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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中美贸易战、改革开放与房地产

作者:樊纲  来源:观点地产网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再次参加博鳌房地产论坛,这么多年逼着我研究房地产问题,也是因为邀请我参加这个会,在这里跟大家学了很多东西,思考了很多关于房地产的问题。
  昨天晚上接受媒体采访,有一位记者问了一个问题,说2001年第一届博鳌房地产论坛的时候,你说中国做房地产的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你现在还会不会说这句话?我说你们现在可能过得不如前几年滋润了,但是中央政府出一个政策,首先想到的是不让房价涨,说明这日子还挺好过的。
  建设雄安新区,先说不能炒房地产;海南建设自由港,也是先说不能炒房地产;刚出一个松动一点的货币财政政策,马上跟着一句话也是不能炒房地产,所以你们的日子应该还是挺好过的。
  昨天晚上还有一位年轻的记者提了一个问题,说房子的属性是居住,又说房子的属性是商品,它可以不是商品吗?政府提供的租赁房、公租房不也是住的吗,为什么不都由政府提供呢?也有另外一位记者提问说,现在的趋势是大家都在搞租赁房,在淡化商品房。我说首先得承认过去这些年有点忽视公租房、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现在需要矫正。但是房地产市场化的方向千万不能变。
  刚才有两位已经提到了,1998年我们的住房改革,成就了这2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提高政府公租房的比重,但是千万不能再回到政府大包大揽,完全由政府提供住房的体制。
  这个体制下,且不说我们等一辈子排队分房,你就想想房子的质量,这20年来我们的房子越盖越好,这不是在替大家说好话,中国这个现象还不突出,你们可以看看俄罗斯,他们过去盖的那些房子,苏联时代盖的房子一年比一年差,一年盖的比一年丑,我们已经走到现在,我们一定要坚持主要以市场化发展住房的方向。
  我们改革40年,住房改革20年,我们应该还是看到这20年改革的成就。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这些,他们又有买房的压力,觉得都由政府提供不都好了吗?所以很多思潮、很多观点,有人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其实有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在经济矛盾的产生中,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要重视这些问题,来更好地发展。
  今天给我出的题目是关于地产金融、货币政策,但是我一开始接到邀请的时候,我记忆中一直是让我讲讲贸易战,而且过去这些届我每次都讲点房地产问题,多数的观点我也都讲了,今天我还是讲讲宏观,讲讲大家关心的贸易战和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问题,待会儿巴曙松博士还会讲货币政策、政治局会议的事,你们听他的,我就讲讲贸易战的话题。
  贸易战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还会继续打下去,特朗普又把2000亿提出来了,要收25%的税,以前说10%,现在提到25%了,更威胁的是对中国的5000亿都要加征关税。大家现在也都越来越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的本质是关于科技进步、大国发展、市场公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问题,中美的摩擦早晚会来,也许早来比晚来更好。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态,我们也需要调整,我们也争取要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长期的思想准备,它一时半刻解决不了。
  有人提出来谈判,我们可以让一些,但是让什么都搞不清楚了,没什么可让的了,我们能做的都做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体制改革,包括对外资的开放也正在做,特斯拉已经在中国建厂,还有一个欧洲的化工厂也是百分之百外资在中国建厂,所以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但是你跟他谈这些方面的改变,他也不会理,他还有其它的考虑,今天我不多做国际政治的分析,但是它考虑的问题不是贸易的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还得讲讲贸易的问题是怎么来的,美国贸易赤字,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不可解决的。美国为什么贸易逆差呢?有三大原因,第一,它的储蓄率太低。中国为什么贸易顺差呢?中国的储蓄率太高,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公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储蓄率低一定是贸易逆差。
  第二,美元是国际货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贸易逆差,这是特里芬悖论,美国的精英们不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在座的各位钱包里可能还存在着一两块钱美元,这个钱怎么到你口袋里?一定是美国人印了票子,买了你的东西,他没卖给你东西,所以钱就留到了你的口袋里。大家用的美元越来越多,它就每年要有一些贸易赤字。它印美元占了多大的便宜,然后有点赤字它认为吃亏了。
  这两者是一般性的原因,一般性的原因就是它对所有国家都可能有赤字,因为所有国家都用美元,它的储蓄率低,都要买东西,但是确实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特别大。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因素,中国想要的东西它不卖。从贸易的角度,如果各国都发挥比较优势,贸易是可以平衡的,我们擅长做中低端的东西。
  就像以前有一个例子,我们做2000万件衬衫换它一架波音飞机,它做高科技产品,它的科技发达,它的比较优势是在于高科技,它就多卖高科技产品,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是可以平衡的。但是问题是它不卖中国高科技产品,军火就更别提了,天下哪国的武器最好?美国的武器最好,但是它不卖。结果我们是越来越多的东西自己会做了,我们想买的高科技产品他们不卖,这一定是有赤字的。美国和中国的赤字确实越来越大,谁看着这个表谁都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怎么能够平衡确实是需要思考的。
  中国的发展也对这个贸易赤字有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一直高于经济增长,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60%,但是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经济上你不如它,但是你是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储蓄率太高,甚至过高,我们从2000年以后就进入了40%的储蓄率,这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都号称是亚洲的高储蓄国家,也只有一两年是超过40%的储蓄率,我们从2000年以后一直超过40%,中间还有一两年超过了50%,储蓄率越来越高,贸易顺差就越来越大。
  中国加入WTO以后,也享受了一些特殊待遇,这些特殊待遇现在都被视为不公平,现在国际上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应该被当做穷国看还是当做富国看。用以前WTO秘书长拉米的话说,是应该把中国看成一个有很多富人的穷国,还是应该把中国看成有很多穷人的富国。你要是富国的话,就得遵守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如果是穷国的话,还给你一些待遇,中国以前承诺的是15年过渡,15年以后我们有很多还没改变,确实引起了很多的不满,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欧洲、日本都有共同的感觉,这是需要大家关注的。
  这次也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提醒,中国必须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我们要在科技上开始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这是这次对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包括中兴事件,而且进一步看出,高新科技的东西必须有自己的发展。
  从我们的发展阶段来看,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一阶段一定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没知识,也没资本,就只有靠廉价劳动力。但是廉价劳动力这个因素是很短时期的,即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也是很短时期,你不能长期依靠它。
  第二阶段,我们在过去20年,利用了一个很大的相对优势,不是低劳动成本的相对优势,而是后发优势,通过学习、模仿、引进、消化、吸收,我们减少了大量的研发成本,包括大量的试错成本,这也是一个企业重要的成本。
  什么是试错成本?除了技术,还包括商业模式的研发成本。以前的研发成本大家都知道风投投10个项目,9个失败,一个成功就可以了,那9个都属于试错成本,以前都不知道这个钱花哪儿去了,现在都知道了,堆积如山的自行车,就是这个创新的成本,这个创新是我们创新的,我们创新的成本就是我们自己付的,其它国家就不用付这个成本了。
  到了后半段,我们就发挥了这个优势,我们引进外资,外资带来的除了资本还有知识,资本到后来越来越不重要,真正的知识、管理特别重要。美国人把这都说成是偷它的技术,都说是强迫外资进来,我说这样就没法讲理了,即使中国有很多规定,但是外资来不来是他自己决定的,他是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知识外溢,我们通过开放,他们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的能力。
  这样一个长期学习、模仿的过程往往使我们忽视建立自己的创新的体系,包括忽视保护知识产权,忽视让知识产权成为研发者的激励机制,老想靠着政府补贴、政府自主搞点突破,军用的东西你还可以不计成本,但是现在都是民用技术,芯片是一年两年就要换一代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要发明创造者有激励体制,才能不断有创新,我们往往都忽视了这些。
  所有的事都证明,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必须创造新的机制,使我们一方面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继续要学习,不是说这个阶段以后就变了,它都是一个渐进的逐步替代的过程。我们最初是廉价劳动力,后来叠加上了后发优势,现在继续要发挥后发优势,我们继续要学习,继续要引进外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逐步叠加上来我们的自主创新,这是出路的问题。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贸易战的影响,最初的影响一定是不确定性,特朗普又特别的不确定,现在资本市场的变化,首先是不确定性带来的,真正的效果还没体现出来。
  贸易战一定是双输,大家都受影响。上次是192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把平均关税提高到57%,它是针对所有国家的,所有国家也反制,结果导致全世界的贸易就像蜘蛛网一样不断缩小,从1929年到1933年,几年的时间从3000以降到了不到1000亿,对当时十年的大萧条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这一定是两败俱伤的事情,一定使世界市场缩小,这是毫无疑问的。
  特朗普说打贸易战很容易赢,他的算法是因为他从我们这儿进口的多,他给我们出口的少,所以我们对他惩罚的要少,他觉得他可以占便宜,但是现在已经看到了,特别是在全世界都是产业链的情况下,它很难相互之间能够划清谁是谁的损失,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贸易战也许有一些影响,也许对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好处。首先是对改革开放的推动,第二是上一次贸易战美国的出口也下降了30%,它也有损失,这次它也知道会有损失,但是美国仍然要做,它仍然觉得赚了,是因为它外贸出口少了,但是国内的产业发展了,它通过保护国内的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国内市场大,美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也多,它的经济的潜力、市场的潜力比较大。
  另外,它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全的产业的分类,各种产业的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现在要比较起来当时的美国,我们有点像当年的美国。我们的人口规模更大,市场潜力更大,消费的增长刚刚开始,我们的国内市场足以支撑我们的经济增长。
  另外我们的工业门类现在也是世界上最全的,我们在那个门类中可能处于中低端,但是我们的门类很齐,我们自己可以发展。再有一点,美国认为占便宜了,但是我们反过来发展内需,发展我们的产业,我们还是有回旋余地。
  还有一点,现在都是产业链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iphone卖500美元,只有8.7元是中国人贡献的,其它的要么是美国人,要么是日本人的,要么是韩国的,甚至是马来西亚的。所以它惩罚往往惩罚了自己的一些企业的投放,这个贸易战打起来就很复杂,效果也很复杂。所以从我们的应对来讲,这是一个优势,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会有一个同盟。
  再说到金融风险,现在有人说贸易战可能会捅破全世界的金融泡沫。我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欧美的股市也许会有一个调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恰恰中国有一个优势,中国的股市本来就不怎么样。中国的股市PE值很低,再跌也跌不了多少,美国的股市PE值现在是很高的,它要泡沫破灭,它的影响更大,反倒我们现在的影响比较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也不必过于担心。
  对房地产的影响,后面还有嘉宾会说,房地产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是不动产,它没法出口运出去,所以在一定情况下它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再说说对策,美国对我们500亿加税,我们也对500亿加税,它现在对我们2000亿加税,他们对我们的出口总共只有1300亿,我们没得加了。所以有人出招,让我们抛美债,这就是打金融战了,你开辟了一个新战场,你敢玩吗?人民币要大贬,是亏了还是赚了,你有把握吗?
  还有人说我们制裁美国公司,美国公司在中国,就是中国GDP的一部分,就是中国公司,特朗普巴不得你去骚扰这些美国公司,把他们赶回美国,你还去骚扰美国公司?你巴不得现在更多的美国公司到中国来,更多的同盟军可以跟你在美国国内政治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觉得我们要在贸易领域想办法,你不是对我2000亿吗?我算一下你给我一共征了多少税,我把这个税摊到剩下的700亿里,我对你的进口商品少,但是我的税率可以高。我还可以做点高姿态,我本来应该征70%,我现在只征你40%,表示还可以让一点。我们不去趟别的混水,这样就占领了道德高地,这不是你要发动战争,是他在发动战争。
  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做好分内的事情,自己不改革、不开放、不创新就没有出路,你自己做好了,你继续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具体要做什么就不多说了。
  全球化也不会停止,我们也不会停留在这儿,我们还是相信世界市场仍然是开放的,我们自己把事情做好,可以在国际上取得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席之地。

来源时间:2018/8/5   发布时间:2018/8/3

旧文章ID:16728

胡鞍钢说对了一半,中国超美是历史必然

作者:望山  来源:风云大外交

  直到目前,除了骂声,还没有看到任何一篇文章,以严谨的逻辑对胡鞍钢进行批判。
  胡鞍钢的数据有各种问题,但他预测的大趋势是正确的。即使有误差,也就是十几年。
  历史上,美国人也曾经质疑过自己的实力。中国崛起需要适应期,我们的心态会逐渐转变。
  最近看到清华大学一部分校友,试图向校方施加压力,要求胡鞍钢下台。很多老师写文章表示反对,说要“保护胡鞍钢的言论自由”。
  但是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这些老师还是默认了胡鞍钢的观点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无法有效证明他的观点是错的,那么就谈不上是否“保护其言论自由”。这是两个不同的步骤。
  针对胡鞍钢的模型和数据,有很多批评。但是真正能成为明显问题的只有三个。迄今为止,我还是第一个以严谨平和的态度,对胡鞍钢进行批评的人。
  但是,即使他的数据有各种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大趋势依然是正确的。胡鞍钢依然有巨大价值,只是现在的人们尚不理解他,以后人们会逐渐接受。
  反对胡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心怀祖国的,认为我们要谦虚冷静对待自己的发展。这类人动机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值得支持的。但另一类人,尤其是这次签名的一部分所谓“清华校友”,则多是出于意识形态因素。他们害怕中国崛起,不希望中国强大,膜拜美国的政治体制。
  关键不在静态的数据,而在动态趋势
  很多社会问题,都应该采用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相对精确的统计,而不是依赖于主观的“常识”。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是在挑战主观的“常识”。“常识”不能被挑战,也就意味着无法创新。
  但是,科学并不意味着无法容忍犯错误。相反,每一次科学实验,都不能保证数据和结论的100%准确。这就是为什么飞机也会掉下来,导弹会打在错误的位置。数据不对,可以进行精准化,模型不对可以进行调整。这毕竟要比“两头堵”的无法验证的模糊说教,要靠谱得多。
  即使有人反对以定量的方式研究综合国力,也无法否定中国实力上升的事实。
  胡鞍钢的计算方法存在误差,但也就是十几年
  现在,中国崛起速度太快,以至于我们自己无法适应这个事实。因此,胡鞍钢被指责“浮夸”是很正常的。2018年是这场争论的起点,远远不是终点。
  不同的人,对综合国力有不同的计算模型,有不同的数据。但静态的数据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所有模型的预测趋势都是一样的,即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最终零差距。
  胡鞍钢认为现在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有的人认为要等30年后才能超过美国。其中,最靠谱的,可能是15年后超过美国。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事实。
  当然,即使那个时候,也不可能所有的中国人和所有的专家学者都接受这个事实,也没有必要让所有人都接受。比如,有的学者崇拜美国的政治制度,希望中国变成另一个美国,他们就永远不会认可中国的强大。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并不特殊。美国在综合实力在1900年就已经超过英国,但多数美国人接受这个事实,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
  胡鞍钢忍辱负重,但时间站在他这一边
  “我不能把你驳倒,就先把你的人格搞臭。”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惯用伎俩。有人说胡鞍钢拍马屁,有人说他投机,有人说他人品不好,有人说他吹牛,有人说他有痞子气,有人说他不懂数学。甚至,近期一段他说英语的视频在疯传。
  但是,坦白讲,这些话都体现了造谣者的无奈和无能。能笑看这些人感到愤恨、嫉妒,本身就是胡鞍钢的成功。胡鞍钢的最大品格是,敢蔑视自由派,敢痛斥极左派。要了解这个人,还是应该先感受一下他的讲座,或者阅读他的学术论文。我看过他的很多学术文章,非常严谨,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听过他讲座的人,没有人不由衷佩服他。
  我与胡鞍钢素不相识,本来无意给胡鞍钢辩护。但是出于平衡网络上的负面意见,我认为在批判他之前,还是应该先承认其贡献。
  有人说,胡鞍钢能“误国误民”,那还真高看他了。中国的体制下,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单独影响决策。政府决策之前,肯定要参考不同的观点。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所在。有人说他“误国误民”,其实是内心嫉妒。
  胡鞍钢模型和数据的三个问题,但都不致命
  很多人批评了胡鞍钢的数据和模型,但是这些批评大多没有价值。很多只是为了调侃胡鞍钢,显得很牵强。真正能成为问题的,只有三项。
  第一,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李彬教授认为,“综合国力”缺乏实证含义。综合国力研究与大学排名一样是根据单项指标求总分,计算方法都是人为设定的,调整一下权重就可能改变排名顺序。几乎没有作者解释过综合国力排名顺序如何进行实证检验。既然没有实证,综合国力排名就是个心情,爽了就好,不能太当真。
  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我们可以分开讨论各指标,也可以更换不同的公式。但所有的公式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中美实力的确正在接近,而且中国追上美国的时间不会很远。就是一个误差有多少的问题。
  第二,胡鞍钢以专利数量来衡量创新能力,显得比较偏颇。真正重要的是专利质量和专利转化率。很多人都讨论过这一点,我不再赘述。
  第三,各项指标存在共线性问题。但我认为,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经济实力上去以后,资本、技术、军事也都会上去了。
  我不同意他“中国已经超美”的结论,但是更关键的是变化趋势。看问题要抓住重点。

来源时间:2018/8/5   发布时间:20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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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我相信胡鞍钢和樊纲都问心无愧

作者:秦朔  来源:新浪

  胡鞍钢和樊纲都是经济学家,名教授,出生在同一年,1953年。但最近,他们看待中美经济实力的观点,却是截然不同。
  胡鞍钢说,2016年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全面超越美国。他不是信口开河,其研究报告在《清华大学学报》先发表过。被网友“群殴”后,胡鞍钢回应,他说的实力是整体实力而非平均水平。
  樊纲说,天天网上炒作中国世界第一,有什么用呢?即使从购买力计算来看,中国人均购买力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中国超过美国”似是而非。

"胡鞍钢、樊纲"
胡鞍钢、樊纲

  同样的数据,立足点不同,结论也不同。胡鞍钢长期批驳国外的“中国崩溃论”,一直坚持做数字化的国情研究。樊纲长期关注经济体制,他说中国一大堆体制问题理不顺,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确定的很多改革进展不是特别大。
  胡鞍钢和樊纲,观点不同,但都是“吾道一以贯之”。
  我问一位政府官员怎么看,他说,“数字就是统计加估计,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我问企业家。有两个同学创办的企业被国家统计局纳入网上直报系统,但地方都有干预,数字先要政府审,再录入。有些地方的直报系统,用户名、密码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企业连登陆都登陆不了,谈何信息真实!
  但是,你要说中国经济的成就是假的,那又很荒谬。我这两个同学,一个做精细化工,一个做啤酒厂的成套设备供应,用了十几年都成为行业隐形冠军,把外资企业的份额统统抢走。我们交流时常说:“中国企业都这么干下去,‘老外’还活不活啊!”
  企业从小到大的逆袭,居民出国的比较,都真实证明着中国的历史性跨越。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收益与代价。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却常常被忽略。
  环境代价不再赘述,这里再说一下债务。2月1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等单位发布了“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平均为7.6%,这只是利率成本,加上各种手续费、评估费更高。
  根据央行数据,2017年9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71.23万亿元,它反映的是实体经济(包括境内非金融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量。如果按7.6%的成本计算,实体经济每年支出的利息超过13万亿,占2017年GDP的13%以上。
  为什么中国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攻坚战”之首?为什么十九大报告没有列出未来增速指标?因为不计代价的增长一定会走到穷途末路。
  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说,适度超前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如果超前10-20年就必然会沦为“扔不掉、养不起”的“白象”工程。楼继伟还说,近年来我国货币乘数快速提升,从2012年的3.86提高到2016年的5.02,同期M2与GDP的比例也由180.3%上升到208.3%,表明经济快速货币化,但GDP增速却呈下行态势,说明货币供给扩张对经济拉动的效用在逐步下降。通过货币政策实施总量刺激,只会加剧过度货币化,进一步放大“脱实向虚”。
  一个月后就将卸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十九大时接受采访,预警了“明思基时刻”。美国经济学家明思基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繁荣时期会带来过度的乐观情绪和不负责任的由债务助推的投资。周小川说,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比较高,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不算高,但最近几年增长很快。
  中国正在进行金融整顿,降杠杆,“拆弹”。这场预计会持续数年的阵痛,实质就是戳破泡沫的代价。
  河东河西,东边要看看西边也要看看,表面要看看背后也要看看。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点,今年65岁的胡鞍钢和樊纲,当他们回首人生历程,会有怎样的感慨?
  樊纲在北京上中学时赶上“文革”,他们这批69届毕业生全都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一年,16岁的樊纲到黑河地区当了一名兵团战士,白天挖土、伐木、开拖拉机,晚上一个人在炕头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他仔细读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兵团试行“工分制改革”、打破“固定工资制”时,他所在的连是试点单位,樊纲还专门对此做了“理论分析”。
  “现在回想起来,那8年确实有很多(是在)浪费时间,在最好读书、长知识的时候,在乡下没有书读,时间这么长,损失是很大的。”樊纲命运的转折点是恢复高考,1977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
  胡鞍钢的经历和樊纲类似。他曾说:“1966年我13岁,刚刚小学毕业,我们这代人在‘文革’期间,失去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1969年我就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边疆一呆就是8年。”1976年,胡鞍钢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从事勘探工作,1978年考入大学。
  胡鞍钢的父母在接受采访、谈教育子女时说,他们四个孩子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这些“文化荒漠”中的幼苗之所以成了栋梁之材,靠的是“崇文重教,爱家报国”的家风。“文革”时“天下大乱”“造反有理”,社会上“打砸抢”盛行,学校里“读书无用论”占上风,“交白卷”成为英雄,“如果你不去管他们,不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影响他们,他们便很快会学坏,有可能成为‘迷途的羔羊’,甚至成为危害社会的‘狼孩子’。”
  在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多数同学忙着贴大字报、“破四旧,立四新”、“大串联”的时候,胡鞍钢的父母暗中引导孩子们不要盲目参与所谓的“革命行动”。他们为逍遥在家的孩子分别制订了“自学计划”,还让他们在坚持自学文化课的同时,到附近的农村帮助农民干农活,了解民间疾苦。胡鞍钢在黑龙江农场的8年,父亲通过书信和他沟通思想,交换看法,他也会主动给父母写信,报告生产、生活和学习情况。
  胡鞍钢的父母教育孩子们关心国家大事,家里订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看书读报,评论时事,形成了一种家庭文化氛围。胡鞍钢读小学时就对国际时事感兴趣,喜欢与父亲讨论国际问题。这个家庭的基本观念就是“个人的前途与命运是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密切联系的”。胡鞍钢说过:“我们像前辈一样,无比热爱我们自己的祖国,我家四个兄弟在1978年之后,都考上了大学和研究生,也都先后出国留学,其中两个取得了博士学位,其他两个取得了硕士学位和双硕士学位,到1998年,我们四个人中已有三个回国服务,实现了报效祖国的夙愿。”现在,胡鞍钢、胡本钢、胡包钢、胡红钢四兄弟都在学术或研究岗位上,他们的名字都和父亲参与中国钢铁建设时的地方相关,分别是鞍山、本溪、包头和攀枝花(攀钢当时叫红钢)。
  历史像一条河,要看今天的风景,也要回溯河道的变迁和轨迹。
  回望过去的40年,我相信胡鞍钢和樊纲都问心无愧,他们都做了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兢兢业业,年华没有虚度。
  胡鞍钢和樊纲的今天,上大学是一个关键时点,出国深造是另一个关键时点。樊纲1985年到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胡鞍钢1991年到1992年在耶鲁大学经济系做博士后研究。他们都是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中研究中国。
  上大学,出国留学,这一切都是因为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视野。他为中国开了一扇门,为每个人开了一扇门。
  作为一个财经作者,我注意到这样的细节。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他的日程排得很满,4月13日是星期六,没有会议,大家问邓小平想到什么地方看看。他脱口而出:“去华尔街。”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说:“周末华尔街没有人啊。”邓小平说:“没有人也可以看看嘛。”
  华尔街是资本主义金融的象征,而邓小平第一次到美国,唯一一次观光机会,却要去看看华尔街。他在参观时说,“一定要出去看看,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研究”。邓小平出国前领取了十几个美元,用于旅途杂用,他的秘书王瑞林用这笔钱在一个连锁店替他为孙子买了几个39美分的玩具,唐明照用自己的钱给他买了一个会哭会吃奶会撒尿的玩具娃娃,玩具后来成了孙子辈们的最爱。
  那个时候,可能谁都想不到,二三十年后中国制造就开始风靡世界。
  邓小平从纽约取道巴黎回国,在中国大使馆住了几天。这是他1926年离开法国后第一次的重回。他喝咖啡,吃牛角面包,就像年轻时一样。回国前,他买了一些牛角面包和奶酪,回国后分送给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聂荣臻等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战友。年轻时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总是延续得特别长久。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以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在接受客人赠送给他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证券后,他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回赠给客人。4年后,中国建立了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经常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一定要记住,没有邓小平带头走向世界,敢于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文明成果,中国的命运一定会曲折得多。
  十年前,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曾经当过知青、工人、1979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经济学家刘鹤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刘鹤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六个因子,首先就是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中国人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第二个因子,就是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后的四个因子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上,刘鹤说,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樊纲、胡鞍钢、刘鹤,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三届大学生。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解,一定会深入骨髓,化为灵魂。
  我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这几天在越南考察金融机构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感觉,他们实际在学习中国的一些治国理政经验,也欢迎中国的投资,但还是存有明显的戒备。而对于美国、日本、韩国,反而没什么戒心。当然,这和中国产品特别是边贸产品与三星、本田这样的品牌的差距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上的。
  当地一家著名外资银行的总经理是越南人,我问他:“说心里话,你对中国和美国来的投资怎么看?”他说中国很powerful,但对于美国,我们没有担心(without concern)。
  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让邻国有点怕,这不奇怪,我有点意外的是他们对越战的对手美国却不担心。中国的GDP跟美国比还有一段距离,别人已经起了戒心了,这是为什么?GDP是中国硬实力的表征,也是我们雄心勃勃走向世界的物质基础,但只有硬实力能让人放心吗?
  我不是说只有美国文化才是全球市场的通行证,问题在于,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如何传播自己的价值主张,并且确切地证明,中国人不只会赚钱,用低价打垮对手,还能为所在国创造更多价值?!
  前面提到的我同学的企业,在全球多个地方为国际啤酒品牌建过工厂。他说,“中国制造”要感谢两个公司,一个是苹果,一个是华为。“我们走到哪里,都告诉合作方,你们用的苹果就是中国的工厂代工的,中国制造的质量是最好的。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华为,遇到困难还找过华为,他们帮了很大忙。”
  华为在全球主要的电信服务市场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品牌,其服务有口皆碑。而且华为产品早已不是低价,和竞争者相比处于中高价位。如果说苹果式的全球化(Applonization)代表的是一种精英主义价值,华为可能代表着新兴的“有抱负阶层”(Aspirational Class)的崛起。它来自新兴市场,30年前由几个普通人创立,依靠奋斗者文化、劳动者命运共同体的分享机制,以及以客户为中心的持续创新,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它在全世界要传递的,就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文化。
  河西河东,似水流年,对你所过的日子负责,点点滴滴,竭尽全力,就会心中无愧。
  国家的地位不是靠口号建起来的,是靠亿万普通人和有抱负的企业、机构奋斗出来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有了巨大的规模实力,但是,这种实力只有和恒久的利他气质,和真正多元的开放性相结合,才能成为润物无声的文明春雨。
  2月3日,周六傍晚,我乘坐的胡志明市至上海浦东的航班开始下降时,突然想起一首很老的流行歌曲,多年前香港的梅艳芳唱的——
  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浩瀚烟波里/我怀念 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似水流年
  不管对于你,改革开放是多少年,都希望你情怀未变!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来源时间:2018/8/5   发布时间:2018/2/5

旧文章ID:16726

世界越来越平,内外很难有别

作者:笑蜀  来源:FT中文网

  内外有别是中国文宣的一个基本原则。说白了,就是对内对外两套不同的,甚至完全冲突的话语体系。比如,不定于一尊,国际关系民主化,就只适于对外,不适合对内。在国内讲的,比如定于一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肯定不能拿到国际上讲。此种两轨制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有一道高墙,把国内国外两个舆论场分开。国内的听不到国外的,国外的听不到国内的,国内外两个舆论场完全割裂。
  这在过去的确管用,尤其在国际社会管用。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等发达国家,曾经对中国有好印象,认为中国还是一个讲道理的国家,友善的、可以合作的国家,迟早会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而不会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挑战。所以,无论国内舆论如何翻江倒海,一般不会连累中外关系尤其中美关系,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会受大的影响。内政就是内政,外交就是外交,井水河水分得很清。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互联网的普及,分割国内外两个舆论市场的高墙正在坍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舆论市场两轨制随即走向末路。但中国有关当局对此浑然不觉,还在不惜耗费巨资,全球布局大外宣,向全球尤其向美国等发达国家讲述官方版“中国故事”,在全球重塑官方版“中国形象”。
  这该是何等的不合时宜。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称,世界是平的。全球化不止创造了崭新的社会经济范式,创造了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没有界限的整体;而且尤其创造了崭新的信息流通范式,创造了信息流通上的没有界限的整体。打造信息高墙,隔断国内外两个舆论市场以分而治之,跟这趋势背道而驰,属于典型的逆水行舟。
  于是我们会发现,所谓内外有别越来越徒劳无功。高墙还在,但每年数千万国人因私因公出国“肉身翻墙”,及其他渠道,汇成的信息洪流,已经把高墙冲出了大缺口。至于国内信息,更是基本对外开放。国人能看到的,国外大致也能看到。这方面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我个人的经历或能部分说明问题。我每次开通微信公众号,通常情况下,来自境外的订户总能达到总量的5%左右。不要小看这5%,他们可全是境外的精英、研究中国问题的行家,分布于广泛的领域。我如此,国内有影响力的媒体和自媒体当然更如此。
  总之,全球化互联网化格局下,国内国外两个舆论场逐渐打通,信息落差逐渐消亡,这必然从根本上冲击内外有别的传统文宣体系。这方面的典型个案,是近年来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国内亮剑言论。
  国内所谓亮剑言论,崛起于2008年奥运会闭幕后。奥运会开幕之前的对外宣传,大体是柔和的、谦卑的,符合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为争取奥运会主办权,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很多美好承诺,主要是承诺奥运会如果交给中国主办,一定会促进中国的开放、包容、多元。但事实并非如此,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开始走上一条跟其承诺不同的路。这趋势最近六年中不仅加速度发展,而且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底色越来越强,相应地,国内所谓“亮剑”言论越来越有市场。
  这集中体现于《环球时报》关于国际政治、关于中外关系尤其中美关系的系列社评。分析内外有别的传统文宣体系在今天的尴尬,《环球时报》社评可能是最好的样本。
  且以其今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的系列社评为例吧。
  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环球时报》密集发声,坚决主战,创造了很多广为流行的名言。譬如,其4月6日社评,标题即是名言:《即使中美贸易归零,中国也不会后退》。文章悍然代表14亿国人宣称:
  “这一次中国人的意志将是这样的:如果特朗普政府愿意,它可以引导中美贸易战朝着把两国贸易和相互投资归零的方向打,中方一定会接受它的所有挑战,跟上它的所有步子,直到把太平洋打成国际贸易的一道天堑。”
  “把太平洋打成国际贸易的一道天堑”,这话同样成了名言,一时风靡中文互联网。
  次日,《环球时报》再发表时评,标题火药味更足:“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
  此种好战调子,持续到7月份。7月4日社评《中国尽力了,我们将回敬美国的施压》,仍宣称要“打出一条中美贸易的‘三八线’来。”直到7月25日,《环球时报》还在发表这样的社评:《贸易战,美国第一次疼得咧嘴了》。其标题之喜剧性,令人忍俊不禁。
  回头来看很清楚,《环球时报》曾经断言的,中方将不惜把贸易战朝着把两国贸易和相互投资归零的方向打,一定会接受美方所有挑战,跟上所有步子,直到把太平洋打成国际贸易的一道天堑,这根本就是呓语。《环球时报》主战的所有名言,最终都成了笑话。其立场并不代表中国官方的立场。恰恰相反,在美方宣布拟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关税25%之后,在美方宣布考虑对5000亿中国商品追加关税,真的摆出把两国贸易朝着归零的方向打的姿态之后;在美方近日宣布对中国44家军工为主的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之后,中方极其低调而克制,并无任何激烈回应。跟中方对“萨德”入韩的回应、中方对钓鱼岛事件的回应,形成鲜明对照。
  但是,明明不代表中国官方立场,为什么《环球时报》的“亮剑”言论能在国内大行其道呢?在高度管制尤其对涉外报道和评论实行高度管制的舆论格局下,为什么《环球时报》的“亮剑”言论反而可以一路绿灯呢?这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
  答案可能还得从“内外有别”四个字中去找。《环球时报》的亮剑言论不代表中国官方立场,但它在当下中国有市场,符合中国当下某种政治需要。换言之,中国官方知道自己的家底,知道贸易战中跟美方死磕的后果。《环球时报》所呼吁的“把两国贸易和相互投资归零的方向打”,这恰恰是中国官方要努力避免的。就此而言,《环球时报》的“亮剑”言论本来是跟中国官方添乱。
  但问题的微妙在于,可能有关当局并不认为这是添乱。官方肯定不会把《环球时报》的“亮剑”言论当真,不会被其绑架。但是有关当局可能同时认为国内一定程度需要这种言论。即是说,在有关当局看来,《环球时报》的“亮剑”言论并不是主要对外讲,主要对美国讲;其实主要是对内讲,主要对自己的人民讲,主要服务于国内政治,即主要为了安抚国内民族民粹情绪,塑造官方对外强硬的爱国主义形象。其实,一直以研究国际政治为主业的《环球时报》主笔也不会把他们自己的言论当真,他们也知道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儿,但他们想迎合官方的国内政治需要,同时也企图迎合它的民族民粹情绪强烈的几百万读者,以巩固其国内媒体市场的基本盘。
  《环球时报》的私货就这样与官方的国内政治需要形成共谋。这可能是高度管制之下《环球时报》的“亮剑”言论仍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他们不认为这么做会有副作用,不认为这么做其实是给官方的外交政策添乱。
  但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后来贸易战不断升级、中美关系不断紧张、形势不断恶化,很难说,跟《环球时报》之系列“亮剑”言论没有关联。理由很简单,认定《环球时报》的功能主要对内是臆想。作为《人民日报》体系内的一份报纸,作为中国官方授予特权,可以主要发布涉外报道和评论的一份报纸,《环球时报》社评不可能不被国际社会尤其美国聚焦,不可能不具备对外功能。我相信《环球时报》涉外尤其涉美的重要社评,一定会第一时间译成英文,送到白宫,送到五角大楼,送到中央情报局,送到美国参众两院领袖的案头,成为他们解读中国官方立场,讨论和制定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参考材料。
  结局就不免悲摧了。《环球时报》的“亮剑”言论,跟中国官方在国际社会所做的和平崛起的承诺,不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承诺,背道而驰。一旦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精英集团、美国当局认真对待《环球时报》的“亮剑”言论,中国官方的承诺还能让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相信么?中国的国家信用还能维持么?大外宣刻意塑造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还能维持么?事实上也没办法让人家不认真对待《环球时报》的“亮剑”言论,因为美国不存在中国言论市场上的“潜规则”,美国人也就没法理解中国言论市场上的“潜规则”,你要给他们说《环球时报》的“亮剑”言论其实是说着玩的,当不得真的,只是忽悠国内的,美国人怎么可能听得懂?
  如此,则《环球时报》社评的副作用,给官方对外政策尤其对美政策搅局、添乱的作用,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国外交政策、中外关系尤其中美关系,不能不为此付出代价。这个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且不谈国内执政环境,至少执政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世界越来越平之今日,对内往往就是对外,内政必然牵动外交。内外有别的传统思维早就OUT了。怎么对自己的人民讲实话,怎么友善地对待自己的人民,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内政问题,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尤其美国所关注,同时也会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及其对华外交战略。只要打开的国门不再关上,中国内政受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制约就是不可逆的大势。
  中国文化向来讲究权谋权术,向来推崇兵不厌诈,但这一套,在世界越来越平之今日是越来越吃不开了。老是那三板斧,不与时俱进,不跟着时代的巨变、国际国内执政环境的巨变,相应调整自己的执政思维,变革体制机制,路,难免不越走越窄。

来源时间:2018/8/4   发布时间:2018/8/3

旧文章ID:16724

分析:特朗普贸易战给美国企业带来风险

作者:理查德•沃特斯  来源:FT中文网

  在很多行业,美国企业获得全球影响力的蓝图很简单: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建立规模,然后驾驭有利的地缘政治大潮走向全球。
  像其他行业的企业一样,美国科技公司从这一剧本受益匪浅。但他们面临一个令人不安的认识:中国正在美国拿手的游戏上胜过美国。
  本周有消息称,谷歌(Google)试图通过一款配合审查的搜索服务来重返中国,这鲜明展示了这一切关系到什么。当该公司在2010年决定宁可退出中国、也不愿继续审查搜索结果时,支撑着它的不仅仅是它的自以为是:当时硅谷的人们普遍相信,中国的政治限制会随着其经济的发展而解冻,而美国品牌的互联网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占据上风。
  八年后的今天,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的传播并不让人感觉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已后来居上,成为世界最大,至少就用户人数而言是这样。由The Intercept网站最先透露的谷歌重返中国的企图——“蜻蜓项目”( Project Dragonfly)——显示,企业的盘算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当今的美国科技集团如果在中国不具有强大地位,长远而言还有没有希望保持其在全球的地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两国之间政治气氛的恶化,将如何影响它们在中国打下更深根基的企图?
  这种不安的程度,在苹果(Apple)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本周对美中贸易关系的反思中表露无遗。
  在华销售已经成为苹果业绩的关键决定因素。在18个月同比下跌后,过去四个季度的增长率已经反弹至两位数,中国如今占苹果营收的18%。
  库克分析了关税局面,然后得出结论:两国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相互关系”,这意味着美中将不可避免地在贸易上达成妥协。
  这听起来像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美国拟加征关税的下一批中国输美产品不包括iPhone或Mac电脑,但这些经济惩罚确实打击该公司的智能手表和智能扬声器,而贸易战升级的威胁带来全部中国输美产品受到影响的前景。
  库克的不安也反映了中国可能采取的报复行为,这将限制苹果近期在华取得的销售反弹。该公司在中国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卷土重来的华为(Huawei)和小米(Xiaomi)。
  华为本周取代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生产商,而三星(Samsung)保持领先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时机——当前季度通常是苹果在一年中最疲软的一个季度,因为它在准备推出下一款iPhone。这也是由于华为从规模较小的集团夺走销量(往往是在比较低端的手机市场),而不是从苹果。
  但这并没有改变来自中国的竞争正在变得更为强大的事实——而且不仅是在智能手机市场。这种威胁在下一代重要科技市场最为强烈,在这些市场,中国企业从同一条起跑线投入竞争,并且受益于有利的国内产业政策。
  电动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本周所说,中国是“遥遥领先的世界最大电动车市场”,去年占特斯拉(Tesla)销量的17%。但是,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征收40%关税——最近开始实施,是对华盛顿方面加征关税的报复——导致马斯克表示,特斯拉可能会开始转向其他市场发货,以求继续达到其增长目标。
  特斯拉不能在它正需要打下根基的时候失去在华销量。只有在中国赢得市场份额竞赛的电动车制造商,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帮助它们赢得其他国际市场。
  特斯拉今年至少在建立全球生产平台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签约在上海建立一家全资电池和整车装配厂。但该公司要获得其需要的所有许可证,或者向当地银行融资20亿美元(马斯克表示他需要这些资金来开展这个项目),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白宫对中国贸易行为发起的攻击——最初号称是为了帮助美国科技行业——没有显示出放松的迹象。对于理应受益的企业,风险正在上升,而最终的回报很难看到。

来源时间:2018/8/4   发布时间:2018/8/3

旧文章ID:16723

从中美贸易战,看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本文为作者“贸易战火下的美国”系列之二
  最近几个月中美贸易战发展的曲折,“震惊”了不少认为特朗普只不过是在中期选举年摆摆政治姿态的人。特朗普本身反复无常和缺乏公信度,以及鹰派的偏激立场,很容易让人低估贸易战如何来势汹汹。但是其实今年以来出版的几本新书,透露了美国精英思潮里普遍对于中国的“幻灭”。
  在许多美国学者和智库的眼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尽头”,而“第三度革命”正朝着与改革开放的相反方向奔去。对于中国政府宣布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美国却解读为以虚拟的墙更加密切地控制与对外思想和资本的交流。美中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近著《第三度革命:习近平和新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中甚至写道:“中国领导层正在扭转政治和经济开放的趋势,以及三十年前邓小平‘第二次革命’所引发的低调外交政策。”
  为什么说美国对中国“幻灭”呢?这个本质上的观点逆转对中美今后的关系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回顾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在过去46年间, 基本上中美关系的“罗曼史”有点像“欢喜冤家”,并且是建立在一种彼此的“幻想”:就是我跟你玩,你就会接受我;或是你跟我玩,你会越来越像我。
  为了说服国会投票支持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成员,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提出的理由是:“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仅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更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视的价值之一,即经济自由……当个人拥有不只是做梦的力量,而是能够实现梦想时,他们(中国人)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在克林顿的想象里,中国加入WTO可以实现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愿景”,也就是“一个充满自由市场、自由选举和自由人民共同努力的世界……使中国更像美国。”
  是的,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使中国更像美国”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幻想”。但是,这个想法似乎是一厢情愿。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国时间7月25日,应邀出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活动时说,对于中国的目标和意图,外界有不少误解和误读。他认为,中美仍然在同一条船上,仍然需要“风雨同舟”。
  崔天凯明确地表示:“改变中国是一种幻觉。我不认为中美两国真的能够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去改变对方。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国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由中国漫长的历史所决定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不应是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任何国家对华政策目标。我相信这也不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目标。我和基辛格博士谈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改变中国从来不是当年他和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初衷。”
  即使美国没有积极改变中国的初衷,但不能否认的是,美国在经营对华关系时,向来都有隐形的期望值,希望通过把中国纳入美国思维的世界秩序,中国会由经济上的改变,带动社会、政治上的变革,逐渐拥抱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
  直到特朗普对于世界秩序重新洗牌为止,从WTO到各种国际商务的机制,“全球化”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美国化”的秩序,自然也反映了某些美国的既定观点和成见。
  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涉及逆差、关税、技术转移、汇率多方面,但是更暴露了双方各自意识形态上“不相为谋”的本质上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贸易战无异是双方对彼此认知的分水岭。
  从最近中国和美国常驻WTO大使的交锋,可以看到双方对于市场经济的定义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实中兴、华为事件,以及《2025中国制造》争议,表面上围绕着中美科技竞赛的主题,亦即,在中国人眼中是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而美国认为中国政府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方式来扶持特定工业和企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但是,背后的隐主题是对于政府是否应该赞助企业的争论。
  从企业经营方面,中美之间的差距表现于对“国家企业”和“政府参与”的看法不同。这就正如典型的中国育儿方式习惯:在襁褓时期,便把婴儿裹得像粽子一样,生怕孩子着凉。但是美国的孩子从很小开始喝水加冰块,大冷天穿T恤,因此养成相对比较不怕冷的习惯。
  同样,国家过度扶持企业,容易造成连锁反应,包括没有独立的企业文化,商业运作缺乏透明度,从而企业缺乏御寒的能力。在公司治理方面,缺乏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障个人及企业的权益。美国政府也有支持的产业,但是多数由政府担任第三方补助,并不积极介入公司的内部治理。
  当然美国国内也有对于政府赞助企业的辩论。美国评论者嘲讽这些政府补助为“企业救济金”。
  美国“好工作优先”组织,在2015年首次对联邦补贴奖励进行第一次综合核算,包含了137个联邦计划的16.4万多个奖项的记录,并扩展了自2010年以来收集的数据。它的研究发现,联邦拨款和税收抵免的最大接受者是西班牙能源公司Iberdrola,该公司通过“大量投资美国发电设施”获得联邦补贴,
  另外标题为“山姆大叔最喜欢的公司”的报告,结合类似的联邦数据和匹配的国家补贴数据,审查自200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分发的支助、贷款和其他补贴。在这15年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向企业分配了680亿美元的赠款和特殊税收抵免,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受惠大公司,六家公司已拿到10亿美元以上,而21家公司已获得5亿美元以上。
  关于市场经济的辩论,中国本身一直强调仍然会继续改革开放,但是为什么西方人却觉得中国是走回头路呢?这里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扶持重点工业的形式,以及政府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控制(如在公司设立党书记的机制)。
  WTO总理事会7月26 日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WTO大使谢伊借着美方会前提交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包括对于“计划经济”的攻击:
  “中国宪法授权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授权也在中国更广泛的法律框架中得以体现。为此,政府和共产党通过政府所有制、控制关键经济实体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继续对资源分配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结果,生产资料并未根据市场原则进行有效分配或定价。相反,政府和共产党继续控制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土地、劳动力、能源和资本。
  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样,国有企业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此外,政府和共产党几十年来通过任命核心管理人员和优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资本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等手段来控制这些企业……
  中国的体制还把法律作为国家工具,用以促进政府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并确保取得突出的经济成果。此外,法院等关键司法机关的组织结构也是为了响应党的指导而设计的。这种体制使得企业很难全面、持续地独立于产业政策行事。
  中国的主要企业也证实了当前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具有非市场属性。例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曾表示,‘中国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仍属政府所有’,‘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继续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通过分配资源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实施明显控制’。”
  中方代表张向晨大使则直接反驳谢伊“中国对自己的描述并不准确”的指控,认为美国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别人的立场, 甚至多边规则:
  “1992 年,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旁边的 Room W 会议厅,当被问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回答,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26 年过去了,我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改旗易帜,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世界上市场经济不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美国谢伊大使刚才使用了‘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贸规则,我们找不到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准。世贸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以这样特殊的权利,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有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
  对于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符合中国WTO的承诺,西方学者见仁见智。其中比较客观的有哈佛大学法学教授马可•吴。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中国之问:审视一个强权崛起》一书,收录了他的《中国是否履行了贸易上的承诺?》一文,分析中国并于实现WTO承诺的不同程度和情况,他认为,“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履行广泛的义务,而是能否达到协议的精神”。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WTO协议旨在遏制中国国有企业的势力,当时中国承诺只会以商业条款运作。据他估计,目前国有企业仅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20%,确实低于2001年时的40%。但拉迪认为最近几年出现逆转,国家对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私人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核心。
  多年来拉迪一直呼吁,中国究竟是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受到国家参与者严格监管和主导的经济?这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现在这两选项的命题变成中美贸易战中双方僵持的一个基本问题。
  比方说,自2008年以来,通过政府补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制造能力增长了十倍,很多人认为这导致了全球供过于求。中国面板出口激增使世界价格下跌75%。
  中国六大太阳能公司在2012年的负债率超过80%。《哈佛商业评论》认为,如果没有补贴,这些公司就会破产。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停止为无利可图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提供资金,并支持该行业的改革命,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破产和重组。
  虽然看到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支持令人鼓舞,“但国家愿意为实现政治、社会、经济和外交目标付出经济效率低下的代价。巨额的中国补贴导致全球产能大幅增加,出口增加,全球价格下跌,并扼杀了其他国家的工业基础。”
  《第三度革命》作者易明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作为中国的常客,今年早些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中国官员将他的国家称为‘超级大国’ 时,我感到很惊讶。但中国对其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看法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持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不再的人士,如福特汉姆大学教授卡尔•闵兹纳在新书《时代的结束:中国的威权复兴如何破坏其崛起?》中写道,“中国的改革时代即将结束,其特征的核心因素(政治稳定、意识形态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正在瓦解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即将结束。中国正在关闭。不确定性悬而未决。”
  面对所谓的“幻灭”,美国学者对于如何与中国相处之道,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之问》收录了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罗伯特•罗斯的《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一文,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从2010年来陷入直线下坠的螺旋,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不但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也动摇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位置。
  罗斯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反应呈现了两种失误:首先,美国与韩国、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并强化安全上的合作,并未能限制中国在南海增强军事部署。他认为美国的政策误导了中国对于美国企图的感受,让中国认为美国在韩国、越南以及南海的行动完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
  比方说美国的安全考虑其实应该是在东亚,而不是在朝鲜半岛,诸如“萨德”导弹的部署对于美国的安全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同样地,美国跟越南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也没有实质上的意义。而在海域航行的自由,以及公开宣传的海上军事演习不能够提升美国的安全考虑。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些举措形成中美之间的不必要、并且高代价的摩擦,而战略上的竞争也造成了地区性的不稳定。反而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安全。
  因此,他建议美国在中美关系面临拐点的十字路口,及时采取外交政策,向中国表达美国希望通过互动来减低冲突的意图。但是这显然不是特朗普政权所采取的道路。
  对于某些美国精英来说,目前中美对于“市场经济”之辩,也代表了两国各自秉持的“美国例外”和“中国例外”的抗衡。哈佛国际关系教授亚雷斯特•约翰斯敦在《“中国例外”是否阻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利益?》一文中指出,对于自我群体独特性的强调,往往与歧视其他群体的心态并行,特别是当自我群体内部的统一受到威胁的时候,也就是说,越相信中国爱好和平之“独特性”的中国人,也就是认为中国比别的民族都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对外交政策的偏好越倾向于强硬路线。
  约翰斯敦的理论依据是2015年北京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对在北京地区2600个受访者的调研。根据约翰斯敦对于研究结果数据的分析,受访者主张中国爱好和平的独特性,和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支出有直线性的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人,反而更相信中国人比别的民族更爱好和平。也因此秉持着强烈的“中国例外”信念的中国人,就如同坚信“美国例外”的美国人,他们的政策主张,往往倾向于与他们自以为爱好和平相反的强硬好战路线。
  约翰斯敦认为, 提倡中国独特的和平特质,也具有政治上的目的,使精英和老百姓都认为当国家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时,必定是其他国家挑事,因为(独特爱好和平的)自己完全是无辜的。但是这个观点的危险性,是不断强调自己独特的和平特质,无形中意味着别人的“次等”,反而造成被人视为骄傲的反效果。
  在中国的眼里,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是“一厢情愿”,但我认为这也是重新审视和定义中美关系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即将庆祝改革开放40年之际,除了让世界认知改革开放的成就, 对于未来面对的问题仍然需要梳理, 比如说: 合理的政府扶持是什么?(为了比较,甚至批判,美国政府的扶持方式值得研究。)政府补助除了让重点产业得到短期内的“弯道超车”的优势,对于个体企业和整体国家经济有何利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对全球经济有什么贡献?经济开放可以与政治开放分歧吗?
  或许当我们能够对自己清晰地解说这些问题及其答案时,也就是中国能够尝试与美国建立一个不是基于幻想、真正互惠关系的拐点。

来源时间:2018/8/4   发布时间:20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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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把贸易战火力对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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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迪米 , 肖恩•唐南  来源:FT中文网

  在同意与欧洲暂停贸易战仅一周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大幅增加了在对华贸易战中的筹码,提出要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更高的关税。
  特朗普之前威胁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今又放话要将税率提高至25%。此举令一些人士感到意外,因为特朗普刚刚缓解了美国国内对美欧贸易摩擦的担忧。
  但特朗普将行动升级——北京方面称之为“讹诈”——表明,在为将于11月举行的至关重要的中期选举做准备之际,他已决定集中火力对付中国。
  曾担任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中国问题高级顾问的韦德宁(Dennis Wilder)指出,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在全球各地同时打多场贸易战激起了美国国内日益强烈的反对情绪,而和欧盟达成的休战协议,让特朗普有了更大的余地升级与中国的贸易战。
  “与全世界打关税战是不得人心的。特朗普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改变了策略,”韦德宁说,“在迎接中期选举之际,在两党中都受欢迎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打击中国。”
  特朗普升级对华贸易战之举与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立场一脉相承,他当时指责中国利用贸易政策“强奸”美国。此举还有一个背景是,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增加了8%。
  “从某一方面来说,特朗普是不可预测的,”咨询公司信源(Trusted Sources)的庄波说,“但他同时也是可预测的,他正在履行他在竞选期间向美国人民许下的全部承诺。”
  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正试图解决其他贸易争端,以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身上。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因墨西哥大选而暂停后,已经重新开始。
  一位就中国问题进行游说的说客表示,在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达成协议后,美国将焦点更多地转向了北京。美欧之间的协议包括承诺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内更紧密地合作来对付中国的产业政策。
  “总统四处发起贸易战,以至于现在大家都说,在中国这件事上,我们站在你这一边,”他说。
  几个月来,欧盟一直分辩说,华盛顿方面不应将欧洲作为加征关税的目标,而应建立一个跨大西洋联盟来对付中国。一位与美国商界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一个以中国为目标的欧美贸易联盟将“改变游戏规则”,特别是由于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想让欧盟与特朗普为敌的做法失败了。
  但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关税的计划也表明,特朗普政府中的“贸易鹰派”——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著有《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的白宫官员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继续在华盛顿占据上风。
  知情人士表示,对华鹰派已说服特朗普不断对北京加大压力。一位人士表示:“如果他们真的希望把这种手段贯彻到底的话,他们的目标至少是2500亿美元,甚至4000亿美元(打算加征关税的中国进口产品总值)。”
  特朗普似乎认为,这种方法将最终迫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让步。但目前没有这种迹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日表示,美国“想要通过贸易摩擦向中国施加压力,这个手法不会起到任何效应。”
  越来越多的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已决心升级这场贸易战。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国问题专家时殷弘表示:“短期来看,中国面临严峻的形势。”
  中美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让这场贸易摩擦变得更为复杂,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项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描述为“战略竞争对手”就突出说明了这一点。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最高中国问题分析师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表示,北京方面相信,美国现在对中国采取“完全遏制政策”。
  他表示:“经济关系从互补变为竞争,这是自两国重建外交关系40年来的首次。”
  目前局势几乎没有任何改善迹象。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最近批评习近平阻止中国团队达成协议。但一些专家表示,中国不愿协商的原因是特朗普有压制他自己的经济官员的习惯,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肯定是习近平与特朗普之间的事,”韦德宁表示,“如果说他们从(研究)容克与特朗普打交道和金正恩(Kim Jong Un)与特朗普打交道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当你与特朗普达成一项交易时,事情就会停滞不前。”

  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史蒂芬妮亚•帕尔玛(Stefania Palma)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8/4   发布时间:20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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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起死回生”背后:花费重金在华盛顿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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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A SWANSON, KENNETH P. VOGEL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今年4月,当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ZTE)受到美国严重制裁的打击后,它选择了一种非常美国式的解决办法:大举聘请华盛顿说客。
  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展开了一场激烈且最终成功的行动,获得了喘息的机会,避开了给公司带来破产威胁、并威胁损害中美外交关系的处罚。中兴聘请了前国会议员、立法者助手以及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一名官员,试图用一向被特朗普总统嘲笑为“沼泽”弊端的那种幕后游说来说服国会议员。
  国会领导层的议员与中兴的说客见了面。知名参议员出现在代理中兴的主要律师事务所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举办的一场派对上。该律师事务所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还向有权影响中兴通讯命运的议员捐了款。
  参与这些活动的一些游说者私下吹嘘说,他们的努力挫败了试图维持中兴制裁议案的国会。
  为了试图影响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中兴的美国子公司ZTE USA在三个月里总计花了近140万美元。据国会游说存档记录显示,2017年中兴在游说上总共才花了96万美元。
  本周三,中兴的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其中包含了比议员们原先预期的弱得多的中兴惩罚条款,法案让中兴得以躲过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而受到的严厉惩罚。
  “他们显然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错的投资,因为如果我们坚持实施更严厉的惩罚的话,对他们将是很大的压力,而那正是惩罚的最初目的,”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说,他和其他立法者曾主张施加更严厉的惩罚。
  虽然范·霍伦拒绝猜测游说是否影响了参议员的投票,但他说,中兴的努力不容忽视。“我无法读解其他参议员心里在想什么,”他说。“我只能读公开的文件,文件显示,中兴在很短的时间里花在游说上的支出超过了任何其他实体。”
  此事对中兴干系重大。虽然在美国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地位很重要,它雇有数万名员工,为中国的许多智能手机提供核心部件。中兴还是高通(Qualcomm)的一个大客户,美国政府已将这家总部设在圣迭戈的芯片制造商认定为对美国成功打造下一代无线通讯技术的关键。
  中兴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显得命运堪忧,当时美国商务部下令禁止其在今后七年内购买任何美国产品,惩罚的理由是这家公司在公司违反制裁问题的处理措施上撒了谎。禁令对中兴构成极大威胁,可能会摧毁其在全球的电信业务,使大批中国员工失业,这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是个很大的尴尬。
  美国国会的游说存档记录显示,中兴很快聘请了霍金路伟,这家律所的主要说客是明尼苏达州前参议员诺姆·科尔曼(Norm Coleman)。据了解这一行动的知情人士说,霍金路伟是这次国会游说活动的带头人,还担负了涉及法律问题的工作,包括与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的谈判。
  截至6月底(最近的归档记录只覆盖到6月底),中兴已通过其美国子公司ZTE USA向霍金路伟支付了128万美元,作为就“国家安全问题”及其他与制裁有关的问题游说白宫、国会、商务部和财政部的费用。
  因为霍金路伟的游说是受中兴在美国的实体的委托,霍金路伟的说客只需向美国国会提交相对较少的披露文件。相比之下,代表外国客户的事务所则需要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向美国司法部提交更详细的文件。
  中兴还聘请了游说公关公司水星公共事务(Mercury Public Affairs),这家公司靠一名前特朗普竞选团队和过渡团队官员来游说白宫和商务部的官员。水星公共事务对其游说活动在美国司法部进行了注册,并在提交的文件中解释说,“根据这一安排所进行的工作可能会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提交的文件显示,水星公共事务每月得到了7.5万美元的报酬,用于从事诸如“就有关美国对该外国主体制裁的问题,安排与美国政府官员会晤”之类的工作。
  今年5月,在习近平曾亲自替中兴向特朗普求情,而特朗普出于对中美关系的担心公开承诺予以帮助之后,中兴的命运似乎出现转机。6月7日,美国商务部表示,已与中兴达成了取消制裁的协议,并用下列做法取代制裁:中兴支付14亿美元的罚款,撤换高管层,并任命一批向美国政府负责的合规官员。
  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对这家中国技术公司逃避美国制裁的前景感到愤怒,他们迅速采取行动,以阻止白宫取消禁令。包括范·霍伦、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以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在内的国会议员,在授权军费预算的法案中附加了一项恢复禁令的条款。这个条款似乎得到了两党领导人的支持。
  据了解游说活动一手情况的人士说,为中兴游说的人通过引用特朗普表示支持中兴、怀疑制裁的推文,来争取动摇官员的立场。说客们还使用了更常见的关于制裁会造成损害的要点。
  7月中旬,就在国会的上层开始试图统一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军费立法版本,以确定法案(包括有关中兴的条款)最终措辞的时候,霍金路伟展示了其与议员的深厚关系。
  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的至少两名共和党成员——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加州众议员埃德·罗伊斯(Ed Royce)——都在霍金路伟举办的一个派对上做了主题发言,派对是为庆祝霍金路伟一个新近成立部门的亮相,新部门结合了事务所的游说和公关业务。
  目前尚不清楚这种互动是否影响了格雷厄姆和罗伊斯的观点。两位议员的办公室均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两天后,也就是7月20日,新闻报道透露,联合委员会起草的妥协法案中,旨在恢复对中兴惩罚的条款在措辞上有所缓和。
  这种做法遭到了两党议员的反对,格雷厄姆为缓和语言做了辩护。“如果那个条款将让法案遭到总统否决的话,我就要解决条款的问题,”格雷厄姆对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说。
  多年来,霍金路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给格雷厄姆和罗伊斯的竞选活动捐献了数千美元,还给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Claire McCaskill)和蒂姆·斯科特(Tim Scott)的竞选活动捐献了数千美元,麦卡斯基尔和斯科特也都是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的成员。霍金路伟甚至在本竞选周期里给罗伊斯的竞选活动捐献了2000美元,尽管他今年秋天并不需要竞选连任。
  对隶属于主要游说公司或行业团体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来说,把献金撒给国会中有权有势的议员是标准做法,这些议员所在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的问题可能会影响游说公司的客户。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国会删掉了有关中兴条款的强硬措辞之后,水星公共事务的负责人向客户和潜在客户吹嘘说,公司在搞掉制裁上起了关键作用,并有可能帮助其他成为政府目标的外国客户。
  水星公共事务和霍金路伟的负责人都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本周三通过的法案包含了一些加强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的条款,对许多批评中国贸易做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胜利。但有关中兴的条款只是禁止美国政府购买其产品,许多联邦机构已经采取了这种做法。
  “中国就是这样影响我们的政府政策的,”卢比奥上周发推说。“他们花大钱游说国会降低对中兴的限制,现在起作用了。”
  卢比奥周三宣布,他会对军费授权法案投反对票,因为其中有关中兴的条款被削弱,而他本来是支持军费法案的。
  “中国及其电信企业所构成的威胁如此之严重、如此之重大,它让我面临一个遗憾的选择,让我无法支持自进入国会以来我一直支持的法案,”卢比奥说。“我们对中国对我国构成的威胁需要警醒了,再不警醒就为时过晚了。”
  “当你背后是中国政府时,数十亿美元的罚款根本算不上什么,”他补充说。
  几名国会助手说,特朗普本人支持放松对中兴处罚的做法,对议员行为的影响远远大于任何游说活动。今年5月,白宫曾派财政部长史蒂文·马努钦(Steven Mnuchin)和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到国会大厦去说服共和党议员们缓和他们对中兴的批评。一个月后,白宫邀请共和党议员参加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再次提到中兴的未来。
  国会助手们表示,包括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Tom Cotton)和乔治亚州的戴维·珀杜(David Perdue)在内的其他共和党参议员,是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中最强烈支持减轻对中兴处罚的人。“国会不必通过停止处罚来把水进一步搅浑,处罚本来已给正在进行的有关贸易和执行制裁的谈判产生了负面影响,”珀杜在一份声明中说。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8/8/4   发布时间:20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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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太经济策略能否有效抗衡 “一带一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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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莉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推出了川普政府加强与印度-太平洋地区接触的经济策略,给印太国家提供一个不同于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选择。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新策略虽然没有大口号和大金额,但彰显了“美国模式”的优势。但是也有人认为,对于对抗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来说,这个策略来得晚了些,也不够有力。
  美承诺提供1.13亿美元资金
  蓬佩奥国务卿7月30日在美国商会举行的印度-太平洋工商论坛上阐述了川普政府印太策略中的经济组成部分。他强调,川普政府正在扩大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交往,谋求根据自由与开放的原则利用机会,因为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蓬佩奥在阐述这个经济策略时宣布,美国将拨出1.13亿美元的新资金,对数码经济与网络安全、能源以及基础设施这些今后的基础领域提供支持。
  史密斯:没有大口号和大金额,但彰显‘美国模式’
  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密斯(Jeff Smith)认为,这个策略给印太国家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选择。
  他在推文中说,“它缺乏一些人特别渴望的大口号或是美元金额,但是有效的阐述了一个美国‘模式’并把它与中国的模式进行对比。”
  这位担任过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亚洲安全项目主任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策略包括了一个连贯的区域经济接触的愿景以及与中国‘一带一路’相左的互联互通原则。
  蓬佩奥在讲话中说,美国不是为政治影响而投资,而是奉行合作关系经济学,而且美国相信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战略依赖关系。
  这些说法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中国而说的。
  抗衡中国在亚洲日益加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据信是推动华盛顿推出印太策略的主要因素。前国务卿蒂勒森2017年10月首次提出印太策略时批评中国的 “一带一路” 项目是掠夺式经济学,不仅没有给当地经济带来就业,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沉重债务。美国新投入的这些资金被看作是 “一带一路” 的替代选择。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蓬佩奥在出访东南亚之前做出的这个宣布对于一个由中国的资金所主导的地区来说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因为它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即受到中国资金吸引的比较小的国家现在可以依赖美国。
  艾博:第一步,但来得有点晚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艾博(Brian Eyler)认为,川普政府的新策略其实沿袭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策略,同时又带有川普政府的特点,可以是为今后提出比“一带一路”倡议更为有力和更可持续的一套方案的第一步。
  不过在他看来,川普政府的这个策略来得有点晚。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印太政策是川普刚上台后公布的,我们快到两年,到他的第二年,才有一个框架出现。”
  反应式的应对,而且从中美的角度看问题
  这位亚洲问题专家还认为,这个策略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他说:“这个框架,从目前来看,第一它是一种反应式的政策。这个问题是,它不一定能够达到当地国家的一些真正的需求。它还是通过中美关系或者中国、美国的角度来看,如何与印太国家合作还是通过中美这个棱镜来决定。”
  艾博还认为,这个新策略承诺的资金数额相对比较小,没有办法与中国以万亿美元计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比,因此很难给这些国家一个真正不同于中国的选择。中国光是在巴基斯坦就有价值6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
  这位亚洲问题专家说,印太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需要更多经济发展的选择。如果美国真正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战略需求,它就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使美国有更好的机会与这些国家进行接触。但是他说,美国目前关注的重点还是在于加强与它们的军事与防务合作。
  蓬佩奥能够代表川普吗?
  尽管川普政府向美国在印太的盟友发出了美国致力于加强与它们的接触的信号,但是自从川普一年半前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后,这些盟友对华盛顿与亚洲的接触持有怀疑态度。在美国决定对它的一些亚洲盟友征收关税后,这个疑虑进一步加深了。
  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也警告说,尽管蓬佩奥发表了这个积极的讲话,但是印太国家没有多少人认为他代表的是川普总统本人的看法。
  通过与盟友合作来扩大美国的影响
  史汀生中心的艾博认为,这个策略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强调了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友的合作,尤其是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合作。
  他说:“这两个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第一,它们也是印太国家;第二,如果谈东盟的话,它们的影响在东盟目前比美国还深,所以这两个国家可以带来美国的影响,也可以让美国的官员,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认识到一些应该投资和注意的领域。”
  在国务卿蓬佩奥推出川普政府印太经济策略的当天,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一个三边伙伴关系,在印太地区建设基础设施。
  艾博:策略与国会的想法一致
  史汀生中心的艾博认为,对于川普政府的印太经济策略来说,一个比较有利的因素就是,不光是川普政府在推动它,美国国会也非常重视。他指出,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约霍提出的《更好利用投资推动发展法案》,估计参议院也会通过这个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该法案旨在推动通过创新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利用私营部门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开办企业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等,最终减少对美国外援的需求。
  与此同时,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今年4月向国会提交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目的是为印太地区制定一个长期的战略愿景和综合的、多方面和有原则的美国政策。这个法案也享有两党的支持。
  艾博说,这两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可以给印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外交部:拿出真金白银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的印太经济策略做出了回应。
  他说:“如果美方和其他国家愿意增加对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入,我们表示欢迎并持开放包容态度。我们希望他们能拿出真金白银,能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真正为促进地区人民福祉做出贡献。”
  这位发言人对美、日、澳宣布建立三边伙伴关系加大对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诚意也持有怀疑态度。
  他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作出这样的表态。中国有句话,叫做‘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希望这三个国家能够为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帮助地区国家发展拿出真金白银,多出真招实效。”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中国欢迎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来源时间:2018/8/4   发布时间:2018/8/4

旧文章ID:16719

川普政府为何大幅提升中国商品关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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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枫  来源:美国之音

  在美中难以就两国间陷入僵局的贸易争端取得突破之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8月1日)宣布,美国考虑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从原定的10%提高到25%。此前有报道称,美中两国已经就重启谈判举行私下磋商。那么为什么白宫又决定要大幅提升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征税水平?
  《华尔街日报》8月1日的报道说,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加征额度从10%提升到25%的水平是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本周一讨论如何让中国重返谈判桌的对策时提出的。川普私下曾表示,他已经做好准备对全部50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的话报道,川普本星期对他的顾问表示,他打算继续使用加征关税的手段迫使中国改变其不公正贸易做法。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提升关税水平反应出川普政府对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几无进展的不满。
  尽管彭博社7月31日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经在私下展开对话,为双方重启谈判做准备,但这些接触并未取得质的突破。报道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双方人员在一些大的原则上有共识,但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谈判的时间表、议题以及谈判形式。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双方的磋商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双方都认为对方应该率先做出表率。中方在上一轮谈判中提出购买价值7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采购方案,但美方认为该方案不足以削减美中之间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因此没有接受。美国要求中国从结构上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问题,包括取消一些美方认为的中国不公正、且有伤害性的产业政策。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声明说,“川普政府继续敦促中国停止其不公正贸易做法,开放市场,进行真正的市场竞争。我们已经向中方明确提出他们应该采取的改进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非但没有修正其伤害性行为,反而非法报复美国工人、农民、养殖户和企业。”
  美国提高关税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没有放行美国高通公司收购荷兰芯片制造商恩智浦半导体(NXP)的并购交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方原本预期,在川普政府成功劝说美国国会放弃对中国电信设备巨头中兴通讯的“死刑”惩罚后,中国会作为交换,批准高通对恩智浦的收购。报道说,美国财长姆努钦曾致电刘鹤,希望中国放行,但据消息人士透露,两人的交流并不顺利。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民币的贬值。人民币的币值自6月份以来已累计下跌了6%。人民币的贬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关税对中国出口带来的影响。川普的经济顾问认为,在人民币已经贬值6%的情况下,加征10%的关税,将起不到给中国施压的效果。
  另外,美国经济近期表现抢眼,也让美国更有底气与中国打贸易战。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为4.1%,是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最好水平。
  上星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访问美国时,与美国总统达成一致,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消除非汽车工业品的所有关税、补贴和贸易壁垒,实现“零关税、零补贴”,而且还在谈判期间暂停实施任何新的关税措施。除此之外,欧盟还同意将立即开始对美国大豆、牛肉和天然气的进口。欧盟也同意与美国合作,推动对世贸组织(WTO)的改革。
  华盛顿认为,有了这份协议,美国可以给中国更大的压力。
  对于川普政府可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的最新动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8月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的施压和讹诈不会起作用,双方对话需要建立在规则和信誉之上。他说:“如果美方采取进一步升级的举动,中方必然会予以反击。”
  澳大利亚前总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陆克文(Kevin Rudd)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让中方体面的做出让步。他在接受CNBC采访时说,5月份刘鹤的团队在华盛顿与美方谈判时曾认为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但他回到北京后不久,美方就宣布要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让中方感到颜面扫地。

来源时间:2018/8/4   发布时间:20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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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的恐惧情绪来自哪里?

作者:译者:马力  来源:观察者网

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充斥着关于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美国科学家为中国做间谍遭拘捕以及美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对国家忠诚度遭质疑的各种报道。每一天,无论我阅读的报道发自美国、欧洲还是香港,报道字里行间的仇恨和恐惧感都在与日俱增。在上世纪60年代美苏对抗时期,媒体呈现这样的面貌并不奇怪。可如今,紧张情绪和信任缺失正四处蔓延。很多人都在猜测,美国是否已经与俄罗斯或中国或俄中两国同时陷入一场新的冷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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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政策基金会主席、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服务处前主任王冀2018年7月30日在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刊文:《随着美国对华恐惧情绪日益严重,华裔人士正面临前所未有冷战》

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之旅结束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冷战,而在那之前,本人已经对美中关系领域的一些事务有所参与。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新的冷战真是难以避免的吗?对此我感到怀疑。这一切是出于“日渐崛起的中国与陷入相对衰落的美国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的臆想吗?还是说两国关系日渐紧张的局面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呢?

毋庸讳言,美中两国之间当然是存在问题的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变得更加坚持中国自己的主张、贯彻中国自己的意志,而且开始展现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的姿态。随着美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上影响力的下降(表现在国际条约被其无视、传统盟友遭其疏远),中国开始填补出现的影响力真空。

美中两国在世界观和价值观领域存在分歧,而且在双边贸易、台湾和南海等具体问题上也存在冲突。所以我们的确可以认为,两国关系是紧张的、双方互信是不足的、利益冲突是存在的。不过,我们是否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美中两国应该将对方视为矛盾无法调和的死敌(bitter rivals)呢?

本月初,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本举行的阿斯本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上,美国情报部门和国务院退休官员、智库学者以及各路媒体评论员汇聚一堂,就当下美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论坛发言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曾这样对中国进行描述:“中国对美国产生的威胁涉及领域最多、应对难度最大而且影响也最为深远……中国正在将自己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经济超级大国和唯一的主导性国家这些角色一直是由美国扮演的,而中国正在试图取代我们”。

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事务中心(the East Asia Mission Centre at the CIA)助理副主任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在中国问题上也做了相似的表态。他认为:“中国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一种冷战……这个国家正在通过所有可能的手段——合法的、不合法的、公开的、私下的、经济的、军事的——削弱其对手,而且还避免诉诸使用武力”。

听到这些关于中国的发言,我并不感到意外。毕竟,情报机构的责任就在于寻找对国家的潜在威胁并设想出各种最坏的可能性。不过,令我感到忧虑的是,上述那种言论在论坛期间已经过于泛滥,不仅情报机构,甚至连实际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也参与进来,加入了渲染中国敌意的合唱。

我并不是说美中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也不是说美国应单方面为当下的紧张局面负责。中方在一些表态上的大胆措辞、其全球影响力的扩张以及他们在批评美方时不甚悦耳的声音的确刺激到了一些美国官员的神经。中方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某一对外政策是否有可能激怒美国。然而,将当前的美中关系贴上冷战的标签、将中国刻画成美国最大的威胁、认为中国正在使用一切手段取代美国的位置,这样做的美国人不过是在加剧紧张局势,把两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推得更高。

回顾当年冷战时代,我记忆犹新。当时我刚刚从中国抵达美国。麦卡锡主义将政府官员、电影制片人等很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定为攻击目标,汉学研究无人问津,因为学者们都怕被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在今天的美国,我感到相似的氛围正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外交老手苏珊·桑顿(Susan Thornton)作为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在国会听证会上遭到了质疑,有人称她的对华态度过于软弱。情况正在恶化。其实,恐惧和猜疑不仅限于国会听证会,这种情绪已经蔓延到每个政府部门,甚至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

如今,即便中国留学生和美籍华人也已经受到波及。自从踏上美国的土地以来,我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感受。我的华裔背景使我变得不再值得美国社会信任。然而,我的家在美国。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70多年,退休前为美国政府工作了50年。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无比熟悉的环境里不再受到欢迎了。

当下这种日益滋长的冷战思维是非常危险的,它不仅会导致政治迫害,还会造成中国问题专家的减少,而中国问题专家的减少将严重削弱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能力,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也将受到限制。如果我们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在我们眼中就会除了敌国没有任何其他角色可以扮演。这个世界在美国人眼中将变成一个零和博弈的战场,人们对“合作共赢会带来好处”这一点也将失去认识。我们对美中关系的复杂性缺乏认识,我们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也毫无概念。

我们不可能像昔日对待苏联那样对待今天的中国将其封锁在铁幕之后。美中经济已经深度融合,而且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将“敌我”这样一种简单的模型套在对外关系上,那么谁还会支持美国呢?我们已经疏远了很多盟友,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在四处建立伙伴关系。美国必须改变看待中国和看待国际秩序的心态了。

我们应该致力于强化美国的国力、重新获得盟友的信任并让人们感受到美国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与各国展开合作,联手应对中国提出的现实挑战。美国之所以应该如此行事,原因在于:如果我们真的已经陷入与中国之间的一场冷战,取胜的很可能并不是美国。

下面是《南华早报》读者在本文后的留言,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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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cillaferguson:作为一个第三代华裔美国人,很多年前我在洛杉矶警察局入职前也曾由于自己的华裔背景受到审查。我通过了笔试、面试和体检,却卡在了19世纪末从中国广州来到美国的祖父身上。又过了6个月,我才通过背景调查,家里三代人都被查遍了。不过我很自豪自己能成为《平权法案》的受益者,我因此得以考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时学校里亚裔学生的人数还非常少。“欢迎来到美国……这是一片自由之地、勇敢者的家园”——这的确是真的,不过你得首先是个白人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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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TNg:纵观历史,一旦主导性的强权衰落,其他国家就会取代其位置。历史上的中国也许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美国也在面临这一难以避免的命运。美国的白人统治阶级会条件反射般地将华裔当作替罪羊,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美国社会怎么怨恨华人都可以,但他们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欢迎来到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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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我这辈子都生活在美国。亚裔和其他少数族群从未受到过公平对待。我并不是说每个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说作为少数族裔你没有成功的机会,那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在这个国家是无处不在的。作为少数族裔,你得不到法律的公平对待,你得不到平等的机会,而且还要不时面对各种种族冲突。最近发生的针对华裔的这些事件不过是凸显了美国的种族问题,将华裔放在了种族问题的风口浪尖上,另外还有墨西哥裔、穆斯林等等……这个白种人的美国到了该检讨自己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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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le genius:随着经济大幅跃升,中国正变得日益自信;随着国家衰落、混乱加剧,美国正变得恐惧多疑而且日益内向。这并非什么新鲜事。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当一个帝国开始走下坡路时,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混乱和内向。罗马帝国如此,土耳其帝国如此,古希腊如此,大英帝国也是如此。很显然,如今该轮到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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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le genius:特朗普就是个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什么都怕,这就是他到处树敌的原因。他怀疑在克利夫兰看牙时,那位华裔牙医把可以向北京发送消息的小型无线电发射器装在了他的牙里。真是可笑!也许接下来特朗普会把自己的外孙女阿拉贝拉也驱逐出境,因为教她的保姆也是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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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bit000:美国一直在妖魔化中国人和其他亚裔人士(无论他们是否美国公民)。你只需看看美国媒体上亚裔面孔的缺乏就明白了。一旦一个亚裔人士出现在屏幕上,基本上都是一副很不体面、不配受到尊重的样子——亚裔女性是纤弱的,看起来像是具有异国情调的仅供白人男性泄欲的工具;而亚裔男性则被媒体塑造成了不值得信任、缺乏男子气概、毫无魅力的人。如今特朗普做了总统,很多美国官员和普通美国白人更加有恃无恐了,他们开始公开发表涉及华裔和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言论,而这些受到攻击的亚裔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美国的霸权是建立在发动战争的基础上的,那些美国情报部门官员的激烈言辞不过是在进一步鼓动美中紧张关系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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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martindj: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亚裔、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和他们的文化在刻意疏远美国主流的生活方式和通行规范。在华裔和其他亚裔族群里面,一直存在着一种虚假的在学问和智力方面的优越感。美国人已经感受到了他们的这种优越心理而且感觉很不爽,所以说对亚裔的不信任和种族主义是你们自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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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n:1000年来,这个世界的变化并不大。经过十字军东征、鸦片战争、一战、二战和冷战,一方面,尊崇耶稣圣经的圣公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民主国家仍然在维持他们的话语权,认为由北约和英美以色列主导的世界秩序是自由、民主、正义的;在另一方面,所谓的“强人”或“极权”独裁者在进行“侵犯人权”和“种族灭绝”的行为。独立自主的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和朝鲜是邪恶的,而那些北约精英们却能够强奸、掠夺诸如越南、朝鲜、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非洲、南斯拉夫、叙利亚、也门、伊朗这样的地方,而且他们挑起的战争通常是缺乏直接理由的,往往是打着“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更加自由民主”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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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 Lion:自从白人殖民者从北美原住民那里抢走土地之后,华裔是唯一公开地、有法律依据地受到歧视的族群。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说明了这一切。当时华裔并没有今天这种“共产主义者”、“盗窃美国工作岗位”、“盗窃美国技术”以及其他一些想当然的罪名,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歧视。这证明,无论你对美国多么忠诚,这个国家最终还是会针对你。如果有一天美国与中国开战,我个人认为这是难以避免的,华裔美国人肯定会被集中关押起来,就像二战时日裔美国人受到的待遇那样,而且华裔受到的待遇会比日裔还要糟糕。我建议,如果你还能走,就离开这个国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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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Sandalwood:才开始有这样的感觉?太可笑了!我就住在美国,而且是在全美亚裔人口最集中的城市,很久以前我就感受到人们对亚裔的敌意了。我是1969年来美国的,最初人们敌视中国是因为它的“红色”政权,而且这个理由实在是再方便不过。随后,理由变成了“中国人抢走了美国理工科人员的工作岗位”,这个说法表面上还可以接受。然后,随着访美中国游客的增加,理由又变成了“举止不雅的中国游客”,即便美国的旅游业收益匪浅。

最近,理由是“中国制造业抢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工作”。作为华裔,我们总是被视为对美国造成麻烦的人,虽然印度裔也有这个问题,但程度要轻一些。俄罗斯裔、亚美尼亚裔、伊朗裔和东欧人也都受到歧视,,但程度比印度裔要更轻一些,因为他们长着一副白人面孔。越南人、韩国人和老挝人等亚裔族群因为长得像华人也都受到歧视。简而言之,华裔在美国是不受待见的,除了我们的华人身份没有其他原因。种族主义是这个问题的根源。而那些可怜的台湾人还以为美国人很喜欢他们,真是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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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mond:特朗普正在努力保护美国,使这个国家免于被利用和偷窃。中国如果认为自己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就没必要忧虑什么。中国不择手段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人内心对此应该没有什么不安的,对吗?美国有很多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将满足自己的贪欲至于国家利益之上,而特朗普正相反。中国将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好日子总有一天会走到头的。

lordshiva296回复simmond: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好日子走到头了,你会把自己的投资从中国搬回到你的印度老家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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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ee29aug:美国社会的排华是有历史传统的。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及该法案的后续修订直到1943年才告终结。当时中国与美国是并肩打击日本的盟友,这个法案显得过于不合时宜,所以才被废掉。在德国纳粹的种族罪行发生之前,美国已经从立法角度如此针对一个特定的民族。当时的美国人对华人既恨又怕。美国人认为华人是难以同化的低劣人种,长相、风俗和信仰都十分怪异。然而,华人工作非常勤奋,生产力极高,这对当时美国的工会造成了威胁。

当时很多美国政客都对华人持上述这样的看法。美国记者、媒体人以及像杰克·伦敦这样的作家都持有非常极端的种族主义观点。杰克·伦敦甚至在他的小说《史无前例的入侵》中鼓吹要对全体中国人进行彻底的种族灭绝。二战结束之后,麦卡锡主义等反华思潮又开始席卷美国……恐华症在美国由来已久,这种思想存在于美国社会并影响一部分美国人并不奇怪。随着中国日渐强大起来,这种观点正在逐渐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我们只能期待,美中双方能发出更多理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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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Mansur:针对穆斯林的战争已经导致数千万人惨遭杀戮、无家可归。美国终将收获自己所播种的东西——严重的恐惧多疑妄想症将导致内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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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r of the He:不断寻找敌人、感觉自己受到威胁——这就是美利坚文明的特点。要理解这种心理很简单,因为美国人一直在全世界制造恐怖,所以他们觉得其他国家一定会反过来对付自己……老实说,大家关心的不过是多卖点东西、多赚点钱……这种美利坚文明的特点在很多美军营房里都得到了体现,你能看到这样的标语:“来这里就是要主导一切”、“与我为敌、必死无疑”。美利坚文明是一种野蛮的、不甚开化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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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BL Article 27:如果美国如此糟糕(我个人很讨厌美国的税收政策,所以我并不想做美国公民),我真地很好奇,为何这么多中国人会移民美国呢?

stable genius回复Read BL Article 27:中国人到美国之后看到那些混乱、暴力和歧视现象,内心是非常失望的,所以他们又回到了中国。30年前,仅有5%的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如今这个比例高达75%。中国遍地是机会,而美国则到处是混乱和衰落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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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atable0:中国人不应该对此感到意外。西方人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优越的人种。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透过“种族主义”的镜片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他们曾使用很多不同的旗帜来表达自己的种族优越感——宗教、生物学证据和政治制度。无论高举什么旗帜,他们想传递的信息始终未变,那就是总有一些东西能够证明西方的优越。

如今,这种西方至上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政治制度来表达自己的一贯观点——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唯一自由的制度,中国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邪恶的,因为中国不认可、不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而西方对中国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合乎道理的,因为中国是个“极权国家”。今天,西方使用“民主制度”来说事,过去用的则是“人种论”和基督教。实际上,这些都是一回事。

当然,西方的政治制度里没什么使人自由的东西,这不过是一种迷信。西方指责中国的那些方面与政治制度并无关系,即便中国变成了一个西式自由民主国家,中国还是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西方还是会继续针对中国,只不过西方不会继续将敌视中国与政治制度挂钩了。以印度为例,这个国家被西方允许违反一些国际准则而不受惩罚,原因就在于印度已经屈从于西方,采纳了西方“正确”的政治制度。但这一制度既没有使印度人民变得更自由、更富裕,也没有使他们获得政府更好的服务。西方的政治制度与“自由”无关,它的核心是一种“统治”——西方人对其他民族的种族统治。

来源时间:2018/8/4   发布时间:2018/8/4

旧文章ID:16717

美政府补贴太多 欧美无法达成零补贴贸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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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界面中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上月底会面时承诺,双方将致力于推动建立“零关税、零非关税障碍”的贸易关系。美国著名智库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莱斯特(Simon Lester)7月26日撰文指出,美欧欲通过贸易协议达成商品间零关税的目标是可信的,但达成零非关税贸易障碍则只有在美国加入欧洲单一市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目前,没有人认为美国会这么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美国实施的大量政府补贴。
  对于补贴一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近期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
  我们的想法是(达成)一项平衡计划,远离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走向一个没有关税或补贴的环境。因为,这是重要的一部分。你不能跟有补贴的人竞争,我们大部分都没有补贴。
  不过,莱斯特称,他赞成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Doug Bandow近期发表的观点,即美国实际上进行了大规模补贴,而双边贸易协议不能、也将不会停止美国政府的补贴。
  美国政府对其经济到底有哪些补贴呢?在7月11日发表的《大量补贴:与政治有关的企业福利具两党性》(Subsidies Galore: Corporate Welfare For Politically-Connected Businesses Is Bipartisan)一文中,Bandow细数了美国政府对其经济各部门的补贴,以下为文章全文翻译:
  通过其最新版的农业法案(Farm Bill),国会创造了惯常的特殊利益狂潮。农业补贴是公司福利的最重要例子之一,政府会基于政治关系向企业发钱。
  商业在自由市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中,企业利润不会有保证,不过,企业福利为与政府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消除了这种不利因素。
  允许政治家向其所青睐的企业输送经济资源,这种商业补贴行为扭曲了投资和贸易。此外,这种让政府变成非法利润引擎的做法鼓励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寻租行为(rent-seeking)。具有良好组织的特殊利益通常会战胜更广泛的公众和国家利益。
  经济援助有多种形式
  农业领域产生了一些奇怪的补贴。比如,政府实施了一项导致牛奶行业出现产出过剩的乳制品计划,这一计划反过来鼓励国家定价,产生了大量的奶酪库存,这反过来导致向穷人赠送牛奶。支付、贷款、作物保险、进口配额,以及更多的农民承保。
  补贴还通过农村商业合作社(Rural Business-Cooperative Service)来流向农业部门。最近被否决的农业法案甚至包括向农业协会提供6500万美元特殊医疗补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非农户相比,农户的收入和财富中位数更高。
  市场准入计划是补贴农业出口的几项举措之一。其他的计划则支持一般的贸易和投资。
  以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为例。它为美国产品的外国买家提供廉价信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使得支付全款的外国公司比美国生产商更具优势。近年来,进出口银行的最大受益者一直是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为美国在具有潜在不稳定性国家的投资提供保险。如果该投资项目获得回报,投资者成为赢家,而假如项目没有获得回报,我们其他人会成为输家。公众为什么要为投资者的利润提供保险?
  商业领域的另一端是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较小规模的公司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并不是一个未得到充分服务的市场。SBA是对政治机会的回应,而不是经济需求。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许多公司福利都是伪装的。美国商务部的经济发展管理局(Economic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为“陷入困境的社区”提供补贴,这意味着该机构为这些社区的业务提供担保,但其结果却令人生疑。
  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局(Rural Utilities Service)也是如此。目前,RUS已经扩展到农村宽带互联网甚至电视服务领域。
  土地管理局(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管理着联邦土地,比如,会为牧场主使用牧场提供补贴。
  外国军事融资(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表面上是一项国防项目,但大多数情况下,其主要受益者是武器制造商。
  住房补贴也很多,最值得注意的是抵押贷款支持和税收优惠,尽管后者已经被去年的税收法案削弱。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对煤电厂进行其所称的“美丽的”补贴。
  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与开发为企业提供了大量利益。研发越基础,就越能论证公共利益服务搞得好。补贴越接近商业化,企业支出实际上就越成为企业福利。
  例如,奥巴马政府曾向Solyndra(美国一家太阳能面板制造商)提供价值5.3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奥巴马将其称之为“经济增长引擎”。该公司在2011年申请破产。
  特斯拉综合症
  先进技术车辆制造计划(The Advanced Technology Vehicles Manufacturing program)为开发替代燃料驱动的汽车提供了250亿美元贷款。特斯拉是主要的受益者,另外一些公司也享有多重福利。
  尽管公众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直接支出上,但贸易“保护”同样也是企业福利的一种形式。关税和配额都允许国内制造商收取更多费用。一年的关税和其他费用就约达400亿美元。
  税收优惠是企业福利的另一种手段。在税法中,它们通常难以识别。与那些具有普遍经济影响的措施相比,仅影响一家公司或行业的措施应被视为补贴。税务基金会(The Tax Foundation)曾经认为,“特殊税收条款”每年会导致税收收入损失1000多亿美元。
  各州和地方也提供补贴,许多通过补助、免费财产和税收优惠来吸引企业到特定地区。估计这些补贴的成本大约为500-800亿美元。
  华盛顿很少有人真的想削减支出。但结束公司福利将是恢复华盛顿健全财政的开始。

来源时间:2018/8/4   发布时间:20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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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与特朗普的幻觉:保护主义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良方

作者:余翔  来源:澎湃新闻

  近期,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年化增长率达到4.1%,虽然不是特朗普所说的“美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因为2014年美国经济二三季度增速就曾创下5.1%和4.9%的高增速),但单从4.1%的增速上看,其表现的确抢眼,远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2%左右的平均水平,失业率也降至4%以下。
  推动美国经济的四个动力
  令美国经济有如此表现的主要动力有四个:一是特朗普从奥巴马手中接过白宫权力棒时,美国经济已进入扩展期。经过2009-2013年的整固,2014-2016的发展,美国经济实现了在内生性动力和经济刺激政策双提振下的扩张。
  二是宏观政策依然对经济进行较强刺激。美联储虽在2015年末进行了首次加息,但至今仅加息6次,联邦基金利率从危机时的近零水平,只升至1.75-2%的水平,加息速度和力度远低于政策理论值。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瘦身计划今年才才刚刚实施。未来两年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可能仍然超过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联储在部分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到期后可能会继续买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压低市场利率,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保持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
  三是特朗普推动的大规模税改计划落地,税率高、流程复杂、多漏洞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补和完善。
  四是特朗普强硬贸易政策令贸易需求非正常提前释放。为规避特朗普高额关税以及赶在新政策生效之前进入美国市场,国际资本加大了对美投资,进出口商加大了从美进口商品,美国对外贸易赤字减少。
  特朗普的政策见效了?
  美国经济今天的表现是上述多个动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因素所致,但却可能给特朗普幻觉,将之归为他的政绩,更危险的是被用来佐证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
  由于政策出台到取得实效中间有一个时滞性,如果2019年美国经济仍然还表现强劲,我们才能从学理意义上说,特朗普的政策是有效的。
  从中长期看,美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首先,美国不可能继续保持对经济的强刺激政策。美国经济向好将加速促进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税改、加大国防投入以及可能的大规模基建计划将让美国财政政策面临更大压力。美国财政部6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在5月录得了147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6%。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使政府在社会和医疗保险支出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在没有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支持下,财政政策要想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经济提供较大规模刺激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虽然目前美国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均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其是否能在无政府刺激的条件下,独力支撑美国经济,仍然是个很大未知数。私人投资增速在今年一季度增长9.6%后,二季度却意外收缩了0.5%。鉴于美联储之所以迟迟不敢快速加息和缩减资产负债表,就是因为对私人投资和消费稳定增长信心不足,因此,对其不敢太抱期望。
  第三,美国金融市场泡沫化趋势已非常明显,一旦失去企业高盈利业绩支撑,市场可能会出现一轮调整。债券市场长短收益率倒挂,美元走强,或引发国际市场动荡,反噬美国经济。
  贸易保护让美国经济“压力山大”
  面临未来美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风险,特朗普本应拿出政策做好对冲风险准备,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却令美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目前,其保护主义政策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开始初见端倪,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更加明显。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显示,特朗普上台后,2017年国外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了1200亿美元,降幅为32%。随着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的持续,其它国家做出反击,美国经济将进一步受损。
  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如果美国真的对全球开征25%的汽车关税,19.5万美国工人将在1-3年内失业,而在其他国家采取反制行为的情况下,情况则会更糟:美国将损失约62.4万的工作岗位。
  美国经济成绩亮丽并非特朗普一人之功,但其走差却是特朗普一人之过。

来源时间:2018/8/4   发布时间:2018/8/3

旧文章ID:16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