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NATASHA WARIKOO, NADIRAH FARAH FOLEY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谁配获得精英教育？
　　这个问题正在马萨诸塞州和纽约辩论，在马萨诸塞州，法院文件争论哈佛大学在其“全面性”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做法；在纽约，政治人物正试图增加顶尖公立高中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人数。
　　但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显而易见：只有精英阶层。
　　虽然优秀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但知名学校，甚至它们的批评者，通常都认为维护精英特权的招生制度是理所当然的。在美国，“精英”主要是白人。这意味着亚裔美国人和未被充分代表的的少数族裔——拉丁美洲人、美国原住民人和非裔美国人——正在争夺精英学校令人垂涎的位置。
　　这在哈佛的事件中显而易见。费希尔诉得克萨斯大学(Fisher v. Texas)案——这是最高法院攻击平权行动的一个最新案例——由一位名叫爱德华·布卢姆(Edward Blum)的金融顾问策划，他也是哈佛诉讼案的幕后人物。但是，他和原告并没有指控偏向白人的行为，而是利用所谓的反亚裔偏见来破坏帮助黑人和拉丁裔的平权行动。
　　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避开了招生中更明显的不平等：如果哈佛申请人是被招募的运动员或校友的孩子，他们会享受巨大的优势，而且这些候选人中白人和富人占比格外高。哈佛和布卢姆的法律团队都没有正视这一点。事实上，布卢姆的专家证人、经济学家彼得·阿契达康诺(Peter Arcidiacono)将这些“特殊类别”的申请者排除在他的分析之外。
　　相反，布卢姆和原告声称，黑人和拉丁裔申请人不公平地比拥有相同成绩的亚洲和白人申请人获得了更多入学机会。但这是对招生政策如何运作的严重误解。在评估申请时，哈佛考虑了许多非学术的特质，比如克服困难的能力，这些都是定量分析不容易捕捉到的。
　　如果布卢姆真的关心公平，他就会质疑录取决定的衡量标准，这些标准通常会让白人申请者受益：不仅是招收体育生和对校友子女的偏好，还有那些不那么明显但仍然失衡的考虑因素，比如地理多样性，这有利于白人，因为美国的少数族裔集中在沿海地区。
　　事实上，如果像布卢姆所希望的那样，取消种族作为录取的一个因素，那么获益最多的群体可能不是亚裔美国人，而是白人。
　　在东海岸，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提议改造该市八所“特殊高中”的招生制度。这八所受欢迎的学校完全根据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录取学生。该州的立法机构于1971年通过了一项法律，以阻止这些学校对那些负担不起备考费用、在招生过程中无人指点的纽约黑人敞开大门的努力。
　　白思豪的目标是让占该市公立高中三分之二的黑人或拉丁裔学生更容易进入这些精英学校，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改变法律是值得的。但他的提议忽略了该市在没有得到州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出的重大改变——该市新教育局局长理查德·卡兰扎(Richard Carranza)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这些改变。
　　这包括改革该市三分之一高中的招生制度，这些学校会筛选申请者，而不是考虑接受任何一个想进入那所学校的学生。有78所高中优先考虑住在附近的学生。例如，在曼哈顿富裕的第二区令人向往的学校中，白人比例过高，因为招生政策考虑到了学生的居住地。这些精英学校教育的纽约儿童人数远超白思豪的提议所覆盖的特殊学校。
　　但是市长只支持特殊高中的改革。或许他害怕激怒白人学生的父母。正如我们的同事赛义德·阿里(Syed Ali)和玛格丽特·秦(Margaret Chin)所言，亚裔美国学生在特殊学校中的比例最高，但富裕的白人在其他精英学校中的比例更高，这并不是巧合。
　　在我们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教育体制一直设法照顾精英的、白人申请者，不管是通过对“优秀”的含糊定义，给运动员和校友子女额外优待，还是努力改变那些招收了更多亚裔的学校的招生政策，而非改变那些白人学生更多的学校。
　　招生政策继续把有色人种推向边缘，同时保证特定人数的白人学生总是有一席之地。为了走向一个更公正的制度，我们必须拒绝那些在少数族裔群体中制造分歧的努力，布卢姆正在做的就是那样的事。
　　但我们也必须抗拒那种在所谓的公平承诺背后偷偷维护现状的教育制度。与其关注哪些位于边缘的人可以进入精英学校，更好的做法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选择性的招生制度和教育机构如何从根本上维护白人特权的方式。

　　Natasha Warikoo是 “The Diversity Bargain: And Other Dilemmas of Race, Admissions, and Meritocracy at Elite Universities”一书的作者，也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副教授，Nadirah Farah Foley是该学院的一名博士生。
　　翻译：Ziyu

来源时间：2018/7/27   发布时间：2018/7/27

旧文章ID：16672

作者：刘远举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上台之后，世界贸易格局剧烈变化。随着多个双边零关税协定的推进，使中国获益良多的WTO会被逐渐边缘化。站在这个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中国何去何从？我们须超越贸易层面，更深层次的认识中美关系、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关系。
　　唯物辩证法有“相对的同一，绝对的斗争”之说，中美关系亦是如此。
　　互补
　　简而言之，华盛顿模式的特征是个体高自由度、高人权状态、小政府；而中国模式则是低人权、低自由、大政府模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承接西方技术扩散。在这个阶段，低人权、大政府的中国模式，具有很强的优势，可以实现快速追赶。甚至在创新领域，依靠国家投入、经济规模优势、科研去意识形态化等措施，也未必落后于华盛顿模式。
　　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后，中国模式向西方提供给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经贸关系变得密切，甚至于形成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局面。同时中国模式通过缩减福利、减少消费、增加投资，倾向重工业等方式加速吸收资本与技术，迅速增强自身的实力。2025规划的经济因素，正在于此。
　　在非民主机制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虽然这会减少民众福利，但迅速发展的经济与技术做大了蛋糕，民众察觉到的生活与福利水平是提高的。
　　以上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性。
　　矛盾
　　矛盾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中国模式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基因，最终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矛盾的历史路径。进入改革开放，特别是全球化后，矛盾有了新的机制。
　　低自由、低人权、高统御才能抑制工资，是双方互补的基础，但在中国内部，这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户籍、留守儿童、高税负低福利等现象，相对于华盛顿模式，就形成道德劣势，进而产生内在压力，使得中国模式需要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强调“另一条道路”。但道路的尽头，逻辑推论必然是“我们是对的，你们是错的”，即“华盛顿模式是错的”。
　　所以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矛盾与对抗，既源于历史，也内生于两种模式的互补性中，是根本性的。
　　这种对抗性并不仅仅指向美国，也指向整个西方世界，并有意识塑造一种奇怪的历史观：作为二战战胜国、常任理事国、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技术扩散的受益者，中国却把与西方的关系定位在200年前的八国联军时代，然后衍生出中国民众普遍的对西方世界的屈辱感与对抗心态。于是，中国人看世界时，屈辱与自豪、焦虑与“厉害了”、阴谋论与“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并存。汇率波动、美联储政策，往往被解释成对中国的攻击；谈到日本广场协议，中国人比日本人还情绪化、也更倾向于阴谋论。这种不信任感，反过来在政策上，就指向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这就是2025计划的政治因素。
　　所以对抗性既源于历史，也有现实政治的需要。
　　脆弱的均衡
　　低廉劳动力与人权问题、反西方是中国模式不可分割的两面。对于这一点，即便美国的政治精英没有明白，也会通过利益渠道，传导到民主政治中。当互补性压过了对抗性，美国政治议题中对中国持消极态度的声音变弱。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兴起给中国制造了战略崛起机会。“中美国”均衡由此形成，这期间那怕出现过重大事件，负面影响也很快消除。久而久之，变为理所当然。
　　中美贸易的逆差，很强的转移性，很多是外国公司生产，利润也是外国公司拿走大头，且提供低廉价格的产品。但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中国实力增强。从这个角度，中美的互补性滋养了中美的对抗性。
　　由此，均衡必然会逐渐失衡。
　　来自“中国算法”的挑战
　　工资增加，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小，互补性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GDP，已接近美国的60%。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经济规模，服从于中国模式特有的算法。
　　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的采访时，讲过这样一句话:“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
　　如果当年温家宝想强调的是除法，如今，则是乘法。
　　中国模式有着强大的统御力，在很多时候，可以灵活的选择在什么问题上做乘法，在什么问题上做除法。比如，在军舰、对外贷款、援助、补贴高科技方面做乘法，谈总量优势。在医疗、教育投入上做除法，谈人均国情，降低在福利上的开支。这种算法令西方迷惑：中国到底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说中国是发达国家，中国人均GDP不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医疗开支不高，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才10美元。可是说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大量向外提供援助、贷款；有一艘航母并正在制造其余两艘、还有天宫、神州；同时也有华为、中兴，政府提供大量的补贴支撑企业；还有比西方更繁华的城市。
　　应该看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实用主义而渐进探索出来的，并没有完善的理论，完整的规划，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很多时候，民族复兴，只是一套路径依赖的话语体系，也一直有意识的被限制在国内。所以在这一点上，西方过高估计中国对外的能力与野心，比如班农与马蒂斯的观点。但也应该看到，意识形态基因是存在的，甚至是被强调的。正如前面所说，中国的经济、技术、外交政策，一直蕴含着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冲突。随着经济发展，政治形势变化，加之民间舆论基础，未来发生更大冲突的可能是存在的。
　　美国人的危机感
　　中美均衡的前提是，安全。对美国人来说，双方实力悬殊时，可以接受这种对抗性。那么当工资上升导致吸引力下降，国力增强，GDP接近美国且被中国算法放大，同时存在普遍性的反美情绪，以及背后的根本性对立的情况下，原本由实力差距形成的安全感就被打破了，变为一种可感知的威胁，对立就压倒了互补，均衡就必然打破。反美与亲美两手抓的游戏，就不可持续了。
　　中国模式的互补性，低人权优势，挤压美国蓝领工人。同时中国的挑战令美国精英有危机感。这两个因素同时造就了特朗普。从这个意义上，2025计划与特朗普的兴起，在同一时间出现，并不是巧合，不过人们只记得前者。
　　某种程度上，在中国模式内生的系统性误判之下，中国人提前打破了这个均衡。希望美国人、西方国家，把三线小城里面的反美标语、反美大V，同中国剥离开来，这是不现实的。于是，特朗普成为那个大叫吵醒其他人的人。
　　现在很多人说要重回韬光养晦，但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问题并不是没有韬光养晦。引发对抗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根本性的对立，与经济、技术发展在中国算法之下导致的不安全感。顺水行舟，不止则进。周小平之流，不过是喊了一大嗓子。捉迷藏时大声喊叫会引起注意，然后再也不可能被忽略，闭上嘴毫无用处。
　　回应
　　中国算法的本质，是高动员能力、政府统御各种资源。
　　华盛顿模式，在通常的状态下，没有办法应对来自中国模式的挑战。在华盛顿模式中，工会、公民权利，产生了福利化、工资刚性等特征，这提高了工资与福利，但限制了资本的利润水平，进而导致资本与技术流动到低人权国家，在中国模式下被加速吸收。这会产生在生产力、产业链的宽度和深度，乃至劳动时长等方面的冲击，但是华盛顿模式无法降低人权，压制国内舆论，从而降低工资与福利；也无法压低国民的消费与医疗，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应对冲击，着眼于长期目标。
　　当然，这里的长期目标，其实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到底是国民的幸福是长期目标，还是国力的强盛是长期目标。能够实现长期目标的苏联不存在了，但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无论如何，华盛顿模式的确不擅长于高铁、大规模补贴、大规模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个时候，华盛顿模式有两个选择。第一，要求放弃中国算法。
　　美国并不同意中国的“买买买”交易，而是要求公平贸易。2025计划、政府补贴、国企等非市场化的形态，本质上都是中国模式的统御力的不同表现形式。放弃这些形式，即放弃了中国算法，这不但会加深中国与国外经济的联系，增加互补性，同时也会降低中国模式的统御力，进而降低对抗性。
　　这是华盛顿模式想要的安全声明。
　　与高统御模式对应的是，民主的确有助于降低对抗发生的可能性，但不仅因为价值观本身，而是因为其决策机制。战争总是伴随着利益的，越是下层，在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往往越少，而人数却众多。因此在票决的机制下，多数人会尽量选择其他更为温和的争取利益的方式。
　　如果预算是各方面争吵的，那么军力的发展就会受限制；如果舆论是自由的，那么一场敲碎中国人脑袋的反日游行就没有那么容易；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华盛顿模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华盛顿模式，并不是没有动员能力，不管是二战，还是反恐，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旦降低对抗性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华盛顿模式想到的当然是降低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性，即便这个互补性对它们有诸多好处。回顾前面的分析，高关税可以降低经贸关系，而限制技术输出则可以降低中国模式吸收技术，从而降低互补性给对抗性的滋养。
　　修昔底德陷阱真的存在吗？
　　“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与现存大国存在竞争，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现在，高至庙堂之上的顶级教授，低至江湖之远的出租车司机，都大谈“修昔底德陷阱”，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两国的关系。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似是”部分显而易见，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竞争；但“而非”部分，则大谬且不易察觉，因而更加危险。“修昔底德陷阱”暗藏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竞争只存在两个大国之间，其他国家要么袖手旁观，要么选边站队，势均力敌。
　　但是，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而是在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部分国家之间。没有什么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中国模式挑战整个华盛顿模式。
　　华盛顿模式囊括了所有的发达国家。作为常任理事国，进入绩效合法性路径依赖的中国，不再需要亚非拉的投票，但却离不开全球市场，特别是富裕国家市场。这个市场有创新、有技术、也有庞大的消费群体支撑技术创新。反观俄罗斯、非洲、中东、中欧，亚洲的一部分国家，从GDP总量、政治、技术、契约意识等多个方面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来看，比起华盛顿模式国家差得太多。
　　这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多助与寡助之选。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理应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中有合理且与其实力相称的发言权。中国可以挑战美国、超越美国，但是中国不可能挑战华盛顿模式，挑战世界。对于华盛顿模式而言，“全球化的中国”，还是“中国的全球化”、“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回答。
　　值得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把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戒备，解释成为对中国的民族、文化的戒备。这也即著名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观点。不过正如汤一介的看法：虽然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有专制、暴力的一面，但作为民族理念形态，也有“和为贵”的包容性。所以，虽然中国的汉文化、儒家文化的确不同于基督、罗马文明，但儒家文化的中庸，非但没有形成冲突，反而调和、缓冲了非民主、共产主义特质与西方的冲突。
　　对抗的演变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压力还远未见顶。
　　虽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预期几乎全盘落空，但中国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绩效合法的路径。中国还可能像朝鲜那样进行苦难行军吗？前方的路虽然不明朗，但要往后退，却几乎不可能了。中国离不开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性。
　　更重要的是，经贸关系使得互补性压倒对抗性，随着经贸降温，互补性给对抗性的滋养降低，这也意味着，对抗性的成分越拉越大，对抗性压倒互补性，这个时候意识形态对抗必会出现，意识形态话题会极剧增长，中美关系就会完全翻转。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对抗，在当下来说，并不对等。管制言论、高税收、政治经济上的统御，本质上是一种动员。与此同时，华盛顿模式在立法、行政力量的决策过程、选举过程中，仍然充满争执与吵闹。有些人把这视为“纸老虎”、“经受不了苦难”，中国模式可以依靠“共度时艰”的高动员状态获得胜利。
　　把这视为华盛顿模式的弱点是错误的。这种弱点是阶段性的。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这种状态意味着实力层面的巨大的差距，一旦中美关系翻转，华盛顿模式跨越动员门槛，压力会继续增大。
　　意识形态对抗中，通过短波、越墙互联网、低轨互联网直接施压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些脆弱点，如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留守儿童、农二代打工者、对上访群体、LGBT群体，喊话呢？此次疫苗事件之后，网上流传着伪造的特朗普相关推特，那么假设一下，如果他真的发了呢？
　　即便考虑到中国人具有更大的耐受性，但改革开放多年，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国能够承受随之提升的动员状态吗？
　　中国梦还是中国人的梦
　　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果是GDP总量意义上的复兴，那么，现在以美国60%的体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独立建造飞船、航母、战斗机的国家，已然实现复兴。如果复兴的目标更进一步，则必然是追求科技、军力、国力的全球第一。这就必然是“中国模式”挑战美国以及盟国的华盛顿模式，以及二战后全球秩序。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对西方有着屈辱感，抱着敌视态度的国家，这种挑战意味着什么？
　　如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内部导向型的目标，是人均GDP意义上的复兴，那么与中华民族这种集体性的概念，在逻辑上就有不自洽之处。人均GDP意义上的复兴，即便抛开政治指标，指向的应该是，人均寿命、医疗开支、治安、教育水平、人口更替率、安全感、平等感等指标，那么更合适的称呼是“实现国民幸福”、“幸福中国人”等更具个体化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中国的发展目标更加关注个体，中国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国内经济增长空间与国际经贸与政治空间，实现世界政治经济的更大程度融入。

来源时间：2018/7/27   发布时间：2018/7/27

旧文章ID：16671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那天是周三，所以欧洲从美国的“敌人”变成了“好朋友”。下周一可能会有所不同。也许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仍将说欧洲的好话。唯一说得准的人是特朗普。就连他自己也很可能没想好。但我的预感是，他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会得到落实。特朗普爱听掌声，而他与布鲁塞尔方面在最后一刻达成的贸易协议赢得了大西洋两岸的欢呼。欧洲争取到了缓刑。中国面对的预兆则相应地变暗了。
　　在特朗普最新的急转弯之前，中国面对的预兆已经在变暗。现在，他对中国的施压很可能得到欧洲人和美国商界的支持。这两者长期提倡西方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双方都深切担忧中国的系统性技术转让。双方都不爱听习近平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发出的声音，因为该计划要吃掉他们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午餐”。特朗普为自己争取到了大得多的回旋空间，可以尽情敲打中国。
　　他很有可能会利用这个回旋空间。目前有三股力量在共同恶化美中关系。首先是政治。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拿中国说事、危言耸听的诱惑将会增加。这种做法曾在2016年帮了特朗普。那时他指责中国强奸美国经济。他对欧洲没有发表过类似的言论。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多数美国人把后工业时代的不景气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指责欧洲窃取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他们也没有怪罪科技（那倒是他们应该怪罪的）。把机器人描述为敌人、借此赢得选举是件难事。北京方面提供了试过的、验证有效的现成靶子。
　　其次是地缘政治。特朗普在上任后头18个月期间需要中国帮助对朝鲜施压。没有中国的制裁，很难想象金正恩(Kim Jong Un)会同意朝鲜完全无核化。“胡萝卜”是解除那些制裁。任何人都可以告诉特朗普，金正恩在忽悠他。无论这是不是真的，中国都将不太愿意第二次收紧对朝鲜的制裁。它已经放松了边境限制。当美朝交易落空时，特朗普将需要找一个责备对象。在某个时候，特朗普很可能会恢复暂停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这将升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中国还处在特朗普对伊朗政策的错误一边。随着他以越来越严厉的措辞批评伊朗，欧洲将不情愿地与美国保持一致。对于多数欧洲企业，失去美国业务的痛苦远远超过它们在伊朗的盈利前景。对中国而言，盘算有所不同。在伊朗上一次孤立期间，北京方面是其主要支柱。中国将再次填补空白。然而这一次，它这么做将无异于违抗特朗普。台湾为特朗普提供了最诱人的报复前景。他之前也排练了这出戏。2016年当选后，他接听了台湾领导人蔡英文(Tsai Ing-wen)打来的祝贺电话。当时北京方面选择忽视特朗普打破外交惯例的戏剧性举动。中国不太可能第二次软处理这类情况。台湾之于中国，就像冷战期间的古巴之于美国，是一条鲜明的红线。它不会容忍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任何淡化。
　　第三是中国方面缺乏灵活性。特朗普对欧洲的抱怨是夸张和虚伪的。他批评中国的理由强大得多。如果他真的希望与欧洲就工业品达成协议（谁也不知道答案），这应该是可能的。欧洲对美贸易顺差仅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一半。大西洋两岸都已经相对开放。只要有意志，双方展开创造性谈判的空间是存在的。
　　相比之下，北京方面的立场是不可改变的。习近平的“中国制造”目标之于他的经济战略，就像台湾之于中国的国家认同，都是不容谈判的。在中国看来，这是完全合理的。中国在所谓的“百年耻辱”期间在列强手中失去了面子。如今它早已进入复兴的世纪。光有气势汹汹的言论是不能说服习近平改变方向的。
　　美国和中国注定会发生冲突吗？不是，但这种前景正变得更容易想象。习近平将尝试以静制动。他将找到机会让特朗普宣告表面上的胜利。但他的出错余地正在缩小。特朗普不是那种耐心等待时机的美国总统。

来源时间：2018/7/27   发布时间：2018/7/27

旧文章ID：16670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本文为作者“贸易战火下的美国”系列之一
　　美国比中国更能承受贸易战？是的，你没看错，我也没写错，这是目前反映在美国股市的基本论调，似乎与国内的舆情不同。
　　自从贸易战不断升级以来，对于双方谁输谁赢的预测，成为煽情的大众游戏。为什么更多中国人认为美国更不能承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而美国人似乎正好相反？而由于美国政界、经济学巨擘和媒体中少不了反特朗普的声音，使得许多中国人甚至以为美国的主流意见也主张美国承受不了贸易战的后果。
　　这之间的对比明显，可能涉及人类认知过程中由于地缘视角上的距离而造成不可避免的差异，再加上中美政权各自的政治舆论运作，媒体“选择性”报道造成的错觉，以及由于情绪而产生对“现实”的扭曲投射。比方说，我常常很惊讶地看到中国媒体报道，甚至亚洲投资专业分析师的评论，直接就认为“美国输定了”，这样的观点不但不能从美国的公众情绪中找到支持，也不能从专业的角度中得到类似的“武断”佐证。
　　从战略的角度而言，对于对方民情的错觉可能容易造成出招上的误判。目前看来，美国的舆论并不能简化为“美国输定了”或是“美国赢定了”这样的两极思维，但是从股票市场的反应看来，至少可以说“美国必输”论尚言之过早。
　　以输赢二元论来评判贸易战的结果不具有实质上的意义，但是它无形中成为战略上的指标。我认为，冷静平衡地了解和评估美国观点的风向，可以帮助面对贸易战的中国形成更有效的对应策略。记得4月间我写了《美国人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当时中国的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美国人如何如何反对中美贸易战，而我的分析结论和国内的主流舆论几乎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但是经过几个月来贸易战的发酵，似乎证明了客观理性的分析，比感情用事地唱衰对方来得有用。
　　我不认为对于美国舆情和股市的分析，表示我赞同某些美国来的观点；相反地，我所看到的美国本身反映了莫衷一是的看法。我认为在大多数的对抗中，没有一方能够掌握所有的优势和所有的“致命武器”，所谓知己知彼，在出招的时候可以避免被对手的乱码糊弄。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德里克•斯克罗斯认为，仅仅从经济格斗的角度来看， “在一场激烈的经济战中，毫无疑问，美国获胜。” 但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而言，特朗普总统未必有政治筹码来维持旷日持久的冲突。
　　就连普通美国人都知道，中国对抗贸易战的政治筹码，比特朗普政权所掌握的要扎实。因为政治体制的差异，中国能够由中央领导层统筹贸易战的策略，而特朗普必须面对两党政治和任期限制的各种牵制。
　　的确，美国的政治体系和媒体运作向来以噪音争鸣为特色，但是国内选择性的报道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甚至“误判”。这里面也有不少一厢情愿的想法，希望贸易战的阴影能事先笼罩共和党的票仓，从而使特朗普失去他的群众支持而屈服。
　　然而目前看来，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实体的影响，基本上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很难完全体现。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我们恐怕很难看到共和党票仓因为贸易战而反叛。同时，特朗普打的贸易战牌，在“泼皮式关税”的背后并不是完全没有“底气”。
　　这几个月来，对于贸易壁垒的担忧已经在全球市场兴风作浪，但由于强劲的企业收益报告和消费趋势导致投资者忽视经济衰退的风险，美国股市整体来说却未遭殃。自从7月6日美国和中国向对方的34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走势已经回升。标普500指数从近年元旦以来上涨了4.8％。
　　相形之下，到今年7月中旬为止，国际市场普遍遭受重创：上证综指下跌14％，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6.3％，德国DAX指数下跌2.9％，日经指数下跌0.7％。
　　股市反映的是由“感觉”驱动的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看法”, 未必切合现实。但是它往往也能够影响到行为的抉择。
　　美国的股市不像中国一样集中在个体股民手里，因此无法借之充分透视民意。彭博新闻2017年9月的数据显示，个人投资者占中国相当于7.6万亿美元股票市场交易量的80％; 相对而言，根据高盛分析师在2013年的统计，当时美国股市只有38%是由个人账号直接参与。但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政权很在乎美国股市的反应。
　　几个月前我周围的华尔街人士和纽约商界领袖仍然对我表示，贸易战不过是摆摆政治姿态的口舌战。但是现在贸易战的影响已经开始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如洗衣机售价，因为材料价钱涨了），普通的美国小老百姓是否也开始担心了呢？华尔街呢？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7月11日发布了一份提案，将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额外征收10％的关税，这是继6月15日公布的500亿美元进口税后另一个重弹。鉴于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商品，迄今已宣布/实施的针对中国的关税，将覆盖接近一半所有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6月宣布的500亿美元进口的清单主要针对资本货物（如工厂用于生产其他货物的机器)，7月的新提案涵盖消费品如家用电子产品和皮革制品。即使提议的清单受到公众意见征询期的限制，关税最早要等到9月初才开始生效，媒体和业界已经开始反映对于物价和消费意愿影响的忧虑。
　　摩根•史坦利分析师在7月11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政府6月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后，中国“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关税将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约为0.1个百分点。7月提出新一轮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施加关税，来自中国的报复措施对美国GDP增长累计直接负面影响可能在0.3至0.4个百分点左右。
　　对中国而言，直接负面影响可能达到0.3个百分点，而供应链复杂性引发的间接负面影响可能会增加到0.2-0.3个百分点，因此可能对摩根•史坦利目前预测的2019年中国6.4％的基线增长率构成下行风险。
　　这份报告认为双方仍有足够的经济驱动力继续协调：从美国的角度而言，2017年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收入达到4000亿美元，超过了对中国的出口（去年达到1300亿美元，如果包括服务出口，则为1840亿美元）。这可能反映了美国公司其实从中国境内生产和销售产品中受益更多。
　　在紧张的贸易谈判中，美国股市的反弹显示投资者将与贸易相关的市场形势视为购买机会而非警示信号。在特朗普政府公布计划对额外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后，标准普尔500指数在7月11日下跌0.7％，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反弹1％，挽回了这些损失。
　　一些华尔街分析师认为，美国市场并未反映出更多贸易壁垒可能带来的影响，有些投资者可能对美国经济形势过度乐观或自满。尽管大多数股票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影响，但钢铝的关税已经冲击了美国制造商和生产商的股价。随着贸易关税范围的扩大，美国无异于在经济上“拿枪射自己的脚”。
　　但是很多分析师仍然认为关税本身不至于对于美国的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特别是美国经济在金融风暴之后的经济复苏状况目前到达最高峰，企业盈利显示20年来未见的出彩表现，消费者信心十足。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截至7月14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8000人，经季节调整后为207000人，达到自1969年12月初（4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今年2月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增长率达到金融风暴以来最高。也就是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背后，正是借着美国经济相对“盛景”的风力而“仗势欺人”。
　　在此同时，由于工厂收到的新订单激增，7月份大西洋中部地区的制造业活动加速。但是制造商对未来六个月的商业状况和资本支出不太乐观，这表明进口关税开始侵蚀商业投资的意愿。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自3月初以来美国股市波动幅度的五分之一可以用贸易风险来解释。但是股市所反映的风险并非系统性，而是个别行业和企业所面对的个体性风险，尚未影响整体市场。想要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则把资金转向标准普尔500指数公用事业（如电力公司），因为这些企业股息支付相对较大，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投资。
　　相对于国际市场面对的成长率低迷和动荡，美国市场反而成为国际投资者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当然，与其说标普指数和上证综指今年以来表现的对比，是反映了投资者对中美贸易战对于两大经济实体影响的评估，不如说是各自反映了个别市场内部的状况（见FT报道《A股跌入熊市并非全因贸易战》）。
　　美国股市固然也因贸易战的洗礼而产生过波动，但是到目前为止，一般公认最多是拿走了特朗普去年底通过税改政策的正面效应。事实上特朗普仗的正是他就任以来的“特朗普牛市”现象。
　　在特朗普就职后的第一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32.1％，这个涨幅在历史上排名第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首年（1933-34；正值美国实施《1933证券法》和《1934证券交易法》的关键年代），道指平均值几乎翻了一番。而标普指数从2016年11月8日（美国大选当天，收盘时选举结果还未揭晓）到今年7月20日为止，上涨了31%。
　　摩根•史坦利的理财专家鲁希尔•夏尔马在6月29日接受美国三大电视网CNBC访问时指出，“中国绝对比美国更脆弱。” 他认为虽然中国政府会考虑整体影响，但特朗普政府的决定部分基于华尔街的反应。“华尔街开始对整个贸易限制措施感到紧张，因此特朗普政府放弃了实施一些最严厉的措施……中国有战斗力的意志，但绝对更受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对华尔街反应的情况要敏感得多。”
　　在我们看来，以华尔街的反应作为治国的风向标似乎有点可笑，但这是目前特朗普施政的现实。白宫的强硬态度代表了当前美国政府中贸易鹰派在“宫斗”后取得的优势，特别是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两位官员都认为，中国是对美国的根本性威胁，即使是以美国经济短期的痛苦为代价，也必须加以抵制。
　　今年初以来纳瓦罗频频在美国各大电视频道上露脸，成为贸易战代言的宣传教父。他的招牌广告辞令是：“贸易斗争中，很明显中国要比美国损失更多。” 即使在被特朗普撕为“人民公敌”的媒体，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前一秒主持人还在猛烈抨击特朗普政权隔离了请求政治庇护的南美难民父母和子女，下一秒又以极有同感的表情聆听纳瓦罗义正词严地捍卫美国对中国掀起贸易战的缘由。
　　至少在美国官方的言论中，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威胁升级，反映出他相信美国将在争端中占据上风，并准备承受来自可能受到冲突影响的美国企业的压力。
　　自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媒体大量引用了许多诺贝尔奖级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反特朗普思维的看法，他们对于贸易战的评估，与白宫鹰派立场有着天渊之别。中国国内媒体也特别注重中美贸易战对于美国本土经济和特朗普票仓的伤害。中方希望美国政府受到老百姓的压力，可以对特朗普不可捉摸的行径产生反弹。但是这目前还没有起到作用。
　　整体而言，美国选民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态度，目前还没有决定性的风向。昆尼皮亚克大学6月份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52％）的登记选民面对综观的一般性提问，表示支持提高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另外三分之一为反对，12％不确定。而55%的非党派独立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关税，高于对特朗普其他政策的支持，这个数字也比昆尼皮亚克大学4月的民意调查增加了8个百分点。这可能暗示，中美双方你来我往的关税互掐，尚未对美国选民造成系统性威胁。
　　昆尼皮亚克大学在4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询问受访者，如果会导致中国也提高对美国产品的关税，他们支持还是反对提高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关税，51％表示他们会反对关税，40％表示会支持。受访的结果反映了党派分歧，当时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的行动。
　　《华盛顿邮报》和乔治梅森大学政策与政府学院7月7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询问，在考虑中国政府宣布将对美国商品采取报复行动后，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56％的选民认为这种情况对美国就业不利。
　　大约四分之三的美国人（73％）担心贸易战对他们的影响，这个问题在决定2018年中期大选的“肉搏战”选区更为突出。在这些地区，78％的人表示与中国的贸易战对产品价格不利。而全国大多数共和党人（占56％）也有这种担忧，但64%的共和党人认为对中国的贸易战实际上对美国的就业有利（相较于29%认为不利）。
　　我认为这些民调反映了，中方的报复性关税尚未决定性地动摇共和党的票仓。当共和党核心势力日益“特朗普化”之际，面对中期选举的政治氛围，更少共和党政客愿意公开与特朗普唱反调，生怕在特朗普的大旗招展之下，不但有受到他个人攻击的危险，也将更难掌控选情。
　　也就是说，目前从美国选举年内部政治运作的把控而言，对于美国更能承受贸易战的“观感”，似乎比美国是否真能承受贸易战的“事实”更为重要。
　　不管大体上美国人对于贸易战是否过于乐观，或是过于天真，但不能否认的是，特朗普拿贸易战“发飙”，正因为他自恃站在美国经济的一个风口。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界和华尔街逐渐取得了共识：贸易战的真正战场其实不是关税，而是科技，而这方面正是美国的强项。技术实力真正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这才是今后美国和中国之间最重要的摔跤场。

来源时间：2018/7/27   发布时间：201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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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凌阿锋  来源：笃信杂谈

　　2018年对中美关系来讲是艰难的一年，这种艰难可能还会持续几年时间，甚至会更长，因为到现在还没有解药。对于当下的中美关系，中国人有几个想不到：
　　第一个想不到：美国对中国有这么大仇恨，特朗普对中国没有一丝好感，他把中国形容成“贸易恐怖主义者”，是“全球经济侵略者”，是“欺骗者”和“小偷”、更是“规则的破坏者”。这是中国人万万没有想到了，美国政府已经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在全世界最大程度的妖魔化中国，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贸易大流氓”，把对“中国威胁论”的宣传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第二个想不到：美国政府下手这么狠、时间如此紧迫、容不下谈判的时间，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和专家预测不到的。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中美贸易非常紧密，可以说密不可分，美国不可能下重手，这种300亿、500亿、2000亿叠加式地增收关税，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世界贸易史上也是未曾发生过的事；这到底为什么？虽然特朗普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中国人始终不理解，因为这种贸易模式已经形成十多年，并非是一种短期的行为，除非美国人憋了一肚子气、真的“疯”了。
　　第三个想不到：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许多国家都在反对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但对于最大的受害者中国，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与中国建立统一反美联盟。中国曾经援助了这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也拿了中国许多好处，但关键时候，这些国家都没有与中国采取统一行动。
　　第四个想不到：美国国内竟然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和、民主两党虽然在对全球增税方面有分歧，但在对华贸易战方面，两党的意见竟然是统一的。可以说：在现在的美国国会中，竟然没有一个替中国说话的政客；对于一个重大的贸易政策，美国两党竟然出奇的统一，这确实让所有中国人很受伤。
　　结合上述四个想不到，中国有必要对美国重新认识，假如我们还不从思想观念上调整对美认识，那么在战略和战术上必然会跑偏，可能还会犯重大的错误。
　　第一个认识：不要认为美帝是“纸老虎”，那是只“真老虎”，是要吃人的。不要认为美国政客都是绅士，他们不是慈善家，他们对国家和选民极度的忠诚，他们不容易被收买，他们唯一忠诚的对象就是选民，为了迎合选民，他们什么事都会做。
　　第二个认识：不要指望美帝永远会犯错，美帝有完善的纠偏机制，不可能永远执行“政治正确”。每个总统都有不同的执政理念和方法，但万变不离其中。美帝的一大特点就是：如果发现国家策略出现错误，新政府立即会作出180度大转变，不留任何情面，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第三个认识：美帝并不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理念，他们只看重经贸利益。美帝的核心就是对外贸易，所以，千万不要占美国人太多的便宜，尤其不能一味的追求贸易顺差，当你赚的爽的时候，一定要看看人家的脸色，有钱大家赚，不要独吞！
　　第四个认识：不要大张旗鼓到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和欲望，也要掩饰、更要低调。美帝特别恐惧别人要取代他的位置，这一点日本人特别有心得，所以现在的日本特别低调，闷声发大财。
　　第五个认识：美帝不在乎得罪人，他有许多盟友，但他绝对不会牺牲利益去讨好盟友。所以，千万不要与美帝讨近乎，更不要与美帝的盟友讨近乎，这些盟友只对美帝亲，绝不会对你真心友好的；一是一、二是二，尤其不要打亲情牌。
　　第六个认识：要承认美帝是世界“老大”这个事实，虽然在感情上不能接受，但感情不能取代事实。美帝手中掌握的资源远远要超过我们，我们可以“弯道超车”，但“弯道”是暂时的，在“直道”上你还是追赶者、跟随者；美帝掌握着高科技，我们仅仅是在消化吸收美帝的技术，万万不要把“消化吸收”吹捧成什么“创新”，你忽悠不了美帝，却把自己给骗了。
　　第七个认识：不要在美帝面前提“信息共享”，美帝是特别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如果你整天炫耀“技术共享”而获得的成果，那么在美帝眼里你就是“小偷”。也不要在美帝面前谈什么“互联网经济”，这等于是在“关公面前舞大刀”；你使用的英特网是美帝发明的，你在别人地基上盖房子，就不要说拥有产权，低调不会死人，吹牛是要吓死人的。
　　第八个认识：美帝是玩战略的高手，千万不要让美国人在你身上玩战略，一旦美帝认为你是他们的“敌人”，那么麻烦就大了，美帝是“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就象美帝反恐一样，只要让他认准你就是他们的威胁，那么美帝就会动用所有的资源与你耗下去，数代总统为了一个国家战略而奋斗。
　　第九个认识：不要指望美国的选举会改变其国家战略，美帝的核心战略是不会改变的，“让美国再伟大”不仅仅属于特朗普一个人的理念，而是反映了美帝整体的国家理念；美帝的选举制度可以使战略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但美帝的国家利益决定了，他是要谋求霸权的。所以，你根本不要指望美国会收缩、会全面退出国际舞台；不要被特朗普的“退群”迷惑了心智。
　　第十个认识：不要天真地认为你仅仅是在与美帝一家斗争，美帝的所有行动都是有“蝴蝶效应”的，因为美帝是有庞大的战略同盟的，他代表了一种普世价值观，只要美帝一行动，世界上的其它力量就会跟进，也许有的国家不情愿、不甘心，但最终都会与美帝步调一致；要记住：美帝今天对你300亿的贸易增收关税，其产生的效应一定是600亿、900亿，或更多，这就是美帝真正强大之所在；我们必须要用理智取代怒火，要斗智斗勇。

来源时间：2018/7/27   发布时间：201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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