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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体看中国:“一带一路”的挑战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当局提出的所谓的“一带一路”发展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构想从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的质疑和怀疑。
  质疑者认为,这一涉及中国经济走向的重大倡议和计划是中共领袖习近平拍脑袋产生的突发奇想,或者是拍屁股做出的莽撞决定,完全没有任何的论证,没有任何的筹划准备。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质疑当局为了推行涉及资金数万亿的“一带一路”倡议而在巴基斯坦那样的局势不稳定的国家大举投资是愚蠢透顶,浪费中国宝贵的资源。
  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批评者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连同中国省市当局热衷于“一带一路”在外投资其实并不愚蠢,因为通过这样的做法,中共的贪官们就可以方便地把原本属于国家和公众的财产转移到他们自己或自家人的名下。
  更有论者指出, “一带一路”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
  认真对待“一带一路”
  在中国国内,习近平当局的所谓“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倡议和计划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共当局忽悠和欺诈。
  在国际间,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一开始没有太重视看上去或听上去像是胡闹的“一带一路”倡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国家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2月18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发表独家报道,标题是,“澳大利亚正在考虑跟美国、日本、印度联合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报道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预计将在本星期访问华盛顿跟美国总统会晤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说,这一牵涉四个地区伙伴的计划依然是‘在初始阶段’,而且‘特恩布尔访问期间不会成熟到可以宣布的程度’,但是,这一构想正在被认真地讨论。…
  “北京将密切关注这一倡议的发展情况。北京已经对上述四个国家去年同意恢复四方安全对话感到十分警惕和不安。”
  截至目前,北京还没有对澳大利亚等有关国家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做出正式的评论。
  但是,有中资背景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2月19日发表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的文章,标题是“澳大利亚的反中国姿态是一种错误导向的企图,目的是迎合(美国总统)川普”。
  “一带一路”来头怪异
  在给中国造成一次又一次的大灾难的毛泽东时代,涉及中国亿万公众根本利益的重大经济决策是根据毛泽东突发的奇想制定的,其中包括造成几千万人在风调雨顺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所谓的“大跃进”政策。
  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习近平,尽管其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的罪名长期打入黑牢,长期单独监禁,以至于习仲勋跟他多年在牢里见面的时候都分不出他跟弟弟习远平究竟哪个是哪个,习近平依然对差点将他亲生父亲迫害致死的毛泽东赞美有加。
  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指出,习近平不但赞美毛泽东,也竭力模仿毛泽东,其中包括在重大经济决策方面模仿毛泽东,以拍脑袋或屁股的方式轻率做决定。
  2月19日,路透社发表一篇报道,讲述了“一带一路”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横空出世和演变的神奇过程:
  “2013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塔对大学生发表讲话时第一次提到了一带一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借以在60多个国家通过资助和建设全球运输和贸易联通网络来提升它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的工具。”
  “习近平自那时以来大力推销一带一路倡议,在去年5月邀请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到北京参加首次一带一路国家峰会。他当时承诺拿出1240亿美元用于资助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在去年10月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进了中共的党章。
  “中国地方政府以及许多国有和私营企业也纷纷在海外投资、发放贷款,以支持一带一路。今年1月,北京展示出雄心要把一带一路推行到北冰洋,要开辟所谓的‘北极区丝绸之路’,即开发由全球气候变暖而融冰的北极区船运通道。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最近恢复了四方会谈以加强他们的安全合作,协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以抗衡中国的融资。”
  “一带一路”越来越可疑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他为首的中共当局对外频频高调展示其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姿态、甚至反复表示国际规则中国有权喜欢的就遵守、不喜欢的就无视。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受到怀疑。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有关澳大利亚准备联合美国、日本、印度等四个太平洋和印度洋大国抗衡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迅速在世界媒体当中得到许多跟进报道。
  美国财经通讯社彭博社2月18日发表报道,标题是,“在中国大力扩张之际,美国领导的一些国家酝酿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设想”。
  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2月18日发表报道,标题是,“四国联盟可能正在崛起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印度英文的《新印度快报》2月19日发表报道,标题是,“欧洲联盟正在采取措施阻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掌控世界”。
  中国当局动机可疑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感到可疑,主要原因之一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公开地表示蔑视和敌视民主、法治、自由等西方国家赖以立国的价值观。
  相对而言,非洲国家在价值观问题上似乎对北京当局没有那么格格不入。
  然而,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播出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其中包括公开的、毫不隐讳的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导致中国国内外议论纷纷。这种局面有可能给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造成微妙的影响。
  法国主要报纸之一《费加罗报》2月19日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说: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的一个节目,本来是要欢庆歌颂中非友谊和北京在非洲基础设施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但结果却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愤怒。中国网民认为那个(含有非洲人扮演猴子的)节目是种族主义的。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国营的中央电视台这个有成千上万的观众观看的节目也不乏趣味可疑的陈词滥调,而且也有殖民主义的气味。
  “中国人口大多数是汉族人,但也有几十个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其中包括非洲人。在中国,种族主义的成见徘徊不去。在2016年,中国一个洗衣机公司不得不做出道歉,因为该公司做了一个电视广告,上面是一个黑人进了含有洗涤剂的洗衣机,一会儿出来之后变成了一个亚洲人。”

来源时间:2018/2/20   发布时间:20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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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战略新定位——清晰与模糊

作者:廖峥嵘、刘昆仑  来源:观察者网

  特朗普执政一年来,努力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政策进行切割,不再提“亚太再平衡”、“转向亚太”战略,抛弃了对朝“战略忍耐”,进而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新概念,但是迄今没有呈现多少具体内容。舆论认为,特朗普的亚太政策、对华政策属于“问题驱动而非战略驱动”,专注于一个个具体关切,缺乏整体性、一贯性,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思路和政策框架。
  岁末年初,特朗普政府完成了《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总统国情咨文》以及《核态势评估》等重要报告的发布,较为全面地归纳、勾勒出特朗普的政策立场、取向。对中国来讲,值得关注的是新报告首次正式明确了当前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是大国间竞争而非恐怖主义,而中国则与俄国并列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和价值观方面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全面竞争对手和主要安全关切,美国战略界早有此类认识,但从未在官方重要文件中集中加以确认,可视为对中国的新定位。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保持了两面性,即接触/交往+遏制/防范,或者竞争+合作。
  当它需要中国的合作,或者试图通过接触影响中国政策时,可视中国为利益攸关方、合作方,当它不满中国的政策时,则视中国为需要遏制和防范的对手。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这两付面孔中间来回摇摆,但是从来没有彻底倒向某一边,而是努力争取实现某种平衡。中美关系得以在波折中保持总体稳定,在波动中发展。
  但仔细分析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新定位,真的意味着美国的对华两面性渐渐向对抗性更强一边收敛吗?
  竞争对手的含义可以相当宽泛。大国间本来就是竞争对手关系。考虑到新报告出台的背景,它指的显然不是一般的竞争关系,释放出美国对华政策趋强的强烈信号。这意味着,经过近几年内部政策大讨论,美国已经完成了对华政策新共识的凝聚。这个共识首先在于否定美国过去的政策。
  美国意识到,过去几十年美国企图通过接触政策将中国拉入国际经济体系促使其自由化的战略设计“失败了”;美国觉得,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帮助中国发展壮大,但没有促使中国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生政治社会变化,这是一个历史性错误。[1]进而,报告将中国明确为战略竞争对手,似乎提高了中国在美国政策中的重要性。
  但是对美国来说更为重要的对华战略,这几份报告体现得并不清晰。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如何将中国作为全方位竞争对手来制定和实施政策?美国的中国大战略如何调整?这一类的共识目前还看不到。新的系列报告解决了重新定位中国的问题,这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但更重要的策略问题却不太明了,报告远非一份清晰的对华政策路线图。特朗普政府如何根据新定位制定新战略、实施新战略,需要继续观察。
  “全面战略竞争对手”当然散发着对抗意味。随着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美国焦虑感上升,为维护其在地区的主导地位,更为频繁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近年来,中美在南海、钓鱼岛、台湾以及东北亚稳定和战略平衡等问题上出现过尖锐对立,美国对华政策走强是一个大趋势。但是,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双边关系,特朗普的战略目标和策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协调困难,多重因素制约着美国政府的对华新战略朝着全面对抗的方向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全球化造成难以分隔的相互依赖。中美两国加起来,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商品出口占全球的25%,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占全球的30%。在如此大的体量下,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更深,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双方的需求成就了对方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需要,为对方创造了增长和就业。
  美国政府正在对中国钢铁铝制品等展开贸易救济调查,加强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但是美国政府也在仔细斟酌这些措施的分寸。中国有足够的条件展开报复性措施,比如中国商务部近期宣布对美国出口中国的高粱进行反补贴调查。
  同时美国的惩罚性措施也可能误伤自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的中国投资项目中,有的项目可能美方才是背后大股东。
  中美经贸不但相互交融,而且共同植入全球产业链。中美在同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上开展经贸往来,本质上只能是互利共赢。这与当年美苏之间各自建立和经营两个平行的国际经济和市场体系完全不同。假想中的中美冷战没有任何经济动机支持。在开放的全球市场条件下,美国无法动员和组织起一个将中国隔绝在外的经济体系,进而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一个全面对抗、遏制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
  当年美苏采取了全面的对抗性政策来应对对方的威胁和挑战。中国是所谓崛起中的新兴大国,面对美国这一守成大国,中国一直努力防止冷战格局重现,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逻辑。
  一个办法是积极融入现有体系和秩序,按现有的规则实现和平崛起。当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现有秩序和规则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改变,这是规则所允许的。这些策略合情合理,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对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不但不形成威胁,反而带来了发展机遇,美国无法拒绝。美国即使有遏制中国的政策,其它国家也会保持距离。
  中国的政策取向是增进合作,而非对抗,因为这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特朗普的新报告突出大国竞争,不提中美合作,视中美竞争为首要国家安全关切,体现出强烈的冷战思维。但是这更象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定位。
  新《国家安全战略》[2]强调国土安全、经济繁荣以及实力等支柱,延续了小布什总统2002年、奥巴马总统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的基调,不同之处在于,新战略不仅强调了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这些战略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而且也强调了每个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显示美国看待盟友的方式发生变化。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施政主题是“美国优先”,将美国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放在所有国家以及美国的国际义务之前。特朗普政策对盟友和一些亲近伙伴造成的冲击并不比中俄小。退出TPP、要求北约盟国以及韩国分担更多国防开支,逼迫墨西哥、加拿大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敦促韩国重谈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这些举措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关键盟友和战略伙伴。
  特朗普政府在追求美国利益时,并不以意识形态或者是否亲中亲俄划线。美国所指的中俄之间的大国竞争,将主要是综合国力竞争,聚焦于国际竞争力、国际主导地位,而非当年美苏之间的全方位、立体式,壁垒分明,有我无你的零和对抗。
  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离不开中美合作,中美也必须合作。中美都可以从中合作受益。这一点美国也非常清楚。报告发表前后,美国高层官员也做出表示,美国的政策不是寻求与中俄对抗,而是寻求合作。
  苏联解体后,中美共同的安全威胁消失,两国合作的基础一度发生动摇。随后发生了911事件,恐怖主义在美欧四处作乱,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不再视中国为头号安全关切,同时中美经贸关系迅猛发展,成为两国关系压舱石。
  当前,美国认为中美已形成全面竞争态势,经贸领域将成为主要战场。经贸关系仍然具有压舱石的作用,但是也可能成为震荡源。中国关系需要寻找新基础。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全球性挑战越来越多,中美之间、中美与其它大国之间共同的安全利益在增多而非减少。
  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美国多个州和大企业宣布要继续履行减排承诺,显示特朗普将美国利益放在国际义务之前的一些作法没有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共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仍然负有主要责任,有义务为全球做出表率。朝鲜半岛无核化符合中美两国利益。美国要想实现半岛无核化,消除朝鲜对美国日益成形的核武威胁,需要中国的合作。
  更广泛地,在打击恐怕极端势力、防止传染性疾病传播、核生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网络安全、全球航行和运输安全、开发海洋极地太空等新领域的规则制定等诸多方面,中美都必须也可以加强合作。
  特朗普政府新报告是平衡内部各种利益和认识的产物,也是对美国长期政策路线的某种回归,特朗普是非常规的总统,他此前的多次表态与报告的基调并非完全吻合。报告是不是其政策的最终定调,还是有疑问的。
  特朗普政府在决策施政上出现了历届美国政府少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执政经验严重短缺,风格相当另类,内部矛盾纷繁复杂。不确定性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显著特征。
  美国经济自2009年6月开始复苏,截止2017年12月,已经经历了连续102个月增长,有望成为史上最长的增长周期之一。特朗普收获了此轮增长的大部分政治红利,即便如此,特朗普行政风格引起的非议较大,对其政策的争议和挑战广泛存在,美国的地方政府、联邦政府的其它分支,如法院系统,都否决过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民主党现在参众两院均居于少数地位,但在抑制特朗普政策时表现了空前的团结,特朗普减税法案获得通过实属不易。
  今年年底前将举行中期选举,根据以往经验,民主党人夺回众院多数席位希望较大。特朗普未来决策施政的阻力可能显著加大,政策不确定性恐将延续较长时期。新的报告并不意味着分歧与争吵的结束,反而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1] Trump alarms China with ‘Cold War’ rhetoric in State of Union address,By Simon Denyer January 31,The Washington Post。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trump-alarms-china-with-cold-war-rhetoric-in-state-of-union-address/2018/01/31/006be238-067a-11e8-ae28-e370b74ea9a7_story.html?utm_term=.8605ee849727
  [2]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Era,December 18,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来源时间:2018/2/19   发布时间:2018/2/19

旧文章ID:15329

傅莹在慕尼黑谈核问题:美国不应拿中国作为调整核态势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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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社

  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月16日至18日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应邀出席会议并参加主题为“失控的核安全”的全会论坛。论坛由美国前副国务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主持,参加论坛讨论的还有爱沙尼亚总统克尔斯季·卡柳莱德、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秋美爱、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尔盖·基斯利亚克。
  傅莹在论坛上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核领域全球治理”为题发表谈话。傅莹说,核武器仍是当今世界杀伤力最大的武器,各国应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携手推进核领域全球治理。
  围绕核安全,傅莹说,五核国应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继续推进核裁军,维护核不扩散体系。应增进而不是破坏战略互信,并切实履行相关义务。傅莹说,中国核武库规模非常小,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维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中国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也一直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傅莹进而提出,应提升全球安全治理,以更好地反映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高度一体化的趋势。例如,有的国家属于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体系,而有的国家不属于,那么我们有没有共同的安全需求?能否彼此信任?如果视彼此为对手或威胁,会把世界引向何方?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概念。各国应在适当的时候开始考虑制定共同的安全原则,避免再以阵营划界。
  谈到朝核问题时,傅莹说,朝核问题无疑最为紧迫,其实质是实现共同安全,还是一方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以损害他国的安全为代价。朝鲜战争结束60多年了,迄今只有停战协议,而没有达成过和平协议。美军及其盟友与朝鲜的军事敌对一直是半岛紧张的根源。朝方视美方的巨大军事压力为对自己存亡的威胁,为实现终极自保走上拥核的道路。由于相关方之间严重缺乏信任,半岛陷入了相互刺激、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她说,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严格履行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同时也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
  傅莹说,眼下,韩朝利用平昌奥运会实现接触,再次点燃和平的希望。两国运动员携手进入开幕式会场的场面感人,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南北人民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我们都应支持他们,尤其美国不要错过开启和平谈判的机会。否则,形势可能再度进入紧张轨道。
  傅莹在接受主持人和听众的提问时,围绕中美如何在朝核问题上继续合作答道,在朝核问题上,中美有着许多一致的观点,例如,坚持半岛无核化,主张和平谈判解决问题,认为制裁是必要的手段,中方也全面履行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但中方也一再强调,制裁的目的是实现和谈,谈起来才能有效果。如今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通过10项对朝制裁决议,但决议中屡次提及的和平谈判却一直空悬。希望美方此次能抓住平昌奥运会的契机,不要再度错过打开谈判突破口的机会。
  在辩论中,针对美国核态势评估涉及国际安全环境变化的观点和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的说法,傅莹说,美国不应拿中国作为自己调整核态势的借口。所谓的中国对美国威胁毫无根据。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美俄等大国不应互相视对方为战略竞争对手或威胁,应进一步加强对话,增强而不是破坏战略互信。

  原标题:傅莹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全会论坛上发言

来源时间:2018/2/19   发布时间:201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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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日印筹划替代方案,应对中国“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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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正在讨论建立一个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来抗衡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这项替代方案还在初期阶段,尚不成熟。此外,这一方案仅为替代选项,而非“竞争”方案。
  澳洲总理特恩布尔可能在这个星期访问华盛顿,这一议题已经被列入议程,届时美澳两国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详细讨论。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周日也援引一名匿名的官员称,该计划涉及四个区域合作伙伴,但由于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尚未成熟到足以在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本周晚些时访问美国期间正式宣布。
  这名被引述的官员称,这一计划并不是反对中国进行基础建设项目,而是为全球提供另一个选择。他说:"没有人说中国不应该建设基础设施,但中国可能会建造一个自身不具备经济可行性的港口,而我们可以通过建造连接该港口的公路或铁路线,来实现经济上的可行性。"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周一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称,美澳印日四国已经讨论过“一系列的机会和挑战”,并称“特别是在我们(澳洲)地区对基础建设有非常大的需求。”

来源时间:2018/2/19   发布时间:20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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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爱德:特朗普正如何结束美国时代?

作者: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国际关系不是台球
  国际关系不是台球,不完全是国外的问题,而是在国外、国家(中央政府)和国内三个层次的相互贯穿,同时也不完全是国防和安全的问题,也有经济和文化认同等因素,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
  特朗普这次访华,我想最重要的是他来中国不是一个“灾难”,他有时到国外去的效果是非常不好的,幸亏这次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我非常佩服中国这次对特朗普访华的安排,对中国的结果应该说很有利,可以看出中国是很有能力的,这个能力也包括如何应对特朗普那么奇怪的人。当然这次访问对美国也有好处。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政策需要有一点儿调整,我有点怀疑这次美国政府能否提起应该被提起的问题。
  这次访问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的象征性的成功,但实际性的结果还有待观察。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对于中美之间的历史、政治和贸易等一点都不懂,这次访问大大地缓和了他对中国的立场,也许是因为他学会了一些如何做总统,但美国既定的外交政策也确实限制了他。
  现在看来,美国的一个基本的全球性的大战略就是自己主导北美和南美,同时避免有一个太强的国家来统治欧洲或亚洲。
  “互动大战略”:中美两国都在调整其大战略
  美国外交部既定的对中国的政治不是特朗普一下能推翻的,所以我继续谈一下美国对中国基本的政治。
  大战略就是把所有应该考虑到的事情,所有必须得到的目的,和所有拥有的资源联合在一起,做一个权衡性的分析。经济、安全和文化都包括在内,国外和国内的政府也都有关系,而且短期、中期、长期的考虑也都应连在一起。
  因为,三十年代的美国可以说在睡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到了二战要开始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忽然强大起来。美国忽然发觉将来要避免有一个国家大部分控制一个西欧和部分非洲的情形。在亚洲,也不是需要美国控制每一个地方,但绝对不能让一个国家(那时是日本)控制太大的地方。二战结束时,很多地方都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在欧洲和亚洲都有部分被苏联控制,这多少与德国和日本的威胁类似,所以冷战很大一部分就是美国不要给苏联控制西欧的机会,也防止他的权力在东亚扩大。
  但重要的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中日关系还不好,中韩还存在分歧,美国在东亚的权力也一直有些问题。还有人说,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那么密切,是不是美国要台湾攻击中国大陆?实际是相反的。在亚洲,美国跟盟友的关系不是美国跟一个组织的关系,如NATO,而是一个一个国家,就是为了控制他们。美国最怕的就是中国开始打仗。
  就像把两只老虎放在一个屋子,即使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原来的个性也会看出来。可以预料到,这与把两个猴子放在一起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虎有猴子的情形也会不同。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动物作比喻,他们都有各自的个性,中美关系也是这种互动中的大战略。
  现在看来,美国的一个基本的全球性的大战略就是自己主导北美和南美,同时避免有一个太强的国家来统治欧洲或亚洲。中国自1950年来,也有一个区域性的大战略–保护中国主权,维护外部稳定,发展国内经济。但随着权力的转移,现在中美两国都在调整他们的大战略。美国正做得越来越少,而中国正做得越来越多。两个国家都在调整国外的活动和两国关系,这个实践的过程相信会发生很多问题。
  历史:和“修昔底德陷阱”没有太大关系
  从历史来看,中美关系是相互塑造的,这不是二战才开始的,而是已经有两三百年的相互影响。在未来十几年,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更复杂和困难。但为了互相的利益,双方仍然可能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且避免战争。
  从比较性的历史来看,我并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主导国家攻击一个上升国家以遏制它的上升,或者一个上升的国家攻击一个主导国家以加速它的衰落。用来分析是没关系的,但我不赞成这个理论。第一个异议是,这个理论原来是关于古希腊的情形,基本意思是斯巴达是大国家,雅典是正在兴起的小国,两国因为安全的考虑而打仗。但事实上,那时最有潜力的国家是波斯,早就崛起并占主导地位,他没有参与战争;而雅典那时已经崛起了,已是一个比较有权力的地方,斯巴达当时不占主导地位,而且斯巴达打仗不是为了安全问题是为了其军事领导者的自我形象,而不是安全或经济领域。所以当时最基本的例证中的条件并不是“修昔底德陷阱”所说的情形。
  再举个例子,欧洲大国在过去四五百年中的94场战争中并没有发生权力转移的战争,崛起和下降的大国很少直接相互打仗。事实上,主导大国通常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霸权,并且总是试图把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整合(integrate)在已有的国际体系内,而不是孤立或攻击他们;同时,崛起的国家通常也是想加入已有的大国阵营,并不想推翻他们。
  那美国和中国在什么情形下会打仗?在海面的意外碰撞,台独,第三方找了麻烦,朝鲜政权垮台以及经济、军事冲突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都需要仔细注意。但这都和“修昔底德陷阱”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不只是看以前的历史,更要注意现在的现实问题。
  亚太战略史:美国的最佳策略是“离岸平衡”
  关于亚太战略,战略家Mechael J. Green指出,美国对亚太地区两百年的历史中有五大矛盾–欧洲与亚洲,大陆与海洋,岸上与离岸,自决与普遍价值观,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每对矛盾中到底哪个最重要?我想,分析特朗普新兴外交政策的一个好办法可能就是去问问他对这五个矛盾的立场。但现在的问题是,至今他还不知道他的象征性立场和实际政策的区别。
  一,欧洲与亚洲的矛盾。对美国来说,曾经是欧洲比亚洲重要,但现在是亚洲越来越重要。当美国忽视亚洲未来的时候,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就不会很好。特朗普也明白这一点,他还是很喜欢俄罗斯的,但是普京在他心中的位置在下降,习近平的位置在上升。
  二,大陆与海洋的矛盾。MacKinder有关大陆的理论认为,在亚洲谁可以控制最中间的地方,谁就可以控制全世界的地区,这与当时英国要保护印度的殖民地、俄罗斯要把权力往南延伸的历史背景有关系。而Mahan对于海洋的理论事实上更合适现在的情形,他认为帝国对外活动包括交换权力都是靠海军在打仗。作为海上强国,美国与日本为了对抗大陆上的强国,现在是天然盟友。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倡议非常聪明,一带是大陆性的,一路是海洋性的,将来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三,岸上与离岸的前锋防线的矛盾。美国应该在亚洲什么地方画一个防御线,是所谓的第一岛链还是第二岛链?最著名的美国战略家说美国绝对不应在亚洲大陆作战,越战是一个大的战略错误。我想美国现在一点也不考虑在亚洲打仗,但也不排除与朝鲜的冲突,矛盾还未完全解决。相信美国一百年后可能会退到第二岛链,但不会很快。大部分共和党的知识分子认为,美国的最佳策略是“离岸平衡”。
  四,自决与普遍(普世)价值观的矛盾。长期的民主理想主义对美国是有利的,尽管在短期与经济或国防相冲突。但美国理想主义本身也包含紧张关系–如果价值观是完全普遍的,那怎么可以让每一个国家决定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每个国家决定自己的价值观,那价值观怎么是普遍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五,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矛盾。这个矛盾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为什么要从英国独立,有美国革命,一部分也是为了美国要跟中国有直接的贸易,不要通过中间的英国并付税,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从1945年开始,美国就在推动自由贸易,当然美国历史上也曾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一直想和亚洲做生意。
  政策:美国应该调整对中国的政治
  关于中美关系,不管是谁当选美国总统,区别可能不是很大。因为最近几年,关于中美关系的学者和分析家都认为,美国应该调整关于中国的政治。因为1978年以后,美国基本为了对付苏联,都要中国经济发展以培养对付苏联的盟友。但三十年后,没有猜到中国会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变成如此强大的国家。
  目前的亚太局势,美国外交委员会主任Richard Hass在几月前的文章中指出,亚洲没有发生大战(除了越战)被很多人认为是正常情形,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意外。要创造这个“亚洲战略奇迹”需要三个条件:亚洲社会相对稳定,中国对打仗不感兴趣,美国或多或少帮助维持和平,但现在这三个条件逐渐在消失。
  学者David C. Kang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验认为,以前美国成功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战略,实力和执行。但现在的情形完全不是这样,美国现在的大战略并不连贯,也说不出对中国的要求和太好的分析。特朗普的贸易议程与他的安全议程自相矛盾,一方面以控诉和关税来惩罚中国,一方面又在说服中国去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的权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占主导地位。美国在经济、军事上的权力正在发生问题,美国的联盟在减弱,而中国的支持者在增加。特别是在执行方面的问题更严重,特朗普政府里面并没有任命好新的团队,现在的外交部还是一个空盒子。除了朝核问题,美国如果跟朝鲜有冲突,真的很怕朝鲜会在网络安全方面带来未可知的麻烦。
  制裁朝鲜为什么行不通?
  一些人认为朝鲜问题可以通过制裁来解决,但是每个国家政治权力的安排都不一样。朝鲜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军队和情报机关,其政权的性质是军事和安全的联盟在掌握政权,他们对老百姓受到什么制裁基本是不在乎的,这是制裁屡屡不能奏效的原因。
  这次特朗普来中国时又谈到,我们的目标是朝鲜半岛无核化。但现实的结论是,朝鲜已经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和其他国家可能不方便承认这个事实和它的影响,但是他们这么说并没有用。
  对于朝鲜最有可能的未来是苏美冷战式的恐怖平衡,双方都有可怕的武器。冷战三十年还是很危险的,万一放射物发生泄漏,我们都可能已经死了。但它确实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虽然也只是勉强。现在我们只能去希望这种平衡也对朝鲜有用,这是我们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可能性。
  特朗普正如何结束美国时代?
  那么美国的外交有没有希望?共和党自己的一个战略家Eliot Cohen认为,特朗普已经破坏了美国与大多数地区的关系。外国领导人们正在调整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不管是区域的和全球的,还是政治和经济。
  如果下一任总统不是特朗普的话,问题可能也不能完全解决。因为即使特朗普的民粹主义选民仍然对美国对外的参与不满意,还有个问题是美国知识分子、外交政策精英们原本有一个共同的理解,但现在将越来越分裂,尤其是共和党,这个问题可能不容易得到改善。
  中国有繁荣的经济、强有力的领导者和一个精明的大战略。所以,关于中美关系,把中国与美国各自的情形作对比的话,中国还是占优势。但是还是有不少国家仍然在怀疑不断强大的中国将来会怎么做,这一点中国也要很清楚。
  (本文根据韦爱德教授2017年11月11日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系列讲座暨CCG系列圆桌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主讲人
  韦爱德(Edwin Winckler),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本硕博均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校教授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政治、比较政治社会学等,并依托上述学科理论研究中国问题,达50年之久。著有《台湾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的人口政策》等学术著作,并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2013年韦爱德教授被东北师范大学聘为“东师学者”讲座教授,在该校讲授美国政治,他曾两次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作有关美国政治的演讲。2013年起在财新网开设个人博客,从学者的角度向中国广大民众介绍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

来源时间:2018/2/19   发布时间:2017/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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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及其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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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希雨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提    要〕朝鲜以及美韩军事同盟分别以发展打击美国的核遏制力和加强对朝战略打击能力,来竞相加强“威慑”对方,结果导致对立双方日益深陷“安全困境”。朝美围绕朝鲜核问题的争斗,是左右半岛安全困境态势的主要矛盾和关键变量。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正进入深刻的调整转型时期,中国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对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摆脱“安全困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落实“双暂停”,启动“双轨谈判”,通过法律和秩序上的安排,实现半岛无核化,实现惠及各方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是解决半岛长治久安的现实可行选择。
  〔关 键 词〕朝鲜核问题、安全困境、新安全观
  〔作者简介〕杨希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31.2

  朝鲜半岛是当今世界上军事力量和战略武器部署最为密集的地区。随着近年来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步伐加快,朝鲜与韩美同盟之间的相互威慑轮番升级,对立双方都建立起足以毁灭对方的战略打击能力,这就使双方日益深陷“越是加大军备投入就愈加受到安全威胁”的“安全困境”,由此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升级,战争风险增大。只有实现无核化,建立以“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才是走出朝鲜半岛“安全困境”的现实路径。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亚洲新安全观对打破朝鲜半岛安全困境,极具现实意义。
  一、不断加剧的战略性军备竞赛
  朝鲜战争停火迄今的半个多世纪,朝鲜与韩国均连年保持巨额军事开支,并分别保持着占本国总人口比例较高的军事力量[1],而美国也在幅员只有约10万平方公里的韩国常年驻扎约2.8万陆海空军。当前朝鲜半岛安全态势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朝鲜与美韩同盟都在竞相提升摧毁对方的战略打击能力,导致对峙双方的生存威胁都在不断上升,这突出体现在朝鲜与韩美同盟不断加剧和扩展的战略性军备竞赛上。
  第一,朝鲜核问题从量变到质变,推动半岛南北“相互威慑”迈向朝美之间“相互确保核摧毁”。经过多年大量投入和多次弹道导弹试验发射,朝鲜已经建立起多型号、涵盖各种投掷范围、包括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力量。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火星-14”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后表示: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使“美国本土全境都在朝鲜的射程以内”。[2]而朝鲜的核武器开发则走得更远,在武器级钚材料以及浓缩铀的生产、核裂变弹头以及热核聚变弹头试验等方面均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国防情报局认为,经过2006年以来的一系列核试验,朝鲜已经能将其核弹头小型化以便搭载到其远程弹道导弹上。[3]保守估计,朝鲜目前已经拥有13到30枚核弹头,[4]而朝鲜已经公开的各种试验表明,它将致力于成为拥有陆基和海基等多种移动发射手段、并能够打击美国全境的世界级核大国。
  从地缘战略上看,朝鲜半岛这一新生核力量的崛起,意味着狭小的半岛将横生出一支以“先发制人”为指导原则的核国家,使半岛南北双方建立在“相互威慑”基础上的“恐怖和平”,进一步向朝美相互确保核摧毁的结构演化。
  虽然朝鲜永远也不可能发展出同美国体量相当的核武库,但朝鲜独特的地缘位置,造成了事实上的“非对称核恐怖平衡”。国土狭小的朝鲜地处中国与韩国之间,其唯一的核试验场位于吉州郡丰溪里,与中国吉林省长白县的直线距离不足80公里,美国要对只有1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进行核打击,必然引爆“第三方因素”,即中、韩两个邻国的强烈反对,因此朝鲜所处的地缘位置,成为制约美国难下决心对朝进行核打击的强大制约因素。朝鲜一旦下决心使用氢弹对幅员辽阔的美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时,完全不必考虑类似美国忌惮的“第三方因素”,甚至不必考虑所谓“精确轰炸”。这是朝鲜能够同美国实现“核威慑平衡”的基本地缘条件。这犹如一根地缘政治杠杆,一方面撬动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相互威慑,实质性地升级到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手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危险高度,另一方面撬动美国导弹防御和战略进攻力量加速向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部署,引来美国对半岛更大的战略投入。
  第二,美韩军事同盟以摧毁朝鲜政权为目标,持续进行战略转型。随着朝核问题的出现和日益恶化,美韩军事同盟的合作范围和作战协同内容,也不断进行深度调整,使同盟目标从当初防御朝鲜大规模入侵,转变为随时可以先发制人消灭朝鲜政权,美韩同盟的性质从防御性转向攻击性。这种转型突出表现在美韩同盟对朝作战计划的不断更新调整。
  “5027作战计划”是美韩同盟最主要的对朝战争计划。冷战期间,美国主导的该计划从“纵深退却—防御—反击”模式,调整为“前沿部署—防御反击”模式。冷战结束以及朝核危机不断升级后,“5027作战计划”则越来越集中地向全面战争彻底摧毁朝鲜政权的目标和方向调整。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其作战想定进行了大幅调整,规定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事时,利用驻日美军基地对半岛战事提供后勤保障支撑。2002年布什政府提出对朝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原则后,美军立即按照该原则修订计划,首次提出必要时即便不咨商韩国,美军也可单独攻击朝鲜的原则。随着朝鲜核武器项目的不断进展,美国又连续对“5027作战计划”进行修订更新,先后确立了“5027-04”和“5027-06”作战计划,对美韩联军的部队编成进行了重大结构性调整,大规模减少陆军和地面炮兵,代之以海空军力量和精确制导的导弹作为对朝作战的主要力量和手段。为推进美韩联军上述作战方式的转变,美韩又修订出台了“5027-08作战计划”,确立了未来一个时期美韩联军各部队编成与合同行动的整合计划。[5]
  随着近年来朝鲜核导开发与试验步伐加快,美韩专门制定了“21世纪精确打击、有限战争模式”的“5015作战计划”,并从2015年起不断扩大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实际演练4D作战、特种部队作战、“斩首行动”、“深坑道定点轰炸”、抢滩登陆和抢占要点作战等科目,旨在提升对朝“先发制人”打击的效率和效果。[6]
  上述调整过程把美韩军事同盟逐步转变成可以在需要时消灭朝鲜政权的攻击性同盟。这种对朝鲜政权和最高领导人指向性日益明确的战略战术调整,刺激朝鲜进一步增强核导威慑力,由此推升半岛的相互威胁轮番升级,使对峙双方均在“安全困境”中愈陷愈深。
  第三,韩国引入“萨德”,导致半岛安全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并有可能把半岛安全纳入大国战略博弈轨道。韩国在随同美国大力发展对朝攻击能力的同时,完成了引进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表面上是为了防范朝鲜弹道导弹威胁,其实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美国全球反导部署的因素。
  以“朝鲜导弹威胁”为由,把“萨德”引入韩国,如同当年以“伊朗导弹威胁”为由,把反导体系引入欧洲一样,是美国在全球构建反导体系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萨德”入韩如果得以进一步扩展,将为美国在东亚地区逐步建立起类似欧洲的反导体系奠定基础。
  “萨德”是迄今列装美军各类反导武器中试验成功率最高的反导系统之一,其最大拦截范围200公里,最高150公里,虽然属于战术性反导武器,但是其配属的X波段雷达最大探测范围可达1500公里——2000公里,这不仅能够监测中国东部大片地区的军事目标,而且若把抵近中国的X波段雷达同美国阿拉斯加的S波段雷达联网,就可对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实施近乎全程的监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前美国海军作战中心科学与政策首席顾问珀斯托尔尖锐指出,“萨德”部署到韩国将威胁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7]“萨德”入韩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战略威慑能力也有威胁。因此,“萨德”入韩自然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对。中俄曾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反导体系包括“萨德”系统的要害是打破全球和地区战略平衡,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中俄反对域外势力在东北亚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反对以应对朝鲜核导计划为借口,在东北亚地区部署作为美国全球反导系统太平洋地区组成部分的新的反导据点”。[8]虽然中韩经过一系列对话沟通,韩国就“萨德”系统做出了“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的正式承诺,[9]但落实该承诺,仍存在不确定性。
  二、朝鲜核问题是半岛安全困境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变量
  朝鲜半岛“安全困境”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朝美双方围绕朝鲜核问题的争斗是主要矛盾,其不仅左右半岛安全形势的动荡起伏,而且深刻影响半岛安全秩序的变化。朝鲜核问题的产生并不断恶化,源于半岛迄今存在的两种不正常状态:一是半岛迄今依然处于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尽管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促成了有效停火,但战争主要当事双方以及主要交战双方尚未举行正式谈判并签署确保半岛永久和平与安全的和平协议。二是半岛迄今依然处于冷战状态。尽管冷战在世界范围内早已终结,但朝鲜同韩国以及美国之间,不仅远未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不战不和的军事对峙在安全困境中轮番升级,刺激半岛对立双方均着力发展摧毁对方的战略打击能力。
  正是在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相互叠加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朝鲜核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一直是左右朝美关系或起或伏,并牵动半岛安全局势走向的主线。
  (一)朝美在核问题上达成妥协并履行所签协议时,整个半岛局势就相对稳定。朝鲜秘密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朝鲜核问题真正成为牵涉半岛安全的全局性问题则是在冷战结束后。从1993年到1994年,朝美双方围绕宁边核设施的核查问题尖锐对立,引发美国准备对宁边采取“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后来经过美朝双方的密集谈判,签署了“框架协议”,它不仅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而且还打开了美朝双边关系的大门——双方以“框架协议”为基础,围绕去核化、朝鲜弹道导弹开发、恐怖主义、经贸关系、互设联络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项目等21个问题,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谈判,并就其中的18个问题签署了双边协议。[10]在此期间,美朝安全关系明显趋于缓和,美国还通过联合国作为“第三方”,开始向朝鲜提供许多无偿援助。特别是在应对朝鲜出现的粮食短缺问题上,1995—2000财政年度期间,美政府向朝鲜提供了大约109万吨无偿粮食援助。[11]2000年美朝双方在华盛顿签署并发表了《美利坚合众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将致力于建立一种“摆脱过去敌对状态的新型关系”。[12]朝美双方在重大而敏感的朝核问题上谈判对话与合作,不仅使朝美双边关系出现重大突破和改善,而且带动半岛安全态势趋向缓和,为2002年第一次南北首脑会谈营造了必要的政治大气候。这期间朝鲜与美韩同盟之间的相互威胁处于相对低的水平。
  (二)朝美在核问题上对立加剧,牵动整个半岛的安全态势持续恶化,甚至频繁爆发战争危机。由于2002年美国发现朝鲜违反“框架协议”秘密开发浓缩铀,随即废止了“框架协议”,刺激朝鲜顺势公开加快了核武器开发步伐。半岛安全形势以及美朝、朝韩关系相对稳定的局面由此被彻底打破,以朝核问题为焦点的紧张对峙进入轮番升级、不断恶化的状态。从2006年9月朝鲜公开跨越“核门槛”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到2017年9月第六次核试验以及同年11月进行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朝鲜拥有了摧毁韩国、打击美国本土的战略威慑能力,而美韩同盟也不断加强对朝军事威慑能力,美国在朝鲜半岛确立和部署了“延伸核威慑”的对朝摧毁能力。在这种竞相加强威慑能力的“安全困境”中,朝鲜手中的核武器成为美朝战略博弈的核心问题。
  对于面临外部巨大军事威胁和孤立封锁的朝鲜而言,核武器及其弹道导弹投送能力,一方面是保卫国家安全和政权生存所必须的战略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撬动美国改善对朝关系的战略杠杆。正是由于“拥核”能带来安全保障和巨大战略利益,因此朝鲜顶着国际社会巨大压力,一意孤行要成为核大国,并要依仗核武器同美国建立“军力平衡”关系。[13]但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核武器不仅关系到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废存,更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土安全以及美国对诸多盟国“核保护伞”的“战略信誉度”问题。因此,美国不断加强旨在摧毁朝鲜政权的武力部署,并极力敦促韩国部署“萨德”,在攻防兼备的条件下伺机摧毁拒绝弃核的朝鲜政权。
  朝美上述完全对立的战略决心和利益考量,使朝鲜核问题成为半岛安全困境中愈缠愈紧的“死结”——朝鲜愈是加快开发核导步伐,美韩军事同盟就愈是加强对朝军事打击准备,使朝鲜面临更大威胁,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朝鲜沿着核武装道路走得更远。朝鲜最高领导人公开宣布,朝鲜同美国建立“实力平衡”的目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14]这意味着朝鲜不仅对韩国,而且对美国本土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申明,此前美国政府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解决朝核问题的“所有选项都已摆在桌上”。[15]朝美双方最高层级针锋相对的公开表态,表明朝鲜核问题自冷战结束以来演变至今,已进入历史性十字路口,相互以核武器来加强“威慑”对方,使半岛安全局势危如累卵。“恐怖平衡”不可持续,对立双方要么共同走出“安全困境”,要么陷入更危险更易失控的“安全困境”。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能否终结“互做加法”的相互威胁竞争,在朝鲜半岛开辟共同安全的新路径。
  三、出路:无核化基础上的共同安全
  从20世纪90年代爆发第一次核危机迄今20多年,朝鲜的“核遏制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但是朝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却变得比20年前更加不安全;韩美20多年来持续加强军事同盟,美国的战略打击武器在半岛及其周边部署空前密集,但是韩国乃至美国本土也变得比20年前更加不安全。这深刻表明,依靠“威慑”对方来保障自己安全的道路走不通。
  (一)不同集团安全利益对立
  纵观朝鲜战争停火以来南北双方长期尖锐对立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半岛的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割裂了南北之间的安全利益关系,这是半岛安全困境产生的根源。这种割裂关系的地缘政治大背景是,在东北亚地区有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盟友集团,其与集团外国家之间存在安全利益对立。
  从美韩同盟的主观逻辑看,美韩军事合作乃至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越是加强,惠及三方的“集体安全”就越有保障。然而客观现实是,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不仅仅是美韩日本三个“集体安全”成员的根本利益,同样也是朝鲜以及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根本利益。在地域狭小的朝鲜半岛,用集团政治的冷战方式,把朝鲜和韩国分割为“集体安全”的攻击对象和保护对象,必然导致朝韩双方均陷入“安全困境”。在安全利益错综复杂的东北亚地区,把域内外相关国家分割成“集体安全”成员和非“集体安全”成员,就从根本上把上述两类国家推入“零和游戏”结构的负面安全竞赛之中:当“集体安全”国家通过加强军事合作和军备建设,而努力增强自己安全的同时,非“集体安全”国家立即就会感觉到安全威胁的增加,由此必然采取增强自身安全的对应措施,这反过来又增加了“集体安全”成员的不安全感而采取反制措施。这种负面的安全互动逐步升级,必然导致其中任何一方加强自身安全的收益,总是建立在另一方安全被削弱的代价之上,“一方追求自身安全的努力则成为另一方不安全的根源”。[16]
  (二)地区亟需可持续安全建设
  朝鲜半岛安全困境不断恶化,主要是源于建立在安全利益相互对立基础上的地区安全秩序不可持续。近年来朝鲜半岛危机频发,从本质上反映出的是,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越来越难以为继,正进入深刻的调整转型时期。
  从地区层面看,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基础,又被《旧金山和约》严重扭曲的东北亚地区战后安全秩序,其稳定性、适应性、可持续性日益面临尖锐挑战,而新的安全秩序还远无法形成。在这种安全秩序调整转型的历史过渡时期,能否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直接关系到整个半岛的安全未来,关系到应该以怎样的安全秩序取代1953年“临时停站协定”基础上的半岛安全秩序。一个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上的半岛安全秩序,必然把朝鲜和韩国双双推入更危险的安全困境深渊中;而建立半岛无核化基础上的永久和平体制,则不仅能确保南北双方的共同安全和半岛的长治久安,而且也是实现半岛和平统一的必要前提条件。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亚信峰会提出的“共同安全”理念,为如何摆脱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指明了方向。“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17]这种普遍、平等、包容的共同安全,是摆脱安全困境的现实出路,对深陷安全困境的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南北长期对峙的朝鲜半岛,无论朝鲜还是韩国,要想确保自己安全,就要同时顾及对方安全,否则必然使自己也同时掉进安全悖论陷阱。在国家安全关系错综复杂、历史和现实纠葛相连、域内和域外力量交织的东北亚地区,所谓“集体自卫权”的扩展以及美日韩“集体安全”体系的强化,必然引发其他国家加强相应的安全反制措施。这种只顾增强自身安全的作用力所招致别国采取对应措施的反作用力,只能将相关国家引入更深的安全困境。朝鲜与韩美之间追求各自安全所造成的安全困境,不可能通过继续增加“核遏制力”或“延伸核威慑”来破除,而只能通过相互减少威胁对方,在半岛无核化基础上追求共同安全,才能摆脱令所有各方都受害的安全困境,赢得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未来。
  (三)安全困境的突破口:“双暂停”迈向“双轨谈判”
  在如何打破“相互威慑”造成的安全困境、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问题上,存在许多不同方案。中国方案的基本路径,就是“双暂停”迈向“双轨谈判”,[18]通过对话谈判与合作,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及持久和平稳定。首先,根据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所确立的“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朝鲜暂时停止一切核导试验,美韩暂时停止大规模联合军演,从而有效缓解半岛紧张局势,为恢复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奠定必要氛围和基础;其次,在半岛局势稳定基础上,同时启动两个轨道的并行谈判进程:一个轨道是恢复六方会谈,按照有关各方“9·19共同声明”中已经达成的相关目标,实现“两个彻底”,即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及其相关计划的同时,彻底解决朝鲜在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可持续发展权利、国际社会应有地位与平等关系等各方面的合理关切;另一个轨道是按照“9·19共同声明”的建议与共识,启动“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的谈判,由朝、韩这两个当年引爆朝鲜战争的直接当事国和当今半岛安全的直接当事方,以及中、美这两个当年最主要的战争交战双方和当今最主要的外部力量,共同谈判建立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体制,取代“临时停战协定”,实现半岛的长治久安。
  上述两个谈判轨道所要实现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稳定,在本质上将是一种法律和秩序安排,这种安排应该而且必须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是由国际条约确保的有关各方共同安全,尤其是半岛和平的主要当事方,即朝鲜与韩国在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政权尊严与国际地位上不受损害。这就需要从法律上结束朝鲜同韩国以及美国的战争状态,终结美国对朝敌视政策和朝美之间敌对状态,确保半岛南北双方之间以及南北各自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以及和平共处。二是统筹解决朝鲜半岛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综合安全,尤其是统筹半岛南北双方在军事安全、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安全利益。三是建立以多边安全机制为稳定框架的所有各方平等参与的合作安全,使多形式多渠道的对话与合作成为维护各方共同安全的基础。四是注重维护半岛南北双方的和平发展权利,实现和维系半岛的可持续安全,这就需要集合1991年《朝韩基本协议书》签署以来南北对话取得的所有积极成果,特别是两次南北峰会联合宣言的成果,建立南北关系和平和解合作、共同推进和平统一新进程的法律框架。此外,中美作为对朝鲜半岛影响最深刻的两大外部力量,有义务确立和遵守积极参与半岛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基本原则,并支持半岛南北独立自主和平统一进程。
  由于朝鲜和美韩同盟双方早已深陷“安全困境”几十年,要实现无核化基础上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半岛安全,绝非易事。牵动全局的核问题对于所有各方均利害攸关,似乎任何一方都难以妥协。但是,和平解决核问题,又恰恰是包括朝鲜和美国在内所有各方的共同利益所在,这就决定了通过谈判解决核问题的现实可行性。表面上看,朝美在核问题上的对立越来越不可调和,甚至有可能爆发战争。然而,正是由于和平解决核问题对彼此皆有利,朝美在保持强硬对抗立场的同时,也都为谈判解决核问题释放了积极信号。朝鲜在2016年7月美国“独立日”之后不久以政府声明的方式重申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还列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的五个前提条件。[19]2017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多次公开表明美国“不以颠覆朝鲜政权为目标”等“四不”政策。[20]尽管上述两个不同形式的声明和表态立场差距仍大,但已经显现出不少的共同点和相近点。这些共同点和相似点,不仅构成开展谈判和对话解决核问题的政治基础,也为有关各方在半岛摆脱“安全困境”构建共同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积极因素。中国呼吁和强调的“双轨谈判”建议,正是要充分利用有关各方对于和平解决核问题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为通过六方会谈实现半岛无核化、通过半岛永久和平机制谈判解决半岛共同安全,而提出的务实而可行的方案。
  在多方卷入、长期对立的朝鲜半岛实现共同安全,不仅需要对话与谈判,更需要通过对话谈判建立起恰当的多边合作架构作为实现载体。鉴于朝鲜半岛的特殊性,并无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但是,有关各国通过六方会谈的实践,不仅对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稳定,而且对构建六个国家在东北亚地区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共同安全合作,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这突出体现在六方会谈通过的“9·19共同声明”中。该文件经过各方艰苦谈判和讨价还价,确立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以及“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实现路径,确立了通过专门的谈判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的原则,而且还确立了六国在主权平等与和平共处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等目标。[21]应该说,如果六方会谈能够成功解决复杂的朝鲜半岛核问题,那么这个会谈机制自然也就能演进发展为成熟的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成为引领有关各国摆脱东北亚“安全困境”走向长治久安的牵引车。因此,六方会谈的实践及其共识性理念,是东北亚地区构建共同安全的宝贵财富和现实基础。
  虽然六方会谈迄今停摆多年,遭遇严重挫折,但其停摆后朝鲜半岛危机持续恶化以及“安全困境”矛盾日益尖锐,恰恰反映出六方会谈所代表的有关各方共同利益的价值和生命力。客观地看,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乃至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实现打败对手赢者通吃的目标,重新启动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核问题,并谈判建立半岛永久和平体制,这既是朝鲜半岛摆脱“安全困境”、实现共同安全的共赢选择,也是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时代,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建立一个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分歧的共同安全相应机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东北亚各相关国家应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探讨和携手共商共建共享惠及所有各方的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
  四、结语
  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安全利益原本就紧密交织和互动,任何一方独自加强自身安全的努力,都必然会引来另一方的反作用力,故朝鲜与美韩竞相加强自身安全反而导致安全困境不断加深。确保本国安全必须顾及别国安全,以核武器来威慑别国,对自身安全必然适得其反,这是不依各国主观好恶而存在的客观安全规律。东北亚地区有关各方必须共同努力超越被冷战扭曲的“集体安全”所带来的各种分歧,寻求共同安全。
  【完稿日期:2018-1-2】
  【责任编辑:曹  群】
  [1] 根据SIPRI年鉴等资料统计,朝鲜和韩国的军队总人数在世界排名分别为第五和第六,军队人数占国家总人口之比分别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三,达4.5‱和1.4‱。
  [2] Park Chan-Kyong, “N. Korea Leader Says ‘All US’ within Range after Missile Test,” AFP News, July 29, 2017, https://sg.news.yahoo.com/n-korea-launches-another-ballistic-missile-us-160151580.html.(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3] Joby Warrick, Ellen Nakashima and Anna Fifield, “North Korea Now Making Missile-ready Nuclear Weapons, U.S. Analysts Say,”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8, 2017.
  [4] David Albright, “ North Korea’s Nuclear Capabilities: A Fresh Look,”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port, April 26, 2017, http://isis-online.org/isis-reports/detail/north-koreas-nuclear-capabilities-a-fresh-look/10.(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5] “OPLAN 5027,” see Wikipedia, last edited on October 12, 201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LAN_5027.(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6] Maechel Peck, “OPLAN 5015: The Secret Plan for Destroying North Korea (and Start World War III?),”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11, 201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oplan-5015-the-secret-plan-destroying-north-korea-start-19747.(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7] “US THAAD System in South Korea Would Threaten China’s Deterent,” Sputnik International, April 3, 2016, https://sputniknews.com/world/201603041035754227-us-thaad-system-would-threaten-chinas-deterrent/.(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8] 陈尚文、辛斌、蓝雅歌、青木、苏静、柳玉鹏:“中俄签重量级联合声明 批美破坏全球战略稳定”,人民网,2016年6月27日,http://sc.people.com.cn/n2/2016/0627/c345527-28569003.html。(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9] 郑明达:“妥处‘萨德’问题 中韩才能谈得拢”,《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日。
  [10] Robert Carlin and John W. Lewis, Negotiations with North Korea: 1992-2007,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January 2008, http://cisac.fsi.stanford.edu/publications/negotiating_with_north_korea_19922007.(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11] “US Assistant to North Korea,” CRS Report, RS21834, updated July 31, 2008.
  [12] “US-D.P.R.K. Joint Communique,” October 12, 2000, https://nautilus.org/wp-content/uploads/2011/12/CanKor-VTK-2000-10-12-joint-communique-usa-dprk.pdf.(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13] “North Korea Will Reach Its Nuclear Force Goal – Kim Jong-un,” BBC, September 16, 2017,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41289532.(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14] “金正恩:核武发展项目几近终点,终极目标与美实力平衡”,《联合早报》,2017年9月16日,http://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70916-795789。(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15] Peter Jacobs and David Choi, “Trump Warns North Korea after Missile Passes over Japan: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Business Insider, August 29, 2017,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rump-north-korea-all-options-are-on-the-table-2017-8.(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16] John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a Owen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95.
  [17] “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讲话”,新华网,2014年5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110799227.htm。(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18] 王毅:“坚持实现无核化目标 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安理会部长级公开会上的发言”,新华网,2017年4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4/29/c_1120893451.htm。(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19] “DPRK Government Denounces U.S., S. Korea’s Sophism about ‘Denuclearization of North’,”  Korea Central News Agency, July 6, 2017, http://www.kcna.kp/kcna.user.article.retrieveNewsViewI nfoList.kcmsf#this.(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20] “外交部称肯定美方对朝鲜问题的‘四不’承诺 望付诸行动”,环球网,2017年9月29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9/11297954.html。(上网时间:2018年1月1日)
  [21] “第四轮六方会谈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05年9月19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212681.shtml。

来源时间:2018/2/18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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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兕出于柙?“特朗普阅兵”挑战美国军政传统

作者:肖河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时间2月6日星期二,总统特朗普授意国防部研究阅兵游行的消息经《华盛顿邮报》报道顿时传遍全美,五角大楼随后则坦承已经拟定了若干备案供白宫参考。特朗普的这一“无事生非”之举在政界和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更是掀起了关于什么是美国阅兵传统的激烈讨论。历史地看,美国在接连不断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中正是通过不断划定“美国”与“非美国”的界限,持续塑造美国人的政治身份和传统。以此而言,美国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正是抓住时机,通过对特朗普阅兵的“非美国化”,来进一步清除美国国家中的保守主义因素。
  一、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军政传统
  作为诞生于新大陆的年轻国家,美国有着与传统大国差异极大的军政传统。独立战争的起因就是要反抗英国君主和国会对殖民地事务的集权和控制,其中对英国驻殖民地的职业军队的反感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独立战争中无论局势如何艰难,十三州殖民地都坚持要反其道而行之、依靠一支由各州民兵组成的“联军”而非常备军来争取独立。在这支让华盛顿“倍感头疼”的大陆军中,每位民兵的服役上限就是三个月,因此军队的总量始终在5000至20000之间大幅震荡。更不用说,各州也从未按照华盛顿这位总司令的期望给予足够的补给。然而,这支“不像军队”的军队最终仍然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奠定了美国军事传统和军政关系中的“反国家主义”。
  总体上看,对这一传统的坚持一直维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无论是内战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没能改变美国的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不应当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队”。因此,尽管二战前的每次战争都会显著改变美国的社会形态,但是美国依然保持了“民兵式”的军队动员模式:在战争中,美国的军队和相应的暴力控制机构通过“志愿参与”迅速扩张;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临时投身军队和政府的人们则纷纷“解甲归田”,庞大的暴力机器在外部看来简直是“土崩瓦解”。事实上,在二战后,正是这一强韧的军事传统让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头疼不已。尽管正在面临与苏联的“冷战”,但是整个美国社会和国会山却对维持一支“必要”的军事力量兴趣缺缺,这使得美国的陆、海常规军事力量迅速缩水,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大大小于苏联。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才使得建议维持一支庞大常备军的NSC68号文件得以在战略界达成共识。
  虽然在1950年后的将近70年中,美国已经打破了不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军力的传统,但是建国以来的军政传统仍然在强烈影响着华盛顿的战略决策。在这一传统看来,发动战争就是要取得胜利,胜利之后军队就应当“回家”,不仅持久战不得人心,战胜本身也意味着军事和政治动员的休止符。正是因此,小布什在宣布伊拉克战争“任务完成”之后,就不得不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撤军压力”。毕竟,在美国社会看来,庞大的常备军事力量本身就是对美国社会的自由的威胁。对于这一威胁,不仅要施以最严格的文官控制,而且在此之上还要尽可能减小其规模。
  一言以蔽之,与其它国家的军政传统不同,美国社会尊敬、追捧的是在军队中服役的个人,不吝于赞颂其奉献、勇气和坚韧,但是对于军队及其特有的强调“服从、权威”的组织文化本身则是警惕有加。只有理解美国的这一特殊军政传统,才能明了特朗普的阅兵提议为何会引发如此的轩然大波。
  二、“特朗普阅兵”师出无名
  正是因为美国社会赞美和崇拜的是军队中作为个体的男男女女而不是军队这一庞大的暴力机器本身,美国的阅兵传统中首先重视的是对具体的军人个体的表彰和哀悼。其次,除去有军人参与的地方性游行阅兵不论,与其他国家的“纪念日阅兵”不同,美国国家层面的阅兵截止目前基本上只发生于“大战”和“胜利”之后。因此,虽然美国已经建国200多年,能够数得上的国家层面的阅兵却只有寥寥数次,分别是内战后的1865年,一战后的1919年,二战后的1946年和海湾战争之后的1991年。其中,距离最近的一次也已经有了将近30年。
  1865年5月,在林肯遇刺数周后,继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举办了胜利庆典,其中共有14万5000名联邦士兵参加了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阅兵游行。1919年9月,美国陆军上将、欧陆远征军司令潘兴率领数千名一战士兵先后在纽约和华盛顿进行阅兵游行。1946年1月,第82空降师的1万3000多名士兵代表所有参与二战的美国军队在纽约进行了阅兵游行。1991年,老布什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举办了国家胜利庆典,共有8800名参与了沙漠风暴行动的士兵参加了阅兵游行。
  当然,美国参加过的战争远不只上述4场。但是要么由于战争本身并不足道(例如美西战争和菲律宾战争),或者由于未能取胜(例如朝鲜和越南战争)或者终结所有战斗行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并非所有的战争、甚至是战胜都会举办阅兵庆典。例如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尽管实现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标,算得上是一种胜利,但是在决定是否因此举办阅兵庆典时,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上将认为在还有美国军队在阿富汗作战的情况下并不适合举办类似活动。因此,只有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在2011年12月进行了一次小型阅兵游行,庆祝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士兵归来。
  因此,美国举办国家阅兵游行的要求可谓相当苛刻,必须是具有相当分量的、足以缔造全面和平的战争胜利,不能一边士兵还在打仗或者滞留海外,一边却在进行阅兵庆典。另外,阅兵的主角必须是亲身参与战争的士兵,在游行后还会进行各类颁发勋章、悼念战死者的活动。很难想象,美国会为一支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军队或者观摩武器装备举办阅兵庆典。事实上,与内战、一战和二战相比,海外战争未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因此当时美国社会对于为此举办阅兵也颇有微词。
  除了胜利庆典之外,带有阅兵游行性质的活动还有冷战时的三位总统的就职典礼。他们分别是早期冷战中的前三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约翰·肯尼迪。不过与一般意义上的阅兵不同,他们只是在就职典礼中增加了军事力量的展示。在艾森豪威尔的就职典礼上,出现了不少陆军的坦克,而在肯尼迪的就职典礼上则增添了一些导弹。这与当时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以及美国社会担忧自身常规军事力量的不足会诱使苏联采取进攻性政策的心理有关。可谓是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举。不过总体来看,这些军力展示还不足以称之为阅兵。
  由此可见,特朗普策划的这次阅兵按照美国的军政传统可谓地地道道的师出无名。当前,首先美国军队并未取得足够分量的胜利,如果硬是将消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为庆祝理由,只能说是自降身份。其次,美国军队仍然在阿富汗作战,而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才刚刚宣布在阿富汗增兵,这么多人尚未回家又如何举办庆典。因此,在美国社会看来,此时举办阅兵是十足的“名不正、言不顺”,丝毫不能体现美式阅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和“欢迎孩子们回家”的寓意。
  三、忧心忡忡的华盛顿
  在二战后专注于军政关系研究的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军政文化过于贬抑军队的地位,推行的是自由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反权威意识形态,而美国军事部门在二战后的威望和地位也在垂直下降,直到在越南战争中跌落谷底。这种对军人的尊敬和对军队的贬抑正是美国社会的特征。
  亨廷顿认为这一文化最终会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一直呼吁要建立保守主义的新的军政文化,重新尊重军队所代表的权威。但是,这一呼吁本身就体现了这一思路在美国应者寥寥。事实上,亨廷顿本人就一度因为提出上述观点而被哈佛大学以“倾向威权主义”为由拒绝授予教授职位。因此不难想见,“特朗普阅兵”的消息一出,几乎立即成为了华盛顿乃至全美的笑柄。即使是一些铁杆的特朗普支持者,例如佐治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David Perdue都公开建议白宫“不要这么干”。批评者们则更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老对头、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林德希·格拉汉姆就明确表示只要阅兵游行的意图是表彰服役的士兵,他就不会反对游行本身。但是“我们美国人”决不能接受“苏联式的硬件展览”,“坦白来说这种举措只会显示软弱”。
  如果说上述来自共和党的批评大体上还是“就事论事”,最多只是表示“这不太美国”,那么来自民主党和自由派的攻击则更可谓是联想多多。他们将阅兵事件与特朗普的国情咨文发布结合起来,指控特朗普的阅兵不是为了尊崇军人,而是要尊崇武力和特朗普本人,最终是要通过将自身塑造为美国军队和国家的保护者来将反对派丑化为“叛国者”。这与特朗普声称的“不为总统国情咨文鼓掌就是叛国”在精神上是如出一辙。
  总而言之。无论左右,华盛顿政界对特朗普的这一动作可谓是忧心忡忡。往小处说,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位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总统虚骄自傲、“沐猴而冠”之举,其危害不过是浪费公款、让本届美国政府和社会成为世界笑柄;但是往大处说,却又有一种威权主义即将打破美国军政传统、“虎兕出于柙”的危机感,毕竟相比于进行一场“收益无限小”的阅兵游行,其风险自然显得格外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特朗普此举可能将会“弄巧成拙”,将为反对派提供一件名为“反对军国主义”的最为称手的政治动员武器,反而进一步削弱特朗普一直试图为三军最高统帅赋予的权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2/18   发布时间:2018/2/11

旧文章ID:15324

特朗普考虑有条件重返TPP的动因及影响

作者:张宇燕,东艳  来源:微信公众号:社科国贸

  摘要特朗普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演讲时提出有条件重返TPP谈判,反映出美国谋求改变国家形象、缓和与同盟国的关系、寻求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环境、为改造区域和多边贸易体系做铺垫、为中期选举争取更大支持,加强对中国等国家的防范的动向。虽然特朗普政府多次强调更倾向于采取双边FTA谈判的方式推进其新贸易理念,认为规模较大协定的集体谈判束缚了美国的手脚,但考虑到上面几方面的动因,不排除美国在未来1-2年内重返TPP的可能。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演讲时再次宣扬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主张,指出美国希望通过互惠互利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来推进其贸易政策,谈判伙伴国可以是任意国家,包括对美国有重要意义的原有TPP成员国,并提出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美国可以考虑重返TPP。他认为原有的TPP不是一个好的协定,只有对TPP进行有利于美国的“实质性改善”后,美国才会考虑重新进行TPP的谈判。尽管目前特朗普对重谈TPP仍然持谨慎态度,但这一表态是自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美国退出TPP协定后,首次提出美国有重新谈判TPP的可能。
  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主旨是美国优先,主要目标是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重振制造业,巩固就业成果。特朗普采取破立结合方式推进其贸易政策目标,对内通过国内改革,制造宽松的经营环境来释放企业活力,吸引企业在美国投资,对外力求重新塑造贸易体系,实现对等贸易。上任第一年的贸易政策更多体现在打破现有“不利于”美国的贸易制度,显示出明显的保守主义态势,包括退出TPP协定,对NAFTA等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实施美国贸易法来加强外资进入国家审查,启动对中国实施知识产权情况的301调查,发起79项新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等。特朗普关于贸易政策的一系列举措逐步强化了其反全球化的特色,强硬的做派虽然为美国争取了一定的利益,但在国际社会反响不佳,美国面临舆论压力增大,国际回旋的空间缩小,美国被孤立的趋势增加。
  特朗普提出考虑有条件重返TPP,基于如下考虑。
  一、改变美国国家形象
  美国在抨击现有贸易制度的同时,逐步推进基于美国利益的新贸易体系,改变初期的保守主义倾向。特朗普在达沃斯的演讲中对美国的全球化态度做出了一些新表述,他提出美国优先不是美国孤立,可以有条件重返TPP。特朗普充分认识到开放的世界对巩固其任职第一年取得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提升成果,促进美国自身长期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世界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对美国的追赶速度惊人,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持续变化,美国的综合实力进入顶峰平台期。外国投资拉动和开辟国际市场对推进美国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特朗普达沃斯演讲中重点强调了美国正在构筑宽松的税收政策、消除不必要的监管制度等,来吸纳外资。美国需要一个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世界来实现其自身的繁荣和发展。
  二、缓和同原TPP其他成员国的关系
  特朗普有条件重返TPP的表态有助于缓和同原TPP成员国的关系。达沃斯会议前夕,除美国外原TPP的11个成员国完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协议谈判,计划于2018年3月8日在智利签署贸易协议。日本在推进CPTPP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借助CPTPP,安倍晋三政府力求继续维护日本在亚太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促进其国内改革和开放。加拿大对于继续进行TPP谈判由最初的犹豫转向支持。在2018年1月23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发言中,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高度赞扬CPTPP协定对加拿大的重要意义,称协定达成之日为“贸易进步的伟大之日”。CPTPP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措施, 删去了原TPP中美国比较强烈的诉求内容,如更高水平的保护知识产权等,考虑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利益关注点,如加拿大提出的本国文化产业争取豁免权等。CPTPP将带来更加显著的利益,CPTPP的十一国人口总数约为5亿人,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5%左右,通过高水平的开放政策,有助于促进成员国的增长繁荣,增加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CPTPP采用了更加开放的政策, 可以继续吸纳新成员,除了美国可能有条件重返,英国已经表达了加入CPTPP的意向。虽然特朗普仍然强调双边贸易协定的意义,但对于如此庞大的亚太市场,其经济收益和战略意义仍然对美国有很大的新引力。
  三、寻求更有利于美国的外部环境
  特朗普在2017年11月参加APEC会议的演讲中数次提到“印太”概念,“印太”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地理空间概念。“印太战略”是将太平洋和印度洋纳入一个战略弧的地缘战略,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仍在形成过程中,目前美国国内推动印太战略的主要力量是共和党建制派与美国的军方。虽然特朗普上任初始阶段更多强调商业利益,以美国优先的国内政策为主,但随着特朗普政策的逐步展开,美国有可能逐步加强地缘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结合的方式来扩展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逐步形成和推进将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制衡中国的崛起,重启TPP将是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战略平台。政治经济通盘考虑也是特朗普施政中的一个特点,从朝核问题与中美贸易捆绑处理中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未来为了推进印太战略而有可能考虑借助TPP的平台。
  四、为改造区域和多边贸易体系做铺垫
  特朗普时期,TPP作为推广美国国际贸易体系的基本理念平台作用将被延续。特朗普重视借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推行基于美国利益的所谓“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理念,由此来重新打造以“对等贸易”为核心的新国际贸易体系。美国更加强调完全对等,原来基于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而存在的互惠贸易和让步明显减少,对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国家不完善的市场行为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政策,对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方面继续保持高标准的规则。TPP也将成为推进美国优先政策和价值理念的平台。重返TPP有助于为改造区域和多边贸易体系做好铺垫,促进国际贸易体系按美国主导的变革方式加速推进。
  五、为美国中期选举争取更大的支持
  2018年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年,特朗普需要巩固自己在第一年取得的成果,争取更广泛的支持。TPP本质上并不违背美国两党的利益,重返达到美国要求的“实质性改善”的TPP将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商业利益,有助于美国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在亚太价值链和产业发展中的收益,巩固与亚太经济体的经济联系,构建更有利于美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推进美国的贸易政策理念。
  六、加强对中国等国家的防范
  2018年初,中美贸易摩擦再次升级。尽管一年间中国与美方历经数次磋商,中国做出切实的努力来力求拨云见日,但这些举措没有改变美国政府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认知,时至今日,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信号已更加清晰,中美贸易之间正在经历从贸易摩擦进入贸易冲突的关键阶段。重返TPP将帮助美国遏制中国,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中美贸易摩擦将逐步向综合性摩擦转变,摩擦范围将从双边扩展到亚太区域和多边领域。
  以上分析表明,特朗普提出有条件重返TPP谈判反映出美国谋求改变国家形象、缓和与同盟国的关系、寻求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环境、为改造区域和多边贸易体系做铺垫、为中期选举争取更大支持以及加强对中国等国家防范的动向。
  总体来看,美国并不是反对全球化,而是以退为进,谋求更有利于本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打压中国、俄罗斯等国。美国释放的有条件重返TPP的信号将促进日本等国家加速推进CPTPP的实施,为美国回归TPP提供便利条件,亚太区域中不同合作机制此消彼长将出现新态势。美国重返TPP不会一帆风顺,有可能持续2-3年时间,虽然特朗普政府多次强调更倾向于采取双边FTA谈判的方式推进其新贸易理念,认为规模较大协定的集体谈判束缚了美国的手脚,但考虑到上面所提到的几个方面的动因,不排除美国在未来1-2年内重返TPP的可能。

来源时间:2018/2/18   发布时间:2018/2/14

旧文章ID:15323

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华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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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张弛  来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2期

  【内容提要】  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集中体现了特朗普政府新的战略思维,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务实主义、功利主义、新型多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苗头;同时有三个动向值得关注,即重视印太地区、强调对华竞争以及消极应对朝核问题。这种新思维一旦落实到政策层面,必将产生深刻影响。对此,中国应把握历史机遇,肩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同时保持战略定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推动周边地缘战略格局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调整重塑。
  【关键词】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关系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战略思维。这种新思维一旦转化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必将对美国本身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对于中国而言,既要抓住历史机遇,推动周边地缘战略格局调整重塑,扩大国际影响力,同时也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加快自身发展和内部建设,妥善有效应对形势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挑战,更好地捍卫和增进中国国家利益。
  2018年12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特朗普就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发表讲话。
  1、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新思维及其动向
  报告中体现的新思维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务实主义。在前几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大多是意识形态主导外交政策。特朗普执政后,由于他本质上是个商人,所以他领导的政府是以实实在在的利益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报告清醒地认识到“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提出“要在竞争的世界中捍卫美国国家利益”。这种务实主义在政策上突出表现为“美国第一”,一切工作以美国为中心,为美国利益服务,其目的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二是功利主义。这既和特朗普的商人本质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源于美国霸权的历史性衰退。今天的美国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愿,像过去那样为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所以自然会更加自私自利。报告指出,美国将不再容忍“经济侵略”或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要改变过去70多年来的对外经贸战略,对内重塑经济实力,对外维持“公平和互惠”的经济秩序,并与盟国发展“互惠关系”(reciprocal relationship),即今后盟国要多出钱、多出力,而美国则少出钱、少出力。
  三是新型多边主义。美国霸权相对衰退,导致其在多边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自信心大不如前。特朗普一方面倾向于通过双边途径来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并非完全不参加多边机制,而是有选择性地参加,即主要参加不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机制。这种趋势和之前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减少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等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报告指出的,美国不会加入具有约束性的多边组织;美国对多边主义的参与,仅限于像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样的不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机制。各方只是讨论问题,而不产生需要强制执行的决议。此类场合,美国不仅不会退出,而且要积极参与,以宣示其国际存在,并寻求领导地位。
  四是孤立主义苗头。这份报告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张,同时也表明,在维护地区和全球秩序上,美国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独强力介入,而是让盟国和伙伴国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结合美国最近的一些动向,特朗普一方面减少国际参与,另一方面加速开发国内能源资源、通过税改吸引美国资本回流、努力推动再工业化等,这表明美国出现了一种孤立主义的苗头。美国具有孤立主义的传统。例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无意卷入世界事务。和中国相比,美国才是真正的地大物博。比如,今天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从各方面说,美国有足够的条件再次实行孤立主义。
  除了体现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新思维外,这份新版报告还有三个动向值得关注。
  一是重视印太地区。这反映了当前印太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地缘战略竞争的重心。但报告并未阐释印太战略。印太还仅是一个概念,类似奥巴马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既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强大的政策工具,也没有重大项目作为具体抓手,因而很难落实。即使勉强形成战略设计,若将中国排除在合作之外,结果很可能像“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一样不会成功。
  二是强调对华竞争。报告30多次提到中国,且都是负面论述。与以往不同,报告首次把中国放在对美构成竞争的大国之首,其后才是俄罗斯。报告提出,要反思和改变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不再帮助中国崛起,也不继续在国际体系内容纳中国,且要和中俄在全世界争夺人脉。这是美官方报告首次强调这一思想。
  三是消极应对朝核问题。从报告内容看,特朗普对朝鲜半岛并无十分明确的政策,美国仍在拖延朝核问题的解决。报告虽提到朝鲜核导对美构成威胁,但也指出,朝鲜和伊朗对其邻国构成的威胁最大。在应对措施上,报告认为,朝核问题需全球共同应对,主张美国与地区盟国加强安全关系,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但并未提及对半岛军事介入。这说明,相比较朝鲜半岛而言,特朗普更想尽快收拾中东乱局。朝鲜半岛问题对特朗普而言,体现了更多的交易和筹码价值。
  2、新思维产生的影响及中国对策思考
  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新思维,如果落实到政策层面,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应把握历史机遇,肩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同时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加快国内发展,扩大国际影响力,推动周边地缘战略格局重塑。
  一是针对中美经贸和战略竞争持续上升的趋势,保持战略定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这份报告表明,今后中美在经贸和战略上的竞争将继续上升,特别是经贸领域的竞争将尤为突出。
  首先,报告在阐述改变美国过去70多年的对外经贸战略时提到,要区别对待不同国家,一方面和美国价值观相近的国家进行良性竞争,另一方面“对违背自由公平规则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这意味着,今后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摩擦甚至冲突会越来越多。中国对此应做好准备,并努力管控分歧,将其对中美关系大局的影响降到最低。
  其次,报告指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三方面力量:一是中俄;二是朝鲜和伊朗之类的“流氓国家”;三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实际上,这三个方面是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虽然报告把中俄列为威胁之首,但美国想要有效应对其他两个方面的威胁即所谓“流氓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没有来自中俄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况且朝核问题和恐怖主义也对中俄构成威胁和挑战,在这方面中美俄是有共同利益的。因此,尽管中美在战略领域的竞争将上升,但双方进行战略协作的需求也在增大。而且,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将更加需要中国的配合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风险和挑战。
  再次,正如特朗普政府宣称要推行印太战略,这份报告也强调了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而言,对“印太”这个概念给予关注是必要的,但千万不要美国一打喷嚏,中国就感冒。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欺辱,所以一些人就有一种恐惧心理或受害者心理,不管美国、日本、印度说什么、做什么,总以为这些国家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其实,“印太”到目前为止只是个概念,谈不上是个周密的战略,也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得到落实。即使特朗普政府企图通过推行印太战略,拉拢印度等国在更大地缘范围内围堵和遏制中国,中国也不必过分担心。今天,美国从国际多边谈判中退出,日本经济早已力不从心,印度经济的真正崛起为时尚早,况且所有这些国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国内发展问题。所以,“印太”只是个口号,很难落实。归根结底,以前中国国力比较弱的时候,其他国家可以围堵和遏制中国,但现在中国各方面快速崛起,具备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已经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围堵和遏制中国了。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关键是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继续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做,不要太在意美国说什么、做什么。只要中国今后保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各方面的持续进步,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以更加理性和包容的姿态对待国际社会,那么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大有希望。
  二是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务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特征,抓住历史机遇,重塑周边地缘战略格局。美国新政府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之所以呈现务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特征,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不太强调意识形态的生意人。可以说,特朗普比战后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务实,一心就想重振美国经济,“让美国再次伟大”。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后,特朗普在同习近平总书记的电话中,破天荒地摒弃意识形态分歧,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在过去是十分罕见的。同年11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总金额高达2535亿美元的“世纪大单”。在随后访问越南的行程中,特朗普则一改过去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坚定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对抗中国的态度,转而对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表示,自己愿做越南和中国等南海岛礁声索国之间的调解人。
  对于中国而言,应充分利用特朗普政府新思维中的务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特征,适当在地缘政治和经贸上做一些平衡和协调,并努力加强中美在经贸和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同时,一方面要提高中美合作使美国受益的程度,另一方面要提高若发生中美冲突将给美国带来损失的程度,进而使美国认识到,与中国合作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与中国交恶或冲突所带来的收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保持中美关系大局稳定,从而有利于中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国内的全面发展和秩序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东亚和周边地缘战略格局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调整重塑。
  三是针对特朗普政府的新型多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担起大国责任,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近期,特朗普政府减少了对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事务的参与,也正在减少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承诺。美国减少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承诺,还不至于产生即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人们相信美国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仍会是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只要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最强大的,它的军事威慑力就会继续存在。
  但是,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撤出,则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利益是美国在世界各地保持战略存在、进行军事介入的根本动力。也就是说,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充当“世界警察”,从根本上讲并非出于道义,而是出于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将来,如果美国实行孤立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收缩经济利益,那么一旦某个地区没有了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就不会有动力继续在那里充当国际警察。当前的中东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此外,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撤出,也将对中国造成较大影响。在美国退出一些多边机制之后,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关键推动者甚至引领者。其他西方国家也都看到了这一点,认为美国给了中国一个机会。
  那么,中国该怎么做?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尽管仍是发展中国家,但已度过国家崛起的初级阶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实际上,中国正在经历从国际体系的获益者到建设者的角色转变,不仅国际社会期望中国承担区域和国际责任,中国实际上也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一方面,随着国力上升,中国应肩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向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尤其在推动和引导本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上应发挥更大作用。比如,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以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等,同时也应逐步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包括反恐、护航、维持地区稳定等,这样才能更好地打造地区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诚然,美国减少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毕竟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也才40年,经济上大规模的“走出去”走向国际社会也只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情,军事上的“走出去”才刚刚起步,因而尚不具备强大的能力向地区和全球提供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足够的公共产品。但中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调整自身心态,厚植国际人脉,努力扩大对外交往和国际影响力,加速崛起成为全方位的强国。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毕竟美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头号强国,中国在各方面和美国还存在很大差距。
  四是针对美国政府对朝核问题采取的拖延应对,提高战略警惕,争取解决半岛问题的主动权。正如报告所指出的,朝核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这样的朝鲜邻国,而不是美国。因此,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必须提高战略警惕,将其看作是关系自身重大安全利益的问题。中国最应该担心的就是其他国家拖延,最后让朝鲜成为名副其实的核武国家。如果这样,中国必然是最大的受害者。
  朝鲜一旦成为核武国家,韩国和日本也势必向核武国家迈进。对这两国而言,发展核武只是时间而非技术问题。结果,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被核武包围的国家。目前,中国周边的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已拥有核武,朝鲜一旦拥核,就有可能增加三个,即朝鲜、韩国、日本。
  中国该如何处理朝核问题?首先,要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多人所担心的难民潮等问题是眼前问题,而非长远问题,因为难民潮是暂时的,而核危机则是永恒的。如果因为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回避现实问题的解决,那就将使中国长期陷入困境之中。
  其次,要争取战略主动权。朝核问题对美国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对中国的影响,所以不能仅看美国的反应,否则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对中国而言,若不争取主动权,或将主动权拱手让予美国,半岛危机的解决或拖延,都将极大地伤害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
  再次,中国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朝核危机与其说给中国出了个难题,倒不如说是中国向世界证明自己实力和担当的机遇。随着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退,任重道远的核不扩散制度建设正留给中国更多的作为空间。对中国而言,更多地在“核不扩散”领域发挥作用、参与全球治理,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国际威信。

  (第一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第二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咨询中心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8/2/18   发布时间:2018/2/14

旧文章ID:15322

专家:若美中交战,中国必败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颇有影响的一名战略问题专家称,尽管中国有不少世界上堪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若美中交战,中国并没有胜算。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星期五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为什么美中开战中国会输”的文章指出,中国输不是输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败在他所谓的“软件”上。这篇文章的作者、该杂志执行主编卡齐亚尼斯说,虽然中国的军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其武器库中包含第五代战机、以及各种巡航导弹等可谓世界上一流的军火,但是,他质疑中国能否在交战中有效地使用这些武器,质疑中国军人的素质及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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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国家利益》杂志文章“为什么美中开战中国会输”

  卡齐亚尼斯举例说,在2012年夏天的一次演习中,一只解放军战略部队的士兵因吃不了原定在地下掩体里进行的15天的实战演习而不断放假出来看电影,唱卡拉OK。甚至上级还得给他们安排文工团到本应该是禁区的营地慰问演出。
  卡齐亚尼斯还指出,跟西方国家、甚至台湾相比,中国并没有一只职业的军队,中国的军队是“党军”,军官都是党员,在连一级建有党支部,因此所有的指挥决策也都是由政治决策。
  卡齐亚尼斯以前也曾撰文指出,美中发生军事误判的风险正在增加。他认为,美中之间有包括经贸、台湾问题等在内的五、六个潜在的、可能给双边关系造成重大伤害的冲突热点。

来源时间:2018/2/18   发布时间:2018/2/18

旧文章ID:15321

本周杨洁篪访美前后:美国朝野的亲华与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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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常锌  来源:

《中美印象》第159期  
编者按:
2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对美国进行访问。在目前这个中美关系张力加强的关键期,这次访美将会对中美关系发展,特别是两国贸易纠纷,有怎样的影响?本周在杨洁篪访问美国前后,美国又就中国问题出现哪些新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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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至9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邀请,对美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分别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蒂勒森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和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并商定将于今年上半年在中国举行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并于年内尽早举行第二轮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杨洁篪在访问期间,强调了两个长期性的目标,一是去年11月特朗普访华期间在北京同习近平达成重要共识,“强调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重要责任”,双方应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共识和成果,二是保持高层及各级密切交往,用好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拓展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同时,有媒体报道称,中方在积极活动,避免同美方爆发贸易战。结合杨的表态,可以看到中方对近期贸易纠纷和中美关系紧张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特别强调了去年双方海湖庄园确定的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应当是对民间外交的积极作用抱有一定的期待,也是中国过去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延续。特朗普政府曾在去年九月就双方的首次社会和人文对话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双方的交流交往能有效地增进了解,打破阻碍,建立富有创造性的双边关系”。
      另外,杨洁篪特别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这应是针对美国众议院数周前通过、参议院本周通过的两个法案而发,一是促进美国和台湾当局高层互访的“与台交往法案”,二是有意解决世界卫生组织将台湾当局排除在外。蒂勒森表示美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双方也就当前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意见,杨洁篪表示国际社会应当支持朝韩改善关系,延续当前半岛关系缓和的势头,也表示希望中美两国能在朝核问题上进一步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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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洁篪访美之际,美国一些民间人士也释放出了善意信号。美国西东大学法学教授玛格丽特•路易斯博士在福克斯新闻发表了题为《中美两国应建立友谊而非对抗》的文章。她在文中称,民间外交固然不能作为万灵药,但两国国民之间的人际交往能够更好地促进双方相互了解。她批评将“中国”大而化之并视为对手的思维方式,认为这样做无益于两国增进了解,并以个人的海外经验举例,说“自己被作为一个个体对待……我是美国人,但我并不是美国。”她在文末写道:“现在,中美两国前所未有地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够坐在一起吃顿晚饭了。”
      早在上月,《华盛顿邮报》也发表了题为《对华贸易战将对特朗普和美国产生反效果》的评论文章。作者在文中称,中美两国的经济互相依存,远远超过特朗普所宣称的程度。一旦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不仅中国经济将遭受影响,美国更将遭受数千亿贸易额的损失。类似布什或奥巴马时期的贸易摩擦或许还可承受,但全面的贸易战对两国都将是毁灭性的。
      此外,路透社报道指出,杨洁篪英文流利,曾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又有外交部翻译工作经验,已经成为中国同特朗普对话的重要渠道之一,对美外交经验老道。《外交家》杂志更为细致地介绍了杨洁篪的外交职业生涯,认为杨洁篪可能是担任对美谈判的最佳人选,考虑到他已经进入中共政治局,很可能将依照钱其琛的先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国对美外交工作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则称,中国政府还将布置其他高级别官员负责对美外交,包括中财办主任刘鹤和去年刚刚卸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凸显出中国领导层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彭博社更有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将进行彻底改革,这将大幅提振中国外交官的士气,而杨洁篪和王毅将合作处理中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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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依然难以遮掩中美两国近期出现的裂痕。
      《外交家》杂志指出中美两国之间两大障碍,首先是国家安全问题,美方近来频频称中国为“长期对手”,国防部颁布的2018年国防战略也将中国标记为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另一个导火索是特朗普多次指责中美贸易关系不平衡,并威胁开展贸易战。
      但除此以外,还应包括台湾问题。本周美国参议院通过的两个“有意促进美国和台湾当局关系”的法案,尽管只是“小动作”,但明显令中方颇感不快。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始终是一条红线。2月9日中方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也公开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这无疑为本就不断升温的中美关系又加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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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美双边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依然是安全问题。2月1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世界威胁的听证会上,参议员卢比奥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单独把中国学生和学者挑出来,说称其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卢比奥质疑称,“中国学生,尤其是那些从事科学、数学的高级课程学习的学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反间谍方面有什么风险?” 而雷伊回答,中国学生和学者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是“全社会性的”,因此也需要美国相应地采取“全社会性的”应对措施。目前美国国会亚太裔议员团已对此提出严厉谴责,并要求雷伊作出澄清,明确表明联邦调查局不会将华裔区别对待。
      同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在美参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正面临着伊核、朝核、网络安全、间谍、外空武器化等多方面威胁,并点名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称,他不知道“美方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而“一国的安全更不可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上”。
      “接受、承认中美两国相当的经济地位,应当是明智的政策起点,坚持美国第一则将加速美国的相对衰退。”接下来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特朗普,但他依旧是不可预测的。

来源时间:2018/2/18   发布时间:2018/2/18

旧文章ID:15309

美国人对中国继续持有巨额国债愈加忧虑

作者:莉雅  来源:美国之音

  当美国视中国为威胁其经济、安全与价值观的战略竞争对手之时,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却在不断攀升,并引发美国多方面的忧虑。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索恩伯里表示,欠一个重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债是有问题的,显然会使事情更为复杂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认为,美国需要控制预算赤字,从而减少对中国所欠的债务。
  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的中国也是它的最大债权国
  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当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中国依然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总额达到1.18万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1265亿美元,增幅为13%,年升幅创2010年以来最高。
  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上一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的盟友日本目前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
  一些美国人一直有一种担心是,中国会把它拥有的美国国债当作对付美国的武器。现在,美国的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明确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的战略对手。有人因此质疑,美国在向中国出售巨额债券的同时又准备与中国进行对抗的做法是否是个问题。
  索恩伯里:欠你战略对手的钱从来都是个问题
  对此,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克·索恩伯里(Mac Thornberry)回答说:“对你的重大战略竞争对手欠下债务从来都是有问题的,它显然会增加复杂性。”
  不过,索恩伯里说,他不认为美中之间会不可避免的爆发战争,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尊重实力。他说,美国新的国防预算案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显示,美国会捍卫自己。
  弗里德伯格:美不应当欠中国的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认为,美国应该改变欠中国大量的钱的局面。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理想的情况是,我们不应当欠我们的重大战略竞争者大量的债务。这是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利用这种情况可能给他们带来的任何杠杆作用,而是因为至少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不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会使我们处于更好的一个境地。”
  弗里德伯格:美应该减少对中国的脆弱性
  这位曾经担任过切尼副总统办公室政策研究室主任与国安事务副助理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减少对中国的债务。
  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除了其他方面,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预算赤字。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这会减少流向中国的资本,这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美元资产。”
  弗里德伯格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作证时也表示,美国应对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包括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脆弱性,尤其是减少美国在经济方面易受制于中国的脆弱性,而减少美国对中国所欠的债务是其中之一。
  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的报道一度引发市场恐慌
  上个月,彭博新闻社有关中国想减持美国国债的报道引发市场的担忧,不过中国当局后来否认了有关报道。投资人担心,如果中国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寻找其他的买主,而且也可能还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
  但是很多分析人士怀疑北京会在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把它持有的美国债务当作一个政治武器来使用,因为这种做法会在多方面引发反弹,包括影响全球的经济增长以及损害中国自己的工业。购买美国国债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投资。
  美国预算赤字继续攀升
  在9月30日结束的2017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666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800亿美元。这是2013年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也是有记录以来第六高的赤字。这个赤字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比上一年略有增加。

来源时间:2018/2/17   发布时间:2018/2/17

旧文章ID:15320

美海军推行重大改组,太平洋舰队貌似削弱实则加强

作者:方晓志  来源:澎湃新闻

  热点新闻:据美国《海军时报》周刊网站日前报道,目前美国海军正在推行重大改组,或将剥夺太平洋舰队的部分或全部人事、训练和装备职能,收归位于东海岸的美国舰队司令部,以缓解太平洋舰队当前所面临的战备不足和任务负担过重的困境。
  点评:随着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为了应对新的安全威胁,遂行新的战略任务, 美国海军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对包括编制体制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调整,这种变革对于美国有效应对当前安全威胁,发挥全球影响力有重要作用。此次美国海军推动大规模改组,主要目的是优化太平洋舰队的管理体制,以使其更好地应对当前地区复杂多样的挑战和大国竞争的需求,确保其未来海军力量作战能力得以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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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卡尔·文
森”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南海,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

  太平洋舰队已“力不从心”
  美国海军力量主要集中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舰队,其中太平洋舰队担负的是美国本土西海岸海上防御和太平洋—印度洋战区的海上作战任务,下辖第三和第七舰队,其中第三舰队负责东起美国西海岸西至东经160度,北起北冰洋南至南极洲的区域,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太平洋海区;而第七舰队则负责东经160度线以西直至非洲东岸红海(不包括波斯湾),南达印度洋及南极,北至白令海峡,海上作战的区域非常广阔。在目前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安全形势日趋复杂,热点问题不断发酵的情况下,太平洋舰队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成为维护美国及其盟国在该地区重大利益的重要力量。
  从兵力规模上来看,目前太平洋舰队共有总兵力23万人,装备各型舰艇230艘,其中作战舰艇近130艘,包括“尼米兹”号、 “卡尔·文森”号、“斯坦尼斯”号等航空母舰6艘、战略导弹核潜艇10艘、核动力攻击潜艇26艘,其他各类作战和后勤辅助舰船约100艘。在兵力部署上,第三和第七舰队除了负责各自辖区作战任务外,还经常进行舰船抽调和不定期轮换,以保持每个舰队至少拥有2艘航空母舰以及40余艘各类舰艇,以便组成约9-10个特混舰队,有效完成本辖区内机动作战、指挥控制、侦查巡航等任务。
  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太平洋舰队规模庞大,力量雄厚,但由于负责的区域过于广泛,加上执行的任务类型复杂多样,很多舰船常年疲于奔命,事故频发。例如,在2017年,太平洋舰队就有多艘舰只发生撞船事故,造成十余名水兵死亡,为此美海军还一度暂停了该舰队在全球范围的行动,并把多名最高将领撤职。而此次美海军下决定对太平洋舰队进行改革,实际上也是对该舰队近年来不佳表现审查和反思的结果,希望以此来解决长期困扰该舰队的顽疾,从而进一步提高其整体运行和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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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理查
德”号两栖攻击舰也在中国周边海域。

  整体上重建舰队管理体制
  美国海军实行的是典型的军政军令分开体制,行政管理和作战指挥系统各自相对独立。以太平洋舰队为例,其平时管理属海军作战部领导,通过各兵种(或舰种)司令部以及训练、后勤司令部来领导下属的舰艇大队和中队。在这些司令部中,除潜艇司令部外,其他舰种司令部只负责所辖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物资技术保障,实施人员调动、分配、后勤保障及组织训练,对所辖部队无作战指挥权。只有在下达作战任务,舰队划归各自战区总部统一指挥后,才根据任务需要组成相对稳定或临时性的编组,包括作战舰队、特混舰队、特混大队、特混小队和特混支队等。
  但是,由于近年来太平洋舰队在执行“反恐战争”和“地区威慑”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美国海军高层赋予了一定的机动处理权,在部队管理和军力部署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从而使得其内部认为舰队地位特殊,位于独立战区,在很多情况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再明确划分指挥和管理权限,从而使得舰队在管理上出现了较大的混乱,不仅部队任务负担过重,也降低了行动效率,同时还出现了一系列事故。为此,美海军在进行多次评估检查后,下决心通过推动体制改革,从根本上理顺太平洋舰队的管理体制,以解决其所面临的管理混乱和战力不足困境。
  根据此次由美海军作战部副部长领导的海军战备改革与监督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将会把太平洋舰队下辖的两个中将级兵种机关——水面舰艇部队和太平洋舰队航空兵部队机关降为少将级别,并迁移至位于美国东海岸的诺福克,划归大西洋舰队司令部管辖。这种改革方案不仅意味着美国海军试图对太平洋舰队进行“收权瘦身”,限制其规模过于臃肿庞大,增强其作战能力和效率,同时还显示出美海军试图从整体上重新构建两大舰队的管理体制,增强海军领导机构对战区一线部队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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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美对外战略所确立的侧重点来看,太平洋舰队的地位不可能下降。

  未来太平洋舰队地位不会下降
  有分析认为,此次美国海军实施大规模改组,除了调整相关体制关系外,很可能还会缩小太平洋舰队的规模,将更多的舰队部署在印度洋和大西洋上,使太平洋舰队的重要性下降,但实际上,从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美对外战略所确立的侧重点来看,太平洋舰队的地位不可能下降,甚至还会呈上升态势。
  首先,亚太地区一直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区域。特朗普上台后,虽然一度宣称要取消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姿态而已,从其近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看,亚太地区仍然处于对外战略的首要地位。例如,就在计划推行对太平洋舰队进行改革的同时,美国海军宣布将向东亚海域再派出两艘“阿利·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与此前部署在日本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进行汇合,补充进入美国部署在亚太的远征打击群舰队。作为亚太地区主要军事力量的太平洋舰队,在目前亚太安全形势日趋复杂,热点问题频繁出现的情况下,必将责无旁贷,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其次,美近期出台的相关战略文件更加重视太平洋舰队的地位和作用。从2017年底,美国先后发布了一系列国防与安全战略文件,将与中俄的大国竞争视为其面临的主要挑战,而太平洋地区无疑是这种竞争的主要场所。例如,2018年1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就将应对朝鲜核问题作为2018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重点和优先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太平洋舰队在执行针对中俄的“威慑”任务、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等方面,都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此次改革是进一步统筹美国海军资源,优化两支舰队之间的协作关系。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是面对当前世界和地区性威胁的不断增长,已无法满足当前国防战略对海上力量的巨大需求。根据美军近期数据统计,目前美海军的284艘主要舰艇中,58艘处于前沿部署状态,226艘处于轮换、维修和休整状态。而在美国本土的舰艇中,有三分之一处于维护状态,其余部分有一半以上的舰艇至少需要30天才能到达主要作战地域。因此,在目前美海军提出的“350造舰计划”短期内还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美海军只能统筹相关资源力量使用,以最大程度地完成军事任务和战略目标。
  此次美国海军对太平洋舰队进行“削权瘦身”,将部分机构权力转隶至大西洋舰队,看似削弱太平洋舰队的力量,但实则是在理顺两支舰队之间的关系,使有限的海上力量资源得到进一步优化。从未来发展来看,如果美国真正实现了两大舰队的无缝对接和密切协作,将极大增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使其更加专注于所属辖区的海上战略和作战议题,成为美国实施大国竞争和地区威慑的重要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太平洋舰队的作用和地位必然会只升不降。

来源时间:2018/2/17   发布时间:2018/2/17

旧文章ID:15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