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晓  来源：新书画

　　中美贸易战引发中国经济变局，经济危机一触即发。此其中，有几位学者的先知性启示，是我们不可不知道的。唯有洞察先机，才能化危机为转机。唯有清楚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中的“诅咒”，才能摆脱诅咒，浴火重生。

　　一、经济学的先知
　　在《圣经》旧约中，有三种人物是最牛的：君王、祭司、先知。君王负责治理、祭司牧养百姓、先知传达启示。
　　我将那些卓越的学者称为现代社会的“先知”。有时候，他们的一个思想、一个预判、一个警告甚至一句话，就像闪电一般，穿透历史的迷雾和沉沉的思想黑夜，照耀出人类的明天。
　　有道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庸俗的学者虽如过江之鲫并瓦釜雷鸣，唯有苏世独立、洞察天理、黄钟大吕的“先知型”学者才会被历史所铭记！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就是这样的先知性人物。
　　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重创古典市场经济，西方转向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前苏联则转向计划经济。当时，苏联模式立竿见影且蒸蒸日上，引无数西方学者、文人竞折腰，交口称赞。就在这个时侯，哈耶克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哈耶克不仅与波兰“市场社会主义派”的经济学家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等展开公开激烈争论，更在1944年写就《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公开判断并预言：苏联模式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最终将灭亡。其逻辑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标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让政府控制经济，控制了经济的政府必然进一步控制个人与社会生活；故计划经济=极权主义=通向奴役的道路，计划经济终将因低效率而崩溃。
　　哈耶克知微而见著，被认为是第一个预言了前苏联崩溃的人物，他可以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中的先知性的人物。
　　另一个先知性的学者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他不是经济学家，却预见了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之冲突，所以我实在不能不提到他。上世纪90年代，苏东解体，西方世界一片极乐论调，以为历史已然终结，人类从此走向大同。就在这个时侯，亨廷顿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亨廷顿认为，冲突是人类的天性，历史一直贯穿着冲突的线索，世界在告别“意识形态的冲突”时代后，必将进入到下一个“文明的冲突”时代。
　　“911”震惊世界的爆炸声，印证了亨廷顿非凡的先知性思想的锐利锋芒！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也完全在亨廷顿的意料之中。因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早就警告：
　　“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1953——）是另一个具有非凡先知性洞见的经济学家。上个世纪，先是日本，后是“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东南亚四小虎（Tiger Cub Economies即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亚洲一个个国家通过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等，竞相实现腾飞，引得世人大赞，誉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亚洲经济的奇迹”，李光耀更是大谈特谈亚洲增长中“儒家文化的价值”。 就在这个时侯，克鲁格曼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克鲁格曼以一篇“亚洲奇迹的神话”的尖锐文章舌战群儒，指出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除了抄西方作业、多流血汗、多花工作时间外，没有任何奇迹，“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由于亚洲经济事实上已陷入靠大量资源投入拉动增长、效率却越来越低的“苏联模式”，因此终将崩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模式”失败，“亚洲经济奇迹”的争论终结。从此，李光耀不再倡扬儒家文化的价值，转而强调人性都是一样的，新加坡要成为创新国家，也必须尊重个性与自由，可谓思想大转折。克鲁格曼，则备受尊崇，终于在2008年实至名归地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世界将会怎样？有趣的是，克鲁格曼在今年5月23日表示，新兴市场危机警报已经拉响，“看起来确实很像1997-98年那一次，新兴市场货币暴跌，企业债泡沫被无情捅破，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压力，然后本币进一步贬值”。此可待验证。

　　哈耶克预言了“计划经济制度”的不可行，克鲁格曼预言了一种“国家主导模式”的不可行。两位带来的共同启示就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依赖于创新的内生增长动力以及宏观效率的不断增进。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短期或许有效，长期统统都靠不住，无论是“抄作业（模仿西方）”、“大炼钢铁（举国体制）”还是“打鸡血（宏观刺激）”，都只能昙花一现！
　　显然，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发展也是要靠创新。然而，创新只是一个美好的果子，必须长在市场制度与自由精神的树上。有人以为创新=资金+人才，其实创新=体制+文化+资金+人才。所以创新之果，最终将取决于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创新。
　　亨廷顿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美两国因为价值观不同，很容易走向“文明的冲突”。然而，文明与文明并不冲突，因此，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文明的携手”，进而迈向“文明的共治”（请参看拙作“中美贸易战与万历十五年”）。
　　下面我要着重讲两位和中国当今经济有关的“先知”及其先知性预言。
　　一位是叫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在全世界最先将经济学前沿理论引入经济史研究的大家，夺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5年春天，诺斯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讲，我曾有幸在场洗耳恭听。
　　诺斯介绍了当时我们都不熟悉的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指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轻易走不出去，严重者甚至出现制度“锁定（Lock in）”。为什么一些拉美国家走不出来，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就是因为制度（文化）的锁定。
　　诺斯警告：一个国家的政体对于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长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虽然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看，法治、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虽然中国经济增长良好，成就巨大，但依然要警惕制度转型中“路径依赖”的危险。
　　这话言犹在耳！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财富增长很大，但改革曲折往复，制度创新与文明转型至今仍然走在半路上。如何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直面挑战，全面深化改革，避免诺斯警告的危局，仍是今天中国的仁人智士们的大考。
　　诺斯的启示就是：看国家进步，不能光看体重（财富）的增加，还要看骨架（制度）的成长以及骨子里（价值观与文化）的提升。因此，只看到外在财富增长就高谈“中国经济的奇迹”或高唱“厉害了，我的国”，漠然对待制度的落后以及价值观的陈旧，被活活锁死在旧的制度和观念上却不自知，那是非常可悲的！
　　另一位是华人学者杨小凯（1948——2004）。小凯堪称中国学者中的传奇。文革中，他十几岁挥笔写就“中国向何处去”的大文章，思想深邃，笔力雄健，令康生不能相信是他写的，非把他抓进监狱，要审查“背后的黑手”。在狱中，小凯自学了数学，出来后直接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后赴美留学，获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到澳洲任教，获得终身教授。
　　但小凯最魂牵梦绕的永远是中国，最牵挂的永远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上个世纪80-90年代，他和众多中国经济学家一致共认：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但他随后发现，没有私人产权的基础，市场经济就是在沙滩上建大楼，从此小凯逢人就谈私人产权的保护。再后来，小凯发现，历史上王权总是不断侵犯产权，因此政权不归位，产权不可能到位；不建立现代政权制度，就不可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他因此跑回中国发表石破天惊的演讲，指出五四“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已经过时了，中国人现在需要懂得“以宪行政与共和制度”，从而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位讲“以宪行政”学者。再后来，小凯又发现，宪法政不能是无缘之木、无本之水，制度的种子再好，还需落在好土里才能结实百倍，他由此发现遵宪行政与基督新教的亲和关系，他自己的生命也转化成了一名基督徒。至此，小凯探索中国变革的出路，从市场制度始，从信仰生命终，可谓走到了华人思想界的最前沿，堪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然而曲高和寡，几人真懂小凯？
　　在经济学上，小凯最大的原创贡献，是运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新方法复兴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小凯自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从而做出了教科书级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比卢卡斯（ 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理论要好得多。可惜小凯56岁英年早逝，否则他一定是当今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
　　2000年12月，小凯回国讲学，我亦有幸在北大等听过他的讲座。尤其小凯在北京天则所“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的那场报告，“先知”性的光芒更是不同凡响，是今天中美贸易战之时，我不能不特别要介绍的。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已取得重大成就，经济增长良好。1995年，林毅夫教授海归回国，大力传讲“后发优势”理论，指出创新并不等于发明，后发国家不必追求原创性、发明型创新，只要学习、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经验，就可实现经济超常规增长，最终后来居上。
　　林老师是我的老师，我很尊重他。他的理论其实否定了计划经济模式，即避开市场经济另搞一套的作法，因此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后发优势”理论也很好地拟合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还带给国人乐观的发展预期，更指给中国一条路，那就是通过学习、模仿、吸收，来实现对西方的超越。所以“后发优势”理论在中国，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庙堂，都大受欢迎，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重大问题。。
　　就在这个时侯，小凯站了出来，发出了先知性的信息和预言。
　　对于“后发优势”概念，小凯以“后发劣势”的概念与之针锋相对！小凯指出，落后国家由于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故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给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然而，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困难，因为制度创新可能冒犯既得利益，这使得后进国家有一种倾向，就是技术模仿优先，制度模仿滞后甚至被搁置；这样厚此薄彼，短期内依然可以取得快速发展，却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带来长期发展的失败，从而跌入“后发劣势”的死坑。
　　小凯以“洋务运动”为例。“洋务派”们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 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创造了比“洋务运动”前更好的中国经济，代价却是“后发劣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中国的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终“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所谓机会主义说白了就是坑蒙拐骗，然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还算小事，权力不受约束、政策随意变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就太可怕了，最终令市场制度体系无从建立，经济转型走向绝路。中国现在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在我看来，不是官员的腐败，而是“国家机会主义”！
　　林毅夫主张中国走“后发优势”的渐进改革道路，小凯却主张中国要走宪政改革的道路，也就是要先致力于建好制度的基础设施，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不被“后发优势”的思路带到阴沟里去。通过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比较说明，小凯特别提醒：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也没有资格奢谈什么“中国经济奇迹”或者“中国模式”。
　　多年后，张维迎教授也提出：的确，抄作业的没有资格嘲笑写作业的；人家修路花了三年，我们三分钟跑过去，因此而夸耀自己速度快，这是何等可笑！
　　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跃居世界第二，靠的正是“后发优势”。然而，中美贸易战标志着“后发优势”的大饼再也没得吃了，此时，“拨剑四顾心茫然”，我们的国家显然已在某种程度上跌入到了“后发劣势”的泥坑。笔者曾经一再警告：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出口红利以及楼市红利这“三大红利”已经消失；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产能过剩这“三座大山”却是积重难返、欲罢不能；同时，还面临着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下滑、美元回流、人口老龄化这“三大风险”；本已身患并症、焦头烂额，现在更突遭“中美贸易战”当头冲击，中国债务、金融（包括汇市）、地产以及经济危机可谓随时一触即发。
　　从宏观经济风险来看，说千道万，最关键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个指标如果为正，则表明经济可靠创新持续增长；若指标转负，则表明生产要素投入一旦停止，经济增长即停止——要么立即崩溃，要么逐渐停滞。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崩溃就因全要素生产率转负，“亚洲经济奇迹”崩溃同样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转负。人人都说中国体制有问题，政府机会主义，管制太多，微观不活，创新不足等等，最终也是要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来检验。
　　笔者最要预警的是，综合国内外各家的计算，结果都表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快速上升，加入WTO后的继续进步后，近些年来却趋于停滞（表1、表2），特别是在2008年后因“四万亿”的政府投入而转为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
　　据表1，2007-2015年，创新（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年平均为-1.99个百分点，此期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表面上依然很高，达到了8.28的增长，然而新增劳动力的贡献年均只有0.35个百分点，资本投入的贡献达到了12.83个百分点，贡献率达123%。

　　数据来源:建信期货研究中心（2017，“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因素分解”）

表 2 ：中国1953-2015年真实产出/资本存量/就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数据来源:建信期货研究中心（2017，“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因素分解”）
　　中国近些年的增长完全建立在大印钞票、货币注水以及债务经济的基础上，在中美贸易战后将失去动能，中国经济增长将因此进入无法持续，各种危机随时一触即发的最危险的阶段。“后发劣势”已在宏观经济运行上得到证明。
　　第一，中美贸易战爆发后，预期顺差将急剧减少，2018年中国很有可能首度从顺差国变成逆差国，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外汇流入这一人民币印钞及货币扩张的基础（2017年人民币的货币扩张60%仍然依赖外汇流入）；
　　第二，中国的负债率已达到令人头晕眼花的地步，因此债务经济也走到尽头了。前段时间，笔者除撰文发出金融危机的警报外，还以图片方式对中国财政及债务经济发出警报（参见下图）。2017年，中国非金融业债务占到GDP的256%，超过新兴市场国家190%的整体水平及美国的250%。目前，每年仅宏观利息就达12万亿人民币，超过名义GDP增量8-9万亿人民币。目前，债务经济已日暮途穷，投入越多亏得越多，纯粹是赔本赚吆喝。据于此，笔者预警：下半年中国经济即将跳水，经济增长不仅刺穿7%、6%的增长，还有可能刺穿5%的增长！而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危险是“日本化”，即陷入长期衰退，也就是《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所说的L形增长态势。
　　“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愕愕”。在一片众声喧哗中，小凯才是那穿透现象与历史迷雾的不可多得的“先知”。尤其是今天中美贸易战，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不能不直面小凯“后发劣势”的如雷警告！中国的为政者，也不可不谨慎而察！
　　二、经济学的“资源诅咒”与中美贸易战改革重启的机会
　　我喜欢塞翁失马的故事，更欣赏老子的智慧。
　　在老子看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色相和、先后相随”。歌舞升平，中国也许就真的变得腐败朽烂、骄傲、落后了！而中国内在经济矛盾爆发，外临中美贸易战之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反而是中华民族痛改前非、绝地逢生的历史契机。
　　我想进一步地从经济学中的“诅咒”展开讨论上述话题。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就一直致力于研究国民财富的奥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出现，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跨越“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经济起飞，进而成为发达经济。苏东及中国的计划经济试验失败后，又有“转型经济学”诞生，致力于研究前计划经济国家如何转型成为市场经济。另外，更有从科斯发展起来的用交易成本进行制度分析的制度经济学。
　　此其中，有诸多重要发现，如同先知性的警示。比如，从长远看，不是资源而是制度决定经济增长，只有依靠产权保护、个人自由等一整套制度，创新才能兴起，国家才能长盛不衰，相反资源丰富的国家却容易被咒诅，难以保持经济长期增长、进入创新发展轨道。
　　“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又称“富足的矛盾（Paradox of plenty）”，指的是国家拥有大量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却反而形成产业难以转型、过度依赖单一经济结构、工业化低落的窘境。原因很简单，资源太丰富了，政府和国民就容易不思进取，不愿刻苦干活，更不会下决心改革和转型；同时因为谁享有资源谁就能发财，所以人人争权夺利，国家容易出现寡头政治、权钱勾结，经济自由度低、清廉程度低、资源开采以外的行业发展程度低等一系列落后现象。
　　俄罗斯与委内瑞拉就是典型的“石油诅咒”例子。这两个国家长期以石油赚取了大量外汇，国内经济看似有了景气，但除了开采业外，其他领域的发展都停滞不前，“落后现象”滋生，多年来平均经济增长分别只有1%、2%，国家被锁定在“诅咒”的轨道上。
　　2014年，俄罗斯爆发经济危机，当年经济增长跌至0.74%，2015、2016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更是跌成了负数，分别为-2.83%、-0.22%，这很大程度上正是“资源诅咒”的结果。普京掌权以来，靠国际油价大涨赚取了巨额外汇，提升了经济增长与国际地位，却将资金大量投入对经济发展帮助很小的军备上。后来，美国在油页岩技术上实现突破导致国际油价暴跌，欧美国家又因乌克兰问题对俄进行经济制裁，以出口原油为主导的俄国经济遭受重创，卢布大幅贬值。

　　贾宝玉含金钥匙长大，结果只能做红楼梦，成不了大气候。一个国家资源太多了就不思进取、巧取豪夺，丰富的资源反成“资源诅咒”。这，着实令人扼腕长叹并掩卷长思！
　　在国际上，没有资源的日本、以色列经济发展骄人，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普遍陷于“资源诅咒”。在中国，缺乏资源的浙江温州人、广东的潮汕人、福建的晋江与福清人反而兴旺发达；有资源的内蒙、山西反而陷入“资源诅咒”，创富能力及发达程度明显不行。
　　很多人会说，中国人均资源不丰富，所以不用担心“资源诅咒”的问题。其实，你错了，因为经济资源不等于矿产资源。中国的“后发优势”其实也是一种资源，是一种既依赖于中国劳动力众多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在技术、产业上抄作业的“优势资源”。然而，依赖于“抄作业”+“大炼钢铁”，同样是危险的，会不知不觉锁定在制度转型与创新发展的“诅咒”轨道上。事实上，沃森提出“后发劣势”概念，英文名就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杨小凯语）”。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十九大也提出要落实全面改革。民间更是不断提出改革，但推进改革是那样艰难，既得利益集团是那样强大，就像李总理所讲的，“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中美贸易战后，我在《中美贸易战与万历十五年》的分析及建言的长文中提出，改革是转危为机，赢得中美贸易战的关键。希望中国智库以及中国决策层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的机遇共识：中美贸易战是危机，又危中有机，搞得好，中美贸易战或比入世更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排除一切改革阻力，落实18届三中全会以及19大全面改革决议，给中国百姓和企业带来诸多实惠。例如第六项中方扩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的协议，不仅有利于百姓医疗、教育，也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贷款成本，从而做实中国产业，让房地产恢复理性，最终还有利于减少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的应对共识：唯有继续改革开放，推动中华文明升级为现代文明，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才是化危机为机遇的正确方向；要通过减税、降低资金成本、土地成本，减少行政管制、尊重私人产权等举措，让企业降成本、释活力；只有企业能赢利，中国经济才有未来；推进保护私人产权、国退民进的改革：既然对美国和海外开放，不如先开放国内……
　　近日，我注意到吴敬琏以年近90的高龄，也在大声疾呼：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我完全赞同吴老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以及改革就是要打破“国家辛迪加”的观点。
　　吴敬琏特别提醒，“权力介入经济领域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这，其实就是“后发劣势”的诅咒！但中国的仁人志士不必气馁，中美贸易战或许就是中华民族摆脱“后发劣势”诅咒，走向真正改革、全面改革、彻底改革的历史机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都要感谢贸易战带来的重启改革的机会！

　　作者简介：经济学家，香柏领导力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高登康威尔神学院、香港浸会大学等多所大学访问学者；万达院线、艾比森等公司独立董事；长期被认为是中国大陆目前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还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著有《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谁是柠檬？》、《超越增长》《金融危机与亚洲的挑战》、《通胀经济学来了》、《人民币怎么办？》、《共享经济2.0：谁领导世界？》等著作。

来源时间：2018/7/29   发布时间：2018/7/22

旧文章ID：16688

作者：向松祚  来源：新浪微博

　　现在讨论中美贸易战的文章可谓铺天盖地，充斥各种媒体，但大多数文章缺乏客观的理论分析和严谨的事实根据，很多文章都是一厢情愿的情绪话，基本就是一个字: 打打打！什么小打小赢，中打中赢，大打大赢。什么打贸易战才能打出一个世界新秩序，打出一个强大的中国。然而具体怎么打？却几乎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具体可行的措施。此类文章最喜欢高呼口号，高呼不要投降，不要妥协。却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中国的根本利益在哪里？中国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我们离真正的市场经济到底还有多远？美国为什么有底气和中国打贸易战？此类问题不从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出发认真研究，而是只诉诸情绪，高喊口号，表面看起来义正辞严，实际上毫无建设性，极其有害！
　　如果客观冷静分析，就应该知道，中国的根本利益根本不是打打打，应对贸易战的唯一正确策略就是真正的改革开放，真正下决心改革，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大决定的各项措施，建立真正法治的市场经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企业家发挥决定性作用，妥善保障私有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从根本上抛弃官本位的腐朽思想和体制，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同时必须认识到，零关税，零补贴，零非关税贸易壁垒是世界大势所趋。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美欧日自由贸易协定的新动向，不要简单以为又是特朗普作秀，更不能简单看做是阴谋！全球新贸易体系的形成看来无法阻挡，中国面临真正的抉择，是加入还是拒绝？
　　中美贸易战既显示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强项，也暴露了劣势和弱项。最大的弱项就是缺乏与之抗衡的尖端科技。然而中国要真想在核心科技上赶超美国引领世界，不是靠高喊打打打，也不能完全靠集中力量搞国家攻关，国家组织攻关肯定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长远之计办法也是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建立鼓励和保障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教育学术科研体系，没有持续的原创性的思想创造和科学发现，怎么可能赶超和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怎么可能不被别人掐脖子？人类科技的发展自有其基本规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这些规律，尊重这些规律，老老实实运用这些规律，
　　如果不去检讨我们自身的根本问题，不去研究世界贸易体系演变的规律，不去认真研究和总结世界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是空喊打打打，空喊不投降不妥协，那不仅毫无建设性，毫无意义，反而非常有害！

来源时间：2018/7/29   发布时间：2018/7/28

旧文章ID：16686

作者：程坦  来源：远见时评7

　　到底是专家还是学术界的南郭先生？中美贸易战是一面照妖镜。
　　中国智库的官办化，使专家们连“学而优则仕”的本领差不多都丢完了，智者千虑的乃是巧立明目的立项，真金白银的经费才能源源不断地涌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自然敌不过舍下尊身为主旋律打快板。这些年来，制造“厉害了，我的国” 的忽悠大师之所以层出不穷，就是因着这样的环境诱因。
　　上有所好，下必行之。
　　今天中国许多专家，之所以被冠以砖家、钻家、庄家…笑料百出，实在是自个落下口食也落下了令人不耻的笑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专家们谄媚的学术风骨，官宦化的学术风格，好大喜功的学术浮夸以及自信而低级的国际判断，坏了中国一锅汤。
　　首席“厉害了”的专家非胡鞍钢莫属，作为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称得上是“厉害了，我的国”的始作俑者，胡院长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的时期，具体表现为：中国在经济实力（2013年）、科技实力（2015年）、综合国力（2012年）已经完成对美国的超越。到 2016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 1.15倍、1.31倍和 1.36倍，居世界第一。
　　这么喜大普奔的事，网言网语似乎并不买账，不是胡鞍钢说得不好，“老子天下第一”从来就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差不多快想疯了的美梦，但炒作终归要有料，胡鞍钢始终拿不出大数据来佐证他令人振奋但不令人信服的论调，反之。中美贸易战前哨战刚一接火，美国一块薄薄的芯片，差点就要了中国科企头把交椅——中兴高科的小命。
　　谦虚得体地讲，中国在东亚都算不上一个十分成功的国家，且以中国改革开放“跨越式发展”这 30来看，中国经济的成绩单也不是最好的。中国在 1978年-2008年的黄金 30年（泡沫较少），经济规模扩大了近 50倍；而日本在 1946年-1976年经济全盛上升期，经济规模却扩大了 55倍；有亚洲“四小虎”之称的韩国，更是在 1962年-1989年（27年）间，经济规模扩张了惊人的 107倍，并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金牌成员。
　　排排坐，吃果果。
　　第二位“厉害了”的专家当数金灿荣了，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和美国问题资深研究专家，金灿荣应当非常懂美国，懂美国政治，但说起我的国，金灿荣依然是“厉害了”的民间爱国主义者们喜形于色的义和情怀，他认为，中国制造业比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还大，中国成为超级大国指日可待，我的国还不够厉害吗？
　　事实上，国内全面掌握权威大数据的莫过于工信部，工信部部长苗圩对全球制造业的格局看得十分透彻，他认为：美国是全球唯一主导型的科技创新中心，经济附加值最高，美国领导全球的巅峰时期还远没有过去；而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仍然领衔并垄断了世界高端制造领域的发展，属第二梯队；中国和一些主要新兴国家，徘徊在中低端制造领域，说白了，中国巨大的国际贸易顺差，其实是靠低廉劳动力在来料加工中“推成豆腐卖成钱”的。
　　坦率地讲，在现有中国体制下，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从公开的官方数据看，2011年迄今，中国制造业这七八年来的利润空间一直维持在可怜巴巴的2.9%-3.3%之间，而同期中上游垄断国企的利润是多少呢？说出来吓死你，达到了惊人的 32.9%—120%，差别之大令人咋舌。显然，作为产业链末端的制造业，被中上游产业群以强权掠夺的方式，将利润截流走了一大半。
　　如今，中国制造业的基础成本，除产业工人工资外，从税收、土地到中上游能源价格，都比美国高出 35%-60%，以致曹德旺在美国生产一片车载玻璃，比大陆还便宜 15%左右，中国制造业的寒冬过早来临，产业转移已不可逆转，金灿荣却在与朗咸平辩论时信心满满，且是睁眼说瞎话，他称中国制造业大有作为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关于中美贸易战，金灿荣一开始就以智库的方式将国家战略带偏，他先是牛逼哄哄地吹嘘，他已用中国式的关系搞定了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似乎美国总统已玩于他掌股之上，中国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当他游弋于银河梦幻之际，特朗普却先发制人了，中国仓促应战，处处被动，几乎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
　　这之后，金灿荣再发“智多星”，他称自己对中美贸易战作过推演，中国一定会赢，其中金灿荣列出了巨婴致胜三大法宝：一是停止向美出口稀土，饿死美国高科企业；二是出售中国持有的 2 万亿美国国债，扰乱美国金融市场；三是对在华美企进行敲山震虎，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强制手段，将其在华市场关闭。金灿荣先生，这是强国之策吗？如此损人不利已的歪门邪道，只会将中国拖入滑地，将火盆烤在国民头上，哪里还有半点智库学者高屋建瓴的品格呢？呜呼哀哉，只持立场，不重事实，金灿荣成为国家战略智囊的理由又在哪里呢？
　　第三位“厉害了”的专家当花落国家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先生，且是实至名归。当特朗普上任之初，对华启动 301 条款时，作为商务部顶级智囊，梅育新非但不予重视，提请商务部尽早作好应对措施，而是隔岸嗤笑，称中国工业界，中国出口商早就对美国 301 条款见惯不惊了，山姆大叔动用 301大棒“敲打”中国 29年，结果是把中国敲打成了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特朗普再次出手无非是把中国打成全方位、成色十足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罢了。
　　更令人惊厥的是，梅新育竟然对贸易战充满期待，怂恿国家与特朗普打一场史诗级的贸易战……结果，正如科技日报总编刘亚东所言，你的国并没有那么厉害，他时时受制于人，许多时候也会被别人卡脖子。
　　中美贸易战，从谋略讲，是美国智库与中国智库的对局；从高处讲，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的体制论剑，但终局时才发现，原来是黔之驴与虎大骇之间的挑战。
　　假大空的东西，往轻处说是误国误民，往重处讲，它致命的杀伤力，有时甚至超过战争带来的灾难。
　　今以中美贸易战观之，犹信，呜呼！
　　

来源时间：2018/7/29   发布时间：2018/7/25

旧文章ID：16685

作者：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25日文章，原题：特朗普正在剥夺使美国伟大的东西 二战以后美国繁荣的基础是强大创新体系推动的科技突破。美国的创新政策曾在欧洲和亚洲被成功效仿，近年来也被中国效仿。如今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目的是拖慢中国科技崛起，但其实误入歧途，注定失败。相反，美国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在国内创新并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如此才能常保美国繁荣。
　　一直以来，硅谷的科技成功都是他人效仿的对象，如今欧亚许多科技区不断产生突破，美国不再出类拔萃。而眼下，特朗普及共和党内那些无知的人指责科学，攻击科学家，动摇政府在研发领域投资的公共支持。可以预料，会有更多地方加入全球创新。聪明才智、出色教育和尖端科技不再是美国独家垄断。
　　中国的快速科技进步令美国决策者震惊，特别是在美国家安全机构内。北京想要打造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机器人、可再生能源、精准医疗、农业和低碳交通等21世纪的关键技术，中国的宏伟科技蓝图正是对这种意图的强烈、自信但完全现实的宣示。比如其中重要一点是，中国雄心勃勃要开发一个覆盖全世界的可再生能源电网——这是绝无仅有的，也是规模最大的。特朗普的贸易战试图打掉中国的锐气。然而，他的做法可谓误入歧途。有关中国的发展科技存在三个基本事实。
　　其一，中国人才济济，出色的年轻人受到名牌大学、充裕的政府资金和可发挥能量的私营市场的支持。特朗普是挡不住中国蒸蒸日上的科技活力的。
　　其二，中国的进步能带来新的、高度有益的科技，比如零碳能源、智能车辆和功能更强的计算机，从而惠及全球(包括美国)而非损害世界。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不可避免的前进绝不会妨碍美国取得相似的进步，但前提是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摒弃反科学态度，支持政府-企业-学界创新体系，回应21世纪的真正需要，尤其是零碳能源和无污染产业。(对华)贸易战也好、热战也好，都是没有前途的。(作者杰弗里·萨克斯，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8/7/28   发布时间：2018/7/27

旧文章ID：16684

作者：凌馨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日内瓦7月26消息，继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知识产权”之名挑起大规模贸易争端后，美国又于26日在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对中国经济模式发难，意图为自己愈演愈烈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寻找更多借口。
　　在当天于日内瓦举行的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美方对中方提出无理指责，声称中国并未完全实施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中国由国家主导的“非市场性质”的经济模式对贸易具有破坏性，使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美方给中国扣上“非市场经济”帽子的做法并不新鲜。美方曾屡次援引本国国内法中的所谓“市场经济”标准，在反倾销调查中对部分成员采取歧视性做法。而针对美方这一指责，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张向晨在会上驳斥，世贸组织规则中既没有对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也没有赋予任何成员以这样特殊的权利，即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样板。市场经济不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未来也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破坏还是促进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近17年来，其他成员的利益是受损还是增加？只消几个数据就可让美方颠倒黑白的指责不攻自破。
　　200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在货物贸易领域，早在2010年中国降税承诺就已全部履行完毕；在投资市场准入领域，过去5年外商投资限制性措施缩减了65%；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货物出口增长了500%，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出口90%的增长，中国从美国第八大出口市场跃升为第三大出口市场。
　　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世贸组织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曾赞赏，中国入世以来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贸易体量的双增长，也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世贸组织经济学家科尔曼·尼也认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全球经济参与度大幅提升，拓宽了全球商品和服务市场，推动了地区和全球贸易需求，让诸多贸易伙伴从中受益。而在前不久世贸组织对中国进行的贸易政策审议中，世贸组织成员也强调了近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普遍对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并对中国最近发布的旨在促进改革、扩大市场准入和投资机会以及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举措予以肯定。
　　美国无视事实，指责中国经济模式破坏全球贸易，其主要目的不过是为自己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行径寻找借口。美方对中国经济模式污名化的实质是混淆视听，贼喊捉贼。从美国近期频频挑起贸易争端的举动来看，真正挑战全球多边贸易机制并破坏全球经贸发展的，正是美国自己。这一点，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来源时间：2018/7/28   发布时间：2018/7/28

旧文章ID：16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