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尘  来源：世界说

　　7月16日晚上的美国，所有人都在谈论同一件事：总统特朗普在赫尔辛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次正式会晤上现场推翻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已确定结论，将美俄关系恶化归咎于美国，邀请普京尽快访美，还在记者面前对克里米亚地位问题避而不谈，与之同时，普京在自己的发言时间里则表示俄罗斯希望就某些犯罪案件传唤一些美国公民，其中包括前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
　　两相对照，美国国内舆论众口一词：总统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但这还不是结局。7月17日，特朗普对外表示“口误说错了，我是要说俄罗斯确实干预了美国大选”，同天美国国务院将普京“讯问美国公民”要求斥为“完全荒谬”，两天后该要求被美国参议院以98：0否决。7月24日，对于普京访美的邀请被宣布推迟，7月26日，白宫公布的正式声明重申了美国不承认克里米亚在俄地位的基本立场，并表示会将制裁留在原地。
　　对于外界，这次美俄首脑会晤至此已经彻底像是一次“吃了吐”，一个抖给全世界吃瓜群众的包袱：美国在十天内颠覆了特朗普的所有表态，对此俄罗斯甚至没有表现得太过意外。
　　但除了再一次给全世界展示了华盛顿的一片混乱以外，赫尔辛基会晤中作为绝对主角的普京也贡献了一个重要细节：7月20日彭博社刊文称，在二人的单独会谈中普京不止与特朗普讨论了俄罗斯要讯问美国公民的问题，还有一个未被曝光的秘密要求：在乌克兰东部战区举行（美国承认的）决定该地区地位的全民公投。普京甚至承诺，在特朗普做出决定以前不会向外透露此事。
　　关于消息真实性的猜疑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当天晚些时候，白宫新闻官出面宣布国家安全会议已决定拒绝在东乌组织公投的提议。这是外界所能想到的、对于此前彭博社“消息人士消息”的最有力证明。尽管难以预测美国的公开回应是否早在普京计算之内，但这两句话泄露出的信息量，是普京任何一次马拉松连线直播都无法比拟的。
　　第二次东乌公投？
　　站在局势分析角度，华盛顿会拒绝有关东乌公投的提议并不值得意外，但俄罗斯时隔四年后的旧事重提则并非如此——2014年，在克里米亚突然入俄带来的政治余震当中，陷入混乱的乌克兰东部各地不是没有举行过“独立公投”，并且同样得出了“脱乌入俄”的结果，但当时含糊其辞、极力试图将克里米亚与东乌其他地区区别对待的恰恰是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自己。
　　在当时，俄罗斯的立场很容易推断：一方面最重要的克里米亚已经到手，东乌地区无论从政治意义还是战略地位上都远不及克里米亚，俄罗斯不想再承担因领土吞并而带来的更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让东乌在保持混乱状态的同时留在乌克兰境内，才最符合俄罗斯利益——它将导致新生的乌克兰持续失血，给基辅新政府造成极为长久的麻烦。
　　后来事态几乎完全按照剧本进行：除了起初几个月战事比较激烈以外，之后的四年这一地区一直维持着有限范围内的持续冲突，有关东乌命运的题目则在乌克兰——也包括俄罗斯——全部对外谈判中长期据有一席之地。一如当初的设想，乌克兰东部的隐形战争状态成了莫斯科四年来牵制基辅的关键杠杆，早在2015年，承认东乌两州是乌克兰合法领土的条款就被写进了明斯克协议，正是在此基础上后者地位问题才成了莫斯科持续指责基辅不履行协议的发力点——俄罗斯想要通过东乌两州在乌克兰的国内特殊地位获取对乌克兰内政问题的否决权，为此，这一地区的“独立”可能性早已被排除在外。
　　一年前，顿涅茨克（乌克兰第五大城市，俄罗斯人比例较高）武装分子头目扎哈尔琴科曾单方面宣布过独立建国，这一明显出自自作主张的表态立刻引起了莫斯科方面的激烈驳斥，最终不了了之。除此之外，乌克兰局势并未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变化，无论前线冲突，还是国际谈判，都一如既往地处于僵持之中，乌克兰固然没有进一步解决东乌两州地位问题，俄罗斯也从未认真履行过停火协议。
　　四年过去了，俄罗斯刚刚结束了普京时代的第四次大选，乌克兰则将在一年后迎来广场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常规选举。普京在这个时候以接近“密谋”的方式重提“独立公投”，思路堪称古怪——难道时隔四年，俄罗斯又打算推翻此前所有计划，撕毁全部协议，重新开疆拓土了？
　　被瞄准的大使
　　与此同时，被普京在记者会上公开提出的“讯问美国大使”的要求同样耐人寻味。
　　麦克福尔在2012年1月至2014年2月出任美国驻俄大使，在此之前则是奥巴马内阁当中对俄政策的主要推手之一。俄罗斯政府对他的敌意早已不是新闻：麦克福尔是在2011年底爆发的全俄反普京抗议方兴未艾之际抵达莫斯科的，上任伊始即被拍到在美国使馆内接待俄罗斯反对派，而在他宣布辞去大使职务以后不到三周，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对于大抗议后迫切需要外部敌人来宣泄国内不满情绪的俄罗斯，麦克福尔成了送上门来的靶子——他的存在几乎完美地证明了“一切都是美国的阴谋”。
　　在卸任大使以后，回到斯坦福大学的麦克福尔很快成了特朗普最引人注目的批评者之一，也是最早断言俄罗斯正在干预美国大选的公众人物之一。2017年，成为推特活跃人物的麦克福尔被俄罗斯公开宣布禁止入境。
　　在普京与特朗普的赫尔辛基会晤确定后不久，俄罗斯司法机关发动了新一轮针对麦克福尔的攻击，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次他被与著名的马格尼茨基案当事人、美国商人威廉·布劳德联系到了一起，后者是近年来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马格尼茨基法案》的第一作者——2009年，布劳德聘请的俄罗斯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因追查一起涉及官员的偷税案件离奇死于俄罗斯监狱，此后布劳德多方奔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六个国家推动了禁止相关俄方责任人入境的人权法案，也因此在利特维年科死于钋中毒后成了新的“普京头号敌人”。
　　按照俄罗斯检方的最新说法，他们怀疑布劳德从俄罗斯境内非法转移了15亿美元，并向希拉里的竞选活动投入了4亿，而麦克福尔则参与其中。考虑到两个人毫无交集的履历表，这一最新指控依然像是为了目前针对俄罗斯的各种指控而硬造出来的一个对应案件，与此前马格尼茨基事件中其他荒谬案件不同的是（俄罗斯检方在马格尼茨基死后还对他提起了新的指控，同时已有多人离奇死亡或重伤），这一次事情被直接上升到了国家权力最高层。
　　实际上，尽管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对此事投入了令人吃惊的精力，但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原始制裁名单上只有18个名字，马格尼茨基生前追查的那起偷税案件，真正涉及的不过是地方税务局局长级别，俄方异常激烈的反应因何而起至今仍是个谜。另一边，如今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麦克福尔几乎已经没有政治影响力可言，即使在赫尔辛基会晤以后，被公开列为目标的麦克福尔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发了一大堆愤怒声讨的推特。目标和成本差距如此悬殊，让这一切看起来都加倍地古怪难解——普京为什么要在赫尔辛基特别提出此事？
　　另一个答案
　　最为直接的推论是普京想要的只不过是展示特朗普的软弱：难以想象美国真能应俄方要求交出本国前大使，更不要说是在乌克兰组织毫无根据和可行性的“独立公投”从而为俄罗斯吞并更多别国领土提供机会。普京在赫尔辛基提出的这两个要求不寻常到了离谱程度，让它们看起来倒更像是一次蓄意挑衅：即使是面对这样的要求，特朗普在普京面前也没有说出一个“不”字。
　　过去两年俄罗斯在俄美关系上的首要关键词大约是“失望”，与赫尔辛基类似的剧情已经重演过无数次：特朗普的确经常释放亲俄信号，但每一次都逃不脱在华盛顿其他人的反弹和特朗普本人的变化无常当中荡然无存的结局。当选近两年来，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亲俄的总统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礼物：他的确搞乱了美国，也搞乱了北约，但俄罗斯的国际处境非但没有因此出现转机，反倒经常要为特朗普的一时冲动买单，在因此导致的暧昧不明的俄美关系中犹豫了两年的俄罗斯，如今看起来几乎有些破罐破摔的味道了。
　　但另一方面，赫尔辛基事实上在另一个层面构成了答案的一部分：普京表现得充满侵略性且丝毫没有掩饰的打算，其程度甚至超过了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前后，但美国关注的是特朗普不同寻常的软弱以及“通俄”嫌疑。这正是如今美国现状的缩影，特朗普与美国国内其他人互相掣肘，分歧与裂痕已堪称无处不在，在对俄议题方面尤其如此。
　　几乎没有人怀疑，俄罗斯在各种意义上都无法长期维持现状：乌克兰东部的僵持总有打破的那一天，社会保障体系正面临着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依靠普京本人的绝对垄断而维持近二十年的国内政局，也在第四任期内开始了倒计时。一种普遍看法认为，未来几年如果世界局势仍没有重要转机出现，那么俄罗斯势必需要有所行动——而如今在他们的对面，你甚至很难确定究竟谁能代表美国。

来源时间：2018/8/2   发布时间：2018/8/2

旧文章ID：16708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彭博社报道说，中美正试图重启贸易谈判，以避免双方爆发全面贸易战。该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财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正在私下会谈。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另一则报道说，特朗普准备把对下一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征税税率从10%提升到25%。
　　看来特朗普政府在软硬兼施，试图快速达到迫使中国做出最大让步的目的。
　　我们认为，中美谈起来，总不是坏事。但在现阶段，特朗普政府显然还没有形成与中国通过平等谈判达成妥协的诚意，它处在继续对华极限施压的惯性中。它与中国谈判的目的也是测试中国的受压程度，争取早一点收割对华贸易战的成果。
　　而与美国平等谈判的地位，中国唯有打出来。所以在美国没有改变对华态度之前，不妨让贸易战子弹多飞一会儿，我们不必着急。
　　这的确不是普通的贸易战，特朗普总统要确立“美国优先”的原则，贸易战是他给全世界的下马威。就中美之间来说，贸易战是两国实力格局和国际大形势均发生变化之后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过程，两国的贸易力量、综合实力还有意志、凝聚力都将参与这一次的定义。
　　中方需要特别冷静，不能有速战速决的急躁，不能有美方会轻易偃旗息鼓的幻想，我们更不能恐美，当然也不能冲动。我们切不可为了早点结束贸易战做出会被美方视作胆怯的让步，那将是对今后几十年中美关系的错误定位。
　　中美关系的这场重新定义早晚要来。美国的一些精英不接受中国强盛，他们认为美国有能力以遏制的方式结束中国复兴，他们一直摩拳擦掌要展示这一能力，迫使中国像当年接受广场协议的日本一样甘心做美国的经济附庸。这样的野心在很高程度上掺入进了这次贸易战，增加了它的赌注。
　　中美贸易战如果就是点经济利益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打着打着，双方都吃了亏，就会走向谈判，达成一个比打贸易战好得多的妥协方案。如果中美能够轮番加码持续打下去，说明打的已经不是一点贸易利益，而确实就是对中美关系的整体再定位。
　　中国还有没有权利继续发展，我们是否应当臣服于美国，是否应当听从华盛顿的指挥，配合美方利益重构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甚至一言以蔽之：中国是否应该将自己经济主权的一大部分交给美方？如果我们的决定是“不”，那么我们是否应当为捍卫这个决定承受一些贸易战的痛苦呢？
　　有人说，为了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美国人已经“为有牺牲多壮志”。这是在吓唬中国人。整个20世纪，美国人的胜利都是美国工业的胜利，靠的是地毯式轰炸。而贸易战是城市巷战，是肉搏，特朗普最清楚，大多数美国人是不会真正跟在他身后的，所以他希望在巷战真正开始之前，他就拿到中国城市的钥匙。
　　让中美关系的艰难定位通过贸易战、而非热战或全面冷战来进行，这对中国或许是最不坏的选择。因为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实力恰是各项实力中最强的。或许我们要感谢中国早年的战略威慑力量建设，把那些想捣毁中国崛起的美国精英逼上了经贸角力场。
　　中国人完全不必因中美关系当前的动荡而惊慌。美国有发动和终止贸易战的主动，但它没有贸易战开打后的战役控制权，中国只要团结一心，顶得住一时困难，我们就能打出一场强烈震撼美国的阵地防守战。一场区区贸易战决不可能打散中国崛起，更打不散中国年轻人的人生。
　　我们要冷静、坚定地把这场贸易战当持久战来打，直到美国同意通过平等谈判来解决双方经贸争议，并把它作为今后两国平等协商解决问题的范例。请相信，我们有更多后劲坚持到那一天的到来。

来源时间：2018/8/1   发布时间：2018/8/1

旧文章ID：16699

作者：  来源：经济学家圈

　　（……）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他的演讲内容特别好，丰富、充实、接地气、没有空话。但我觉得在他演讲的前后，台上播放的纪录片也非常好，甚至还更好，看完纪录片之后我很受感触，我觉得这个纪录片有情感、有格局、有视野，充分说明山西证券、山西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在这里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山西证券、向全体山证人30周年纪念表示热烈地祝贺和崇高地敬意。
　　侯总前几天跟我打招呼，希望我过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所以我接下来差不多占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我在日常工作之中见到的、想到的一些事情。
　　今年以来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讲、从中国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我们在两个方面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
　　一方面是中美关系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到现在应该是非常困难，这种局面应该是过去40年没有过的，甚至是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以来所没有过的局面；
　　另一方面是我们在“去杠杆”层面，这个国内内政层面最为重要的领域也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幸运的是在过去两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政府在很多具体政策层面上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调整，这种调整暂时稳定了资本市场，但应该说在内外环境中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接下来我想围绕这两个题目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我们知道今年是山西证券30周年，但我们也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整整40年之前，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中国的现代历史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回顾过去40年，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想每个人难免都会心潮澎湃。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很少有人会仔细地去想一想在1978年底小平同志刚刚开始主导中央工作时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或者说他做了哪些影响全局、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些战略决策奠定了40年高速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
　　小平同志在1978、1979年做了很多工作，但可能很多人没有仔细想，小平同志当时还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深入思考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人不会太多。小平同志在1978年复出以后作出了一个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工作，这一工作现在在我看到的范围内没有特别公开地讨论，就是决定打越南。
　　1978年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不久，从我个人的认识、视野，包括我去接触当时与决策有关的一些人士，去请教一些中美关系的专家，1978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在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中所作出的第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就是中越自卫反击作战，这个反击作战影响了中国之后几十年的历史。但为什么呢？
　　1979年之前中国曾经花很大的力量实施了抗美援越的斗争，大量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个人身份进入越南，使用越南的军装、使用越南军队的番号参与了抗美援越，一段时间里中国和越南也是“同志+兄弟”的关系，尽管在毛主席去世前后中越之间有一些矛盾，但这种矛盾似乎没有到兵戎相见的程度，但1979年小平同志毅然决定对越南用兵。回头来看，这一用兵对于我们打开改革开放的全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故事从哪里说起呢？小平同志本人这样讲过，而且我们回头去看历史也是这样的，现在中央也是坚持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对苏联开放、不是对东欧开放、不是对印度开放、不是对非洲开放、不是对拉丁美洲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
　　我们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也清楚地看到，所谓改革开放在开放这一层面上的核心是发展一个非常友好的中美关系，使得中美两国能够正常交往、正常做生意，在这一前提下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可以正常交往，中国跟西方世界之外的其它国家才能够正常交往。
　　那么问题在于中国对外开放是对美开放，它就难免有一个前提是美国要接纳你，中国决定对美国开放，它一定有一个前提是美国愿意接纳你。但是美国为什么要接纳你呢？ 中美在朝鲜有很大的问题，抗美援朝，中美在越南有很大的问题，抗美援越，包括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吃了大亏，这是美国海外用兵以来第一次非常严重的挫败。而且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美国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为什么美国要接纳中国？为什么美国愿意接纳中国、愿意支持中国的开放政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我们打开《水浒传》，梁山好汉在梁山里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很多人纷纷投奔，投奔梁山不是到了梁山聚义天下，我来投奔就可以的，革命程序不是这样的。革命程序是，你要投奔梁山，你必须有投名状，你要是朝廷的奸细怎么办？你要是明里投奔暗里坏我的事怎么办？你要是和朝廷勾结在一起怎么办呢？所以投奔梁山必须有投名状，我们翻开《水浒传》就能看到。
　　一般的投名状是什么？去山下杀个人，去山下随便杀个平民，然后提着人头上来，这样就与朝廷结下了死仇，成为了通辑犯、杀人犯，轻易不会跟朝廷搞到一起，这样梁山可以接纳你。
　　小平同志打越南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
　　小平同志打越南这一重大决策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这使得美国非常感动，并且愿意非常坚决地拥抱和支持中国，我这种说法不是个人乱猜，而是请教了当时陪同小平同志访问美国的要人，包括请教了很多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因为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请教了社科院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他做过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赞，现在也是很高级别的研究人员，包括当年李慎之和冀朝铸陪同小平同志访美，以前有机会我向他们做过请教。
　　小平同志跟卡特总统会谈完以后1979年访美，正式程序结束以后把所有的人赶到屋外，只有小平同志、卡特总统和两个翻译，中方的翻译是冀朝铸，然后小平同志跟卡特说，“我们准备打越南”，卡特总统很吃惊，有一段时间说不出话来，紧接着拿出一支笔、一张纸，开始开列清单，这个清单就是美国马上准备提供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一个对美关系的专家告诉我，美国当时提供给中国军事援助的等级超过了对盟国的水平，它的很多武器连英国都不卖，它不卖给它的盟国，但当时卖给中国。然后美国迅速把中美关系提升为“友好的非盟国”，就是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但是是一个友好国家，可以视同盟国，在很多待遇上享有比盟国更优先的待遇。
　　为什么美国愿意这么做呢？两个原因：
　　一、美国以前在越南吃了大亏，所以美国人在越南问题上有心结。
　　二、美国跟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彼此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在亚洲，越南是苏联的小兄弟，中国没***去教训苏联，但如果（中国）把越南像递“投名状”一样砍了，表明跟苏联集团彻底决裂，表明向美国彻底转向。
　　因为这样的原因，打开了中美关系全新的大局，而这一大局奠定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基础，奠定了中国过去40年迅速增长和快速发展的基础。
　　所以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他随随便便经过长期思考，出来以后主持工作，“咱们发展经济吧”，并不是这样简单。他是通盘考虑了世界局势，然后在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冒了一定的风险。尽管中越当时自卫反击战打得很艰苦，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军队的主力全在中国北方。
　　当年在海拉尔（离中蒙边境非常近）的铁路沿线上全都是炸药，整个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都处在高度戒备的状态，虽然战争是在中越边境发生的，但中苏边境是极其紧张的。苏联没有对中国动兵，一个原因是卡特总统告诉小平，苏联150个常规师都在东欧，中苏边境兵力十分空虚，更为重要的是，小平同志是从美国回来以后打的越南，苏联人摸不透中国跟美国做了什么交易，他摸不透一旦对中国用兵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投鼠忌器，不敢采取行动。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是小平同志赌上国运，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但这次以中越自卫反击战作为交易的冒险打开了中美关系全新的局面，打开了中国过去40年对外开放的全新局面。
　　如果没有这次自卫反击作战，没有中美关系正常，甚至是蜜月般的交往，我们过去40年的经济建设绝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似乎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也不太可能有山西证券，也不太可能有山西证券过去30年的辉煌发展。
　　回顾过去40年，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对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无比钦佩，也为他老人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如此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关口作出的决策表示由衷地敬佩和深深地思念。
　　我讲这个背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中美关系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中美恢复交往是在毛主席时代中苏决裂以后毛主席作出的战略抉择，但在毛主席作出这一战略抉择时中美并没有进入蜜月时期，中美甚至没有建交，只是恢复了正常交往，但在小平同志手里，把中美关系恢复正常交往迅速推升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一水平是我们40年所看到的所有局面非常关键的基础。
　　如果我们回顾这40年中美交往的基础，回顾这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我们会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都与小平同志的重大决策密切相关。
　　第一次重要转折毫无疑问是中美建交。
　　中美处于蜜月时期，至少从1979年一直延伸到1991年，中国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美恢复交往，中国与西方世界全部恢复交往，中国可以对外做生意，大量派遣留学生，大量购买先进的机器、装备、生产技术等，可以融入西方世界。
　　1991年发生了一次影响全局的重大事件，苏联解体。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取得了冷战的彻底胜利，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美国对付苏联的一颗棋子，它的战略重要性似乎迅速下降，所以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又面临着全新选择。
　　面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应该说党和政府在当时……有人说是“十分惊慌”，我看有跟政府联系密切的学者出来的说法是“有惊无慌”，慌肯定不是那么慌，吃惊非常地吃惊。在这一重要转折时期，小平同志对中央作出了十六字重要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是1991年苏联解体中央对国际局势可能存在一定困惑和迷茫时，小平同志在极其关键的关头给中央作出的指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如果我们把这八字指示放在当今的格局下来看也是格外有意义的。
　　紧接着，“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使得中国避免迅速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对手，当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以后，苏联集团倒下了，中国是有可能迅速滑为美国下一个战略对手的，在这一背景下小平同志告诫全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中央从那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也忠实地履行了小平同志的遗训，这使得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没有成为美国下一个战略对手，之所以说“很长时间”，是说从2018年开始，甚至是从2015年开始，美国在越来越把中国视作新的战略对手。包括在今年特朗普总统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之中，已经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也许准确的翻译就是“战略对手”。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掀开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这一轮的南巡对随后稳定和进一步加速发展中美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紧接着我围绕这个话题稍微讲一点，回到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
　　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不是影响今年的股票市场，不是影响明年的股票市场，它会影响中国未来30年的国运，甚至会影响中国未来50年的国运。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转折和选择就像我们在1978、1979民时面临的转折和选择是一样的，随着美国越来越有可能率领西方世界把中国视为下一个长期的、最重要的战略挑战者，我们的国运很大程度上是赌在里面，而这次下注跟1978年的下注是一样的。但问题在于现在……有没有1978年小平同志那样的战略远见，那样的远见卓识，这是需要历史来考验的。这不是靠自己吹牛逼能做到的，这是需要经受历史考验的。
　　我们紧接着回到1992年的南巡。
　　美国这个国家毫无疑问是过去100年甚至150年这个地球上最成功的国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美国的科技和军事实力、美国在全球政治生活之中的影响，在苏联曾经很强大的时期也顶多勉强跟美国可以分庭抗礼，但是苏联解体以后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和实力去挑战美国。实际上美国在1890年时就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年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跟希特勒的对手（包括苏联、包括英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但希特勒始终没敢对美国宣战。当希特勒的参谋问希特勒“美国人这么坏，为什么不干它一下呢？”希特勒说“德国的工业产出毫无疑问在全球数一数二，但是美国的工业产出相比德国的工业产出，美国在天上，德国在地下”。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就是这样大，所以希特勒不敢贸然对美国发起攻击。
　　从那以后，美国在189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以后，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实力进一步迅速增长，达到了一个没人能够挑战的地位，并且在很多时候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但翻开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来看，包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从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来看，美国这个国家具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结，美国是由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精英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些白人精英在意识形态上、在骨子里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结。
　　所谓传教士情结就是他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始终把这一点作为国家对外战略极其重要的基石。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接纳，至少愿意接近或者表现为愿意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就愿意跟你当朋友，美国就愿意跟你正常交往，美国就愿意对你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美国就愿意帮助你。但是如果美国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你跟它是格格不入，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它就会把你看作陌生人，看作路人，甚至是看作凶恶的敌人。这是由美国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它自从建国以后，美国的白人精英始终有深刻的传教士情结。
　　我们回到这一点，再来理解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确立了中国要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确立了要放手发展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了要给经济主体更大的选择自由，这一点在美国的战略家、美国的白人精英看来是在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拢。所以尽管苏联解体了，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战略，并且历史性地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使得美国不仅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而且认为中国正在明确地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近，这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时期。这一重大抉择也是小平同志在1992年作出的。
　　我昨天跟朋友吃饭，看小平同志的历史，小平同志是一个很懒的人，常常打桥牌，从来不见他访贫问苦，从来不见他深入煤矿，什么深入工厂第一线去慰问工人，从来看不到。……小平同志从来不弄这个，但他每一次都是在关系国运极其重大的战略选择上能够投下重注，而且这一重注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且这一重注站在当时，很多时候是力排众议！
　　1978年跟美国如此交往，1992年，所有这些都是力排众议。
　　昨天晚上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来一段话，2001年美国决定欢迎中国加入WTO时克林顿总统在美国国会的一段演讲，克林顿总统说：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靠拢，中国人民不但有权利拥有梦想，而且有机会和渠道去实践自己的梦想。这一变化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随着巨大经济繁荣的实现，随着中国人民越来越有能力不仅拥有梦想，而且拥有实现梦想的渠道，……。而这一点将是美国政府坚定不渝地推行的目标。
　　克林顿总统的这一演讲深刻代表了美国白人精英对中国的期望和看法，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所以在那个背景下，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美关系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很多力量在支持它，有战略家在支持它、正常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有很多利益在支持它，但总体来讲，在小平同志南巡、中国加入WTO等等背景下，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前所未见、非常和谐的时期。
　　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有一次演讲时我在现场，他提到，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作为相互之间如此重要的贸易伙伴，贸易纠纷和摩擦之少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两个大国经济体量这么大，相互之间的交往如此密切，但贸易摩擦又如此之少，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重要的原因是两点，美国的精英对你抱有期望，同时大量输往美国的商品是由美国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每当有一些对中国持有敌对态度/不友好态度的势力试图站出来找茬时，这些商人在参众两院，背后马上就把他们拍死，而美国的战略家也马上会站出来说要“给中国一点时间，给中国一点机会”。
　　今年元月份时我跟中国一个智库代表团访问华盛顿，这次访问基本拜访了美国主要的经济智库以及绝大部分负责经济决策的内阁部门，比如这次打头阵的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比如说商务部，比如说财政部，实际上我们还拜访了美联储等其它一些经济部门。在以前的拜访中我还拜访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我给大家讲两个相关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现在有多困难：
　　在拜访美国商务部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司长，他也是一个经济学博士，是一个学者，我们是民间代表团，所以大家可以说得比较开放。这个学者讲，当年美国接纳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克林顿总统给美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这幅美好蓝图的支点是：中国会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经济，……。所以美国的精英接受了这一点，有一些人抱有怀疑态度，但总体上美国精英接受了，给中国一点时间，一点机会。
　　但是现在，美国主流精英的共识是，当年克林顿总统的许诺忽悠的太大了。克林顿总统当年的忽悠太大了，15年过去了，18年过去了，回头看不是这么回事。……在他们看来，当年克林顿总统的忽悠完全没有兑现，反而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
　　这个可怕的敌人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如果现在再不采取措施，美国以后也许将会丧失机会和能力去遏制中国。
　　这种看法是美国主流精英的看法，这时候美国的商人在做什么呢？美国的商人都云集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他们提出的抱怨是什么呢？是知识产权、是强制技术转让、是国进民退、是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是国有企业/政府在经济之中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之中不能享受公平的对待，……，他们没有能力与中国政府对抗，所以他们云集在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提出了这么多要求和诉求。
　　我们跟对方说，你们要打贸易战，要制裁中国，美国也会是利益的付出者，美国也会牺牲，美国的消费者也会受到伤害，美国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只说了一句话：为有牺牲多壮志。
　　这句话我把它翻译为了中文，它的英文很长，但我一想意思只有这句话翻译最贴切：为有牺牲多壮志。
　　中国尽管制裁了美国的大豆，但美国大豆的负责人说了，说可以理解美国政府的选择，可以理解特朗普总统的选择，愿意为国家利益付出牺牲。
　　谁说美国人民都是商人的？谁说美国人民没有情怀呢？谁说美国人民没有对国家的担当呢？似乎不是这样的。
　　我再讲一个例子，也是今年元月份发生的例子，但因为行程冲突我没有参加这场会谈。
　　一个退休的……官员，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率领另外一个民间（半官方）访问团，他们的访问跟我们有一些交叉，也有一些差异，他们访问了美国国务院，也访问了美国的白宫，因为行程冲突，这两个单位我们的行程没有安排进去，反过来他们也因为部门的一些原因，我们的一些行程也没有去。
　　他们访问的是美国国务院，跟他们会谈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中方访问团带头人）是退任高官，受中国政府委托，或者说授权去参加这种会谈，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授权的民间组织，民间对民间谈，很多话可以放开来讲，政府对政府谈起来不方便。
　　我们的……一个代表团跟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及随员来谈。会谈的气氛前所未有的差，以前会谈大家有一些交集，就如何改善中美关系有一些建设性建议，但这次完全是针尖对麦芒，谈不起来，美国相关方面对中方代表团总体上是非常敌视、非常不友好的态度，所以中方代表团成员都很沮丧。谈到最后，这位……起来说，“您就说一说，我们和中国政府回去到底能够做什么？”你给个主意，你说一说我们到底实实在在能做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马上就可以做，做完以后马上就可以改善中美关系，美国人民愿意说，中国也愿意做，你给我提几条建设性建议，我回去马上就办，办完以后中美关系不就有转折和缓和吗？我们的任务当然可以来听你抱怨，但我也希望实实在在有一些建议，回去以后马上落实，落实之后马上就可以改善中美关系呀。
　　这个助理国务卿是政治任命，是特朗普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任命的，他把身体靠在椅背上翘着二郎腿，眼45度向天，眼睛看着天花板，从鼻子里哼出了两个英文单词，这个单词叫“Be humble”，Be hanble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这帮……，别跟我装逼”，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个意思。Humble英文原意是“谦卑”，最早出现在《圣经》之中，本来的含义是“人在上帝面前要谦卑”。它最早的英文含义是这样的。
　　他们回来都讨论“be humble”怎么翻译成中文更贴切。这是在民间非正式会谈中的原话，我还原的都是一字不落的原始场景，尽管我没有在场，但是他们回到酒店，我们住在一起，他们马上就交流了这个场景。
　　这次访问结束以后回来要……写报告，调子怎么定，很多学者不知道这次完了以后给……怎么定调子，最后他们给……的报告是我定的调子，后来有一次我碰到有关部门司局长级别的官员，他告诉我“你这个调子当时定得极其大胆”，因为没人敢这么说，但回头来看是正确的，我定的调子就是“维持中美关系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过去40年交往是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基础的，早期对付苏联，后来我们走向市场经济，这些重要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的、非常动荡的、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回头几个月以后来看，……是完全没有做好……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在华盛顿我们这个级别的人都能马上看到问题，但也许在官方交往沟通之中有很多限制，所以反而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我的猜测是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
　　我们知道最近刚刚召开了外事工作会议，外事工作会议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尽快稳定中美关系”，中央清楚地知道，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中国外交关系的大局，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不能稳定下来，国内什么事儿都别干了，什么证券市场的发展，什么改革，这些都谈不上，但问题在于中美关系在我们刚才的讲述之中可以看到，它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
　　换句话说，因为中美关系政治上的变化，美国现在的套路上马上拿出台湾来捅你。据说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已经在严肃考虑邀请台湾的军队来参与。美国的环太平洋……以前中美交往时美国是把台湾放在一边，克林顿总统说李登辉就是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把台湾放在一边。现在它是把台湾拿出来捅你，你哪里疼他就捅你一下，捅得你叽里哇啦乱叫还拿不出办法。紧接着上星期时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赫尔辛基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次秘密会谈只有两个总统、两个翻译，没有外人。这次会谈结束以后，很快西方媒体就传出了这样的风声（但我们认为这种风声是有可能的），这次会谈就像邓小平跟卡特总统的秘密会谈是一样的，它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美国可能“联俄制华”，已经把中国作为敌人了，美国要对付你，这边是台湾，那边就是苏联，把俄罗斯拿过来，跟俄罗斯联合起来搞你，朝鲜就更不用说了，已经被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拉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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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来看，这个总结是对的。……，如果我们还继续跟苏联搞在一起，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报复的时间来了。俄罗斯现在的经济总量赶不上中国的广东省，俄罗斯的经济总量赶不上比利时，赶不上广东省，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12万亿美金，今年的人均GDP可能会接近10000美金，12、13万亿美金，俄罗斯只有1万亿美金，一个中国现在的经济产出相当于13个俄罗斯，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至少相当于20个俄罗斯，站在1969年、1979年是无法想象的，1969、1979年俄罗斯人看中国是这样看的，现在他们抬头看中国已经看不见了，中国已经在九霄云层之上，他们完全在地上，抬头看，穿过重重的云层他都已经看不见中国在哪里了。
　　我的哥哥在太原做生意，他们揽到一个生意是援助白俄罗斯的电网建设。所以在白俄罗斯待了几年，交往非常深的一个感受是，白俄罗斯老一代人看中国，一个是觉得中国原来很穷很落后，我是老大你是小兄弟，……，多少有点酸溜溜的，白俄罗斯年轻人觉得中国好有钱呀，你们技术这么发达、这么有钱，还来援助我们。这种心态的变化，与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国运选择上，小平同志做的几次重大选择息息相关，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一背景下十分地思念小平同志，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美国定下来了，拉着俄罗斯一起反对中国，俄罗斯对此是求之不得，俄罗斯一直拉着中国就是为了对付美国，不然他拉着中国有什么价值呢？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拉他，愿意为他付出代价，马上把中国扔掉。这是很确定的。所以随着中美关系全局的变化，中国内政外交的全局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很不幸的是在2018年刚刚开始展开，……战略家需要再次体现出40年以前小平同志的胆魄、智慧、远见、手腕和身段，而中国在这一选择之中能否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我对中美关系非常简要的回顾，接下来我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略微跟大家讲讲去杠杆的问题，因为中美关系是全局，它会影响未来30年甚至50年，美国的一些战略智库已经想得很明白，美国从1945年到1991年差不多花了50年的时间搞垮了苏联，打赢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也要有决心拿出30到50年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全面挑战美国的时候把它彻底摁住，现在不摁20年以后摁不住了，现在不摁，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是美国的1.5倍。到2028年的时候，中美的经济总量大约都会接近市值30万亿美金，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总量会是一样，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那时候在一系列关键行业我们跟美国在技术层面上会很接近。然后到204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也许比美国还要大30%到50%，那时候美国就没有能力把中国压住了，所以美国要把中国压住一定要趁现在。
　　对于如此重大的战略抉择，考验中国领导人智慧的时间到了。回顾鸦片战争以来到现在为止，差不多180年的历史，从1842年到现在接近180年，再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总是作出错误的选择，1842年历史给了中国很多机会，但在多数时候，中国总是站在错误的方向，只是在过去40年，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赌了两次赌对了，这两次赌对我们就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经济繁荣。1949年我们跟苏联搞在一起，搞错了；1895年洋务运动搞的半死不活，我们跟日本搞一架，又搞错了。在历史上我们一次一次总是搞错，现在好不容易搞对两次，这次能不能搞对，大家拭目以待。
　　对年轻人来讲，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这次没搞对，大家就回去洗洗睡吧。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已经无所谓了，……。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我们确实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关头。
　　紧接着我来讲讲去杠杆，去杠杆这个问题是今年内政外交之中的另外一个交点，市场的争议也很多，直到现在应该说争议也没有平息下来。我昨天在深圳时还谈到了这一点，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之中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华夏文明的根源之一也是在山西，在中国明代以前，中国在王朝鼎盛的时候，技术的复杂程度、经济的繁荣程度相对于鼎盛时期的西方世界也毫不逊色，直到19世纪末期英国人还做不出来瓷器，所以必须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因为他们在技术上（达不到），工业革命已经100多年了，他们做不出来瓷器。诸如此类这种技术上的创新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毋庸讳言的是，当中国在1842年与西方世界开始全面接触，并此后开始试图融入西方世界和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这条路走的非常艰难，我们同意除了西欧的文明之外，全世界其它文明在试图接纳、融入西欧的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过程之中都是困难重重，非洲到现在搞不定，印度到现在还不如中国呢，拉丁美洲、阿根廷，在30年代时阿根廷是世界七大工业国，从经济总量来说日本在阿根廷面前完全是小兄弟，到了80年代，阿根廷沦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拉美。但是在东亚我们看到了很多工业化过程的奇迹，比如说日本，比如说后来的韩国，比如说中国台湾，更不要说香港、新加坡等经济体。
　　把中国放在东亚地缘政治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走得异常艰难，直到现在好不容易小平同志给我们规划了40年，我们现在又开始嘚瑟，没嘚瑟两天，老美跟你翻脸了，不会玩了。……不会玩了，不知道怎么跟美国人玩，派人去人家那儿不接待，接待也就是给你一杯清茶就给打发回来了，两手空空回来了。
　　为什么呢？我们要去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个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之中会如此艰难，原因有很多，我也不能一一列举，也不能给出终结答案，但是我的体会我认为有一条，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我们工业化如此艰难，跟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系。
　　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与现代西方世界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一过程之中就有大量的误读、猜忌、摩擦、冲突，甚至非常不和谐。我们知道现代受西方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他有两个基本工具：
　　第一个基本工具是对世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我们要观察星星，我们要观察天体的运转，我们要观察经济的起落，然后对它进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
　　第二个工具，在此基础上依靠严密的逻辑推演，依靠严密的一步一步步的逻辑推演，以数据观察为基础，以严密的数据分析逻辑推演为基础去理解这个世界。
　　这是当今世界最主导性的思考方式。中国人如何理解世界呢？
　　包括很多受国教育的精英在内，更不要说普罗大众了，我认为包括很多……干部都是这样认识世界的，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两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阴谋论，中国人认为世界上不管哪里出了个事儿，背后一定是阴谋，一定有一些邪恶势力、一些人、一些政党、一些组织、一些企业在使坏、在布局、在谋划、在挖坑。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一个根深蒂固的套路是阴谋论。
　　我们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每一页都写满了阴谋，阴谋论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张三对你说一段话，你马上去猜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有什么阴谋？在人与人的交往之间、组织与组织的交往之间、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之间，阴谋论是中国人思考问题根深蒂固的方法。任何时候我们看领导的内部文件，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和平演变，从来没有忘记过“反修防修”，从来没有忘记过西方境外敌对势力要搞垮我们，要让我们的江山变色，这种警惕在内部从来没有（忘）过，这是阴谋论根深蒂固的反应。
　　包括疫苗事件出来，大家马上怀疑有阴谋，有官员的子弟，有一系列的东西，任何一个社会新闻事件出来，马上就有大量阴谋论来解读，而且它可以获得广泛点赞，我们没法儿平心静气、客观地去看这个世界。
　　这使得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对话不在一个平行线上，从慈禧太后开始我们就是这样看世界的。
　　第二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用类比来理解世界，我们用比方来理解世界，孔子时代就是这样，到现在也是这样，你要给他讲一点复杂的道理他弄不懂，你打个比方他马上就明白了。大量的政府文件，大量所谓中国人的研究都是在讲故事、打比方，一打比方老百姓就明白了，不打比方，你弄一堆数学公式、弄一堆模型，大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都觉得你在瞎扯淡。
　　比如说去杠杆。这是一个今年最重大的内政决策，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媒体是如何理解它的呢？我们把它理解为“收水”和“放水”，大水漫灌，小水滴灌，或者是把水龙头拧住，这是中国媒体对去杠杆最标准的解读，他把它类比成为“灌溉”。
　　这一看家里，至少压力的祖上就是庄稼汉，一看家里人就是种庄稼的，他种过地呀，动不动把水龙头拧开大水漫灌，一会儿把水龙头关了，他是用这种类比去理解世界，不是用逻辑的展开去理解世界，用类比理解世界非常大的问题在于：类比是极其不精确的。
　　你讲一次故事是很形象，但它是极其不精确的，它使得大量复杂的细节完全被忽略，使得人的注意力焦点、人思考的方式完全转到了这个俗气的故事之中。它使得基于此的对原始问题的理解很多时候会面目全非，甚至牛头不对马嘴。
　　但中国的汉字就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本质上就是一种类比，太阳画个圈画个点，月亮画个点，本来就是这么类比出来的，象形文字就是基于类比发展出来的一种语言，这使得中国人骨子里就是用类比来理解世界。没法儿改变它，这使得我们没法儿接受现代科学，使得我们跟美国人在对话时老是两条平行线。
　　中国人讲，“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人愣了半天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什么叫“太平洋足够大，能容纳两个国家”，这是类比呀，美国人就让中国翻译，“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足够大，能容纳两个世界”，中国人说不清楚了，它具体的含义是什么？难道太平洋是中国的内湖吗？难道中国的国境线是沿着夏威夷直接划一道，西边都是你的吗？它没有精确的含义，然后他不再说了。
　　中美交往之中大量的问题是因为文化上的冲突，他没法儿理解你的含义，我们……很多话翻译成英文中美国人弄不清楚你在说什么，很多对话都是两条平行线，各话瞎扯淡，扯完淡各走各的，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
　　讲到这个我再讲去杠杆，我是非常不喜欢用类比来讲问题，但面对普罗大众你又必须用类比来讲问题，关于去杠杆，我想了一下，我也想了一个类比。
　　（不好意思，我有点儿超时，现在11：34了，11：40之前我一定解决问题）。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也会做手术，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几十万士兵受伤，他们要做手术呀，但我们知道现代医疗技术是20世纪初以来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比如说青霉素，20世纪初在发展起来，比如说麻醉药物，都是20世纪初发展的。中世纪的医生如何做手术呢？医生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第一，没有麻醉技术；第二，没有输血技术，病人大失血，马上要补血，没有输血技术，人们还不知道血型的划分；第三，没有体力的干预。比如体力快衰竭了，马上给他点葡萄糖；第四，没有消毒技术。刀子不消毒，直接就划下来了，没有微生物、细菌的概念，没有消毒技术。
　　做手术肯定是很疼的呀，怎么办呢？欧洲中世纪的做法就是找几个壮汉把病人捆在手术台上，用绳子坚决捆住，把手脚压住，然后开始做手术。没有麻醉技术，病人疼的撕心裂肺，你可以想象；没有消毒技术，一刀划下去，可能原来的病灶没解决问题反而还交叉感染，原来的病不至于致死，病人可能因为交叉感染随后严重昏迷、挂掉；没有输血，大失血病人很快就挂了；没有体力干预，可能手术到一半，心力衰竭，葡萄糖低，严重低血糖然后就挂了。所以在中世纪，欧洲做手术死亡率是非常高的，病人跟面对刽子手是没啥区别的，本来这病不做手术还没事儿，一做手术直接挂在手术台上，中国在传统时期婴幼儿死亡率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在接生过程之中剪刀不消毒。那时候你不懂得消毒，脐带出来找一剪刀就咔碴了，咔碴以后一旦交叉感染，婴儿就会死亡。但那时候中国人没有这个意识，其实剪刀用热水煮一下一剪就没问题了，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不懂得消毒，这种技术都是20世纪初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在欧洲中世纪时做手术你居然没有死，说明什么你的免疫力太强大了，说明你的体力来好了，如此严重的交叉感染死不了，如此的严重失血死不了，疼的撕心裂肺你能够坚持下来，说明你的身体太牛逼了，稍微身体有点小问题，直接就在手术台上挂了。
　　而我们知道现代做手术要舒服得多，这些问题都有了，绝大部分手术都不会有这些问题，推进去你啥也不知道，睡一觉起来已经过去了，稍微有点疼马上止疼针或吃止疼药，你不会感到剧烈的痛苦，至少跟中世纪相比这是天壤之别。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我想说的是，去杠杆就是给中国经济这个病人做手术，就是在这个病人的肌体里、在某些组织上长出了非常严重的异质组织，我们要把这个组织割掉，去杠杆就是在这个病人身体里某些重要器官上长出了异质组织，我们要把这个异质组织割掉。
　　怎么割呢？首先要消毒，之后是麻醉，然后是输血支持，甚至要用葡萄糖点着，接着手起刀落把组织割掉，割掉后让病人静养，每天吃点营养品和慰问，三五个星期以后他慢慢能下床走动了。
　　中国人去杠杆是怎么干的？跟中世纪做手术是一样的，中国人现在上半年去杠杆跟中世纪医生给病人做手术是一样的：第一不麻醉、第二不消毒、第三也没有输血支持，上来就给你摁在板凳上，划开组织就开始割。病人疼的撕心裂肺，还大出血，有交叉感染的风险，一定程度上已经交叉感染了，医生怎么说？医生说“做手术哪有不疼的？”去杠杆哪有不痛苦的呢？做手术哪有不疼的呢？疼说明我们搞到了病灶，你要坚决给我忍住。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病人疼得很厉害，医生是鼓励你喊出来的，喊出来有助于降低痛苦，大声呼喊有助于降低痛苦，顺产的女士非常疼，大声呼喊，医生是鼓励的，不喊反而对身体有严重的损害。病人疼得撕心裂肺，医生说“去杠杆哪有不痛苦的，疼说明搞对了地方，你给我忍着！”病人实在忍不住怎么办呢？ 中国发明了一种世界历史上都没有的新办法，足以载入世界医疗史的史册，病人疼得实在太厉害，中国的办法是“把病人的嘴堵住”，拿块毛巾堵住病人的嘴，不让你喊，不让你喊他认为就不疼了，接着做。
　　怎么把病人的嘴堵住呢？不让舆论乱说，疼得厉害，……在媒体上你敢说一点儿不对、一点儿痛苦，那你是何居心？政治课没学好，……报告一看就没有认真学会，回去继续学。
　　中国的一个重大发明就是把病人的嘴堵上。我们知道在做手术的时候把病人的嘴堵上病人话都不能说了，他是有可能呼吸衰竭的。喊得厉害，你把他嘴捂住，一会儿他呼吸衰竭，直接挂了。
　　这就是我们上半年发生的情况。
　　……偶尔喊了一句，虽然我们不是病人，但我们看这个病人痛苦抽搐得实在太厉害，就跟领导喊， “不能这么做手术，要先消毒，消完毒后输液，然后要上麻醉”，然后领导就说了“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手术刀我拿着还是你拿着？一边儿去，别瞎掺和”。
　　但是到了6、7月份的时候继续这么搞下去，病人是可以直接挂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手术台上直接挂掉的风险越来越大，他们看到身体已经严重地、不由自主地抽搐，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都出问题，今年已经不由自主地在抽搐，再搞下去直接就挂了，……终于害怕了，……在7月份终于害怕了，先缓缓，喝口水，病人喝口水，先补点儿液，咱们回头接着做手术。
　　领导刚说让病人喝点儿水，补点儿液，马上有一票人喊出来，“大水漫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是要做手术，你们又在大水漫灌，给中央瞎支招，跟中央不能保持一致……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人又开始跳出来。但不管这些人怎么跳，我认为中央这次的政策调整是对的，不然这个病人很快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病人喝完水以后，补完液以后还是要接着做手术的，这个瘤子必须割，不割是不行的，但割瘤子是有技术含量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上半年主刀的大夫，说句不恰当的话，有点像蒙古大夫，没有拿到牌照直接就上台了，这个有点问题，而且是边做手术边学习，这是不行的，先要把消毒、输液这些技术学好才能上手术台，但下半年看起来医生学到了很多东西，手术的水平在快速提高。下半年的手术是否能够做得更成功，我们拭目以待，但我们确实看到相对于上半年很多问题领导已经意识到，并且确实在修正，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市场最危险的时候确实已经过去了，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与一场危机擦肩而过，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风险应该基本没有了，我们与一场危机擦肩而过。
　　我刚才又吹了个牛逼，我说在11：40结束，现在11：45了，又耽误了大家5分钟，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8/8/1   发布时间：2018/7/31

旧文章ID：16698

作者：朱成虎  来源：环球网

　　2018年全球战略风险呈现出新的变化，最突出的全球战略风险在于中美关系，其次在于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对峙局势，再次在于极其不稳定的叙利亚局势。其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可能引发美国自身爆发金融危机。
　　根据战略风险的影响力与危害力来评估，有三个地区的战略事务值得警惕。首先，最大的全球战略风险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风险不在于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也不在于朝鲜半岛问题，而在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系列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失当，“可能”引发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影响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引起了全球战略界的关注和预警。
　　第二个全球战略的风险点在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对峙关系。最近，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言论都非常强硬。伊朗方面明确表示，虽然伊核六方谈判的协议被特朗普总统推翻，美国“退群”，但是，伊朗还会继续遵守此前的承诺。针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伊朗表现得毫不示弱。伊朗最近的军事实力增长得很快，俄罗斯提供了不少实质的帮助，伊朗已经不是几十年前依赖美国装备的伊朗了。如果伊朗和美国互不相让，发生冲突，后果会相当严重，对全球经济与政治会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个需要保持警惕的全球战略风险，是叙利亚当前的局势仍然十分不稳定。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不会因为在赫尔辛基的一次会面就“消停”。叙利亚局势的战略风险仍然十分明显。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海有针对性的军事安排，是防御性的保家卫国。目前，可以证实，中国在南海的四个岛屿常态化地使用机场，机场都是军民两用的。南海岛屿不仅仅有战略价值，也有丰富的民用经济发展价值。南海岛屿的特色旅游、休闲旅游、深潜旅游以及特色渔业都是短期就看得见前景的，更不用说其他能源与矿产的长期经济资源价值。在南海岛屿的经济发展方向上，中国的心态是开放的。在经济建设成本方面，中国在南海人工岛屿的建设成本控制在100万一亩以内，比国内一些大城市的开发成本低不少。未来南海的旅游业发展起来，南海会更加开放。换句话说，南海的军事部署，不等于“军事化”。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的。中国军队近期在东海的行动，也是防御性的，主要针对的就是“台独”。

来源时间：2018/8/1   发布时间：2018/7/29

旧文章ID：16697

作者：汪涛  来源：纯科学（ID： chunkexue）

和美国进行舆论战一定要像美国一样“耍流氓”，但“流氓”必须要耍得和美国一样专业。

中美贸易战第一轮500亿美元的实际较量开始后，第二轮2000亿的较量进入准备阶段。在这两个实际动作的中间，双方似乎又开始舆论战了。

7月10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关于301调查的声明》。该声明将贸易战的责任推给中国。中国商务部也针锋相对的发表声明，认为责任在美方。随后，各种媒体上也开始进入舆论较量的状态。舆论战要远比实际的贸易战动作复杂得多，中国也应当借此机会仔细研究一下应当如何去操作舆论战的问题。

很多看似帮中国说话的作者显然根本就没有做基本的功课，大量相关资料都没认真研究过，就想当然地凭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写文章。这种不科学的态度不仅帮不了中国，而且是极其有害的。

美国对中国301调查回顾和本次不同之处

加上这一次，美国共对中国展开了6次301调查。前5次都通过协商解决了，这一次却导致了全面的贸易战。

通过表1所示的总结可以看出，前5次针对中国的301调查都以协商方式解决了。而始于2017年8月的301调查，却导致了双方越来越扩大的贸易战。仔细比较一下可总结如下：

除了第2次和第5次外，其他4次借口都是知识产权问题。

前5次之所以能够最终有效的协商解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美方提出了具体的问题和诉求，甚至有具体的产品、行业和依据的协议、法律。而本次301调查，美方提出的问题和诉求全都是漫无边际。

前5次中，只有第2次美方提出的是全局性的问题，但它也只是针对具体的环节——市场准入，因此也得到有效的谈判解决，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市场准入的谅解备忘录》。但是，这次美方的301调查，虽然有人自作聪明地总结说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10大领域，但事实上美方的指责是全局性的，指向了中国一切贸易和商业领域。

实际引发的行动同样是全局性的，特朗普已经提出的贸易战计划已经达到5千亿美元，这已经超过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历史最高峰的4297亿美元。美国在一开始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不是具体某个产品或行业应当如何做，而是要求中国“1年减少1000亿贸易逆差”，而后是“1年减少2000亿贸易逆差”。这是完全让人无所适从、无从下手的诉求。

最重要的是法理基础问题。301调查虽然是基于美国自己国内的1974年贸易法案，但是，它的依据是有三个不同级别的。本次美国301调查报告一开篇“301条款的核心要素”中就明说了，引发美国301调查的行动针对的是三类行为：

（i）违反贸易协议; 

（ii）不合理的行为，政策或做法（定义为与美国国际法律权利不一致的行为，政策或做法），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 

（iii）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行为，政策或做法，对美国商务造成负担或限制。

第三类行为与此次调查最相关。

这三类行为是什么意思？ 第i个法理依据是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第ii个是美国国内的法律规定的权利，第iii个是纯粹以对美国商务造成实际负担或限制的结果为依据。并且，这一次针对中国如此全局的301调查结果，虽然洋洋洒洒215页，是属于第iii类。第iii类情况并非绝对没道理，但它应当针对的是现有国际贸易协议和美国国内法律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而绝对不能变成一种解决全局性问题的依据。

特朗普政府这么做，相当于完全抛开一切国际贸易协议，甚至一切美国国内法律，对整个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贸易问题完全打破、彻底地推倒重来。但特朗普并没有先建立一整套可以取代现有国际贸易协议和美国国内法律的体系，然后依据这套体系来进行操作。特朗普和莱特希泽只是纯粹以展现他们个人“谈判艺术”和“谈判技巧”为基础来解决问题。对比之下，美国前5次301调查，都是主要以前2类行为来处理的，也就是主要以现有国际或美国国内的法律、协议为基础。

这才是本次301调查行动为什么搞得如此云天雾地、天翻地覆的根本原因所在。证明这一点的最强有力证据，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观点，而就是美国历次针对中国的301调查历史文件，和这次美国301调查报告的表述本身。

对本次美国301调查报告的分析

首先，我们对这个调查报告的规模作了一个统计，见表2。

主要的目录如下：

概要

中国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不公平技术转让制度

中国的歧视性许可限制

境外投资

未经授权侵入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和网络盗窃知识产权及敏感商业信息

中国的其他行为，政策和实践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报告，绝大多数想参与讨论的人根本就没有信心看完，因此绝大多数人往往也就抓不住要害是什么。

但是，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个报告就会发现：如果剔除报告中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用词，基本上就变成对中国政府如何成功地推动科技和贸易发展的合理合法行为的经验总结。因为报告中提出的大量所谓的“证据”，如果认真考察其形成历史的话，都是中国政府和企业认真学习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先进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执行变成中国自己的成功经验。只是中国人做事情更勤奋、更认真，所以把美国人、日本人的管理经验执行得更充分，更彻底，从而在竞争中占有优势而已。

这个报告不会提到中国科技人员在美国人“Enjoy life”地度假时，是如何加班加点地干活，从而在相同的时间里进步更快，也不会提到中国人的执行力远远比美国人更强，更能把美国人发明的管理理论落到实处。“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是美国的管理故事，“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是美国的管理理念。

但是，中国人带着对美国科技和管理的膜拜把这些思想和方法都当成真理，真这么去做了。反观美国的企业，在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向国会要补贴的时侯，领导人却是乘着公司专机去的。在要破产的时侯，公司里只是总监级的管理人员出差还是一如即往地乘专机，在管理制度中规定无论公司什么员工，出差超过6小时必须坐头等舱。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还是有很多问题，美国也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中国人在找自己的原因，而美国则是政府带头找借口，将自己的问题全都赖到别人头上。

这个报告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没有逻辑可言。以“II 中国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不公平技术转让制度D中国的行为，政策和做法是不合理的”一节为例，它是怎么论证中国行为不合理的呢？最关键性的证明就是在这一节一开始重复301条款中的定义。

“该法规将‘不合理’的行为，惯例或政策定义为‘虽然不一定违反或不符合美国的国际法律权利，但它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该法规进一步规定在确定不合理的情况下，美国贸易代理在适当情况下应考虑到美国的外国公司是否能够获得与被拒绝的美国公司相对等的机会。基于上述因素，中国的技术转让制度不合理。”这个说法和证明过程几乎可以被看成是：美国公司只要竞争不利了，那就是中国的错，就是中国采取了不合理的行为。美国的管理理念和哲学，不能只是说给别人听的。

再以报告正文中最后一个内容“VI 中国的其他行为，政策和实践A 介绍4 人才招聘”为例。报告中提到中国企业通过高薪、并购从全球范围招聘顶尖人才，在美国建立“人才基地”，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等。

看到这些内容，我们很难理解，这些行为不对之处在哪里？报告中也一再地反复强调了——中国的行为完全不违反任何国际贸易协议以及美国国内的法律，只是美国商业遇到问题了，所以中国的行为就是不合理的。难道美国对全球人才的争夺还少吗？从二战中用军队直接去抢夺顶尖的人才，到建立一系列的技术移民政策，通过硅谷创新环境吸引国外创新人才，连人带成果一起转移到美国……

为什么中国人舆论战如此被动？

可以说，这次美国301报告纯属一堆垃圾，甚至在一开始就毫不掩饰、报告中又一再地反复强调了，这个报告就是不遵从任何国际贸易协议甚至不遵从任何美国国内法律，证明问题的过程毫无逻辑可言的垃圾。但为什么在这次舆论战中，中方却显得是如此地被动呢？

中国媒体只是习惯于用自己“情在前，理在后”的方式进行表述。可以说，美国此次舆论上是内容极其不专业，但形式上却很专业，而中国相关方面和媒体从内容到形式都很不专业。虽然中国官方和民间有很多表述以及文章，从语言艺术上说很精彩，但却不是科学和专业的东西。

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中国曾经做得比较成功的舆论战。过去美国曾长期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指责，出了很多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报告，中国一度也非常被动。虽然出了很多官方和媒体的精彩文章反驳，却总是显得非常无力。

后来，中国也开始出《美国人权报告》了，说实在的，中国出的《美国人权报告》并非无可指责，但中国采用了形式上专业的方式去应对美国的指责，后来美国对中国人权的指责就越来越少了。美国也曾长期出台中国军力报告，宣扬中国威胁论，搞得中国也很被动。后来中国也出《美国军力报告》，说实在的，双方的报告内容都说不上完美，但中国用专业的方式去回应美国，后来美国对中国军力威胁的舆论压力就越来越小了。

美国的301调查不都是垃圾，以国际贸易协议和美国国内法律为基础的行动多少还是靠点谱的。但特没谱这次搞的301报告内容上真的纯属垃圾，但形式上却是很吓人的215页，看起来仅仅是报告格式上很专业的东西。中国有美国贸易调查报告吗？完全没有。没有这种形式上专业的东西，无论你怎么去反驳美国都会显得非常无力。如果中国也有一个最好是400多页、甚至1千页的美国知识产权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可以把美国现在和历史上所有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为列进去，甚至包括美国成功的经验。然后可以语焉不详、没有太多逻辑联系地得出结论说美国的行为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因为正是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行为使美国获得了今天的世界第一科技和军事强国的地位。就算这个报告和美国这次的301调查报告差不多地垃圾甚至更加垃圾，舆论战的局面也会在根本上完全不同。

美国人以及大量西方人认可的是形式上的专业，而不是内容，甚至都不是逻辑上的合理，更不是合情。我们要与美国人打交道，必须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不能老是把中国人“好言相劝”、对对联、骂人也可以对唱山歌的方式“强加”在美国人头上。

要想在贸易舆论战上应对美国，必须得出一个215页以上的美国知识产权调查报告。就算这次用不上，下次还是会用得着的。

请注意一个细节，美国商务部关于301调查的声明文件中有两个链接，一个是链接到其215页的301调查报告，原文链接处是“ detailed 200-page report”，另一个是声明末尾下一轮2000亿美元的205页清单征求意见书，原文链接处是“click here”而中国商务部的针对性声明，虽然本身篇幅和美国商务部的声明差不多，甚至条理上更清楚地罗列了六条理由，但却没有任何参考文献和链接。因此，事实上让人看到的东西是美国商务部总计400多页的两个文件加一个声明，而中国商务部让人看到的东西只是一篇一页纸的声明。

该知道美国为什么服务贸易对中国出超那么大的原因何在了吗？因为他们有太多很会制造成百页纸垃圾的专家。

我在国际贸易中很快就发现了外国公司应标书、合同、资询报告等如何能够做得那么专业和规模庞大的原因了，中国人却往往希望尽可能简单地用一两页纸就签定合同。我在负责中兴国际业务的时侯，就系统地制定了商务制策的体系，制定了标书应答的规范。最过分的是有一次项目中，中兴应答的标书居然堆了整整一卡车。客户真会看完这么大规模的资料吗？别傻了，谁能有这么多闲功夫！但有完善的资料，当客户真想看什么内容的时候就可以查到，那是一个像字典一样可随时查阅的东西，因此就算客户当时不看，也真不能说它没用。

所以，在标书的一开头，会有一个也只是一页纸的“Excutive Summary”（总结）。真有用的，客户的老大也会看的其实也是就只有这么一页纸。但如果你真的就只提交这一页纸，没有背后的那些堆成山的垃圾，怎么可能会中标？中国不缺能写文章的文人，不缺能用唱山歌的方式应对如流的大V，不缺能把白的说成黑的理论家，缺的是能动辄制造出数以百页纸计算的很专业“垃圾”的专家。

为什么会转向舆论战？

美国特朗普政府这种仅仅为自己失败找借口，只是想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为自己获取不当利益的方式，在一开始会受到很多国内民粹主义者的欢迎。但这种全面开花，四面树敌的方式，难免会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理性者的质疑。

7月16日的双普会后，特朗普的发言受到美国内空前广泛的批评。客观地说，美国仅仅把俄罗斯当敌人，只是一味地作对并不是理性之举。特朗普努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应当说对美国的根本利益是有利的。不过，美国国内特朗普政府的政敌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极力找特朗普的麻烦，将其定位成“通敌卖国行为”。在这种问题上，舆论会很容易裹挟公众。

但是，这次特朗普受到极为广泛的批评，甚至包括特朗普支持者基本盘的批评，事实上反映了美国国内对特朗普贸易战普遍的担忧。只是在贸易战的问题上，美国国内各派至少在口头上不能不表示支持，从而只能借对俄关系问题上寻找发泄口。

301本身只是美国的国内法律，从本质上说中国并不情愿建立在这种前提上和美国处理双边贸易问题。但是，因为301条款中针对的前两类行为，尤其第一类还是以已有的国际贸易协议为基础，至少也是以美国的国内法律为基础，因此，中国在过去还是愿意、至少是有可能性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

中国内部也将美国作为学习的对象，过去往往是借与美国处理301问题，将此作为推动国内改革和发展的机遇。因此，事实证明，中国在过去并没有完全排斥美国301调查。但这次非常不同，并非中国是否愿意与美国谈判的问题，而是美国将301条款中一切国际贸易协议甚至美国自己的现有具体法律等原有资源完全排除，使中国无所适从。中国无法以遵从特朗普和莱特希泽的个人谈判艺术和技巧为基础及前提来处理两国的全面贸易关系问题，而不是双方提出的任何具体条款和如何让步的问题。

任何谈判都是一个双方协商和让步的过程，但问题在于，任何谈判和让步必须首先有一个基本的法理前提。这一次美方的"法理前提"不是任何已有的国际贸易协议，也不是任何美国国内的法律条款，而纯粹只是特朗普和莱特希泽个人的谈判艺术和谈判技巧。美国一味地只要不满足特朗普和莱特希泽个人英雄展现的需求，就立即将贸易战向无止尽扩大的方向转化，由此导致必然陷入僵局的后果之后，就将责任推卸给中方，甚至制造舆论是中方某些官员和个人行为导致的谈判失败，这不过是想分化瓦解中方，给中方制造混乱的谋略而已。

我们一再提醒过，如果特朗普真看过中国的《孙子兵法》就该明白，这种可以轻易骗过一般国家的谋略，对中国人来说纯属班门弄斧、玩弄一些路人皆知的小伎俩而已。

来源时间：2018/7/30   发布时间：2018/7/28

旧文章ID：16694

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编者按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再次暴露了中国社会低效率的纵向监管模式。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中国社会目前一直维护和强化的监管体制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纵向监管体制，而中国社会目前需要大力发展的应该是以媒体和社会为核心的横向监督体制。
　　本文由“亚生看G2”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长春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爆发后，中国高层表示：“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中国官员对企业行为经常给予一个道德层面的解说。这样的情况也曾出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前总理曾在2011年说：“我也想说一点对房地产商的话，我没有调查你们每一个房地产商的利润，但是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今年4月份，中兴通讯因反复欺诈而招致了美国制裁。如今国内疫苗市场又出现大规模造假行为。欺诈和造假似乎成了中国很多企业经营的潜规则。 除非你认为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家比外国人更愿意突破道德底线，这种用道德观念来解释企业作假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长春长生出事前市值达到239亿元。 很难想象这么高的估值是因为投资者认为这家公司的管理层有很高的道德水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 他们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回报。”
　　驱动经济行为的力量不是道德而是激励，而影响激励的是体制的设计和执行。 中国不是道德出问题了，而是体制出问题了。或者说，即使有道德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由体制的缺陷造成的。
　　中国体制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大力加强了一个低效率的监管模式——垂直的、纵向的、以政府为核心的监管，同时打压一个高效率的监督模式—横向的、以社会和媒体为核心的监督。
　　纵向监管的局限
　　中国企业和政府的监管体制以纵向监管为主。所谓纵向监管，即上级监管下级，下级监督上级。横向监督则是一种平行的监督，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层级关系。
　　在中国，纵向监管一直都在做，但是效率不高。国务院2016年曾对山东爆发的毒疫苗事件批示，务求“彻查到底，绝不姑息”。而此次长春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总理又是痛批“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中国监管的决心不可谓不大，甚至在2007年判处了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死刑，罪名是受贿和疏忽职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消费品，特别是食品药品的卫生安全。我们也愿意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维护好中国消费品的质量和声誉。” 郑筱萸的死刑判决即便在世界上每年执行死刑次数最多的中国也是少有的重判，这说明中国对食品药品监管的决心。
　　但是郑筱萸死刑被执行后不久就发生了2008年三鹿毒奶粉大规模的事件。严厉的上下级互相监管的真实效果并不理想。上级监管下级，管理范围广、成本高。因此，如果没有举报，很难自己发现问题。如果造假者是上级亲手提拔的人，监管者更会因此放松警惕，缺乏敏感度。再者，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在职责和组织上是不可分割的，处于同一个利益链下的双方很难实现真正的监管。而从下到上的监督效果则会因为害怕被打击报复而大打折扣。
　　纵向监管的效率不高还体现在对监管结果的公布不及时，或者公布的结果无法让人信服。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社会监督，政府信息披露时间和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社会压力。 2017年11月3日，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发言人介绍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产品处置情况称，有关部门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对涉事疫苗进行检验并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公开资料显示，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无论国家药监局、吉林省食药监局或长生生物，均没有对有关调查结果进行通报，也未公布对接种者的后续补种措施。
　　直到今年7月20日，吉林省食药监局公开了对长春长生关于百白破疫苗的处罚决定，而此时已经距事发过去了九个多月。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省食药监局早在2017年10月27日就予以立案调查，但之后却迟迟没有向公众公布调查进展。同时，处罚决定书仅仅表示没收剩余库存186支百白破疫苗，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共计344万余元。大众最关心的疫苗流向及召回记录、是否监测到对接种儿童造成的不良影响、如何补救等问题的信息却并没有一同被公布，直到7月23日。
　　2018年7月23日，各大媒体援引山东省疾控中心消息，长春长生公司2017年生产的流入山东的252600支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向已全部查明，涉及儿童215184人，涉及儿童未发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增高。山东省疾控中心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早在2017年11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布长春长生公司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后，山东省第一时间停止接种，并在三天内查明了相关批次疫苗的流向、库存、受种儿童及接种情况，封存了该批次未使用疫苗，同时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儿童补种工作也随后展开。
　　但是该工作进展是直到今年7月23日才公之于众的，而且有山东民众在网上公布了接种本，表示孩子接种了问题疫苗，但从没有收到过补种通知。 显然，山东省疾控中心这种不能让人完全信服的调查结果和声明不仅会削弱政府公信力，更会引起社会更大的恐慌。
　　横向监督更为有效
　　这次疫苗造假事件也反映出纵向监管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专业性太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疫苗产品不合格实际是去年就披露了，但是根本没有人注意。没有被注意的披露是没有社会效益的。媒体报道虽然有时不专业不准确，但是它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读者会马上了解情况和明白披露的信息。这就凸显出了横向监督的重要性。
　　最典型且最有效的横向监督是来自媒体和舆论的监督。在许多国家，媒体监督已经成为揭露丑闻的主要手段之一，企业或政府一旦卷入丑闻，一经查实往往会付出轻则罚款、辞职，重则破产、蹲监狱的代价。同时，媒体同行之间激烈的竞争，也迫使它们为争取读者、听众和观众，而千方百计地调查各种丑闻。目标越大，媒体越有积极性。一旦发现任何不轨行为的蛛丝马迹，便穷追不舍，使违法者很难长期不被发现和追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经震惊中国科技界的汉芯造假也是媒体横向监督的结果。2006年1月17日，一位神秘举报人在清华大学BBS上发布的一则神秘帖子——《汉芯黑幕》，痛斥陈进在汉芯研制过程中完全弄虚作假，骗取国家上亿元拨款。一些嗅觉敏锐的媒体很快进行了艰难的追索求证，在举报人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下，汉芯芯片被证明是一起彻底的学术欺诈案件。
　　其实，汉芯这种打磨芯片造假的方式并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包括数位院士在内的一批专家却没能鉴别。一个国家重大项目，从申请、立项、到最后专家委员会评估，都有一个严格的过程。是否造假，在这个行业钻研几十年的专家、院士应该很容易就看出来，没有拆穿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种处于同一利益链条上的纵向监管失效。
　　美国很多公司作假都是首先被媒体曝出的，而不是被行业专家或政府监管部门揭露的。硅谷曾经红极一时的医疗公司Theranos作假也是由《华尔街日报》率先揭露的。 作为这家在2015年市值为90亿美元的公司的创始人， 伊丽莎白·福尔摩斯(Elizabeth Holmes)在今年六月已经被美国政府起诉。美国安然公司的丑闻最早也是由《华尔街日报》揭露的：2001年10月17日，安然公司公布季度财务报告突然宣布第三季度亏损6.38亿美元，其利润由盈转亏。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怀疑公司的领导层可能通过隐瞒债务、制作虚假财务报表等手段，从公司获得巨额财富。他们与安然领导层进行信息拉锯战，最终揭开公司背后的谎言。时任《华尔街日报》驻华盛顿记者站负责人杰拉尔德·塞布说，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各种迹象，但是人们还没有及时并且完全的弄清楚各种情况的来龙去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在媒体报道一个星期后才着手对安然公司进行调查的。
　　中国横向监督面临困境
　　媒体舆论的横向监督虽然有效，但在中国面临巨大的体制设置的阻力。 当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的衰微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王克勤是中国当代著名调查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2010年3月，时任《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对2007年山西爆发的造成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的假疫苗惨案进行了曝光。他调查半年后推出了长篇报导《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然而，因签发王克勤的调查报告，该报总编包月阳被免职。又一年后，《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职。曾经引起全国轰动的山西疫苗案就此沉寂。
　　王克勤的遭遇是所有主动肩负起横向监督重责的调查记者所面临的共同压力。一直将调查记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曾在2011年发布了一项《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直言“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而到了2017年12月，他在完成《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时，仅仅联系到175名调查记者。
　　中山大学这份《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深入地分析调查记者的总体特征、职业意识和生存状态。报告指出，该调研核定的调查记者从业人数已由原来的347位锐减到175位，减少幅度高达57.5%。此外，调查记者的任职机构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工作地点以北京为主。在择业动机、角色认知方面与其在六年前做的首次调研结果相似，但是出现职业认同感明显下降、工作自主空间收缩和职业忠诚度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职业满意度一栏，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满意度并未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新入行的调查记者和新媒体机构调查记者提升这个群体的职业满意度。也许这是中国企业和政府横向监督尚存的微光。
　　结语
　　中国不缺纵向监管，再加强纵向监管的边际效应只会递减。在这样的情况下，横向监督会起到更明显的效果。
　　虽然媒体的横向监督有时也会出错：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妨碍司法公正。但权衡媒体监督带来的好处和弊端，只有多一些横向监督的权限，才会少一些像中兴通讯，长生疫苗的造假事件。

来源时间：2018/7/30   发布时间：2018/7/29

旧文章ID：16691

作者：崔凡  来源：秦朔朋友圈

　　中美之间的经贸竞争，今后将以何种方式进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问题。关税对中美经贸关系固然是极大伤害，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面对美国的蛮横行为，反制完全必要，但我们绝不能因为对美国反制的必要性，放弃了既定的开放计划与改革进程。
　　有朋友问我，“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会不会落地？我认为不仅会按时生效，而且应该积极落实。把投资赶回美国可能正是一部分美国政客所希望的结果。扩大投资准入，积极吸引各国投资来华本身就是应对贸易争端的重要措施。在这个困难时刻，能够坚持和中国在一起的外资今后也必然会从中国市场的成长中获得重大利益。对于新开放的领域，谁能够先来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商机。
　　应对贸易战的另一个根本方式是改革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公平竞争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无论是国企做大做强，还是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抑或是积极吸引外资，关键是政府如何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让企业在借贷融资、上市、监管等各方面都能够得到公平对待。面对贸易争端，许多民营企业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压力。我们呼吁社会各界要关心这些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企业。
　　一般来说，美国对华政策主张有遏制（containment）和接触（engagement）之分，而本世纪以来实际形成的政策路线是一种“规则锁定”的思路。中国社科院张宇燕教授将其简称为“规锁”（confinement），美国对中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按照张宇燕的分析，“接触”的核心是接纳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并让中国逐步成为分担美国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规锁”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美国对华的“规锁”主要有三项内容：
　　以贸易不平衡为由提出所谓“对等贸易”，威逼中国扩大进口、进一步开放市场；
　　在技术上压制和防范中国；
　　通过重新塑造国际制度以求规范和约束中国。
　　规锁是介乎于接触与遏制之间的一种战略。张宇燕老师所说的规锁更接近于遏制。如果规锁的内容主要是建立起更多的国际竞争纪律约束，那么这也许并非坏事。在我看来，“规则锁定”也未尝不是中国对美国的想法。正是因为中国加入WTO，才摆脱了美国每年一次的最惠国待遇审查，用规则锁定了美国所说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规锁不一定是坏事，规锁中国的同时也规锁了美国。不规锁了，脱钩了，才是坏事，尤其是制度性脱钩，必然伴随遏制与对抗。今天对中国的挑战正是如此，美国觉得以前的锁不好用了，想换一把锁。
　　为什么说WTO框架在规锁中国的同时也规锁了美国？从中国入世到2018年7月6日，中国在WTO被诉了41次，美国在中国入世后同期被诉90次。被诉的败诉率大家都是约90%。所以都被规锁。美国咬住说中国违规，其实在WTO框架下美国的这一次301措施违规之严重没有先例。
　　2008年以后，美国就开始偏离WTO，以大型区域谈判为抓手，重新设计规则。这套规则的初衷仍然是在设计好之后请中国进入并接受。然而，奥巴马八年的努力实际上以失败告终。特朗普则采用了“建设性对抗”的新方法。表面看，特朗普周围的官员存在交易派与结构派的分歧，但在深层，特朗普面临着到底是采用“规锁”还是“脱钩”的方法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如果最终无法实现规则锁定，特朗普就采用“脱钩”的方式，这不仅仅是贸易上一定程度的脱轨，而且是规则的脱钩，互相不受国际规则的制约。脱钩必然伴随遏制。
　　一位美国专家曾经对我们说，华盛顿的智库在考虑中国经济体量是美国两倍的时候如何处理中美经贸关系。实际上，美国做这种战略抉择的时间窗口期确实不多了。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政策具有高度的外溢性。中国不仅提出了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更提出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意味着需要建构共同的经济竞争规则。在此多边贸易体制生死存亡之际，中国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就在前不久，我看到中国与欧盟建立讨论改革WTO的联合工作小组的报道。这是一种积极的姿态。中国推动WTO改革、愿意积极参加新规则的谈判。我认为无论是产业补贴规则还是国企竞争规则，中国都应该积极地与其他国家展开对话，推进讨论与谈判。即使是美国要与中国脱钩，中国也应该积极与其他国家讨论相关规则。只要规则是透明和明确的，要相信中国企业能够在明确规则基础上开展全球竞争。
　　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行径，另一方面，坚持扩大开放、坚持深化改革、积极开展双边区域和多边的经贸谈判、积极推动新规则的建设，是我们应对贸易战的根本方法。

来源时间：2018/7/29   发布时间：2018/7/27

旧文章ID：16690

作者：张超  来源：中国网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特朗普当局频频挥舞关税大棒，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国际规则造成了严重威胁。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径遭到了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在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2018年7月9日，李克强总理赴德国参加了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双方签署了总金额高达近300亿美元的商业协定。7月16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欧双方交换了投资协定的清单出价，标志着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7月25日，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缓和美欧贸易紧张关系达成协议，欧盟同意进口更多美国产品，并降低工业关税。中美欧三方在短时间内的密集互动，引发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美国挥舞关税大棒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上台以来，采取了明显有别于其前任奥巴马的行动策略，对国际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机制不屑一顾。特朗普认为，现有的规则和机制未能有效地保护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在同中国和欧盟的贸易中是吃亏的一方，因此他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他毫不掩饰对欧盟的不满，称双方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不健康、不公平的”。6月1日，特朗普当局采取行动，决定对从欧洲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而在中美贸易关系上，美国也一意孤行，不顾中国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的良好意愿，于7月6日开始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对另外的160亿美元关税计划进行评估。几天之后，美国又宣布拟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
　　针对美国单方面提高钢铝关税的举措，欧盟于6月1日向世贸组织（WTO）提起诉讼，并于6月22日开始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涉及商品价值金额约32亿美元。7月25日，欧盟与美国达成协议，欧盟同意降低工业关税，进口更多的美国大豆，并采取措施努力进口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中国则对美国提高关税的行为采取了坚决的反击措施。在美国单方面提高关税的当日，中国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即时生效，主要涉及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而针对美国的进一步威胁，中国也表达了将会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
　　美国针对欧盟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所采取的提高关税的行动，其意图就是牺牲中欧的利益，以实现其“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除了贸易之外，特朗普还不止一次抱怨北约的欧洲小伙伴们没有缴纳足够的“保护费”，并将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德国。对于欧盟和德国来说，昔日的盟友不仅成了贸易上的对手，而且还有可能不再提供安全保障。这让德国总理默克尔认识到，“我们（欧盟与美国）能彼此完全信任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去”“我们欧洲人必须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长期以来，尽管中美之间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经贸关系总体来说处于一个较为良性的发展轨道上，并被视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如今，特朗普当局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并一步步加大威胁，已经对中美关系的稳定造成了严重损害，以至于有学者评论认为，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丧失。特朗普当局的“任性”，不仅给全球经贸关系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也引发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明显变动。
　　中欧之间紧密合作
　　中国与欧盟都是位列全球前三的经济体，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近年来中欧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发展，2017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616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欧盟已连续14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已经连续13年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欧双向投资也稳步增长，截至2018年3月，欧盟累计对华投资达1219亿美元，中国累计对欧投资806亿美元。作为欧盟成员国中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同中国的经贸合作是中欧经贸关系的重中之重。2017年，双边贸易额达1681亿美元，占中欧贸易总额的近三成，相当于中英、中法、中意贸易额的总和。
　　在美国不顾多边贸易规则，执意提高关税的情况下，中国和欧盟就成为维护全球贸易秩序的重要力量。这不仅仅是由于双方的经济和贸易体量巨大，也是基于中欧所共同秉持的自由贸易原则和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对。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就提出，中国愿与欧盟共同坚定倡导多边主义，向国际社会发出更多明确、可预期、提振信心的信息，推动国际形势朝着稳定和有利于各方的方向发展。而在7月份举行的中德领导人会晤中，默克尔也表示，“我们希望中德两国都不会被卷入全球保护主义的旋涡”“并且，我们要清楚响亮地表达出我们这一信念。”在第二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联合声明中，中欧双方再次确认，“双方坚定致力于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有关部门密集发布了扩大开放和降低关税的政策，取消了新能源汽车、银行与金融资产管理方面外资股比限制，大幅度降低了汽车及零配件、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并公布了2018年全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这些举措不仅明确表达了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强烈意愿，也为包括欧盟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中欧领导人会晤上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大门打开了，不仅不会关上，还会越开越大。”尽管在部分欧洲人看来，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依然不够高，因此幻想借中美发生分歧之机坐收渔翁之利，但这种思维在经济高度全球化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今天早已过时。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如果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受到损害，欧盟也难以独善其身。
　　三方关系发展前景
　　当前中美欧经贸关系错综复杂，三方各种不同利益和诉求交织在一起。对于中国和欧盟来说，双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双方都要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抵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平衡、包容和普惠的方向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不仅是对全球化时代潮流的挑战，更是对中欧双方根本利益的损害。
　　欧盟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缓和美欧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但尽管如此，双方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因此而画上句号。对于较为关键的汽车关税问题，此次美欧领导人会晤并未达成协议。此外，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问题上双方也依然矛盾重重。更重要的是，尽管欧盟通过一些让步来换得了欧美关系暂时的缓和，但从长远来看，特朗普是否会提出更多要求，欧盟继续让步的空间有多大，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而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已经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理性选择。中美欧三方关系正在经历剧烈调整，更大的变数或许还在后面。此时，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依然是把握自身节奏，深化改革开放，练好自身功夫，才能有效应对外界的各种挑战。

来源时间：2018/7/29   发布时间：201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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