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在2018年作出的选择不仅将塑造其21世纪的战略走向，还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和平与经济繁荣。
　　第一个挑战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在应对崛起的中国方面一直在丢分。它是应该像以往那样接受中国，还是应该把中国看成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的“修正主义大国”呢？
　　简言之，中国是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对美国来说这是重要的历史性选择，这绝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对于中国，美国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同声音，而当前的分歧比以往尤甚。一方面，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部的战略报告和特朗普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政府都把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是美国国家利益、美国经济和价值体系的挑战者。另一方面，许多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和媒体评论人士，他们代表着东海岸建制派“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这些人都在强烈批评特朗普对涉华问题的处理。
　　真正的危险在于，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了真正的敌人。这有可能把美国带入修昔底德陷阱，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美国迄今为止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不过是旧式习惯使然，也就是习惯性地阻挠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而不是存在什么坚定的反华政策。
　　第二个挑战对美国来说既是国内的，也是全球的，其形式是美国一手创造的“自由的国际秩序”日益土崩瓦解。马丁·沃尔夫以典型英国式的轻描淡写评论道，“自由的国际秩序如今生病了”。出任总统已经一年的特朗普一再抨击体现自由国际秩序基本结构的全球治理、安全条约、贸易安排、开放市场和WTO、UNESCO等多边机构，这给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的治理体系带来严重破坏。
　　今天，有效的全球治理已经变成奢侈品，维持世界秩序所需的全球公域变得日益艰难，使“治理的缺陷和混乱”成为常态，进而导致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为颠覆自由秩序所做的一切始终得到美国蓝领工人及同样处在社会阶梯低端的其他人士的支持，虽然精英和民主共和两党的建制派人士对此表示激烈反对。最后结果是，重要的决定更多地被政党政治所劫持，社会分歧加剧，整个美国社会更加充满敌意。
　　“美国优先”对美国人的吸引力，正如英国脱欧之于英国人。这让许多人怀疑美国人是否能与持续的全球合作相协调，以维护当前国际体系，同时使之具有特朗普政府一直迫切寻找的国内合法性。
　　这一挑战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有深远的影响。美国会像以往那样拥抱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还是抛弃一切为了自我满足而另起炉灶？遗憾的是，在这个时代，美国不能像在“美国世纪”的时候那样发号施令了。“美国时刻”已经一去不复返，虽然特朗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希望它再度出现。
　　第三个挑战是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日渐衰败，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后者创造了经济奇迹，表现为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社会充满凝聚力。中国并未“出口”这一模式，因为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况不同。但许多国家认为，中国的成功显然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去实现经济繁荣，同时保留自身政治和文化传统。这是毋庸质疑的。
　　还是让历史对此作出决定性评判吧。
　　美国正因为日益加剧的战略焦虑而深感不安，因为它的“自由和基于规则的经济体系”过去数十年来主宰着全球的经济管理，而如今这一体系受到了中国的成就的挑战。
　　在当今世界，重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军事力量等“硬实力”，同时还有构成文化亲和力和经济模式的软实力。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必须让国内条件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现实，进而确定自身的发展模式，这是常识。在现实世界中“一刀切”是行不通的。
　　对个人来说，一个人显然要终生学习，以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无论国家是大是小，是贫是富。美国会否适应这个力量均衡发生改变，并且存在着多种经济增长竞争模式的世界呢？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是超级大国美国面临的两难选择。
　　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所有人都希望美国就这三个难题作出明智的选择。

来源时间：2018/3/3   发布时间：2018/3/2

旧文章ID：15435

作者：尹承德  来源：中美聚焦

　　特朗普最近多次发表讲话，高调炫耀其一年来的政绩，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国情咨文中更是用近1/3篇幅大谈其“历史性”非凡成就。这些政绩几乎清一色是内政方面的。在外交领域除对华关系相对稳定等少量亮色外，基本乏善可陈，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执政第一年最失色的。美国的国际关系罕见恶化，国际信誉和影响衰降，在国际上几陷孤立。
　　特朗普是民粹主义意识较重的总统，既承袭了传统建制派“美国独大”的霸权外交政策，又使之带有民粹色彩，对外政策比传统建制派更强硬和非理性。
　　其一，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搞民族利己主义。他公开宣称“世界必须为美国利益第一让路”，这就是说世界其他国家必须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甚至作出牺牲。其行动，从“退群”到毁约，从限制移民到贸易保护，从强化同盟关系到重定战略对手，从扩充军事力量到制裁异己国家，无不是把美国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和损人利己的。但最终结果是损人而不利己。
　　其二，不顾道义支强欺弱。这集中表现在他改变美国历届总统偏袒以色列而在巴以间维持适度平衡的相对温和政策，转为支以压巴，承认巴以争端的核心耶鲁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决定在2019年前将美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城。在巴以争端中巴勒斯坦是弱者与被欺凌者。特朗普此举表明他站在以色列一边欺压巴勒斯坦，无异助纣为虐，突破了道义底线，引起巴方的强烈反弹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国家联盟和包括所有美国盟国在内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同声反对，这些组织和联合国大会都通过决议指出美国此举为非法。
　　其三，一意孤行毁约“退群”。特朗普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接连否定和退出一系列国际协定，包括退出TPP，否定伊核协议，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与移民问题协定，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甚至一度宣布将退出WTO，并盘算要退出联合国。他还决定同多国重谈已签署的自贸协议，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毁约行为。他毁约和退群之多在美国和全球都是空前的，严重冲击全球治理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事业。
　　其四，侮辱弱小国家。特朗普歧视欠发达的弱小国家，如多次诬称非洲国家是“垃圾国家”，最近一次与国会议员讨论有关移民法案时甚至辱骂非洲和一些加勒比国家是“粪坑国家”，引起公愤。54个非洲国家和加勒比共同体发表声明表示不满和谴责，联合国有关官员说特朗普用如此不堪的言语侮辱他国反映了美国政策正在打开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特朗普执迷于搞“美国第一”，结果适得其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公信力、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加速了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但他仍不以为然，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自我标榜是林肯以后最有作为的总统，继续我行我素，且大体上还行得通。美国政坛的这种现象固然同美国经济状况向好分不开，更与美国社会生态的演变密切相关。
　　首先，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贫富两极分化。到2016年，1%的富人掌握全美40%的财富，40%的民众近乎无产；而在1970年1%的富人只占全美财富的9%。严重的两极分化招致社会状况恶化。其次，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随着移民不断增多，原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白人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现大约只占全美人口的60%，不少白人担心过不了多久，白人将沦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再次，美国产业空心化使失业人数激增，有关阶层增强了对精英政治的不满。还有，美国实力地位持续衰降激发了美国人的忧患意识和对精英治国无能的反感。这些是产生民粹主义的丰厚土壤。以白人为主的中下层民众大多有反移民排外反全球化倾向，厌弃建制派的政治正确，而欢迎标榜“让美国再次强大”为己任的非建制派人物特朗普。尽管特朗普外交上搞不好，内政上也有瑕疵，他们仍然是他的忠实支持者。属于美政坛右翼的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他们为了一党之私，同极右与民粹思潮合流，坚定支持特朗普。这是特朗普能够上台并能推行其政策的根本原因。
　　形势比人强。外交上的挫折应该能使特朗普总统有所警醒。他不久前在达沃斯论坛讲话和在国情咨文中的语调就比较温和，而且表示他主张美国第一不是要美国独善其身，而是要同他国合作。这就比较积极，能觉今是而昨非，是一种进步。

来源时间：2018/3/3   发布时间：2018/3/2

旧文章ID：15434

作者：帕特里克·孟迪斯  来源：中美聚焦

　　如果说过去一年的事态能对中美贸易关系产生何种指导意义，那就是中美贸易关系在变得更加平稳之前将会变得更具争议。自从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及北京1980年启动“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双边贸易已经令两国数亿人受益，不仅帮助中国人脱离了极度贫困，也为美国人提供了价格实惠公道的商品
　　虽然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面临着紧张局面，但华盛顿和北京已经普遍认识到贸易带来的互惠互利。这种“可控的紧张态势”在过去帮助两国成功应对了各种贸易争端。
　　但在2016年，情况发生了巨变。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宣称，美国将“不再允许中国蹂躏我们的国家”，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恶劣的盗窃”。而自2017年1月宣誓成为总统后，特朗普遵守了其竞选承诺，在当政首日即带领美国退出TPP。该协定旨在与其他11个国家共同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其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约40%。
　　聚焦中国
　　而事实上这仅仅是繁忙2017年的序曲而已。在这一年，中国成为了美国贸易措施直接或间接的目标。2017年4月，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自主发起调查，以确定外国生产的钢铁进口制品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11月，商务部又对进口自中国的通用铝合金板自主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
　　同月，美国作为第三方向WTO提起诉讼，支持欧盟对中国不符合“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017年是美国“自2001年以来出台关税措施最多的一年”，其他案例还包括西班牙橄榄、越南工具箱和加拿大喷气式客机。
　　为了维护2017年的势头，特朗普政府2018年伊始就通过了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措施，因为美国认定这些产品“给本国生产商造成了严重损失”。
　　除了安抚特朗普选民的作用外，实证研究显示这种报复性措施不仅会适得其反，还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重温历史
　　让我们回顾一下2002年美国针对钢铁产品的“201条款”案。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对“扁钢产品、热挤压棒材和冷轧条钢征收30%的关税，对其他钢铁制品征收最高15%的关税”。这些措施引发了如下效应：
　　• 价格暴涨，导致美国失去20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从2002年2月至11月损失了40亿美元的工资收入”。
　　• 2002年，受钢铁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失去工作的美国工人人数超过美国钢铁产业总雇佣人数（2002年12月，共有18万7500名美国人受雇于美国钢铁厂商）。
　　• 成本上涨影响了美国各州，从加利福尼亚州（失去19392个工作岗位）和德克萨斯州（失去15826个工作岗位）到铁锈带的俄亥俄州（失去10553个工作岗位）和密歇根州（失去9829个工作岗位）。同样，纽约州失去了8901个工作岗位，弗罗里达州失去了8370个工作岗位。“在整个2002年，共有16个州因钢铁价格上涨各失去了至少4500个钢铁消费工作岗位。”
　　下游钢铁产品消费者（如约翰·迪尔和卡特彼勒公司）承受了价格上涨带来的大部分负担。一些消费者选择从海外进口钢铁，另外一些则干脆拒绝接受供货商要求的更高价格，这迫使供货商不得不自己承担价格上涨部分，而这又最终令它们陷入财务危机。
　　不出所料，这些关税措施立即引发了国内钢铁消费者和国外钢铁出口商的抨击。根据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他们被迫为“布什送给钢铁产业的礼物”买单。彼得森在2003年发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欧盟和日本已经知会美国，称“生产纺织品的东南部各州和生产柑橘的弗罗里达州等政治敏感议会选区”将在2002年中期选举前成为报复性措施的目标。
　　实际上，以彼得森报告的话说，这些威胁迫使布什政府采取了一种“平衡措施”，既要“防止外国采取报复性行为，又不能耗尽此前从钢铁产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国会钢铁联线获取的好意”。
　　正如期待的那样，WTO宣布这些关税措施违反了其规则，同时欧盟得到授权向美国生产商实施20亿美元的报复性禁运。布什总统最终于21个月后废除了这些关税，引发了美国钢铁产业的不满。
　　彼得森报告对此给出的最终评估是，“虽然启用’201条款’或许可以通过避免更多裁员拯救一些工作岗位，但我们依然对于工会工人愿意相信保护主义措施令他们获益匪浅感到不解”。报告进一步提出质疑，“他们何时才会意识到工会领导者们错误地中伤进口，并错误地承诺保护主义措施不会令工人获益？”
　　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再次打出关税牌，为迫使中国“遵守规则”，向中国轮胎征收了高达35%的关税。根据当年4月启动的国际贸易委员会“421条款”调查，该委员会的数据分析显示，“国内轮胎产业遭受了来自中国进口产品的实质性伤害”，同时这些进口产品正在“扰乱”美国国内生产市场。
　　彼得森在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即便基于极其慷慨的假定”，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高达35%的关税帮助挽救了最多1200个工作岗位，但美国为每个工作岗位付出了高达90万美元的代价。这项关税措施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国轮胎企业。而这90万美元中仅有“一小部分”进入了轮胎工人的口袋。此外，轮胎消费者额外支付的成本导致他们减少了在其他零售产品上的支出，而这又间接地降低了零售行业的雇佣水平，从而很可能令美国经济失去了超过2500个工作岗位。除此之外，中国很可能采取报复性措施，“对美国进口鸡肉制品征收反倾销税”，而这又将给该行业带来约10亿美元的销售损失。
　　引发连锁反应
　　这显示出特朗普总统出台的任何关税措施都有可能引发来自中国同等规模的反击。达特茅斯大学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欧文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无论何时美国在WTO允许的反倾销条款下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中国的监管者们就会突然发现从美国进口的鸡肉或猪肉受到了污染，必须被禁，中国航空公司会开始购买空客飞机而不是波音飞机，又或者中国食品公司将从阿根廷进口大豆、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而非从美国农产品出口商采购这些产品”。必须清楚的一点是，即便中国不出台报复性措施，美国经济也将因价格上涨而受到影响。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William Zarit）曾明确表示，“一些官员已经知会我，千真万确，会出台报复性措施”。中国共产党官方喉舌《环球时报》也已经在2016年就明确宣称，“波音订单将由空客取代……美国汽车和iPhone手机在中国的销售将出现滑坡，美国大豆和玉米进口将被叫停”。而这些威胁背后的意味再明确不过了，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美国期间，波音收获了380亿美元订单。2016年，中国成为美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从2006年的67亿美元激增到2016年的214亿美元。单是大豆一项的出口额就高达142亿美元。
　　最终，以关税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收效甚微，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在最近的钢铁案中，《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在8月发布的文件中建议，“2017年上半年钢铁进口激增与变化中的国内需求相一致，并非源自外国倾销”。再者，很多开展国际贸易的企业都是当今全球供应链的一环。达特茅斯的欧文教授称，几乎“半数的美国进口由中间产品构成，如工厂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然后这些中间产品被用于生产过程或转卖给外国其他企业，而这些企业再将这些产品作为生产资料使用。
　　事实上，即便外国企业被征收关税，它们大可以将生产基地移往第三国，甚至是美国。想想中国的青岛海尔集团及该集团出资56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家电部门的案例。如果特朗普政府执行其对洗衣机征收关税的措施，海尔完全可以令其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工厂增产，从而规避关税。总部位于伊利诺伊的钢管生产厂商泽科尔曼工业（Zekelman Industries）首席执行官巴里·泽科尔曼说：“关税真的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果你征收关税，他们依然可以把产品移往第三国。”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公司中有一部分也雇佣美国人。
　　来自汉密尔顿的建议
　　关于关税的争论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一样古老。欧文教授在其《汉密尔顿生产报告的余波》中解释，“虽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补贴的提案未能获得支持，但在1792年初，几乎每一项关税建议都在国会得到了通过”。当时的关税之所以看起来并没有充满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是因为担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不希望打击进口，因为进口是帮助美国偿还公共债务的关键税基。欧文进一步指出，“虽然汉密尔顿的适度关税政策得到了批发商和交易商的支持，而这些人正是联邦党人的中坚力量，但沮丧的国内生产商很快便开始支持由托马斯·杰弗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领导的共和党人推崇的更为严苛的贸易政策”，而“在18世纪90年代支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利益集团将他们的政治支持从联邦党人转向了杰弗逊共和党人”。
　　在眼下世界各地日益升温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考虑关税措施时，政策制定者们应当抵制住关税的诱惑。欧文教授警告，当国会在1930年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时，一份国联的报告称，此举将成为“让其他国家大举出台关税措施的信号枪，至少部分以报复性措施的形式”。
　　特朗普总统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倾向反映出他意图完全规避WTO的渴望。根据彭博社的社论委员会，特朗普总统“在竞选过程中就威胁让美国退出WTO，他同时明确表示不会理会WTO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决”。特朗普总统在WTO框架外出台关税几乎必然招致报复。
　　鉴于这些措施的严重影响，现在还不清楚特朗普总统是否透彻理解了在贸易争端上跳过WTO程序、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这是事关美国自二战后大力推动建立的WTO体系存亡的严重威胁。这一全球体系“制约着与美国进行贸易的WTO其他163个成员的政策”。
　　美国前贸易代表迈克尔·弗洛曼曾警告，“这将导致其他国家对我们出台报复性措施，或许更为严重的是，这会令其他国家效仿我们的这一做法，无视国际义务而擅自采取行动”，这将导致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瓦解，并在这一过程中给全球经济和美国信誉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中国的一句古老谚语或许可以完美总结我们应当从中汲取的教训：害人终害己。

来源时间：2018/3/3   发布时间：2018/2/28

旧文章ID：15432

作者：特洛伊·斯坦格隆  来源：中美聚焦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在2017年连续数月不断加剧之后，韩国争取让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努力有可能创造了一次对话机会，其表现就是，最近金正恩发出了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首脑会晤的邀请。文总统若接受邀请，那么，南北方的峰会就将提供一个检验外交努力能否解决朝鲜核导计划危机的契机。不过要验证这一点，当前紧张局势的暂缓就必须保持到冬奥会之后，而这需要外交上的创新。
　　在现阶段，举行峰会时机尚不明朗，也许仍然不会成为现实。不过金正恩已经邀请文在寅总统尽早赴朝鲜举行首脑会晤。文总统的回应是应当为首脑会晤制造适当条件，其中包括朝鲜与美国进行对话。有早期迹象显示，美国可能愿意进行对话，但各方仍需寻找一个方法，让目前的平静得以保持，直至对话机会出现。
　　虽然朝鲜在平昌冬奥会期间没有进行额外的核导试验，但它已经表示如果美韩恢复军演，美韩同盟就会铸下让紧张局势加剧的大错。朝鲜希望军演能够停止。
　　中国可以为延续当前的奥运暂停发挥重要作用，但这需要它改变策略。去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试图说服美国和朝鲜就解决双方在朝鲜核武器与导弹计划上的分歧举行对话。然而这些努力的前提是双冻结，即朝鲜冻结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作为交换美韩冻结联合军演。
　　中国的双冻结提议对美国和朝鲜均未产生吸引力。它要求美国和韩国放弃防御性演习的权利，以换取朝鲜承诺不再继续实施武器计划，而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因为武器计划在制裁朝鲜。朝鲜一方的冻结基本上是无法核实的，它还可能促使朝鲜提出更多要求来约束美韩同盟，以换取它不再发展核武器。
　　同时，平壤根本无意长期停止它的试验。朝鲜核与导弹计划的进展表明，平壤要赶在所有谈判举行之前完成武器试验。冻结将让平壤占据优势，因为核实美国和韩国是否举行军演是轻而易举的事。
　　与其双冻结，中国不如鼓励美国和朝鲜承诺在冬奥会结束后暂停采取行动。美国要同意不增加额外制裁项目。当前的制裁仍然保留，但暂停生效期间，美国不主动寻求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反之，朝鲜同意不进行任何额外的试验。
　　暂停期间，美国和朝鲜的目标是进行试探性对话，最好是与六方会谈的其他四方磋商，看看是否存在基于2005年9月联合声明的谈判基础。目的不是要完成这些谈判，而是找出有哪些可能达成协议的领域，什么地方需要有新的讨论，以及是否存在可行的外交路径。
　　不管美国和朝鲜是否同意冬奥会后暂停行动，中国官员都应该暗底下与美国和朝鲜官员会晤，寻找创造性的方法，阻止紧张局势在冬奥会结束后卷土重来。文在寅已经开了个头，但各方仍然需要发挥创造力，以期取得更大的成果。

来源时间：2018/3/3   发布时间：2018/2/27

旧文章ID：15431

作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来源：中美聚焦

　　继以狂风暴雨般的竞选言辞妖魔化中国的经济行为后，特朗普总统在上任后的头几个月内似乎在中美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上展现出了一种更为审慎和积极的态度。但这种乐观情绪眼下正在逐步消退。近期的发展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愈发强硬的姿态，预示着美国或许会出台破坏美中经济关系的贸易措施。
　　到目前为止，中国和美国双方都展现出了克制。但中美两国存在的结构性政治和经济状况并不令人乐观。这导致眼下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双方继续展开相对较小规模的行动，而这无疑将失控，进而导致爆发没人希望看到的以牙还牙贸易战；或者是双方协同努力，展开协商以解决问题，最好是美中可以签订一份双边投资协定。
　　美国方面，特朗普总统显然中意挥舞贸易大棒以迎合选民。这并不意味着美中两国贸易不面临着主要问题。与中国爆发冰冷贸易战贯穿了美国历届政府，但这绝大部分都被控制在WTO多边框架内。特朗普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利用美国旧时贸易法来针对中国，如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中国政府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产业政策是否伤害了美国企业。
　　美国已经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征收了30%的关税，这一举动直接针对的是中国大型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此外，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钢铁和铝制品实施进口限制，这也是部分针对中国。最后，美国国会据称已经向AT&T和Verizon施压，要求它们放弃在美国出售中国华为公司生产的智能手机计划，同时美国监管部门还叫停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收购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MoneyGram）的业务。
　　作为反击，中国已经要求WTO审查美国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一案，同时宣布将对进口自美国的高粱展开调查。中国显然不会对美国采取的升级贸易调查和其他手段袖手旁观。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William Zarit）2018年1月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他预计中国将对美国贸易禁令采取报复性措施。
　　引发贸易战的最大引线或许来自于上文提及的针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展开的“301条款”调查。眼下该调查结果随时可能出炉，而特朗普总统已经暗示将在调查结束后采取严厉措施，他警告这些措施或许将给中国造成“严重损害”。“我们现在讨论的数字甚至超过你们的想象，”据称特朗普在路透社的一次专访中说。
　　中国自身采取的针对美国的渐进升级式报复性措施可被视作对华盛顿的鸣枪示警。除了发誓要求WTO审查美国依据WTO成立前出台的本国法律实施贸易禁令是否合规外，中国还将目标瞄准了在美国极具政治影响力的领域，如农业。
　　中国针对进口自美国高粱的调查直接指向堪萨斯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农民。就在过去几天，新闻报道称一些中国买家取消了从美国购买玉米的订单，转向了美国竞争者乌克兰供货商。这一举动正值北京收紧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管理。由于大部分美国玉米都以转基因方式生产，这或许预示着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紧张态势正在酝酿开启另一个战场。对于美国农民来说，玉米出口量远远高于高粱，而今年美国玉米大丰收，这或许会令出口中国成为额外需求的重要来源。
　　这表明，面对更为严厉的美国贸易禁令，中国政府不能被视为无所作为。国家荣誉，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预防道德危机的渴望起到了作用：中国不想让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可以在欺负中国之后全身而退，美国方面出台的严厉措施将面临来自中国方面严厉的、会带来政治后果的反击。太平洋两岸结构性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导致了一场缓慢、但极其危险的以牙还牙贸易禁令的升级。
　　北京和华盛顿都应当严肃考虑现存的其他选项：心怀远大目标，加速协商进程。这一目标应包括重启停滞中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但双方或许应当超越这些具体事项来应对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包括中国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创新产业政策，以及对双边市场准入的各种限制。通过这种方式，特朗普政府可以利用贸易惩罚措施的幽灵来给中国施压，要求后者改革部分政策。
　　根据中国政府的消息源，中国和美国已经同意重启双边高规格经济对话，该对话于去年被特朗普政府叫停。这一消息来自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于2018年2月8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会见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之时。
　　全面经济对话的重新启动将为双方带来一丝受人欢迎的希望之光。它将令双方保持头脑冷静，开始修正双边商业关系中的不平衡态势。当然，中国政府似乎越来越感到担忧，为此它派出了经验最为丰富的外交官和美国专家出访华盛顿。然而，即便是现在也仍不清楚中美经济对话是否将重启，更不清楚该对话是否会有助于化解困扰美中经贸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
　　当前最大的危险是特朗普政府对于再平衡中美商业关系是否拥有一个清晰的最终目标。如果美国政府想要改变中国政策，它应当明确美国想要看到中国做出何种转变，并将这种愿望转化为协商框架。眼下，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方式似乎是打乱枪，虽然没有哪一枪足以致命，但如果中国对此进行报复性反击，这将导致爆发以牙还牙的贸易战。更为明智的做法是挥舞潜在贸易禁令的大棒，同时对展开对话表示欢迎，这种对话应设定清晰可辨的范围，并让双方表明期待何种协商结果。

来源时间：2018/3/3   发布时间：2018/2/27

旧文章ID：15430

作者：薛雍乐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2月2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与台湾交往法案”。这份法案继1月在众议院通过后，距离正式生效只剩下美国总统签署的最后一步。
　　法案宣称，国会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鼓励美国与台湾各层级官员之间的互访”，包括允许美国各层级官员“访问”台湾并与“台湾官员”会面，允许“高级别台湾官员”进入美国并与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官员会面，以及鼓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台湾方面建立的机构在美国运行。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在3月1日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上述议案有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美方信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干扰和损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美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邵育群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如特朗普政府按照“与台湾交往法案”推行对台政策，那么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就会遭受严重冲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也认为，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法案提供了向中国施压以换取所需利益和妥协的砝码，扩大了多议题联动中的交易空间。
　　据台媒消息，针对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日通过电子邮件表示，美国政策不变，仍信守“一中政策”；行政部门与国会为独立部门，两者不能控制或代表对方发言。
　　为特朗普提供筹码
　　据环球网此前报道，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外事部门负责人、防务部门负责人至今都无法“访问”华盛顿，而美国派官员赴台，也会避开敏感的军事防务部门，多以商务、教育部门之间的交流为主。“与台湾交往法案”就是企图对这种“受限的”高层级官员“互访”进行解禁。
　　据美国国会网站，这次通过的法案由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夏柏特（Steve Chabot）在2017年1月13日提出，联署的有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Edward Royce）和民主党众议员舍曼（Brad Sherman），历经一年后又得到了另外79名议员联署。
　　在参议院，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带领5名来自两党的议员于2017年5月4日提出了类似法案。此前，卢比奥也在2016年9月提出过这一法案，但未能通过。
　　刁大明说，这次参议院通过的法案是基于众议院版本，不再需要参众两院进行复议，标志着立法程序的完成。接下去只需要特朗普正式签署。在两院一致通过的情况下，特朗普签署的可能性比较大。
　　刁大明分析称，此次国会通过的不是过往没有立法作用的决议案，而是级别上和“《与台湾关系法》”相当的法案，尽管内容上可能不像后者那么具有破坏性。一旦特朗普签署，这可能给他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进行多议题联动，以换取自己期望的利益提供了更多筹码。有分析称，这份法案只是向行政部门提出建议和鼓励，不具备约束力，但特朗普政府确实有可能在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适时执行。“法案显然挑战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很有可能增加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国会想约束并塑造特朗普外交政策
　　实际上，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有议员提出过“与台湾交往法案”，而国会中的“亲台”议员在过去几十年中也时常提出相关议案。但特朗普上台后，“亲台派”似乎越发活跃。
　　今年2月21日，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殷霍夫（James Inhofe）率议员团赴台，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会谈。据《环球时报》报道，殷霍夫称国会支持美国对台军事承诺，愿提供对台湾有帮助的武器，不论是F-35还是F-16战机，并向台湾推销美国页岩油和天然气。
　　据美国政治媒体Politico今年2月报道，除卢比奥外，还有多名共和党人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要求其采取“亲台”政策。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就曾在参议院讨论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时呼吁美国国防部研究美国海军“访问”台湾港口的可能性。但在参众两院开会时，这一内容被删去。
　　邵育群说，美国国会一直是“亲台”势力的大本营。刁大明说，国会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案”也有约束并塑造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因素。特朗普上任后，中美关系从良好开局走向良性发展，相对比较稳定，出现的问题也是老问题而不是新问题。国会中的对华强硬派则希望通过立法这一方式，要求特朗普对某些议题加以关切，制衡其对华政策，不仅是在台湾方面，在这点上两党都有共识。
　　此外，刁大明说，美国国会历来都有“一小撮”“亲台”议员提出相关议案，但后期的联署者和支持者也许本身对台湾议题并不太感兴趣，甚至没有太多了解。众议院的“台湾连线”有100多名成员，其中许多人加入是希望借此联盟接触更多议员，争取在自己更关切、与台湾问题无关的议题上合作，而并不是出于实际兴趣。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日通过电子邮件，以背景说明方式回复台媒记者指出，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仍信守基于美中三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该名发言人表示，依美国宪法，行政部门与国会各为独立部门，两者在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都起重要作用，但互不控制或代表对方发言。
　　美国务院发言人指出，两岸的和平稳定符合美国长久利益；台海两岸了解这些利益的重要性，并为建立和平稳定的基础而努力很重要，稳定的两岸关系有益于台海两岸、美国与该区域。
　　视中国为所谓“威胁”态度抬头
　　中美竞争的加剧是这次法案通过的一大背景。美国去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对手”之一。报告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安全部分提及台湾地区，称将根据“一个中国”政策维持美国与台湾的密切关系，包括“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为台湾提供防御并遏制压迫”。
　　特朗普在1月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再次称中国为“对手”。据美媒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2月6日在众议院作证时也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美国的长期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呼吁国会致力于为美国军力增加经费并提供稳定的资金。
　　刁大明说，去年以来，美国两党将中国视为所谓“威胁”的态度有所抬头，包括认为中国对西方模式产生冲击，因此更迫切地希望通过炒作台湾议题来制衡中国，这一定程度上表现在了涉台法案上。
　　对于台湾在特朗普亚太政策中的地位是否会发生变化，邵育群说，特朗普政府在亚太地区的议程很多，在安全领域，朝核问题排位最靠前，需要中美合作。但如果美国真的把中国大陆作为“战略对手”，那就会把台湾作为一张重要的牌来打，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将迅速提高。
　　刁大明表示，很难说“与台湾交往法案”会如何影响台湾在特朗普政府亚太布局中的地位，因为国会和白宫的立场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但由于有了正式立法，台湾在特朗普亚太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可能会得到加强。不过，刁大明认为，如果未来美国的行政部门真的对台湾进行高层访问，其目的应该也不是为了履行国会立法，而是借台湾问题之势向中方要价。

来源时间：2018/3/3   发布时间：2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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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逸  来源：澎湃新闻

　　2018年2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了年度的安全会议，由英国前防卫大臣布朗领衔的四人欧洲-大西洋安全领导小组，认为应该聚焦核安全风险，围绕如何降低和消除核风险，展开相关的工作。从相关提案中能够感知到提案人浓重的安全焦虑，但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安全态势发展的实际，必须指出，对核风险的担忧不宜被过度的安全焦虑支配，也不应该被其他与认知以及客观因素相关的力量过度扭曲。
　　跨大西洋建制派的安全焦虑
　　四人小组提交的报告中列举了四项主要议题：重申核战争没有赢家、永远不可发动；维护和扩大现有的军备控制安排；推动严格遵守伊核协议；确认网络改变了核风险。从这四项议题来看，至少有三项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美国，而非相关文本频繁指涉的俄罗斯、非国家行为体等外部来源。与其说这是一份核风险报告，不如说这是一份跨大西洋建制派战略与安全的精英们，表达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可能对现有世界安全造成冲击和风险的报告（以下简称该报告为“布朗报告”，报告中译版见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05259）。
　　在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之后，特朗普及其安全团队的相关决策——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核态势报告，以及核武器现代化计划等——当然需要对“布朗报告”中所体现的焦虑的提升承担必要的责任。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布朗报告”指出的安全焦虑也不是特朗普一年执政就能够导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报告的出台，应该成为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对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系统性的决策失误与错误行动进行阶段性反思的信号，而不是找一个或者若干个短期的替罪羊，进行外部归因，开脱责任，乃至服务于特定国家的国内政治需要。
　　网络袭击加剧核风险？
　　回到核风险的问题上，“布朗报告”指出：“网络提高了事故、误算或失策的概率，进而改变了核风险。国家或非国家行动方有可能发动网络袭击导致核材料被盗、核设施遭破坏、导弹袭击假预警乃至核指挥控制系统遭入侵，让这些风险进一步加剧。”现有的安全机制确实存在相应的问题，因为这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但是这种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尤其是网络带来的核风险，不应该被过度主观地解释，否则会滑向神秘主义乃至反智的阴谋论的错误框架，而这才会导致错误的行动，并产生严重的安全风险。
　　信息技术的大量使用，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包括民用核设施在内的广泛领域。但在实践中，迄今为止，真正意义上的关键基础，包括核电站运行所需的工业控制系统，其防御能力还没有被实质性攻破的先例。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被列为主要威胁来源的恐怖主义组织，要掌握并实施这种级别的攻击，仍然具有相当实质性的距离。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讨论来看，对恐怖分子简单敲击键盘就能实施攻击的担忧始终存在，但这种情况一直未变成现实。通过有效的防御设置，预防非国家行为体获得相应的攻击能力，保障安全，仍然是可行和现实的。
　　至于国家行为体，一如长期的国际关系实践所证明，决定性的因素从来都不是技术因素和技术手段，更多的是国家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是否能够形成稳健的行为规范，并将其发展成为被共同接受的国际机制。一般来说，这种机制应该客观反映力量对比，尊重主要行为体的核心利益，并能够带来可见的正面的外部效应。
　　现在的问题是，受媒体能力和全球舆论场话语权非对称分布的影响，真正导致体系走向动荡的原因——力量优势国家过度滥用自身力量优势的问题——被忽视、漠视或者无视了；而自冷战结束以来没有得到正确对待的新兴国家在谋求运用自身力量获取合理收益时，其行为则被系统建构成为对现存秩序的挑战。这种情况必然是无法长期稳定持续下去的，特朗普上台，无非是让这些问题更快地暴露出来而已。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仍然基于单边主义和自我中心，坚持向外归因，这导致了积累起来的安全焦虑只能以非正确的方式进行宣泄和表达，并导致更加复杂的局面。
　　核风险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传播效果，但真正要解决问题，西方国家必须认真理解当今国际体系对总体安全的真实需求，并真正回到由人民的需求而非资本或利益集团的需求驱动的轨道上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认清现实，并提出有助于问题实质性解决的建设性的建议，而非持续徘徊和逗留在呼喊空洞口号的轨道上。
　　（作者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3/3   发布时间：2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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