，两者之间的关系一定要用一种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好，一定不能陷入到“修昔底德”陷阱里面。
　　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坚定不移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就一定能够克服当前中美关系遇到的挑战，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协调、合作、稳定的方向发展，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中美关系的前景。

来源时间：2019/8/8   发布时间：2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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