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改变了世界。它迟迟没有察觉，它也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对北京而言，这是一段不太平的时期。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在以一种恣意的方式崛起。中美关系经历过各种磕绊和风雨，有时还会陷入僵局，但多数情况下，西方国家要么被分散了注意力，要么顺从了中国。中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走自己的路。
　　人们难免以为，对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新宣布的惩罚性关税方案——相当于对中国输美商品额外征收250亿美元关税——中共领导层一定精心制定了应对策略。很多西方评论公认的一点是，中国总是走一步想三步。但如今的迹象显示并非如此。
　　中方对美国行事方式进行了多年的深入研究，却被特朗普任性、无法预见的画风搞蒙了。北京方面的情报很薄弱。中国官员在华盛顿等地精心培植的高层人脉，并不包括如今在总统核心圈里设定步调的强硬派。多年来，北京方面一直研究美国决策过程中的机构间流程，结果只发现，熟悉美国各政府机构通常如何工作，并不等于知道特朗普下一步会做什么——或者为什么这么做。
　　这位美国总统生性就反复无常——看看他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一会儿要轰炸一会儿要拥抱的态度就知道了。然而，除了特朗普关于贸易平衡的粗鄙重商主义观点或白宫决策的反复无常引起的困惑，中国还有更多疑惑。中国政府也应该思考自身行为引起的变化。
　　过去几年里，中国的行为，促使其与西方关系的走向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只出现在华盛顿。如果你问大多数欧洲政策制定者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他们会告诉你，特朗普的做法是危险的，而且会适得其反——最终结果将是双输，而非双赢。
　　就在不久前，多数西方国家政府还是从蕴含丰富市场机遇的角度看待中国。一些政府仍有此倾向。但北京方面日益自信的姿态、疑似在利用自身经济影响力作为地缘政治胁迫工具及公然盗用西方技术的做法，至少在欧洲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谈论以上这些，并不是说特朗普的贸易关税是理性的回应。如果报复导致摩擦进一步升级，全球最终将陷入全面贸易战和经济衰退。然而，如果北京方面低估了以某种形式站在特朗普背后的古怪联盟，那将是愚蠢的。虽然很多对华鹰派极不认同特朗普的贸易观点，但他们欢迎任何可以约束北京的机会。
　　对中国而言，明智的回应可以从正视存在爆发更广泛冲突的风险开始。果不其然，北京已感到有必要对美国最新的关税措施做出回应，但除了报复还是报复。中国如以有节制的方式回应，将为恢复严肃谈判留下后路。静候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将可以评估特朗普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受短期政治压力驱动的。
　　另一方面，更激进地进行回应将为华盛顿那些希望对两国经济关系施加一系列永久性限制和约束的人士提供机会。西方仍有人对冷战时期禁止向苏联转让技术的巴统(CoCom)规定念念不忘。如今的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有深厚的利益。但如果当前的争端波及到科技行业，北京方面在这场贸易战中将成为输得更惨的一方。
　　如果中国希望在华盛顿的辩论能对自己有利，它需要美国商界的朋友。
　　在中国崛起过程的头几十年里，“韬光养晦”的谦逊战略让中国掌控了自己的命运。如今，傲慢招致了外界的口诛笔伐。中国或许会反思，大国地位隐含着陷阱。

来源时间：2018/9/21   发布时间：2018/9/21

旧文章ID：17073

作者：郭艳琴  来源：澎湃新闻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报告中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用词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大转型和大调整的阶段。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从未如此重要又如此脆弱。
　　美国画的圈
　　根据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的规定，美国总统需每年一次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目的是向美国公众公布美国政府对国家利益、可能威胁这些利益的因素的看法，以及相应的政策方案。
　　不过，报告延迟发布或者根本不予以发布，也是常有的事。以小布什和奥巴马为例，两位总统在各自8年的两个任期中都只发布了2份报告（分别是2002年、2006年、2010年、2015年）。克林顿政府则在两个任上发布了7份报告。
　　由于美国总统在同一任期内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所以本文主要分析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发布的第一份报告（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二任期发布的第一份报告（199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二任期发布的最后一份报告（2001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小布什政府发布的2002年和2006年的报告，奥巴马政府发布的2010年和2015年的报告，和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共8份报告。
　　此外，笔者还选取了200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报告》共3份报告作辅助分析，通过分析这些报告中对中国战略定位使用词语的不同，梳理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
　　在上述报告中，美国“定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词语包括：同盟国（ally）、 友邦（friend）、伙伴（partner）、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竞争者（competitor）、竞争对手（rival）、对手（opponent）、敌手（adversary）、敌人（enemy）。
　　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罗格21世纪同义词词典》和《英语词语辨析词典》的解释，ally是指（尤其是战时）同意帮助和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即同盟国；friend是指和自己有着共同利益和观点、并会帮助和支持自己的人，即友邦；partner是指与另一个国家有协议关系的国家或组织，即伙伴；stakeholder是指某组织、工程、体系的参与人，即利益攸关方；competitor是指一般的或商业上的参赛者或竞争者；rival是指在体育竞技或商业上竞争的对手，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比较指向一对一的、为了某一个目标而进行厮杀的对手，还可指大范畴的竞争，如国家竞争、行业竞争等，有时含有敌对性质；opponent是指比赛、竞赛或辩论中持相反意见的人，即对手或者竞争者；adversary是比较正式的用词，指辩论、战斗中的敌手、对手，通常是指具有持之以恒决心的敌手，暗含长期的难以对付的敌手之意；enemy是指怀有恨意并与之作对的敌手。由此，可以把这些用词由亲密关系到疏远关系进行排序：
　　ally→friend=partner→stakeholde→competitor→rival→opponent→adversary→enemy。
　　为了简化和明确区分这些用词，结合这些用词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文本语境中的含义，笔者将这些用词归类为：“朋友圈”“中间地带”（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和“对手圈”（如图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对手→朋友→对手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相继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中国的”（China/Chinese）出现的次数、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用词的转变、对中国崛起的标准用语的改变、对中国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认知，呈现出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对手到朋友再到对手的演变过程。
　　（1）关于中国的战略定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如图2）虽然多少不一，但提及次数的多少并不一定与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亲疏程度呈正相关。
　　例如，排在第二位的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高达36次，但所体现的美国对华政策却是最消极的；而克林顿任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一次比一次多，其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确实越来越积极；小布什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比第一次的多，可是其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却不如第一次时积极；奥巴马政府的情况与小布什政府的情况类似。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但如果参考美国历任政府每次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结合相关报告中对中国或直接或间接的战略定位用词，我们就能够明确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克林顿执政后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为11次，对中国的用词大部分是诸如“专制政权”“不确定性”“可能的威胁”等比较消极的词语，此时的中国属于美国的“对手圈”。
　　199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明显上升，达到23次，用词也明显比1994年的积极和充满希望。报告认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heavily）依赖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但能否与中国成为战略伙伴，要“取决于中美双方能否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建立起富有成效的关系”。此时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应该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中间地带”的国家。
　　2001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中国的次数最多，多达58次，而且用词是克林顿政府的7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最积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中提到的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覆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超过20多个领域，此时的中国是美国的“伙伴”，属于“朋友圈”的范畴。
　　到小布什政府时期，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下降到20次，但用词还是比较积极友好和有希望的。报告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战略的重要的一部分（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strategy），能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为我们重要的贸易关系（our important trade relationship）带来益处，也将为美国的农民、个人和公司带来更多的出口机会和工作岗位。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报告认为，9•11事件改变了世界形势，要在“与欧洲和亚洲的同盟国合作的同时，加强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合作”。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虽算不上是美国的“同盟国”，但毋庸置疑可以算作是接近同盟国的“友邦”或“伙伴”。
　　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为30次，用词上大体延续了2002年积极友善的基调，但也多了一些疑虑，认为中国必须充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此时的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虽属于“朋友圈”里，却不如之前的“伙伴”基调积极。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都不多（分别是10次和13次），在谈及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时，用的大多是正面词语，如“建设性”（constructive）“史无前例”（unprecedented）“有效的”（effective）“开创性”（ground-breaking）和“里程碑”（landmark）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明显上升，使用了“竞争”“监视”“更强势的姿态”等比较消极的词汇。
　　如果说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内，中国还属于美国的“朋友圈”，尚算作是美国意图拉拢改造的“朋友”的话，到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担忧明显上升，此时的中国已经被划分出美国的“朋友圈”。但基于当时中美两国合作所占比重较大，所以中国此时应算作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中间地带”的国家。
　　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措辞愈发偏激，战略定位也愈发简单粗暴，亦即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competitor）“竞争对手”（rival）“敌手”（adversary）。特朗普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多达36次，只有一次提到“合作”（cooperate），具体语境是——“尽管美国寻求继续与中国合作，但中国却运用经济诱惑和惩罚手段，以及使用军事威胁来迫使其他国家遵循其政治与军事议程”。除此之外，关于中国的用词都比较消极，如“敌手”“竞争对手”“挑战者”（challenger）“威胁”（threaten）“侵蚀”（erode）“限制”（limit），等等。此时的中国属于美国的“对手圈”。
　　（2）关于中国崛起
　　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认为“即使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仍是一个专制政权”。此时的中国虽是美国的“敌手”，但经济实力尚未发展到能引起美国特别关注的程度，所以当年的报告没有对中国崛起有的相应反应和相关言论。
　　1997年起，有关中国崛起的言论开始出现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当年的报告两次提到“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开放和安定的中国的出现（emergence）符合美国的利益”，以及“美国首要的（overarching）利益是中国作为一个稳定、开放、安定和和平的国家的出现”。
　　直到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崛起都使用了类似的措辞，尽管每份报告会有些微妙的不同：2001年报告指出，“一个稳定、开放、繁荣和遵守法律法规，并在为建设一个更和平的世界上承担责任的中国，明显且深刻地（clearly and profoundly）符合美国的利益”；2002年报告强调，“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2006年报告则在“欢迎”前加了一个前提，“如果中国能遵守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美国将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并与我们一起合作处理共同挑战的中国的出现”；2010年的报告指出，“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核扩散的过程中，我们欢迎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的角色（a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2015年的报告继续强调，“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及繁荣的中国的崛起”。
　　2017年报告彻底抛弃了这套措辞，直接对之前美国政府支持、欢迎中国崛起的态度进行了批驳和否定：“几十年来，美国支持中国崛起的政策，以及认为把中国融入战后秩序将使中国朝自由化的方向发展的做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3）关于对华政策
　　在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已开始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当时冷战刚结束，美国正意气风发，虽然在战略定位上仍把中国归入“对手圈”，但在对华政策上却认为应与中国接触（engage），“有力地促使中国参与到地区安全机制中来，符合两国的经济战略利益”。
　　1997年报告延续了“接触”的方向，认为“一个孤立的、内向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都是不利的”，所以“必须与中国进行更深入的对话（a deeper dialogue），把中国融入进国际体系之中，是美国应对诸如核试验等共同面临的挑战的最佳方式”。
　　克林顿时期最后一份国安报告，亦即2001年报告，肯定了八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所实施的“接触”政策，认为“这一政策成功地鼓励了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经济改革，防止了两国倒退到对抗关系中”。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主要是合作，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涵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超过20多个领域。
　　进入小布什时期，美中关系成为美国对外战略中重要的一部分。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美两国在诸如恐怖主义、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和阿富汗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肯定中国既有的一些政治改革，希望中国能进一步改革，并寻求“与一个变化中的中国（a changing China）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2006年报告更中国界定为“全球增长引擎（global engines of growth）五大国家之一”，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合作，并确保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保护知识产权”。
　　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份国安报告中，中国成了“21世纪的影响力中心（21st century of influence）之一”，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全方位的关系。到了2015年的第二份报告，美国依旧“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我们在应对共同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健康、经济增长，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但同时又认为美国应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着警惕，“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我们需要有更强势的姿态，坚持要求中国在海上安全、贸易及人权等方面遵守国际规则。我们将密切监视（monitor）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及其在亚洲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力量”。
　　到了2017年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切的客气话都消失了。报告直言美国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挑战，而这些挑战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和跨国恐怖组织。报告认为，中国正在与美国及美国的同盟国和伙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领域进行激烈的竞争,并且寻求在印太地区替代美国。作为应对，美国将“与我们的伙伴合作共同对抗（contest）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的竞争，并限制中国获得敏感技术”。
　　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定位经历了从对手到朋友再到对手的调整过程（如图3）。这种调整并非转瞬之间，到特朗普执政才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政策演变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具体而言，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低开高走的过程，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从第一任期时的认为中国是专制政权和潜在的地区性的威胁（“对手圈”），到第二任期刚开始时的把中国定位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但是可以塑造和加强合作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朋友，再到执政后期把中国定位为“伙伴”。
　　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由亲到疏的过程：从反恐战争刚开始的“朋友”“伙伴”，到“利益攸关方”，再到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但总的来说，此时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即使是在美国看来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美国还是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中美关系在这个时期是以合作为主的。
　　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与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合作，而且也欢迎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奥巴马政府首次表达了希望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的角色”。此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毋庸置疑是“伙伴”。而到了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后期，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疑虑明显上升，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但由于奥巴马总统奉行强调合作多过强调竞争的自由主义政策倾向，2015年的报告指出，“（与中国的关系）尽管会有竞争，但我们会尽力避免对抗（confrontation）”。此时的中美关系还是以合作为主。
　　而到了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2017年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无论是在战略定位的用词，还是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战略认知，以及所主张的美国对华政策都是非常消极的，此时的中国显然属于美国的“对手圈”。
　　这一起伏演变的过程既非从特朗普而起，也不会随特朗普下台就戛然而止。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将经历动荡和波折不足为奇。
　　—–
　　本文原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对华政策：文本解读与分析》，刊发于2018年第2期的《当代美国评论》（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

来源时间：2018/9/21   发布时间：2018/9/21

旧文章ID：17072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法国《世界报》9月10日刊载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的专访称，美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而特朗普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为超级富豪们设计的，可它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是灾难性的。他给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减税，却让中产阶级多出钱。
　　以下为专访内容。

　　子孙后代须为赤字“埋单”
　　《世界报》记者萨米埃尔·菲图西问：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标普500指数上涨33%，达到历史最高点，失业率处于低位，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4%。总之，特朗普还行吗？
　　约瑟夫·施蒂格利茨答：美国经济欣欣向荣并非特朗普的功劳。首先，他所受益的经济复兴始于奥巴马时期。第二，他通过提高财政开支和降低税收来使得财政赤字激增，这自然造成短期的经济增长。如此规模的税收冲击，眼看美国财政赤字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增至近乎6%，如果是在法国，这甚至可能得不到各种欧盟协议的准许。第三，股价之所以如此上涨，主要是因为公司税大幅降低，这提升了企业的价值。
　　通过让财政赤字激增，特朗普把税收负担转到了未来几代人的身上。他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并不可行。我预计经济增长在2019年底、2020年初会真正放慢脚步，因为他的改革不利于投资。总之，他的经济增长将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特朗普政策乃“劫贫济富”
　　问：您还质疑他的经济政策的不平等特点。
　　答：美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而特朗普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为超级富豪们设计的，可它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是灾难性的。他给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减税，却让中产阶级多出钱。
　　问：可是，有利于企业的种种措施难道不会促成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经济增长吗？
　　答：近年来，1%的最富裕人群的收入不断增长，90%的最贫困人群收入则停滞不前。种种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即最富裕的人致富只有利于最富裕的人。此外，特朗普报答给富人和企业的资金并没有被用于再投资，也没有被用来提高工资，而是用于资助收购股份计划，这就把钱放到了已经很富裕的美国人的口袋里。
　　问：我们来谈谈贫富不均的问题，您将此视为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为什么贫富不均现象近40年来在我们的社会里频频可见？
　　答：一些重要的趋势，如技术变革、贸易自由化或全球化，在所有国家都是同样的。然而，所有国家的贫富不均现象并非以相同的方式增多，这证明，种种政治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要为此负责。
　　“逆全球化”将更具毁灭性
　　问：为什么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措施得到了其支持者们的赞同？
　　答：经济学家首先认同这样的事实，在宏观经济范围内，得到妥善经营的自由贸易是有益的。相反，在个体的范围内，至少在短期内，自由贸易最经常让一些没什么技术能力的劳动者成为受害者。然而，近十年来，我们没有帮助遭受去工业化打击的地区的劳动者，反而却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担心，稍后你们就可感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了”。有些人始终都没有受益于自由贸易，自然就对其怒火万丈了。
　　即便如此，恢复保护主义也不会对他们有帮助。全球化颇具毁灭性，而“逆全球化”可能更具毁灭性，并可能令人不解地给已经饱受全球化之苦的部分百姓带来许多痛苦。
　　问：民粹主义目前在美国还有欧洲大行其道。您如何解释各传统党派和专家们被抛弃的现象？
　　答：在美国和在欧洲一样，精英分子的许诺和得到的结果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被认为可创造经济增长的金融市场放开导致了自1929年以来的最严重金融危机。被认为可支持整个欧洲繁荣的欧元让德国富足，却给欧洲那些最贫困的国家带来痛苦。选民们因此转向一些从未上台执政过的政党。

来源时间：2018/9/20   发布时间：2018/9/20

旧文章ID：17067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来源：FT中文网

　　贸易战争不是平白叫战争的。推动美中最近一轮针锋相对的贸易制裁的因素，正是会导致真正战争爆发的恐惧和自豪感。一个国家采取激进举措，另一个国家则感觉必须以牙还牙。双方都担心，如果让步，他们将在全世界和自己的人民眼中丢脸。
　　特朗普政府的观点是，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贸易中“作弊”。但是，面对美国7月实施的第一轮关税措施，中国的反应不是让步，而是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
　　不出所料，中国没有退让，反而承诺要以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更多关税来回应美方最新一轮措施。按照事态升级的逻辑，特朗普誓言这将导致美国加征更多关税，涵盖几乎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税率可能提高至25%。
　　双方都愿意承担贸易战的风险，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有更大的胜算。美国认为中国经济正经历困难，因此无力招架美国的经济施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最近表示，“中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路”。美国人还知道，中国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打关税战的时候更弱势。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则认为，与美国容易受到压力和选民不满影响的政治体系相比，中国的威权政治体系更能禁得起打贸易战。中国当局一定注意到了，特朗普政府已不得不承诺为那些受到中国关税不利影响的豆农提供补贴。
　　正如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所说的那样：“双方都认为自己能够获胜，因此愿意开战。用政治学的话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战争都是在争谁强谁弱，否则就不需要开战了。在这件事中，贸易战对决出谁对谁错是必不可少的。”
　　到目前为止，贸易战的主要武器是关税。但中国很快就没有美国商品可加征关税了。因此，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寻找其他反击方式。
　　现在已经能看到某些变化了。外交官表示，中国已放松了对朝鲜的贸易制裁——这些制裁措施对于美国迫使金正恩(Kim Jong Un)政权放弃核武器的努力非常重要。中国还可能对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设置新的监管障碍。此外，中国还可能操纵人民币贬值，这可能轻易抵消加征10%关税对价格的影响。
　　还有关于中国作为美国国债大买家这一角色的新猜测。一些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拒绝购买美国短期国库券(T-bill)、使之更难为美国联邦赤字融资来对美国施加压力。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认为，美国将很难对中国政府“强硬起来”，因为中国是“美国的金主”。然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时期的主流观点是，中国永远不会放弃其持有的美国债务，因为这会拉低中国自身储蓄的价值。然而，随着美国赤字在特朗普减税后再次飙升，中国肯定会探索把债务威胁用作报复措施的可能性。
　　一旦战争爆发，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新武器被开发出来。这一规律既适用于真正的战争，也同样适用于贸易战争。

来源时间：2018/9/20   发布时间：2018/9/20

旧文章ID：17065

作者：Forbes  来源：FT中文网

　　“打雷了、刮风了、下雨收衣服啊!”影片《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成为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至今已经不是单纯的两国之间的贸易矛盾。现在，国内大街小巷中，一谈到中美贸易，无论男女老少都知道其中的政治博弈。中国正面临着和平时期最大的挑战，考验中国决策能力的时候到了。
　　继美国2000亿美元后，中国商务部立刻给予600亿美元的回击。此外，特朗普还威胁将进一步加大关税征收范围。按照这种发展趋势，中美贸易摩擦形势会愈加激烈。作为企业和个人，在这种环境下，“自保”是最优的选择。
　　外部冲击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GDP为12.25万亿美元，同期美国GDP为19.38万亿美元。中美经济总量之间有着约三分之一的差距。美国依旧占据一定的优势。
　　但是，中国的崛起令美国感到不安。由于中国国内有巨大的生产力基础，中国想要在某个行业发展就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资源聚集的效应。人力、物力、财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中国能在新兴产业中快速取得领先地位。也正因为资源集中，很多行业发展到后期会出现产能过剩、泡沫化现象。
　　与中国相比，美国如果想要在某些领域取得发展，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但是，美国的优势在于创新能力较强，产业发展速度虽慢但却能不断冲破技术瓶颈，后劲十足。这也是中国产业发展的短板。
　　在一些传统行业中，美国已经取得一定优势地位并且形成有效的竞争壁垒情况，美国并不担心中国的崛起。但眼下正值第四次工业革命前期，AI、新能源、VR、5G等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当今时代的热点。有些核心技术甚至关系到国家整体战略层面。
　　因此，美国惧怕中国在新时代的竞争中凭借出色的“抢跑”能力占得先机。为了保证自己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采取行动打压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对手是势在必行的。
　　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击无关乎特朗普，即使不是特朗普，换做其他总统也会采取类似行动。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措施，但目的肯定是相同的。因为这就是“规律”。
　　由美国引发的外部冲击对中国国内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直接打击了国内市场信心。北京市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54.8亿元，同比下降14.4%;其中，第一产业31.2亿元，同比下降42%，第二产业186.5亿元，同比下降39.6%，第三产业2837.1亿元，同比下降11.5%。
　　股市是市场信心的风向标，近期A股指数已经创下了年内新低。今年，股市表现整体偏弱，相较元旦后的3314.03点，现在的A股指数能站稳2700就不错了。资本市场遭遇了“寒冬”，不少机构面临了“融资难”的困境。
　　转型周期
　　此外，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周期，转型过程中的新旧交替必然会带来阵痛。去杠杆、去产能带来的传统制造业瘦身也开始随着产业链向上下游传递。
　　旧动能在不断消减，新动能却没有出现对应的跟进。这其中，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脱实向虚，社会浮夸氛围起了不小的作用。很多新行业，“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不断上演。
　　如今，很多拨乱反正都是对以前监管漏洞的亡羊补牢。旧环境的改变让许多人感到不适，新旧动能切换关系到太多人的利益。改变未必就一定向好，但不改变就是死路一条。
　　上世纪的中国徘徊于小农经济的泥潭，因为改革开放，中国成功从农业经济迈向工业经济。现今，到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跨跃的时间节点。
　　当今的问题在于，以前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不够彻底。中国的工业化生产过度集中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低边际效益的模式中，真正含有核心技术的工业产品太少。同时，太多企业与个人的思想依旧停留于工业化时代，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更有不少人把农业经济时代中的小农意识带到今天。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上世纪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不彻底，工业经济时代遗留了不少农业经济产物;二是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就完成了他国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思想观念转变缺乏时间积累和过渡。
　　因而，当前很多问题有其历史必然性。从农业经济末期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依旧奋斗在第一线，他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上世纪，对于这些企业家而言，他们很难继续跟上时代的步伐。出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中生代企业家还未充分在这个时代有过多积累和沉淀就面临着第二次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过快过多的思维切换使得这批企业家没有足够的累积，进而在面临时代考验时缺乏信心和底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批中生代企业家对于未来的判断大多是“未知”、“不确定”。
　　“活下去”才能见到曙光
　　黎明前总是黑暗的，春天前肯定是冬天。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在外部压力及内部调整环境中，首要问题是“活下去”。马云在浙商总会上曾暗示未来经济形势，他预测未来30年，经济将会重新洗牌。
　　在当前环境下，有些企业为了追逐市场风口忘记了本分，一会做AI、一会做新能源车、一会做芯片、一会做区块链，恨不得把市场热捧的领域全都尝试一遍，至于能不能成形以后再说。
　　也许，追逐市场风口能实现短期市值增长，但从长远角度考虑，跨界进入原本就不熟悉的领域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无论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想要取得成绩必须要有积累和沉淀。在新行业、新领域中的投入一开始就得承受前期的巨大亏损;更糟糕的是，这些新行业、新领域没有前车之鉴，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企业需要背负更多的试错成本。在现今环境下，盲目扩张反而会加大企业资金链风险。当然，那些原本就是为了政策套利、骗取政府补贴的企业就另当别论了。
　　从企业角度看，原本有基础能够导入新行业、新领域的可以加大投入力度。但如果原本就与这些新兴行业无关的，就安心在自己专业的领域深入挖掘，精耕细作，别想着什么都能做。即使要扩张，也该着眼于外部环境，虽然欧美市场拓展空间不大，但沿着“一带一路”方向走，多少都有点机会的。不过，在当前这种整体环境下，防御性策略应该是企业发展的主流，“熬”过冬天才能迎来春天。
　　国内企业的一大短板就是缺乏核心技术，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大多来自政策壁垒和资源壁垒。未来，企业利润增长点在于核心技术，企业能否在市场上站得住脚比拼的是自身对于市场的挖掘深度。
　　对于个人而言，通胀是所有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胀正在影响着生活质量。同时，国内经济调整所淘汰的落后产能也会导致一些产品物价上升。个人需要提高支出效率，改变宽松环境中的生活习惯。尤其是控制个人负债，“花明天的钱，买今天的东西”这种理念会坑害一批人的。
　　对抗通胀最好的方法是投资，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大多数人缺乏投资知识;而且，投资理念也很有问题，往往会忽略投资风险，盲目追逐高收益产品。因此，个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挤出时间好好学习一下怎么投资。国内金融乱象有目共睹，投资理财骗局众多，没有一定的知识不可能辨析真伪，而这些能力只有靠自己去学习积累。
　　最重要一点，个人应该调整好心态，做好过冬准备。政府已不止一次的给出信号，未来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保持“L型”走势。个人期望不能太高，管好自己的钱袋子确保自己能“活下去”，才能等到新一轮上行周期。届时，谁手上握有现金，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来源时间：2018/9/20   发布时间：201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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