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来源：中评社

　　曾经因为报道“水门事件”而声名大噪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在其新书《恐惧：白宫的特朗普》中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争的台前幕后，让人们充分了解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分歧。
　　按照美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是美国总统的咨询者，并没有决策权。由于美国实行总统负责制，因此，美国总统任命的所有内阁部长或者经过参议院批准的所有联邦机构负责人都必须听命于美国总统。这就使得美国总统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力和判断力，如果美国总统固执己见，在决策过程中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那么，总统的决策很可能会出现方向性的错误。
　　美国之所以发动贸易战争，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了解美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而美国白宫顾问们之间的分歧，客观上影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策。按照这位《华盛顿邮报》记者调查得出的结论，美国白宫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派，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已经处于后工业化社会，服务贸易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4%，美国不可能回到工业化时代；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美国应当发展制造业，重新回到工业化时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就业问题，才能振兴美国经济。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持前一种观点，而美国贸易和工业政策主任及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德·纳瓦罗则持后一种观点。
　　毫无疑问，美国总统赞成彼德·纳瓦罗的观点。无论是在竞选期间，还是入主白宫之后，特朗普总统始终认为，美国华盛顿政客剥夺了人民用来养家糊口的工具，“他们把我们的工作岗位、财富和工厂送给了墨西哥和海外其他国家”。这样的观点具有政治煽动性，有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民粹主义。如果从美国产业工人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之所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把大量工厂搬迁到其他国家，就是因为美国比较优势是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而不是在制造领域。如果美国在制造领域拥有比较优势，甚至不需要美国政客发出号召，美国企业就会主动将自己的工厂搬迁到美国。
　　特朗普上任之后，鼓励苹果公司、耐克公司及其它美国重要的公司将自己的工厂搬迁到美国。当美国一些企业决定将自己工厂设立在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舟车劳顿，参加奠基仪式。这充分说明这位美国总统对传统制造业情有独钟，对美国经济发展阶段一无所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负责产品的制造，而其他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则负责原材料的供应和产品的消费。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20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异军突起，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从而使美国从消费品的生产国变为消费品的进口国。
　　美国投资者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需要，将缺乏竞争力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着力发展美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利用掌握的知识产权，收取知识产权垄断专利许可费用。为了确保美国在金融服务业和知识产权贸易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美国不惜将关贸总协定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增加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的内容，通过谈判确保美国在金融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领域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导致美国产业工人失去工作岗位，美国中西部地区一些城市因为工厂搬迁而迅速凋敝，美国东部一些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和钢铁企业由于产品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而迅速失去订单，这些企业所在的城市因为缺乏稳定的税收来源而负债累累，一些城市甚至不得不宣布破产整顿。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让世界各国充分意识到，美国的信用经济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继续支持美国的虚拟经济，购买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发行的有价证券，那么，投资者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正因为如此，他们拒绝购买美国的金融债券，少数国家甚至拒绝使用美元货币，这就导致美国信用经济难以为继。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的口号，希望美国能重新回到工业化时代，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走得更远，希望所有投资其他国家的美国企业把自己的投资收回，在美国建立工厂，振兴美国的制造业。
　　来自美国华尔街的科恩充分了解美国经济现状，他代表美国金融服务业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在白宫担任总统经济顾问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选中的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彼德·纳瓦罗产生严重分歧。这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纳瓦罗不仅是一个善于拍马屁的马屁精，认为美国“总统的直觉总是正确的”，而且从骨子里反对自由贸易，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来自中国、墨西哥、加拿大的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来自华尔街的经济顾问认为贸易逆差无关紧要，它可以让美国消费者节省更多的开支，用于购买其他的商品、服务。贸易和工业政策主任及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则认为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是一个“华尔街白痴”，科恩在得不到美国总统认可、遭到贸易委员会主任排挤的情况下，只能黯然离开白宫。
　　美国信用经济边际效用已经明显减少，美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虚拟化和“空壳化”现象。美国必须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向。可是，从短期来看，美国要想重新回到工业化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传统的工业发达国家加拿大、德国、法国和英国在许多领域和美国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快马加鞭，他们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越来越强大，美国要想与中国在货物贸易领域开展竞争并且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果不其然，美国总统决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中国丝毫没有退缩，中国勇敢地迎接美国发动的第一波和第二波贸易战争，对美国增加征收关税的惩罚性措施，中国针锋相对，对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现在美国威胁对所有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试图把中美两国贸易关系清零，即便如此，中国也没有向后退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升级贸易战争，中国将奉陪到底。
　　中国之所以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争采取正面应对策略，是因为中国知己知彼。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长期的后工业化发展，让美国在许多领域缺乏竞争能力。美国的自行车生产企业要想组装完整的自行车，必须到中国采购零部件。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它标志着美国在基础工业制成品领域缺乏明显的比较优势。
　　美国人依靠石油化工产业积累的技术开采美国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从而使美国市场石油天然气价格大幅度下降。然而，美国虽然是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但是，美国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已经意识到，石油天然气产业链条非常复杂，如果美国出口石油天然气资源，那么，美国石油天然气企业的利润率相对较低。只有在化工产业链条中占据制高点，才能确保美国石油天然气企业获取更高的利润。正因为如此，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美国总统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的关键时刻决定在中国广东设立大型石油化工基地，这说明即使在美国具有一定技术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国内市场已经饱和，这些产业的企业也不得不到中国开辟新的市场。
　　美国在后工业化时代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美国发展战略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利用现代军事局域网技术，建立了民用的互联网络。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络成为新兴产业。美国凭借互联网络技术，大力发展互联网络设备制造、软件开发等产业，从而使美国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头脑发热，在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压力下，向美国国会提交金融现代化法案，决定利用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优势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获取更多的利润。华尔街投资银行快速发展，客观上为美国经济发展筹措大量资金。但是，正是由于信用经济迅猛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透支”现象。美国本土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大量外资撤出美国，美国金融经济遭受致命打击。美国投资银行为了确保机构运转，大量投资房地产，从而使美国房地产业泡沫迅速膨胀。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时候，人们猛然发现，美国没有了工厂，没有了产品，甚至也没有了属于美国消费者的住房。
　　经历过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财政赤字迅速膨胀。虽然美国总统希望通过发展工业，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问题，但是，美国经济积重难返。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承诺增加就业岗位，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但是现在看来，这位美国总统选择了非常糟糕的解决方案，他试图通过发动贸易战争，迫使其他国家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从而使美国企业苟延残喘。
　　特朗普总统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消费者有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美国贸易伙伴必将采取对应措施，对美国出口其他国家的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这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好处。虽然美国与墨西哥达成一揽子协议，墨西哥在出口美国产品方面作出巨大的让步，但是，墨西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继续保留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从表面上来看，美国从与墨西哥达成协议中得到喘息的机会，美国汽车工厂可以继续开工制造汽车，但是，由于协议的执行成本非常高，特别是美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美国汽车工业能否从中获益还有待观察。如果韩国、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增加，那么，美国要想让自己的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特朗普已经把矛头对准日本、韩国等军事同盟，逼迫他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可以肯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下，日本、韩国很可能会屈服，即使不会全面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条件，日本和韩国也会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以便让美国总统对国内有所交代。
　　美国对世界各国发动贸易战争，短期内是为了振兴美国制造业，但是，由于美国选择错误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国经济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华盛顿邮报》记者披露的消息令人不寒而栗。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发动为战争的方式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不排除这位美国总统采用其他方法转移视线。如果美国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会全面爆发。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政府财政预算，美国军费开支已经超过世界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已经向地中海派出战略核潜艇，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随时有可能会对叙利亚政府军发动攻击。如果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大打出手，那么，美国有可能会利用战争手段掩盖国内经济问题，甚至有可能会通过发动战争拉动美国经济增长。
　　对于来自美国华尔街的总统经济顾问关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论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听不懂”。这说明这位美国总统仍然生活在工业化时代，可是，他却在领导一个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这是美国总统的悲剧，但何尝不是美国的悲剧呢？美国选举产生一个具有冷战思维的工业化时代的房地产大亨，可是，美国经济已经脱胎换骨，美国依靠金融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如果彻底打乱美国的经济体系，振兴美国的制造业，那么，美国面对的不仅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竞争者，还包括美国国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行业所有既得利益者。这位美国总统能否安然度过他的任期，能否在竞选连任中得到美国华尔街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只要这位美国总统在任职期间不宣布对外发动军事战争，人们就应该感到万分庆幸。向这位美国房地产大亨出生的美国总统解释美国后工业化时代金融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恐怕是对牛弹琴，如果不能让美国工厂的烟囱冒烟，让美国的制造业重新发展，这位美国总统死不瞑目。
　　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人类文明必须沿着这个轨道发展下去。可是如今美国作为后工业化时代重要国家，猛然发现自己走得太快，以至于失去了太多，因此，准备重新回到工业社会，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同台竞技。在这场历史性大调整过程中，美国充分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对其他国家大打出手。作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的世界贸易组织面对美国如此疯狂的举动居然无动于衷，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甚至才采用拖延战术，阻碍世界贸易组织仲裁机构发挥作用。这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建立有利于美国国际秩序过程中，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中国面对这样一个不断使用“老黄历”的美国总统必须沉着冷静，一方面积极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必须以最少的成本与美国周旋下去。中美两国之间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也是长期性的矛盾，短期内矛盾无法得到彻底解决。长期来看，美国未来领导者一定会充分意识到，美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来自于国外，而是来自于国内。由于美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所代表的美国信用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如果不能依靠科技创新，催生新的产业，那么，美国要想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竞争并且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必须承认这一点，除非拥有颠覆性的科学技术，形成新的知识产权体系，否则，美国要想在工业化竞争中占据领先的位置只能是痴人说梦。

来源时间：2018/9/24   发布时间：201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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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道炯  来源：北大国发院

　　2018年9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128次【朗润·格政】论坛在朗润园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民营企业与中国经济发展。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查道炯教授的发言整理。

　　今天讨论的是民营经济，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民营经济不是我的专长。但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一直是国际上观察和应对中国的重要参照点之一，所以我想借此机会从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谈谈我的理解。
　　就在几天前，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再次升级，美方已经决定对中国输美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税，而且，对所有产品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步伐也越来越近。刚才姚洋教授已经提到我们今天讨论主题的这个背景和慎重应对的必要性。
　　对于贸易战，有些人仅仅注意美国的总统和主事官员等人说了什么，这远远不够，甚至是错误的。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大多数的美国专家、学者、企业家，甚至一些政府高官们不同意特朗普的手段，但却同情并认同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背后的理由。什么理由？中国应该被有所钳制，用比较江湖的说法就是到了有人出来修理修理中国的时候了。这是一种情绪，不是“理性思维”，但这种情绪却实实在在地发挥着作用。在欧美，对特朗普的“批评”之一就包括他没能把欧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联合起来与中国谈判，或者说得直白一点：联手施压！
　　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什么要钳制中国？我们既要听专家的，也要认真听一听西方的民意。今年夏天我就结识过一位德国的中国通。她1982年德国大众汽车与上汽合作时来到中国，之后在中国生活过几十年，中文也非常好。这位退休的老人在柏林一个有关亚洲局势的会上现身说法，生动地讲了一个观察：中国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做法，确实对外资、民企很不公平，非常失望。
　　这位女士是西方当下民意的代表之一，她们都很明白特朗普对中国的惩罚将会推高很多外企在中国的成本，打乱不少西方商业集团的产业布局。但是，她们对特朗普行为背后的理由和逻辑却深深地认同。这是最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和警惕的。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外国的领导人是有任期的，但是国外民间形成的对中国市场的观察却是影响深远的。是让这种即将要成形的民意一步步固化，还是努力去稀释，甚至扭转，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
　　再回到中国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西方商界和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我们很不一样。
　　在中国，我们似乎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国企能不能做大做强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政府控制力等等。这些观念有广泛的认同度。确实，中国的国企往往承担着很多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比如抢险救灾、修路架桥、扶贫济困。国企替政府做了那么多事情，政府反过来就感觉亏欠着国企，因此从资金到政策，都对国企给予照顾、补贴。
　　在中国自己的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中，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国企，正因为它的收入中包含了不是通过创造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而得到的成分，它就是非正常的竞争者。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企没有那么殷实的资金和政策靠山，大多需要通过寻找市场中的获利缝隙，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提升效率和竞争力，不断证明自己，所以在全球的生意场上都是可敬的竞争对手，不分东方和西方。
　　在美国发起贸易战之前，西方不少国家就开始对中国国企的海外并购设置限制，只是借贸易战这个势头现在越来越明确地排斥。国外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就是与全中国的企业作对？不见得。对中国的国企走进它们的市场，西方不情愿，甚至很害怕，因为西方的民营企业觉得自己一针一线地赚钱，好不容易做起一家企业，一时遇到了金融方面的困难，被中国的靠非常规途径而做大的企业拿走了，以后的命运完全无法预测了。国内对国企誉为“共和国的长子”、经济与战略等多个领域“安全守门人”的宣传，更让西方对中国的国企高度警惕，对方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国企收购以后，他们家的企业会变成什么样。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是说支持国企的逻辑都是错的，或者压根儿没有道理。我只是想说，我们不能再以某种“不由分说”的思路来看待国企或民企在国内以及对外经济中的作用。例如，制裁或禁运是外交斗争的手段之一，国企的体量大，又有国家意志支撑，因此在抵挡制裁或打破禁运中能发挥领军作用。这在历史上被多次证明。但同一枚硬币还有另一面，正因为国企明显的垄断地位，外方制裁时找目标就非常简单、直接，而且理直气壮，制作的效果，哪怕只是心理效果也会因为涉事企业规模大而很容易显现、扩散。
　　我们掉过头来想想，像粮食、能源等涉及日常民生的大宗商品，也包括类似芯片这样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我们的进口格局中不是几家突出的国企，而是众多民企在“蚂蚁搬家”，而且它们的海外采购来源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面对制裁大棒时就更容易以比较低的成本对冲，毕竟八仙过海，“东方不亮西方亮”。当然，政府要管好进口产品的质量监控。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这句俗话有助于我们思辨国企和民企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如何互动，以及面对国际局势动荡时如何取长补短等相关的课题。在整个国家和社会都遭遇制裁或封锁的时候，想要有效应对就不能在自己国家的企业中分亲疏。从这个角度看，不仅有必要乐见民企在国内发展，还应该支持它建起自己的广泛跨国经济链条。
　　时间有限，我想归纳一下。面对贸易战带来的忧虑，我们更需要冷静地聆听、分析西方对中国的忧心或者不够放心之处。不能把西方对国企的担忧或批评与不满甚至是阻挠中国崛起简单地划等号。那是很粗暴的做法，只会导致更多的本来对中国很友好的西方企业家或高管也对中国遭遇钳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替中国的发展模式辩护都面临软肋，底气不足。
　　最后特别想说的是，贸易战，不管打多久，都是一时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长远的。如果我们是真心秉持这样的理念，就要求我们尽力去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当然就包括西方人在内。
　　我们议论国企VS私企当然不是为了让西方人高兴。但是，假如中国自己的私营企业对于产权保护都没有足够的确信，自己的人民对辛苦合法积攒的财富都没有足够的安全感，那么，想在遇到贸易战时得到西方社会足够的信任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给自己国家的民营企业和人民一个足够的确信和安全感，非常有利于持久性地应对贸易争端，短期能减少损失，长期还有利于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来源时间：2018/9/23   发布时间：201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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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松祚  来源：向松祚（ID: xsz0128）

　　1
　　不出所料，不顾所谓听证会的结果和多方的质疑与反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决定从9月24日开始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还威胁称若中国反制或美中无法达成协议，将从2019年起把税率提高到25%，并且将可能对另外2000多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果真如此，意味着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强硬回应美国的一意孤行。中美贸易战或中美贸易摩擦显然已经快速升级。
　　毫无疑问，这已经是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之一。1960年代美国和西德的贸易摩擦、19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与今日美国针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战，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政府强硬回应理所应该，中国人民表示愤慨情理之中。
　　然而，事已至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
　　中美贸易战或中美贸易摩擦的“死结”到底在哪里呢？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开这个死结呢？
　　兹事体大，在下无力全面回答，也无意长篇大论。姑且就此问题谈点感想，或许有助于读者诸君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2
　　自从今年年初中美贸易战开始硝烟弥漫以来，有关中美贸易战和中美全面关系的看法可谓是五花八门。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中美贸易战就是特朗普白宫圈子里一些对华鹰牌分子所挑起，不代表美国主流民意，也不是美国主流政治精英圈子的共识。
　　很快，这种观点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现在的共识是：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对华总体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一部分，不仅仅是特朗普小圈子里的事儿。
　　第二种看法：中美贸易战只是特朗普为了2018年中期选举或未来竞选连任采取的暂时性策略，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对华政策就会出现重大调整，甚至贸易战会完全结束。
　　我见过好多留学美国、回国担任各种要职的精英分子持有这种幻想。目前这种幻想显然已经破灭。
　　第三种看法：中美贸易战主要是特朗普个人出尔反尔、毫不靠谱的表现，并不能说明中美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死结，主要是特朗普个人风格使然。
　　这种看法已经不攻自破。
　　第四种看法：美国特朗普政府十面出击，不仅和中国打贸易战，而且和自己的铁杆盟国欧洲、加拿大、日本，还有邻居墨西哥也开打贸易战。所以中美贸易战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美国十面出击早晚必败，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只要高举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旗，必然赢得最多朋友，美国必然孤立无援。
　　目前看，此种情形尚未出现，有待观察。但中国是否能够赢得全球多数国家支持，美国是否必然孤立无援，可能性似乎不大。
　　第五种看法：美国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是美国调整对华总体战略的一部分，根本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崛起，遏制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和强国。贸易战只是全面战略遏制的一部分。由此看来，中美贸易战早晚必打，早晚要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中国必须全面应战。
　　此种看法大体正确。然而，由此看法又牵涉出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一、美国对华战略为什么发生如此重大转折？美国为什么将中国列为全球战略竞争对手？此问题太大，此处姑且不论。
　　第二、既然贸易战是美国对华总体战略调整的一部分，早晚要来，那么，似乎谈判的余地很小了，或者说，中美贸易战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死结”了。那到底还有没有办法解开这个死结呢？或者至少缓和一下这个死结、不要让它真正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呢？
　　3
　　美国人是玩儿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的老手，当然善于玩儿阴谋和计策，不过，美国人更善于玩儿阳谋。他们喜欢把话说在明处。为了理解中美贸易战的“死结”到底在哪里，我们先看看两位重要的美国人是怎么说的吧：
　　佐利克：　
　　曾经担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领导美国就中国加入WTO的谈判长达17年之久；担任过副国务卿；担任过世界银行行长；2005年他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概念，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既非常了解美国政治精英们的想法，也非常了解中国的问题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想法吧。
　　9月16日，佐利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有一个讲话。他说：
　　我今天并不是代表特朗普政府来发言，我觉得他们也不希望我来代表他们发言。我在美国也解释过我对现在美国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见。我想给中国朋友一个警告，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假设中美关系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或者2020年大选之后回到过去是不太现实的。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担忧：
　　第一、国企的作用。在外界看来，中国好像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我们担心中国私营企业没办法公平竞争。”
　　第二、我在过去10年观察到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们需要进行强制的技术转让，可能会有监管方面对竞争的限制，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窃取等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关系的，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扮演这个角色了。”
　　第三、中国制造2025，对某些人来说，看起来好像是要在未来统治科技行业。我知道中国需要向高端转移，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在不断缩小。我也理解中国人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他们的期望。但是，和外国人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的需要是基于自主创新，是基于保护主义，基于补贴，以及对海外科技企业的收购。美国的这种担心，我读到的最好的一份报告是来自欧盟在中国商会的报告。”
　　第四、中国的外交政策，从以前邓小平时代的自我克制转向现在这种非常自信的大国外交，我想是有一些差别的。我想帮助大家理解，除了特朗普政府以外，其他的美国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我参与了中国加入WTO历时17年的谈判，后来是巴尔舍夫斯基接替我。现在中国加入WTO时的那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诺，可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诺。但是，现在中国的平均关税还是9%点多，是其他国家的3倍。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向特朗普总统去解释为什么中国对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是25%，而美国对中国汽车的进口关税却是2.5%。”
　　具体细分一下，佐利克所表达的“美国对中国的不满或诉求”是：
　　1、担忧国进民退
　　2、不满国企补贴
　　3、强制技术转让
　　4、知识产权窃取
　　5、监管限制竞争
　　6、中国制造2025要统治科技产业
　　7、中国制造2025主要依靠补贴、保护主义和海外并购
　　8、外交政策从自我克制、韬光养晦转向大国自信和大国外交
　　9、中国加入WTO时的许多承诺没有兑现
　　10、中国关税水平依然是其他国家的3倍。
　　这10项关切、或不满、或诉求，正是今年4月底5月初美国豪华代表团到中国谈判时所提出的要求。
　　可见美国朝野对中国的不满或诉求大体是一致的。正如佐利克所说，对中国的政策转向或不满并非是特朗普小圈子里的想法。
　　这一点，我以为并没有引起相关领导者真正的高度重视！
　　4
　　我们再看看另一位美国人怎么说的。
　　欧伦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长期致力中美双边关系和各种层面的交流，是美国有影响的“中国通”。也是在9月17号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欧伦斯讲了如下几点：
　　第一：“过去几年，美国出现一种共识，那就是以前支持中国的那些美国人士现在都沉默了！”
　　第二：“美国人感觉他们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美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履行2001年加入WTO或2005年宣告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时所做的承诺。”
　　第三：“如果你今天向美国的商界、学界或者媒体界做一个调查：中国有没有履行承诺？答案很可能是没有。”
　　第四：“美国原来有一些会为中国说话的利益群体，现在这些人需要重新对中国建立信心。”
　　第五：“但是，我觉得首先是中国政府要主动来修补这种关系。中国政府必须要通过降低关税，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或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监管更加透明，通过这些来赢得美国商界的支持。因为这些原因，美国商界对中国失望了，被分裂了。”
　　第六：“我们需要建立这种互信。如果我在上网的时候上不了美国的网，上不了纽约时报，上不了彭博，也不能通过facebook和 youtube和我的孩子交流沟通，这些政策都会使得年轻的美国人不再支持中美建设性关系。”
　　欧伦斯不是政府人士，他的观点算是民间的声音。他说的非常具体。总而言之一句话：中美之间如何重建信任或互信。
　　5
　　张五常教授是享誉世界、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前辈。他在美国和中国生活、学习、教学、研究分别都有数十年。在中国经济学者里，张五常教授应该是非常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以及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转变历程的。
　　前几天我见到老教授，他满怀忧虑地对我说：怎么搞的啊？现在美国人好像都要搞中国，以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人都不讲话了！态度怎么变的这么快？
　　张五常教授的观感和欧伦斯的观点一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这是一个非常沉重却最重要的问题：以前那么热爱中国、支持中国的人为什么都沉默了？
　　6
　　其实，从佐利克和欧伦斯坦率的讲话里，以及许多其他美国重要人士的讲话里已经看得很清楚：从美方立场来看，中美贸易战或整个中美关系的“死结”主要就是三点：
　　第一、中国没有履行承诺
　　第二、中国没有遵守规则或没有按照市场规则办事
　　第三、关税水平太高，是其他国家的3倍，这不公平
　　7
　　内政往往就是外交，外交往往也是内政。有时很难分开，或者根本就分不开。
　　佐利克对中国所提的那些不满或诉求（前面的十点），至少有一半不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不满或诉求吗？包括：国进民退、歧视民营或私营企业、监管限制竞争、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关税太高等等。
　　内政外交找到了交集或共同点，事情就明白了，应该也好办了。重建和美国的互信，不同样是提振国内民营企业家和普通消费者的信心吗？
　　说到底，解决或缓解中美贸易战与恢复或提振国内经济，原来就是一回事儿。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很简单。就看做还是不做。
　　那些事情，是美国人的关切或诉求，不同样是我们自己的关切或诉求吗？
　　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不需要数学模型，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不需要那么多智库去献计献策，不需要那么多高亢的慷慨激昂的口号，更不需要高喊“我们必然会笑到最后”来壮胆。
　　需要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理性和常识，就是那么一点点实事求是，就是那么一点点脚踏实地，就是那么一点点尊重民意，尊重企业家的呼声和诉求！
　　正如欧伦斯所说，虽然不想给耐克做广告，那还是要引用那句著名的广告词：Just Do it。做就是了！

来源时间：2018/9/23   发布时间：201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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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尔菲娜•施特劳斯 ， 瓦伦丁娜•罗梅伊  来源：FT中文网

　　随着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其他地区一些国家已经看到了“乌云的银边”。中美之间的这场较量可能会让欧洲、北美和日本的企业抢占先机，因为与它们竞争的中美两国企业在彼此国家做生意将面临更大阻碍。
　　但对早已深刻融入中国供应链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严峻得多的挑战。
　　欧盟(EU)贸易专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om)在回应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新关税措施时表示：“贸易战不好，也不容易打赢。”但这并未让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停止寻找赢家。
　　美中两国本周彼此加征了创纪录关税，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研究显示，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越来越难做生意，可能会让墨西哥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加拿大和欧元区获益。
　　德银写道：“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加征关税，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相当于一次有利的贸易突发事件。对美国消费者来说，来自中国以外地区的进口商品突然变得（相对）便宜了。”
　　当关税提高中国输美商品的成本时，其他国家势必获益。
　　例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对美出口了147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机电产品是一个宽泛的类别，其中包括受到特朗普最新关税举措影响的产品。
　　但墨西哥——在与其北方邻国的商品贸易中已然拥有地理优势——对美贸易顺差已达不可小觑的620亿美元，而且完全有优势继续扩大。

　　然后还有如何进入规模达12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的问题，这对美国企业来说势必越来越困难。
　　慕尼黑智库伊佛国际经济中心(If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负责人加布里尔•费尔贝迈尔(Gabriel Felbermayr)坚持认为，欧洲可能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大赢家。
　　他认为，尤其是德国（欧盟出口强国）中小型制造商可能从中受益——如果它们在美中两国都没有设立业务、因而可以避开关税直接冲击的话。
　　施罗德(Schroders)首席经济学家基思•韦德(Keith Wade)补充称，欧洲和日本企业在争夺中国市场份额方面获得了优势，它们将取代美国的汽车、飞机和化学品供应商。
　　在华美国企业面临的阻碍——以及其他地区竞争对手获得的相对优势——也可能远远超出关税范畴。
　　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负责人贡特拉姆•沃尔夫(Guntram Wolff)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限制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并阻止美国企业进行并购，因为中方对更多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空间已快要耗尽。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金额，要低于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金额。
　　沃尔夫表示：“届时可能会出现一些空间和机会，尤其是如果中方向欧洲企业开放市场的意愿加大的话。”他同时承认，关税的净效果是负面的，因为关税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冲击。
　　但欧洲之外的企业可能更容易受到此类干扰的影响。
　　施罗德的韦德表示，由于中国输美商品的附加值有45%是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创造的，因此“对其他经济体造成损害的空间很大”。他补充称，台湾、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和东南亚出口经济体将最易受到冲击。
　　美国加征关税的长期影响仍远未尘埃落定。咨询公司TS Lombard的经济学家乔恩•哈里森(Jon Harrison)指出，欧盟和美国2012年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板加征惩罚性关税时，中国企业迅速将生产转移到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此次如果出现类似的迁移，可能会让东南亚经济体受益。
　　这场贸易战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可能也是有限的，至少目前看如此。虽然中美之间这场以牙还牙的斗争可能会抑制全球增长，但目前宣布的措施只影响到2.5%的全球贸易。
　　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加布里埃尔•斯特恩(Gabriel Sterne)表示，即使美国兑现迄今发出的所有威胁，这一数字也只会升至5.2%。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上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警告称，新兴市场可能在其他方面受损。
　　贸易紧张已开始加剧资金流入美元避险，加大了那些本已难于抑制本币贬值的国家的压力。
　　如果这场贸易冲突由中美双方对阵扩大为多方参与，造成的经济冲击将更加巨大——从特朗普的关税战中找到赢家也将更加困难。
　　译者/申凯

来源时间：2018/9/21   发布时间：201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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