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1051

2020总统候选人Andrew Yang的才智惊动美国

0

作者:琥珀风筝  来源:陌上美国

  昨夜,是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党内初选的第二轮全国辩论;
  昨夜,更是总统候选人Andrew Yang(杨安泽)竞选之路的生死决战!
  可谓压力山大。不过,对于有志竞选总统的人,尤其还是争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的人,能否顶住压力力挽狂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须的素质。
  杨安泽有没有"the chosen one"的能力,需要在这种高压考验下,向自己的支持者,向全美人民,向全世界关注美国大选的人,证明自己。
  结果?请聪明的你先验一下杨安泽的表现!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97zgXh89jM
  “当人们带着面具,排练着如何彼此攻击,在真人秀节目中扮演角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美国选出来一位真人秀的明星作为总统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专注于解决真正的挑战。”
  杨安泽的结束发言

""

NYT

  这个视频在油管上刚上传不久就有38400人点击,4700多人点赞。平均每1000位观看的人里面仅有1.6人给差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他总统候选人的视频,这个比例可谓一个小奇迹。

""

  不同于有的候选人,杨安泽的发言不靠攻击他人博眼球,他观点鲜明、回答机智、直击要害、精简但又内涵丰富。他也很善于将自己企业家的经历、工作生活经验、移民的背景和注重家庭的价值观,自然地融合到回答中。对于每个不同的议题和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以俯瞰全局的视角,联系到主打政见“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即UBI)”上。
  “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是个刚开始接触阶段不太容易理解的政策概念,但是杨安泽抓住了每一次回答问题的机会,介绍这个由下至上(trickle up)的经济改革给关注选举的美国人,这是他周三夜里辩论的一大亮点。
  根据在辩论现场的人的反馈,辩论结束后拜登再次找到杨安泽,拍着他的肩膀向在场的人群说,“这是个极聪明的人!”
  在辩论开场前几分钟的时候,长得像迈克尔·乔丹的CNN知名主持人范·琼斯(Van Jones)就很兴奋地向全美观众介绍,自己是"杨帮(Yang Gang)",期待Andrew Yang今夜有不俗的表现。

""

辩论后范·琼斯在推特上对杨安泽的表现给出强力好评

  范·琼斯的吉言说对了!辩论后,各种数据都指向一个结论,杨安泽是整场辩论表现最好的前三位候选人:
  谷歌搜索数据显示,周三夜的辩论,所有昨晚候选人里面,杨安泽多次在分时段跟踪里排名第一,最后结束阶段排第二,在他前面的是前副总统拜登。

""

  “Andrew Yang”成为推特热搜榜排名第三的关键词。但是前两名不与具体候选人有关,一个是现场出现抗议者的意外事件,另一个是整个民主党辩论做关键词。因此,杨安泽实际上是民主党昨晚登台的十个候选人面被搜索的第一热门:

""

  Dailykos的及时民调“谁是周三夜辩论赢家",杨安泽排名第一:

""

  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USA Today、大媒体"商业内幕"的文章都认为,杨安泽是昨夜发挥最佳的候选人:

""
""

  在媒体彭博社公布的政治金融预测股票中,杨安泽的股价排名第六,交易量已经飞跃致第二,仅次于首位的前副总统拜登。传说中的“潜力股”莫过于此了:

""

  杨安泽的推特粉丝也在辩论时段里以每分钟涨上百人的速度增加,一夜之间,就多了上万人。这个成绩排名民主党20个候选人之最。
  以上这些数据反映的是美国选民们的随机的关注热情,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看时政大V们的反响:
  辩论还没有结束,奥巴马的竞选经理、推特粉丝过百万的大卫·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就发推背书CNN主持人范·琼斯的观点,点评指出杨安泽表现突出。

""
""

  保守派眼里的“金童”、轻松就可以影响几百万人的着名时政媒体人本·夏皮罗(Ben Shapiro)高度赞扬杨安泽的辩论表现,亲切地称杨安泽为“咱的男子汉”:

""

  坐拥几百万粉丝的笑星、兼自由派时评节目大咖、同时也是反川专家的比尔·马赫(Bill Maher),毫不吝啬对杨安泽的肯定,认为Andrew给出了全场最棒的结束发言:

""

  1.5代移民,以严待华尔街、作风凌厉、在纽约赫赫有名的印度裔联邦律师,骁将普雷特·巴拉拉(Preet Bharara),在周三辩论期间也“暴露”了自己的“杨帮”身份。普雷特发推特说,其他的候选人有必要认真学习和参考杨安泽的竞选理念和政见:

""

  这些来自各种背景和不同立场的时政圈的知名人物都被Andrew Yang的竞选吸引,恰好深刻回响了他的竞选核心理念:“不左不右,向前看(Not Left not right, forward)!”
  昨夜的辩论,最不同凡响的意义是,证明了杨安泽顶住压力展现自己的能力,也体现了他能在全国性的舞台上,快速适应并掌握辩论技巧的才干。而他的竞选之路,则完美诠释了一匹黑马的故事。
  许多人在刚刚接触杨安泽的竞选理念的时候,大概跟笔者一样,在过了最早觉得他只是个笑话的那个槛之后,有兴趣捐个1美元,但不过是想看看他能否上全美辩论:参选总统的华裔!杨安泽的$1000和$1;
  走过早期的观望和初步了解,则有兴趣去看完整阐述他透视美国社会和竞选核心理念的书:针对“普通”美国人的战争;
  看完之后,你对2020年美国大选的看法,恐怕就跟笔者大同小异了:2020年美国大选分析。
  底特律成为杨安泽的福地,这里也曾经是杨安泽战斗过的地方,但是,成功并不是一夜之功。
  当大部分受过美国最好教育的毕业生的选择大多是毕业后进大律师事务所、投行、当大医生、应聘高科技公司,等等,过日进斗金的生活的时候,杨安泽就开始了与众不同的思考和谋划。
  十年前,他就立志去建设中西部,那时候很多人还没有关注锈带州,更不知道今后会有基于这些地方的问题挺出来的川普。
  这恰如从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后,选择去芝加哥贫民社区服务的奥巴马。奥巴马完全可以在两岸找到高薪工作,但是他却决定做一个拿3万年薪的社区组织者。
  奥巴马在从事了3年的基层服务之后,去哈佛法学院攻读,成为哈佛历史上校刊“法律评论”的首位非裔主编。而杨安泽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研读期间,也是哥伦比亚法律专刊的编辑。
  法学院毕业后奥巴马回到伊利诺伊州,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宪法12年。期间做过民权律师,还写了两本畅销书,并竞选代表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员席位成功。2004年,还是州参议员的奥巴马,出席那一年的民主党党代表大会(DNC),做了一个惊艳全场的演讲。从此,奠定了从政路上开挂的人生。
  比较一下,在奥巴马当年那个阶段的杨安泽,因创业成功拿到由总统颁发的联合国大使创业奖。作为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他的经历被着名的HBO电台拍摄成记录片。尽管是关于他的记录片,他却把出镜机会几乎都让给了团队和公司里的其他更年轻的精英们。其谦虚的品格和培养团队阶梯的真诚,可见一斑。

""
年轻的科技创业成功者们在白宫得到总统接见
杨安泽(左二)

  之后,杨安泽写就了一本阐述其对国家深度思考的畅销书,《针对普通美国人的战争》(War on Normal People)。2016年川普当选后,杨安泽带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开始了自己的总统竞选之路。而奥巴马在参选2008年总统大选角逐中,之前一年——2007年的初选阶段,开始也并不被党内的建制派和大拿们看好。那时候更多人在关注和投资希拉里等高知名度的候选人。
  或许,我们正在一天天地见证,“华裔奥巴马”的崛起。
  而昨夜,才智惊动了全美的杨安泽,或许得到了他犹如奥巴马在2004年DNC大会上的,同样的闪亮腾飞时刻……

来源时间:2019/8/2   发布时间:2019/8/2

旧文章ID:19197

朝鲜发文评论香港事态 外交部回应

0

作者:  来源:北京青年报

  7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日前朝鲜《劳动新闻》发文评论香港事态称,说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干预香港的事情。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我看到了报道,我们很赞赏朝方在香港问题上发出的正义的声音。”华春莹表示,我们多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企图插手或者干预香港事务,我们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好香港的和平与稳定。“我也想说,在这个世界上,最终邪是压不了正的。”

来源时间:2019/8/2   发布时间:2019/7/30

旧文章ID:19196

人民日报思想纵横:继续发扬斗争精神

作者:宁强检察  来源:《 人民日报 》

  斗争是哲学概念,具有普遍的概括性,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斗争精神既是过去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当前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有力武器。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让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壮筋骨,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各种斗争不可避免,领导干部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敢于并善于斗争。
  应当认识到,新时代倡导的斗争精神,是指敢于直面矛盾、敢于较真碰硬、敢于担当尽责、敢于赢得胜利的精神状态,是指迎难而上、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坚定执着。“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如果一个人缺乏斗争精神,理想动摇、宗旨淡化,贪图安逸、精神萎靡,很多本可以干成的事情也会干不成,更不要说迎接新挑战、开拓新局面了。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日益提升。世界上一些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人深感焦虑,唯恐中国发展动了其“奶酪”、挑战其地位,对中国从战略上围堵、发展上牵制、形象上丑化。应当看到,这种斗争不是哪个人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什么偶发事件,躲不过、绕不开,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带头保持战略定力,以居安思危的忧患、如履薄冰的谨慎、勇于斗争的刚毅,沉着冷静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创造机遇,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仗。
  从国内看,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往往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协调社会利益关系、解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难度不断加大。此外,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带来传播格局深刻变革,互联网的社会动员能力越来越强,成为各类风险的传导器和放大器。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不敢于并善于加强引导,一些孤立事件和民生问题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意识形态化,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干扰。
  还应看到,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让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磨平了棱角、少了血性,甚至思想生锈、革命意志衰退。有的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模棱两可、立场摇摆,对错误思潮的围攻退避三舍、三缄其口;有的碰到矛盾和困难绕道走、躲着走,任凭问题累积发酵、积重难返;也有的当老好人、做“开明绅士”,对不当言论不敢批评,对错误行为不敢纠正;还有的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不敢亮剑、听之任之,甚至躲在一旁说风凉话;等等。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一线去真刀真枪磨砺,补短板、强弱项,学真本领、练真功夫。始终保持高度政治警惕性和政治鉴别力,不惧艰险、迎难而上,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一步一步朝着伟大目标迈进。

来源时间:2019/8/2   发布时间:2019/7/31

旧文章ID:19195

女科学家邱香果被加情报部门带走,美国华人该怎么“混”?

0

作者:杨安泽之友  来源:俄州亚太联盟

  近日,一则“发明埃博拉病毒‘解药’的华裔科学家被加拿大情报部门调查后带走”的新闻刷爆网络。
  2019年7月5日,病毒学家邱香果博士因涉嫌“违反政策”被护送出位于加拿大温尼伯的国家生物实验室。

""

  邱博士是国际知名的病毒学家,她曾和同事一起开发了治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ZMapp。她此次被带走的消息令人震惊和费解。目前此事件正在调查当中,人们都希望知道真相。但也有人表示,邱博士被带走并非偶然,因为据称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调查涉及在美华裔研究人员的案件。

""
Dr. Xiangguo Qiu accepting a G
overnor General’s Innovation Award at Rideau Hall in 2018 (CBC News)

  纵观近段时间身在北美、尤其是美国的华人总会遇到这样的或那样的“麻烦”,不免令很多人担忧,难道在美国的华人真的“混”不好吗?
  白人自然不必说,无论你承不承认,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而一直被很多人描述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非裔更是一个惹不起的群体。而华裔,似乎永远都是这个国家的模范族裔,重视教育成绩好、能吃苦耐劳、从不惹事生非。
  但即便这样,在社会上的地位仍旧摆脱不了忍气吞声,被人欺负的现状。
  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很多华人不免感叹,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出一位总统。
  2008年之后的近10年里,华人一直在做着这个梦,这个信念一直存在心中没有改变过。
  2018年年初,一位名叫杨安泽的华裔年轻企业家宣布要竞选2020年美国总统,消息一出,震动了整个华人的圈子。但随之而来的是不被看好和痴人说梦的评价。
  直到2019年6月26日民主党首次电视辩论的第二天,当杨安泽站在辩论台上时,很多人不禁感叹,华人离美国总统从未如此接近过。

""

  44岁的杨安泽在数个月前还名不见经传,但似乎就在一夜间,这位首次涉足政治的科技行业企业家,成了互联网上最受关注的总统参选人之一。
  “一个擅长数学的亚裔”,这是他的支持者对他的描述。
  BBC的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杨安泽的支持者,想知道大家为什么支持他。这些人中,有华裔、有拉丁裔还有白人。
  “支持杨安泽,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好的理念。”
  “他有前瞻性,其他人总是谈老的问题,但杨安泽谈的是未来的问题。”
  “一、因为我是学经济的;二、因为我是移民;三、因为我在科技公司工作,他是唯一提出解决办法的人,自动化的问题每天都在发生。”
  6月26日的电视辩论上,尽管发言时间很短,但很多人还是看到了这个自信、说话条理清晰、有着创新执政理念的亚裔年轻企业家,在一步步带着很多华人未完成的梦想前进着。
  7月11日,杨安泽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表示,他在今年第二季度筹集了280万美元竞选筹款。他的团队表示,99.6%的捐赠者都是小额捐赠者,这意味着他们捐的钱不到200美元,但支持者的数量很多。

""

  7月31日,杨安泽参加在底特律举行的第二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得到靠近9分钟时间,通过CNN的直播,面对全国选民,简明扼要地阐述自己独特的政治理念。现场反响热烈,辩论会后CNN的王牌主持人Anderson Cooper又对他进行了长达15分钟的专访,让他有机会更详细的解释自己的理念细节和背后逻辑。

""

  目前,杨安泽支持者们的热情高涨。据杨安泽的团队统计, 7月30日一天他就收到15万美元的群众捐款。相信杨安泽在31日辩论会的表现会让他的选情进一步升级,在竞选美国总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杨安泽正在通过总统竞选这个美国最高的政治舞台来显示华裔作为社会服务者和领导者的高大形象,改变现有的针对华裔的成见与偏见,带领华人打破天花板,突围并前进。

""
杨安泽7月30日与密歇根华人
见面(龙鹰电视)

来源时间:2019/8/2   发布时间:2019/8/1

旧文章ID:19194

贸易战升级:特朗普宣布将对华加征新关税

0

作者:ALAN RAPPEPORT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因不满谈判越谈越没有进展,特朗普总统周四表示,美国将于下月对另外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这是这场持续一年多的贸易战的一次显着升级。
  新关税将在特朗普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已经加征的25%的征税基础上另行征收,这样一来,美国将对从iPhones到新百伦运动鞋到儿童图书的中国出口美国的几乎所有产品征税。
  特朗普曾在6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后同意不加征更多关税,并重启贸易谈判。但特朗普称,他将于9月1日起继续征税,作为对中国未能兑现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以及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等承诺的惩罚。
  “除非届时能达成协议,否则我们将对他们征税,”特朗普在白宫的草坪上对记者说。
  特朗普此举极有可能将招致中国对等的惩罚,增大世界两大经济体陷入数月,甚至数年持久贸易争端的可能性。尽管两国在继续谈判,但随着北京和华盛顿强化各自的立场,以及包括2020年大选在内的政治态势进一步使作出妥协的难度变大,达成协议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
  美国坚称,中国应购买更多农产品,并同意将某些变更写入中国法律。北京反对将任何变更内容写入中国法律,表示将只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双方似乎都越来越有信心,他们能无限期地等待贸易战结束。
  周四,特朗普对谈判进展缓慢不断累积的挫败感爆发了。
  “我们以为三个月前就和中国达成了协议,但遗憾的是,中国在协议签署之前决定重新谈判,”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近来,中国同意向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但没这么做。”
  总统称,中国也没有兑现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的承诺。
  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参加一场集会时,特朗普指责习近平试图在2020年大选之前拖延谈判,以期一个民主党人能入主白宫。
  “我认为他想达成协议,但坦白讲,他行动不够快,”特朗普称。“他说他会购买我们的农产品,但他没这么做。他说他会阻止芬太尼流入我们国家,他没这么做。”
  他还表示,如果谈判持续停滞不前,关税可能会增加到25%甚至更高,但也可以取消关税。
  股市对特朗普的言论作出了消极反应。临近下午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1%,其中半导体制造商等科技企业表现强劲。但加征新关税的威胁出现在推特上后,股市急剧下挫。跌幅抵消了当日所有增幅,甚至更多,还令基准股指转为红色。临近下午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约1.1%。收跌0.9%,能源和金融板块领跌,跌幅均超过2%。
  对全球增长担忧反应敏感的油价也大幅下跌。
  该决定是总统的高级顾问在上海结束与中国同级官员举行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返美一天之后做出的。会谈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迹象,双方在会谈结束时都发表了敷衍的声明,表示下个月将在华盛顿举行更多讨论。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最近成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谈判变得更加复杂。钟山的角色向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发出了信号,表明中国的强硬派正在赢得对改革派的辩论,后者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他对美国希望进行的结构性经济改革持更开放的态度。
  由于本周在上海举行的会谈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正在退回到利用互相矛盾的信息和拖延来等待特朗普下台的模式。
  甚至在会谈开始之前,特朗普就在Twitter上谴责中国未能购买美国农产品,并淡化了大选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一年多来,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一直在来回奔波,讨论一项贸易协议。特朗普称,该协议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美国一直敦促中国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尊重美国知识产权,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并停止操纵人民币汇率。春天,一项协议似乎接近达成,但在北京拒绝某些要求、特朗普指责中国破坏协议后,谈判破裂。
  6月,特朗普和习近平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后,同意重启谈判。特朗普表示,他将推迟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被列入政府黑名单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销售部分技术。
  特朗普表示,作为回报,中国同意“立即”开始购买大豆等美国农产品。但这些收购尚未发生。
  中国一直在准备购买农产品,官方的新华社周日报道说,数百万吨美国大豆已经运往中国。但在其他一些地方,中国官员继续坚称,他们不会把购买作为谈判的条件。新华社于周三表示,中国同意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是“根据国内市场需要和美国方面为购买提供的有利条件”。
  尽管特朗普称10%的关税“很小”,但这将进一步加剧他长期贸易战造成的经济损害。与其之前的关税不同,这一轮关税将打击广泛的消费品,并可能在经济增长已经开始降温之际抑制消费者支出。
  周三,美联储下调利率,部分原因是与中国的争端,这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美联储主席杰罗姆·H·鲍威尔(Jerome H. Powell)表示,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美联储首次降息25个基点,“旨在防范全球增长疲弱和贸易紧张带来的下行风险”。鲍威尔说,特朗普的贸易战“似乎确实对金融市场状况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周三,市场降低了对未来降息的预期,但在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后,市场预计年底前还会有两次降息。
  “‘关税人’活得很滋润,”哈德孙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中国问题专家、为特朗普提供建议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说。
  他还表示,中国官员错误地认为特朗普已经对贸易战失去了胃口。
  随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本周走上辩论台,批评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并思考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围堵中国的可能性,特朗普用行动表明,他不会因此忌惮于将加征关税用作谈判工具。
  “鉴于中美谈判代表的立场存在鸿沟,以及信任破裂,特朗普基本上是在证实,看起来不可避免的贸易战升级似乎已经近在咫尺,”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现在,双方似乎都在为一场广泛而持久的贸易战做准备,它至少将持续到特朗普的这届总统任期结束。”
  夹在中间的是企业和消费者,通过高企的成本和报复性惩罚,关税正在对给他们制造困境。由于中国政府放缓了对美国农产品采购,农民受到的伤害尤其大。
  鉴于从中国流向美国的商品比从美国流向中国的商品多得多,中国一直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对特朗普的关税进行等额报复。但企业高管表示,中国政府使用了其他恼人的方法来进行报复——突击检查、拒绝发放许可证,此外还推出了一份“不可靠实体”名单,威胁要对这些实体采取行动。
  今年6月,美国数百家企业的代表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关税增加前景的担忧。额外的关税将涉及范围广泛的产品,包括玩具、电子产品、体育用品、家用电器、书籍和食品。
  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该办公室很快就会敲定面临新关税的中国产品名单。商业团体正在做最坏的打算。
  “过去一年征收的关税没有奏效,并且没有证据表明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再次加税将产生新的效果,”全国零售商联合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负责政府关系的高级副总裁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说。“政府正在加倍实施有缺陷的关税战略,令我们感到失望,这种战略已经在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造成不确定性,并且阻碍投资。”
  尽管增加了关税,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中国本周在上海举行的贸易谈判是“建设性的”,他期待两国之间进行更多“积极对话”。
  中国代表团原定于下月前往华盛顿参加进一步的贸易谈判,但不清楚新关税是否会改变这些计划。
  Jeanna Smialek自华盛顿、Matt Phillips自纽约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9/8/2   发布时间:2019/8/2

旧文章ID:19193

为什么美国少有“知识分子”——20年前的访美手记之四

作者:萧功秦  来源:萧功秦论评

  在美国,有一个问题时时引起我的思考:美国人日常话语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这一用语。美国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国人中很少有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识分子的责任、义务、使命感之类的豪言壮语,来表示贡献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以上我在荷尔顿所看到的,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社会公益事业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们心目中,理念与理论并不重要。
  这里指的知识分子,不完全是一个与“劳心者”的内涵相当的职业概念。更具体地说,来源于东欧与俄罗斯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一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人,这些人受过高深的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由于所受教育较高,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已的道德使命。
  这些人可以看作是社会精英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有别于平民百姓,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自身所坚持的理念、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献身于社会改造与改良的行动,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往往导致知识分子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社会工程的蓝图,来改造社会。
  在欧洲、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作为核心的。
  我在国内时,几年以前曾经问过一位来我家做客的美国博物学者,为什么在美国没有欧洲人使用的那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也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只是说,在美国,知识分子往往不是一个好称呼。那些被认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才会被人称之为“知识分子”。更有一位从美国回中国探亲的朋友说,如果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人被一般民众认为更象是知识分子,那他注定是失败无疑。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美国人中没有进步、独立思考、争取公共权利的理念、以及为这种种自己认同的理念而斗争的行动者。恰恰相反,美国社会中,这样一些关注社会、为社会事业而人士,数量却相当普遍。在美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而申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Professonal)的人。每个专业的人士中,总有一些为社会公益事业而积极活动的人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我对此做出的一个解释是,产生知识分子的社会,如欧洲、俄国、中国,是一个社会阶层分层较为显著的社会结构,这种传统社会结构中,只有少数人可能有机会受到较高深的教育。这些精英分子与没有受过教育、较少受到人文价值熏染的人们相比,会油然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于众人之上的、因拥有知识运思能力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因人文价值的执着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群体。
  记得前苏联有一个作家对这种Intelligentsia式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相当生动的、令人难忘的定义,他说,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一,他热爱人民,二,他被大学开除了。
  这个知识分子的定义很特别,只有作家才能想像出来这样的定义。它表明了Intelligentsia的如下特点: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作出根本性整体性解决,从而具有强烈的对现实的整体批判性。由于抽象理念中的理论因素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判断,与道德关怀相结合,而产生一种行动化的方向。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性。更为概括地说,在一个社会分层较为明显,从而为形成少数人受到人文性的教育的社会,以及社会矛盾与问题成为资源的社会,是产生此类知识分子的温床。
  而美国是一个移民的社会,职业化程度很高,而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受教育的程度很高,使每个职业中都存在着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可以站在本向职业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背景或依据,来提出问题并为此承担起社会责任。
  与欧洲各国相比,欧洲国家有过封建社会的历史,因则也少不了贵族文化传统的遗存,贵族文化是产生精英主义优越感的温床,凡是有精英主义价值,就会有精英与平民的分野,就会有一种人产生强烈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冲动。
  如果这个社会恰恰又有许多困难、矛盾与无法振拔的困境,那么掌握理念与思辩能力的精英们,就会充当了政治运动的发动机。这种情况在俄罗斯与东欧特别突出。
  而在美国,一则没有前面所说的封建历史与贵族传统,二则没有灾变式的大问题刺激人们。使人们力图从总体上,从形而上的理念层面去解释大问题的根源,去提出某种全盘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理念,来安抚人心,动员大众。而美国是平民主义倾向很强的社会。美国人的责任感,则由那些专业人士来体现,他们关注社会,但已经不是怀着精英主义的优越感,而是以一个职业人士的身分,他们从事什么的职业,受过何等教育训练,与他们从事的政治公益事业并无直接的关联。
  当然美国的学院与书房里也有一些理想家,例如,我就在美国某个城市里访问过一些具有理想情怀,并力图像十九世纪革命家一样从事伟大改造人类事业的知识分子小群体。他们向往当年林肯那样的实现改造社会理想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刚打印好的各种文件,地板上整齐地铺满了准备装订的文章。我对他们说,到了你们这里,真像回到了华盛顿当年的革命司令部一样,他们高兴地笑了,看来他们很满意我对他们的评价。一位大胡子甚至天真地问我,中国是不是需要他们,他们可以为中国做些什么事?例如,反腐败方面,他们是否能为中国政府提供一些方案与计划之类。他们还告诉我,他们曾为非洲某国的政府提供过反腐败的政策建议,这些人有点像诗人,很可爱,他们是我唯一见到过的具有知识分子理念的人。问题在于,他们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
  在美国,真正重要的,正是那位我在国会山见到的自称是“汽车推销员与地毯商人”的众议员,以及那位当小城议长的管道工人和当市长的木材商人。他们似乎没有理想家的想象力,他们也许使美国的政治舞台少了几分诗情,但却同时具有几分使中国人颇为羡慕的优点,那就是大跃进式的、WG式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与他们无缘。
  当然,我决非认为中国不需要知识分子,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需要知识分子的推动与参与。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能发挥其特定社会功能。但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发达,专业人士就会越来越多,东欧式的诗人与哲学家式Intelligentsia将越来越少,这应该是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如果每个中国读书人,心怀忧患意识,又能在务实的态度参与社会生活,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用常识理性,而不是用抽象的理念与主义,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也许更有意义。

来源时间:2019/8/2   发布时间:2019/7/23

旧文章ID:19191

美国大规模审查华人学者,或加速科技人才回流中国

0

作者:叶水送  来源:知识分子

  2019年7月底,在美工作的不少华人学者纷纷踏上飞抵中国的航班,参加两年一届的美洲华人生物学家年会,这是中美生命科学领域华人学者密切交流与互动的一个平台。
  大会的议题设置十分丰富,涉及生命科学进展、职业发展等备受关注的话题,主旨论坛让渡于科研伦理,来自海内外的资深学者以“人类基因编辑的承诺和挑战”,聚焦中国在生命科学伦理上的困境。
  但是,大会对于华人科学家群体当下在美国遭受大规模审查的“遭遇”缄口不言。
  《知识分子》曾向大会主办方美洲华人生物学学会(SCBA)以及其资深成员发邮件,询问他们对这一话题的看法,均未得到回复。沉默的背后,未来很可能是更大规模针对性的审查,更多华人学者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在MD安德森工作33年,因调查黯然退休
  此次美洲华人生物学家年会邀请到了著名华人学者洪明奇。一袭黑色西服出现在众人面前的他,胸口别上一枚“Cancer”的徽章。洪明奇长期致力于肿瘤研究,是酪氨酸激酶信号转导通路领域的国际权威学者,且在该领域贡献卓著。
  洪明奇科研生涯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美国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以下简称MD安德森)度过的,他在这个全球首屈一指的癌症研究中心工作了33年。1986年,洪明奇从一名助理教授起步,其行政职位最高做到了该中心的副校长,分管基础研究工作。他也是MD安德森校长顾问委员会成员。

""
洪明奇(右一)成为台湾
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图片来自cmu.edu.tw

  今年2月1日,洪明奇成为台湾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早些时候,他从MD安德森提前“退休”。外界对于他的提前“退休”可能知之甚少,以至于会弄错他的身份。在此次大会为年轻科学家答疑解惑环节,洪明奇以台湾中国医药大学校长身份分享经验,然而在大会另一个的环节上,他的工作单位又变成了MD安德森。

""
洪明奇在MD安德森工作了33年,图片截自mdan
derson

  事实上,洪明奇已不在MD安德森任职,该中心已将他的个人主页抹掉,原有的网站链接已是404状态了。
  MD安德森告诉《知识分子》,他们根据NIH的要求,调查了五位中心的学者,其中“第五位被调查者”“现已不在该研究中心工作,且于今年早些时候退休”。虽然MD安德森没有透露“第五位被调查者”的姓名,但知情人士告诉《知识分子》,这名学者应为洪明奇。在今年的另一学术会议上,洪明奇强调了自己是以退休的方式离开MD安德森。
  MD安德森还补充说,“这名学者没有遵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MD安德森的规章制度”。他们同时强调,“这样的违规行为并不严重,且并非有意为之。MD安德森没有打算给予相应的处罚,因为他已离开了。”
  洪明奇是否为第五位调查者,是否因为违规而提前退休?对于这些问题,洪明奇未回复《知识分子》的邮件。
  另有知情人士推测,此前洪明奇为国内不少青年学者申请青年千人学者写推荐信,有“立场不正确”之嫌,且近年来他同中国的科研合作密切。2018年下半年,NIH启动了主要对华人学者的大规模调查,认为美国的科研成果以及科研诚信正在遭受外部势力的影响,因此联合美国健康与社会服务部(HHS)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进行系统性的大规模审查。
  中国实施十余年的顶尖人才招募计划“1000 Talents”自然成为此次调查的重要目标,据了解,洪明奇因此受到牵连,遭受来自NIH和MD安德森方面的调查压力。
  在MD安德森,洪明奇是一名非常资深且受人尊敬的学者。对于他的突然离开,其在MD安德森的同事表示不无遗憾。一位学者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洪明奇从MD安德森退休会让我想念他的,他是我们不知疲倦的拉拉队长”。
  在MD安德森工作期间,洪明奇科研成果卓著,即使在离开MD安德森前的近半年时间里,他仍以MD安德森为研究单位发表了不下10篇的论文,不乏刊登在JCI、Cancer Cell等杂志的高水平文章。
  相关知情人士表示,洪明奇在离开MD安德森之前,实验室规模仍很大,大约有70至80人。虽然实验室成员众多,但洪明奇知道每个人在做什么。洪明奇离开后,MD安德森将如何安排实验室的其他成员,目前不得而知。
  3月22日,三大华人学术团体在《科学》杂志以“种族标签伤害科学”(Racial profiling harms science)为题发表公开信。洪明奇是倡议人之一。事实上,他也是美国大规模审查外国势力的“受害者”之一。虽然MD安德森承认洪明奇没有严重违反MD安德森的制度,但他还是因为“新要求”成为被调查的对象。
  旅美科技协会大纽约分会会长颜为民表示,“此前1000 Talents之类的项目存在多年没有任何禁令,现在在缺乏具体的行动指南情况下,追查之前的来往,让大家人心惶惶。”
  同洪明奇一样,MD安德森的前雇员、著名华人学者吴息凤,根据《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对中国肿瘤领域的发展和中美之间的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但也因美国NIH施加压力,接受调查,后不得不主动辞职,从MD安德森离开。
  两条路:要么去美国,要么回中国
  美国司法部以及科研管理部门对华人学者的调查还远未结束。除了美国NIH,美国NSF等科研资助单位也正在进行类似的调查。数年前发生的“郗小星事件”、“陈霞芬事件”,曾经的孤立事件,随着大规模审查的进行,很可能将会变得普遍。

""
2015年,郗小星和陈霞芬事件被拍成纪录片,
图片来自apajustice.org

  7月23日,美国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Wray)表示,目前有1000多个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正在进行调查,并将矛头指向中国,以及来自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
  在科研领域,除了MD安德森、埃默里大学对数名华人学者采取了“行动”(开除或迫使其主动辞职),还有很多华人学者在往返中美期间,在机场遭到无端的审查,或在学校的调查压力下黯然辞职。
  美国对华人学者系统性的调查,已让不少在美工作的华人学者坐立不安。不少曾两边兼任的华人学者,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路线:要么选择全职回到中国,要么选择离开中国,全职在美国工作。
  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已有数名加州圣迭哥分校的华人学者辞去了千人学者身份。当下紧张的局势,也令在美国工作的学者,逐渐倾向于减少同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合作。
  在浙江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工作5年的华人学者孙毅,最近选择离开了浙江大学,回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此前他是浙江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的创始院长,也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终身教授、肿瘤生物学部主任。为何现在选择离开浙江大学,以及是否同当下美国对华人学者的审查有关联,孙毅未回复《知识分子》的邮件。
  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刚从美国回来的肿瘤学家吕志明。吕志明此前为MD安德森肿瘤医学部神经肿瘤学系、分子与细胞肿瘤学系的终身教授,他是否是此次被MD安德森调查的华人学者之一,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其在该中心的个人主页亦打不开。
  在美国,解聘终身教授流程非常复杂,MD安德森有无履行解聘终身教授的流程?MD安德森向《知识分子》表示,当时“MD安德森准备了同行专家和德州大学董事会成员履行开除终身教授的流程,正当我们在启动这一流程时,三名学者选择主动辞职”。
  据了解,这三名学者均已回到国内,并开始组建实验室。
  事实上,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少曾在国外做出出色工作、低调回国的学者,有些学者可能此前并未接受调查,但因美国科研环境对华人学者越来越不友好,主动回到中国组建新的实验室,加之中国对基础科研的投入逐渐加大,已经吸引了不少资深华人学者的回流。美国司法部门以及科研管理机构对华人学者的审查,加速了这一进程。
  与此同时,不少在美工作的学者也减少了同中国的合作。耶鲁大学助理研究员王俊曾表示,“目前至少在美国东部,不管是华人教授还是美国教授,他们的策略是倾向于减少(国际)合作。虽然有些人胆子大,认为向学校披露了就行了,但有时候还是不能保证不会有潜在问题,目前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还没有很好的办法。”
  美科研管理层因何纷纷出来喊话
  对华人学者的调查源于2016年中期,当时美国FBI发现,一位来自MD安德森的华人项目评审人向其他人分享了他人的项目申请书,随后NIH发现了更多的类似案例。
  根据《科学》杂志的报道,NIH还发现很多华人学者在论文的经费来源上未提及美国的科研资助机构和研究单位,但会申明来自中国的项目资助,不少华人学者此前未向所在科研单位披露这些信息。
  2018年8月,美国NIH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向美国10000所科研机构发表公开声明,认为美国的知识产权正在系统性地被转移,且部分评审员破坏了同行评议规则,泄露了科研机密,由此联合美国FBI在全美科研院所启动大规模的审查行动。
  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Kelvin Droegemeier在参议院的任命听证会上表示:来自中国的国际竞争,对美国的科学与技术构成了威胁。
  2018年11月1日,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一项专门针对中国的计划:China Initiative,并调集了大量人力来专门调查并起诉华人科技人员和企业。China Initiative公布的材料直截了当地指出,“此举主要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计划指南中有一条内容主要针对美国的科研,“我们应教育大学了解美国的大学校园正在遭受学术自由的威胁”。
  颜为民对《知识分子》表示,“这个政策导向不是现在这个政府的专为,而是在中美竞争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大背景下的变化,会是一个长期的情况。”
  “在这个China Initiative之下,因误判而造成的案件可能会增加很多。执法人员的知识水平和工作方式是有局限的,他们也受到工作绩效考核的压力。很多调查华人科技人员的执法人员原先并不是这个领域,像调查郗小星的探员学历史的。他们不一定有正确判断。”颜为民还表示,“在美国政策要求对华人科技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的情况下,他们抓到并追踪的线索不一定是违法规定的,他们不会顾忌造成错误留下的烂摊子。”
  针对这种局面,颜为民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法律专家网络,首先请他们来持续地教育大家懂法守法,然后对有麻烦的人提供初步的免费咨询以及后续的法律服务,”同时“让主流公众和媒体了解这个状况,让科研人员的呼声被关注”。
  MD安德森对五名华人学者的调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MD安德森向对《知识分子》表示,“此事的起因是美国NIH 2018年8月向超过10000所研究机构发送信件,NIH关注国外影响力的威胁以及对同行评议诚信对破坏。随后,MD安德森收到了5封MD安德森研究者的个人指控。作为NIH的受资助单位,MD安德森回应了NIH的调查需求,启动对这五名学者的调查。”
  如下截取美国科研管理层重要人士及相关人士的言论和观点:
  美国爱荷华州参议员Chuck Grassley表示,科研管理机构应在一开始就详细审查项目申请人的背景审查,如研究背景以及所属单位,并认为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项目,未来将关注如下几个方面:披露:科研项目资助没有完全披露;窃取:知识产权是否有泄漏,并将它们带到中国;审查:联邦政府没有审查它们,科研机构也没有审查(言下之意,需要加强审查);诚信:有无在项目评审时,向外界透露信息。
  美国FBI局长雷表示,“1000 Talents本身没有问题。但由于1000 Talents导致很多研究是由双方来资助的,最后很多华人学者会将这些成果拿到中国转化,而这些研究一开始是由美国的科研资助机构进行资助的。”
  美国NSF主任France Córdova认为,“NSF科研项目开放、透明、以及互惠合作的原则正遭受威胁,面对这一威胁,我们必须回应。”
  美国NIH副主任迈克尔·劳尔(Michael Lauer)表示,“NIH不反对在美华人学者参加千人学者等招募计划,但前提是需要完全披露出来。1000 Talents并不是我们关注的目标,我们只是关注有无完全披露。”
  未来仍不确定,美将如何制定规
  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科研管理机构NIH和NSF开始出台管理政策以及审查范围。

""
美国NIH开始制定新的项
目申请规则,图片来自Tabak的报告

  2019年6月,美国NIH副主任劳尔在听证会上的报告,强调了NIH将关切三个问题:有无完全披露经费来源;有无明晰知识产权的归属;有无破坏同行评议规则。

""

美国NSF主要关切的问题

  7月11日,美国NSF主任FranceCórdova向所有的NSF职员发送了一份公开信:保护科研成果(ResearchProtection),规定NSF职员以及IPA委托人不能参与其他国家的人才招募计划,需公开所有的经费来源,并要求项目申请者提供一份详尽的个人履职以及所有的职务信息,让经费信息可被查找、理解以及追踪。该条例将于2020年1月生效。
  与此同时,美国更多的高校向外界发表公开声明。7月26日,匹兹堡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向外界发声,支持华人科研群体,放开国际合作,并表示帮助那些遭受偏见的学者或学生渡过难关。此前,MIT、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积极向外界发声。
  实际上,美国这些大学校长愿意向外界发表公开信,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华人联合会(UCA)及其成员的努力分不开。UCA理事陈健对《知识分子》表示,“UCA通过全美各地的会员以及支持者,积极呼吁其所在学校向外界发表公开信”。

""
美对华人学者的大规
模审查引起不满,图片来自uca

  不过,并非所有学校愿意公开表态。此前埃默里大学的华人学者也联系了所在大学的校长,该校校长不但没有发表公开信,还令数名华人学者从埃默里大学离开。
  美国华人学者的遭遇,得到了一些国际组织的同情。英国皇家学会会长Venki Ramakrishnan认为,美国的这些调查“针对个人以及特定的族裔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表示,“开放的社会受益于国际学者的流动”。最近,《自然》杂志的一篇社论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随意制造怀疑和恐惧,制造出有毒的环境。”
  而正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的唐仁(化名)表示,“在美国非华裔学者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实际上,在美华人学者赢得的支持仍非常有限。
  至于调查会进行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结束仍不确定。最近,美国司法部门以及科研管理机构不断向美国科研机构施加压力。美国NIH副主任劳尔向《科学》杂志表示,目前NIH将来自55家单位、180余名学者列为调查对象,具体的调查结果尚未出来。
  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7月23日,加州大学委员会已经通过了一个议案,将会系统地排查国外势力对该校科研的影响。在平衡科研开放以及安全上,美国加州大学左右为难。目前,已有一名华人学者因接受调查而被迫辞职。最近一两年,该校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已经开始下降,因为他们会比其他族裔的学生会有更高的拒签率。
  那些即使留在美国,未被调查的华人学者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因为“经费难以申请,学生难招。有的学者会直接选择回国,回国发展空间更大。”唐仁表示。
  受伤最深的群体: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美国司法部门以及NIH对华人学者的系统性调查,令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深为不安。他们的签证难拿,拒签率更高。对于很多想去美国留学的学生来说,拒签可能是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来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魏名(化名)今年申请到了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人工智能方向博士学位的机会,但美国使馆审查他的护照时间差不多有两个月了,超过了此前约定的期限,签证至今杳无音讯。他对《知识分子》表示,“只有继续等,暂时采取不了任何措施。”
  此前,魏名也拿到了不少美国著名学府的通知书,如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最终他选择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表示,之所以去美国读书,主要是美国科研氛围、课题以及导师会更好一些,可以接触前沿的知识,“而且就我所学的专业(人工智能),美国是这一领域的中心。”人工智能专业,当下是美国特别审查的领域。
  对于那些准备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来说,如果没有拿到签证,可能会改变他们整个学术生涯,“如果拒签的话,很多事情都需要重新规划,而且我们还有经济上的损失。”魏名表示,“我周围有一些同学被拒签,可能有10几个,他们主要集中在计算机、材料、机器人、生物工程等专业,虽然拒签的仍是少数人,不过往年几乎不会拒签,签证时间也不会这么长。”
  对于那些已经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由于美国现在签证的难拿,不少留学生甚至不敢轻易回国。此前《洛杉矶时报》也有报道,在美的华人学者警告实验室的中国学生,不要回国。
  “未来的局势会越来越糟糕”,唐仁表示,“我感到焦虑,不敢轻易回国”,因为一旦回国,再次进入美国将会变得困难。

  参考资料:
  1. https://www.latimes.com/california/story/2019-07-21/uc-china-trump-trade-visa
  2.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3312.html
  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2164-9
  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2180-9
  5. https://ucausa.org/u-pitts-john-hopkins-u-chicago-among-latest-to-respond-to-ucas-call-for-action%e2%80%8b/
  6.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3019829/fbi-has-1000-probes-chinese-intellectual-property-theft-director
  7.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5797.html
  8. http://www.zhishifenzi.com/news/multiple/6366.html

来源时间:2019/8/2   发布时间:2019/7/29

旧文章ID:19190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0

作者: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来源:Foreign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the midst of the most consequential rethinking of its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lthough Washington remains bitterly divided on most issues, there is a growing consensus that the era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has come to an unceremonious close. The debate now is over what comes next.

Like many debate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U.S. foreign policy, this one has elements of both productive innovation and destructive demagoguery. Most observers can agree that, 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ut it in 2018, “strategic competition” should animate the United States’ approach to Beijing going forward. But foreign policy frameworks beginning with the word “strategic” often raise more questions than they answer. “Strategic patience” reflects uncertainty about what to do and when. “Strategic ambiguity” reflects uncertainty about what to signal. And in this case, “strategic competition” reflects uncertainty about what that competition is over and what it means to win.

The rapid coalescence of a new consensus has left these essential questions about U.S.-Chinese competition unanswered. What, exactly, is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ng for? And what might a plausible desired outcome of this competition look like? A failure to connect competitive means to clear ends will allow U.S. policy to drift toward competition for competition’s sake and then fall into a dangerous cycle of confrontation.

U.S. policymakers and analysts have mostly, and rightly, discarded some of the more optimistic assumptions that underpinned the four-decade-long strategy of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engagement with China (which one of us, Kurt Campbell, detailed in these pages last year, writing with Ely Ratner). But in the rush to embrace competition, policymakers may be substituting a new variety of wishful thinking for the old. The basic mistake of engagement was to assume that it could bring about fundamental changes to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economy,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risks making a similar mistake today, by assuming that competition can succeed in transforming China where engagement failed—this time forcing capitulation or even collapse.

Despite the many divid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ach will need to be prepared to live with the other as a major power.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ight U.S. approach must be humility about the capacity of decisions made in Washington to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long-term developments in Beijing. Rather than relying on assumptions about China’s trajectory, American strategy should be durable whatever the future brings for the Chinese system. It should seek to achieve not a definitive end state akin to the Cold War’s ultimate conclusion but a steady state of clear-eyed coexistence on terms favorable to U.S. interests and values. 

Such coexistence would involve element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ve efforts geared toward securing those favorable terms. This might mean considerable friction in the near term as U.S. policy moves beyond engagement—whereas in the past, the avoidance of friction, in the service of positive ties, was an objective unto itself. Going forward, China policy must be about more than the kind of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have; it must also be about the kinds of interests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secure. The steady state Washington should pursue is rightly about both: a set of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preventing a dangerous escalatory spiral, even as competition continues. 

U.S. policymakers should not dismiss this objective as out of reach. It is true, of course, that China will have a say in whether this outcome is possible. Vigilance will thus need to remain a watchword in U.S.-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ahead. Although coexistence offers the best chance to protect U.S. interests and prevent inevitable tension from turning into outright confrontation, it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competition or surrender on issue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Instead, coexistence means accepting competition as a condition to be managed rather than a problem to be solved.

COLD WAR LESSONS, NOT COLD WAR LOGIC

Given the current hazy discourse on competition, there is an understandable temptation to reach back to the only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mericans remember to make sense of the present one: the Cold War. The analogy has intuitive appeal. Like the Soviet Union, China is a continent-sized competitor with a repressive political system and big ambitions. The challenge it poses is global and lasting, and meeting that challenge will require the kind of domestic mobiliz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ursued in the 1950s and 1960s. 

But the analogy is ill fitting. China today is a peer competitor that is more formidable economically, more sophisticated diplomatically, and more flexible ideologically than the Soviet Union ever was. And unlike the Soviet Union, China i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and intertwined with the U.S. economy. The Cold War truly was an existential struggle. The U.S.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was built on the prediction that the Soviet Union would one day crumble under its own weight—that it contained “the seeds of its own decay,” as George Kennan, the diplomat who first laid out the strategy, declared with conviction.

No such prediction holds today; it would be misguided to build a neo-containment policy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current Chinese state will eventually collapse, or with that as the objective. Despite China’s many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displayed a remarkable ability to adapt to circumstances, often brutally so. Its fusion of mass surveilla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anwhile, is enabling a more effective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one that makes the collective action necessary for reform or revolution hard to contemplate, let alone organize. China may well encounter serious internal problems, but an expectation of collapse cannot form the basis of a prudent strategy. Even if the state does collapse, it is likely to be the result of internal dynamics rather than U.S. pressure.

The Cold War analogy at once exaggerates the existential threat posed by China and discounts the strengths Beijing brings to long-term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the risk of conflict in Asia’s hot spots is serious, it is by no means as high, nor is the threat of nuclear escalation as great, as it was in Cold War Europe. The kind of nuclear brinkmanship that took place over Berlin and Cuba has no corollary in U.S.-Chinese ties. Nor has U.S.-Chinese competition plunged the world into proxy wars or created rival blocs of ideologically aligned states preparing for armed struggle.

Despite the diminished danger, however, China represents a far more challenging competitor. In the last century, no other U.S. adversary, including the Soviet Union, ever reached 60 percent of U.S. GDP. China passed that threshold in 2014; in purchasing-power terms, its GDP is already 25 percent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the emerging global leader in several economic sectors, and its economy is more diversified, flexible, and sophisticated than the Soviet Union’s ever was.

Beijing is also better at converting its country’s economic heft into strategic influence. Whereas the Soviet Union was hamstrung by a closed economy, China has embraced globalization to become the top trading partner for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nations. The kinds of economic, people-to-people, and technological linkages that were lacking in the militarized U.S.-Soviet conflict define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ider world. As a global economic actor, China is central to the prosperity of American allies and partners; its students and tourists flow through global universities and cities; its factories are the forge for much of the world’s advanced technology. This thick web of ties makes it difficult to even start to determine which countries are align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ich are aligned with China. Ecuador and Ethiopia might look to Beijing for investment or for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but they hardly see these purchases as part of a conscious turn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ven as China emerges as a more formidable competitor than the Soviet Union, it has also become an essential U.S. partner. Global problems that are difficult enough to solve even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ork together will be impossible to solve if they fail to do so—climate change foremost among them, give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biggest polluters. A host of other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economic crises, nuclear proliferation, global pandemics—also demand some degree of joint effort. This imperative for cooperation has little parallel in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should heed the lessons of the Cold War while rejecting the idea that its logic still applies.

While the notion of a new Cold War has brought calls for an updated version of containment, resistance to such thinking has come from advocates of an accommodative “grand bargain” with China. Such a bargain would go well beyond the terms of U.S.-Soviet détente: in this scenario,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effectively concede to China a sphere of influence in Asia. Proponents defend this concession as necessary given the United States’ domestic headwinds and relative decline. This position is sold as realistic, but it is no more tenable than containment. Ceding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to China would do long-term harm to American workers and businesses. It would damage American allies and values by turning sovereign partners into bargaining chips. A grand bargain would also require stark and permanent U.S. concessions, such as the abrogation of U.S. alliances or even of the right to operat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for speculative promises. Not only are these costs unacceptable; a grand bargain would also be unenforceable. A rising China would likely violate the agreement when its preferences and power changed.

Advocates of neo-containment tend to see any call for managed coexistence as an argument for a version of the grand bargain; advocates of a grand bargain tend to see any suggestion of sustained competition as a case for a version of containment. That divide obscures a course between these extremes—one that is not premised on Chinese capitulation or on U.S.-Chinese condominium. 

Instead, the goal should be to establish favorable terms of coexistence with Beijing in four key competitive domains—military, economic, political, and global governance—thereby securing U.S. interests without triggering the kind of threat perceptions that characterized the U.S.-Soviet rivalry. Washington should heed the lessons of the Cold War while rejecting the idea that its logic still applies.

TOWARD SUSTAINABLE DETERRENCE

In contrast to the military competition of the Cold War, which was a truly global struggle, the dangers for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re likely to be confined to the Indo-Pacific. Even so, the region features at least four potential hot spots: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East China Sea,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Neither side wishes for conflict, but tensions are rising as both invest in offensive capabilities, boost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and operate in ever-closer proximity. Washington fears that China is trying to push U.S. forces out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Beijing fear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trying to hem it in. Given China’s harassment of U.S. aircraft and naval vessels, minor incidents risk escalating into major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Admiral Wu Shengli, the former naval commander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as warned that any such incident “could spark war.” 

But coexistence in the Indo-Pacific by both militaries should not be dismissed as impossible. The United States must accept that military primacy will be difficult to restore, given the reach of China’s weapons, and instead focus on deterring China from interfering with its freedom of maneuver and from physically coercing U.S. allies and partners. Beijing will have to accep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a resident power in the region, with a major military presence, naval operations in its major waterways, and a network of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likely to present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his overall approach. A military provocation or misunderstanding in either case could easily trigger a larger conflagration, with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and this risk must increasingly animate the thinking of senior leaders in both Washington and Beijing.

In contrast to the military competition of the Cold War, which was a truly global struggle, the dangers for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re likely to be confined to the Indo-Pacific.

On Taiwan, a tacit commitment not to unilaterally alter the status quo is perhaps the best that can be hoped for given the historical complexities involved. Yet Taiwan is not only a potential flash point; it is also the greatest unclaimed succes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ese relations. The island has grown, prospered, and democratized in the ambiguous sp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flexible and nuanced approach generally adopted by both sides. In this way, the diplomacy surrounding Taiwan could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diplomacy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on a variety of other issues, which are similarly likely to include intense engagement, mutual vigilance and a degree of distrust, and a measure of patience and necessary restraint. Meanwhi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ijing’s understanding that threats to freedom of navigation could have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China’s own economy might help—when combined with U.S. deterrence—modulate its more nationalist sentiments.

To achieve such coexistence, Washington will need to enhance both U.S.-Chinese crisis management and its own capacity for deterrence. Even as Cold War adversari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worked concertedly to reduce the risk that an accidental collision would escalate to nuclear war; they set up military hot lines, established codes of conduct, and signed arms control agreemen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lack similar instruments to manage crises at a time when new domains of potential conflict, such as space and cyber­space, have increased the risk of escalation.

In every military domain, the two countries need agreements that are at least as formal and detailed as the U.S.-Soviet Incidents at Sea Agreement, a 1972 deal that established a set of specific rules aimed at avoiding maritime misunderstanding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lso need mor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mechanisms to avoid conflict—especial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to allow each side to quickly clarify the other’s intentions during an incident. The bilateral military relationship should no longer be held hostage to political disagreements, and senior military officials on both sides should engage in more frequent and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to build personal ties as well as understandings of each side’s operations. Historically, progress on some of these efforts, especially crisis communication, has proved difficult: Chinese leaders fear that crisis communication could embolden the United States to act with impunity and would require devolving too much authority to senior military officers in the field. But these worries may be easing, given China’s growing power and military reforms. 

Effective U.S. strategy in this domain requires not just reducing the risk of unintentional conflict but also deterring intentional conflict. Beijing cannot be allowed to use the threat of force to pursue a fait accompli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Yet managing this risk does not require U.S. military primacy within the region. As the former Trump administration defense official Elbridge Colby has argued, “deterrence without dominance—even against a very great and fearsome opponent—is possible.” 

To ensure deterrence in the Indo-Pacific, Washington should reorient its investments away from expensive and vulnerable platforms, such as aircraft carriers, and toward cheaper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designed to discourage Chinese adventurism without spending vast sums. This calls for taking a page from Beijing’s own playbook. Just as China has relied on relatively cheap antiship cruise and ballistic missile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embrace long-range unmanned carrier-based strike aircraft, 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s, guided missile submarines, and high-speed strike weapons. All these weapons could protect U.S. and allied interests, even as they dent China’s confidence that its offensive operations will succeed and reduce the risk of collision and miscalculatio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lso diversify some  of its military presence towar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ian Ocean, making use of access agreements rather than permanent basing when necessary. This would place some U.S. forces beyond China’s precision-strike complex, preserving their ability to promptly address crises. It would also preposition them to address a wide range of contingencies beyond conflicts involving China, includ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disaster relief, and antipiracy missions.

ESTABLISHING RECIPROCITY

Unlike the Soviet Union, which focused its resources on military power, China views geoeconomics as the primary arena of competition. With an eye toward the future, it has invested heavily in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biotechnology. China seeks dominance in these fields in part by denying Western companies reciprocal treatment. The United States granted China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supported it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has generally maintaine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open markets. But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protectionism, and outright theft, China has put in place a rang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barriers to its markets and has exploited American openness. 

This structural imbalance has eroded support for stable U.S.-Chinese economic 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faces a heightened risk of rupture even if Xi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re able to reach a near-term trade truce. Many in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mmunity are no longer willing to tolerate China’s unfair practices, which include employing state hackers to ste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cing foreign companies to localize their operations and engage in joint ventures, subsidizing state champions, and otherwise discriminating against foreign companies. 

Alleviating these growing frictions while protecting American workers and innovation will require making China’s full access to major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contingent on its willingness to adopt economic reforms at home. Washington, for its part, will have to invest in the core sources of American economic strength, build a united front of like-minded partners to help establish reciprocity, and safeguard its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while avoiding self-inflicted wounds.

The most decisive factor in the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s U.S. domestic policy. The notion of a new “Sputnik moment”—one that galvanizes public research as powerfully as seeing the Soviet Union launch the world’s first satellite did—may be overstating the point, but government does have a role to play in advancing America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Yet the United States has turned away from precisely the kinds of ambitious public investments it made during that period—such as the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championed by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 and the basic research initiatives pushed by the scientist Vannevar Bush—even as it faces a more challenging economic competitor. Washington must dramatically increase funds for basic science research and invest in clean energy, bio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ing power. At the same tim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ould scale up its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and in infrastructure, and it should adopt immigration policies that continue to enhance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ic and skills advantage. Calling for a tougher line on China while starving public investments is self-defeating; describing these investments as “socialist,” given the competition, is especially ironic. Indeed, such strange ideological bedfellows as Senator Elizabeth Warren, Democrat of Massachusetts, and Senator Marco Rubio, Republican of Florida, are making a convincing case for a new U.S. industrial policy.

Unlike the Soviet Union, which focused its resources on military power, China views geoeconomics as the primary arena of competition.
On top of this domestic foundation, Washington should work with like-minded nations to define a new set of standards on issues th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oes not currently address,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indigenous innovation policies to digital trade. Ideally, these standards would connect Asia and Europe. To this e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nsider starting a rules-setting initiative of market democracies layered over the WTO system, which would fill these gaps. The logic is straightforward. If China hopes to enjoy equal access to this new economic community, its own economic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 must meet the same standards. The combined gravitational pull of this community would present China with a choice: either curb its free-riding and start complying with trade rules, or accept less favorable terms from more than half of the global economy. If Beijing chooses to hold to the line that the necessary reforms amount to economic regime change, it can certainly do so, but the world would be well within its rights to offer China reciprocal treatment. In some cases, Washington may still need to impose reciprocal measures on China unilaterally, by treating its exports and investments the same way Beijing handles U.S. exports and investments. These efforts will be challenging and costly, which is precisely wh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to pick trade fights with U.S. allies rather than rally them to a common position vis-à-vis China is such a waste of American leverag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so have to safeguard its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in the face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targeted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commingling of its economic and security sectors. Doing so will require some enhanced restrictions on the flow of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both directions, but these efforts should be pursued selectively rather than wholesale, imposing curbs on technologies that are critical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and allowing regular trade and investment to continue for those that are not. Even these targeted restrictions must be undertaken in consultation with industry and other governments; failing to do so could Balkanize the global technology ecosystem by impeding flows of knowledge and talent. Such a development would neutralize a key U.S. competitive advantage relative to China: an open economy that can source the best global talent and synthesize the biggest breakthroughs from around the world. Meanwhile, overreach on technology restrictions could drive other countries toward China, especially since China is already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most. 

In this respec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loud and largely unilateral campaign agains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hinese company Huawei in the development of 5G infrastructure may provide a cautionary lesson. Had the administration coordinated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in advance and tried some creative policymaking—for example, establishing a multilateral lending initiative to subsidize the purchase of alternatives to Huawei’s equipment—it might have had more success in convincing states to consider other vendors. It then might have been able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two-year delay Huawei now faces in rolling out 5G following its placement on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list of entities that cannot be supplied with American technology. Future efforts to restrict trade with China in the technology sector will require careful deliberation, advance planning, and multilateral support if they are to be successful; otherwise, they will risk undermining U.S. innovation. 

PRO-DEMOCRACY, NOT ANTI-CHINA

U.S.-Chines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suggests an emerging contest of models. But unlike the Cold War, with its sharp ideological divide between two rival blocs, the lines of demarcation are fuzzier here. Although neither Washington nor Beijing is engaging in the kind of proselytiz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ld War, China may ultimately present a stronger ideological challenge than the Soviet Union did, even if it does not explicitly seek to export its system. I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s a reflection of its most powerful states, then China’s rise to superpower status will exert a pull toward autocracy. China’s fusion of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and digital surveillance may prove more durable and attractive than Marxism, and its support for autocrats and democratic backsliders will challenge American values and provide China cover for its own egregious practices, including the detention of more than one million ethnic Uighurs in northwestern China. Some may question whether the erosion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across the world matters for U.S. interests; it does. Democratic governments are more likely to align with American values, pursue good governance, treat their people well, and respect other open societies, and all of this tends to make them more trustworthy and transparent and, in turn, better economic and security partners.

Washington can best establish favorable terms of coexistence with China in the political realm by focusing on advancing the appeal of these values for their own sake, not to score points in the context of U.S.-Chinese competition. As China’s presence around the world grow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void a tendency that was all too common during the Cold War: to see third countries only in terms of their relationship to a rival government. Some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olicies—such as invoking the Monroe Doctrine in Latin America and delivering an address on Africa that is largely about countering China—echo this old approach. A tack that intentionally engages states on their own terms would do more to advance American interests and values than knee-jerk responses to Chinese initiatives that leave states feeling that Washington cares about them only as battlegrounds in its competition with Beij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fers the most obvious opportunity to apply this principle in practice. Rather than fight China at every turn—on every port, bridge, and rail line—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artners should make their own affirmative pitch to countries about the kinds of high-quality, high-standard investments that will best serve progress. Supporting investments not because they are anti-Chinese but because they are pro-growth, pro-sustainability, and pro-freedom will be much more effective over the long term—especially because China’s state-led investments have provoked a degree of backlash in countries over cost overruns, no-bid contracts, corruptio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is light, the best defense of democracy is to stress the values that are essential to good governance, especially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nd to support civil society, independent media, and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Together, these steps could lower the risk of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mprove liv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reduce Chinese influence. This course of action will require an injection of multilateral fund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that can give countries genuine alternatives. But it will require something more fundamental, too: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have greater confidence in the belief that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and good governance will work out better over the long run than China’s extractive approach. 

Focusing on principles rather than scorekeeping will also be essential for setting norms for new technologies that raise hard questions about human ethics. Fr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biotechnology, autonomous weapons to gene-edited humans, there will be a crucial struggle in the years ahead to define appropriate conduct and then pressure laggards to get in line. Washington should start shaping the parameters of these debates without further delay. Finally, coexistence with China does not, and cannot, preclude the United States from speaking out against China’s egregious and inhumane treatment of its own citizens and the arbitrary detention of foreig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orkers. The West’s relative silence on Beijing’s internment of Uighurs has left a moral stain, and s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artners should mobiliz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to demand neutral third-party access to those who are detained and the sanctioning of the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that are complicit in the detention. China may well threaten that such pressure will destabilize ties. Yet Washington should make speaking out on human rights abuses a predictable and routine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SEQUENCING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t is often taken as an article of faith that as the U.S.-Chinese relationship becomes more competitive, the space for cooperation will shrink, if not disappear. But even as adversari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found ways to cooperate on a number of issues, including space exploration, contagious diseases,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global commons.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is far more acute, given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Leaders in both countries should consider cooperation on such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not as a concession by one party but as an essential need for both. 

To get the balance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right, Washington has to consider the sequencing of each. The United States has historically sought to cooperate first and compete second with China. Beijing, meanwhile, has become quite comfortable competing first and cooperating second, linking—either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offers of cooperation to U.S. concessions in areas of strategic interest. 

Going forward, Washington should avoid becoming an eager suitor on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Eagerness can actually limit the scope for cooperation by making it a bargaining chip. Although it may seem counterintuitive, competition is likely essential to effective cooperation with Beijing. In the zero-sum strategic mindset of many Chinese officials, perceptions of U.S. power and resolve matter enormously,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has long focused on shifts in both. Given this sensitivity, it can be as important for Washington to demonstrate an ability to stand firm, and even to impose costs, as it is for it to speak earnestly about finding common cause. The best approach, then, will be to lead with competition, follow with offers of cooperation, and refuse to negotiate any linkages between Chinese assistance on global challenges and concessions on U.S. interests.

BEYOND THE BILATERAL

There is one other lesson of the Cold War that U.S. policymakers should keep top of mind: that one of the United States’ greatest strengths in it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has less to do with the two countries than with everyone else. The combined weight of U.S. allies and partners can shape China’s choices across all domains—but only if Washington deepens all those relationships and works to tie them together. Although much of the discussion on U.S.-Chinese competition focuses on its bilateral dimensi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ultimately need to embed its China strategy in a dense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and institutions in As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a lesson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uld do well to remember. Instead of harnessing these enduring advantages, it has alienated many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 friends—with tariffs, demands of payment for military bases, and much more—and abandoned or undermined key institutions and agreements.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rom the UN and the World Bank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re institutio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design and lead and that have established widely accepted rules of the road on such issues as freedom of navigation, transparency,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rade. Retreating from these institutions provides short-term leeway and flexibility at the cost of long-term U.S. influence and allows Beijing to reshape norms and expand its own influence within those organiz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get back to seeing alliances as assets to be invested in rather than costs to be cut. In the absence of any meaningful capacity to build its own network of capable allies, Beijing would like nothing more th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squander this long-term advantage. Establishing clear-eyed coexistence with China will be challenging under any conditions, but it will be virtually impossible without help.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strengthen deterrence, establish a fairer and more reciprocal trading system, defend universal values, and solve global challenges, it simply cannot go it alone. It is remarkable that it must be said, but so it must: to be effective, an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must start with its allies.

来源时间:2019/8/2   发布时间:2019/8/1

旧文章ID:19189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0

作者:  来源:思想火炬新浪微博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来源时间:2019/8/2   发布时间:2019/8/2

旧文章ID:19188

评论:“极限施压”的老把戏对中国无效

0

作者:吴黎明  来源:新华视点新浪微博

      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日前在上海结束,双方就经贸领域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深入交流,并同意于9月在美举行下一轮磋商。然而一转眼,美国方面称将自9月1日起对另外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美方施展“极限施压”之故伎,让世人再次见识了其言而无信、反复无常的做派。
  中国有句老话,“人无信不立”,现代西方社会则强调契约精神。人们还记得,一个多月前的大阪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是,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而今,美方公然违背承诺,其诚信底线又一次在全世界注视中被自我击穿。
  在美方一些人眼里,所谓国家信用无足轻重。回望一年多来的中美经贸磋商历程不难看出,美方一些人总是屡屡搞出尔反尔、“极限施压”那一套,索取不合理的高要价,甚至提出损害中国主权和尊严的要求,妄图获取“超额利益”实现“赢家通吃”。这是中美经贸磋商迟迟未能弥合分歧的根源所在。
  搞“极限施压”之类的老把戏在中国这里起不了作用。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前不久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继续保持中高速发展。美方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干扰不了中国经济前行的步伐。
  从经济上看,美方自己正在为加征关税“埋单”,美国农民、消费者以及相关企业正在为此付出真金白银。美国很多农民担心,如果贸易战持续,他们恐将永远失去中国这一重要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分析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发现,因关税上升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方承担。路透社也列举数据表明,是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在支付加征的关税,而非中方。正因如此,美方称将加征关税的消息一公布,便受到美国商界一片指责,认为这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又一次加税。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也应声下跌。
  要谈,拿出诚信诚意;要打,我们奉陪到底。美方须认识到,漫天要价、“极限施压”只会走入死胡同。

来源时间:2019/8/2   发布时间:2019/8/2

旧文章ID:19187

外交部回应美方声称加征关税

0

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新浪微博

        8月2日,华春莹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特朗普总统昨天发推特表示,‌‌他会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你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表示,美方称将于9月1日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共识,‌‌背离了正确的轨道,无益于解决问题。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如果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全部由美方承担。‌‌美方升级贸易摩擦加剧关税,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将对世界经济产生衰退性影响。中方始终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我们不想打,但也不怕打。中方不会接受任何极限施压和恐吓讹诈,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寸也不会让步。‌‌我们希望美方认清形势,放弃幻想,纠正错误,回到通过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磋商解决问题的正确的轨道上来。

来源时间:2019/8/2   发布时间:2019/8/2

旧文章ID:19186

中美两国公众相互认知调查报告综述

0

作者:  来源:美中交流基金会

点击这里查看报告的pdf版
""

来源时间:2019/8/1   发布时间:2019/7/31

旧文章ID:26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