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立伟  来源：FT中文网

　　近期中美贸易战风险骤然上升，但同时，相关背景更需要追溯。一直以来，美国希望中国通过市场开放成为自由社会的一员，并将中国纳入到美国制定的亚洲政治秩序框架以及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网络之内。但是，这些目标无一例外地未能成功。相反，中国正在通过自身的制度性优势向美国占据垄断地位的高端产业进军，并通过一系列战略将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对自己的霸权构成了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攻击性政策，包括贸易战，加强与台湾关系，让更多对华鹰派进入白宫等。人们无法判断这是特朗普的战术性恫吓还是战略性调整，更多人担心这是美国打算与中国“摊牌”。这种政策的暧昧性也让两国的“猜忌”加深，稍有不慎，可能会彻底花光两国长期储备的信任储蓄，这将会是噩梦的开始，特朗普打开的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一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在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制定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世界各国纷纷效仿，以邻为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现在特朗普在全球化方面的倒行逆施，有导致历史重演的风险。二战之后，美国大力建设包括WTO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美国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大获其利。1970-2000年间，美国对在经济与科技方面的挑战者日本进行了持续的贸易打击。
　　进入21世纪后，全球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使得中美经贸关系具有了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美国企业与消费者在这种关系中受益匪浅：中国向美国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而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赚取巨额利润。在这期间，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起到巨大影响力的美国三大主体，即跨国公司、依赖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的企业、经营进口商品的商贸企业（代表消费者），都受益于中美贸易，华尔街也在中国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得到很多。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因为制造业受损而失去工作的低技能工人，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成为一股必须正视的政治力量，特朗普就是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步入白宫的。一般而言，消费者或受到冲击的工人无法组织成一个可以游说并施加强大政治影响力的集团，但是，当这些低技能工人的规模越来越多，并表现为贫富分化加剧，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后，他们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得不被统治者所重视。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被中国所剥夺，尽管这并非事实，但这的确是政治。
　　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精英对中国的发展也开始忧虑，因为这一切与他们最初设想并不相符，中国被视为美国的巨大威胁。在这种情绪主导下，奥巴马时期美国精英开始就中美关系展开大辩论大反思，遏制中国的观点占据上风，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未被这种思潮完全主导。2016年10月，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比起一个成功崛起的中国，美国更惧怕一个被削弱、受到威胁的中国。他对中国使用了软制约的手段。
　　特朗普迎合了美国人对于恐怖主义、移民、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的焦虑而上台。他也将美国受到全球化冲击的底层与一些美国精英的反华情绪带到了白宫，再加上他周围充斥着太多的鹰派官员，所以，这一次是由白宫吹响集结号，“修理”中国成为美国的政治主流，国会里面也几乎找不到支持中国的朋友。
　　其次，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跨国公司曾经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护航者”，他们在华盛顿能够发挥很强的政治影响力，维持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但是，从过去几年看，这些公司对中国的态度因为经营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政策无序的变化以及改革方向的迷失，使得经营预期不稳定；另一方面，是本土企业的激烈竞争，中国企业开始具有技术和价格等竞争力，跨国企业的优势地位逐步瓦解。
　　其三，中美正在形成难以调和的冲突：一直以来，美国想借助占据优势的跨国公司与白宫的外交、贸易政策配合，把中国纳入到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网络中，但是，中国现在并不满足于在这一分工网络中的中低端地位，而是通过制定《中国制造2025》等规划，鼓励创新，向美国公司占据优势的领域发起挑战。特朗普政府感受到竞争压力与生存环境的变化，不得不对中国的产业升级进程进行阻碍，以延缓中国的产业升级计划，或者使其失败。
　　现在，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并不意外。实际上，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就发动了对华“经济冷战”，提出竞争中立原则，要求消除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特权，通过签订国际性的气候变化公约，对中国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制约。奥巴马也长期将网络安全作为中美间重大议题之一，旨在打击中国通过黑客盗取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与核心技术，等等。美国的这些诉求最终通过TPP成为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对中国形成了压力。
　　奥巴马时期没有对中国发动经济“热战”（但对华反倾销频率大幅提高），主要因为当时西方处于经济危机之中，需要全球各国团结起来联手应对危机，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支持。 此外，奥巴马致力于维护全球化秩序，对气候、核不扩散以及自由贸易等极为重视，不会贸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特朗普认为美国的问题是由全球化造成的，因此，必须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让美国再次伟大，用单边主义取代自由贸易政策，并退出了TPP。其次，美国经济出现了具有坚实基础的复苏，失业率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美国有底气发动贸易保护主义，试图通过“再平衡”转嫁经济调整的责任，让中国等顺差国为美国买单，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
　　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即使是希拉里2016年战胜特朗普入主白宫，也会在经贸领域直接向中国发难，中美贸易战无法避免，不发生才是奇怪的事情。
　　二
　　在奥巴马发起TPP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一个新常态，需要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由注重增长速度转向重视增长质量。通过加大对外开放，引入国际化的市场规则与更高水平的竞争，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形成第二次“入世”的“红利效应”。
　　2017年7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重点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就此做出全面部署。“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但是，这些设想并没有及时实现。或许因为中国想与美国达成关于开放的一揽子方案，比如在奥巴马时期就着力推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但美国对此要价太高，同时中国还未做好准备。因此，中国设立诸多自贸试验区，做好开放前的准备工作。
　　在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上台后，中国想继续推动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但被拒绝。现在，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了就贸易与美国谈判，避免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并在今年“两会”前通知了美方。但是，美国却趁机发动了贸易制裁，其目的是为即将启动的谈判增加筹码，试图勒索更多好处。
　　应当说，中美双方在中国加大开放力度、降低关税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原则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引入竞争、鼓励创新所必须的制度建设。而且，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今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也向世界宣布，中国会推出“可能会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举措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要在金融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保护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扩大进口四个方面。
　　但是，美国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威胁手段逼迫中国屈服，这为两国的谈判增添了变数。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时机看上去是精心挑选的。首先，特朗普政府在中国准备与之谈判并且双方决定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时出手；其次，对特朗普与共和党而言，艰难的中期选举即将在11月开始，特朗普似乎有意将中国主动的“开放政策”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诠释”为对自己的“让步”，从而取悦选民。从这个角度判断，特朗普可能更倾向于最终与中国达成妥协，否则，一旦陷入相互报复的贸易战，也会影响共和党选情。
　　但是，特朗普的鹰派团队可能希望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中国屈服，形成塑造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一个规矩和先例，从而在战略上降服中国，也让世界感受到美国的余威犹在。但中国不可能接受这种“霸凌”。首先，美国漫天要价让谈判丧失基础，中国不可能接受屈辱性的要求；其次，如果中国向“霸凌”低头，美国不仅会对中国得寸进尺，也会继续破坏国际规则，并威迫其他国家顺从。因此，在美国没有收回各种无理要求之前，中国不可能与之谈判，并会报复美国任何挑衅的行动。
　　特朗普把国家当作公司来治理的方式，导致对华贸易战是由情绪主导的一次缺乏经济与外交常识的“暴走”。由于中国迅速进行了对等回击，这让人们开始担忧局势可能失控，因为，特朗普并未预料到冲突带来的挑战，也不知道如何熟练地控制局面。相反，他可能在民意支持率上升的背景下，像一头疯狂的公牛一样与中国斗争到底，他可能继续打出台湾牌。美国的鹰派可能会选择大胆的冒险，甚至包括军事冒险。
　　从技术角度看，对于美方撰写对华“301调查报告”，中国缺乏针锋相对的集中反击。事实上中国也应该制定中美经贸报告，通过数据、政策和案例向世界表明：首先，中国在双边贸易中虽然存在巨额顺差但被夸大，如果按照附加值算，中国顺差会大幅缩水，考虑到通用、苹果等大量在华子公司盈利情况，美国在双边经贸中获利更多；其次，美国对中国商品与投资限制更多，安全审查部门和程序过多，设置了太多非市场壁垒，美国没有资格指责中国；其三，中方做到了对外资不以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门槛，大部分技术转让是市场行为，不应该将市场行为归结于政府干预，等等。
　　美国在中国并未违背WTO规则的前提下，利用本国法律，通过一系列故意模糊的指责，向中国施压，这是不讲理的行为。美国要求“对等”原则，却使用威胁手段大搞地位不平等；特朗普指责中国政府干预市场，却要求中国政府帮助减少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这些行为混乱、矛盾且不严肃，事实上，即使要求与中国谈判，美国也缺乏一个具有唯一性与权威性的代表团队以及统一的立场。
　　而美国经济调整将对中国产生长期甚至是战略性的影响，这是麻烦的开始。
　　除了两国在科技领域竞争之外，特朗普的政策存在一个极大的风险：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减税，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军费支出，债务规模也在加速上升。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债务水平3月15日首次触及21万亿美元，自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职以来债务增长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从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3月28日，联邦债务增加了惊人的6210亿美元，而同期实际GDP增长为1100亿美元。
　　可以想象，特朗普面临着刺激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他想扩大美国出口，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吸引更多制造业工厂，而如果他的政策不能让经济实现繁荣并扩大税基，美国财政赤字会加速放大，美国面临持续衰败的危险。
　　假如美国成功实现了繁荣，资本大规模向美国流动，会对高杠杆率、高资产价格的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产业转移也将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挑战。但是，如果特朗普的政策不能像里根“供给侧革命”那样成功，迎来新经济时代，而是惨遭失败，一个衰弱而更加敏感的美国可能会陷入更激进的民粹主义，并将矛头对准中国，这会极其危险。
　　因此，中国有必要持续有效地推进去杠杆工作，以更多手段巩固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分配正义，扩大消费，继续夯实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基础，迎接新时代外部环境巨变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应巩固与提高与周边国家的全面联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一个稳定的区域环境有助于减轻地缘政治风险。
　　三
　　早在2015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发表过《修改美国对华战略》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对中国应从支持与合作转变为施压与竞争。特朗普上台后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直接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国家”，并断定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来临。
　　在过去几年，美国人不断反思自己国家衰落的原因，形成了三个共识：其一，地缘战略失败，在中东投入数万亿美元后收获了更多的恐怖主义与难民；其次，经济失败，不仅爆发了金融危机，经济结构也问题重重；其三，中国迅速崛起并在全方位挑战美国的影响力。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将前两种失败归因于领导人的无能以及体制的腐败。因此，他曾根据自己的直觉想要“联俄制中”，并大刀阔斧地重振美国经济。但是，由于在竞选期间有“通俄”嫌疑，特朗普接近俄罗斯的努力面临困难。
　　于是特朗普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重振美国经济方面，退出TPP。在亚太地区，他用尚显模糊的“印太战略”取代“亚太再平衡”。事实上，奥巴马时代与中国“下围棋”，特朗普现在更像是与中国“下象棋”，他是现实主义者，喜欢直接看到结果而不是一项宏大而长期的战略。但他与奥巴马都面临同样的困难，即美国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撑其对华地缘战略。如果奥巴马时代还能以价值观凝聚盟友，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则只相信美国的军事实力，他大幅增加军事投入，这看上去是对中国示威。
　　特朗普喜欢用“恐吓”来换取别人让步，甚至盟友也不放过，试图将过去单方面由美国提供安全与经济稳定秩序的盟友变成对等的伙伴，不允许继续“占美国的便宜”。这些政策直接或间接伤害几乎所有国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想法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的他并不可靠。因此，他想要发起针对中国的“冷战”似乎缺乏足够的盟友。他现在与欧洲联合起来孤立俄罗斯，但也可能借机接近俄罗斯。他也在游说欧洲一起强化隔离中国的技术壁垒，并共同指责中国“非市场经济”的行为。中国应该在朝着市场化方向加速改革，与欧洲一起维护现有的多边全球化体制。
　　作为商人的特朗普更在意“公平、对等”的原则，其过于狭隘的理念是“不让别国继续占美国的便宜”，以及通过经济结构调整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不是推崇意识形态。尽管他对“冷战”可能兴趣不大，但他周围充满了一些极端鹰派，希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与中国进行全面斗争。未来两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这些人在特朗普决策中扮演的角色。
　　“冷战”是一种敌对双方处于霸权竞争的状态，但中国并不敌视美国，更没有想与美国争夺霸权，美国也仅仅猜忌和防范中国。因此，认定中美进入“新冷战”是一种懒惰的思维，在一个似乎全民喜欢谈论国际政治阴谋的国家，中国应该防止这种声音摆上台面。
　　事实上，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依然是猜忌和防范中国，在本质上与奥巴马时期和小布什时代初期一样，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差别。就像布热津斯基所说，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美国应对此给予高度关注，但是，“美国既不能采取遏制政策，也不能迁就”。
　　在传统的遏制与接触、竞争与合作的对华战略中，两极之间存在巨大的空白地带，并不会一下子跳跃出去直接发动“冷战”。面对中国的兴起，特朗普的政策依然在框架之内，尽管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内的战略失败了，但是，面对一个与美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独特大国，美国暂时也没有遏制与接触之外的选择。
　　通过对华进行“301调查”，特朗普试图用“规制”的方法主动、直接塑造中国，这与奥巴马通过TPP另起锅灶是不同的“施压”方式。首先，特朗普政府在相关规则上的施压，实际上与中国的改革目标大体一致，有利于国内加速推动改革；其次，中国与特朗普政府有谈判机会，而奥巴马政府直接用TPP屏蔽掉中国；其三，此次贸易争端并未超过中美历史上几次类似事件的激烈程度，尤其是考虑到这是一次姗姗来迟且在中国拥有巨大顺差的背景下、由一名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发起的贸易争端。
　　在美国“规制”中国以及双方博弈的适应性过程中，两国将共同塑造新“中美关系”。这是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为中国迈向现代化提供了适当的外部压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可能会“骚扰”中国，使得中美关系处于碎片化状态，但整体上依然会保持一定稳定性。新型大国关系绝不是通过一次领导人会晤、一个文件的签署就能形成，需要长期探索和塑造，双方正处于这一进程之中，没有必要视之为“冷战”，但是如果两国出现重大误判，的确有滑向对抗的可能。
　　这也表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沟通很重要。而且，借助于朝鲜问题会谈、贸易谈判等，两国应该逐渐建立起新的战略对话机制，或者说重启战略对话机制 。在以结果为导向的原则下，中美合作有助于两国在探索形成新型大国关系时不会发生误判，将竞争控制在框架之内。
　　经过不断冲撞，特朗普应该清楚，不管是重塑地缘政治秩序，还是经济结构调整，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通过恐吓一蹴而就，美国如果想要成功，必须与中国合作，对华采取单边主义会冒“双输”的风险。目前，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历史性机遇就是中美双方合作的产物，这在过去几十年是无法想象的。中国也准备好了“全面开放”，美国企业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市场开放中受益匪浅。但是，如果特朗普不能在对等的基础上合作，他将后悔莫及。
　　“老道的美国领导力是世界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我们缺乏前者，而后者正变得越来越差。”这是布热津斯基去年5月离世前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最后一段话。特朗普应该在对华合作中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全球秩序稳定的重要性，增强自身领导力。美国对全球秩序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使得美国抽离也会让自身深受其害。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要认识到以前只走上层精英路线的“对美外交”应该改变，应该扩大两国民间之间的正常交流（中国留学生炫富、中国人在美购买大量住宅一定程度上传递了一个不真实的负面形象），推动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的不同层面的经贸与文化合作，避免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继续恶化。其次，中国不应急于与美国经济脱钩，目前双方的确存在贸易摩擦，但合作共赢应该是一个需要坚持的原则，斗争是为了更公平的合作。其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要大幅增加透明度与公开性，否则会被怀疑中国进行价值观渗透，这也要求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其四，中国糟糕的媒体政策导致客观理性的传统媒体失去读者，为了流量通过渲染制造噱头的自媒体大行其道；这些媒体总是将中国的成功视为对美国的成功，将中国的失败视为美国的破坏，将两国正常的关系搞成“两国演义”；美国人看到中国“小报文化”主流化，尤其很多学者或者“网红”为了名气也加入其中，也难免会对中国的动机产生怀疑。
　　最重要的是，要将目前的贸易纠纷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一次契机。去年7月举行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习近平在会上表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开放促进中国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如果中国依然是一个落后国家，缺乏规则与信用并不会造成太大国际影响，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需要以更文明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中心，何况中国本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
　　四
　　最终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是科技创新能力，而这又需要以制度比拼为基础，“制度高于技术”。在这方面，美国成功的历史已经表明它的制度与环境在全球最适合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效仿美国，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建立一个法治的基于规则的自由竞争市场，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企业家精神，等等。
　　但是，美国看不到中国正在推动的这种趋势，而是担心继续以往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政府作为一股主导力量，通过举国体制突破科技瓶颈，并且试图通过盗取别人的技术来发展自己。这些印象是美国企业与美国人对中国好感恶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最担心的地方，因为双方不是公平竞争。
　　当然，美国在其垄断的高科技领域突然缺乏信心，主要是基于自身的处境。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开始思考自己的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反思全面而且深入，这是美国强大的原因之所在，也是中国所不具有的能力。
　　美国认为自己经历科学革命摘取“低垂的果实”后，进入了“科技高原”，遭遇创新瓶颈，从而面临一场长期的“大停滞”。但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科学攻坚，而美国企业越来越难以承担高昂的研发成本，这意味着当美国科技创新步履维艰的时候，具有后发优势的中国在跑步前进，两国之间的差距会很快缩短。
　　美国也关注到自身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不断下降的趋势，对去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尽管美国在高科技研发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制造业的衰落将会在长期内侵蚀美国的创新能力，导致美国竞争下下降。这是因为制造已经成为一项知识型工作。在创新链上，制造与创新已经密不可分，当美国将电子制造业外包给亚洲（尤其是中国）时，可能导致创新链的迁移。“产业公地”（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工程制造能力等能够支撑行业发展关键能力的集合）理论认为制造业衰落将导致产业公地的衰败，从而让美国的创新失去基础，陷入恶性循环。
　　几年前，美国、中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国家纷纷推出新工业革命计划，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只是诸多国家中的一份。或许因为中国在所有工业国中处于最低端位置，因此，进步空间相对比较大，从而让处于高端的发达国家感到威胁。他们担心，中国一旦掌握了先进技术，会以规模和价格优势削弱所有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地位。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有观点认为，在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中，一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只会对自己有利，但会损害他国的利益。也就是说，中国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而这种现象，往往发生在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中国正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现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机遇出现，加速了美国对中国出手。随着5G技术的成熟，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特征就是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与网络化，也就是万物互联，相关的基础共性技术逐渐成为新的技术高地。在这方面中国具有优势，中国是信息电子产业制造业中心，将享受这一轮技术变革硬件需求的红利，并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在产业链上越来越多的占有重要位置。其次，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制造业工厂，工业互联网的普及将产生更多的数据，中国将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强化自身工业的创新与效率。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在制造业变革当中占据了主导权，也相当于掌握了新兴产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权。
　　美国正在与中国争夺5G时代的主导权。笔者不久前在《中美竞争中的中国劣势（上）》就指出，贸易战可能迫使中国设计代工企业（ODM）向境外，尤其是向美国转移。以富士康为代表的ODM企业是中国发展电子制造业完整产业链的关键，ODM企业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并培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熟练的技术工人。一旦此类企业搬走，将冲击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如果转移到美国，将会在美国形成新的产业链与制造中心，让美国在万物互联时代实现软件与硬件的结合。
　　电子制造业在中国出口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大部分是由台资企业完成生产。中国证监会已经通过了富士康在A股上市的申请，而在中美贸易战的当下，美国商务部掌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宜恩（Ian Steff）赴台积电总部会晤董事长张忠谋，或许动员他去美国投资。在美国与盟友封堵中国半导体业发展的游戏当中，台湾是比较薄弱的一环，美国似乎想通过游说台湾企业动摇中国大陆在信息电子产业制造中的统治地位。此外，美国还以安全为由，将在5G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的华为公司完全阻挡在美国市场之外。
　　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个方面对付中国有一个清晰的线路。首先，认清了自身不足：科技创新遭遇瓶颈，制造业外包给中国，新一轮产业变革依托于制造业的智能化，中国占据优势地位。其次，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延缓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势头，鼓励企业投资美国制造业。其三，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垄断联盟扼杀中国企业在市场上通过合法手段获取技术的通道。其四，对中国政府利用财政资金支持技术研究的做法进行阻拦。
　　中国首先要认识到，美国在经济低迷期容易低估自身技术竞争力，实际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依然拥有全球霸主地位。1980年代日本丰田、索尼、东芝等大量日本企业在技术上挑战美国企业，并涌入美国市场，现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自己品牌的高科技产品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中国的创新基本聚集于商业领域并具有高度本土化的特征，无法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
　　其次，中国一定要集中精力发展实体经济，为制造业提供稳定的环境，关注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一个工业国的竞争优势主要靠中小技术企业（尤其是隐形冠军）完成。中国企业在中低端领域具有产业链与生产效率的优势，但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成本也越来越高。在过去几年，中国执迷于金融、地产，现在又热炒主要集中于服务业领域的“独角兽”。这些公司很大一部分是以技术公司面目从事最传统的产业，甚至某些公司在政策溺爱之下，滥用市场垄断地位。如果他们回归A股制造的暴富效应，将继续在从金融环境到价值观等各方面干扰实体经济发展，而真正需要融资支持的中小企业反而没人关注。
　　其三，中国巨大的市场为企业投资于技术创新提供了有足够吸引力的保障。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在装备行业的技术进步就有赖于市场需求的旺盛，现在中国成为汽车、电子产品等全球最大的市场，可以摊薄研发成本，降低创新风险，再加上中国已经具备全球最齐全的工业门类以及完整的产业链，为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机遇。
　　其四，中国应该加快改革速度，让政府（尤其是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地方政府）减少干预市场，实现市场独立地位，推动法治建设，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开放和自由、公平的竞争，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与改革，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有系统性的政策、机制与执行效率，既是为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激励环境，同时也避免授人以柄，让整个西方不停地对中国指指点点，并拖累中国企业在国际投资中遭受不公平的审查与障碍。
　　特朗普政府通过“301调查”威胁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征税的做法，让中国人看清了美国阻碍中国产业升级的意图，这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凝聚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与前进动力，进一步强化中国几十年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遏制代表着国家间的长期竞争，只要继续发挥拼搏精神，中国一定会在科技领域创造更多奇迹。
　　（注：作者是资深财经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8/4/12   发布时间：201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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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刚  来源：世界知识2018年第8期

　　尽管更为尖锐的美中之争一定会发生，但它并非根本性的战略对撞和意识形态冲突，而是国家利益之争，管理得好尚可保持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稳定，管理得不好美中双输，全世界跟着遭殃。

　　2018年3月的一天，在北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薛理泰先生。
　　薛理泰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在那里工作已超30年。他的文章经常见诸华文媒体，以观点犀利著称。他所预言的中美南海之争、朝核问题激化、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剑走偏锋”，乃至中美贸易摩擦，后来纷纷成为现实。
　　见到薛先生那一天的北京，空气质量不佳。头天，特朗普刚刚签署备忘录，宣布要对中国6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中方发出了“奉陪到底”的强音，并将首批30亿美元报复清单昭告天下，一场“贸易战”雷声滚滚。而此前不久，特朗普签署了“与台湾交往法案”，给中美关系政治基础造成严重损害。
　　同期，美国加紧同朝鲜、韩国接触，筹备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晤，甚至把美朝韩三方首脑会提上议程。几件大事的同时发生进一步表明，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周边环境在急速变化。
　　中美“新冷战”？
　　我没有就贸易战谈贸易战，而是把问题指向宏观的中美关系：有人认为，这场“贸易战”实际是个转折点，标志着中美之间已开始进入“新冷战”状态，甚至滑入“修昔底德陷阱”了。您是否也这样看？
　　薛理泰回答，总有人喜欢拿“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喻示中美关系的未来，这种思维方式“食古不化”。源自2500年前古希腊时代斯巴达和雅典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而在热核武器时代，中美都是核大国，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两强既斗争又妥协，战争和冲突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最终选项。
　　“但‘老大’与‘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终归是不可避免的，一场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必然会上演”，薛理泰说，“事实上美中关系已经一只脚迈入‘新冷战’了”。
　　薛理泰进一步解释道，这场“新冷战”与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无论在形态还上还是内容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美中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利益深度牵扯，而美苏当年在经济上互不交融。其次，美中并不抱有打垮、压垮对方的根本战略目标，最多是相互牵制、平衡，干预和反干预，渗透与反渗透，这对如此两强来说并非生死抉择。第三，美中在联合国安理会等现行国际体系机制内开展着对话与合作，双方之间的这种合作到目前为止仍是大于彼此摩擦和对抗的。第四，当年美苏对外均搞扩张，争夺全球霸权，彼此战略相互对撞，但美中之争并非这样的性质。第五，美中之间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并不相容，但也并非美苏那样的根本对立，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不以输出意识形态为目标。
　　趁薛理泰端起茶杯的当口，我插进一句话：“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美国一度准备调整对华政策，后来是9.11事件的发生赋予了中国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这样的机遇恐怕难以重现了吧？”
　　薛理泰说，我在过去的文章中谈到过这个问题。不过，薛理泰仍然耐心地重复了他的观点：中共十八大以来，由于中国政府处理得当，且“天祚有加”，已三次“消祸于无形”，国势继续拾级而上。第一次，是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后，美国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磨刀霍霍，孰料菲律宾国内政局变化，杜特尔特上台后采取与其前任阿基诺三世截然不同的对外政策，中国顺势将其拉入“怀抱”，南海紧张局势得以化解。毕竟，中国有钱，能够提供菲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帮助。第二次，是特朗普当选后，据说接受基辛格“献策”，准备改善美俄关系，以此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步骤，然而却被“通俄门”绊住手脚，不得不对俄采取更强硬政策，促使俄进一步向中国靠拢。第三次，是中印边界对峙，差一点爆发战事，幸亏北京战略定力非凡，最终以外交手段化解危机。
　　薛理泰说，时隔这么多年，美国人终是回过味儿来了。2015年至2016年在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对华政策辩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过去多年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华既接触又遏制的政策犯了错误，被中国“稳住美国”的战略迷了眼，实际上帮助了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开始在国际体系当中逐步排斥美国的影响力，美国必须采取措施扭转这一趋势了。因此，无论是唐纳德·特朗普还是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会发生比较大的调整。
　　薛理泰说，美国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可以等待，美国不可再拖延，决定以经贸为切入点加强对华遏制，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特朗普政府祭出的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只是初招，必有后手。这种贸易惩罚姿态与美国国内的税收制度改革和加息、缩表进程相配合，辅以向美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进行的政治施压，实际上吹响了全球投资从中国市场撤出的号角，针对的是中国创新力的增长。但资本有着趋利的天性，加速离开中国市场的将不仅是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也包括早已开始向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转移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这一方面可以起到在战略上、经济上弱化中国发展势头的作用，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中国的邻国“平地起高楼”，增加与中国相抗衡的资本和筹码。一旦中国经济陷入长期下行的轨道，很多连带社会效应是“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需要冷静
　　“既然斗争不可避免，中国还能做些什么？”我追问。
　　薛理泰说，中国特别要冷静地看到三点：第一，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在未来数年追平甚至超越美国——这几乎注定发生，但科技创新力仍比美国相差一大截，外资公司的继续撤离也将延缓中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的追赶步伐。美国是不会坐视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赶上来的。第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仍是“大进大出”的格局，各项战略资源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对外开放的门也不可能重新关上。第三，中国不少邻国尽管经济上靠中国，但安全上仍然摆脱不了对美国的依赖，仍在观望，它们的政治意志在特定情况下并不完全可靠。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下，如果美中陷入长期固化的“新冷战”状态，不仅“老三”日本会更加坚定地跟着美国走，自“老三”以下直至“老七”“老八”都会重新选边。
　　不过，薛理泰补充说，美国自己也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搞定”。当今世界，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一个小国对美国是“不战而降”的。目前美国所面临的最紧迫地区安全问题是朝鲜半岛局势。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晤一定会举行，也一定会谈出成果，但没有中国的配合，朝鲜不可能采取弃核实际步骤。再者，美国和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仍未理顺，此时，如果美国同中国发生正面对撞，中东方向那些表面上被摁住的极端恐怖势力一定会趁机制造混乱，使美国如芒刺在背。第三，要想对付中国，成本太大，风险太高，对此道理美国不是不明白，在很多问题上只能诉诸于同中国磋商协调，合情合理地重新分配利益。
　　“中国恐怕要直面这场从太平洋对面倒逼过来的新改革了。”我感叹。
　　薛理泰没有直接回应，而是继续强化着他的观点：尽管更为尖锐的美中之争一定会发生，但它并非根本性的战略对撞和意识形态冲突，而是国家利益之争，管理得好尚可保持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稳定，管理得不好美中双输，全世界跟着遭殃。美中需要重视对方的核心利益，避免误读、误解、误判对方的真实意图。美中并非天然的敌手，在两国关系史上，美国帮助中国的时间远远多于与中国为敌的时间，当然中国帮助美国的时间也远远多于不配合美国的时间。
　　在下一位访客到来前，我抓紧时间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应该以何心态面对目前的国际和地区复杂变局？”
　　“不要拱火”，薛理泰回答。他重新引述其旧文中的观点说，一国真正的国际竞争力是由经济实力、科技创新力、军事实力、战略水平、国民凝聚力等多种要素组成的，而非仅以GDP高低论英雄。《孙子兵法》有云，“能而示之不能”。国人勿要沾沾自喜于中国日益成为“事实上的超级大国”，如偏要“不能而示之能”，将导致外部状况空前复杂起来，长此以往，将促使外界合力对付中国，难免重蹈“盛世屡次功败垂成”的教训。
　　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很快过去了，尽管我并不能同意薛理泰的所有看法，但他提出的问题显然是值得深思的。
　　(本文未经受访者审阅)

来源时间：2018/4/12   发布时间：201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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