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NE PERLEZ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随着朝鲜与自己的宿敌——先是与韩国，不久还会与美国——举行首脑会议，中国正在为不失去影响力而奔波。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对平壤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之后，于周四返回北京。他在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了面，以巩固中国作为朝鲜最好朋友的地位。
　　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但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战略竞争加剧之际，中国担心金正恩正在利用这种竞争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是朝鲜长期以来的赞助国。
　　一些中国专家表示，王毅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试图阻止金正恩转向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
　　“中国政府可能希望确保平壤不会与华盛顿发展比与北京更密切的关系，”设在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的朝鲜问题专家赵通说。“中国外交部长11年来的首次访问，看来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他说，北京怀疑华盛顿可能会同意搁置与朝鲜的核分歧，并接受朝鲜的核能力，如果这对遏制中国有用的话。
　　王毅或许传递了一个谨慎的信息，提醒朝鲜，中国是其真正的朋友，尽管在金正恩上台后的六年里，中朝关系有过一些不太好的时刻，美国长岛大学(Long Island University)的中国历史学家夏亚峰说。
　　“王毅有个使命：与朝鲜人就如何与特朗普谈判进行协调，”他说。“他可以为朝鲜人出主意，但他不能威胁他们。他可能会说：‘和特朗普谈要小心。我们将永远站在你们一边。’”
　　去年，中国极不情愿地同意了华盛顿的要求，支持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这意味着不让朝鲜通过出口煤炭、矿产、海鲜和纺织品等来获取对其至关重要的外汇。
　　但中国政府想在经济上惩罚朝鲜的意愿可能有所动摇，赵通说。
　　“我可以想象中国为进一步改善对朝关系采取更多的措施，”赵通说。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将朝鲜连接到东北亚的公路和铁路网上来，把朝鲜纳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试图放松一些经济限制措施。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商人说，一些朝鲜工人已经用短期签证返回了中国，这些商人预计双边贸易不久之后就会出现增长。
　　“我可以想象中国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在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现有决议的情况下加强与朝鲜的经济合作，”赵通说。
　　朝鲜和韩国在上周五的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在几个条款下特意没有提及中国，北京方面对此感到恼火和惊讶。
　　朝韩两国表示，它们将开始与华盛顿进行谈判，以达成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1950至1953年间，朝鲜半岛上曾爆发过朝鲜战争。
　　联合声明中提到了“三方或四方”会谈。如果会谈是“三方”的话，将包括朝鲜、韩国和美国，而没有中国。中国曾在朝鲜战争期间派出数百万人的部队，同朝鲜人并肩作战。中国在1958年撤走了所有在朝鲜的部队。
　　“中国人听说是朝鲜方面把谈判扩大到四方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说。
　　除此之外，中国没有被邀请派观察员前往按计划将在本月底拆除的朝鲜丰溪里核试验基地。金正恩说，他将邀请韩国和美国的专家，来见证基地的关闭。美国官员表示，捣毁基地对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不会有太大影响。
　　“核试验基地离中国边境不远，”韩磊说。“中国人不高兴，因为中国是有核国家，而韩国不是。”
　　夏亚峰说，虽然朝方对中国有所怠慢，但外交部长王毅的访问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掌权时，中朝关系处于鼎盛时期，两国高层频繁互访。夏亚峰说，金日成曾多次访问中国。就连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也曾在2000至2011年期间七次访问中国。
　　金正恩上台后，这种接二连三的访问停止了。他还下令处决了亲北京的朝鲜高级官员，进一步破坏了朝中关系。
　　金正恩在3月底突然访问北京，显然是在他本人主动要求之下；然而他在中国的动作让外界认为，他不像是一个来求助的人，而更像是一个平起平坐的人。
　　特朗普已经表示，与金正恩的会晤有可能发生在韩国和朝鲜边境的非军事区。一些外交人士猜测，两国领导人可能会在非军事区的北方一侧会面，以有别于上周的朝韩峰会在韩国一侧举行的做法。这也能满足特朗普对刺激的渴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在特朗普与金正恩会面之后前往平壤。中国分析人士说，王毅外长的任务之一是敲定习近平访问的细节。

　　Jane Perlez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8/5/4   发布时间：2018/5/4

旧文章ID：16105

作者：格雷戈里•梅耶 , 尼尔•休姆  来源：FT中文网

　　世界最大油籽加工商的掌门人表示，中国买家已停止采购今年秋季将要收割的美国大豆，这个迹象表明贸易紧张正在改变购买模式，损害美国农户的利益。
　　邦吉(Bunge)首席执行官索伦•施罗德(Soren Schroder)预计，美国将向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中国销售“极少的（如果还有任何销售的话）”大豆。“中国的生意正从美国转向巴西和加拿大，”他说。
　　中国警告称，如果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真的像他威胁的那样，对中国诸多输美产品征收关税，它将对美国大豆开征25%的关税。去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了价值120亿美元的大豆。
　　白宫的一个贸易团队本周前往北京举行谈判，可能会将双方从悬崖边缘拉回来。然而施罗德表示，中国买家已经对这一现实威胁（现在购买、未来交付的农产品可能受到关税打击）作出了反应。
　　“在夏季，通常你会开始接到秋季收割的美国大豆出口的大额订单，但今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施罗德表示。“在局势明朗之前，我对这些订单还会不会发生感到怀疑。”
　　在北美、南美和亚洲拥有油籽加工和压榨资产的邦吉，能够很好地随时了解不断变化的贸易流量。施罗德在谈到对华销售情况时表示，“当前局面与之前大不相同”。
　　官方数据尚未显示施罗德识别到的那种转向。美国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19日，商家已承诺在9月1日开始的销售年度向中国出售95.4万吨美国大豆。一年前的可比数字为98.2万吨。
　　几年前，这一数字超过500万吨。美国逐年向南美让出了一部分大豆市场，尤其是巴西现在占据了更大的销售份额。
　　眼下是种植季的早期，销售确实倾向于疲软，因为美国农户只种下了一小部分作物。2016-17年度美国对华大豆出口总量达到3620万吨。
　　大豆已成为美中贸易口水战中最具争议性的领域之一，部分原因是这种作物的种植区位于美国中西部，这里的几个州在大选中投票支持了特朗普。
　　施罗德发表上述言论之际，邦吉报告在截至3月份的三个月里净亏损2100万美元，好于预期。该公司表示，其油籽业务有所好转，得益于阿根廷大豆歉收所造成的价格走势。
　　邦吉预计，其农业综合业务部门2018年的营业利润将达到8亿至10亿美元，提升了业绩指引。“农业综合业务正在大举复苏，”施罗德对分析师们表示。
　　施罗德表示，邦吉正在集中精力利用多年来最有利的市场条件，以及消化近期的一笔收购。这番话可能给嘉能可(Glencore)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rcher Daniels Midland)的接洽所引发的收购传言降温。
　　“我们对我们的业务感到非常满意，”他补充道。“我们正忙于整合本公司自2002年以来最大的收购以及我们的重组计划。这是我们的焦点……还有就是充分利用一个好年景。”
　　译者/和风

来源时间：2018/5/4   发布时间：2018/5/4

旧文章ID：16104

作者：查尔斯•克洛弗  来源：FT中文网

　　有报道称，中国在位于南中国海的三座人造岛屿上部署了远程反舰防空导弹，进一步巩固北京方面对这片争议水域的军事统治。
　　美国CNBC周三援引直接了解相关情况的消息人士称，导弹是在过去30天内部署的。如果消息属实，这将代表中国正在该地区大举进行军事扩张。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80-90%区域的主权。
　　中国过去曾表示不会把这些岛屿改为军用。然而，中国也表示过，这些岛屿是其主权领土，中国有权捍卫这些岛屿。
　　美国专家无法证实消息是否属实，但他们称并不感到意外。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去年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些岛屿已经配备了明显用于安置导弹的硬式掩蔽部。
　　CNBC称，永暑礁(Fiery Cross Reef)、渚碧礁(Subi Reef)和美济礁(Mischief Reef)都已经部署了导弹。这三座岛屿是过去五年依珊瑚礁而建成的人造岛屿。
　　该报道也可能为美国高级贸易谈判代表团的北京之行注入一丝悲观情绪。该代表团已于周四抵达北京，旨在化解贸易战。
　　中国国防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记者未能立即联系到美国国防部予以置评。
　　此前，南中国海上的紧张局势加剧——最近美国两艘航母凭借自由航行权多次驶入相关水域，与此同时中国于上个月在海南岛附近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军事演习。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海军曾向驶过该水域的3艘澳大利亚军舰发起了挑战。
　　但专家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北京选择此时部署导弹的原因。“这个问题值6.4万美元，为什么是现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葛来仪(Bonnie Glaser)表示，“但我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导火索……中国人正在按自己的时间安排来做他们想做的事。”
　　“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他们可能是对的，”她补充称，“中国继续扩大对南中国海的空中和海上的控制权。”
　　虽然过去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s，中国称南沙群岛）上曾临时部署过短程武器，但如果报道属实，这将标志着南中国海上首次部署远程反舰防空导弹。这种军事化举动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对敏感海上航线的军事控制。世界上大部分海运石油货船都会通过这些海上航线。
　　中国之前已经在南中国海上的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 islands，中国称西沙群岛）的永兴岛(Woody island)上部署了远程导弹。
　　但由于中国与越南等邻国的主权争端，相比帕拉塞尔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军事化进展更可能引发恐慌。
　　CNBC报道称，中国YJ-12B反舰巡航导弹可以击中295海里范围内的船只，而HQ-9B远程地对空导弹可以瞄准160海里范围内的飞机、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译者/马柯斯

来源时间：2018/5/3   发布时间：2018/5/3

旧文章ID：16101

作者：邰蒂  来源：FT中文网

　　去年，社会学家和媒体分析师弗朗西丝卡•特里波迪(Francesca Tripodi)探讨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福音派基督徒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答案并不明显。特朗普看上去并不虔诚：他结过3次婚，曾公开夸耀自己占女人便宜，还经常歪曲事实。此外，他还建立了一个赌博王国。
　　但特朗普在2016年获得了80%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的投票支持，这个比例超过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超过了（自称福音派基督徒的）小布什(George W Bush)。公共宗教研究院(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最新调查显示，约75%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支持特朗普。
　　另外，过去一年，即便传出了各种桃色新闻（包括与斯托米•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的情事），特朗普支持率还一路攀升。自由派媒体可能被特朗普暴露出的种种罪孽吓怕，但福音派教徒似乎不在乎。
　　为什么？一些人提到“浪子回头”现象。是的，福音派基督徒知道特朗普违背了宗教教义，但我们都是罪人，而特朗普可能还会悔改。福音派组织家庭研究委员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主席托尼•珀金斯(Tony Perkins)最近告诉杂志Politico：“你有一个改过的机会。”
　　此外，一些福音派基督徒似乎寄望于特朗普会在政策上造福他们，因而愿意对他的个人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与另一个理论有关：福音派基督徒支持特朗普是因为害怕失去政治影响力。同性婚姻等问题让他们处于不利境地，自称自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已从10年前的23%降至2017年的17%。
　　但自由派专家还提出另一种颇受欢迎的理论：假新闻。在为数据与社会研究所(Data &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撰写的博客中，特里波迪提出：“有一种说法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是‘被骗’投票给他的，因为俄罗斯人利用自动程序地向他们灌输源源不断的错误信息。”
　　特里波迪发现，这种“说法”对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不适用。通过对弗吉尼亚等东南部州的中产阶级社区进行的人种志研究，特里波迪认识到，福音派基督徒根本不是不看新闻的人。相反，她发现，他们非常认真地阅读新闻，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福音派基督徒不依赖主流媒体，而是往往阅读原始材料（演讲和推文）并讨论和解读它们。
　　她认为，其原因是福音派基督徒受到的教育是阅读《圣经》(Bible)文本，而不是依赖其他人的解读。他们还学会了假定主流媒体对生命的多数核心信条的看法是错误的。她写道：“我看到数百名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把圣经批评的方法用于……主流媒体，宁愿自己动手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而不是相信权威媒体。”
　　我猜（根据我与福音派基督徒的谈话），这还会影响观众对特朗普言论的反应。特朗普的演讲对寻找“逻辑”的世俗听者而言有时似乎很怪；但对于那些习惯了各种象征手法和寓言的听者而言就没那么怪异了。或者，正如政治广告业高管布莱德•托德(Brad Todd) 2016年所说的那样，自由派记者是从字面上理解特朗普，但并不把他当回事，而很多选民（包括福音派基督徒）很可能正好反过来。
　　特里波迪的理论没有完全解释特朗普获得支持这种现象，但这个理论值得人们深思，因为“认识论”（即认识的本质）中的差异对于当今美国政治很重要。更具体的来说，自由派媒体往往认为只有一种基于理性、逻辑和事实的正确的“认识论”。
　　然而，很多选民支持各种不同的认识论，而且讨厌为此被嘲笑。如今美国的挑战不只是人们看到的新闻是不同的，还在于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解读新闻。
　　译者/梁艳裳

来源时间：2018/5/3   发布时间：2018/5/3

旧文章ID：16100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日前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正式展开刑事调查，焦点是华为是否对伊朗非法出口美国科技产品。从表面上看来，这正应和了多方揣测——在中兴禁售令之后，华为将成为另一个被美国“开刀”的中国企业。但是，我们不能以单纯以“美国棍”打压“中国芯”的现象视之。
　　华为和美国政府掰了十年，如果中国人从中获得的教训仅仅是“中国政府应该反过来制裁苹果公司”，那也未免太亏了！
　　我认为中国企业应该趁这个机会领悟到：在商业运作中厘清界定与政府的关系上需要更透明，对于关联方和“一臂之遥双方独立的公允交易”的定义需要更明确，对于华为曾经面对的质疑，必须事先准备答案。
　　不可否认，目前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贸易战之中，华为调查案也不免变成谈判桌上的一枚棋子。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兴和华为事件更加凸显了这些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于中国的种种反弹，中国企业对美国科技的投资、孔子学院、领事馆赞助中国同学会、学术间谍等等，都基于一个危险的假设：中国来的企业（即使是民营）和个人也不过是一个“国家机器”的延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变成政党的“爪牙”。
　　中兴事件后国内的商业、科技和舆论圈，甚至海外华人圈，为美国企图阻挠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阴谋论”而上纲上线，掀起了一股“高科技义和团”的怨怼，认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由于害怕中国的竞争，已经转化成以政治手段阻止中国崛起的小肚鸡肠行径。这个姿态虽然在国内很有“卧薪尝胆”、“忧患意识”的凝聚力，但是也经常有倒果为因的危险。
　　更何况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1900年的中国，2018年的国际形势也与八国联军的时代背景有别。
　　同样地，美国政府和舆论也不该把今日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等。
　　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有些中国龙头企业想要走出去，但总是搞不定美国？
　　当中美都在揣测对方的“司马昭之心”之际，目前许多国内的叙事，把高科技的壁垒视为美国对中国掀起贸易战的主要动机，也就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行其打压中国科技之“实”。
　　但是这个观点忽略了从时间顺序看，其实在领悟到中国已经开始在某些科技领域超赶之前，美国早就对中国企业（如华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敏感领域里的动静，一直抱着高度警戒的态度，特别是中国企业与政府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中国企业一方面以标榜与政府关系上通下达，另一方面却又坚持不受政府控制。
　　把中美贸易之争的几个结点，简化为中美科技争霸战的逻辑，并不会帮助国人了解中美在竞争与合作上的痛点，也不会帮助中国真正在国际上的崛起，因为要超赶美国在高科技的领先地位，必不能忽视支撑美国优势背后的企业制度和商业架构。
　　同样地，中国的龙头企业想要在国际上造成持久的影响力，便不能无视企业个体独立于政府运作的必要性，以及美国在企业内部治理和信息披露等法规制度上，仍然执世界牛耳之实。
　　既然中国已经全面拥抱高新科技，在争取中国科技领先之际，已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赛先生”之辩，也没有必要把企业独立运作、避免利益冲突的最优实践制度，视之为西方以自己标准强加诸他人的意识形态之争。
　　其实目前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争议点，可以从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中兴和华为的调查报告》看到清晰的脉络，它简直是美国现在采取的种种防御措施的“预告片”！ 甚至胜于最近一年半之内发布的 《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供应链受中国威胁的分析》报告（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2018年4月）；《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与技术转让相关、知识产权和创新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调查报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8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12月发布）；《中国的技术转移战略：中国对新兴技术的投资如何使一个战略竞争者获得美国创新的皇冠珠宝》（美国国防部附属组织国防创新组实验室，2018年1月对外公开）；甚至《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白宫报告，2016年12月）。
　　只可惜在美国众议院调查报告六年后，中国企业似乎仍然缺乏对于这个报告的正确解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华为和中兴通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设备被美国公司采用后可能成为中国监视美国的工具。报告还指责华为从事贿赂和违反移民法。
　　我个人认为，不论目前中美的贸易冲突如何收场，这份报告暴露的美国监管和中国企业之间标准的差距，也就是说，许多国内习惯的商业规则，与美国要求的透明度有相当的距离，将会继续成为未来中国企业进军美国的路障。
　　华为在美国
　　华为曾经在2008年尝试与通信公司3Com合并，并于2010年竞标电信运营商Sprint的合同，但是受到美国议员的反对。随后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的“刁难”，华为于2010年撤回了对3Leaf系统的收购。华为在2011年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对于它的系统安全问题的质疑“没有根据也没有得到证实”，并呼吁美国政府全面调查其业务。
　　今年1月，随着美国《保卫美国政府通信法》的提案，将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和中兴产品和设备，面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这两家中国公司进行调查，以及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美国电信运营商AT＆T撤销了由华为提供Mate 10 Pro智能手机的协议，而Verizon 也拒绝出售华为的产品。今年3月，美国最大的电子连锁店百思买宣布下架华为产品。
　　根据戴尔•欧若研究公司的数据，华为产品在美国手机和固定电话网络中的占比不到1％。归根究底，华为不能真正打入美国市场，还是在于美国政府担心华为会为中国政府“走后门”，对美国的电信造成“安全威胁”。
　　亚洲协会在2011年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向来“担心中国政府可以强制私营或非关联方的中国机构放弃网络保密，这体现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处理。”
　　然而多年来有些美国媒体或科技界人士不断为华为叫屈，主张美国政府调查华为多年，国会报告只有指控，没有证据，这表示美国始终抓不出华为的小辫子。我个人认为美国众议院在2002年的报告中没有罗列证据，是因为听证报告并不是对华为提出正式诉讼，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在正式提出诉讼之前，会多方考量是否既有的证据强度足够支持其胜诉的可能性。未披露证据，是还不到揭露底牌的时候。
　　当然，上周传出的美国司法部调查，似乎在时间点上让人怀疑其政治意图。其实《纽约时报》去年4月报道了美国商务部已在2016年夏天对华为发出传票，而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也在2016年12月对华为发出传票。
　　美国商务部2016年公布了中兴的内部文件，显示了中兴关于规避伊朗制裁的违规行为，并透露了另一家仅用代码F7影射的公司如何成功回避了美国的出口管制。中兴文件并且指出F7曾经试图收购3Leaf。
　　十名美国国会议员在2016年致商务部的一封信中表示，他们认为中兴内部文件中F7 指的是华为。美国国会议员再度于2017年4月致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要求公开确认F7身份并对其进行充分调查。
　　这些事件的前后显示，正如对中兴的制裁，目前美国对于华为的调查，并不是一个纯粹由特朗普背后鹰派战略师启动的产物。
　　美国一向有“无罪假定”的原则，并且在刑事诉讼中，美国政府作为起诉单位，必须背负着证明“排除合理性怀疑才能定罪”的高标准负担。因此，在美国司法部尚未完成调查，甚至提出正式诉讼之前，我们不能臆测华为是否已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同样地，在目前的调查还未形成正式诉讼的阶段，检察官不会公开显示它到底掌握了什么把柄。华为不像中兴一样高度依赖美国芯片，不久前媒体也传出可能淡出美国市场的迹象。“受调查”并不等于正式起诉，这里面还有一段法律流程，华为、中国企业界和“高科技义和团”大可不必以“受害者”的姿态自居。
　　对中国科技企业施压的“蓝图”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重读2012年的众议院报告里所指出的五点建议，其中四点针对美国各部门对付中国“威胁”的应对措施，似乎是特朗普政权目前对中国科技界施压的“蓝图”：
　　“建议1：美国应持对中国电信公司人对美国电信市场的持续渗透保持警戒。美国情报部门必须保持警惕，专注于这种威胁；基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必须阻止华为和中兴在美国进行收购或兼并；美国政府系统，特别是敏感的系统，包括组成部分，不应包括华为或中兴通讯的设备；政府承包商，特别是承包敏感美国项目的承包商，应该在系统中排除中兴或华为的设备。
　　建议2：强烈鼓励美国的私营企业，使用中兴和华为设备或服务时，考虑与业务相关的长期安全风险。强烈建议美国网络提供商和系统开发人员寻找其他供应商。根据目前取得的机密和非机密信息，不可信任华为和中兴未受到外国国家影响，从而构成对美国安全和系统构成威胁 。
　　建议3：美国国会负责管辖的委员会和政府行政部门内的执法机构，应该调查中国电信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特别是关注中国（政府）对重点企业的持续财政支持。
　　建议5：美国国会负责管辖的管辖委员会应该考虑可能的立法，以更好地解决由此造成的风险，具有（外国）国家关系、或在构建关键基础设施上不能明确信任的电信公司。这种立法可能包括增加私营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程序对于采购协议的审查。”
　　而第4点其实是给华为和其他想要有进军美国野心的中国企业的忠告：
　　“建议4：中国公司应该很快变得更加开放透明，包括（采用）在西方证券交易所上市时需要的透明度要求，由独立第三方提供更一致的审查，评估其财务信息和网络安全流程，遵守美国信息和证据制作的法律标准，并遵守所有知识产权法律和标准。特别是华为，必须变得更加透明，和对美国法律义务做出回应。”
　　尽管华为不但邀请美国政府对之调查，也自认对调查做了充分的回复，但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眼里：“华为没有充分配合调查，不愿意解释其与中国政府或共产党的关系，同时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华为未能遵守美国法律；华为没有提供关于公司结构和决策流程的明确和完整的信息，及（反驳）仍然依赖中国政府支持的可能性；华为未能解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其声称并未受到中国政府（财政）支持的主张不可信；华为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公司内部有一个党委，但没有解释党委为党做些什么？或是党委的组成人员；华为的公司历史显示与军方的关系，华为并未对与此关联的问题提供详细的答案。”
　　另外，委员会认为华为未能提供有关中国政府在 1999年对该公司的税务欺诈调查有关的信息，是华为拒绝透明的另一例证。“华为轻松地摆平了这项调查，显示华为并非自称的是一个在中国不受待见的电信提供商；华为未能解释其与西方咨询公司的关系，它对任何关于它的成功是基于这些关系、而不是靠中国政府的支持的说法都不可信；华为未能回答关键问题，或提供文件证明其它在经济上独立于中国政府；华为未能对其在美国的运营、融资和管理提供足够的详细信息或核实文档，未能显示它是独立与中国深圳母公司的子公司；有证据显示，华为持续表现了对美国其他实体和公司的知识产权的漠视；华为未能提供在伊朗的业务细节，尽管它否认与伊朗政府做生意，没有提供证据支持其声称它遵守所有国际制和美国出口法律；华为拒绝提供其研发计划等细节，其他文件削弱了其声称华为不为中国的军事或情报部门提供研发服务的说法。”
　　中兴和华为比其他中国企业更受到美国政府关注，除了身处战略敏感产业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怀疑它们具有“官方”背景。2012众议院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兴的历史和架构与政府和重要军事研究机构有相当渊源; 而华为的创始人暨总裁任正非曾在军方任职，并曾主持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电信工业分析师认为这个研究单位与中国的情报部门有关。华为与解放军签署多项项目协议。作为一个未上市公司，军队和政府是否对华为公司有控制权不清楚。
　　美国众议院报告指出，多年来分析师一直在努力去了解华为的所谓“员工所有制”模式如何在实践中起作用，以及所有权如何转化成企业领导和决策。华为一再声称，这是一个私人员工拥有和控制的公司，不受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众议院所得到的信息与华为对此结构的描述不一致，许多分析师认为，华为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它所有的股权持有者的共同控制，而实际控制人是管理层的一小部分精英，因此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公司结构的进一步信息，列出公司的十大股东，但是当时华为拒绝回答。
　　在调查报告发布六年后，如果把美国政府试图从华为找到答案的几个关键问题，摆到其他中国龙头企业面前，它们是否已经有完善的应对方式？诸如：
　　- 公司的历史和管理结构为何？是否最初与中国政府、军队、共产党有联系？
　　- 中国政府或共产党如何对企业的决策、操作和策略施加控制或影响？程度为何？
　　- 作为国家龙头企业，是否受到优待或者特殊的待遇和财务支柱？
　　- 每个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母公司如何影响美国子公司在美国的业务？
　　- 公司是否遵守法律义务，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和（遵循）国际制裁制度（例如对伊朗的制裁）？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华为所面对的质疑，也是未来中国企业扭转形象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内视“不透明”或“半透明”为常态，对于利益冲突的观念薄弱，都是与国际商业规则接轨的挑战。
　　就拿华为否认得力于中国政府的财政撑腰来说，《中国网》（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支持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提供的信息网站）曾经在2005年报道：华为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100亿美元的授信额度，用于资助海外扩张。当时华为执行副总裁胡勇表示，华为计划在与国有银行签署为期五年的信贷额度后，将其海外销售额从2004年的22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40亿美元。这则新闻还指出，获得国家资金将有助于华为与爱立信、思科、以及中兴通讯等上市公司竞争。
　　不少中国和美国媒体认为，针对美国对中兴和华为“用刑”，中国可能转而对苹果下手。很多人指出，美国不让华为在美国境内卖手机，而苹果公司在 2017财务年度销售额中，大约20％（450亿美元）来自它的第二大市场中国。
　　但是这个对比恰当吗？苹果对于中国用户者的信息，和苹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是否与华为与美国用户的关系，以及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一定可以对等吗？
　　在2015年和2016之间，苹果公司收到至少11个由美国地方法院根据1789年《书面命令法案》而颁布的命令，其中大多数试图迫使苹果“利用其现有功能，从锁定的、使用 iOS 7或更早操作系统的iPhone中，截取联系人、照片和电话等数据”，以协助进行刑事调查和起诉。苹果公司拒绝服从，因此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簿公堂。
　　试想，如果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即使是民营企业，接到政府的指令后需要呈交数据，有哪一个敢有能力、胆量、甚至渠道对政府说“不干”？
　　透明度和信息披露
　　中美贸易战目前仍然在你来我往、彼此揭底的阶段，但是我们应该避免以“五十步笑百步”的逻辑来看待双方的立场。有人可能认为美国政府有能力以政治手腕干预了AT&T和Verizon对华为的商业行为，不就显示了美国政府也有牺牲通信产业的数据保密的可能？
　　根据《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供应链受中国威胁的分析》，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向美国信息通讯技术公司施压，要求交出源代码、在中国服务器上存储数据、投资中国公司、并允许中国政府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进行安全审计。在爱德华•斯诺登2013年的指控称美国政府利用美国的一些技术公司监视外国政府之后，中国政府开始调查微软、苹果和其他美国科技公司。一些中国媒体呼吁“去思科运动”或抵制思科产品。
　　2013年6月，《中国经济周刊》发布了一则封面故事，点名八家美国公司（苹果，思科，谷歌，IBM，英特尔，微软，甲骨文和高通），标题是：“美国八大金刚在中国无缝渗透”，而该期的封面并列了一帧美国在二战期间警告德国间谍活动的海报，和周刊对该图的改版，显示一名士兵的头盔加盖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徽章，影射这八家美国企业可能与美国国家安全局互通声息。
　　这份报告指出，“八大金刚” 指射八国联军，而中国目前的言论修辞经常依附在反帝国主义、爱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之上……2014年德国《明镜周刊》和《纽约时报》周刊报道了更多美国国家安全局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不久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针对美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包括高通和微软）开展反垄断调查，禁止在政府电脑上使用Windows 8，并对苹果iPhone安全性的提出质疑。针对这种压力，苹果已承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然而不论中美政府彼此如何质疑，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势必要面对它们与政府关系的疑问，也同时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在国内，与政府的牛关系是给企业加分，到了国外却经常变成减分。
　　2012年美国众议院的调查报告发布后，《华尔街日报》引用华为美国子公司发言人说：“这其中的政治心机是直戳中国的眼睛……”
　　换成是我，我会避免陷入同样的“中国企业=中国=中国政府”的逻辑。目前国内围绕着“中国芯片”燃烧的爱国情绪，可能不自觉地重复加深了中国高新科技必须通过“民族工业”来实现的刻板印象，这其实对于中国想要欧盟和美国承认“市场经济”地位没有帮助。
　　同时，从历来美国政府对于华为的观察，还有中兴最近因为对美国商务部的不实呈报而被激活禁售令，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功力上还有待努力。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前，应该厘清界定在商业运作中与政府的关系，并且使之更为透明，对于关联方的定义需要更明确，对于“利益冲突”的概念有深耕的规范，面对华为曾经面对的质疑必须事先准备应对方案，最重要的是不能把华为在美国受挤兑的经历，简化为一场简单的政治干预，而错失了企业可以借此成长的机会。

来源时间：2018/5/3   发布时间：20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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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洪岩 盛柳刚  来源：FT中文网

　　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在最近两月中逐渐升级。四月初美国商务部发布“301”调查裁定中国侵犯知识产权，拟对中国出口美国的HS8位海关产品代码下1333种产品征收25%的关税。同日，中国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宣布对大豆、汽车、飞机等234种自美进口产品征收等额关税。近日，特朗普表示，将派财政部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以及贸易顾问纳瓦罗访问北京，与中国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谈判在即，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双方的500亿美元商品名单，用经济学进口需求价格弹性方法和2017年两国的双边贸易来估计双方的出口损失。如果说500亿进口商品名单是两国的牌面的话，我们的量化研究可以一窥双方的底牌，看看到底谁的关税政策杀伤力大。
　　我们的量化研究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即使中美贸易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但如果贸易争端不再升级，双方的总体的出口损失可能是非常有限的。贸易战也不会改善目前的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第二，虽然中国比美国出口绝对值受损略微高一些，但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是美国对中国出口额的两倍多，所以美国相对受损即对中国的出口降幅更大。第三，两国受损的行业差异非常大。美国受损相对集中，其农场主将是美中贸易战最大的受害者。虽然中国的机械、电机设备和光学照相医疗精密仪器等行业是主要受损者，但由于美国301名单覆盖的产品广，单个产品的损失并不大，而且多是工业中间品，受损的不止中国，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其他国家也会分担损失。同时由于在高端制造业里外资企业比较多，它们受损比中资企业严重。总体而言，贸易战打响的话，美国的痛感会更明显。
　　在具体展开讨论计算结果前，我们以美国针对中国的关税为例简单描述一下估计方法。首先，我们将美国的“301”调查的预征关税的HS8位代码下1333种产品名录与中国出口美国的数据匹配起来。因为中美双方的产品只有在HS6位代码下才能匹配，我们按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HS8位码产品的权重计算HS6位码产品的预征关税，然后将HS6位码下的美国预征关税与中国的出口数据匹配起来，并利用美国各产品（HS6位码）进口量对关税的弹性计算对应的关税上升导致的中国出口下降量。在假设中国出口离岸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得出相应产品出口额的变化。如果计算得出的产品出口额下降超过2017年的出口额，即当估计的出口下降超过100%时，我们假设高关税实施后该产品中国对美出口额为零。
　　假设出口离岸价格不变意味着我们主要考虑美国提高进口关税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量的影响。虽然中国出口离岸价格很可能会因关税提高而下降，导致我们低估关税对出口额的影响，但出口价格下降也会部分抵消高关税对出口量的负面作用，因此假设出口价格不变不仅仅方便计算，也是一种基准状况以便分析。从世界银行提供的进口弹性数据来看，中国和美国各产品的进口弹性的中位数都接近1，所以对于没有进口弹性的产品，我们使用1作为进口弹性基准来计算。这种利用弹性计算局部均衡下贸易额变化的方法也被各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广泛采用，用来量化分析当关税或贸易壁垒下降对贸易的提升作用。我们使用的弹性系数即来自于世界银行。
　　当我们匹配美国的“301”拟征关税名单和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后，有144种产品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在2017年为零，实际涵盖的产品2017年自中国进口总值大约463亿美元，这与美国商务部宣称的是500亿美元是基于2018年估计的进口数据说法一致。当我们匹配中国的拟征关税名单和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产品时，实际涵盖的产品2017年自美国进口总值大约474亿美元，但是234种产品中的73种2017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为零。由于中国名单上覆盖的产品远远少于美国名单上的产品，所以美国的名单虽然打击面广，但却不及中国名单打击的力度集中和具有针对性，这说明中国选择关税报复时的策略是“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办法。
　　我们的计算表明，中国对美出口损失绝对值略微大于美国对华出口的损失。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约111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减少约91亿美元。（如果允许单个产品出口额下降超过100%，即负出口相当于进口，则中美两国的出口损失分别为161亿美元和106亿美元。）但是，由于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高达4130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304亿美元，因此贸易战将导致中国对美出口下降约为3%，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将下降7%。从两国双边出口下降幅度来看，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来说可能只是一阵冷风，但对美国出口中国的企业来说却是凛冽的寒冬了。不过，由于两国都是贸易大国，2017年中国和美国商品出口总额分别高达2.2万亿美元和1.5万亿美元，因此贸易战对中国和美国总出口的影响只有0.5%和0.6%，所以对两国的总出口影响不大。同时，根据我们的基准计算，中美贸易顺差将下降20亿美元，这说明特朗普想通过贸易战来降低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不现实的。
　　中美两国贸易战对行业出口的影响非常不同。就中国而言，受损失最大的三大行业是机械机床器具、电机电气音箱电视设备、光学照相医疗精密仪器（HS两位代码分别为84、85和90），分别占对美出口总损失的43%、34%和10%。可以看出，美国301调查制裁对象并没有瞄准中国传统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纺织和家具，反而把枪口对准了中国相对高端的制造业，也就是中国工业制造2025强调中国未来需要发展和加强的高端行业，这一点与我们之前在FT中文网的文章《“瞄准未来”的美中贸易战》中的观点是一致的。由于中国对美出口量大，这三个行业的对美出口相对于2017年的水平降幅不高于5%，所以即使是这三个行业的中国企业也应该承受得了美国的高关税。

　　对美国而言，受损失最大的五大行业是以大豆为代表的植物果实和饲料、车辆及其零件、塑料制品、铝制品和谷物（HS两位代码分别为12、87、39、76和10），分别占对美出口总损失的34%、30%、9%、5%和5%。跟中国受损的主要是工业中间品不同，美国受损的主要是农业和汽车行业。由于农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价值链短，因此美国农场主将被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重创。比如以大豆为代表的植物果实和饲料行业，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约为130亿美元，贸易战如果真的打响，该行业美国对中国出口将下降24%。类似的，出口到中国的谷物、棉花、肉、水果也将分别下降33%、24%、25%和15%。而美国的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几乎会完全失去中国这个市场。虽然美国农场主可以选择出口到其他地方，但中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市场之一，如此大幅度的出口下降对美国农场主的打击力度将是灾难性的。
　　由于美国针对中国的产品大部分是制造业里的中间品，而这些产品很可能是全球生产链的一部分，从价值链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出口损失可能比面上的数字要低不少。首先，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约111亿美元当中，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承受的损失分别占49%和44%。而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原材料和上游中间品都是从国外进口，产成品销往世界各地，所以加工贸易里中国本土的增加值要显著低于一般贸易。美国对这些产品征收高关税，部分成本将由参与到加工贸易里的上游其他国家承担，中国的损失自然就小一些。其次，从企业所有权属性分类来看，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中国）私有企业、国有和集体企业分别承受的损失是43%、14%、34%和9%。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损失加起来超过一半，主要原因是在高端制造业中外商比例比较高的缘故。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5年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地包括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美国、韩国和台湾，因此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也会对在华生产的其他国家包括美资跨国企业造成损失。
　　中国不同企业类型出口损失比重

　　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可能受损严重的省份都在东部沿海区域。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福建分别承担的中国对美出口损失比例为23%、21%、13%、12% 、7%和5%。这些省份出口依赖度高，受贸易战影响会比较大。但是由于这些省份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承受能力比较高。美国受损严重的前六个州是路易斯安娜州、加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它们各自承担对中国出口损失的比例分别为19%、16%、15%、10%、8%和8%。这里面除了西部三州，路易斯安娜州、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都选择了特朗普，因此贸易战也会伤害到特朗普的选民。
　　以上的分析表明，如果只从出口的角度来考虑，中方的牌底赢面要高于美方的牌底。但上述是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到消费、工资、价格等一般均衡的影响。笔者（盛柳刚）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郭美新和陆琳合作发表在《亚洲经济论文》上的一项基于多国多行业的一般均衡分析研究表明，如果中美两国对所有商品相互征收45%的关税，将会给双边贸易造成毁灭性影响：18个可贸易部门中有一半的双边贸易会下降90%以上。但美国将是贸易战的最大受害者，最差的情况下产出和真实工资将下降1.08%和0.75%。中国最差的情况是产出下降1.36%，但真实工资下降幅度略小，约0.37%。
　　中美两国不仅仅是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两国之间不断升温的贸易争端，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中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目前已经成为威胁全球贸易和经济复苏的重要风险因素。和则两利，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五月十五日美国就关税政策召开听证会前达成一致，并撤销之间的关税威胁，将非常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复苏。

来源时间：2018/5/3   发布时间：2018/5/2

旧文章ID：16096

作者：  来源：世界日报

　　5月正逢“亚太裔传统月”，联邦人口普查局1日发布最新亚太裔数据，显示美国亚裔总人口已达2140万，其中以华裔美国人(包括台裔)最多，超过508万人。但在收入方面，华裔家庭收入中位数约7万2800多元，稍低于亚裔家庭收入中位数。此外，亚裔依旧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裔。
　　华人在2016大选年参与踊跃，根据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最新亚裔投票率，亚裔投票率为49.9%；打破2012年大选亚裔投票率47.9%的历史高点。
　　人口普查局指出，截至2016年最新数据，亚裔美国人已达2141万9159人，其中加州继续以661万多的亚裔人口居冠，其次为亚裔191万多的纽约州和153万多的德州。依照族群，华裔依旧以508万1682人居首，包括逾488万华裔(不包括台裔)和19万3642台裔；其次分别为412万多人和391万多人的印度裔和菲律宾裔。
　　从家庭收入中位数来看，亚裔家庭收入中位数以7万9653元继续领先其他族裔，其次是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6万1349元。不过，亚裔社区内部族群的收入中位数差距较大，家庭收入中位数最高的印度裔超过11万元，其次为收入中位数逾9万元的台裔家庭(Taiwanese)，华裔家庭(不包括台裔)稍低于亚裔平均值，约7万2827元，而孟加拉裔则只有4万6806元。另在个人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上，台裔以4万9112元居冠，印度裔则为4万8127元，华裔(不包括台裔)为3万7275元，稍高于亚裔平均值3万4031元。
　　亚裔依旧是全美教育程度最高的族裔，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25岁以上亚裔占53.2%，远高于全美31.2%的平均水平。从单项数据看，印度裔与台裔受教育水平最高，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均超过40%，另有逾32%为学士学位。而持本科与研究生以上学位的华裔相较持平，分别为26.7%和28.5%，不过研究生以上学位比率都高于亚裔平均值的23%。同时，亚裔多集中在教育服务、健保和社会援助，以及科学、管理及行政行业，占比超过39%；其中华裔(包括台裔)从事教育服务、健保和社会援助的占比较高，印度裔在科学、管理及行政行业占比更高；另在政府工作的亚裔仅占11.5%。
　　此外，亚裔贫困率为11.8%，比去年降低0.2%。其中华裔贫困率达15.5%、台裔11.9%，均稍高于平均水平。

来源时间：2018/5/3   发布时间：2018/5/1

旧文章ID：16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