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eng Gui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今年1月初再度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因为蚂蚁金服受到它的审查之后，决定放弃收购美国支付公司速汇金。近年来，中国公司已经成为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主要审查对象，它手中约40%的案件涉及中资交易。这种状况还将持续，而如果国会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2017）》（FIRRMA），情况可能更加严重。该法案将使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现有审查范围进一步拓宽。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1988年，参议员詹姆斯·埃克森和众议员詹姆斯·弗罗里奥提出对《1950年国防产品法》的修正法案，后来成为所谓的“第721节”。它规定总统有权中止或禁止外国投资，只要“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让总统确信取得控制权的外国利益所采取的行动有可能损害国家安全”。2007年的《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对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程序作了更详细的规定，并规定它必须及时向国会通报进展情况。
　　追溯历史不难发现，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程序的诞生与发展与美国总体经济状况的变化息息相关。1988年，日本的经济影响力达到顶峰，在美国，人们的说法是“日本企图买下美国”。2000年代中期，中海油竞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优尼科）和海湾地产巨头的进入，让美国人感到震惊。
　　近年，美国人目睹世界经济秩序发生着更加剧烈的变化。《华盛顿邮报》报道说，2018年中国的零售额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在成为世界工厂十年之后，中国正在向着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迈进。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一个明显指数就是，它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据荣鼎集团统计，从2014年到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了三倍多。在各个行业中，对房地产业和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投资最值得关注，仅在2017年，房地产业投资就超过390亿美元，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则达成了238项协议。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相比，中国目前对美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中国突如其来的影响，国会议员起草与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程序相关的新法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FIRRMA能不能成为法律还是问题，但目前来看可能性极大。过去一个月，国会为此做出巨大努力。12月14日和1月9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负责货币政策与贸易的小组委员会就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挑战与改革举行了两场听证会。第二次听证会邀请了两位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博士（Scott Kennedy）和史剑道博士（Derek Scissors），而且议员们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指向中国。参议院也出现同样情况，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安排了它在1月份的两场听证会。
　　除了听证会，FIRRMA还得到两党支持，并获得行政部门和军方认可。参议院的提案是由六位共和党议员和四位民主党议员发起，而众议院提案发起者中19位是共和党人，五位是民主党人。在已经举行的三场听证会上，来自两党的议员们强调，外国投资委员会现有审查程序或许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在行政部门，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总检察长杰夫·塞申斯和一些四星上将都表达了对FIRRMA的支持。
　　FIRRMA还得到爱立信、甲骨文、三一工业、安施德（Amsted Rail）及其他许多美国企业的支持。
　　FIRRMA与现有版本有三大区别，即特别关注的国家、关键技术和服务于现状的监督。
　　根据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现有审查程序，委员会对不同国家的问题不会区别对待。但FIRRMA包括了一个免责条款，即可以免除对某些被涵盖的交易，只要外国被审查对象来自与美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的国家，或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相一致。另一方面，有关特别关注国家的规定被添加了“要考虑的因素”部分，作为收购交易是否应当接受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的判定标准。外国投资委员会需要评估“被涵盖的交易是否有可能降低美国相对于任何特别关注国家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FIRRMA对关键技术的定义。关键技术不只包括防务品、商业管制清单列出的物项和核设备，还包括“对于国防、情报或其他国家安全领域保持美国对特别关注国家的技术优势、或在对此类国家尚不具有优势的领域获得优势至关重要的其他新兴技术”。
　　当这两点适用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时候，它们具有特殊实际意义。虽然特别关注国家的名单尚不明朗，但在国会听证会上，国会议员和证人都把中国归入了这一范畴。而且，由于其非限制性条款的性质，有关比较优势的规定大大拓宽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几乎所有信息通信技术交易都可以归到这一类别。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规定是监督。根据FIRRMA，即使所涵盖的交易已经成功完成，而且在最初审查过程中并未发现有碍国家安全，外国投资委员会在事后也可以对交易发起审查，监督该项收购案的进展情况。这种监督有可能阻碍外国公司将来在美国的扩张，因为任何进展都很容易触及国家安全问题的边界。
　　FIRRMA文本并没有特别针对中国，但国会听证会的讨论和参议员康宁的声明都显示中国是这项修正案的靶子。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程序自它诞生以来就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不受外国经济势力的干扰。由于这些规定是出于安全考量，因此没有理由为此批评美国。问题是，当前随着技术的进步，“正常的经济活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对数量庞大的中国投资产生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难说清收购仅仅是为了商业利益，还是另有其他目的。
　　虽然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目的实际上并不是为了阻止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它的确给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造成困扰。如果法案被通过，它将给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制造障碍，对信息通信技术和金融服务业的中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这些部门使用着大量的军民两用技术，至于其他技术，其中许多也可以被外国投资委员会解释为关键技术。外国投资委员会定义的国家安全范围在不断扩大，但其程序的“清晰度”和“透明度”依然处在低水平。中国投资者也许会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这可能引发美中贸易关系出现严重的紧张局面。
　　FIRRMA已经得到国会两党的大力支持，但与2007年的《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相比，众议院共同发起人的数量相当少（24比58）。第115届国会议员的任期已经过半，为加大该法案成为法律的机会，FIRRMA的支持者们需要解决好清晰度问题，以赢得参众两院的更多支持。

来源时间：2018/2/15   发布时间：2018/2/13

旧文章ID：15314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中美聚焦

　　证据明摆着，唐纳德•特朗普出任总统让美国的软实力受到了侵蚀。盖洛普最近调查的134个国家中，只有30%的人认可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比奥巴马时期下降近20个百分点。皮尤研究中心发现，中国的支持率有30%，这几乎与美国持平。而英国的一项指数——“软实力30”显示，美国已经从2016年的首位掉到去年的第三。
　　特朗普的拥护者回应说，软实力无关紧要。特朗普的预算主任米克•马尔瓦尼削减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30%的资金，并标榜其“硬实力预算”。对鼓动“美国优先”的人来说，世界其他国家的想法是次要的。他们的想法正确吗？
　　软实力靠的是吸引力，而不是胁迫或者金钱。它邀人合作而不是一味对他们用强。在个人层面，聪明的父母知道，要有更强更持久的权威，他们就得以身作则，有健全的道德价值观，而不是只靠打屁股、给小钱，或没收车钥匙。
　　同样，政治领导人很早就了解具备设置议程和确定讨论框架能力的力量。如果能让你想我所想，我就不必强迫你做不想做的事。如若美国能够代表其他国家想追随的价值观，它就能节省大棒和胡萝卜。与硬实力相配合，吸引力可使力量倍增。
　　一国软实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它的文化（对别国有吸引力），它的民主人权等政治价值观（自己亲身实践），它的政策（因为谦恭和考虑他国利益而被认为具有合法性）。一国政府如何行事，如在国内（保护新闻自由）、在国际机构（与别国咨商并奉行多边主义）、在对外政策上（促进发展和人权），都可以作为榜样影响他国。但在所有这些领域，特朗普把美国有吸引力的政策全给颠覆了。
　　所幸，美国不是只有特朗普或政府。与硬实力资产（如军队）不同，许多软实力资源与政府是分开的，仅部分响应政府的目标。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政府无法管控文化。事实上，没有官方文化政策本身就是吸引力的源由。像《华盛顿邮报》这种展示独立女性和新闻自由的好莱坞电影，就可以吸引别人。同样的，还有美国基金会的慈善工作，和美国大学的研究自由所带来的好处。
　　事实上，企业、大学、基金会、教会及其他NGO都会形成自己的软实力，也许推动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也许与之相悖。但在全球信息时代，所有这些私人软实力资源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更有理由让政策确保其行动和政策能创造并强化、而不是削弱和挥霍它们的软实力。
　　国内或外交政策的虚伪、傲慢、漠视他人意见或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会削弱软实力。例如，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进行的民调中，美国的吸引力急剧下降。这是对布什政府及其政策的反应，而不是整体上针对美国。
　　伊拉克战争并不是第一个导致美国不受欢迎的政策。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许多人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美国的全球地位折射出该政策不得人心的程度。而当政策改变，战争记忆消退，美国重拾失去的大部分软实力。同样，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世界多数地区恢复了它的软实力（尽管在中东地区不明显）。
　　怀疑论者可能依然认为，美国软实力的兴衰无关紧要，因为各国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才合作。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合作有其程度，而程度受吸引力或排斥力的影响。此外，一国软实力的影响会延伸到非国家行为体，如协助或阻止恐怖组织的招募。在信息时代，成功不仅取决于谁在军事上获胜，还取决于谁讲的故事胜出。
　　美国软实力的最大来源之一，是其民主进程的开放性。即使错误政策降低其吸引力，美国具有的批评和纠错能力，也让它在更深层面上对他人有吸引力。当海外的抗议者游行反对越南战争时，他们通常唱的是美国民权运动歌曲《我们会胜利》。
　　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也会胜利。按照以往经验，特朗普之后美国是大有希望恢复其软实力的。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Donald Trump and the Decline of US Soft Power”（2018）

来源时间：2018/2/15   发布时间：2018/2/12

旧文章ID：15313

作者：俞邃  来源：中美聚焦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中国领导人常说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则是根据时代新特征和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新国情所下的定义。它是大国尊严、大国战略、大国担当和大国气派综合体现的一种外交体系。
　　二战前后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则是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而当前的所谓时代新特征，指的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进一步具体化，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与大调整时期。
　　中国的版图与人口原本都属于大国范畴，如今中国更是一个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大国。据最新统计，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2万亿多美元，远远拉开与第三位日本（不到5万亿美元）的差距。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越来越具有大国尊严和自豪感。
　　然而，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仍排在70位之后，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知短板与差距的中国，正在以习近平主席为中心的领导层带领导，为2020年实现脱贫付出艰巨的努力。自豪绝不是傲慢，谦逊同样是大国尊严的表现。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新国情，服务于国家“两个一百年”宏伟建设规划的需要。大国尊严就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兼顾。国家的核心利益绝对不容侵犯，同时加快海外利益保护能力的建设。
　　新时代大国外交有其相应的大国战略。对此，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做了详尽的阐述。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借助共商、共建、共享推进“一带一路”，从而既创造自身发展的机遇，又作为软实力推进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奉行正确的义利观，义利兼顾，对发展中国家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亲、诚、惠、容”则是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等等。
　　基于上述原则精神，如今中国与80多个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借助世界政党因素，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而且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因此，中国外交展示大国担当，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承担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在全球性重大问题领域主动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发展战略和国际责任担当，确定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为低碳减排事业作出了积极努力。非洲埃博拉疫情发生后，中国迅速向西非地区派出医疗队并建造治疗中心，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援。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解决伊朗核问题和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国际努力中，中国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更是中国通过自身发展推动世界发展的典型案例。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1——10月，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新增投资合计111.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3%。同时，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020.7亿美元，同比增长21%；完成营业额575.2亿美元，同比增长9.1%。
　　中国的大国担当也是与自身国际地位的提升相称的。中国被认为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起着引领作用，这是对中国贡献的赞许和肯定，但绝不意味着中国是在与谁争夺领导权。中国还是穷国时，穷而不贱；富起来了，富而不骄；走向强大了，强而不霸。
　　中国外交的大国气派不是讲究排场，更不是沽名钓誉，而是贵在真诚奉献。付出代价自然会获得国际社会的回报。中国外交的大国风范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倡导并且严格遵循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系列主张，言行一致，坚决摒弃“修斯底德陷阱”论、“零和原则”论之类的冷战思维。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是从天而降，它是建国近70年来几代人传承、发展和创新的结果。

来源时间：2018/2/15   发布时间：2018/2/13

旧文章ID：15312

作者：王鹏  来源：察哈尔学会

　　核心观点：如果凯利辞职，那么“家暴门”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压死骆驼的稻草是凯利和特朗普施政理念上的分歧、强势男人的意气之争，以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皇权与相权的斗争。韩非子曰：庙堂之高君臣“上下一日百战”（《韩非子·扬权第八》），此之谓也。
　　据外媒报道，2月7号和9号，特朗普的两名重要幕僚罗布·波特和大卫·索伦森因家暴指控相继辞职。
　　罗布·波特是特朗普的高级助手，在特朗普政府开始组建时就加入团队。作为白宫秘书，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安排特朗普将要签署的行政令等文书，并事先审核川普将要签署的文件在法律上是否存在问题。据称，几乎所有给特朗普签署的文件都要经手罗布·波特，他也是幕僚长凯利的“爱将”。2月7号，他在被两名前妻指责家暴后辞职。
　　事件中的主角大卫·索伦森是特朗普的“文胆”，此前一直在总统行政办公室负责撰写演讲稿。他的前妻先前向《华盛顿邮报》披露，索伦森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家暴行为，她怕遭报复没有报警，因为索伦森“与执法部门关系密切”。白宫9号证实，索伦森因家暴传闻辞职。
　　更让特朗普难堪的是，波特和索伦森都直到辞职都没有完成背景审查。此外，有美国官员与知情人士向媒体爆料，大约有30至40名白宫官员与受特朗普政治任命的公职人员，至今仍未完全通过背景调查，其中甚至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
　　“家暴门”风暴中的特朗普
　　特朗普上周末出面为手下人“打抱不平”，抱怨媒体和反对派们：仅仅因为一个“指控”，就毁掉了许多人的生活，而且有些指控未必真实。他在2月10号的推文中写道：“仅仅因为一个指控，人们的生活就被打碎和毁掉。有的指控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指控早就有了，有的是新的。遭到不实指控的人，生活没办法复原，生活和事业都没了。难道正当程序不存在了吗？”
　　此话一出，立即引发众多女性、媒体和政客的回击。在美国舆论看来，特朗普这是公然为“施暴者”开脱。在针对特朗普的多方抨击中，显然民主党政客的反应尤其激烈。民主党女议员杰基·斯佩尔指责特朗普的言论具有“冒犯性”。她说：“我们本以为特朗普总统无法更低劣，不可能更具冒犯性了，他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用‘虚假指控’的说辞中伤为人妻的女性和家暴受害者。”
　　为何特朗普一句推文就能引发“舆论围剿”呢？
　　首先，特朗普此言“政治不正确”。在美国，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和少数族裔等一系列“进步运动”在上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已经确立起一整套政治人物公开言论的自我修养和审查标准。对类似“阁员家暴”这样的事件，一个聪明的、老练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政客，必然在第一时间公开表态、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地站在女性一边批判“家暴男”。至于证据是否充分、影响究竟如何，这些都是次要的。在“站对队”、“表好态”、“永远政治正确”方面，加拿大的特鲁多同学在上次“多伦多华裔剪面纱案”中的表现堪称“表率”。
　　其次，特朗普此言确实“撞枪眼”了。稍微对美国当前政治-社会形势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现在正是兴起于加州好莱坞的“MeToo”运动在全美风起云涌的时候。显然，从犯罪情节上看，“家庭暴力”要比“性骚扰”更严重。那么在“MeToo”风潮席卷美欧、女权张扬的当下，特朗普居然在这风口浪尖上逆潮流而动，这不仅是自绝于建制派精英，也不被人民大众所摒弃。故而特朗普遭到左右派全媒体的联手阻击、“十面围攻”也就毫不奇怪了。
　　白宫“大总管”被指袒护“家暴员工”，他会提出辞职吗？
　　员工接连深陷家暴丑闻，还引发外界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的审视。CNN称，不止一名消息人士透露，早在几个月前，凯利就知道波特涉嫌家暴，可他并未要求后者辞职。反之，凯利还通过白宫发表了一则声明称：“波特是一个真诚和有荣誉感的人，我对他有太多赞誉，他是一位朋友、知己和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我很荣幸能和他一起工作。”但随风暴愈演愈烈，凯利才不得不改口称“社会不容许家暴”。
　　凯利9还告诉媒体记者，他去年11月就知道致使波特没有通过安全审查的“相关指认”，但直至本周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美国媒体指出，如果凯利早就了解波特的家暴史，那么白宫等于雇用并袒护了一名“家暴男”。
　　《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凯利9号向身边工作人员透露，他“即将辞职”，但尚未正式提出申请。CNN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已在物色接替凯利的人选，包括众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白宫预算局长穆瓦尼、众议院自由党团主席梅多斯、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等。
　　当下，关于凯利即将辞职的原因，除了袒护“家暴员工”，还有传言称是因为他在很多方面与特朗普政见不和。国际舆论目前争论的焦点是：如果凯利真的辞职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会是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如果凯里真的辞职，“袒护家暴下属”当然是一个原因。毕竟，当初特朗普选择他担任白宫“大管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军人出身的凯利能够“维持纲纪”，好让白宫日常运作“走上正轨”。然而这次被曝出白宫有“家暴员工”，且“家暴员工”还未能完成“背景审查”，这显然“辜负”了特朗普的期望。但比“家暴门”更重要的还是凯利与特朗普的政见分歧、意气之争，甚至是权力之争。
　　历史上，古今中外，皇权和相权从来都是一组无可回避的矛盾体。用韩非子的话说就是君臣“上下一日百战”于庙堂。这个现象背后的原理是：强势的皇帝、总统、领袖大权在握，但是再强势的人也不能事必躬亲，必须要找能干的人来替他干活。找人干活儿就必须授权，授权就意味着分权，分权对集权者来说就是威胁。这对皇帝来说就是一种两难和无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人政见一致、主张吻合，那么或许还好相处；可一旦主张相左，那么政见不同就很容易演变为意气之争。若为臣者不知好歹，事态进一步恶化，那么最后就是皇帝眼里就不是观点、意气的问题了，而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很遗憾，凯利大概属于后者。每逢他和特朗普观点不合，比如在对待修建墨西哥墙的事情上，他都喜欢公开嘟囔几句，甚至自称是“屋子里唯一的成年人”。这句话不仅让骄傲自尊的特朗普震怒，同时也得罪了所有同僚。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凯里桀骜不驯的性格决定了他在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生命；特朗普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决定了他这一届政府乃至美国的国运。
　　执政一年，特朗普团队流动率超过33%，福兮祸兮？
　　特朗普上台以来，身边的不少高官离职，白宫人员离职率创40年来新高。2017年2月13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辞职。2017年3月底，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凯蒂·沃尔什离任。2017年5月，特朗普决定免去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和白宫通讯主任迈克·杜克辞职。2017年7月，白宫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和负责中东事务的首席顾问德里克·哈维，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辞职。2017年8月，时任首席策略师的班农辞职。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副幕僚长里克·迪尔伯恩辞职，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宣布将在今年年初离职。如果这次凯利又步其前任、同僚后尘，离特朗普而去，白宫恐将陷于更加尴尬的窘境。
　　专门研究白宫人员变动趋势的布鲁金斯学会高级学者藤帕斯表示，在特朗普一年的执政中，从白宫的60个高层幕僚职位看，特朗普团队的流动率将达到或超过33%。藤帕斯表示，这个流动率包括辞职、被解雇以及在白宫内部的职位变动等。而从这三个方面的人员变动看，特朗普团队的流动率大约是奥巴马团队9%和克林顿团队11%的3倍，是里根团队的2倍。
　　我们继续追问：从核心幕僚到政府高官再到白宫秘书，特朗普团队的流动率不断刷出新高，会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造成不利影响吗？
　　首先，过高的阁僚流动率降低特朗普政府行政效率。我们虽然一般都说，人才要流动起来，所谓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但凡事都有一个度。尤其对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方方面面的主事官员频繁更替，不仅降低了美国国内行政效率，也不利于伸张美国的国际主张与影响。譬如，当前韩国的北方政策就明显和美国的原则背道而驰。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与特朗普政府迟迟未能拿出一套完整的半岛方略有关。甚至连美国驻韩大使都迟迟未能任命，这显然不利于两国交换意见，统一思路和对策。
　　其次，重要阁员的频繁更替、流动也不利于美国保持其国内外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特朗普上台后，国际社会给他贴的一个主要标签就是“不确性”（uncertainty）。它不仅指特朗普本人性格乖张，言行前后不一，更指因其重要阁僚任命空缺或更迭频繁所造成的朝令夕改。其结果不仅是进一步降低其行政效率，同时也让美国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该政府的信用度产生怀疑。

来源时间：2018/2/14   发布时间：2018/2/14

旧文章ID：15306

作者：周建明  来源：观察者网

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特朗普国情咨文中把中俄定位为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美国的战略动向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郑若麟先生《未来五年，东西方冲突将以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发生》和宋鲁郑先生《未来五年，为什么美国不是中国的威胁？》两篇文章，反映了看待未来中美关系中的两种不同态度。

进入了新时代的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在开创的新局面，中美关系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郑若麟从美国的舆论、纳瓦罗的任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看到了美中冲突的危险，提出应怎样防范来自美国的挑战？宋鲁郑认为未来五年美国不是不想，而是无法挑战中国，只能是送给中国的战略机遇，但所提出的理由并无充分的说服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忧患意识十分重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发展到什么阶段都必须牢记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战略界正在形成对中国战略性冲突的共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对此的盲目乐观会付出沉重代价。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18日，美国华盛顿，特朗普政府公布特朗普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保卫国家，促进和平，扩大美国的影响力。（东方IC）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逻辑是按照国家利益来界定威胁。美国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是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地位，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不允许任何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对手出现。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设想过很多种对这个核心利益可能的威胁，以此作为配置战略资源的依据，形成战略思路。威胁虽多，如基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俄罗斯、伊朗、朝鲜都是美国的威胁，但真正能挑战其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胁并未明确。

中国一直在美国威胁的名单上，但经济利益上已与美国密不可分，两国外交顺畅，始终没有成为美国战略上的主要威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不断在美国听到像《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他们在那里迎战及他们如何被战胜》这样的声音，但并未成为美国战略界的主流。中美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不断，但可以管控，中美建设性关系也有所进展。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对挑战国家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胁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中国被视为是能挑战其核心利益的最大威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1、中国在WTO基础上经济全球化种的角色。这种全球化本来是美国倡导与主导的。自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逐步发现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已对美国不利，原因是中国适应了WTO规则，制造业比美国更具竞争力。

美国为保持其对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导权和自己的经济利益，一方面绝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用各种理由封杀中企在美国的投资，另一方面试图在WTO之外另起炉灶，组织把中国排除在外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上台后虽退出了TPP，但这只是一个插曲，基本趋势并未改变。

当地时间2017年1月23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视觉中国）

2、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秉持公开、透明、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市场规律和国际规则下开展的国际合作，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响应与参与。但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一带一路”的含义已超出了当事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公路和港口建设，是借“一带一路”来构建自己的经济和外交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势必颠覆自由、民主的秩序，将不断蚕食“美国治下的世界”，最后导致颠覆美国的全球霸权。

3、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趋势很明确。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人民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作为石油期货货币、甚至成为有的国家储备货币的趋势正在发展。人民币地位的上升被认为将动摇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

4、十九大提出“新三步走”，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一流军队的方略。在美国看来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改造世界蓝图。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内有着稳定的执政力量和有效的治理能力，以“五大理念”为指导全面发展，对外正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这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真正的挑战。

从挑战的内容和能力来看，中国远超过俄罗斯、伊朗、朝鲜，也超过伊斯兰极端教旨主义的恐怖力量，是唯一能够全方位挑战美国霸权的“修正主义国家”。

在众多威胁中，美国战略界认为只有来自中国的威胁是全方位、长时段、战略性的。其威胁已经从潜在的变为现实的。“接触战略”对中国已经无效。必须要形成新的战略来加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关于“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的说法，与美国战略界关于“世界必须由我主导，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思维完全没有交集。

近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总统国情咨文所反映的正是美国战略界把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对手”的共识正在形成。在此基础上对抗性的对华战略虽尚未成型，但相关举措正浮上台面，比如对华贸易战、美国考虑重返并主导TPP的可能性、提出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强硬地实现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等等。

不要以为美国驴象两党之争不可开交，特朗普处事鲁莽，盟国与美国在中国立场上分歧很大，美国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就无法成型或实施。对美国战略界来说这已成箭在弦上之势。一旦这种战略共识形成，一定是超党派的，在中国整个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都如影相随。而美国总统只是这种具象化了的国家利益的政治代表。

当然，中美两国都已今非昔比。美国要实行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受到许多限制。西方国家中对华利益各不相同，美国无法拉起一支像样的对抗中国的盟国队伍。美国国内对华利益也多元化，与中国对抗一定会受到不同利益群体的掣肘。但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战略逻辑决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变不可避免。

我们长期以来秉持的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不仅不能消解美方所界定的中国威胁，反而很容易造成我们自己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中美之间只要充分沟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中美关系虽好不到哪儿去，也绝对坏不到哪里去。如何认识、应对美国战略的变化是一个牵动我内外两个大局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否则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来源时间：2018/2/14   发布时间：201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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