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杨丽君  来源：IPP评论

　　中美贸易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应该如何理性应对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战？这是一个影响中国未来的大问题，不仅关乎中国外部关系的未来，而且关乎中国内部发展的未来，没有任何理由不加以重视。
　　就贸易战而言，我们认为总体思路应该是贸易战需要打，但中美总体关系不应该闹僵，特别要防止出现中美贸易量持续减少，甚至完全脱钩的最糟糕局面。在中美贸易战的处理上，我们需要跳出民族主义思维的局限性，采取理性对策来追求国家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我们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做一个事实求是的评估，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但人均GDP较之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很大差距，我国依然是一个在全球化产业链中，以制造和组装为出口导向的数量型发展经济体。我国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无论在产业结构、核心技术开发和创新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
　　从总体上看，我国现在还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依然是硬道理。要发展，我们依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也正是政府提出“中国制造2025”以及经济发展2035规划的原因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继续发展，还是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都离不开美国，都需要继续跟美国打交道。一旦和美国交恶，陷入冷战状态，中国和整个西方的关系就会全面倒退。如果那样，这些年我们一直关切的需要避免的两个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就会变成现实。
　　一、我国在技术发展和世界秩序中的定位
　　贸易战与战争一样，需要周全和长远的战略。战略一定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之上的。既然贸易战已经爆发，我们首先需要摸清楚自己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如果把工业1.0版定义为机械化，2.0版为自动化，3.0版为信息化，4.0版为智能化，那么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如下问题：我国目前的技术发展究竟处于哪个位置？与国际最高水平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有多大？我们大部分的企业处于机械化和自动化之间。信息化和智能化也在发展，但在这两个层面究竟有多少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创？有多少只是我们对外国技术的应用？哪些核心技术我们高度依赖甚至受制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如果万一与美国的技术脱钩，这些核心技术的缺失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带来怎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有办法应对？等等。
　　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我们处理中美贸易战非常重要。从目前所掌握的基本信息来看，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技术层面，我们基本上还是对西方技术的延伸应用，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二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起飞的确是建立在“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上，但我们不是。换句话说，我们只是“中国加工”和“中国组装”。在弄清楚了自己的家底之后，我们才能理智评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从世界体系变化的角度来看，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到今天世界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和制高点就是美国。也就是说，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美国为顶点的等级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是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德国等西方国家，很多核心技术都脱离不了美国。实际上，美国所拥有的消费市场规模、技术、创新和美元这些要素可以促成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保持长期的优势。这次特朗普也和美国的盟国打贸易战，虽然美国的盟友们不高兴，但不敢对美国做出任何具有实质性的挑战，主要原因还是他们需要依靠美国。
　　所以，中国回应贸易战时也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现在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自己“另起炉灶”，来建立另外一个独立于美国的经济体系，因为我们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西方技术的延伸应用。“一带一路”倡议也不太可能在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体系，因为尽管“一带一路”涵盖范围广泛，但涉及内容多为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强大的工业体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过程中，首先要避免被美国“踢出”这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这应当是我们在贸易战中的最低目标，即中美经贸关系不可脱钩。最高的目标仍然是继续推进全球化，继续增加中美经贸关系的依赖度。原因很简单，一旦中美经贸关系脱钩，那么中美关系就很容易滑向政治和军事冷战，这就陷入了美国冷战派的“阳谋”。
　　二、如何避免这种最糟糕的局面？
　　我们认为，虽然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但两国之间的新冷战的局面则是可以避免的。这里首先需要思考特朗普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从其上台之后的行为来看，特朗普虽然是共和党人，但他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
　　以前的共和党强调意识形态和强权政治，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遏制。二战结束后被誉为“美国外交战略家”的乔治·凯南针对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扩张，首次提出遏制苏联战略。凯南认为，共产主义是极端的专制主义，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其蔓延会危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体系，会导致西方文明的全面瓦解，因此主张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遏制苏联。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主导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战略。对苏遏制也从政治和经济层面最终上升为军事层面，从全球局部范围上升为全球范围。到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与美国的军备竞争最终导致苏联国民经济的全面军事化，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内部原因。
　　冷战结束之后，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遏制的冷战思维并没有从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完全消失。事实上从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开始，美国就开始寻找另一个假想敌，即中国。到了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崛起，提出了对中国的“遏制加接触”的政策，所幸伊拉克战争以及中国对美国反恐的支持和合作，使得小布什最终改变了对华强硬政策。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度成长、国际影响力的增加以及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再度回归到了新保守主义的思维构架。特别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华质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美国的意识形态派认为，中国模式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西方传统“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之外的另一个替代模式，而这种模式的扩张将会挑战并最终破坏西方文明。这种判断与20世纪中叶凯南对苏联的判断如出一辙。
　　因此，今天美国政坛冷战思维持有者，也主张对中国采用当初对苏联采用的遏制手段。美国强硬派的逻辑就是：先是借助贸易战逐渐实现中美经济脱钩，继而经济遏制上升到军事层面，最终使中国在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中，经济倒退，再度沦为贫穷国度。
　　不过，特朗普所想要建立的国际秩序和美国强硬派设想的国际秩序并不一致。迄今为止的世界秩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道德价值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比如说近代之前的宗教和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即所谓的西方价值同盟）；另一种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世界秩序。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主要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不过意识形态背后便是以军事力量为主体的硬实力。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中，美国采用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并用的方式来维持其主导世界的格局。
　　现在特朗普想建立的新秩序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秩序，不再强调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和强权。虽然美国的力量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美国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尤其在与中国的关系上，美国要围堵和遏制中国，特朗普认为已经不可能。对其他小国家，美国会继续施行强权政治，但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强权政治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同时，美国的道德政治也不可行，这不仅因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本身就面临很大的危机，而且因为世界各国对西方民主自由的看法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不一样了。对特朗普本身来说，他对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西方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那么，特朗普建立在利益之上的国际秩序的要素有哪些呢？主要包括：①主权；②少意识形态；③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竞争。因此，对特朗普来说，加拿大与朝鲜没有区别，都是主权国家，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并不那么重要。但对以前的美国政府来说，这两个国家完全不一样，加拿大是盟友，朝鲜是邪恶异类。所以人们看到，特朗普在加拿大的G7峰会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吵架，但他在新加坡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很友好；他对欧盟领导不感兴趣，但对普京示好。这种行为是其他美国总统做不出来的。
　　以前西方用意识形态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解决问题，现在特朗普就想寻找另外一种方式——以利益交换来建立新国际秩序。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都可以交易。因此，特朗普对欧盟的态度与对中国的态度是一样的。今天，特朗普打的贸易战不仅仅针对中国，印度、巴西、欧盟、加拿大等国家也是特朗普贸易战的对象。
　　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下，对中国，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否则就很难理解特朗普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其军事力量的发展。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都可以威慑对方，两国之间的热战很难想象。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拥有“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真正可以促成整个世界格局改变的是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心，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消费水平。
　　因此，不难理解，这次贸易战的核心就是“技术冷战”，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说到底，通过这场“技术冷战”，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要拖延中国的进程。也可以说，促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停留在“贫穷社会主义”的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中国就不会有外在的影响力。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
　　但是，中国可以找到办法来避免和消化特朗普所进行的技术冷战。这就是美国和西方的内部矛盾或者利益不一致性，主要有三方面。第一，美国行政当局和资本的利益不一致性。尽管现在美国的资本也支持（至少不公开反对）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但他们的利益计算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行政当局意图遏制中国，那么资本（华尔街）是为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中国变得更加开放。
　　第二，特朗普政府内部是有矛盾的。以特朗普本人为核心的“商人”政府是为了建立上述所讨论的基于利益之上的世界秩序，而“军人政府”则是为了把贸易战导向军事冷战。这也反映了美国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军工利益集团希望军事冷战，但军事冷战并不符合其他资本的利益。
　　第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性。很显然，对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出口导向的经济体（例如德国）来说，它们并不想放弃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实际上，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因为内部的福利制度和民主，想通过内部改革来改变目前的经济困局非常困难，对外经济是唯一一块各国政府都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

　　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
　　杨丽君：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代理院长、教授。

来源时间：2018/10/1   发布时间：2018/9/29

旧文章ID：17101

作者：斯蒂芬•罗奇  来源：环球时报

　　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是美国对华贸易战中的重要人物。哈佛大学博士、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任教——有如此资历的纳瓦罗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跃入政坛，精心策划美国日益强硬的打压中国战略。他巧舌如簧，所著的《致命中国》一书及其衍生纪录片可以让任何狂热者兴奋。
　　纳瓦罗是个伪经济学家
　　但事实上，纳瓦罗可能走错了路，正带着美国逼近悬崖边。据称，纳瓦罗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不过他的经济学理论会误导人、缺乏准确性，而且高度政治化。经济学总会吸引相当多的冒牌货，纳瓦罗就是伪经济学家长队中的最新一员。
　　纳瓦罗的经济学理论与大多数大学生在宏观经济学入门时所学的相悖：贸易失衡是储蓄-投资不平衡的产物。像美国这样储蓄不足的国家——2018年第一季度其净国民储蓄率仅为国家收入的1.8%——容易出现长期贸易逆差。因为储蓄不足同时又想消费和经济增长，美国从国外进口盈余储蓄，通过大规模国际收支和贸易赤字来吸引外国资本。
　　贸易逆差是特朗普经济学的避雷针。在纳瓦罗的怂恿下，特朗普从很多与美国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中选取中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不断攻击。在他看来，这些前任总统留下的逆差是 “恐怖贸易协定”的象征，而只有他能扭转这些协定。
　　纳瓦罗的政策建议适得其反
　　美国对双边贸易失衡的痴迷是有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首先，美国的贸易问题是多边的，而非双边。2017年，美国与102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这些贸易逆差的分布反映出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诚然，货币、关税以及其他扭曲情况，会影响一个国家多边贸易总额中的双边份额。但是，这些扭曲无法改变的基本前提是，美国这样的储蓄短缺国家注定会存在大规模的多边贸易逆差。
　　其次，今天的贸易更多涉及多国供应链，零部件来自很多国家，而非某一个国家。这种生产和组装的日益碎片化扭曲了贸易统计数据，因为数据是建立在成品的离岸和到岸价格。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通过大量研究建立了这种供应链扭曲的广泛性参数。根据他们的数据库，美中双边贸易逆差比官方数字少35%到40%。这样的话，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总逆差的比例将从46%减少到27%。虽然修正后的逆差依然很大，但却与比较优势的一般理论更为一致。
　　最后，未来几年，美国的储蓄-投资失衡可能会更糟，让多边贸易赤字更加严重。这是2017年底立法通过的大规模减税和联邦政府增加开支的直接后果。美国国会预算局的数据显示，联邦预算赤字未来5年(至2022年)会占到GDP的4.7%，而上一个5年的比重为3.4%。这会给美国国内储蓄带来下行压力，从而需要更大规模的国际收支以及多边贸易逆差来满足美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鉴于纳瓦罗是经济学博士，而且长期担任经济学教授，人们可能认为他作为特朗普的重要顾问，应该明白上述基本框架。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他的政策建议会适得其反。我曾在自己的书中指出，中国的制造业平均补偿率是2.3美元/小时，美国的其他九大外国供应商是26美元/小时。特朗普首次对中国商品加收关税后，美国的进口需求已经转向高成本供货商，这将对价格压力产生重要和持续性的影响，伤害收入拮据的美国家庭。
　　纳瓦罗高估了美国经济
　　但是，纳瓦罗的错误不仅仅出在经济学上。在他小报风格的纪录片《致命中国》中，主角中国被塑造成美国生活方式的终极威胁。这种论调更是体现在今年6月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中。其中最严重的指责是，“中国企图通过各种必要手段夺得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的王冠”。这份白皮书不乏穷兵黩武的叫嚣，为特朗普代表“受害”美国民众打贸易战辩护。
　　这份白皮书有大量内容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个月前发布的“特别301报告”。该报告为支持特朗普政府这几个月来对华采取加收关税和惩罚性贸易措施，提供基本证据。但是，报告从几个方面来说都不着边际。
　　首先，它指责中国“强迫进行技术转移”，认为美国企业要想在华开展业务，必须交出专利技术和操作系统的蓝本。这种技术转移据称发生在合资企业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商业上可行的原因，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愿意成为这些合法协商安排的一部分。把美国公司说成中国施压的无辜受害者，和我作为摩根士丹利高管参与同中国企业合资成立公司的经历不符。
　　其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纳瓦罗的报告在针对中国时都强调网络间谍的作用。实际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5年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曾谈及电脑黑客攻击。自那时起，多数报告都指出中国网络攻击在减少。然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纳瓦罗用来支持网络相关贸易违规行为的证据，其发生的时间多位于2015年的会晤之前。
　　最后，“特别301报告”以及纳瓦罗的总结，都将中国的对外投资描述为一个国家主导的专门计划，旨在吞噬美国新近设立的企业以及它们的专利技术。但通过产业政策实现国家经济和竞争目标，中国不是独一家。二战之后，日本、德国甚至美国都通过“军工复合体”实施过这类战略。
　　其实，美国的所作所为均指向反华政策的重要支柱——权力政治。从特朗普到莱特希泽再到纳瓦罗，华盛顿遏制中国成为一支地缘战略全球力量的努力昭然若揭。去年12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让外界对它把中国树为全球舞台强硬国家的动机深信不疑。该报告毫不掩饰地说，“中俄挑战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利益，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这是美国所谓“正义贸易战”的动员。
　　特朗普和纳瓦罗都认为，美国现在足够强大，处于经济周期的有利阶段，可以进行权力博弈，打压中国。和特朗普一样，纳瓦罗宣称，贸易战很容易赢。他俩都面临低估中国的风险，而更危险的是，他们高估了美国经济的势头。按照纳瓦罗塑造的“致命中国”意象，特朗普可能正让美国倒在自己的剑下。(作者是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本文由传文翻译)

来源时间：2018/10/1   发布时间：2018/7/12

旧文章ID：17100

作者：社评  来源：FT中文网

　　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一向就不仅是推动共同目标的论坛，也是民族主义者哗众取宠的传统阵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周的联合国大会将没什么不同，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有机会卖弄自己那一套。有可能让他们搞出事情的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主宰这个舞台，因为美国不仅是东道主，而且得益于轮值主席国制度，美国眼下还是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轮值主席国。
　　去年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已开始单打独斗：他退出了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他在Twitter上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的争吵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是，让人们感到宽慰的是，当时他只兑现了自己在竞选过程中发出的部分威胁；伊朗核协议当时仍然完好无损，全球贸易战还没有踪影；外界甚至还对特朗普可能回归更为传统的外交政策抱有希望。
　　然而，特朗普确实在去年的大会上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透露了他即将要做的事情。他向与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表示：“我会永远把美国放在首位。”自那以来，此言落实到行动上的效果是，美国日益自我封闭，而不去巩固自己的对外影响力。即使是法国和加拿大等美国传统盟国的领导人，现在也在大声质疑华盛顿是否已由无赖当道。“美国优先”日益变成“美国单干”。除非特朗普忽然改变性格，否则他本周的表现将只会强化这一点。
　　特朗普曾希望主持安理会有关伊朗问题的会议。在欧洲人反对之后，这件事应该是没戏了。与德黑兰的对峙有可能让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歧公开化——欧洲决心与俄罗斯和中国一起继续履行伊朗核协议中的承诺，而美国已背弃该协议。
　　华盛顿还希望利用本周的大会来争取其他国家对以下问题的更大配合：通过执行联合国制裁来维持促使朝鲜无核化的压力。在这方面，特朗普的策略也适得其反。去年，中国在就包括朝鲜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与美方进行接触。今年，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后，中方几乎没有配合美方的意愿。相反，中国被推向俄罗斯一边，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特朗普就职前很久就对联合国不屑一顾了。
　　与此同时，在其他紧迫问题上——特别是叙利亚和缅甸的危机——联合国因几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无法发挥作用。除了冷战后大约15年的时间以外，情况始终如此。在那段时间热火朝天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议程，包括成员国对保护受种族灭绝和民族清洗威胁的人们的义不容辞，后来已被认为是一厢情愿。
　　在特朗普放手让美国官员自由行事的领域，联合国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在改革其和平与安全架构领域。此外，当美国需要国际社会认可其合法性时，它仍然求助于联合国。但在今天的多极世界中，华盛顿越是自行其是，其他国家就越感到自己同样有权这样做。这使得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危险重重。对于那些相信国际合作的人来说，联合国大会也是一个挺身而出、捍卫国际合作的机会，毕竟眼下是最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候。
　　译者/裴伴

来源时间：2018/9/26   发布时间：2018/9/25

旧文章ID：17098

作者：临风  来源：美国华人

　　自从2017年初以来，白宫就像是个真人秀的舞台，全国观众的叫好声与怒骂声不绝于耳。不过，闹剧连连的背后却是严重的国家危机。这个危机是川普引发的，还是有更深层的因素？媒体上有很多说法，但是真相究竟如何呢？
　　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9月10日发表了一篇雄文《特朗普反对什么样的多元主义？》，这篇文章赢得了华人知识界许多的掌声。几位朋友很热心地转给我，要我拜读。我虽然对丛教授毫无认识，但对该文内容却生出极大的兴趣。
　　该文的主要论点有三：
　　（1）国内一般人对美国“误判”，特别是误解特朗普（川普）总统；
　　（2）美国当前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瓦解了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
　　（3）“川普主义”将是阻止美国文明衰落的希望：“他的基本思路和大方向，是要阻止美国的衰落。“
　　隔岸观火，丛文自有其客观性和局限性。笔者身在美国，得以从近距离观察，所以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民选的国家领导人常常不过是选民的缩影。川普只不过是个现象，他的出现是果，不是因。因此，重点根本不在川普，他不过使问题深化。
　　美国今天真正的问题有两个：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对“国家认同”的困惑。若要解读美国的现状，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点需要澄清：1）国家认同的混乱；（2）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3）民主社会的底线。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三个关键点来了解美国的真相，并对前途做些展望。
　　国家认同的混乱
　　川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使得许多人跌破眼镜。事后，华人界虽然分析很多，但很少有说到点子上的，反映出“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大量偏见甚至无知”。
　　去年（2017）3月初，美联社与位于芝加哥大学的“国家意见研究中心”（NORC，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对1004位成年人做的民调发现，美国有71%的人认为：“美国正在失去代表国家的信念和价值”。换句话说，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失去国家的认同（身份）。
　　有47%的人认为，非法移民威胁着美国式生活；15%的人认为合法移民威胁着美国式生活。57%的人认为，新移民应当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同时有42%的人认为，由于新移民的入境，美国文化应当逐渐改变。
　　可见，“移民问题”，以及相关的，“保持多样性”与“同化”间的选择，这两者与国家认同关系巨大。
　　该民调发现，左右两翼都关心“国家认同”（国家身份），虽然他们关心的内容相反。右翼担心“基于基督教的文化价值”和“欧洲移民的传统”受到挑战，左翼担心“建国以来接纳世界各方移民” 的传统被打破。不论左右都说：我几乎不认识今天的美国。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美国真正的“国家认同”呢？
　　该研究发现，受访者对“美国价值”看法的同质性很高：第一，公正的法治系统（88%）；第二，被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84%）；第三，英语作为共同语言（73%）。
　　我认为，这三点对认识美国的国家认同有很重要的提示。
　　天主教徒，英国大文豪切斯特顿，于1921与1930两次访问美国。他说了一句名言：“美国是个有教会般灵魂的国家”。他不是说：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他是说：美国是围绕着一组基于“神圣文献”（例如，独立宣言、宪法）的政治信念所建立的国家。
　　他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不依赖种族血缘，文化特征或“民族类型”来塑造其身份。美国这个“实验”之所以深刻，在于它冀望通过公民自发自动的意愿，以共同拥有的政治信念创建一个给“流浪者与流放者”居住的国家。
　　切斯特顿认识到，美国的国家认同根植于理念，而非种族或族群的认同。不靠君权，不靠教权，不靠世袭，美国第一个实现了全民自治，这是个何等革命性的想法！
　　今天美国右派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浪潮，左派的过分高举少数族群的受害者心态，这些都带来部落思维和身份政治，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还不及切斯特顿。
　　川普的当选，表面上是“爱国”（ 让美国再度伟大，MAGA）情操的高涨——反对精英，反对移民，反对多元价值和政治正确，骨子里他抓住了美国人对失去国家认同的恐惧。这种“爱国”建立在对异类的疑惧和嫌恶上，表现出的就是国家主义、种族主义，而非爱国主义。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如此解释这两者的区别：爱国主义是，你第一个念头是爱自己的同胞；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你第一个念头是仇恨其它族群。分裂族群的煽动家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丛教授说：“只有深入他（川普）的内心，把握他的价值和信念，才能理解他的行为（维护保守主义）。”其实，川普并非什么保守主义。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公知绝大多数反川（NeverTrump运动）。难道这批对政治超级敏感的美国保守主义精英们全都没有深入川普的“内心”？
　　这批NeverTrumper了解川普煽动家的本质，他捕捉住当前美国白人对“国家认同”的彷徨，用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煽动人心，以谎言建构另类真相。短短一年半，有记录的川普谎言，已经超过了5000个。就如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所说，川普的美国是在向事实和真相宣战，其灾难将无可估计！
　　如果有人以为谎言是“小节”，那你可能已经被极权统治麻木了。谎言的目的就是愚民，消灭人民的异声。老实说，川普的“内心”，以及“价值和信念”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美国今天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认知，并加强国家认同，而不是深化族群间的仇恨和疑惧。
　　信念式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凝聚国民向心力，提供文化融合的基础。切斯特顿指出，美国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在“神圣文献”所揭示的理念上。法兰西斯·福山把这个认同称之为“信念式国家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它建立在开国初期。
　　其实，切斯特顿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早在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就提出一个新名词：“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他指出，美国人有个信念，由于开发西部提供了无限的机会，每个自由人都可以靠着勤奋努力和自我牺牲达到他人生的目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得天独厚，是世界上唯一有宗教心，被启蒙，并拥有共和民主的国家。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不过在知识界，这种认知近年来被亨廷顿打破。亨廷顿在《我们是谁？》（2004）里面声称，拉美移民快速增长，加上文化多元化，美国国内将会建立一个“西班牙国家”。他把美国国内的种族多样化看成是种“文明的冲突”！
　　批评者认为，亨廷顿轻视了美国政治与宪法的力量，以及维系美国的内在价值。他的学说显然是以欧洲白人为中心，助长了种族主义升温。在这点上，他的学生福山就比较冷静。福山（日裔）打破了亨廷顿部落思维的格局。
　　福山在今年9-10月号的《外交事务》上撰文说，一名美国公民可以被指责为“不美国”（un-American），而一名丹麦公民不可能被描述为“不丹麦”，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为“不日本”。“美国主义”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族裔。
　　据我的观察，在年轻人，特别是第二代移民眼里，这个观念更为清晰。年轻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了解，自己有多重身份，对美国的价值认同很强，比较不容易被种族主义所煽动。
　　我能了解，人们喜欢念旧，美国人也是一样。但是，念的是糟粕还是精华，这点必须分辨。
　　如果怀念的是蓄奴时代白人的风光，或是怀念杀戮赶逐美洲原住民的历史，那么大可不必。什么是精华？共和宪政、三权分立、法治、人人生而平等，以及对上帝、先贤和公民道德的敬重。纵使不相信上帝，仍然对宇宙有敬畏之心，并能尊重他人的权益。
　　“美国特殊”，加上“信念式国家认同”，这构成了美国的身份。
　　文化是动态的。文化融合（或整合）的基础不是容忍、兼容，也不等于种族相同、宗教相同，甚或价值观完全相同。不过，国民必须在语言、公民道德，和“信念式国家认同”上一致，而不是坚持在“欧洲的文化精神上”团结一致。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价值。
　　但是，我们从川普在波兰的演讲里，从他对夏洛茨维尔暴动的回应里，从他嘲笑穆斯林“金星勋章”阵亡军人家属的口气里，从他不信任拉美裔法官的态度里，从他嘲笑“粪坑国”的话语里，我听不到这样的信息，我更多听到狗哨声，教唆族群撕裂。
　　难道，这种“川普主义”将是阻止美国文明衰落的希望？我只能说：对一个像川普这样只懂得交易关系的人来说，这句话十分荒谬。
　　福山呼吁：要把美国的“信念式国家身份”重新树立起来，以抵御来自极端左、右翼双方的攻击。右翼中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另类右翼）希望用基于种族、族裔和宗教的国家身份治国，排斥多样性。左翼中的身份政治提倡者（非自由主义，illiberal）则通过强调受害者心态来摧毁国家叙事的合法性。
　　数百年来，美国是个被各地移民所不断塑造的国家。美国之所以伟大，与新移民不断涌入，注入新血这个现实不可分割。美国在科学和技术上领先与新移民更是密切相关。
　　20世纪的美国如果没有新移民，它很可能就无法特殊，无法强大，它会与许多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没有新移民就没有硅谷，没有英特尔，没有苹果（乔布斯），没有亚马逊（贝佐斯），没有特斯拉（马斯克），没有谷歌 ……。
　　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就应该拆除藩篱，开放边界。移民效忠的对象也不再是出生的母国。美国需要新的移民政策，特别是针对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已经到达临界点，必须立刻解决。由于两党斗争的两极化，非法移民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这是美式民主的一大憾事。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从长远来看。不论是因为出生率还是移民，有色人种人口增加的速度远大于白人，有色人口超越白人只是迟早的事。专门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今年9月1号发表演说，他告诉听众说，美国的白种人将一定会失去多数的地位，美国必须正视并接纳这个事实。
　　从种族构成来看，美国是个“种族的大熔炉”，这个在20世纪初由犹太裔Israel Zangwill提出的概念，就是说明，无论你出生于什么种族，来了美国以后，你肯定会学习容忍、接纳、谅解，逐渐融入文化主流。由于跨族通婚的日愈普遍，人类学家已经提出警告，不要再用种族来作人口分类，因为“纯种”日益稀少，意义不大。
　　不过，这个叙事最近有了变化，多元化的辩论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武器。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点。
　　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
　　一般所谓“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是政治学上的。
　　在社会学上，“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种族的和文化上的多元化，亦即主张：不同的种族不但能够保持身份，更且能够彼此平等相处与对话，同尊同荣。
　　在美国历史上，每次新种族大批移民总会经过一段受到歧视的时期，包括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俄国的移民。但最后都在“大熔炉”里逐渐淡出。
　　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由于亚裔和拉美裔移民逐渐增加，肤色逐渐变深，“大熔炉”逐渐开始复杂化。近年来这种多元文化的现象变成了热点问题，特别是蓝领白种人的焦虑。如上节所述，（经济问题除外）它基本上还是个社会学上的国家认同问题。
　　至于政治学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它指的是鼓励多元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它的立场是：对同一个社会上不同的文化和群体给予平等的地位与尊重，保持多样性、特殊性，反对整合或融合。在这个意义下，多元社会上不同的（次）文化形成了“文化沙拉”，或“文化马赛克”，与“大熔炉”的观念有了距离。
　　从学理上看，这种理念明显是有问题的。
　　例如，摩门教以前的一夫多妻制度，或是美洲原住民猎人族的割头皮习俗，如果容许继续实行，肯定行不通。多元不等于价值中立，它还是有限度的。
　　又例如，如果容许穆斯林聚居区执行“伊斯兰教法”，以代替美国的法律和西方的道德规范，包括“荣誉杀戮”、残害女性生殖器官，等等，如果公然接受这样的多元文化，那肯定会带来严重的价值冲突。法治和信念式国家认同必须是底线。
　　更接近现实的是，美国“文化战争”中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争执，这正是为什么大法官的任命如此受到重视。这可能是多元化在美国所带来的最棘手的问题。
　　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会使得“主流文化”变得毫无意义，造成国家内部的部落化，增加矛盾和冲突。持这种立场的政治左派与持白人种族主义立场的政治右派正好是美国政治光谱上的两个极端。
　　丛教授文章所描述的（第三类）“多元文化主义”就属于这种极端的，政治学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这是对主体文化的“解构”：“甚至走向逆向歧视，瓦解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带来主流文化群体的焦虑和危机感。”在丛教授眼中，美国的“欧洲裔白人男性基督徒”是被打压的对象，而少数族裔及其文化则是被高举的对象。
　　丛教授把“白种人的负担”转换成了“白种人的受害者心态”！少数族裔则被描述为霸凌者，是“不宽容的一元主义文化”。这种脸谱化叙事与事实真相有很大一段距离。
　　纵使如此，平心而论，丛教授所描写的现象有部分是存在的，特别在名牌大学的校园里和课堂上，那就是我所说的illiberalism，它不是自由主义，它是“非自由主义”。一批大学生高举着“自由”的牌子，却企图禁止他人的言论自由。这个潮流与社交媒体的普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大西洋月刊》在2015年最后三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美国校园“政治正确”事件的文章。其中，纽约大学的心理学与伦理学教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与律师格雷格·路加诺夫（Greg Lukianoff） 在9月号上有篇定调的主题文章：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今年9月，他们把该文扩充成书，一上市立即成为畅销书。
　　在过去几年里，许多大学校园出现了问题。演讲者被抗议者的大声喊叫所淹没。学生们和教授们说话都战战兢兢，生怕被指为政治不正确的“微侵虐”（micro-aggression）。校园内以及全国范围内的焦虑、抑郁和自杀率都在上升。
　　作者从众多的校园实例中发现，今天大学生对政治正确的敏感度与上一代截然不同。上一代的理性被这一代的情绪所取代。（细节请参考：《被宠坏的美国心灵》，临风，境界公共号，2016-2-1）
　　今天的学生运动是感性的，学生们要求校方提供一个“安全港”，保护他们超级脆弱的心理，屏蔽一切让他们感觉不安的字句或观念。不但如此，他们企图惩处任何与他们想法不同的人。
　　作者们称这种心态为“斗争式的保护性”。学生们不知道如何用理性对话，而是用“情感推理”，他们的负面情绪本身就是证据：“我感受到了，所以那肯定是真的。”感觉，而不是论理，指导着他们对现实的解读。
　　不过在现实社会里，这种“非自由主义”的风气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政治立场既然是个光谱，站在极端的总是少数，我们不必蓄意放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把一切右派都归为极右（种族主义），把一切左派都归为极左（白左）。这样简单的切割于事无补。
　　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从社会学看，它基本上还是个国家认同的问题；从政治学看，它并不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但它触及权力和利益分配，应当理性对待。
　　美国唯一该避免的就是把多元文化的争议当作政治武器，丑化异类，撕裂族群。无论是把新闻媒体当作“人民的公敌”，或是在学校里把异议人士消声，这些都是违反“信念式美国认同”的恶劣行为。
　　民主社会的底线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对“主流文化的解构”，“主流文化”也并非全部高大上，不必拿来作护身符。
　　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Putnam）长期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对社会的影响。他对美国40个社区超过两万六千人作过调查。他发现，社区越多元，互信就越低。他说：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糟，我们不但不信任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也不信任与我们相同的人。多元社会的“社会资本”匮乏。
　　不过，他补充说：“这种对多样性的过敏将会逐渐减少并消失……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变得更好。”我们需要的不是脸谱化、妖魔化对方，而是设法增进多元社会里的信任度。
　　多元文化主义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曾说：“让我们有勇气承认我们的无知，以及我们的疑虑和不确定性。至少我们可以尝试仔细地和同情地倾听他者，了解他者的真实面目，以及他的生活和需要。”
　　柏林的意思是说，多元文化主义鼓励社会成员不要用极端态度看待“他者”。不要仅仅坚持一己的价值，拒绝承认他人的合法性，应展开善意的对话以处理分歧。
　　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本来应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诉求，但却被极右派妖魔化，被极左派部落化。我们需要的是善意的对话，以解决后面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抹黑与嘲笑。
　　在“信念式国家认同”的框架下，如果各种文化群体都能带着柏林所倡导的谦卑，并承认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政治上的错误，积极对话，寻找共同的福祉，我认为，纵使争议继续存在，美国仍然可以找到多元文化的平衡点。
　　支持川普的美国另类右翼，也就是白人至上运动，特别高举“血统”和“土地”这两块招牌。他们以白种人的血统为傲，并认为美国这块土地属于他们，其他人种应当离开。他们用“国家、国旗、圣经、枪支”这些符号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国家认同。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指出这种思维根本误解了美国，误解了美国特殊，误解了美国价值，更完全误解了基督教。白人种族主义者并非华人之友，但愿华人能够慎思明辨，不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所忽悠。
　　普特南认为多元化社会的互信度低，那么要如何增加互信？独裁者的方式是制造共同敌人，这肯定不是民主社会的方案。
　　这4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向上游动停滞，许多人所以不信任政府，或企业，那是因为他们对前途失去信心。大多数排斥移民的人们处在小乡镇，他们或许根本就没见过什么移民。他们的疑惧主要是对前途无望。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有计划地增加人们向上游动的能力。扶助、训练底层人民的技能，大力提振教育水平，资助他们完成大学教育，让他们能够自立。
　　对美国做过深入观察的托克维尔，他坚定主张政教分离。但是有鉴于欧洲世俗化的经验，他认为，那并不等于把宗教的道德影响赶出政治。
　　国民素质与公民道德是美国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种族主义在白人中重新抬头，非自由主义在校园中泛滥，企业犯罪不断，职场伦理经常受到质疑。这些现象或许反映了国民素质的下降。此外，宗教信仰流于形式，或成为替政治服务的工具，社会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
　　托克维尔主张：政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托克维尔所欣赏于柏拉图的正是他对政治领域之道德的维护，而他之所以反对马基亚维利也恰恰是因为后者对政治非道德化的鼓吹。（这段参考：崇明：《基督教与现代政治的道德化：民主时代的公众需要怎样的灵魂与德性？》，2018-9-17）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加强公民道德的教育，而不是制造更多被宠坏的心灵。鼓励宗教团体更多参与社会重建，而不是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如果基督教的伦理影响了美国的建国，那么，今天的教会值得反省的地方太多了。
　　民主社会的底线超越党派利益，超越族群利益，超越部落思维和身份政治。为要守住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屏息等待后川普时代的到来。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来源时间：2018/9/26   发布时间：2018/9/26

旧文章ID：17096

作者：李稻葵  来源：人大国发院

　　关于中美贸易问题，我主要讲以下两点：
　　第一，中美贸易战还是要回到其属性上，具体来讲中美关系也进入到一个新时代，具体表现在中美双方国内社会政治，社会大格局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美国来说，在1941年参加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是个封闭且孤立的国家。在近三百年的建国史里面，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直到1941年战胜之后才推行全球贸易。美国国内社会有两派群体，一是精英派，即国际贸易自由派；另一派是草根派，特朗普就代表了草根派，主张贸易保护的思想。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不是个人，代表的是一股势力。然而，在此次的问题上，美国的精英派和草根派却达成了高度一致。曾经美国的一国独大，GDP占30%以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美国为了维持自身在世界国际的地位，对中国实行贸易战。
　　中国也在发生改变，从十八大以来，四个自信，五位一体。美国国内智库关注的是十九大报告，并且仔细研读。美国在观察中国的发展后，想通过WTO改变中国的道路，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这一思路行不通。所以中美关系双方都发生了变化，上述的矛盾在贸易问题上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超出经济领域的矛盾，例如针对我们留学生，针对中国千人计划，针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高度意识到真实的情形。
　　要有底线思维，今天中国不是当年苏联，美国不是当年的美国，现在中国跟美国利益是相互交融的。英国人计算过，美国财富五百强的企业在中国平均获得销售额和利润都超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最近宝马宣布在中国修建第三个工厂，准备在常熟搞mini电动车。所以，我们要有底线思维，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会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这一条必须要清晰。
　　同时，中国的技术方面在不断地进步。从核能到基础的机械、装备手的制作，还有工厂装运货物速度很快，在中国的装配线开始使用中国的机器手，甚至美国的底特律三大车厂也开始用了。《纽约时报》负责编辑贸易专栏的编辑表示，在底特律开始用中国的机器手，而且中国能够提前知道美国汽车型号的改型，这令他非常震惊。另外，中国在技术上的赶超速度，让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感到害怕。换位思考，中国一年120万的工科的毕业生，中国大学培养工程师的教育比经济学更靠谱，清华大学连续两年被美国新闻报道，工科教育排第一，去年12月，MIT校长带着他们董事会到清华大学开董事会，学习清华的培养方式。整体上讲，中国的技术上还处于赶超的阶段。
　　我认为大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完全靠国际贸易，例如德国1871年是通过实行贸易保护，美国也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打赢了南方，同样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也通过贸易保护提升日本的经济。中国总结这40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帮助不是国际投资者的资金，不是更大的国际市场，最大的帮助是思想的开放，是向先进者学习。这更是年轻人去外企工作，学习之后自己办一个企业，例如马云曾经天天跑外企，之后创造出阿里巴巴，李彦宏去美国学习后创办百度，这些是对外开放最大的帮助。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帮助相对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持学习的心态，当年的德国、日本和美国做到了，所以我们更要坚持。
　　第二，关于形势判断的方面。虽然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到来了，但双方的利益还是交融的，有合作空间的。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是一场战斗的话，这一场战斗是这场战争的子战场，它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贸易，中美贸易需要协商，要斗争，更要谈判。对于贸易战这个问题，中国虽然是贸易顺差国，但是相对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要尽量的去谈判，中央提出的稳外资就是这个道理。从历史来看，中国人有较浓厚的战争思维，精准扶贫攻坚战。打仗有一个说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是你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而是我按照我自身的优势，按照自身时间，按照最好的条件去打。
　　二是国内经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较量本质上是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谁更好，谁能够持续地发展，维持高速地创新。第一，持续学习。在这个战场上，我同意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尤其是心态上的开放，美国越不让国内的学生去留学，政府越要支持学生去留学，这才是保持学习的态度，改革开放的关键并不在贸易量的增长，也不是外国资本投资的增加，关键是向别人学习，不仅学习美国，更要学习德国。第二，国有企业的改革。地方国企改革还不错，现在的央企改革问题很严重，需要亟待解决。第三，技术创新方面。政府应该真正给技术人员、科技人员动力，例如教授使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搞的公司，政府不应该管公司创建的前期，而应该管住教授是否通过创建的公司为国家的技术创新做出贡献，而不是通过创建公司去敛财。国家鼓励教授做公司，是要给真正科技人员给动力。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的创新企业的经济向好，国家则占大头，百姓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个人收入也会增加，这就是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四，金融政策的稳定性。今年的金融方向错了，去杠杆应该是定向排毒。由于金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如果金融处理的方向不对，这将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金融问题是坏的杠杆太多，处理金融杠杆问题的关键没有搞对。
　　三是舆论层面。重点在国内的各个战线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要把中国的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在具体的行动当中，也要学会使用柔和的方式表达。最后，改革开放进行了40年，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呼吁思想解放，而新的任务是要把中国者40年经济改革的经济实践、经济思想认真总结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包括改革过程中的不足，让国内外的人能够听明白。
　　（本文系嘉宾9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发布会”上的主题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来源时间：2018/9/25   发布时间：2018/9/25

旧文章ID：17093

作者：发布时间  来源：远见时评

　　9月21日，美国依据去年7月制定的《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负责人实施制裁，同时列入制裁名单的还有俄罗斯33家单位和个人。对中国军方和军方负责人的制裁史无前例，无疑将对目前因经贸问题本已恶化的中美关系火上浇油。
　　鉴于中国军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独特作用，对美方首次将中国军方单位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必将做出强烈反应。事实上，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已经公开表达强烈抗议，并要求美国立即撤销相关制裁，收回成命。中国政府还立即召回了正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员。从这几天中国政府和舆论所做的反应来看，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和做出的反应强度，仅次于当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
　　一、美国这个制裁是什么东西
　　去年7月，美国国会以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和继续占领乌克兰克里米亚为由，制定了专门针对俄罗斯的《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将俄罗斯国防和情报部门及其有关人员列为制裁对象，旨在限制俄罗斯武器出口和对外军事交流，从而切断其资金来源。法律规定，美国总统依据该法律，可以将与俄罗斯进行武器贸易，以及向国防和情报部门提供资金的外国机构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按照美国这项法律规定和总统令，对于被列入制裁名单的法人单位，美方制裁措施主要包括：1、拒绝颁发出口许可证；2、禁止在美司法管辖下进行外汇贸易；3、禁止通过美金融系统进行交易；4、冻结所有在美司法管辖内的资产和利益。对于被列入制裁名单的自然人，制裁措施包括：1、冻结其本人及其代理人在美国的资产；2、拒绝发放美国签证，禁止其入境；3、禁止其利用美国金融系统进行交易等。
　　可见，一旦被美国列入黑名单，被制裁的法人单位和个人，不但在美司法管辖下的资产被全部冻结，而且不得在美国相关的金融系统中从事任何资金往来。由于美元结算系统无处不在，这等于断绝了被制裁单位和个人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甚至威胁到中资海外银行的安全，后果极为严重。
　　二、美制裁中国军方意欲何为
　　美国当初出台这个制裁法案，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两大考虑：一是迫使与俄罗斯有着巨大军事贸易，近年来开始与美国关系快速升温的印度选边站，美方开出的条件就是向印度提供远比其盟国更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比如全套F16生产线，全套航母电磁弹射系统生产技术或产品，最先进的隐形F35战斗机。二是迫使近年来与俄罗斯眉来眼去，与美国渐行渐远的土耳其在美国的盟友与敌人之间做出抉择，打击土耳其企图采取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的计划。作为俄罗斯武器主要采购国家之一的中国，在美国该法律立法过程中，并没有成为美国国会和美国媒体中的制裁目标。
　　此番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负责人被列入美方制裁名单，按照特朗普签署的总统令，指在《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生效后中国仍与制裁名单上的俄方公司进行军贸交易，购买了俄方苏—35战斗机和S—400防空导弹。
　　美国政府没有利用该法案制裁印度和土耳其，却用来对付中国，也不能说特朗普差别化执法——确实在该法案生效之后到目前为止，与列入该法案制裁名单上的俄罗斯军工企业进行武器交易的只有中国军方，而印度和土耳其迫于美国的压力已经取消了与俄罗斯军工企业的合作协议。
　　可恶之处在于，美国明知中国一直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关系，公开采购了大量俄罗斯军事装备和技术，美方也没有对中方事先进行任何警示，却突然把中国军方列入制裁名单。这只有一个解释：美国在贸易战这个主战场之外，开辟了另外的战场，企图压中国在贸易问题上接受特朗普提出的所谓“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新游戏规则。当然，也不排除美国压中方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选边站——中国若想与俄罗斯绑在一起，那就不能指望每年从美国获得37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甚至会影响到中国与美国主要盟友的经贸往来。
　　三、美方此举会带来哪些影响
　　1、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方面不便详加分析，只能点到为止。
　　2、进一步毒化中美业已恶化的双边关系，除了会在较长时间内断绝中美之间的军事与安全交流，可以预料，原定于9月底、10月初举行的中美第五轮经贸磋商必定泡汤，而会推迟到合适时机再举行。
　　3、由于中国军方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刺激体制内近年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可能的妥协增加了难度；加上美国宣布的11月4日与伊朗断绝贸易往来的最后期限日益临近，而中国作为伊朗第一大贸易国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按特朗普现在的玩法，预料11月4日之后将有一批中国重量级企业列入美国制裁名单——由于中方未雨绸缪，早有应对措施，虽然不会给这些企业的经营带来重大影响，但势必进一步毒化日益恶劣的中美关系。
　　4、除非中美贸易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不但不会收回成命，还会毒招频出，不排除中美关系很快陷入全面冷对抗甚至冷战状态，即停止所有可能的谈判而各施报复。当然，不管美国玩什么花招，注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中国反击的王牌和王炸有哪些
　　1、停止进口美国大豆。这个已经实施了，不过正如我几个月前分析的那样，美国农民的大豆既没有烂在地里，也没有烂在仓库，而是通过各种渠道销售了出去，而且有些通过转口贸易到了中国。同样，出乎所有中国专家的预料，停止进口美国大豆，并没有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带来丝毫的影响。
　　2、停止进口波音飞机。这样做，中国花了上千亿的大飞机计划肯定要泡汤了，因为中国大飞机的几乎所有核心技术都来自美国。由于波音的订单排到了十年之后(欧洲空客亦如此)，对美国的伤害也微乎其微。不过，如果中国下定决心，将中国所有的民航飞机全部改用国产的运七、运八和俄罗斯的图154、图204、图334、伊尔96、安148、安158、SSJ100等，对波音和空客确实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可惜，虽然这两家企业规模不小，但在美国和欧盟中并没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何况即使中国取消所有订单，也不能威胁到这两家企业的生存。
　　3、停止向美国出口稀土。这个我曾经详细分析过，其实是中国爱国者依据几十年前的陈旧、错误的资料，对全球稀土分布所做的错误分析。别说稀土，中国即使停止一切产品的出口，对世界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4、抛售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这个我近年来写了至少三篇文章，从各个角度做了详细分析。简单地说，集中抛售美国国债，这是一个自杀性行为，虽然对美国债市带来短暂的负面冲击，但很快就会平复，可是集中抛售美债中国将损失惨重。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我们在享受汇率管制带来的好处时，不得不面对美元除了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实在无处可藏、无处可投的困境。
　　5、像某些中国专家建议的那样制裁美国企业，比如苹果公司。让苹果滚出中国，就像让三星在中国市场中快速萎缩那样，是分分钟可以搞定的事。但是一旦采用这样的极端措施，必须面对两个后果：第一，苹果公司及其代工企业聘用的几百万中国员工可能失业；第二，如果美国公司停止向中国出口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产品和技术，中国所有的高科技企业都会像中兴公司那样瞬间进入死亡状态。
　　可以讲，中国专家们提到的上面所有的王牌也好，王炸也罢，全都不好使。但是，中国有一个战胜美国的超级王牌或王炸，这个绝对可以一招制敌，战无不胜：那就是中国拥有14亿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忠党爱国的民众。这个才是令美国瑟瑟发抖的超级王牌或王炸——中国某军事专家多年前在香港公开演讲中提到的以中国西安以东，换取毁灭美国100座城市的构想，就是这个超级王牌和王炸的具体应用。
　　我相信，中美关系恶化之势已经无法逆转，但中国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

来源时间：2018/9/25   发布时间：2018/9/25

旧文章ID：1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