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再次表达了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强硬立场，称：“我们别无选择”。
　　川普总统本星期的每周例行讲话集中在与中国的贸易纠纷问题上。他说：“年复一年的不公平贸易令美国家庭遭受重创，财富被劫掠，对我们国家来说绝对可怕之极。”他说，过去二十年来，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12万5千亿美元，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工作，牺牲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资助了其他国家的崛起。
　　川普对前任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批评，称他们“投降于外国的经济侵略”。
　　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说，中国领导层目前颇感困惑，不知道美国是否真的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王岐山、刘鹤等最近纷纷找美国关系，探听虚实。其中王岐山最近几周会见了美国的三位前财政部长—盖特纳、保尔森和萨默斯。
　　川普星期六说，美中关系将会不错，“他们将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他们不能再占我们的便宜了。”他说，两国关系将是公平的，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我们将不再容忍不公平和非互惠的贸易。”
　　根据川普总统的指示，美国贸易代表最快将在下周公布对规模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课征25%关税的产品列表。此外，华尔街日报14日还报道说，据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正在计划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包括通过新关税措施及威胁阻止中国对美国的科技投资。

来源时间：2018/4/15   发布时间：2018/4/14

旧文章ID：15991

作者：王晋  来源：澎湃新闻

　　从北京时间14日早上9点07分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叙利亚涉化武地点实施精准打击，到英法宣布加入打击计划，再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几起爆炸，直至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打击计划已经完成，目前暂无更多打击计划，前后不过约一个小时。
　　从数日之前大张旗鼓地通过社交平台在叙利亚问题上寸步不让，以至于与俄罗斯“剑拔弩张”，到随后表示“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时候会发动对叙利亚的袭击”，再到14日宣布发动袭击，再到匆匆结束军事行动，特朗普践行了“打”的诺言，也践行了自己“不介入”的谨慎。
　　珍惜金钱的特朗普
　　如果说美国历史上那个总统最精打细算，特朗普绝对可以算上一个最强力的候选人。对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来说，地区政策的最大评判标准就是花钱多少。每当特朗普希望调整美国某一个地区的政策方针时，总会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平台，发布自己精打细算之后的结论，而这种结论无外乎就是以下套路：“在过去XX年，美国在XX地区花费了XX亿美金，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尊重，是时候改变了！”从朝鲜半岛，到巴以问题，从北约关系到北美邻国，这一个套路反复用来用去，而如今，这一套路又用到了叙利亚问题。
　　在月初，特朗普还信誓旦旦地在美国国内发表演讲，提出美国人将会很快“离开叙利亚”，“让别人接手吧”。其论据仍然是建立在资金的基础上，认为美国花费了太多资金，但是当前不仅叙利亚战况难以改变，而且美国传统关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已经不再活跃，因此提出“美国撤离”。
　　其实当前特朗普在中东地区的政策，与其他地区的政策一样，那就是“金钱至上”。如果说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以用“特朗普主义”形容，那么资金的地位一定是最重要的。特朗普将商业逻辑带到了政治外交现实之中，认为如果美国人“花钱了”，那么就一定要“有回报”。但是这种回报是虚无缥缈的“感谢美国”，还是实实在在的“言听计从”，特朗普自己也缺少一个明确的标准。
　　在精打细算之后，其实大家仍然难以相信特朗普真的会“离开”，毕竟叙利亚问题不仅涉及到“资金开销”，而且还涉及到美国与中东盟国的关系，尤其是涉及到特朗普团队“亲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从自己的女婿到中东事务顾问格林布拉特，再到自己竞选时期诸多盟友，都与以色列和犹太人集团存在着太多的利益纠葛。在此背景下，特朗普也就必须在一些中东敏感问题上，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保持一定的“威慑力”，来帮助以色列和沙特等中东盟国“摇旗呐喊”。
　　而叙利亚东古塔地区爆发的疑似化学武器危机，似乎成为了特朗普中东政策的一个“拐点”。特朗普信誓旦旦地取消了前往美洲国家论坛的出访计划，而且白宫还放出言论，提出在未来数日内将会有重大举措；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开始在东地中海“磨刀霍霍”，很多国际航班也因为避让可能出现的冲突风险而暂停了从叙利亚上空飞行的线路安排。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似乎“不差钱”，要在叙利亚问题上拉开架势，大打出手。
　　从月初的“撤离”，到数日前的“导弹会来的，又新又好又智能的导弹”，前一天还在说对叙利亚的袭击“可能会很快，也可能不会很快”，后一天导弹就呼啸着飞向叙利亚，特朗普的叙利亚政策，如走马灯一般让人应接不暇，也让人们对于这位任性的美国总统到底想干嘛，有了诸多的疑虑和担忧。
　　盟友压力下的“脸面”
　　尽管资金对于特朗普来说，是外交事务上需要考虑的重要一环，但是中东盟友的利益和游说，是特朗普中东政策不可避开的考量因素。比如在与沙特关系问题上，沙特国王萨勒曼和小王储穆罕默德可谓对于美国亲昵有加，从特朗普上任总统之后，多次向美国抛出军购大单。对于沙特来说，尽管其军费开支世界第三，但是沙特军队孱弱，其军购举措被学者们形容为“交保护费”。
　　再比如，与以色列关系上，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存在着诸多关联。特朗普的竞选资助者不仅与内塔尼亚胡团队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且特朗普还多次称呼内塔尼亚胡为“我的好朋友”。特朗普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和巴以和谈新方案策划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偏袒以色列的措施。
　　因此当化学武器事件爆发之后，特朗普犹犹豫豫，既要考虑“花钱多少”的问题，又要考虑到来自于自己中东盟友的介入压力，更要等待英国、法国等欧洲盟友的态度，还得看看俄罗斯是不是真的“铁了心”地要保护叙利亚。于是在数日的摇摆之后，终于军事行动开打；而军事行动却雷声大雨点小，让人不免替特朗普尴尬一把。
　　特朗普既要“钱”，也要“脸”，不仅在叙利亚问题上显得特别明显，而且在其他中东敏感议题也同样十分明显。比如与沙特关系中，特朗普在“收保护费”之后，并没有在也门问题、海湾国家内部纷争以及叙利亚问题上做出激烈表态，仅仅在伊朗核问题上高呼“退出核协议”，口惠而实不至。在同以色列关系上，尽管以色列需要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表达态度，但是更需要的是美国能够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切实的“实招”，尤其希望美国能够在叙利亚问题上直接军事介入，帮助稳定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的局势。而特朗普在近日与内塔尼亚胡的电话讨论中，已经明确拒绝了直接介入叙利亚局势，让内塔尼亚胡失望不已。
　　特朗普执政一年有余，其敢说敢干的风格，让世人领略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美国总统；但是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要“钱”的心态，却在急速透支着美国的世界影响力；而要“脸”的心态，也让特朗普需要在化武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采取一定的军事行动。这种既要“钱”也要“脸”的矛盾，也似乎也决定了特朗普打击叙利亚军事行动“速战速决”的态度，毕竟每一颗导弹都不便宜呢。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候选人，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全球化智库特约研究员，亚太智库特约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4/14   发布时间：2018/4/14

旧文章ID：15988

作者：KEITH BRADSHER, JANE PERLEZ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12月，中国东部地区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在一间典雅的会议室内，一位中国领导层成员向出席此次会议的美国高科技企业高管寻求帮助。
　　这位名叫王沪宁的官员是共产党的战略家，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把美国视为地缘政治对手，他想知道，特朗普总统是不是真地要跟中国打贸易战，这些高管是否可以成为中国同白宫沟通的渠道。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根据被咨询到的人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些人在想方设法更好地去理解特朗普，以及如何应对他好斗的贸易议程——这些人是习近平主席的盟友，与美国有着长期联系，有同美国打交道的深厚经验。
　　最近几周，王岐山副主席与多位美国商界领袖和前内阁官员会面，向他们咨询特朗普的贸易威胁。负责协调经济政策的政治局成员刘鹤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一位身在美国、长期研究中国的学者说，仅在过去两周内，就有五位官员拜访他寻求建议。
　　在这些会面中，美国人警告说，特朗普的抱怨应当被认真对待，因为华盛顿方面普遍对中国的政策感到沮丧，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它是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关键性高科技产业计划，令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备感警惕。
　　目前还不清楚这一信息是否传达给了习近平——亦不清楚他是否断定特朗普是在虚张声势，最后美国仍将像过去那样退缩，从而选择忽视这个信息。
　　根据分析人士以及与领导层有关系的内部人士的说法，习近平上个月一手策划取消了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且获得了这一职务的新任命后，亲自掌控着应对贸易僵局的决策。有人说，他不容置疑的权威使党派机构更加难以传送与他观点相悖的消息。
　　“如果政权是这样的，你就希望报告好消息。”全球律师事务所德杰(Dechert)负责与中国高级官员交涉的合伙人陶景洲说。“我的印象是，领导层没有充分了解到美国权势阶层反中气氛的严重性。”
　　周四，特朗普的贸易立场带来的困惑进一步加深，他出人意料地宣称，继美国去年突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谈判后，他现在在考虑重新加入这一多国贸易协议。
　　习近平提拔了一小群顾问，他们的职业生涯部分取决于解读和处理美国问题的能力，提拔的人数可能比习的历届前任都多。但是，许多与他们见面的人士表示，他们似乎对特朗普的迅速决策和贸易威胁感到惊讶和困惑，例如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1000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
　　这些人包括王沪宁，中共的首席理论家，还是年轻学者的时候他写过一本关于访问美国的书；王岐山，习近平最得力的副手，数十年来与华尔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刘鹤，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拥有塞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和哈佛大学(Harvard)的硕士学位。习近平还提拔前驻华盛顿大使杨洁篪加入了中共的25人政治局。
　　尽管相关人才济济，但中国的领导层似乎很迷茫，急切地在被特朗普搅乱的美国政坛寻找中间人。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看到的是美国商界支持与中国的贸易，美国的历任总统也都支持这种做法。但特朗普摒弃了这种模式。
　　“中国的专家们不了解美国的现状，”培训上海高级公务员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赵杰（音）说。“他们不了解特朗普，不了解他的团队，也不了解他的政策来源。”
　　一个原因在于，中国领导层在美国的常用联系人大都被特朗普边缘化了。他们大多是拥有国际金融和外交背景的建制派人物。
　　“中国官员在华盛顿熟悉的都是特朗普的敌人，”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表示，“特朗普很讨厌这些人。”
　　北京也为一些潜在的盟友失宠而感到沮丧，包括首席经济顾问加里·D·科恩(Gary D. Cohn)，他反对征收关税，但上个月辞职了；还有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由于他的家族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他似乎在回避这个议题。
　　为了寻找答案，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最近几周会见了美国的三位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和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以及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B·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和前国防部长威廉·S·科恩(William S. Cohen)。
　　在同一时期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商界领袖包括苹果公司(Apple)的蒂莫西·D·库克(Timothy D. Cook)、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思科(Cisco)的查克·罗宾斯(Chuck Robbins)、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的史蒂芬·A·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以及高盛(Goldman Sachs)的戴维·M·所罗门(David M. Solomon)。
　　“他们会问，‘我们可以找谁去谈？’”最近接待了五名中国官员的学者戴维·M·兰普顿(David M. Lampton)说。“他们觉得这个结构很不稳定。”
　　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兰普顿教授表示，中国人尽管沮丧，但似乎对自己可以“比这届疏远盟友、削弱政治基础的美国政府存在更长时间，以及美国民众对痛苦的承受能力很低而感到满意”。
　　对于如何应对特朗普的贸易威胁，北京似乎存在分歧。一些精英人士强调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敦促进行谈判；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场争端是阻碍中国崛起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北京必须做出相应的回应。
　　“中国目前在贸易战问题上，还是以战为主的这个氛围比较浓厚一些，”北京的政治评论员陈杰人表示。
　　尽管特朗普实施的关税迄今只影响了中国钢铝行业的一小部分，但拟定额外征收的一批关税，可能会影响到1300多种商品的制造商。
　　鉴于中共对媒体的严格控制，习近平的政策没有像特朗普的关税遭到美国商业领袖的反对那样，引发强烈抗议。中国没有一个行业或地区特别容易受影响这一点有利，但航空航天业可能会遭到重创，把出口对准美国的中国车企也会受到影响。
　　本周，在中国南方城市博鳌召开的一场会议让中国的商界领袖聚在了一起。在习近平发表讲话并呼吁“对话而不对抗”后，会场气氛乐观。
　　但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会上发表讲话时提醒注意制造业供应链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也暗示贸易战可能会毁掉1000万个就业岗位。
　　在北京，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命运。该计划一直是特朗普政府抱怨的焦点。它会提供补贴和贷款，帮助中国企业收购外国竞争对手、发展先进技术并在替代能源、机器人、电信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军事和安全机构，以及与它们密切相关的行业，认为该计划对中国的战略宏愿至关重要。但分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态度更难，这不单是因为放弃习近平推崇的计划是政治禁忌。
　　比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贸易争端上的立场往往比他在领导层中的同僚更倾向于调解，后者支持维护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势力。但他领导下的一批政府部委负责人正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主要的设计师和支持者。
　　他们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相熟的人说，和李克强一样，这两人都在中国中部的贫困省份安徽长大，都支持国家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广泛的作用。
　　另一方面，与习近平关系极为密切的政策制定者——包括刘鹤和副总理王岐山在内的有金融背景的人——对在地缘政治上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更关心，对产业政策总体上不那么热心。
　　知情人士说，他们担心国家干预可能会扭曲市场，加剧中国已经负债累累的金融系统的问题。
　　但这些担忧并没有转化为在特朗普的威胁下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意愿。
　　“我认为中国不会在《中国制造2025》上妥协，”位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达巍说。“这是竞争的核心。”
　　迄今为止，习近平制定了一条温和的路线，在特朗普政府征收关税时采取同样的措施进行报复，同时呼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但自从中国官方拒绝了美国废除《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后，谈判就陷入停滞。中国的一名发言人周四表示，双方没有进行实际的贸易谈判。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Keith Bradsher @KeithBradsher和Jane Perlez @JanePerlez。
　　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Steven Lee Myers自北京、孟宝勒(Paul Mozur)自上海、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自博鳌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4/14   发布时间：2018/4/13

旧文章ID：15983

作者：陈鼎  来源：中美聚焦

　　正当中美关系走向日益加剧的经济对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却出现了罕见的好转。今年年初以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起一连串魅力攻势，包括2月份派出由其胞妺金与正和朝鲜名义国家元首金永南率领的代表团，前往韩国参加平昌冬奥会。3月初，他在平壤会见了韩国特使。据说他已经计划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并着手准备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直接谈判。一直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并坚持朝鲜应实现永久无核化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接受这一建议，预计“特金会”将在5月份举行。
　　当然，批评人士警告说，不必太过重视金正恩的180度大转弯。正如他们所声称的，也许，神秘善变的朝鲜领导人只是要利用这些和解姿态，来缓解经济制裁的破坏性影响，并在华盛顿、东京和首尔之间制造矛盾，为发展完善其核导计划赢得时间。无论如何，在一些观察家看来，由于华盛顿、首尔和平壤忙于组织协调各自的首脑会晤，一直深涉朝鲜半岛危机的北京在近来的外交磋商中被“边缘化”或成了“局外人”。想当初，中国在2000年代曾积极主办“六方会谈”，并帮助达成了2005年9月的协议，让平壤承诺放弃核武计划，以换取安全保障和经济与能源好处。然而习近平掌权后，由于金正恩罔顾北京的意愿不断寻求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中朝关系变得日趋紧张。在金正日时代（金正恩的父亲，1997年10月开始统治朝鲜直到2011年12月去世），中朝高级官员的互访——包括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金正日——要亲热和频繁得多。虽然习近平政府从来不曾彻底背弃朝鲜，但自2013年以来，朝鲜挑衅性的试验让它越来越不安与不耐烦。鉴于这种情况，北京支持联合国实施日趋严厉的制裁，从而使朝鲜对中国煤炭、海产品及其他商品的出口下降。
　　所以，金正恩最近与美韩接触，可以说既给北京带来风险，同时也带来机遇。事实上，更加和平稳定的、拥有全面无核化前景的朝鲜半岛绝对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朝鲜不仅会打开大批难民涌入中国东北的闸门，而且会让韩国统一朝鲜，让中国家门口有美国的军事存在。中国领导人肯定担心，假如被排除在最新一轮谈判之外，中国的影响力和利益将受到损害，而美朝关系越走越近将孤立北京，正如华盛顿推行的更强硬印太战略方针。用交易方式搞外交的特朗普总统多次提出，要把美国对中国贸易行为的不快暂时搁在一边，要克制对“一个中国”政策的重新考虑，以换取北京收敛对平壤的支持。不过在特朗普总统决定签署台湾旅行法，并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时候，美朝关系却出现缓和的可能，这让人觉得就算没有北京的参与华盛顿也可以处理朝鲜问题。
　　对东亚地区事务观察人士来说，另一个意外就是，金正恩3月25-27日突访北京有可能让动荡的美中关系重新洗牌。金正恩并没有让北京成为局外人，他重申了朝鲜与中国大陆的长期关系。此行是他2011年成为朝鲜领导人以来的首次出访。金正恩在会见特朗普与文在寅之前先拜会习近平，这凸显了中朝关系的政治意义。此外，金正恩确认他将“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而且在与美国和韩国首脑会面时将讨论这一问题。同时，朝鲜“希望在这一进程中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协商对话势头和半岛和平稳定”。
　　在特朗普政府开始把强硬派人士安插进国家安全和外交机构之际，金正恩决定率先访问中国，这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算计：一旦与特朗普总统的会晤失败，朝鲜能继续指望北京的保证和支持。就华盛顿来说，“习金会”可能有两个后果。第一，如果特朗普政府认为，北京会在平壤背后发挥作用并给平壤壮胆，那么，它也许不顾中美双方当前平息贸易紧张的努力，而选择让经济战争升级。另外，华盛顿有可能继续提升与台北的关系，使之发挥杠杆作用。第二，是另一种情况，华盛顿也许认识到，北京终究是朝鲜半岛无核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因此，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经济问题上更加克制，并重新调整它的对台政策。
　　虽然北京一再声称它已经做好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准备，但“一个中国”政策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因此它会更倾心第二条路。金正恩访华后，中国政府向白宫简要介绍了会谈成果。在这次沟通中习近平主席还给特朗普总统捎了私人音信。
　　虽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和变动因素，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金正恩对中国的短暂访问搅动了东亚的战略态势。

来源时间：2018/4/14   发布时间：2018/4/11

旧文章ID：15979

作者：黄育川  来源：观察者网

本文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美中关系——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较量》一文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请点击链接。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即便人们不再高度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和欧洲民众的愤怒情绪仍然高涨，他们认为是全球化导致自己国家的制造业工作岗位不断向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流失。特朗普总统及其经济顾问尤其强烈主张这一观点。

美国人的失业焦虑症导致美中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持续紧张

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其实，美国制造业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很久之前就开始下降了，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数量在1979年达到顶峰，此后开始逐渐减少。美中双边贸易额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大幅增长，而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数量早已开始下降。

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科技进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是这股力量的核心部分，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位政治人物是没有能力对这股力量施加任何影响的。

虽然技术扩散和中国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可是若中国不能成为美国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地，印度和越南等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同样有能力扮演这一角色。当然，这一转移过程可以被控制得更温和些，但试图以贸易壁垒或限制移民等措施来阻止这一进程将是徒劳的，这将对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而以为提高关税就能使那些工作岗位回到美国的想法也是过于简单的。

为什么人们大多认为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是中国造成的呢？原因在于当这一进程发生的速度和规模引起人们的注意时，中国正逐渐崛起为东亚地区制造业的中心。

其实，随着近期东亚国家贸易盈余的规模有所缩小，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与人们一般印象不同的是，近期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数量实际上是有所增加的。美国对华出口已经带动了就业率的提高。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从2009年到2014年，美国对华出口为美国创造了35万个就业岗位。

与美国的情况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数量却在减少。10年前，中国工人的薪资水平并没有比越南或孟加拉国的水平高很多，而如今前者已是后者的几倍。

然而，当下的现实在于，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人口正逐渐萎缩，所引发的沮丧情绪不可能仅仅因为受到关于全球化好处的宣传就得到平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很多人沦为失败者，而且很难再获得翻身的机会。此时，我们的政治家最应该做的是在不排斥全球化积极面的同时尽力满足人们的利益诉求，而不是像身居华盛顿的白宫顾问们那样，总是习惯性地对中国进行指责。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对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在西方所造成的影响给予更多关注。

美中之间的投资关系

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公司在华大举投资是很多美国人失去工作的原因。由于美中两国是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和贸易国，这使得上述观念在人们心中更加根深蒂固。

然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在过去10年里，美国对华投资仅占美国全部对外投资的1%至2%，中国对美投资仅占中国全部对外投资的2%至3%。

当然，考虑到很多投资是通过“避税天堂”进行的，这些数据与实际投资额相比还是有差距的（由于有相当一部分外国投资是通过“避税天堂”进行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实际投资额比统计数字略高，但具体高多少是难以统计的。不过，在统计投资额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难免受到“避税天堂”因素的影响。因此相对来说，与欧洲国家或其他主要东亚经济体相比，美国对华投资仍然是不多的——原注）。而在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历史累积对外投资中，对华投资占20%之多。

图四

作为参照，我们再看一下欧盟的情况。欧盟的经济规模约为18万亿美元，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规模约为5000亿美元，在这两个数字上，美国与欧盟相比是很接近的。在过去10年里，平均每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额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两倍，而10年前，欧盟和美国在对华投资额上的起点是相同的（见图四）。与此相似，中国的对欧直接投资额比对美直接投资额要多得多。那么，与欧中之间相比，为何美中之间没有发生那么多互相直接投资活动呢？

众所周知，欧盟内部有很多全球著名的制造企业。据美国商业咨询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一份报告，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领域，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额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两倍。虽然中国的市场规模庞大而且仍然有着巨大的扩张潜力，但与其人口规模相比中国的自然资源蕴藏量是相对匮乏的，中国的外资政策是严苛的（尤其在美国的优势领域），而且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仍然不够严格，这些因素导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数额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不过，即便考虑上述因素，问题仍然未能获得解答。欧盟的资金在进入中国时也面临相似问题，可为何在对华直接投资额的增长方面，欧盟比美国要快得多呢？

欧盟、美国对华贸易模式（Trade Patterns）的不同导致两者对华直接投资活动的差异化

从2004年到2013年，美国对华出口额增长了近三倍，达到了1200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仍然落后于欧盟、韩国和日本，其中欧盟居第一位。2014年，欧盟对华出口额突破了1640亿欧元，这意味着欧盟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与中国的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着更高的匹配度，而美国在制造业领域并不具有欧盟的优势。

在欧盟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机械设备和交通工具占据主导地位，此外以高端个人消费者和工业企业为客户群体的高档产品也占据一定比例。这意味着，上述出口商品所涉及到的产业需要在中国市场上进行营销活动并提供相关服务，当情况允许时，欧洲公司还会在中国当地设立生产基地。上述这些活动都需要欧洲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

图五

与欧洲形成对比的是，在过去15年里，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中排名前几位的分别是榨油用农作物和谷物、航空产品以及可循环利用废物（主要是废金属、废纸等，这一点令人十分吃惊——原注），具体数额见图五。这些对华出口产品中没有一项需要美国对华进行直接投资。出口食品和废物不需要进行直接投资，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可即便在航空产业上，美国波音公司也并未积极在华开设工厂，而其欧洲的老对手空中客车公司早在2008年就已在中国建立了飞机制造中心，而且随着中国航空市场的发展，空客公司一直在扩大中国当地的生产规模。

美国对华汽车整车出口直到近几年才出现了显著增长，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令人十分意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大多来自奥迪、奔驰等欧洲知名汽车品牌旗下的SUV车型。自然，这些汽车产品所带动的相关直接投资也来自欧洲，而非美国。

欧盟和美国各自与中国的贸易模式勾画出了两者对华出口商品构成与各自对华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中国国内市场对制造业相关产品的对华出口和投资是非常欢迎的，而欧洲的优势恰好迎合了中国市场的这一需要；与此同时，中国对服务业的限制使美国在该领域的投资活动受到了抑制，而美国的优势恰恰是服务业，尤其是IT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2014年，美国服务产品出口中有19%来自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费，而同期在欧盟这一比例仅为6.4%。此外，在美国服务产品出口中，有12%来自金融服务业，与之相比，欧盟的这一比例仅为8.6%。

在众多经济领域中，服务业是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最为严格的领域，尤其是交通、移动通讯、法律、保险、金融以及银行服务等高价值的服务业领域，而上述领域恰恰是美国和欧洲公司最为感兴趣的。中国似乎最终意识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2016年1月，中国官方下达了关于在金融、通信、教育等几个领域放松外国投资管制的文件，而“百日计划”也包括允许更多美国金融公司在华开展业务，这其中就包括信用卡公司。不过，这些政策变化需要多久能够落实仍很难确定，从2017年7月举行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中，我们也能够观察到这样一些迹象。

导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落后于欧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中国外资工厂的生产过程中，欧盟所投入的价值是美国所投入的两倍。在苹果等美国公司的生产过程中，很少有来自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参与进去。虽然苹果产品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但实际负责生产的企业却是来自台湾的富士康公司，该公司才是直接投资中最大部分的提供者。因此，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苹果公司一定在中国有大笔投资，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更进一步来说，很多在中国有一定知名度的美国公司（如快餐品牌和连锁酒店品牌）都是通过特许经营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美国公司并不实际拥有那些当地的加盟商，他们只是从中收取特许经营费用，当然美国公司也提供一些加盟商所需要的产品。因此，这些美国强势商业形象出现在中国街头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中国有着大笔的投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美国商业符号出现在中国街头本身就具有无形价值，这种无形价值是以美元计算的投资额所无法体现的。

总的来说，美中贸易关系的结构决定了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美国无法与欧盟相比。不过，如果中国在投资体制上有所放松并在高价值服务业领域作出对外国投资者有利的政策修改，那么形势就会有所改观。

政治与安全敏感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对待中国日益增加的对外投资活动时，美国和欧盟的政策也有所不同。除了一些互惠的或互补的贸易领域之外，不应忽视的一项基本事实在于，欧盟的确比美国更愿意接纳来自中国的投资。

目前，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总额已经接近对美国的两倍。分水岭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详见图六），在那之后的每一年里，欧盟所获得的中国投资额几乎都是美国所获得的几倍之多。当欧元区出现危机时，中国对欧投资在刺激下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不过，当美国遭受金融危机重创时，我们并未看到中国对美投资出现类似的增长。

图六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欧洲市场比美国市场更容易进入，原因在于中国公司在欧洲寻找合作伙伴时，选择面比美国要更宽。当然，你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conquer）战略。当某个欧盟国家拒绝了一家中国公司的投资活动时，这家中国公司还可以通过愿意接纳其投资的另一个欧盟国家进入庞大的欧洲市场。虽然中国公司同样可以与美国国内各州展开类似的单独合作，但鉴于美国公司的抱团属性（agglomerated nature）以及影响力无远弗届的联邦政策，中国公司的投资活动在美国的确比在欧洲面临更大的挑战。

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也会对中国公司的投资活动造成影响，中国资金进入美国时会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以便确定这项投资活动是否会触犯反托拉斯法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虽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仅占美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很小的一部分，但中国公司的投资活动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的案例数量却占到了全部案例的25%，在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审查的投资活动国别名单上，中国在数量上名列第一位。由于对中国国有企业抱有戒备心理，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在美投资活动存在着特别的安全顾虑。

与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对美投资鲜明的负面态度形成对比的是，其实大部分在美国从事投资活动的中国公司是私营企业。即便如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此前对中国国有企业投资活动的拒绝态度，在吸引规模较小的中国私人资本时也起到了负面的作用。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2015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在对美直接投资额方面，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名列第十四位；在遭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的投资案例数量方面，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名列第一位。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活动尤其引发了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在这方面，作为一家通讯技术企业，中国的华为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欧盟对这家公司在欧洲的投资行为持开放态度，但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拒绝了华为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扩张行为。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曾建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通讯类企业的一切在美并购行为，认为这两家公司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威胁”。

华为公司几乎已经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不过这家公司在欧洲的运气要好得多。虽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追随美国以网络安全为由将华为公司挡在国门之外，但英国的策略却有所不同。英国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检测中心对华为通信设备进行检测。在这个中心里，英国工程师和华为工程师一起工作，以确保华为通信设备满足英国设定的安全标准。目前，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华为移动通信设备已经占有25%的市场份额。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为在北美的市场份额还不到3%。

美中之间就“双边投资协定”（BIT）已谈判多年，可以预见特朗普政府对任何鼓励美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协定应该都是抵触的。然而，对于很多已经或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来说，促使中国外资政策松绑将带来大量商业机会，而这将进一步为美国国内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推动两国间“双边投资协定”的最终签署应该是特朗普总统的优先工作目标。

若美中两国不能就“双边投资协定”达成共识，即便双边贸易问题不再引起麻烦，在未来几年里美中之间的经济紧张关系也将持续加剧。近期，一项针对已经在华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的调查显示，他们最大的忧虑来自北京致力于推动“自主创新”（indigenous innovation）的一系列政策。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外国公司在很多技术领域都被排除在中国的这一发展计划之外。

在外界看来，中国在发展自主技术方面十分积极，因为新技术可以帮助中国有效应对日益上涨的人工成本和日益萎缩的劳动力规模，而且中国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以确保该目标的实现。西方政府及商业机构曾提出警告：中国政府的任何歧视性政策都将对以中国为目的地的外国投资带来不利影响。当这一切发生时，美中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制造了一种可能性：若不能细心呵护，美中双边关系将走入歧途。

对未来的预判

在过去10年里，某些邻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些国家希望美国能够在该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其中包括更加明确的军事存在，而且这正是美国高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应有之义。在这一地区，很多国家对美国为他们提供强大安全保护的时代怀念不已，当年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安全环境中走向繁荣的。

在不久的未来，外交政策可能导致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如果中国无法对朝鲜施加足够压力以阻止其发展核能力，美国将十分失望；此外，南海地区的海上突发事件也可能是导致冲突爆发的引信。美中之间还可能由于美国在经贸领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而使矛盾激化，问题可能出现在进口钢铁制品领域，美国还可能对WTO展开游说以阻止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如果希望美中关系获得可持续的改善，两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改善都是必要的。如果美国经济能够恢复活力、实现更加强劲的增长，那么美国的政治家们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们便都不会再将中国视为美国国内经济问题的制造者。与此相似，中国若能稳住经济减速的局面，那么它便更有可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放松管制。对美国来说，有必要认识到，北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于加强美中双边互信并非毫无意义。美中冲突是否会加剧呢？两国关系能否实现缓和从而使亚洲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完，观察者网马力摘译自美中政策基金会2017年10月出版的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杂志）

来源时间：2018/4/14   发布时间：201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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