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

　　连日来，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执意“开打”，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坚决应战，引发全球高度关注，也给市场带来明显影响，造成全球股市动荡。
　　挑起贸易战的，是美国。
　　2018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认定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决定于3月23日起，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个叫做“232措施”的贸易保护行为，虽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但“包括”中国内在。
　　3月23日，就在232措施生效的当天，美国再次挥舞贸易大棒，向中国发难。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签署了一个总统备忘录，根据“301条款”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总价值达500亿美元，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一个月之内，美国两次“挑事”， 中国一直是采取克制态度，直到忍无可忍。
　　4月1日深夜，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通知：自2018年4月2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请注意，我国的这一反制措施，是在与美国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且美国232措施落地一周后出台的。
　　仅仅两天后，美国又有新动作，根据总统备忘录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我输美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
　　美国这一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严重侵犯我国合法权益，威胁我国家发展利益。这一次，中方的反击更加坚决。
　　4月4日，就在美方发布加征关税清单十几个小时之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同时，中国就美国对华301调查项下征税产品建议清单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起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
　　可以看出，中国应战是被迫的，也是克制的。我们的这两项反制措施，加征关税涉及的商品金额与美国是“对等”的，并不想让贸易战“升级”。
　　中美贸易逆差5000亿美元，确实是夸大和“误读”
　　美国挑起贸易战，一大理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太大，要通过加征关税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进口，缩小贸易逆差。
　　无须讳言，美国与中国确实存在贸易逆差。但这个逆差究竟有多大？麻辣财经发现，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一个数，总统特朗普说的是另一个数，这里面可能存在“误读”。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日发布推特称，“我们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这场战争多年前就被当时代表美国的那些愚蠢无能的人打输了。现在我们一年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另有3000亿美元知识产权被窃。不能让这一切继续下去了!”
　　这么连着读下来，似乎是在说中美贸易逆差有5000亿美元之多。但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
　　“美国和中国贸易不平衡问题，我们的总统说逆差有5000亿美元，真正的数字是3750亿美元左右。”早前在3月份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就指出了这一“误读”。 现在看来，总统先生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5000亿美元，这个“误读”不是第一次。
　　史蒂芬·罗奇教授还给中国提建议说，中国有很好的理由来证明自己其实是做得很好，但是中国在向世界解释方面做得还不够。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以更有效的方式反驳这些错误的信息。比如，3750亿美元的逆差，是基于在中国制造产品的附加值算出来的。而事实上，实际的数字应该比这个要低40%，可能是2500亿美元。
　　实际上，中美贸易顺差或逆差的数据，因统计口径的差异，常存在出入。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17年中美贸易总值为3.9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对美出口2.91万亿元，自美进口1.04万亿元，对美贸易顺差1.87万亿元。这个1.87万亿元是用人民币计算的，一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变动的，折合成美元大约是不到3000亿。
　　更早前，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中提出，希望中方每年减少一千亿美元的对美顺差。如果这番话是在认定贸易逆差是5000亿美元，并想在此基础上减掉1000亿美元，那么实际上市场已经自行解决了。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没有5000亿美元这么高，比减掉1000美元还要低，完全没必要发动贸易战。
　　打贸易战没有赢家，解决问题还是要坐下来谈
　　打贸易战没有赢家，通常的结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明知如此，中国为什么还要“接招”？
　　“中方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不希望贸易战，因为结果只能是双输，损害中国的利益，损害美国的利益，也损害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在日前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在这个特殊的关头，我们希望中美两国都要以建设性的方式，以智慧和相互尊重的态度，来解决好问题，处理好挑战，使中美经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
　　作为WTO重要成员，按照WTO的规则解决贸易争端，是中美两国应该遵守的一个原则。但美国此次针对中国“开打“，抛开了WTO组织的框架，完全是单边主义做法，就是有事不商量、强加于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应战。“所以本着国际法的精神，按照中国的对外贸易法第7条要求，任何国家和地区如果在贸易方面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类似的措施，我们必须要采用相应的措施予以应对。”在国新办吹风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强调，中方是不愿意打贸易战，因为在贸易战中没有赢家。但是我们也不怕打贸易战，如果有人坚持要打，我们奉陪到底，如果有人愿意谈，大门是敞开的。
　　加征关税关闭市场，不是解决贸易逆差的好办法。王受文说，贸易是两国企业、两国的消费者在自愿的基础上做出选择的结果。有时候，一个国家要买，另外一个国家要卖，所以出现顺差逆差，不是政府所能决定的，它是由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等来决定的。中美贸易出现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有很多优势的行业，但是美国自我限制，不向中国出口，出口就少了，因此就有逆差。比如美国的高科技行业。美国很多产业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政府不让它出口，有能力的不卖给中国，当然出口就少，就会有逆差。
　　那么，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有什么更好的招？当然是更大力度的开放，做大贸易蛋糕！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能源产品、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方面，以前美国都不让向中国出口，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放宽了这方面的限制，我们从美国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大大增加，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措施，有助于解决我们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王受文表示。
　　“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在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之初，中美贸易额只有25亿美元；到了2017年度，中美贸易额达到了5800亿美元，增长了232倍还多。”朱光耀表示，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世界的和平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是至关重要的。
　　从双方“过招”来看，中国一直保持克制与理性，中国出台反制措施回击美国的贸易保护行为，根本目不是“打”而是要点醒美国，贸易战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不是“很容易赢的”，最终解决问题还是回到谈判桌上来。
　　中国从来以不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实现自己的发展，中国也从不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任何人不要期望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发展的“苦果”。（原标题：麻辣财经：打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为什么还要“接招”？）

来源时间：2018/4/6   发布时间：20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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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4月6日消息，美国日前公布了对华“301调查”征税建议清单，涉及我约500亿美元出口。中方随即公布了对等措施。
　　贸易逆差一直是美国的“心头之痛”，美中贸易逆差更是美国多次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的重要原因。已经被算了几轮的中美贸易账中，还有哪些不能忽略的事实？这本看似不平衡的贸易账是否真的不公平？它折射出中美两国产业发展的路径，也是两国未来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参考。
　　数字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逆差统计“虚高”
　　美国时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中国500亿至6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征税清单将在15天内公布。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贸易不平衡争端中，被反复提及的中美之间千亿美元量级的逆差因其巨大的体量，以及不同的计算结果，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的总额为3752亿美元，占中美货物贸易总量的47%；
　　而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这一数字为2758亿美元；
　　美中贸易逆差到底有多大？为何同一个数据出现不同版本？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说，中美经贸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同供应链扭曲有关。据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增值计算方法，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规模至少要减少三分之一。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传统的算法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头上，无法客观反映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而增值算法，则能真正显示出一国在价值链中的获利情况。
　　以苹果手机为例，按照2009年数字计算，一部在中国组装制造的苹果手机批发价为178.96美元，其中仅有6.5美元的价值是在中国产生的，其余都由美国设计商和韩国、日本等零部件供应商获得。
　　也就是说，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分解为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等国的贸易赤字，如果将这部分剔除，当年美国对中国在苹果手机上的贸易赤字就从19亿美元减少到7300万美元。
　　英国市场分析机构马基特集团的研究显示，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苹果iPhone X，其在中国生产的过程仅占其制造成本的3%至6%。
　　“我国出口商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出口额中包含的并不完全是我国的附加值。”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说，在中美进出口结构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贸易增加值与传统进出口总值相比，更能准确衡量经济体间的贸易利益。
　　长期以来，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位置，让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尽管实际获利有限，但账面数字却大大增加。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则显示，以增加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总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降低44.4%。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像苹果手机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戴尔电脑在上海组装、波音飞机在天津喷漆等等，这也是为何中国电子类产品对美顺差较大的原因。
　　贸易逆差的数字还掩盖了中美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子公司的销售差额。“贸易不是单纯的进口和出口，还要考虑跨国公司在当地的销售情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说。
　　以汽车和手机为例，目前，美国通用汽车在华销售量高于其本土市场销售量，而中国目前使用的苹果手机是美国的两倍以上，这些都未能在美中贸易逆差统计中得以正确体现。
　　据中国海关统计，外资企业进出口活动产生的中美贸易顺差占中美总贸易顺差的59%，由内资企业进出口活动产生的中美贸易顺差只占中美总贸易顺差的41%。
　　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总销售差额比贸易差额更能全面体现两国经济关系。总销售差额既包括双方进出口贸易差额，也包括双方通过外商投资或设立子公司在目的地国家直接生产和销售的销售额。
　　张茉楠表示，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２／３，对华逆差下降30%；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73%。
　　贸易逆差的统计中，美国统计的口径也存在问题。专家指出，美国笼统地将香港转口贸易部分计入中国，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转口。而且美国对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美中贸易逆差，这些都是导致贸易逆差数字“虚高”的原因。
　　中美“数字之差”还掩盖了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对华顺差迅速膨胀的现实。美国政府引用的贸易数据只包括货物贸易，并没有反映服务贸易，而中国正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国。
　　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了5倍，2016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557亿美元，约为2006年的40倍。
　　中国企业对美国服务业的需求增长，在众多中小型科技企业对美投资中可见一斑。一家位于广州的光电科技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2016年以来，这家企业在硅谷地区积极投资设立研发中心，为此支付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法律咨询、金融汇兑和劳动力市场服务费用，“未来我们还会扩大在当地的投资，对美国本土服务业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说，一个国家要买，另外一个国家要卖，所以出现顺差逆差，不是政府所能定的，而是由两个国家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等来决定。
　　“美国贸易逆差的统计数据明显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屠新泉说，一国与一些国家是贸易逆差，与另外一些国家是贸易顺差，这是合乎逻辑的，总体贸易平衡才最重要。
　　利益账：贸易“不平衡”不等于贸易“不公平”
　　美国经常挂在嘴边的“在贸易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常常成为其发起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借口和工具之一。
　　然而，贸易不平衡并不等于贸易不公平。
　　和中国做生意，美国真的吃亏了吗？
　　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凭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地位，美国成为最大获益者。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出口主导产业的中国，是美国维持较低通胀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工工厂”。
　　业内人士指出，中美贸易顺差确实存在且数额较大，但不代表中国单方面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大型跨国企业是主要获利群体，其中不乏美资在华企业。
　　美国加州大学的三位学者曾于2007年发表过一篇论文，探讨谁在全球创新系统中攫取了价值。文章以2005年生产的第三代３０ＧＢｉＰｏｄ为例，该产品零售价299美元，产品出厂成本为144.4美元。
　　零售价与成本价之间相差约155美元，这其中，80美元则作为苹果公司利润。中国负责ipod的组装，从中获得的价值仅有0.11美元。
　　从附加值看，中国获利最低；从利润看，跨国公司美国获利最大。
　　拿苹果公司与代工企业获得的利润相比，立马一见高下。2017财年，苹果营收约为2300亿美元，净利润为480多亿美元，其2017年４季度的毛利率高达37.9%；而作为苹果手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代工企业，工厂主要位于中国境内的富士康集团同年实现营业收入3545亿元人民币，同期净利润仅有162亿元人民币，其通信网络设备业务的毛利率只有13.65%。
　　“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中国当地的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需求市场，这一点不容忽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说。
　　一方面，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敞开大门，美国品牌的汽车、手机、电脑等产品在中国随处可见，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却频频受阻。这样的不对等开放，是导致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美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确实为美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美国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为美经济增长贡献了216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内生产总值的1.2%。随着中国民众购买力提升，预计到2026年，美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将增至3690亿美元，到2050年将增至5200亿美元。
　　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美国人民。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1至1.5个百分点。中美贸易可帮助年平均收入为5.65万美元的典型美国家庭一年节省850美元以上。
　　“从全球价值链来看，特别是从中美贸易的整体格局来看，美国不仅没吃亏，还有些‘得了便宜卖乖’。”李永说。如果美国使用单边贸易保护措施，“美国消费者将成为名符其实的输家”。
　　正是由于中美之间形成了这种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一旦贸易战开打，相关利益方也必将因此而损失惨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指出，通过加征关税来试图削减贸易逆差，相当于美国贸易“生病”，却让中国“吃药”。
　　“美国政府应正视产生贸易赤字的国内深层次结构性原因，而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和主要贸易伙伴。靠‘牙齿’并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可能会把自己咬伤。”他说。
　　新启示：贸易战背后是经济发展“赛道”的布局
　　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就单方面发起制裁，美国单边保护主义行径受到了来自国内外各界的反对和指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曾指出，美国对中国产品征税，这是公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把多边贸易体制完全抛在脑后，是对多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
　　WTO前总干事拉米认为，看待贸易，认为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的想法是自私的，也与贸易的本质相矛盾。
　　“将所谓的逆差作为自己的工具，随意扰乱世界贸易体制规则，这种看似对自己的‘公平’，是对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公平’。”白明说。
　　在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过程中，不合时宜的规则要变，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平衡发展的理念不应改变；坚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不应改变。
　　业内人士指出，降低中美贸易顺差需要两国进一步从对外开放着手，开放和鼓励服务贸易，放开美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完善贸易自由化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
　　贸易为标，实业是本。
　　“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中国在全球分工的位置必须逐步上移到高附加值生产，充分发挥创新的作用和价值。”任泽平说。
　　实际上，中国的一些制造行业已经开始发力，基于厚实的产业基础，庞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不断升级的科技与制造能力，已大大降低了贸易对产业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
　　中国纺织服装业正在逐渐找到全球价值链新坐标，“走自己路”的模式和产业生态正在形成。不少服装企业负责人表示，得益于从面料到成衣的全产业链条布局，即使单一加工环节向周边国家转移，也不会对企业生产带来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看，贸易不平衡，恰恰会帮助我们自身产业升级。”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陈大鹏说，对于集合上游研发、设计与优质制造能力的优秀供应商而言，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带来实质影响，反而会坚定升级的信心。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背后是两国经济结构差异和制造格局的博弈。
　　曾经位于产业链中低端，充当“世界工厂”的中国，如今也在向制造强国蓄力迸发。以轨道交通、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正在走向全球前列。《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布局和制造规划擘画出迈向制造强国的路线图，更是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带来压力。
　　“今天的‘设限’，是一场关于明天发展潜力的博弈。”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说，无论是美国国内减税、让制造业回流还是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提高进口关税，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发难设限，都反映出美国的隐忧。
　　“这是一场关于‘赛道’的布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山说，此轮贸易不平衡冲突，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些领域的差距，并坚定提早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的决心。
　　应对贸易战，最好的办法是练好内功。
　　正如中方一直强调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的决心和信心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坚定，不会因为外部的压力而改变自身的“航向”。
　　开放与合作，也是新时代下，中美两国开启经贸新模式共同努力的方向。

来源时间：2018/4/6   发布时间：2018/4/6

旧文章ID：15916

作者：蒋梦莹  来源：澎湃新闻

　　特朗普政府赶在中国清明小长假前发布征税产品建议清单，可谓用心良苦。细看清单中拟加征25%关税的1333项商品，囊括了中国生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航空、机器人、医药、机械等行业产品，这其中有何深意？
　　如果只是为了贸易平衡，那么美国可以采取之前的策略逼人民币升值。但是这次美国却完全不提汇率，对中国主要攻击和征税的领域恰恰是贸易顺差并不显著的高科技领域。这也似乎摆明了不是以贸易作为第一目标。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直言，这次行动针对的目标就是中国2025战略中涉及的各个领域。理由是，中国强迫美国企业转让专利技术，这是中国在巧取豪夺。
　　这场贸易战箭头的核心是什么？是美国想要保护自己的贸易，还是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发展？4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行“中美双边贸易形势”专题研究会，多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就此展开了深入讨论。
　　压制“中国制造2025”才是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指出，现在贸易战尚未全面打响，只是摩擦和冲突，那么制定征税清单的目的何在？他对301调查报告进行了“拆解”与剖析后指出，压制“中国制造2025”是特朗普政府的中期目标，以保持自身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王孝松分析称，短期来看，美方的诉求是平抑逆差，而从更广泛的经贸领域来看，还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中期来看，主要是压制“中国制造2025”，保持自身对技术的领先。从301调查报告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征税目标不仅局限于贸易。301调查报告主要谈到四项问题：强制性的技术转移、歧视性的许可要求、海外并购和非法商业黑客行为。王孝松指出，这些领域都关乎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仅仅是贸易本身，而这些产业政策实际上又是为“中国制造2025”服务的。
　　关于强制性的技术转移，这是通过撰写301报告的机构对美国的企业进行了调研，证明中国当局要求外国企业同中国企业组成合资企业的时候，首先要将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使用，为了避免违反WTO规则是以间接和口头的形式展开。这些起诉和诉求的重点集中在汽车和航空产业，可见其目标肯定不仅仅在贸易逆差本身。
　　关于歧视性的许可要求，报告当中指出，中国法律要求国外企业将技术授权给中国企业，特别是经过10年的付费使用之后中国企业可以在合同到期以后永久性地使用技术。而这一条则针对的是更广泛的行业，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制造2025”，但是目标仍旧是打压中国。
　　王孝松认为，海外并购是301调查报告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占到几乎一半的篇幅。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在“中国制造2025”中的战略性行业疯狂地并购，获取美国的技术，如集成电路、机器人、航空、生物技术等。报告指出这些企业大多数具有政府背景或是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所以中国的并购行为其实是为了实现“中国制造2025”目标进行的非市场行为的技术购买。
　　最后是非法的商业黑客行为，301报告抨击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一些间谍行为，并且强调了美国受攻击的部分行业就是“中国制造2025”当中的重点发展行业。
　　综上可见，就301调查报告而言就早已超出贸易的范畴。
　　此后的600亿清单、500亿清单、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启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等，看起来似乎与“中国制造2025”没什么关系。但是细究之后便可发现背后的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美方试图通过启动WTO终端解决机制解决中方的歧视性许可要求。但是，这项内容却是在挑战中国的法律，因为目前中国确实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其次便是限制中国对美投资，这件事情已经开始了，直接限制的就是中国的海外并购，在美方看来，海外并购获取技术赶超美国可能比贸易逆差的问题更为严重。所以美国财政部正在谋划一个更为严厉的措施，根据1977年的一项法律想要进一步地遏制中国海外并购。
　　王孝松指出，强制性技术转移和非法商业黑客行为，通过启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基本上是解决不了的，但征税清单当中涉及的行业和产品却都是先进制造业或者高科技的内容。所以征税清单是特朗普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用征税的方式打击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雷达亦发言指出，301调查报告非常清楚、非常明显的表明，美国要改变的是影响美国战略发展的制度性因素。这一现象也正体现出中美冲突的长期性，“中国制造2025”向将中国的产业往高端发展，美国在强调制造业的回归，这两种变动方式会使中美的产业结构越来越趋同，利益的冲突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怎么办？
　　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政府，中国该如何应对？根据与会专家的建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以战促和。王孝松根据美国列出的征税清单预测称，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势不会演变成为真正的贸易战，虽然互相列出了制裁的清单，但应该以战促和，极有可能转向另外一个方向——贸易谈判。谈判到最后可能达成协议，协议当中可能还包含着变相的转移支付，比如中方让渡部分利益、开放一些市场或者加强某些领域的保护。
　　其次，加强协作、利用美国内部的矛盾。王孝松指出，波音已经发声了，不希望打贸易战，中国可以利用美国内部的矛盾。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之多，实质上与中国已是水乳交融的关系，美国的行业利益集团和大型企业就可以充当中国在华盛顿的代言人，帮助中国游说。
　　雷达也表示，中国以往的策略都在政府对政府的层面，但是放到现在，中国政府可以跟美国在华的跨国公司谈在华的政府采购，例如，可以直接跟波音这样在中国有大量订单的公司谈，如此，美国对华遏制的态势和政策是可以被破解和瓦解的。
　　第三个办法是“拉拢”欧盟。王孝松指出，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还是过高，现在更应该开拓欧盟市场、扩大“一带一路”沿线的开放。如果现在欧盟和日本表态站在美国一方，联合起来与中国对垒，那便很可能演变为一个很重要的威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在会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在此时此刻更应该与欧盟结盟，如果连欧盟也失去，后果就很严重了。
　　第四，以服务贸易反制。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但是服务贸易却是顺差。2017年美国对中国服务业贸易顺差达557美元，不如货物贸易数额却大，却也是相当大的数字。
　　余淼杰指出，中方可以打服务贸易牌，因为中美服务贸易总额达1000多亿美元，占到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18%，美国是中方第一大服务贸易逆差来源地，占到逆差总额的四分之一，且具体在旅游、留学和医疗等领域。余淼杰表示，可以在旅游和医疗领域影响市场导向，采取反击。
　　不该做什么？
　　关于多方呼吁应该进一步开放的金融业，余淼杰和雷达皆认为，此时不是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时机。
　　余淼杰从中方应对的策略层面指出，如果我们主动扩大金融业，特朗普政府会将此看作示弱，从而不断地试探中方的底线。
　　雷达则从更长远的角度分析称，美国的全球战略最终还是金融领域，尽管眼前看来华尔街的高层纷纷下台，特朗普好像越来越远离华尔街，但最终美国会通过金融领域来维护其国家战略利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看，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首先满足的是制造业资本的发展，暂时牺牲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采取了资本管制。但随后逐渐演变成金融资本自由化，使得金融资本利益越来越参与进来，从长期来看，中国需要尤为关注这一点。
　　中国的胜算
　　如果最坏的状况发生，贸易战确实爆发，中国有胜算吗？雷达称，中国的胜算还是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有一个不靠谱的总统。
　　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期，彼时里根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正面临着意识形态从干预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几乎在全球范围都得到了一致认可。但是这次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或者政策转变的趋势和方向却不明朗，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在欧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同样也遭到抵触和反感情绪，这一点是今天中美贸易战和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的根本差别。
　　就在前一天的推特上，特朗普称要对额外的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24小时没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希望能解决贸易争端，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带来一些痛苦。
　　这位总统到底靠不靠谱？世界人民应该也有了判断。

来源时间：2018/4/6   发布时间：20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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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潇清 沈馨妍  来源：澎湃新闻网

　　“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无法避免的，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但进而造成的后果肯定是双方乃至全世界都无法接受的。”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
　　格雷厄姆·艾利森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他还曾于1993到1994年之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特别顾问，专门负责制定针对前苏联国家的外交国防政策。去年5月，艾利森出版了他的新书——《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艾利森根据这一论断观察近代以来大国竞争的历史，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之说，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一经提出后，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也自然而然地被用来讨论中美关系。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的专访时，艾利森谈了他对中美关系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
　　思考“修昔底德陷阱”的例外
　　澎湃新闻：近一阶段，中美之间围绕着贸易战、国家安全等问题展开了多次博弈，您是否认为这些事实再次支持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有关理论？
　　格雷厄姆•艾利森：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回答“是”或者“否”的问题。十九大之后，我们都看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看到了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层的壮志雄心。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的三个层次表述，首先是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对中国（是竞争对手）的表述，其次是要求中国每年解决1000亿美元中美之间贸易逆差的要求，再就是前些天对于中国价值6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措施。
　　从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来看，我认为这些做法都是上升大国以及守成大国的正常行为。
　　澎湃新闻：您如何建议两国政府更好地管控、处理解决当前中美关系存在的纷争？
　　格雷厄姆·艾利森：首先，我建议中美两国必须都诊断清楚两国关系的本质，那就是中美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危险的驱动力，这源于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且将继续上升，美国对国际关系的主导且希望继续主导，这使得美国担忧自己的主导权会被上升的中国所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态势，历史上当上升大国挑战守成大国之时，过半数的情况最终都会导致战争的发生。特别是如果当第三方进行挑衅时，双方都会对第三方的挑衅做出反应，从而导致一系列最初无法预料的结果。中美两国都必须深刻地意识到这种极端危险情况的出现。
　　再者，为了避免出现这些极端的情况，人们就必须运用极端的想象力、适应性和灵活性。比如，贸易是必须遵循日常的贸易准则，还是也可以按照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目标来进行？历史上主要的16次上升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案例中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可以从中获得什么，这需要中美两国政府、社会共同发挥我们的想象力、适应性和灵活性。
　　而且，我们必须摒弃以往的传统理念，尝试思考一些看起来似乎极端的概念，再把它们修改和润色，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不是不可能，但肯定不简单，需要大的智慧。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非常推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这似乎正在接近中美关系的本质，打破传统的大国关系模式。目前，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还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填满，但这种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次机遇。
　　“三十年和平”协议的启示
　　澎湃新闻：从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出发，该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当前的态势？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目前正致力于研究如何让中美关系逃离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无法避免的，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但进而造成的后果肯定是双方乃至全世界都无法接受的。
　　习近平主席就曾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不幸的是，美国目前并没有找到一种合乎逻辑的、可持续的应对中国国力上升的策略，对此我也没有答案，所以我们必须超越那些传统的政治智慧。
　　我先确认一下这种答案的范围，再给出我的一种解答。
　　在中美关系的光谱中，最左边的一端是中美未来最终通过妥协与合作发展成为英美之间的关系，最右边的一端是中美之间不断的竞争最终演变为以瓦解对方体制为目标的敌对关系。
　　现在来看，这两种关系都不可能出现。所以我们就必须从更广泛的范围来思考问题，即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必须和中国一起妥善解决好当前的危险局势。
　　在我的概念中，新型大国关系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模板，那就是历史上雅典与斯巴达签署的“三十年和平”协议，双方共同允诺以某种形式在一段时间之内完全冻结双边国际恶性竞争行为，两国都将重心放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与社会事务之上。在当前中美两国国内都面临诸多问题的背景下，这种选择是否是可行的呢？需要双方进一步的探讨，但在这之前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中美之间必须调节好解决双边问题的节奏与时间表，现在来看，美国特朗普政府是急于在短时间之内就解决中美关系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而中国似乎显得拥有更多的耐心。
　　“修昔底德陷阱”有破绽吗？
　　澎湃新闻：自您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以来，有学者就指出这缺乏全面的历史事实的支撑，您是在有选择性的使用合适的历史案例来佐证您的观点，对此您如何回复？
　　格雷厄姆·艾利森：无疑，这是一种客观的反驳意见。事实上，我们已经建立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相关网站，我有兴趣把更多的历史案例融入到这一概念的研究范围之中，大家也可以通过那个网站提交一些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所讨论的范围的案例，那就是一个上升国家挑战了一个守成国家的权威，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们讨论的都是具有重大参考意义的历史问题，诸如巴西和阿根廷在南美地区的博弈，虽然相似且有趣，但可能并不是目标案例。研究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目标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而不仅仅是去创建一个社会科学的大数据库。

来源时间：2018/4/6   发布时间：20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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