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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9/8/12 发布时间:201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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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美领馆官员接触“港独”头目被揭穿后,美国有些人果然坐不住了。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妄称“泄露美外交人员个人信息是流氓政权所为”、大言不惭说“美外交官同世界各国反对抗议人士会面、不只在中国香港”。真是天大的笑话!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迅速作出有力回应:有关言论是对中方的公然诋毁和诽谤,再次暴露美方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和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稍微关注一下香港近况的人心里都清楚,这几个月美国在香港事件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香港事态的变化和种种事实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势力蓄意扰乱香港社会发展,颠倒黑白,制造对立,是导致目前香港局势混乱的主要推手。
来源时间:2019/8/12 发布时间:201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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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洋 来源:财新网
关于中美贸易谈判,最危险的论调就是脱钩论,美国最保守的那部分势力基于自身的认知和利益,希望中美脱钩。国内也有人回应,尤其有些技术领域的人积极鼓吹中美脱钩,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其背后可能有利益诉求。因为脱钩之后国家就会千亿千亿地投入去做技术攻关,但是有些条件不允许的技术攻关,投入很大取得的效果一般,会造成巨大浪费。所以这个话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做严肃的公开讨论,不然就会犯错误。
首先,我们对贸易摩擦要心态平和。贸易摩擦只是正常的国际贸易纠纷,它的严重程度远未达到可以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地步。我们不能把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拔得太高。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日本也有过贸易摩擦。即便他们是盟友,照样有贸易摩擦。自己出现问题,希望别国做出调整来适应它,而不是自己作调整,这是美国对待所有国家的通用手段,所以不宜对中美贸易纠纷做出额外解读。中美贸易摩擦也仅仅处于贸易纠纷层面,不能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中,有一个影响我们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美国朝野甚至美国政府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不能把美国对华的每一项政策,都理解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宏大严密战略的一部分,但这个判断在国内很有市场。
第三,一个开放共融的世界体系才是中国实现技术赶超的最佳环境,关起门来搞独立创新有可能搞成,但是代价太大,不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下面我具体谈谈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背景。
A 关税是美国贸易保护的手段也是目标
美国挑起贸易摩擦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对此美国人既有共识又有分歧。首先,大部分美国精英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也就是对华接触政策是失败的。他们所谓的失败,是指中国没有变得越来越像美国,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对华和平演变失败了。
这个看法虽然接近成为他们的共识,但也并非铁板一块。《华盛顿邮报》不久前刊登了100多人的联署信,就是反对将中国视为对手。这些人并非都是中国通,他们不过是对中国比较理性的一批人,他们并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了。
美国对华战略发生变化不是从特朗普政府才开始的,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第一届奥巴马政府时期。其标志是奥巴马推出重返亚太战略,美国那时就已经放弃了所谓的接触政策,变为提防中国。因为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对美国人产生了心理挑战,他们觉得看不清中国了,要提防中国,要重返亚太。所以中美关系变化并非特朗普一手促成。
贸易摩擦的爆发主要推手还是特朗普和他的助手们,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是大问题,美国大量企业转移到海外,产业出现空心化这也是大问题。他们的判断有正确的成分,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巨额赤字下去,这会输光未来。所谓贸易赤字,就是财富的转移,现在欠的债,将来子孙后代还得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同时,美国的产业空心化的确也是个问题,好多人没有工作了。
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经济学家看来是错误的,用增加关税很难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美国经济结构形成的问题,美国向高端产业发展,美国经济主要分布在东海岸、西海岸,东海岸是金融、教育,西海岸是高科技产业,中间内陆基本没什么很好的产业。民主党人的票仓都基本集中在东西海岸,中间地带都投共和党。希拉里得票多是因为沿海这些州的人口多,但中间地带的州的数目多,所以特朗普输了选票但赢了州,最后赢了选举。这实际上是美国的空心化造成的,很多人无法得到很好的就业,他们自然会抱怨。
特朗普认识到了问题,但他开的药方是错的,全世界的人都反对他,既没有把自己的病治好,又把全世界搅乱了。但他相信这一点。
但是特朗普商人出身,他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没有概念,他骂前任只说他们把经济搞坏了,纵容中国获得巨额顺差。他对和平演变中国也没有概念。所以,特朗普并非美国真正的强硬派。但强硬派很自然地要借力特朗普。虽然特朗普的注意力经常转移,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就是关税,从他年轻到现在一直都这么讲,1980年代接受采访他也是这么说的。
特朗普不在意中国是否在进步,中国的营商环境好不好,是不是给美国企业国民待遇,这不在他的关心范围,纳瓦罗、莱特希泽亦然,他们只要求给予在华美国企业所谓的公平对待。因为中国真的把外商的经营环境都搞好了,给国外企业国民待遇了,那美国企业来中国的就更多了,跟他们的意图完全相反。他们要的是把美国企业都拉回美国。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相应地,美国企业就感觉在华大环境变坏,这样特朗普就特别高兴。他就讲,美国企业还待在中国干什么,赶紧回来吧。
所以特朗普对中国改革,中国变成什么是没有兴趣的,他的幕僚也没有兴趣,但之所以把这些内容列为谈判重点,只是为了占据道德高地和受到美国企业的压力。按特朗普的想法,直接加关税、让中国买更多的东西就成了,没必要费力去谈其他事。
之所以加了国民待遇这些谈判内容,是美国企业在起作用。不要小看美国企业和华尔街的能量,他们希望中美不要脱钩,中国的运营环境赶紧改善,实现外企国民待遇。他们在搭贸易摩擦的便车,是他们迫使特朗普政府提出改善外企在华营商环境。
所以,对美国企业,我们要两方面地看。一方面,在贸易谈判里它是对中国施压的一个源泉,姆努钦代表他们的利益。姆努钦本身就是华尔街出来的,他自然代表企业利益。但他很少谈关税,因为他明白关税没用,所以关税让莱特希泽和纳瓦罗去谈。因此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我们不能将他们等同视之。另一方面,美国企业是中美之间的黏合剂,没有美国企业,对华为的处置转向不会那么快的回转,这显然跟利益相关的美国企业有很大关系。所以美国企业依然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石,我们要积极争取。
美国真正的强硬派,是共和党的少数极端保守派和美国的安全部门,即所谓的deep state.后者肩负着美国国家安全的职责,是单独运作的一条线,它们有权力监视总统,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安装有摄像头,总统的一举一动全部被录下来,由它们保存。它们是美国的最后一道锁,美国紧要关头是它们在掌控,而不是总统,但只有美国面临崩溃或者出了天大问题的时候它们才会出来。它们仇视中国,想和中国完全脱钩,但强硬派只是少数。deep state可以做一些事情,但他们不掌握美国日常运作的方向,通常情况下掌握美国的人仍然是民选政府。民主党相对温和,他们关心的问题和共和党不一样,他们更关注中国的人权、环境这些议题,这也是我们可以谈判的问题。
对于特朗普的阁僚我们也要具体分析,蓬佩奥志在特朗普两任之后的政治前途,他需要特朗普的支持来实现上位,但他有自己的判断,很多时候他只是顺着特朗普,只说不做。彭斯代表共和党保守派,但他是不是骨子里反华很难说。美国政客表面说一套,实际做另外一套,不能听他说什么,就判定他的政治谱系。
美国只有极少数铁了心要和中国完全脱钩的势力,这个判断一定要清晰。不能因为特朗普通过关税打压中国,就认为美国铁板一块地都要打压中国。这是错误的。美国是个秩序多元的国家,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内部乱得一塌糊涂,各方意见互相打架,甚至特朗普自己都跟自己打架。我们不能期待这届美国政府有一致性的行动。
B 扩大朋友圈
我们进一步要弄清楚的是,中美是不是必有一战,中美竞争是否是零和博弈?
中美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手,二者的政治制度不一样,而且我们对美国的技术追赶,让美国感到了压力,所以中美不能不说是对手,但是和平竞争是可以实现的。
苏美相争时,意识形态争端那么强烈,也没有出现热战,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而中美还有大量的经贸往来,连冷战都没有出现,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中美贸易纠纷想象得那么严重。
况且中国不是苏联,我们融入了世界供应链,接受了全球通行的贸易规则,接受了现代经济学,(为避讳“普世价值”),中国在过去40年有非常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超苏联,苏联在其国力最强盛的时候,GDP也没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现在经济总量是美国的60%,而且我们的增长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从实力对比来看,中美和美苏没有可比性,中美融合也远超美苏。
美国军方也有表态,最近美军太平洋舰队前司令接受采访表示,中美是竞争关系,但未必是敌人。美国多数人不想和中国成为敌人,如果这两个大国为敌,那个代价太高。
中美要坚持竞合关系,双方要和平竞争。中美有很多合作机会,美国农产品、天然气、客机需要找到买家,中国也需要这些产品。同时中美之间人文交流频繁,两方面都受益。现在这种信息流是双向的,技术流恐怕也很快要变成双向的,并不仅仅是单向的从美国流向中国,慢慢的反过来流了。BAT、华为是世界一流的公司,它们有些技术超越了美国企业,这种情况下技术流是双向的。技术流不一定是把技术拿到美国去,人员的交流就是一种技术流,这种交流就会造成技术的双向交流。
此外,在国际舞台,中美有很多合作机会,如WTO、国际反恐、国际援助,甚至在“一带一路”中美也应该合作。
中国要积极参与和制造多边机制来对冲美国的压力。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就做得很好。一开始美国反对,但英国参加之后,欧洲国家都参加了,现在成为由中国发起的多边机制的典范。那么,“一带一路”能不能变成一个多边合作机制?因为一带一路单靠中国推动会涉及很高的成本,而且容易被误解。如果“一带一路”像亚投行一样形成多边机制,尽管一开始可能很多人怀疑,但一旦做起来,怀疑的声音就会小了。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写为OECD)是我们可资参考的多边机制的典范。我去那里开过很多次会。它是1960年代肯尼迪总统倡导设立的。OECD是一个富国俱乐部,不是能发号施令的组织,而是一个知识银行。它创造知识,即所谓的最佳实践,产生了很多在成员国间推行的最佳实践,而后又跨出了成员国影响了全世界。所以OECD一直很有影响力。我们需要建设这样一个相似的组织,因为OECD是富国的俱乐部,南方国家也需要适合自己发展程度的最佳实践。我觉得是需要的。“一带一路”也应该做成这样。当“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世界级多边机制组织后,总部可以设在欧洲,就像当年OECD不是设在美国,而是设在巴黎一样。大家一起商量“一带一路”最佳实践是什么,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大家都明白这个组织是中国主导的,但因为是个透明的多边机制,没有人会有意见。就像亚投行,难道大家不明白是中国主导的吗?因为那是个多边机制,大家都愿意接受。
再来看WTO。美国人说我们没有履行加入WTO的承诺,这是错误的。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时候,WTO出台了一个报告,说中国是基本上实现了承诺。但是中国有一点要改进,改了之后就可以和美国之外的其它国家合作了。(刚刚重申发展中国家身份)我们加入WTO已经二十年,也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 。过去二十年在WTO的框架中,中国是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这些责任主要是在援助、维和、反恐等方面。同时,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如此之大,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大。但是中国应该负有更高端的责任。譬如,对于WTO的改革,中国要有足够的参与,其前提是中国以何种身份参与到WTO的改革,。这也决定着中国可以在WTO内部化解很大矛盾 — 至少欧洲和日本觉得中国应该开始承担和它们差不多的责任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按OECD的说法,国有企业要符合竞争中性。中国实现了国企竞争中性,就能满足WTO的要求,如果这两点都能妥善解决,参与WTO改革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之所以中国要参与WTO改革,是因为WTO改革现在被美国阻挠,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都想推动改革,这是中国巩固老朋友、发展新盟友的好机会。如此,中国就可以把自己变为多数派,从而孤立美国。
C 自我阐释的方法论
在国家的全面竞争中,我们阐述自己的制度,要有一套可以让别人接受的方法,我们要学会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来诠释现在的制度,这样更容易被世界接受。
比如我们目前选贤任能的方式,是继承了中国过去的2000多年的传统。中国从西汉开始2200年来就是用这种方法在选拔人才。
还有儒家“和”的概念。我们承认中美之间有竞争,但目标不是把谁灭掉,我们的目标是世界融合。世界古代三大文明,中国是唯一一个不间断的存续下来的文明,“和”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存续之道。
西方言必称希腊,那我们可以言必称孔孟。难道说希腊就一定比儒家、道家的东西要高一等吗?目前世界遇到的各种问题,需要中华文明来做一些改造。
希腊文明被想象得那么美好,但其实只有雅典对内实行民主制,而斯巴达就不是民主制,其他地方可能还是奴隶制。雅典对内民主,但它对外是征服,被征服的城邦要给它纳贡。雅典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因为它们的附属国间的争端而引起的。所以,希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西方文明一直是对外征服的文明 — 当然它也有好的一面,它要去征服别人、征服自然,所以产生了科学。
中国儒家讲如何和平地生活,道家讲如何跟自然成为一体。二者映射到国际秩序中,就是“和”。春秋战国的很长时期里,大国和小国之间并不是纯粹的掠夺和被掠夺关系;小国鲁国和大国齐国长期共处,它们互相进贡,互赠礼物,尽管按实力大小来说鲁国应该天天给齐国进贡才对。
今天我们在重新思考世界秩序的时候,中国的这种文化对世界应该有所贡献。竞争的最终目标是要融合起来,不是西方那种征服。
如果我们用这套方法讲国际社会的竞合关系,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
D 贸易摩擦的烈度
中美贸易纠纷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决定着我们的工作重心在哪里。
中美贸易纠纷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实际影响比较小,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到我国全部出口量的16%。上半年中国对美贸易下降了10%,这部分占中国全部贸易量的1.6%。有些人说贸易摩擦造成的出口下降导致我们经济困难。有些企业的确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宏观数据对不上。上半年出口增长了6%,这是很高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出口增长速度。有人说越南对美出口增长40%,了不得,但越南一年的出口总额不到2500亿,才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1%。它增加的40%即便全来自中国,也只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出口下降4%,再说越南增加的部分也不可能全都是从中国转移的。
出口数据是比较真实的,因为企业向外出口产品,资金要回到国内,没有必要作假(进口是有理由造假的,有人为了转移资产,做假进口把钱汇出去)。我们的出口并没有受到贸易摩擦太大影响。去年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去年的问题主要是信心出现问题,今年大家都脱敏了,因为贸易摩擦爆发后,大家一看没多大影响,反反复复的倒腾,大家也适应了,也就没反应了。
现在国内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大,是因为去杠杆等因素造成的,跟外贸没有多大关系。有些人判断形势会被一些显着的迹象左右了对全局的判断。理性观察还得看全局和宏观。
中美贸易谈判要有长期打算,认识到这就是个贸易纠纷。短期内特朗普恐怕比中国还着急,他特别想要一个协议,然后他可以对外面讲,我把中国人压服了,这样他就拿到了政治资本。如果没有谈成,下半年选战开始他就要表现出强硬,可能还得给中国加税,但加税可能美国老百姓不干,也会得罪美国商界和华尔街的人,所以他压力是比较大的。不管怎么样,中国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贸易谈判的影响比较小,我们没必要那么着急,就慢慢跟他谈,因为这是个长期问题。
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改革还要坚持。去年我们宣布了几个金融对外开放的措施,今年全国人大又通过了新的《外商投资法》,明令禁止强迫技术转让等。最近国家又公布了新的负面清单,从140多项下降到了40项,这是很大的改进。如果国企改革以竞争中性作为改革目标,那么,他们要求的,我们就自己做到了。这些改革的确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增强中国的吸引力,把中国的经济搞得更强大。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下降,但它的影响不大,中国现在对其他地方的出口增长很快,当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慢慢下降后,由其他地方来弥补,两相平衡总量就又回来了。
E 未来世界领袖不应与世界脱钩
中美脱钩论值得特别注意。
美国企业是不愿意脱钩的。华为受限让我们吃了一惊,但冷静下来发现这个真的不用怕。打个比方,在戏园子,不是观众怕戏园子不卖票给你,而是演员怕没观众 — 观众是衣食父母,没衣食父母台上唱戏的不就白唱了吗?中国是美国芯片的大主顾,如果它不卖给中国,自己的企业不就死掉了吗?如果货卖不出去,美国企业极有可能被韩国甚至中国的芯片企业把市场份额给抢走。假如没了这部分市场份额,美国企业的技术进步率就要下来。芯片业是高举高打的产业。台积电在研发和生产中的投入有多大?每次都是几百亿美元投入。不投入就不能世界领先,就会失去市场,所以美国的企业也要巨大的投入。制裁华为一开始把美国企业也吓住了,后来它们全都反水,要求美国政府放行。所以中美脱钩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美国做技术封锁是有可能的,就是不让中国像以前那样并购企业获得它的技术。但商贸往来,高科技产业供应链不会断。
现在国内外很多人鼓吹中美脱钩,全世界生产链重组,等等,说得天花乱坠,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个事情正在发生。如果真到那个地步,美国受损程度不亚于中国,中国付出的是成本,因为要投入更多资金去自主研发,而美国失去的是长远市场份额,失去的是已经由他们主导的产业生态和产业优势,美国人除非疯了才会这么做。
中国更不应该脱钩,我们在过去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有些项目的成本太高了。
现在这个世界,不可能什么都靠自主研发,没有哪个国家能负担得起成本。做芯片难在成品率,即便台积电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的企业买的机器设备跟台积电买的机器是一样的,但想做出那样的成品率却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中国处在开放共融的世界,是我们技术创新、技术赶超的最佳条件。
现在我们特别要警惕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的背后运作。脱钩论背后有巨大的利益,有些人想趁机从国家得到更多好处,先造声势,让国家采纳,然后国家要投入源源不断的资金。可是,我们过去很多投入到芯片的资金都打了水漂,因为我们的瓶颈不在研发芯片,我们芯片的设计能力已经没有太大问题,我们差的是制造,而这不是短时间里能做出来的。
台积电现在可以稳定地生产7纳米芯片,而且要开发5纳米、3纳米,国内稳定量产的是28纳米,14纳米还差一点。但是28nm在绝大多数场景下已经够用,包括华为的5G基站设备也用不到7纳米。军需也不要反应快、大容量的芯片,最需要小芯片的是玩游戏的手机。
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来看自主研发。中国正在慢慢成为全球领袖,作为领袖就要有领袖应有的姿态,在经济方面,自己不能把所有的产业都做了,得给别人活路。中国市场太大,真要做什么应该都能做出来,但这样一来,别的国家还怎么活?我们现在很多产品拿出来一比较,质量高,价格还是别人的一半。但是作为一个世界领袖,要学会自己活、还要让别人也能活,我们不还是要依靠世界分工。我们有些方面可以走在世界前列,有些方面还要别人去做,这样我们的成本降下来了,全球贸易分工也协调了。让大家能一起玩才是一个世界领袖应有的姿态。
来源时间:2019/8/11 发布时间:2019/8/7
旧文章ID:19288
作者: 来源:大国策智库
原文标题:PEOPLE’S REPUBLIC OF THE UNITED NATIONS:China’s Emerging Revisionism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编译:吴天昊
报告称,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和体制上的实力从内部改变全球治理体系。习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主动地将意识形态概念融入国际共识,并利用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推进本国的外交政策战略,如“一带一路”倡议。这需要美国及其盟国、伙伴国、公民社会加以关注。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中国的这些做法,那么中国政治体制中包括腐败在内的一些负面因素将加速外溢。
01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行事策略
报告指出,从中国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人权理事会、维和行动部、非政府组织认证机构、国际电信联盟、教科文组织及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等七大机构和职能部门的行事风格上看,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主要采取以下策略来发展本国利益和价值观:
一是倡导排他主义的人权观,即政府可以以本国的“独特条件”为由,无视个人或少数群体的主张。这完全违背美国人的人权观,即人权属于个人,不能因某一政府的突发奇想而受到侵犯。
二是从所谓的“经济与社会权利”视角,而不是根据“公民或政治权利不可剥夺”的理念,来重新定义民主。这使得国家主导的发展权高于基本的结社和言论自由权,并削弱了这些权利在国际法中的地位。
三是坚持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并将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视为唯一的合法利益攸关方,以便使国际关系“民主化”,并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享有平等地位。
四是利用中国的意识形态术语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外交政策战略,整合全球发展目标。
五是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政治问题,其间中国可以利用各种手段而不是基于规则,来达成自身目的。
报告认为,中国的上述做法超越了其在国际组织中一贯秉持的防御姿态,即在力避与美国对抗的同时,将外交资源用于处理台湾问题,并防止中国遭受批评。今天,北京方面已经不再把关注重点放在狭隘和自我定义的“核心利益”上,如孤立台湾或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国新疆或西藏政策的批评,而是将人权和主权的概念推广至其他非自由国家,以寻求增强自身影响力。简而言之,中国正通过其在国际组织中的行为,让世界接受专制制度。
02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行为趋势
报告指出,在几乎所有的重要国际组织中,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国家间的话语权之争从未停止。随着美国在外交上不断收缩,中国则表现得更加积极进取,致力于从人事、程序、政策等多个方面塑造全球治理体系。
实际上,北京方面已经摒弃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政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普遍共识,正试图通过达成一种新的共识来改变现状。这种共识将主权置于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之上。正在全面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提供了改革国际机构、鼓励联合国推行中国模式并从中受益的杠杆。
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带来的这些挑战,并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集权行为体早已认识到多边机构的力量,并利用这些机构来发展自身利益、限制国民自由”。中国在联合国体系内七大机构及职能部门的做法预示着,中国未来在国际组织中的行为特征将主要表现为:
首先,中国将继续建立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以挑战它所认为的现行国际机构被西方国家主导的现状。
第二,中国将寻求更多本国公民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领导及工作人员。这种从内部塑造国际组织的做法将给中国带来红利。
第三,中国将继续努力使国际组织接纳其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举措,以此作为向国际组织提供资金、人员及其他形式的公共产品的条件。
第四,中国将试图将那些批评其政策的政治活动分子非法化,同时提升共产党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地位。
第五,中国将继续利用其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孤立台湾并回击那些批评中国在西藏、新疆等地所采取的政策的声音。
第六,利用单边倡议以及在国际机构内讨价还价,中国将寻求打破国际社会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良政和可持续发展的固有组成部分的共识。
第七,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它将拥有更多资本来进一步拓展参与国际组织的深度与广度。
03 美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指出,随着美国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美国不能忽视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因为这是确定哪一种价值观将塑造21世纪的关键战场。对于中国重塑国际组织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国不能袖手旁观。华盛顿方面能够且应该与志同道合的盟国、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公众一道,率先采取一些有意义的措施,在不牺牲人权核心价值的情况下,改革和重振全球治理体系。具体措施包括:
(一)理解北京的战略。
一是绘制一副全面的行动图。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局应建立一个小组,专门负责跟踪并在必要时打击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活动。与此同时,在美国驻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代表处指派一名全职中国观察员。最后也是最根本的,美国外交官必须出席和参加国际组织会议。
二是与美国盟国和伙伴国开展对话。作为现有双边对话机制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应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有组织的对话。这些盟国和伙伴国的观点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对中国战略的理解。
三是借鉴台湾的经验。中国在国际组织内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在推进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议程时将要采取的战术。美国与台湾之间举行的双边对话应致力于确定北京用来收紧台湾外交空间并将其排挤出国际组织的新战术。
四是参加地区性组织。中国所采取的战略覆盖国际社会的各个层面。美国必须倾听和理解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以及其他地区性机构上(作为成员国或观察员国)所发表的言论。针对一些尚未加入的国际组织,华盛顿方面应寻求成为其观察员国或正式成员国,并着眼于提升新成立的替代性机构的规则与标准。
五是与全球公民社会行为体开展交流。北京在联合国系统内采取的行动对非政府组织也会产生影响,但中国通常都试图将非政府组织边缘化。为了全面了解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行为,美国应该与公民社会组织保持秘密对话。
六是与工业部门开展协调。除公民社会外,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活动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可能会首先被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士感受到。美国政府应与公司合作(特别是技术领域的公司),以确定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正在哪些领域制造出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并使中国主宰未来技术的最前沿。
七是打破影响“全政府”掌握中国战略的藩篱。美国应建立一个融合中心,可以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主要负责搜集、分析和传播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信息及其对国际政治各个方面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运作情况。
(二)提高认识、建立共识并实施反击。
一是坚持国际社会的规范与价值观。当北京参与侵犯人权行为时,美国应敢于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批评中国。美国必须指出北京的行为偏离了国际社会可接受的行为准则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做出的善意承诺。华盛顿方面还应继续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提出议案,阐明言论、集会、宗教等民权的重要性。
二是制定中国意识形态术语的统一清单和定义。美国及其盟国必须理解中国用来“破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话语。制定这些术语的清单并附以其含义,有助于建立共同理解的基础,进而防止这些术语出现在任何指导国际组织行动的文件中。
三是敢于回应中共的错误行为。为了说服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时能够坚持原则,华盛顿方面必须接受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应考虑利用并扩大《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的适用范围,以制裁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
四是加大公共外交力度。随着国际组织越来越不愿意批评中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精英也经常通过与中国合作谋取个人利益,美国必须直接向国内外的公众传播有关中国及其在国际上活动的真实情况。美国应该加大力度,宣传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行为,包括使用当地语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美国国务院还应组织巡回演讲,让美国人权专家前往那些在联合国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进行演讲。
(三)深化国际组织的参与力度。
一是重新与联合国机构进行接触。虽然美国无法有效影响国际组织长期以来形成的规范,不应该因为某一个问题而将国际组织拱手让给中国,比如承认巴勒斯坦的举措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美国应调整其自身巨大影响力并寻求在国际组织内部施加影响,而不能因为反感该国际组织而远离它,让中国来填补由此留下的空白。
二是为美国多边主义的未来投入资金。美国人力资本的深度是其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华盛顿应建立渠道,鼓励政府人员担任联合国系统的领导职位。首先可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制定一些任职规定,要求国务院人员不仅要在美国政府内任过职,还要被轮换到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处工作。
来源时间:2019/8/11 发布时间:2019/8/9
旧文章ID:19287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近期,中美经济关系再次面临动荡。8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9年来首次“破7”,美国财政部随后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预计这些都将给未来一段时期的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带来挑战。而就在8月1日,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联合发布报告,评估了2019年上半年中美直接投资形势。报告指出,虽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某些领域有所下滑,但在一些领域依然保持稳定,政策和政治仍然是未来中美资本双向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报告主要发现如下:
01 中美双向资本流动降至5年来的半年最低值
2019年上半年,中美之间的直接投资和风险投资总额为130亿美元,较2018年下半年下降了18%,为2014年上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2 中国对美外国直接投资依然疲软
由于收购活动的减少和不断膨胀的政治风险对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活动构成压力,中国对美外国直接投资(FDI)依然疲软。2019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美国完成了31亿美元的FDI交易,较2018年上半年的26亿美元高出5亿美元,但较2013至2015年的水平大幅降低。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从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的平均每6个月200多亿美元下降至过去两年来的平均每6个月不足50亿美元。
并购交易大幅减少是中国对美投资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除了并购活动减少,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绿地FDI在2019年上半年也显着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持续的资本管控,以及对中国境内对外投资者的其他压力。美国监管收紧以及中美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也给双向投资带来额外阻力。
03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某些领域出现下滑,但在另一些领域表现稳定
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相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过去几年中波动较小。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于电动汽车、娱乐和生物技术等行业,但对信息和通讯技术(ICT)以及电子产品的投资兴趣正在减弱。
根据荣鼎集团的统计数据,2019年上半年,美国完成了68亿美元的对华FDI交易,略高于2017年和2018年的半年平均水平。其中,绿地投资为54亿美元,占总投资的79%。但是,2019年上半年新宣布的绿地FDI大幅下降,这表明传统制造业疲弱,不愿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开展大型项目。
04 中国对美风险投资下降,但仍比直接投资更具弹性
荣鼎集团的一项研究表明,自2016年以来,中国对美风险投资的表现优于直接投资。在2014年之前,中国在美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投资,但此后中国对美风险投资快速增长,2018年上半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中国投资者贡献了约22亿美元。
但自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在美风险投资活动开始减弱,逐渐恢复到2016年和2017年的水平。与私人投资者相比,近期风险资本活动的下降对中国国有风险投资者的活动产生更大影响。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海外投资有所下降,这部分是因为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加强了对外国风险投资的审查,特别是对与国家有关的投资者的审查。
05 美国对华风险投资大幅下降
与中国对美风险投资相比,美国对华风险投资的历史更长、规模更大,无论是交易数量还是投资总额都更大。过去几年中,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为美国企业的风险资本提供了大量机遇。2015年至2017年,美国风险投资者平均每6个月为中国初创公司贡献了37亿美元,2018年上半年,该数字飙升至峰值156亿美元。
但过去一年,随着中国科技和风险资本市场的整体放缓,美国的风险投资活动出现下降。2018年下半年,美国对华预计风险投资总值下降至34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该数字下降至18亿美元,恢复至2014年和2015年的水平,但远低于2018年的峰值。
政策和政治仍然是未来中美资本双向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就近期而言,美中经贸磋商的结果将是关键。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之后,美中重启经贸会谈。如果双方能在会谈中取得突破,哪怕只是部分突破,至少也会向市场参与者证明,双方理性地解决他们的担忧是可能的,深度和非理性的“脱钩”并非不可避免。若谈判未能取得突破,那么要求加速金融“脱钩”的呼声可能会得到更多支持,而这将对双向资本流动产生更大的危害。
本文编译自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报告Sidelined: US-China Investment in 1H 2019;作者:荣鼎集团合伙人韩其洛(Thilo Hanemann)等
来源时间:2019/8/11 发布时间:2019/8/7
旧文章ID:19283
作者:汪沛伶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摘要:德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枪击案的背后,我们应当反思什么?枪击事件能够扭转基层候选人的地位吗?民主党候选人关于枪支政策的“同”“异”何在?塑造起的联动性议题是否真正起到有效作用?
关键词:枪击案 民主党 联动性议题
上周末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的枪击案伤亡人数之多、频率之高震惊全美,但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理性看待枪击事件,不能盲目夸大其对美国政坛的冲击力度。
首先,枪击事件本身并不能改变基层候选人的地位。诚然,大规模枪击事件可能会使人们聚焦于一些民调排名不佳的候选人,如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贝托·奥罗克(Beto O ‘Rourke)和朱利安·卡斯特罗(Julian Castro)以及来自俄亥俄州的蒂姆·瑞安(Tim Ryan)在枪击案件发生后受到的关注度成指数型增长,但媒体采访焦点并不与民调支持率完全对等,再加上夏季国会休会对该问题的“暂时搁置”,白宫竞选格局很难因此而改变。海图第334期深度文章分析了“美国频发的枪支事件与全国步枪协会态度转变之间的关系”,尽管枪击案的短期冲击力度较大,但单一的枪击事件并不完全与选民对候选者“综合实力的考察”对等(枪击案是单一议题,无论短期内的冲击力度多大,选民在选择候选人时都必须要综合考量),且随着辩论的进一步推进,排名落后的竞选者被淘汰的可能性不断加大,他们关于枪支政策的论述空间被不断压缩。
其次,民主党对枪支政策及枪击事件有成熟的态度和良好的经验。民主党正在着手准备参加“枪支暴力加剧风险论坛”,图一表明民主党认识到对于表现出选举倾向的选民而言,无论其是温和派还是改革派,总是更喜欢一个能说出对枪支暴力担忧的候选人,而不是一个不能说出的候选人。
再次,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言,枪支政策的“理论”及应对枪击案件的“实践”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如图二所示,“民主党人士最想在第一次党内辩论中听到的议题”的民调显示,枪支政策排名第二,仅次于气候变化。民主党人士对枪支政策的高度关注,加之与特朗普相关政策分化的需要促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将其视为反对特朗普的集体政策,但党内纲领异化的诉求让民主党总统侯选人又在枪支政策上追求与彼此划清界线。Trace(追踪)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20年可能与特朗普具备竞争力的民主党候选人中至少有9位拥有枪支,在“你支持联邦政府对攻击性武器的新禁令吗?”、“你会支持现有攻击性武器的回购计划吗?”、“是否应该展开包括私人武器销售在内的背景调查”、“你认为最高法院关于哥伦比亚特区海勒案的判决应该被推翻吗”、“你有减少社区枪支暴力计划吗”等10项与枪支相关的议题上,民主党候选人态度并不一致。
最后,民主党候选人关注枪击事件与白人种族主义和对少数族裔歧视问题的联动性,但却无法提出两党均认同的解决方案,塑造起的联动性议题是否真正起到有效作用有待考量。一方面,民主党候选人可能利用枪击事件在“枪控问题”上分散特朗普的支持者,反过来,大选之前的辩论本身也是选民表达自身诉求的良机,但塑造起的联动性议题并不总会带来正向效用,也可能会扩大恐惧并激起部分选民的非理性诉求。另一方面,枪支事件的政治色彩浓厚不利于问题本身的解决。政治报(Politico)称枪支权力倡导者在社交媒体上指出,只有当大规模枪击者是白人男性,而不是黑人或者跨性别者时,才会讨论他们的性别和种族,保守派网站和专家们关注枪击案的凶手与其对全民医保的态度。
对枪击案的反思可着眼于民主党对枪支政策的成熟态度、民主党内部对枪支政策的“同”与“异”以及塑造起的联动性议题,笔者认为,尽管枪击案伤亡惨重,我们也应尽可能理性看待其对美国政坛的影响。有关美国枪击事件及两党的枪支政策,海图也将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和报道。
参考文献:
1.Politico(2019).String of gun deaths reshapes Democratic primary[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9/08/04/gun-deaths-democratic-primary-1446505
[Accessed 4 Aug.2019]
2.The trace(2019).Where the 2020 Democratic Candidates Stand on Guns[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trace.org/2019/06/democratic-candidates-2020-gun-policy/
[Accessed Jun.2019]
原文摘自《美国政治》总第400期
来源时间:2019/8/11 发布时间:2019/8/7
旧文章ID:19282
作者:金子真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摘要:埃尔帕索枪击案引发了美国社会新一轮对“种族主义”的争论。特朗普指责民主党将“种族主义”作为一贯武器罔顾事实证据对政治对手开展抨击。近二十年以来,美国社会与政治生态中的白人至上主义抬头,这与美国在移民潮的刺激下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剧烈变动密切相关。而种族主义也在政治精英与大众的互动中不断强化着党派各自的政治认同,加速政治极化。而这一现象随着大选将近正在呈现愈发激烈与极端的态势。
关键词:种族主义 政治极化
上周末发生的埃尔帕索枪击案以血腥而残酷的方式再一次点燃了美国种族主义对峙与争论的导火索。特朗普因其一系列针对移民和有色人种的言论与措施成为众矢之的。
不久之前,特朗普就曾因针对四名有色人种的民主党女性国会议员(包括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柯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伊尔汉·奥玛尔(Ilhan Omar)、阿娅娜·普莱斯利(Ayanna Pressley)和拉什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发推特称她们如果不高兴,“可以离开”而被指责为种族歧视和排外言论。众议院也随即通过动议谴责特朗普的言论,指出其“令人对新美国移民及有色人种的恐惧和憎恨合理化。”此次枪击事件更是引发了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更猛烈的攻击。民主党最受瞩目的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立即公开发表演讲称特朗普“煽动白人至上主义”;正在竞选总统的德州前众议员奥洛克(Beto O’Rourke)受访时说,特朗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并且在鼓动美国产生更多的种族歧视情绪。总统参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表示,特朗普制造了“让暴力的极端分子猖狂”的环境。
面对埃尔帕索市民的抗议以及民主党对手的抨击,特朗普在语言上进行了一系列回击。他在白宫答记者问中表示:“我担心任何一群仇恨的崛起,无论是白人至上还是其他类型的霸权,任何仇恨我都非常关注。”此外,他还在推特上发表言论称“民主党的新武器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旧武器,这个无论他们是否处于下风、是否拥有事实依据,都不会停止使用的武器就是种族主义。”事实上,除去对政治对手本身进行抨击的因素,特朗普所言并不无道理。种族主义深深植根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吸收两党博弈中产生的养分疯狂生长,并反过来更加牢固地操控着两党斗争。这一循环机制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趋于低迷的时期尤为旺盛。
美国政治极化的开始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而种族主义对于政党极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政党认同得以实现。民主党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并且实施倾向少数族裔利益的政策;而共和党的政治认同则主要来源于大资产阶级、金融资本家以及南部保守白人群体,由此就形成了两党在政策主张上的极化。而除此以外两党党内的极化目前也在日益加深,民主党在“桑德斯现象”的引领下分裂为极左翼和中左翼,而共和党也大体分为极端右翼与右翼。
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前就在种族问题上存在鲜明的政见,他曾对奥巴马做出虚假指控,指其并非出生于美国。在总统选战初期,特朗普又将美国境内的众多墨西哥移民形容为“强奸犯”。特朗普的当选彰显了美国种族民族主义的胜利。美国社会白人种族主义抬头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移民潮刺激带来人口结构变化,白人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就业、收入分配等问题火上浇油,加之政府对少数族裔的政治倾斜对白人构成了一种“逆向歧视”,白人的不满一触即发,首当其冲的便是少数族裔群体。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则调查显示,近十分之六的美国少数民族是千禧一代或Z世代。美国白人最常见的年龄为58岁,远远大于少数族裔的常见年龄,其中黑人为27岁,亚洲人为29岁,而西班牙裔为11岁。非西班牙裔白人比其他美国人年龄大得多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是二战后婴儿潮的最大人口增长者,而千禧一代中少数族裔的增长则具有压倒性优势,皮尤研究中心甚至预测,少数民族的人口高增长率将会继续下去,未来几十年少数族裔人口可能会超越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
但与此同时,特朗普的上任也加速了美国政治在“种族主义”标签下的进一步分裂,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生态,撕裂着美国的政治版图,这一过程既通过国会两党的政治家们为维持其自身政治认同而输出的政策导向与信号效应得以实现,也通过美国经济社会的反馈机制得到自我加强。这种分裂主要来源于政治精英与大众在选举政治下开展的互动非西班牙裔白人的不满形成反弹的力量,这种反弹受宗教信仰和居住区域因素的影响,以福音派最为激烈。这种力量引发了众多右翼保守社会运动,例如2017年弗州夏洛茨维尔镇发生的种族主义流血事件。这一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白人至上运动。这类事件进一步激化了左右两派的对立以及白人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对立。同时这种反弹的力量也通过选举政治反馈给政治精英。政治精英获得符合其自身政治认同的大众的支持,政客在政治话语中代表选民的利益诉求,利用种族主义引导与迎合大众,奉行狗哨政治。精英与大众相互作用,不断强化着两党各自对种族主义议题的鲜明立场,并且进一步创造了两党在种族主义议题上的政见鸿沟,使得种族问题越来越难以在两党之间达成共识与合作。
随着2020大选将近,两党之间在种族问题上的争议与行动显示出逐渐激化的趋势。BBC性别议题记者梅加·默汉(Megha Mohan)指出,美国政治现在比任何以往时候都更撕裂,于是在新一个选举周期临近之下,特朗普对于民主党对手言辞更加撕裂,这丝毫不令人惊讶。在总统选举期间特朗普为连任竞选所采取的言论强调,肯定会像过去一样充满破坏性。埃尔帕索枪击案汇集了美国政治与社会领域最活跃的构造板块:种族主义与攻击性武器。在民、共两党的大选斗争中,这些议题势必会继续引发更激烈与极端的斗争,海图也将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1. 唐慧云:《种族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研究》,《世界民族》,2019年第2期,第11-21页。
原文摘自《美国政治》总第401期
来源时间:2019/8/11 发布时间:2019/8/10
旧文章ID:19281
作者:乔良 来源:霹雳炮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了解全球局势,何谈了解中国。
1、金融帝国崛起
1944年7月,美国为了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货币霸权,由罗斯福总统推动建立了三个世界体系,一个是政治体系——联合国;一个是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一个是货币金融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美国人的愿望,是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从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却并没有真正让美国人拿到霸权。
什么东西阻挡了美元的霸权?
就是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为了确立美元的霸权,美国人曾经对全世界做出承诺,就是要各国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
怎么锁定呢?
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
有了美元对全世界的这个承诺,美国人就不可能为所欲为。
说的简单点,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意味着美国人不能随便地滥印美元,你多印35美元,你的金库里就要多储备1盎司黄金。
美国之所以有底气对全世界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因为它当时手中掌握了全球80%左右的黄金储备。
美国人认为,我有这么多黄金在手,用它去支撑美元的信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情况并不像美国人想的那么简单。
美国在二战之后连续愚蠢地卷入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耗费巨大,尤其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差不多打掉了八千亿美元的军费。随着战争花费越来越大,美国有点吃不住劲了。因为按照美国的承诺,每35美元的流失就意味着1盎司黄金的流失。
到1971年8月,美国人手里的黄金大概还有8800多吨,这时美国人知道有点麻烦了,与此同时有些人还在给美国人制造新的麻烦。比如说法国总统戴高乐,他不相信美元,他找来法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要他们看一下法国有多少美元储备,得到的答案是大概有22亿—23亿美元。戴高乐说,一分都不剩全部提出来交给美国人,换成黄金拿回来。
法国人对美国人的这一击,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他一些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向美国人表示,我们也不要美元,我们要黄金。这样就逼得美国人无路可走。
于是,在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开始,也是美国人对世界的一次背信弃义。
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当时人们还不能完全理清楚头绪。原来我们相信美元是因为美元背后有黄金,美元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已经实行了20多年了,人们已经习惯使用美元。
现在美元突然刹车,它的背后不再有黄金,从理论上讲,它变成了一张纯粹的绿纸,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使用它吗?
你可以不使用它,但在国际间结算时用什么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衡量?因为货币是价值尺度,所以如果不使用美元,难道还能信任别的货币?
比如人民币和卢布之间,俄罗斯人(当时的苏联人)如果不认人民币,我们不认卢布的话,就只能继续拿美元做为我们之间的交换介质。
所以,美国人就利用世人的惯性和无奈,在1973年10月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全球的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
在此之前,全球的石油交易可以用各种国际流通货币结算,但是从1973年10月以后,一切改变了,欧佩克宣布,必须用美元对全球的石油交易进行结算。
这样,美国人在使美元与黄金贵金属脱钩之后又与大宗商品石油挂钩。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看的很清楚,你可以不喜欢美元,但你不可以不喜欢能源,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你能不使用石油?
任何国家要发展,都要消耗能源,所有国家都需要石油,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石油就等于需要美元,这是美国人非常高明的一招。
从1973年开始美元与石油挂钩以后,其实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就伴随美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整个世界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金融专家,他们不能够非常清晰地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别的,不是一战、二战,也不是苏联的解体,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
从此之后,人类真正看到了一个金融帝国的出现,而这个金融帝国把整个人类纳入到它的金融体系之中。
实际上所谓美元霸权的建立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到今天大约40多年的时间。
而从这一天之后,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在美元的背后不再有贵金属,它完全以政府的信用做支撑并从全世界获利。
简单地说:美国人可以用印刷一张绿纸的方式从全世界获得实物财富。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人类历史上获得财富的方式很多,要么用货币交换,你要么黄金或者白银;要么用战争的方式去掠夺,但是战争的成本非常巨大。而当美元变成一张绿纸出现后,美国获利的成本可以说极其的低廉。
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不再拖美元的后腿,美国可以随意印刷美元,这时如果大量美元留在美国国内,将造成美国的通胀;如果美元输出去,那就意味着全世界替美国消化通胀,这就是美元通胀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美国向全球输出美元,也就稀释了它的通胀。但是美元向全球输出之后,美国人手里就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如果美国人继续印刷货币,美元就不断贬值,这对美国没有好处。所以说美联储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得那样,是一个滥印货币的中央银行。
美联储实际上懂得什么叫克制。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2013年100年,美联储一共发行了多少美元?
大约10万亿。
这样一比较,有人开始指责中国的央行。
为什么呢?
我们的央行从1954年发行新货币——新人民币到现在,已经发行了120多万亿人民币。如果按汇率6.2跟美元折算的话,我们大概发行了20万亿美元。但是这同样并不意味着中国乱印货币,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挣到了大量美元,同时这期间还有大量的美元做为境外投资进入中国。
但由于外汇管制,美元不能在中国流通,所以央行就必须发行与进入中国的美元及其他外币相应的人民币,然后以人民币在国内流通。
可是国外的投资在中国挣到了钱以后,可能就撤走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拿出大量外汇,从境外够买资源、能源、产品和技术,如此一来,大量的美元走了,人民币留了下来,你又不可能将相应数额的人民币销毁,只能让人民币留在中国继续流通,所以我国人民币的存量必然大于美元。
这也反过来佐证了这30多年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
中国央行承认近年来大概超发了20多万亿人民币。巨量的超发最后全都留在了中国,这就牵扯到我后面将要谈到的问题——人民币为什么要国际化。
2、美元指数周期与全球经济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没有通胀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美元的全球流通。但是美国又不能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让美元不断贬值。所以要节制。
可节制后手中没有美元了怎么办?
美国人有另外一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发行国债,通过发行国债又让输出去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
美国人开始玩起一手印钱,一手借债的游戏,印钞能赚钱,借债也能赚钱,以钱生钱,金融经济比实体经济赚钱来得痛快多了,谁还愿意出大力流大汗去干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加工业实体经济?
1971年8月15日之后,美国人逐渐放弃了实体经济而转向虚拟经济,渐渐变成一个空心化的国家。
今天美国的GDP已经达到19万亿美元,实体经济为其GDP的贡献不超5万亿,剩下的大部分全都是虚拟经济带来的。
美国通过发行国债,让大量在海外流通的美元重新回到美国,进入美国的三大市——期货市场、国债市场和证券市场。
美国人通过这个方式钱生钱,然后再向海外输出,这样循环往复地生利,美国由此变成一个金融帝国。
美国把全世界纳入它的金融体系之中。很多人认为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殖民的历史基本就结束了。其实不然,因为美国成为金融帝国之后,开始用美元进行隐性的殖民扩张,通过美元隐蔽地控制各国经济,从而把世界各个国家变成它的金融殖民地。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主权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你尽可以有主权、有宪法、有政府,但是你脱离不开美元,你的一切最后都会通过各种方式用美元来表达,并最终让你的实物财富通过与美元的兑换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
这一点,通过40年来美元指数周期图表,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971年8月15日美元跟黄金脱钩,意味着美国人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可以随意地印刷美元了,美元发行量大增,美元指数自然要走低。从1971年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指数就一直在走低,这就说明美元印多了。
如此这般大约持续了近10年时间。美元指数走低对于世界经济来讲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供应量增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流量增大,大量的资本不留在美国,要向国外出溢出。
第一次美元指数走低之后,大量美元去了拉丁美洲,给拉丁美洲带去了投资拉动,也带来了繁荣,这就是70年代拉美的经济繁荣。
美元泄洪期大约持续了近10年左右的时间,直到1979年,美国人决定关掉泄洪闸。美元指数走低相当于美国人开闸放水,而关闸实际上就是减少美元的流动性。
1979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意味着向其他地方输送美元减少。拉丁美洲本来因为获得了大量的美元投资,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突然间投资减少了,流动性枯竭了、资金链条断裂了,经济能不出现麻烦吗?
(1)马岛海战爆发
遇到麻烦的拉美国家纷纷开始想办法自救。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人均GDP一度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拉美经济危机一出现,阿根廷却率先进入衰退。
解决衰退的办法有多种,但不幸的是,当时的阿根廷政府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总统是加尔铁里,他完全没有经济头脑。作为军人的加尔铁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战争,他希望通过战争来脱困。他把目光瞄向了离阿根廷600公里远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把它叫做福克兰群岛。
这个群岛已经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加尔铁里决定把它夺回来。但阿根廷是南美洲国家,南美一向被视作美国的后院。在美国后院打仗不能不请示美国。于是加尔铁里让人给美国总统里根带话,看看美国的态度。
里根明明知道加尔铁里打这一仗,会导致一场和英国的更大规模战争,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表态说,这是你们与英国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我们不持立场,我们保持中立。
加尔铁里以为这是美国总统对他的默许,便发动了马岛战争,轻松收回了马岛。阿根廷上下一片欢呼,热烈的像过狂欢节。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称绝不接受这个结局,还逼着美国总统必须表态。
这时的里根立刻撕下中立的面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阿根廷的侵略行径,坚决站在英国一边。随后,英国派出一支航母特混舰队,劳师远征8000海里,一举拿下了马岛。
与此同时,美元走势开始走强,国际资本按照美国的意愿回到美国。
因为当马岛战争打响后,全球的投资人立刻判断,拉美的地区性危机出现了,拉美的投资环境恶化了,于是纷纷从拉美撤资。
美联储看到时机已到,立刻宣布美元加息,加息后的美元加快了资本撤出拉美的步伐。拉美的经济一片狼藉。
从拉美撤出的资本几乎全到了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债市、期市、股市),给美国带来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第一个大牛市,让美国人赚得钵满盆满。
当时美元指数从弱势时的60多点一口气蹿升到120多点,上升了100%。
美国人在自己的三大市牛市后并不收手,又趁势拿着赚到的钱,重新回到拉美去购买那些此时价格已跌成地板价的优质资产,狠狠剪了一次拉美经济的羊毛,这是美元指数第一次走强后的情况。
如果这种事情只发生一次,那它就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它反复出现,那它就一定是规律。
当第一次“十年美元走弱、六年美元走强”之后,人们并不确定它是不是规律。从拉美金融危机这个高峰之后,美元指数从1986年又开始一路下跌。其间经历了日本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美元指数仍然在走低,大约走了10年,10年之后的1997年美元指数再一次走强。
美元指数这一次走强之后也是持续了6年。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差不多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性——10年的走弱、6年的走强,再一个10年的走弱、接下来又一个6年的走强。
(2)亚洲金融风暴
在1986年美元指数第二次开始走弱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内,美元又像洪水一样向世界倾泄。这次主要的泄洪区是亚洲。
上个世纪80年代最火的是什么概念?
“亚洲四小龙”、“亚洲雁阵”等等。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亚洲的繁荣是由亚洲人的辛勤劳动、亚洲人的聪敏智慧带来的,实际上很大原因是因为亚洲国家获得了充足的美元、获得了充足的投资。
当亚洲的经济欣欣向荣到差不多的时候,美国人觉得又应该到剪羊毛的时候了,
于是,1997年,也就是美元指数整整走低10年之后,美国人通过减少对亚洲的货币供应,使美元指数反转走强,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和行业遭遇流通性不足,有的甚至干脆资金链条断裂,亚洲出现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征兆。
这时候一锅水已烧到99度还差1度才能烧开,差哪一度呢?
差地区性危机出现。
那么是不是也像阿根廷人那样打一仗呢?
未必。
制造地区性危机,不一定只有打仗一途。
既然制造地区性危机就是为了撵出资本,那么不打仗照样有制造地区性危机的办法?
于是我们看到那个名叫索罗斯的金融投机家,带着他的量子基金和全世界上百家的对冲基金,开始群狼般攻击亚洲经济最弱的国家——泰国,攻击泰国的货币——泰铢。
一个星期左右,然后由此开始的泰铢危机,立刻产生传导效应,一路向南,陆续传导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然后北上传导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一直传导到俄罗斯,东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这个时候水已烧开,全球的投资人判断亚洲的投资环境恶化,便纷纷从亚洲撤出自己的资本。
而美联储则又一次不失时机地吹响了加息的号角,跟着号音从亚洲撤出的资本又一次到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给美国带来了第二个大牛市。
当美国人挣够了钱以后,仍像在拉丁美洲那样,拿着他们从亚洲金融危机赚到的大把的钱又回到了亚洲,去购买亚洲跌到地板价上的优质资产。此时亚洲经济已经被这次金融危机冲得稀里哗啦,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这次唯一的幸运者是中国。
3、瞄准中国
此后,如潮汐一样准确,美元指数经过6年的走强,到2002年,再一次开始走弱,然后,又是10年时间,到2012年,美国人又开始为美元指数即将由弱转强做准备。
办法还是老一套:给别人制造地区性危机。
于是,我们就先后看到,在中国周边陆续出现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几乎全在这一时期密集出现。但是很不巧,美国在2008年自己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机,结果使美元指数走强的时间被迫向后推延。
中菲黄岩岛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看似和美元指数走强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真的没有关系吗?
为什么恰恰出现在美元指数第三次走弱之后的第10个年头?
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究,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我们承认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美元指数周期率,那么,根据这个周期率及美国人借机剪别国羊毛的手法,我们可以断定,现在轮到中国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眼下中国已经成了从全球吸引和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国际资本由于看好中国经济进入中国。从经济规律上讲,不能仅仅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国家。
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整个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经济总量还要大;和东亚经济比,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相当于整个东亚。
而过去十年里,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总量,以令人垂涎的速度增长到全球第二,如此一来,美国把第三次剪羊毛的目标瞄准中国,一点不奇怪。
(1)香港占中事件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从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之后,中国周边的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钻井平台冲突,再到后来的香港“占中”事件。
这些事件还能看成是偶然事件吗?
2014年5月“占中”行动正在酝酿中,可能在5月底就会发生。但是5月底没有发生,6月底没有发生,7月还是没有发生,到了8月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原因?这个酝酿的“行动”在等什么?
让我们对比另一事件的时间表:美联储退出QE时间表。去年年初,美国就说要退出QE(量化宽松),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没有退出。只要不退出QE,就意味着美元还在超量发行,美元指数就不能走强,香港的“占中”也就一直没有出现,二者在时间表上完全重合。直到2014年9月底,美联储终于宣布美国退出QE,美元指数开始掉头走强后,10月初,香港“占中”爆发。
其实,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981钻井平台、香港“占中”,这四个点都是炸点,任何一个点引爆成功,都会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也就意味着中国周边投资环境恶化。从而满足“美元指数走强时,其他地区必须相应出现地区性危机,使该地区投资环境恶化,迫使投资人大量撤出资本”,这一美元获利模式的基本条件。
但是对美国人来讲很不幸的是,这回它碰到的对手是中国。中国人用打太极的方式,一次次化解了周边危机,美国人最希望的在99度水温时出现的最后1度,始终没能出现。水,也就一直没有烧开。水没烧开,美联储举着加息的号角就迟迟不能吹响。
看来,美国知道想剪中国的羊毛没那么容易,所以也就没打算就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推动香港占中的同时,美国多管齐下,在其他地区同时下手,在哪儿?
(2)乌克兰危机
欧盟与俄罗斯的接合部,亚努科维奇领导下的乌克兰,当然不是没缝的鸡蛋,所以,才会有让苍蝇下蛆的机会。但美国盯上了乌克兰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只有缝的鸡蛋,而是它是足以既打击亚努科维奇这个不听话的政客,又阻断欧俄走近,也能造成欧洲投资环境恶化,一箭三雕的理想目标。
于是,一场貌似乌克兰人自发的“颜色革命”爆发了。
美国人的目的以出乎美国人和地球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俄罗斯强人普京趁势借机收回了克里米亚,此举虽不在美国人计划之内,但却正好让美国人更有理由向欧盟还有日本施压,迫使他们与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给俄罗斯更给欧洲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人们往往容易从地缘政治角度,而不是从资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乌克兰出现危机之后,欧美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恶化,但整个西方世界一起制裁俄罗斯的结果,却直接使欧洲的投资环境恶化,导致资本从这里撤出。据有关数据显示,大约有上万亿的资本离开了欧洲。美国人的两手设计得逞了。
这就是:如果不能让资本从中国撤出去追捧美国的话,那就起码让欧洲的资本撤出来回流美国。这第一步,以戏剧性的乌克兰变局实现了,但第二步,却未能如美国所愿。因为从欧洲撤出的资本,并没有去美国,另有数据显示,它们大部分来到了香港。这意味着全球投资人仍然不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宁愿看好虽已处在经济下行线上,但仍保持着全球第一增长率的中国。
其二,中国政府宣布了要实现“沪港通”,全球的投资人都热切地希望通过“沪港通”,在中国捞一把。过去西方资本不敢进入中国股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宽进严出,你可以随意进来,但是你不能随意出去,所以说他们一般不敢到中国来投资中国的股市。
“沪港通”之后,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香港投资上海的股市,挣到钱后可以转身就走,于是上万亿的资本滞留在了香港。这就是香港“占中”开始直到今天,“占中”势力及其幕后推手始终不肯罢休,总想卷土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人需要制造一次针对中国的地区性危机,让滞留香港的资本撤出中国,去追捧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强烈地需要并依赖国际的资本回流?
原因是,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经济逐渐放弃实物生产,脱离开实体经济。美国人把实体经济的低端制造业、低附加值产业叫做垃圾产业或者叫做夕阳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尤其是向中国转移。而美国除了留下所谓高端的产业,微软等企业外,70%左右的就业人口都陆续转向了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这时的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空心化国家,它已经没有多少实体经济可以为全球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不打开另一扇门,就是虚拟经济的大门。虚拟经济就是它的三大市。它只能通过让国际资本进入三大市的金融池子中,为自己钱生钱。然后,再拿挣到的钱去剪全世界的羊毛,美国人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活法了。
或者我们称之为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美国需要大量的资本回流来支撑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美国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谁阻挡了资本回流美国,谁就是美国的敌人。
4、严防欧洲、亚洲一体化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很多人以为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和北约联手打击米洛舍维奇政权,因为米洛舍维奇政权在科索沃地区屠杀阿族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
战争结束之后,这个谎言迅速戳破,美国人承认这是中情局与西方的媒体联手做的一个局,目的是打击南联盟政权。
但是,科索沃战争真的是为了打击南联盟政权吗?
欧洲人开始一边倒地认为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打完这场72天的战争之后,欧洲人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为什么?
(1)科索沃战争
欧元启动之初,欧洲人信心满满。他们给欧元的定价是与美元比值1:1.07。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欧洲人参与北约行动,全力以赴支持美国攻打科索沃,72天的狂轰乱炸,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南联盟屈服。可接下来一盘点,欧洲人发现不对头了,欧元,就在这70天里,居然被这场战争打残了。
战争结束时,欧元直线下跌30%,0.82美元兑换一欧元。
这时欧洲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在替别人数钱。这一来欧洲人才开始醒悟。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当美国要打伊拉克的时候,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的轴心国家,坚决反对这场战争。
有人说,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之间,在二战之后确实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但是不等于没有发生军事战争,不等于他们之间不发生经济战争或金融战争。
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国人对欧元的间接金融战争,结果打的是南联盟,疼的是欧元。因为欧元的诞生动了美元的奶酪。在欧元诞生之前全世界的流通货币是美元,美元在全球的结算率一度高达80%左右,即使到现在也在60%左右。
欧元的出现立刻切走了美国的一大块奶酪!欧盟是一个27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它的出现一下子就盖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北美自贸区(24万亿美元—25万亿美元规模)。
做为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欧盟当然不甘心用美元来结算它内部的贸易,于是欧洲人决定推出自己的货币——欧元。
欧元的出现切走了美元三分之一的货币结算量,到现在世界上23%的贸易结算已使用的是欧元而不是美元。美国人在欧洲一开始谈论欧元时对此警惕不足,到后来发现欧元一出现就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时,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美国要接受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摁住欧盟和欧元,另一方面要摁住其他的挑战者。
(2)破坏亚太——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的兴起,让我们成了新的挑战者。2012年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就是美国成功打压挑战者的最新尝试。这两个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事件,虽没能造成资本从中国大量外流,但却起码部分达到了美国人的目标,直接导致两件事情胎死腹中。
2012年年初,中日韩关于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接近成功;4月,中日货币互换和中日之间互相持有对方国债也初步达成协议。但此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相继出现,一下子把东北亚自贸区谈判,中日货币互换一风吹了。
几年后,我们才勉强完成了中韩两国的双边自贸区的谈判,这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它和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的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一旦成功,一定是包括中、日、韩、港、澳、台的整个东北亚自贸区。东北亚自贸区一经形成就意味着世界规模大约20多万亿美元的第三大经济体出现!
但是,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出现就不会止步,它会迅速南下与东南亚自贸区整合,形成东亚自贸区,东亚自贸区的产生意味着30多万亿美元规模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现,将超越欧盟和北美。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想,东亚自贸区出现,依然不会止步,它会向西整合印度和南亚,然后向北整合中亚五国,再然后继续向西,整合中东部分的西亚。
这样整个亚洲自贸区,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将比欧盟和北美加起来还要大,这么庞大的一个自贸区出现,难道她会愿意用欧元或美元结算他们内部的贸易吗?
当然不会。这就意味着亚元可能诞生。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亚洲自贸区,我们只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的主导货币,就像美元先成为北美的硬流通货币,再成为全世界的硬流通货一样。
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远远不止我们所说的人民币走出去,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等等,它将与美元、欧元一起三分天下。
中国人能看到这一点,美国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当美国人宣布战略重心东移,推动日本在钓鱼岛跟中国扯皮、推动菲律宾在黄岩岛跟中国对峙的时候,如果我们还目光短浅地以为,钓鱼岛争端是日本右翼鼓动“购岛”后与中国的冲突,黄岩岛争端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昏了头找中国的麻烦,而看不出这是美国人的深谋远虑,是美国人在阻止人民币成为美元的又一个挑战者,而美国人则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他们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出现。因为东北亚自贸区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意味着世界货币三分天下成为现实!
想一想看,手中只剩三分之一货币霸权的美元,还叫货币霸权吗?而今天一个产业空心化的美国,假如再没有了货币霸权,美国还能算世界霸主吗?
想明白这点,就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是因为美国比我们想得远,看得深,才为了防中国之“患”于未然,处处给我们制造麻烦。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根本原因。它究竟要平衡什么?
它真的要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其他有争端的国家之间,实现一种微妙平衡,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吗?
当然不是,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平衡掉中国今天大国崛起的势头。
5、美军为美元而战!
人们都说,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是由于有三大支柱——货币、科技、军事。
实际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支撑美国的是货币和军事,而支撑货币的则是美国的军事力量。
全世界所有国家军队的打仗都是烧钱,但美军打仗虽然也烧钱。但却能一边烧钱,一边为美国挣钱。
这一点,其他国家都做不到。
只有美国,可以通过打仗获得巨大的利益,尽管美国也有失手的时候。
(1)伊拉克战争
美国人为什么要打伊拉克?
大部分人心里想到的是两个字——石油。
美国人真的是为石油而战吗?
非也。
美国人如果为石油而战的话,那么,美国人在打下伊拉克之后,为什么不从伊拉克拉走一桶石油?
而且,油价从战前的38美元一桶,一路飙升到战后的149美元一桶,美国老百姓并没有因为美军占领了伊拉克这样的产油国而享受低油价。
所以说,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美元。
为什么这么说?
道理非常简单。
为了控制世界,美国需要全世界都使用美元。
为了让全世界都使用美元,美国人在1973年下了一步高明的先手棋:让美元与石油挂钩,通过胁迫欧佩克的主导国家沙特阿拉伯,实现了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
如果你理解了全球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你就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产油国打仗。
在产油国打仗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油价飙升,油价一飙升就意味着美元的需求量也提高了。
比如说战争之前,你手里有38美元,理论上讲,你就可以从油商手里买走一桶石油。现在这场战争把油价打高了4倍多,达到149美元,你手里的38美元就只够买1/4桶石油,剩下3/4桶意味着你还差100多美元。怎么办?
你只能去找美国人,拿出自己的产品和资源去换美国人手中的美元。而这时美国政府就可以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印美元。这就是通过战争,通过在产油国打仗打高油价,打出美元需求的秘密。
美国人在伊拉克打仗,还不止是这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是在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当年小布什为什么一定要打伊拉克?
现在我们已经看的很清楚,萨达姆没有支持恐怖主义,没有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为什么萨达姆却最终走上了绞刑架?
因为萨达姆自以为聪明,想在在大国之间玩火。
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抓住了在美元和欧元,美国和欧盟之间玩火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将用欧元结算。这一下惹火了美国人,尤其是它产生一连串的示范效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纷纷宣布自己国家的石油出口结算也用欧元结算。这还了得?这不是往美国人胸口捅刀子么?
所以说这场伊拉克战争非打不可,有些人认为这么说太牵强了。那么请他看一看,美国人打下伊拉克之后干了些什么?
还没等抓住萨达姆,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
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人是在为美元作战。
(2)阿富汗战争
也许有人会说,伊拉克战争为美元而战可以理解,阿富汗不是产油国,那么美国大打阿富汗战争总不会是为了美元吧?何况阿富汗战争是在“9·11”发生之后,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美国是为了对基地组织的报复和对支持基地组织的塔利班的惩罚,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阿富汗战争是在“9·11”之后一个多月打响的,应该说打得很仓促,打到一半时美军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而战争还在继续,美国防部不得不下命令打开核武器库,取出1000枚核巡航导弹,摘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900多枚才把阿富汗打下来。这明摆着证明这一场准备得非常不充分,既然如此,美国人为什么硬要仓促上阵呢?
因为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更因为美国人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21世纪初期,美国作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每年都大约需要有7000亿美元的净流入,才能过日子。可是“9·11”之后一个月内,全球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恶化,表示出了从未有过担心和忧虑:如果强大如美国对自己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能够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
结果,3000多亿的热钱离开了美国。
这就迫使美国必须尽快打一仗,这一仗不仅是要惩罚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还要给全球投资人一个信心。
随着第一枚巡航导弹在喀布尔炸响,道琼斯指数迅速回升,一天之内回升600点,流出的资本开始回流美国,到年底,大约有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
这不正说明,阿富汗战争同样是为美元而战,是为资本而战。
6、一带一路:中国的太极
让我们看看在美国受人追捧的运动,第一是篮球、第二是拳击。拳击这项运动典型地反映出了美国人崇尚实力的风格,直来直去,重拳出击,最好KO(击倒获胜)对手,一切都很明确;而中国人则相反,喜欢模糊,以柔克刚,我也不追求KO你,但我要把你所有的动作都化解掉。中国人喜欢打太极,而太极确实是一门比拳击更高的艺术。
“一带一路”就反映了这种思路。
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这意味着全球化不是一个从历史到今天一以贯之的过程,而是各有各的全球化。
罗马帝国有罗马帝国的全球化,大秦帝国有大秦帝国的全球化。
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每一个崛起的帝国推动的;每一个帝国都有与它相关的一段全球化,在它的上升期到它的鼎盛期,全球化达到一个巅峰。
而这个全球化同时会被它自身的力量所限制,这就是它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和它的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最远点,那也就是它全球化的终点。
所以,无论是古罗马全球化,还是大秦帝国的全球化,今天看来,都只能算是一种帝国扩张的区域化过程。
真正的近现代史上的全球化,是从大英国帝国开始的,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是贸易的全球化。美国秉承了大英帝国的衣钵之后延续了一段贸易全球化,而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全球化,是美元的全球化。这也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的全球化。但我不同意说中国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接轨,那等于说是要继续和美元的全球化接轨,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也就中国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推进环绕你展开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应该说是中国迄今为止能提出的最好的大国战略。因为它是跟美国战略东移的一次对冲。
有些人会对此提出疑问,对冲应该是相向而行,你还能有背向而行的对冲吗?
对了,“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对美国东移战略的一次背向对冲,我拿背朝向你。你不是压过来了吗?我往西走,既不是避让你,也不是畏惧你,而是非常巧妙地化解你由东向我压来的这种压力。
“一带一路”并非两线并行战略,而应有主次之分。
鉴于海上力量至今是中国的短板,“一带一路”首先应该选择从陆上完成,也就是说“一路”应该是辅攻方向,而“一带”应该成为主攻方向。“一带”成为主攻方向,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陆军的作用。
有人说中国陆军天下无敌,这话放在在中国的国土范围内说,没错,中国陆军所向无敌,谁也别想再踏上中国的领土来打大规模的仗,问题是中国陆军有远征能力吗?
美国人选中国作对手,打压中国,是选错了对手、选错了方向。因为未来真正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根本不是中国,是美国自己,美国将自己埋葬自己。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一个大时代正在到来,这个时代将会把它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推到最高阶段之际,让美国从巅峰跌落,因为一方面,美国通过虚拟经济,已经把资本主义的红利吃尽了。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它引以为傲的领先全球的科技创新、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推到了极致,而这些工具最终将成为埋葬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推手。
中国从秦末秦二世时期,开始有人造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的历史上有发生过多少次起义、造反、战争、革命?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一直是改朝换代,一直是低水平循环。因为这些来复式运动改变不了农耕社会的本质,既没有改变生产方式又没有改变交易方式,所以只能一直改朝换代。
西方也是如此,拿破仑携法国大革命的雄风,带领一支崭新的被大革命洗礼过的军队横扫欧洲,把一顶顶王冠扫落在地,但等到滑铁卢一仗失败,拿破仑下台,欧洲的帝王们一个个复辟,立刻重回封建社会。
直到英国的蒸汽机来了,工业革命来了,使人类的产能大大的提升,大量剩余产品出现,有了剩余产品才会有剩余价值,然后才会有资本,然后才会有资本家,然后资本主义社会就到来了。
那么今天当资本有可能随着货币的消失而消失,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社会门槛,这时的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站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起跑线上。那么这时我们要比的就是谁先迈入这个时代,而不是谁把谁打压下去。
而美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惊人的迟钝。因为它太渴望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从未想过与别的国家分享权力,共同迈过新社会时代那道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和不确定性的门槛!
来源时间:2019/8/10 发布时间:20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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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小和 来源:凤凰网财经
张维迎卸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算是近期国内经济学的大新闻之一。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必然是猜测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以至于他在官场上栽了跟头。这样的想法看上去有一些道理,但却不符合事实。了解一些内情的人想必知道,张维迎这个人应该不属于官瘾很足的人,当年他就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事实上北大方面是有意让他出任北大副校长一职,但张心里一直有教授治校的梦想,他可能是考虑应该把光华建设成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发源地,想把光华管理学院打造成真正具有大学精神的学院之一,所以他放弃了副校长的官位,选择了光华院长的工作。
中国人成堆的地方,问题总比思路更多。谁能想到一个书卷气十足的高校,其实人际纠纷可能一点也不亚于庭院深深的官场。凭心而论,张维迎这个人其实不谙官道,甚至可以是不擅长管理。由此,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的确没少得罪人,没少过分彰显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经济学理念。相关的故事就没有必要再一一道来。一个必须在这个时候反复强调的主题是,无论是作为院长的张维迎,还是作为教授的张维迎,无论是当年在莫干山会议上年仅24岁、青春气四溢的张维迎,还是今天已经是人满中年,头发花白的张维迎,他矢志不渝的学问,从来就是自由市场。
大概是2年前,我在一次有高层官员在场的座谈会上,听见张维迎直陈中国正在兴起一种反市场的倾向,必须加以足够的警惕。张的意思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显然是市场化的结果,未来的发展,必须也是由市场主导。
客观地说,对市场经济绝对的坚守,正是张维迎学术思想最重要的主题。如他所言,市场等于价格加企业家,仔细揣摩他的这个定义,我既能看到一种静态的学术概念,也能看到一种历史的变迁。进一步说,这样的学术定义,既呈现了中国市场经济30年的历史变迁,也呈现了张维迎教授学术思辨的历史轨迹。熟悉张教授的人们想必知道,80年代,他和其他几个意气风发的年轻经济学人,找到了双轨制这样一个名词;而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学术重点则主要集中在企业家的维度上。毫无疑问,双轨制思考的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浓厚的国家体制下引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价格体系,双轨制既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建设。因此有人认为,张维迎和他的朋友们倡导的价格双轨制,终于在沉闷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撕开了一道自由的口子。可以这么认为,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张维迎的自由价格理论建设显然无法深度发展,因此他的企业家理论体系呼之欲出。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1.58% 资金 研报]的前5年,张维迎几乎所有的思考,都与企业家有关,尤其是与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有关,由此,张维迎教授甚至被冠以“中国民营企业代言人”的头衔。
现实的问题在于,当价格理论和企业家理论都遇到制度障碍的时候,张维迎教授应该怎么办?有朋友看了他的《市场的逻辑》,跟我说,关于自由市场,张维迎这些年一直在努力说尽常识,而且是用一种决绝的姿态说尽常识。那些散布在各地,少数一批真正理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读书人,纷纷赞美张,认为他才是真正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我以为这句话道尽了张维迎此时此刻的学术状态和生活境遇。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价格理论处在一种半拉子的状态,当一个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理论也处在半拉子的状态,那些不事阅读、不思进取的既得利益者竟然形成了对半拉子理论的路径依赖,他们觉得改革已然成功,他们活在已经形成的幸福中,乐不思蜀,但张维迎教授却看到了太多的瓶颈,太多的不足,他要越过这些障碍,奔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去。
大概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张维迎一直在奥地利学派的学术框架之内掘进,他把诸多的中国经济问题放在米塞斯、庞巴维克、哈耶克和罗斯巴德的学术维度上思考,使得一批真正的市场派人士眼睛一亮,也使得那些存有严重路径依赖的人们如听天书。吊诡的是,这些完全无法理解张维迎新兴话语的人们,主要由官员和企业家组成,过去,他们几乎是张维迎的盟友,现在则是张维迎的陌路人。
由此,张维迎几乎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万众倾听的改革派学者,变成了一个寂寞的经济学家。或者说,那些曾经拥抱改革、拥抱市场的官员和企业家,今天很有可能正在成为市场的敌人。有一次,我甚至听见他说,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寂寞的,如米塞斯,一辈子没有大学聘用他,只能靠一些私人基金支持来做研究,这是人类经济学史的悲哀,可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张说这些话的时候,明亮的灯光正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无奈与决绝。张维迎是不会妥协的,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整全的市场经济风景,如同当年的米塞斯一样。
许多年后,我想我还会愿意回忆这样的场景。从米塞斯到张维迎,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终于开始气象万千,中国人终于可以沿着市场经济的通道,对历史,对当下,对未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是的,我们正在成为市场的敌人。张维迎所景仰的米塞斯,一辈子坚守他的“个人主观主义行为学方法论”。他总是从个人的自由选择出发,始终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个经济学世界的出发点。个人主观自由是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经济学的终点。因此,米塞斯的经济学建立在行为学的基础上,从来不对目的加以评价,而只对达到目的的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按照这样的学术原则,米塞斯认为集权社会主义制度、通货膨胀政策、国家法西斯主义、政府干涉主义、民粹公平主义等等思潮,都是在手段范畴之内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目标无法通过他们自己主张的手段来实现,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甚至还会加重人类社会的灾难。”
事实上,米塞斯为中国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参考。可以肯定地认为,百年中国经济的错误,首先是一种方法论的错误。历史作证,无论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还是毛泽东的“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许还包括眼下正在蔓延的“国进民退”、“收入分配福利调整计划”,都在经济的方法论上出现了巨大的谬误。人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动的人,不能像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术那样来处理人,那种试图通过统计方法来找出所谓经济规律的经济学,是误入歧途。目的看上去美轮美奂,但通向美好目标的手段,却反市场、反自由、反个体,这样的手段在过去已经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人们必须在这样的灾难历史中走出来。
张维迎读对历史里的经济学错误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因此他说起话来可能是坚持他看到的风景,而丝毫不给听众留下余地。有一次我还听见他说,奥地利学派是一个完美的经济学逻辑系统,真正的学术,是在理论的层面将世界解释得清楚、通透,让人恍然大悟,而不是在已经形成的错误事实面前,降低理论的纯粹性。我想这才是张维迎的底气,他是尊重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尊重事实的逻辑,他是尊重理论的纯粹,而不是尊重人性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这种经济学的趣味,才让他大声说出他内心的风景,即使被所有人误解,他似乎也在所不辞。
我至今还记得在2009年的2月8日,张维迎在一堆企业家中,第一次公开提到了奥地利学派,他用他那浓厚的陕西口音,晃动着他的白发丛生的头,提醒人们:政府可能是愚蠢的,凯恩斯主义可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陷阱。此前,对于中国人而言,奥地利学派可能只是极少数读书人书架上的装点,而现在,张维迎在大众广庭之下,大声呼吁中国经济必须要走到奥地利学派道路上去。在现场听张维迎演讲的人们不下500人,网路上还有更多的人在听、在看。我知道人们还将一如既往地陷在简单的情绪里,很少有人能听懂张维迎在说什么,更多的人破口大骂,像过去无数次的骂街一样,把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当成理所当然的敌人,把所有糟糕的、恶毒的言辞从自己的胃里吐出来,发泄完了,也疲倦了,转身走到床上,在一片呼噜中开始筹备第二天的生活。
我曾经就张维迎多年来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问过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依然那么迷恋政府操控?柳先生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我想这就是张维迎的经济学语境。他的知音少之又少,他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既没有真正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也没有大面积启蒙民智。他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一个人卖力地表演,而亿万观众却背对着他,正在观看另外一场乌有的闹剧。场面是如此宏大,可是张维迎却体会到了孤独。这一时刻,他看上去已经不太像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一名行为艺术家,一个人在喧嚣的大街上独立演绎着自己的经济学艺术。
此时的张维迎,看上去甚至有一些急躁,有一些偏执,因为他看到了常识,所以,他的言辞显得不留余地,他似乎把一个企业家云集的商业活动场地当成了教室,似乎把所有的行人当成了学生。
他以《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为题,直指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是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由此,他直接扒下了政府短视和自私的面皮。
面对高西庆先生面对面的商榷,张维迎甚至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事实上,高西庆先生高居中投公司总裁官位,掌管着令全球眼热的万亿外汇储备的运作,这种政府利益诉求是非常明显的。而这,刚好是奥地利学派反复阐述的课题,官僚体制与反市场心态,所以,张维迎不仅没有被高西庆先生的商榷说服,反而进一步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勇气和证据。
对于听众的哄堂大笑,而且是一种完全不理解的大笑,张维迎板起了面孔提醒大家别笑,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
可是众人的笑声并没有因此停止。有人在讥笑张维迎太不懂中国国情;有人在讥笑他过于象牙塔,有人讥笑张维迎的这些演讲,充分暴露了他的极右本质;有人愤怒了,在下面低声骂道,张维迎彻底忘本了,没有党和政府,能有他张维迎的今天么?
张维迎的努力言说,让人们想起一个历史的逻辑:21世纪开端的中国经济格局,可能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40年代前的欧洲大陆存在某种类似。当时,整个欧洲差不多被一种看起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全能政府所统辖。这种全能管理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大学里。大学的产权完全属于政府,因此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行使大学的管理职能。所有大学都接收教育部的管制,就像警察局接受警察局长的控制一样。而所有的教授同巡警和海关人员一样,都是国家的公务员。政府管理的方式直接从任命大学校长开始,他们通常只任命那些值得政府信赖、可靠的人,任命那些与政府观点完全一致的、相信政府万能的人。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学者们试图从教育部的全能权力中扞卫知识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但政府权力在手,社会约定俗成,他们的声音被视为大逆不道,并迅速被埋没。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度日,并最终决定逃向美国。美国得以享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们把视野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大家都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而政府对这样的行为和立场竟然予以奖励。人们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执的地步: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劳工政策的后果,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都只是站在政府压力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后果。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只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我显然没有要把张维迎类比成米塞斯的企图,但他的确在沿用米塞斯的观点说话,张维迎建议“中国经济学家要重新看待凯恩斯主义,按照奥地利派的观点,目前美国、中国的救市政策是只能延缓危机,把危机的时间变得更长,而不是变得更短”。由此,我们似乎能够谨慎地认为,张维迎应该不是那些“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不是御用性质的“宫廷经济学家”,他是一个能够独自表演的行为艺术家,是一个站在市场经济的常识之上,一直说实话的教育家。刚好,奥地利学派中的大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不是商业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在自由社会的角色是纯粹教育性的,只有当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机构干预市场时,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扩展开来。”是的,张维迎就是这种纯粹教育性质的经济学家,尽管他可能有很多盲区,在名利场上纠结,不够开阔,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蔓延之时,他的种种言说,的确有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当年之风。有人说,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历史。未来将怎样演绎,我相信今天的张维迎是在基于历史说话,因此我也相信,未来可能就在张维迎的教育之中。
来源时间:2019/8/10 发布时间:20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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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月华 商桢 来源:中国日报微博
来源时间:2019/8/10 发布时间:201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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