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与美国联邦航空局《适航实施程序》，在美、中双方分别于2017年9月28日和2017年10月17日签署后，于2017年10月17日正式生效。
该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促进航空安全协定》制定，实现了两国民用航空产品的全面对等互认，内容涵盖适航审定在设计批准、生产监督活动、出口适航批准、设计批准证后活动及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合作。该协议的签署为两国民航当局更深入和广泛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两国民用航空产品的交流和工业部门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双边环境。
来源时间：2017/10/24 发布时间：2017/10/24
旧文章ID：14443
作者：储百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本周走进人民大会堂，向大家揭晓在未来五年帮他管理中国的领导团队，届时所有的目光都将集中在这个阵容中是否会包括一两个有可能成为其继任者的年轻面孔上。
然而，这越来越有可能并不会发生。
现年64岁的习近平将于周三中午宣布共产党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会的最新阵容。数名政界内部人士预测，这次的常委中不会有年轻人，或是拥有明显接班相背景的人。
北京正在举行五年一次的共产党代表大会，常委会的阵容将为笼罩本次会议的一大疑问提供最清晰的线索：无论是作为正式领导人，还是在宝座背后主持工作，习近平想要在全球最新的超级大国掌多久的权。
如果没有正式的接班人出现，就会引发新的猜测，即习近平可能会在2023年作为国家主席的第二个五年任期结束后，试图以某种形式继续掌权。至少，这也会给继任过程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近几十年来的中国领导人都试图提升该过程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两届任期之间的大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指定继任者。”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裴敏欣说，“如果按照老规矩来，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差不多的成果。但这次没人说得准。”
如果习近平没有提拔一个或多个可能的继任者进入最高层，那他就打破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当时邓小平试图确保领导层过渡顺利进行，避免出现中国革命领导人毛泽东统治期间和结束之后立刻出现的那种混乱。
自从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后，中国领导层的两次权力移交都遵循提前明确继任者的模式，尽管也不是没有矛盾：2002年，江泽民把权力移交给了胡锦涛；2012年，胡锦涛移交给习近平。但是，自从那一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就表现得很不喜欢追随前任们的这种接班步骤。
即使习近平并没有打算在上台10年后继续掌权，他也有可能会认为，这么早就宣布继任者可能会削弱自己的势力，给自己制造障碍。在第一个五年任期里，习近平在党内大力反腐，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加强纪律，成为几十年来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提早确立继任者，会给习近平的权力巅峰期将会持续多久带来不确定性，”曾在北京清华大学教政治学的时事分析人士吴强表示。“推迟确立继任者，又会带来另一种不确定性，那就是习近平将来会做什么。我认为他现在还不会做出决定。”
像吴强这样的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想在第二个任期结束后继续掌权。根据目前的继任惯例，他必须在两个任期后下台，不再担任中国国家元首，但是他的另一个主要领导职位——共产党的总书记并没有正式的期限限制。习近平可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是另一个实权位置，负责管理国家的武装力量，或者他还可以担任另一个新设置的职务。
当然，依然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挑选是秘密进行的，这导致在宣布新阵容的那一刻之前，外界对结果不得而知。尽管相关程序被严格控制，但以前也出现过逆转。
就连常委会成员的人数都不是确定无疑的。常委会通常设七名成员，但就连这一点也可能会变。
习近平利用这次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加强了自己对中国以及统治中国的共产党的控制。在新一届常委揭晓前，参加此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大约2300名代表预计会在周二批准对共产党党章的修改，把习近平的名字写入党章，增强他的权力光环。
代表们还将批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大约200名正式成员一年举行一次或两次会议，讨论政策并对政策进行投票表决。中央委员会反过来又会在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举行会议，投票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包括其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政策并作出决策，在中国握有实权。
习近平肯定会留任，他的二把手、中国总理李克强也一样。
但三名消息人士援引接近党内领导人的人士的话说，在中央委员会投票前流传的提议阵容中没有出现任何有望继承习近平职位者的名字。相反，五位常委候选人中大部分人的年纪都大得可能只有一届任期。
这种一届任期成员可能会在政治上对习近平感恩戴德，同时也让他可以选择保留他们的职位，或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甚至是在下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换掉他们。这可能会让习近平具有在第二届任期快结束时任命接班人，并把放权拖到即将下台时的灵活性。
因为秘密讨论的敏感性，这三名人士要求匿名。时报去年曾报道，习近平也许不会在今年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让潜在的接替者进入常委会。
“习似乎正在重塑游戏规则，”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说。“这个阵容，如果属实，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常委人选包括习近平的亲密盟友和政策顾问栗战书、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负责贸易问题的副总理汪洋、曾为之前两位领导人服务过的意识形态顾问王沪宁和共产党负责官员提拔和调动筛选的组织部部长赵乐际。
但普遍被视为习近平可能接班人的陈敏尔并不在名单上。当两人还是地方官员时，习近平就是陈敏尔的上级。强硬的共产党反腐机构负责人、习近平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王岐山也不在名单上。之前有传闻说，习近平考虑过不顾王岐山已经到了69岁这一点，要将其留任。按照当前的不成文规定，王岐山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名单上的名字与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周日刊登的一篇报道一致。时报在那篇报道出现之前，获得了对该名单的介绍。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10/24 发布时间：2017/10/24
旧文章ID：14440
作者：戚凯 来源：FT中文网
朝鲜于9月初进行了第六次核武器试验，并宣称已具备在洲际弹道导弹上装载氢弹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于9月11日全体一致通过对朝鲜执行新的制裁措施，朝鲜方面则毫无畏惧，甚至发表声明警告称如果“非法”制裁决议通过，朝鲜将让美国尝到“最大的苦痛”。
从2002年美国与朝鲜针对核武开发问题再起争端算起，本轮朝核危机已经持续了十五年的时间，并且已经陷入了一次更比一次恶化的梦魇当中。从基本的事实角度来看，这15年间朝核危机所发生的最大变化、甚至也是唯一变化就是：朝鲜进行了六次核试验，数十次各式导弹试验，从一个只有核反应堆的小国变成了拥有真正核武器的“强大国家”。如果朝鲜政府有关自己核武实力的宣示属实，那么就意味着它在远程核武打击领域，超越了英国的技术水平，而仅次于美俄中法四大国。
在这十五年里，中国为缓和乃至解决朝核危机付出了大量的外交努力，主要是以北京六方会谈为核心机制，包括期间一些特殊时期的紧急斡旋、多边磋商和联合制裁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笔者看来，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朝核外交存在几大关键失误。正视这些失误，是下一步调整朝核外交政策、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
中国朝核外交的关键失误有哪些？
2009年5月朝鲜成功进行第二次核实验，朝鲜军方宣布退出《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笔者认为此事件意味着中国积极推动的“以多边、和平、外交方式解决朝核危机”的外交理念和实践遭遇重大挫折。如果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是此轮危机的真正起点，那么未能防止第二次核试验的出现，就意味着中国的外交努力没有换来期待的成果，在此之后，中国逐步丧失了应对朝核危机的主动权。
从结果角度来看，中国朝核外交的关键性失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最根本的国家安全层面，没有阻止（甚至连延缓、遏制也没有做得很好）一个有核国家迅速地出现在距离中国国土如此之近的距离之内，而且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专制独裁、时常缺乏理性的国家。民主和平论关于独裁国家军事威胁的理论让人高度担心中国受到朝鲜核武器威胁的可能性。持核非民主国家由于透明度不够，信息不对称，政策非连贯性而加剧了核风险，因此朝鲜更易倾向于激进核政策，并且难觅去核化的合作者。自由化政府由于国内国际势力不允许过激核政策导致国际制裁从而影响自己的利益，因而更倾向于接受国际核合作，而不是过激的核政策。而独裁的民族国家则缺少上述国内政治的限制。
另外，朝鲜常年遭受技术与设备封锁，其核设施安全水平令外界极为担忧，一旦由于设备老化或操作失误造成核反应堆重大事故，中国东北极有可能遭遇严重的核污染，从而成为第二个“切尔诺贝利无人区”。从技术角度来说，与试验核武器相比，核设施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与危害程度都要更高。
从弹道导弹威胁的角度来看，当前朝鲜正式列装的导弹中（尽管朝鲜一再声称本国在中远程导弹领域已经拥有先进技术与实战武器，但实际情况却是信息黑洞），只有大浦洞1号导弹的有效射程达到2000公里，这个距离对于美国很难造成有效的威胁，而韩国、日本与中国北方则处于其有效打击范围之内。
第二，传统现实主义者反复强调在外交中绝不要把自己置于一种后退会失面子、前进会冒严重风险的窘境。从战略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正是将自己置于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状态，并且成为完全的利益牺牲国。一方面，如果为了对朝鲜施加压力而减少乃至切断对朝鲜的物质援助，将会面临双重的风险：其一，朝鲜经济崩溃导致的难民潮会给中国东北造成巨大的压力，1990年代中期，朝鲜饥荒正处于最严重时期，由此导致大量饥民非法越境进入中国。迫于压力，1996年5月中国政府与朝鲜签订协议，增加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以缓解朝鲜难民偷渡压力。其二，经济上的困难会导致朝鲜政局不稳，增加朝鲜军方在崩溃前夜铤而走险的可能性。这一点从朝鲜军方断然退出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多次寻衅韩国军队就可以看出。另一方面，继续维持或增加对朝鲜的物质援助，则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外援经济负担，仅以海外学者挖掘到的有限数据来看，2004年朝鲜从中国进口煤和油共计价值2.2亿美元，另外，根据两位朝鲜经济问题专家史蒂文•哈盖德（Stephan Haggard）和马库斯•诺兰德（Marcus Noland）的研究，中国对朝鲜关键物资的贸易，绝大部分是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友情价格”出售给朝鲜，或者以延缓支付方式的名义免费援助给朝鲜，这一做法无疑增加了养痈贻患、养虎伤身的风险。
第三，朝核危机拖而不决至今，传统上中国由于经济援助而对朝鲜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基本丧失，中国更多的成为外交中的被动角色，对外政策很难实现对朝鲜的提前遏制和引导，反而需要事后补救。在2003年第一次六方会谈召开前，朝鲜一开始并不热衷，但是中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对朝鲜的援助力度，另一方面将对朝鲜的输油管道暂时关闭了三天，朝鲜很快明显转变了态度。这证明在朝核危机的最初阶段，中国还保有对朝鲜较大的影响力，占据主动地位。但是随着危机的进展，朝鲜逐渐占据主动地位，而中国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六方会谈停滞多年，朝鲜对该机制毫不在乎的现实是中国被动地位的最佳写照。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失误？一：外交定位
中国朝核外交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是什么？在于外交定位、认知与具体操作三个方面。从根本上说，中国对于自身外交目的的期望与事实情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忽视了摩根索所强调的“外交必须以其他国家的观点来注视政治舞台”的原则。中国在全部外交努力的过程中，一直按照自身所中意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忽视了朝鲜的真正意图。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严重的认知和执行政策的失误。
中韩建交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包括以下几点：一，与朝韩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二，并不反对并部分乐见出现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三，中国能够保持对朝鲜传统的影响力；四，以上述三点为基础，增强对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事务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且可以增加与美国、日本在此地区博弈的权力空间。然而，这几个根本目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一，事实证明，希望既发展与韩国的友好关系又保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很难做到的。朝鲜与韩国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加之朝鲜战争期间的旧怨，使得朝鲜对韩国历来充满仇视和警惕心态。中国任何对于韩国的亲近举动，都会危及朝鲜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考虑到朝鲜对半岛分裂局面的态度，使得中国同时承认南北韩两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在朝鲜看来，无异于承认并支持朝鲜半岛分裂的合法化、固定化和长久化，这是对朝鲜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危害。同时，中国与韩国保持紧密的经济、政治联系会直接导致朝鲜对自身安全环境和中国身份的重新定位。在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中，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行为体在一定的环境或是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自我定位。一定的外界环境不仅决定行为体采取一定得行动，而且决定行为体以一定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利益。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在安全关系问题上的共同期望使其他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猜疑，使他们总是对对方做出最坏的估计。朝鲜作为一个对自身安全环境极其敏感的国家，中韩的接近会自然而然让朝鲜对中国产生严重的疑虑和不信任，并且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政策。这一点已经为朝鲜在中韩建交前际对中国的极端愤怒表现出来。1992年7月15日钱其琛赴朝就中韩建交事宜向金日成做通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据钱其琛的回忆，访问仅仅为一天时间，朝鲜和金日成一改往日对中国代表的热情，无论在接见规格还是时间上，都是最简单、最短暂的一次。朝鲜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已经从曾经的血缘兄弟变为一定程度上的“敌人”，这个敌人背弃了朝鲜，而和自己的对手韩国日益亲近，既在根本上危害了朝鲜的核心利益，又在未来可能的情况下威胁朝鲜的安全。
第二，受累于上述原因，中国想对朝鲜继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已经是很困难的了。虽然中国依然是朝鲜最重要的援助来源，但是援助并没有明显增进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反而，由于难民问题的存在，援助逐渐成为了朝鲜胁迫中国的重要手段。担心朝鲜由于经济崩溃而造成大量难民涌进中国东北，一直是中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在难民和援助问题上，中国面临着骑虎难下、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1997年，中国对朝鲜的谷物出口由此前1996年的50万吨剧增至100万吨，在1998年又跌回至40万吨。1997年如此反常的数据，证明了哈盖德和马诺兰德的研究结果和上述中国遭受朝鲜胁迫的观点—1996年5月中国政府由于不堪承受朝鲜难民偷渡中国东北的压力，无奈之下与朝鲜签订协议，增加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对朝鲜难民问题的担心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朝鲜的核试活动已经屡屡激怒中国，但中国对朝鲜难民问题却依然无计可施。
第三，中国原本的外交期望是出现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这样既能够保证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力量均衡，有效协助中国缓冲来自美日、美韩同盟的威胁，又能保证中国以和朝鲜友好的事实为筹码，提高在东北亚地区大国博弈的能力。但是事实却是，在缺失了中朝友好的前提之后，又加上由于中韩日益靠近导致朝鲜对中国敌意的加深，一个较为繁荣的朝鲜反而在地缘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对中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更进一步的是，中朝关系的冷淡乃至恶化，加剧了朝鲜投向美国怀抱以抗拒中国威胁、替代中国援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朝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同时美国相较于中国，更有能力也更乐于向一个亲美的朝鲜提供更多的援助，对于朝鲜而言，美国相较之于中国，是一个威胁更小、受益更大的潜在替代品。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在朝核危机期间时不时会通过一些事件显示出来，最典型的证据就是2008年6月朝鲜在炸毁宁边核冷却塔后向中国提交的核申报单却是朝美商定达成一致的结果。时至今日，美朝之间的非正式接触依然存在，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来看，即使在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朝美完全存在友好相处、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失误？二：认知与操作
总的来看，中国的朝核外交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还存在着认知和操作上的失误。第一，中国在推进朝核危机解决过程的一开始，就以解决朝核危机、实现对朝鲜核武潜在能力的解除为目标，这种看似良好的意图却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事实。一方面，它从根本上忽略了朝鲜渴望拥有核武的国家决心，中国简单地将朝鲜对核武的渴求判读成其希望以潜在的拥核能力为工具来向美韩日敲诈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更高的外交地位，却没有认识到朝鲜对自己的安全环境极其敏感，拥有核武是其必然要实现的国家根本安全目标。朝鲜中央社在2006年10月9日第一次核实验后，播发金正日的一段讲话，“祖国统一问题最终要靠武力解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发展核武，是朝鲜‘先军’的体现……发展核武，朝鲜才能在国际社会以‘小而大的国家’显示尊严。朝鲜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不必看美国眼色行事。哪怕在经济上付出代价。”无视朝鲜对于核武的迫切需求以及其坚定决心，中国却希望在六方会谈中解除朝鲜拥核的潜在能力，这是对于朝鲜心目中的核心利益的严重侵犯。因而朝鲜必然不会听命于中国。
第二，中国在六方谈判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心理上的偏执。中国在心理上将六方会谈视作推进自身影响力、展现大国能力和风采的重要机遇和舞台，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六方会谈取得自己期望的实质性成果—–即解除朝鲜拥核的潜在能力。2003年8月第一次六方会谈启动时，中国官方媒体以前所未有的24小时追踪报道方式对其进行采访报道，举办六方会谈的钓鱼台国宾馆会场也第一次以100元人民币/人次的价格向公众开放参观。对这种荣誉目标的过度心理渴求，使得中国失去了外交上应有的理性判断能力，误判了朝鲜对六方会谈的真正目的，也低估了金正日、金正恩父子高超的外交才能。朝鲜希望拥核的国家决心是不会更改的，因而六方会谈实际上是对其国家目标的最大阻碍。但是朝鲜并没有直接抵制中国的呼吁，而是采取了虚以委蛇的态度和方式，对六方会谈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工具性利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时而参与，时而退出，在这种外交烟幕弹下，悄悄实现了拥核的目标。中国却在这种反复的过程中，始终没能清醒地认识到朝鲜的根本目的，依然一厢情愿地呼吁朝鲜的参与与配合。譬如，2005年2月10日朝鲜外务省宣布“无限期中止参加六方会谈”后，中国立刻展开了积极而高频度的斡旋外交以期有挽回的余地，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先后致电美国国务卿赖斯、俄罗斯外长拉夫多夫、日本外相町村信孝、韩国外交通商部部长潘基文；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赴朝访问；负责朝鲜半岛事务的大使宁赋魁3月中旬访问华盛顿。虽然在11月份将朝鲜拉回到六方会谈框架内，但此次会谈仅仅持续两天，12月6日，朝鲜再次威胁可能不参加六方会谈，这次抵制持续了长达12个月的时间。直至朝鲜在2006年10月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后，才于12月重返六方会谈。
第三，中国对六方会谈的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朝核危机的操作空间。这种限制典型地体现在朝鲜第一次核试后，联合国通过制裁决议，中国虽然表面上同意制裁，但是实际上却依然没有严格遵守决议，大幅减少乃至切断对朝鲜的关键物质供应。这种情况为海内外各家媒体记者的实地考察所证实。这固然和中国担心完全切断援助会加剧朝鲜崩溃的风险的心理有关，但是也可以看出，中国对朝鲜的委曲求全，以援助为工具讨好朝鲜，不希望完全切断援助从而彻底的和朝鲜交恶，那样会造成六方会谈的彻底破产，这是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尴尬局面。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女士曾引用一位匿名的美国政府智库成员的话，“朝鲜半岛问题是中国崛起的试金石，我们可以通过它（六方会谈）检测我们是否可以在本地区及世界事务方面发挥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这也是领导人的意愿，他们希望中国变得更活跃，他们对世界事务有更大的野心。”
失误背后的启示
十五年来，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外交努力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失误，中国对于自身利益的期望与事实本身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同时在认知与操作上也存在着失误。
在这个过程中，要总结出一些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值得深思，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在发挥自身影响力的过程中，需要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准确的判断分析能力和切实的操作，以及必要的理性思维。好的外交往往可以让国家的影响力扩大，而失败的外交却会给国家带来不应有的羞辱、损失和地位下降。
一，国家在推进外交前，要对根本性、长远的、核心的利益有准确的把握，不能将一般的、短期的利益视为根本性、长远的、核心的利益，更不该将二者混淆。
二，对于国家外交的目标，要有基于事实可能性的安排，不能单纯从心理愿望出发，不能设立会自相矛盾的外交目标。同时要牢记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关于外交原则的教诲之一，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界定，且需要一定的国家权力支持。中国在遏制、阻止朝鲜拥核的过程中，为朝鲜所胁迫，缺乏必须的权力后盾，不能对朝鲜造成足够的威慑是其忽视这一原则的重要表现。
三，要避免将自己置于严重的两难状态。一旦出现囿于两难的局面，要做出决绝的判断，舍弃短期利益而保证长期利益的安全，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两难的危险境地。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中国必须要有足够的长远眼光，对朝鲜未来的国内政治做出准确的判断，并且对于难民和援助的两难问题，要从朝鲜未来可能的政治态势出发，做出果断的抉择。
四，推进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应该是利益为先，而不该让虚名为先。要想法做到在增进国家利益的同时提升国家名誉。如果做不到，那么应该主动放弃虚名追求实质性利益，不要做为追求虚名而以国家利益为牺牲代价的事。当六方会谈的根本目的—朝鲜去核化—已经彻底不可能实现后，迅速的抛弃陈旧的外交思维和方式，而采取果断的措施是必要的。
（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专家委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7/10/24 发布时间：2017/10/24
旧文章ID：14439
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长达五年的跋涉总算到了尾声，现在是做总结论的时候了。
说到笔者的新三个世界的划分，说到本人对自己的学伟问题的解答，自己的兴奋之情，难免会溢于言表。
根据统计，自本世纪以来，被媒体提到最多的题目，不是9.11，而是中国的崛起。
我想稍微慷慨一点，我认为这个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的崛起，其实是早自1860年代的日本明治维新即开始的东方世界的崛起的决定性阶段。这个东方世界的崛起，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其第一阶段的光荣无法争议地属于日本。第二阶段的光荣属于四小龙。第三阶段，也是决定性的阶段，光荣属于中国。前面两个阶段已经大体完成。这第三个阶段则正在进行时。第四个阶段则是前三个阶段向东亚的其余部分，主要是东南亚的扩展。这个阶段才刚刚开始。这四个阶段合在一起，就是笔者关注的核心，整个东方世界的完整崛起。大约要到2050年前后，这个东方的崛起才会进入全盛的阶段。现在还是处于关键的进行时。
我现在是扛着一台巨大的望远镜在向前方遥望。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些属于东方世界的壮丽前景。现在为时还有些早，我的预言至多还只能有50%的把握。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它说出来。其实三年前的2012年，在法国卢浮宫的中欧跨文化高峰论坛上，笔者就已经斗胆地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猜想。根据这几年世事的演进和本人思考的发展。我把这个当时的猜想加一些修改补充，重新提出。为了让大家比较方便记忆，笔者把它再次命名为刘学伟猜想：
自1848年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是人类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思潮之一。它有很多的迷失与教训，也留下了大量的宝贵遗产。其最大教训就是（至少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私有制不可消灭，计划经济不可取。其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已经成为欧洲主流政治派别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主义。
渊源更远的西方自由主义/西式民主运动（定义是多党普选轮替）则可能是人类当代历史上的又一个巨大的迷思（迷失）。这个思潮引导了二战以后西方的全盛。但现在似乎已经开始盛极而衰。
本书描述的东方世界的崛起，可能代表着人类发展的第三个选择。就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说的否定之否定。西方自由主义是正题。共产主义显然是反题。而中国将来要去闯出来的路，可能是一个合题。它完全可能是同样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东方自有的民本主义/选贤任能/天下一家等思想资源的融会贯通。
产生这个思考的最主要事实依据就是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并不依赖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谓疯狂的崛起和与之并行的整个西方世界的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的缓慢的但是全面的衰颓。
我所理解的东方/中国崛起的原因，本书中已经详述。而西方的开始衰颓，本书陈列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这个衰颓首先是遵循一般的正态曲线规律，任何一个庞大的事物都难以逃脱发端成长极盛衰落最后消亡的轨迹。现代的西方世界是已经极盛还是其实后面还会有许多的更盛的阶段，当然还不好断言。但笔者的确倾向于认为二战结束的1945年一直到2008年，是西方世界的极盛-黄金时代。西方的代表者，美国再难取回它在柏林墙倒塌后不过拥有18年的天下无敌，独孤求败的状态。而新的对手那就是中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
出现这种状态有很复杂的原因。其经济方面完全超出了本书的主题，不予讨论。在政治方面，笔者个人认为则与政治平均主义走得太过远深切相关。为此，本人还开出过另一个很可能是大而无当的药方：
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学上的热死寂。在那里一切都会失去动因，而绝不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笔者也并不反过来认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笔者认为理想自然在自己一贯主张的中道，在取得一个理想的，合适的差距。这样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经济共产主义和政治共权主义都认为人类发展（至少理论上）的终点应当是绝对的平等，即使是实际上终究达不到，也要努力无限趋近。就是说：所有的山都要尽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终极目标，就是一马平川。笔者认为这个发展的理论终点是达到一个最恰当的动态均衡。在那里，适度的其实还是相当大的差距才是终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须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水要有处下泄，人要有处攀登，才会是一个现实的、美好的人世间。笔者尤其认为，这个陈述对经济和政治同样有效。
换一个表达方式：
毫无疑义，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但这种拥有并不算术平均。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权，正如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财产主权。政治主权如同财产主权，过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体的长远利益。当然政治主权的过度不均衡，同财产主权的过度不均衡一样，也不符合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个恰到好处的相对的均衡或不均衡。
希腊人，包括他们最杰出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被平等公民权和公民大会决事的思维定势所禁锢，直到他们的制度崩溃，都没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即为因应由于持续的经济困难，中产阶级已经占不到公民多数的新局面，改行一种民主较少的制度。）也没有想到，用一个有等级的公民权和尤其是用一个由卸任执政官和其他高官终身任职的元老院决事，希腊人的继承者，罗马共和国可以创立一个比全部希腊城邦共和国加在一起还大50倍的事业。
在罗马共和国之后，还有更加鼎盛辉煌的罗马帝国。（这里基本就没有民主的事了。）这个帝国在西方的历史上实现了唯一的一次整个文明的统一和同样绝无仅有的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
不应当忘记，在古希腊共和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末期，到处都是过度的民主、过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经济危机。而这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成功征服东方所带来的希腊化。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商业的机会都跑到了离市场更近，劳动力也更便宜的东方城市。而希腊本土反而因这个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萧条。这段希腊化的历史的原因和后果，与当代的世界化真的十分地相似。而且，十分令人痛心的史实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度，都未能从那政治—福利制度和经济困难搅在一起的三重危机中成功退却而最后彻底崩盘。我要问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却吗？唉，这些历史似乎都已经太过久远，当代的西方人似乎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为那些古代历史与当代现实的过分相似而深感忧虑。
或许，我说的是或许，在现在的西方民主主导的时代之后，人类会有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但拥有一个更加温和而协调的民主的时代。不过，这个时代，也许，再说一次，也许，会被另一个文明所主导。
笔者的结论永远都是中庸的。比如对西式民主，本人还是认为，这一套理论，对西方世界有天然的合理性，即使是其中有许多的漏洞或破绽。我实在想象不出来，西方人怎么可能全盘放弃这一套理论。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在严肃的现实面前，对他们的民主理论做一些可能是痛苦的，但的确是必须的修正。而这个修正，绝不可能是朝着更多的民主、更直接的民主的方向，而一定是适当的退行。
但是这一套理论，对非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对那些不发达，甚至极不发达的国家的不适用性，则是本书反复陈述的重点。本书还进一步陈述，抛开政治不谈，仅仅是单纯的发展问题，甚至仅仅是起码的社会秩序问题，对许多的（极）不发达国家，都有难以解开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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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面这个图①最好地表达了一个总括的情况。以智力为自变量，综合状况为因变量。人类六个族群分为三个集群。最右上的两个。是西方和东方。中间有三个，是拉美、中东、其余亚洲和太平洋。最左下的就是撒南非洲。
中间那条斜线表示的是，如果智力和成就绝对正相关，大家就都应当在这条线上。
在这条线的上方，有西方和拉美。这说明他们的智力得到超常的发挥，或者说还有第二项自变量在支持、帮助他们。那应当就是适合现代需要的文化。
在这条线的下方，有四个族群。他们的智力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东亚的追赶目标应当是西方。中东和北非、其余亚洲和太平洋的追赶目标应当是拉美。撒南非洲就自己努力向上吧。
帮助东南亚的，首先应当是东北亚。（同根同源嘛。）
帮助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应当是西方加东方。
帮助撒南非洲的，应当是其余的全世界。
① 此图来源：IQ and Global Inequality is a 2006 book by psychologist Richard Lynn and political scientist Tatu Vanhanen. P297.
QHC：quality of human conditions. 作者自制的一个人类生活水平综合指数。
西方人究竟有一些什么特质，使他们与地球上其它所以地方的人都迥然不同呢？这些问题，多少年以来自己就在仔细思索。已经有了好些体会。
早在上大学的时代，三十多年以前，笔者就已经体会到，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文明特质，就已经迥异于世界其它地方的所有文明。希腊与非希腊（蛮族）的划分就已经成型。不过当时希腊人所称的蛮族倒并不包括中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中国，（就像当时的中国人也不知道有希腊。）就是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亚历山大也没有打到中国。假设打到了，他们恐怕也没有资格把那时的华夏人称作蛮族，马其顿的重甲步兵方阵也不一定打得过当时中国秦朝的虎贲之师。
我当时已经体会到的那些独创的特质，第一个是从公元前12-8世纪的荷马时代流传下来的史诗中就可以看出来的精神特质：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相对的王权、相对的神权。神太多，权威有限。王太多，互不相服。人间英雄太强，不仅敢向王，甚至敢向神挑战，还时有成功。
西方文明的第二个由希腊人开创的特质是分立的城邦文明，工商业文明。在上古时代，除了希腊-罗马[1]，其余的所有文明，似乎都是建立在大河平原上的（新大陆的玛雅和印加文明例外）农耕文明，到最后几乎都发展到大一统的普遍国家阶段（汤因比用语）。
[1] 其实希腊之前，还有过腓尼基城市文明，和罗马同时也有迦太基城市文明。因规模太小，忽略不计。
西方文明的第三个特质，就是只有在古希腊和罗马，生长过虽然仅在自由民范围内的民主（希腊城邦）或共和（罗马）政治制度。而且我早已明白，没有第二个特质，就不会有第三个特质出现。
西方文明第四个由希腊人开创的特质就是理性主义。看我们今天的中学生都还要学习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三大几何难题（化圆为方、三等分任意角、倍立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阿基米德的浮体定律，已经可以想见，现代科学为什么会在西方诞生。
我也知道，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在南欧的波河流域和北欧的莱茵河流域，再次出现过类似古希腊城邦的的独立或自治的工商业城市群体。在这些城市中，城邦范围的共和制重新诞生。就是在那个中世纪，世界的其它地方，也没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比如中国的宋朝、元朝，有很多庞大的手工业商业城市，但都完全隶属于农业帝国，从未在政治上独立，即使是自治也闻所未闻。因此也从未听闻哪怕是多少有些共和意味的政体从这样的城市中萌生。
我也知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在这个时代的欧洲城市中诞生。我也知道，西欧王权的一直软弱，使得乡村和城市的贵族们有可能向王室争权，以后的商人们又可以向贵族们争权。
在读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后，笔者当然对这些特征理解得更加地清晰与完整。而且还更明白了，其实这些特征，早在西方进入现代以前，就都已具备，它们与西方人更引人注目的现代性，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下面是本书引用亨氏最长的一段文字，详述这八大特征：
现代社会……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1、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2、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
3、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5、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6、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8、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日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从1492年的哥伦布航海开始，西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急剧扩张的阶段。前面五个世纪的栽培，终于到了结出硕果的时代。
几百年下来，西方的霸主或领头者，都换了好多轮。从最初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到拥有无敌舰队的西班牙，再到建起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再到二战后的霸主美国，西方一直在飞速地与时俱进，世界领袖的桂冠甚至挑战者的资格也始终在不同的西方国家手中流转。但是这八大特质，一直被完好地共同继承。
除了这八大特质，西方文明现在又多出了强大的现代性，强大的工商业、科技和军事力量。这些现代性如此显眼，以至于常常把上文说到的确立更早的八大特质给掩盖掉，以致一般人都关注不到。更少有人想到，其实西方的现代性是建立在它们的西方性之上的。因此也就更少有人想明白，为什么西方的文明，包括现代性和西方性，都是那么地难于在其它文明中复制。
有了前面的铺垫，现在要去理解为什么西方能够率先工业化和建立与众不同的政治体制，就容易多了。
无需否认，在当今世人心目中，这个西方世界的确是和富裕、发达、民主、自由的概念相连接。现在我得开始把这些概念细化一些。
现代城市工业文明为欧洲人所独创，这一点毫无疑义，毫无争议。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完整与先进本人也并不质疑。本人要质疑的首先仅是这些东西的普适性。至于这个制度在西方文明内部运行也会出现的缺陷，则是第二位、本书并未深入讨论的问题。
关于西式民主制度的实施是否需要条件，一直以来有争议。本人不从理论出发，只从本书从头到尾征引的无数统计数据出发，归纳出这类制度的成功运行，依赖于好几个条件。这些条件，其实已经很多人论及，绝非本人独创。
首先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是，这套制度，在北欧那些君主立宪的国家，运行得最为成功。其次是北美、澳洲。其次是中部欧洲。再其次是南部、东部欧洲。再其次是拉丁美洲。合起来，就是欧洲、美洲和澳洲。以上地区国家都有一个共同性质，就是他们都是欧洲血统，雅利安/高加索人所创，或所主导。笔者就把它称为欧洲血统，或西方文明。不具有这个性质的西式民主国家当然也有，但的确不是主流。
下面开始从富裕程度和西式民主程度两个向度来分析发达西方文明。
发达国家就是富裕国家，人均超过两万$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门槛。人均一万$则是初步发达或称准发达的门槛。
在本书讨论的158个案例中，达到2万以上的政体共37个，雅利安人总占主导的西式民主国家占26例。西亚石油富国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曼、巴林占6例。亚洲新秀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共5例。这些政体，除了6个石油富国，都是高素质水平俱乐部成员。
4万$人均以上的俱乐部一共有21个成员。16个属于欧洲黄埔嫡系。除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3个石油富豪外，只有新加坡、日本2个例外。就是把标准降到三万$，成员数增至26个。非嫡系的也只增加中国香港1个。
一个完全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垄断了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富裕与西式民主。那么为什么欧洲人、基督教徒，可以率先发展现代科学，现代工业文明和那充满独特的、西式现代政治制度？
这个题目太大，本人于此时此地，的确无法尽言。只能极为概略地说几句。
西方人能率先发展现代科学，第一有利有力因素应当是从希腊时代就创立并被继承的理性主义和精确的逻辑思维能力。第二就是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因多国分立而不可能成型的思想禁锢。中世纪的天主教廷本来有这个能力（比如烧死布鲁诺），但这个能力已被宗教改革在一多半的欧洲击溃。第三就是工商业文明内部和外部的竞争对生产力、生产效率和各种创新的内在需求在激励和推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第四繁荣的城市工商业文明以行会为原型，自然而然地、循序渐进地发展出来了各种程度的共和制度。
500年的繁荣，为西方文明筑起了强盛的丰碑。它们在几乎一切方面，都领先非西方世界太多。之间鸿沟的缩小，仅仅在1970年代以后才缓缓地开始。东西方之间，那决定性的交换优势地位、天平倒向的时刻，还远远没有来临，也还没有100%的把握去断言这个时刻就一定会来临。现在有的，只是一系列的一边在衰落、一边在崛起的征兆。
还是无法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在西方文明区域以外，只有太少的国家/政体，发展到了真正的富裕。只有更少的国家/政体，成功地移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本书中笔者反复提到的自己的基本的、最大的逻辑困惑：既然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制度并无加速发展的效应，何以现在世界上那30来个发达民主国家（占全球15%的人口），可以拥有比其余所有国家（占全球85%的人口）多出九倍的人均收入？它们在当年肯定是长期地可靠地拥有比其余的世界高得多的发展速度才可能导致这样的悬殊结果。那么它们当年的速度来源于何处？为什么现在的仿效者不能重复它们当年在经济发展上的制度优势了？
这个问题笔者当然已经思索许久。本人的结论有四个：
第一：当初欧洲人拥有压倒性的科技优势，尤其在军火方面。而现在的不同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根本没有这种悬殊不同的科技水平。
第二：凭籍技术尤其是军事优势，当年的西方对整个世界有极其野蛮疯狂的掠夺。而现在的发展中民主国家根本没有这种优势，自然也就不可能有这种掠夺。
第三：当年的欧洲人拥有的政治制度与今天是不同的。简单地说，那是一种与它们的发展阶段相适宜的发展中的受到限制的民主/共和制度，而不是现在它们向世界推销的对他们自己都已经过度成熟的，对发展中国家则很可能是超前的普选民主制度。
第四个理由还是素质水平。只有东亚国家拥有媲美甚至超越欧洲国家的平均国民素质水平。这就是至少东亚国家能首先追上西方的根本武器。而这个武器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没有。
笔者的又一个结论是：光有西式民主并不能带来富裕。西式民主与富裕很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门十分不同的学问，必须也可以分别修习。但是要把这两门功课都修习成功，都需要足够的素质。
笔者的第六个相关结论是：与其说西式民主是发展成功的条件，不如说是发展成功的结果或者说成果。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西式民主等意识形态和多党普选轮替的政治制度，都是西方文明发展到顶峰后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如果没有达到西方那样的发展程度，而要去模仿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很可能就会像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难免收获南橘北枳的结果了。
同理，如果果树的根系吸收营养的能力、枝叶光合作用的能力由于整株果树的日渐衰老无法阻挡地走向衰退，那些曾经芬芳的花，曾经香甜的果，都会逐渐地失去其芬芳与香甜的。
笔者现在对西方人已经多了一点理解。他们不是没有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挣钱本领，就是科学和技术。但是只有很少的（曾经的）欠发达国家有能力把这些科学与技术成龙配套地学过去。这个发达国家群体与除东亚政体以外的欠发达国家群体的国民素质水平上存在的现实的明显差距，不是西方的过失。
不止是我，好些西方学者已经总结归纳：只要有了足够多的西方人，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自行建立起一个工业化的西式民主社会/国家。衡诸西方的殖民史，我不能说这个归纳没有根据。
但是，今天的他们，已经没有了300年前的殖民时代和150年前美国西进运动时代的锐利锋芒。假设现在再给他们一块美洲澳洲那样的白地，他们已经不可能独自再创类似的辉煌。比如说，需要的大笔资金，往哪里去借？借那么多钱，能没条件吗？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他们还可能自行生产吗？建那些高楼大厦，他们还肯自己动手吗？若是都靠放进来的移民，多了以后尾大不掉又怎么办？这个文明，真的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笔者还想提醒大家，其实西方人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他们的文明正在或将要面临的最大危机。就在一代人（30年）以后，欧洲的欧洲血统人口的数量极可能就会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中变成少数。欧洲人显然即无法阻止非欧洲血统的也非欧洲宗教信徒的人口的增加，也无法阻挡他们用一人一票投票的方式让体制和政策慢慢地偏向外来种族的利益。（总有一天会在欧洲选出一个接一个的信仰其它宗教的人当总统。）他们被自己的意识形态捆死，可能像被温水煮死的青蛙一样，自始至终都无法叫一声。说句难听的话，现在南非白人的境状，可能就是欧洲人30-50年后将遭遇的境状的预演。
笔者在这里常听见那些欧洲人说一句话，叫做：“惹不起，躲得起。”说的是，一旦街区中外来族裔太多，欧洲人就卖了房子搬走。街区的房价自然会因此而暴跌。但那自是“在所不惜”。问题是他们将来可以躲的街区/城市会越来越少，然后是可以躲的国家都会越来越少，直至无处可躲。
不过也有例外，亚洲人多的街区，房价可以被炒得比欧洲人聚聚的街区更贵。
据说在美国已经出现一种名叫“西北阵线”[2]的设想。说的是，一部分美国白人设想，在外裔较少的美国西北部建立一个白人为唯一种族的国度，认为这才是美国白人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不过欧洲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设想。
[2] 西北阵线官网：Northwest Front
西方文明的第二区东欧、第三区拉丁美洲，在本书的第三章已经有足够的讨论。这里没有单独的进一步结论。但在下一节，还会与发达西方一起讨论。
西方世界发展的第一个特质是他们的发展互相靠近。当然三个子世界的界限还是相当明显。不过从左下到右上的大趋势也相当明确。一波一波，大部分的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都会上去的。
看到相当大一部分拉美国家的素质水平其实与除东北亚以外的其它亚洲国家相当。他们现在的整体人均收入能达到9644$，也真是沾了西方文明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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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用下图来看西方世界的西式民主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比上一张图还要明确，中轴线很窄。从左下到右上的趋势非常清晰。所以我说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发展都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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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个国家中，只有四个离线，都可解释。俄罗斯、白俄罗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歧视了。古巴和委内瑞拉都是拉美的左派国家，民主一方面是少点，一方面也是受歧视。
现在用下图来看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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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水平，富裕的发达西方发展不动实属正常。东欧国家一部分发展快，一部分发展慢，有治理和素质两方面的原因。不够富裕的拉美国家多数发展速度都还行。所以我说他们能上去。
现在可以做最后总结了：
西式民主制度要成功良好运行（《经济学人》民主指数8分以上），应当拥有的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该国最好处于西方世界区域之内。拥有那八大欧洲文明特质的全部或大部或至少一部分。
第二个条件是：它的人民，应当拥有相当高的国民素质综合水平。
第三个条件是：这个国家应当已经足够的富裕。
第四个条件是：该国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工商业和中产阶级。
这四个条件都有，西式民主，那就是水到渠成（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情形）。
如果能满足第二到第四个条件，那就还有可能（东亚的3-5个政体的情形）。
如果只能满足第二个条件，那就还得努力先去达至第三、第四个条件（比如中国），然后还得看该国民众和精英的意愿。
如果只能满足第三个条件而不满足第四个条件，就是有富裕（阿拉伯石油君主国），但没有足够的工商业中产阶级，西式民主依然不可行。
如果无法满足第二个条件（足够的综合国民素质），那还有可能靠资源（比如石油）致富（满足第三条），但不可能成长出足够的中产阶级（无法满足第四条），也就不可能拥有成熟的西式民主。
来源时间：2017/10/24 发布时间：2017/10/24
旧文章ID：14436
作者：李彬LB 来源：界面新闻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上周罕见发声，对特朗普进行了一番“不点名”的批评。一天后，前白宫首席策略师、被称为“影子总统”的班农就站出来为特朗普辩解，并用更激烈的言辞强硬回击了小布什。
10月20日，在位于加州城市阿纳海姆举办的2017年加州共和党大会上，班农对着台下的共和党人指名批评小布什，他说“美国没有哪个总统比小布什在任时更具破坏性”，在听到班农提到小布什的名字时，台下的共和党人立即发出一片嘘声。
此前一天，小布什在纽约布什研究机构（Bush Institute）“自由精神”论坛上发表讲话，虽未直接指名道姓，但其讲话进程显然是把矛头对准了特朗普政府。
在演讲中，小布什称当前的美国政治正在走向偏执，并警告可能出现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阴谋论。他说：“偏执狂们（Bigotry）似乎越来越有恃无恐，美国政治也越来越充斥着阴谋论和毫不掩饰的谎言。”
他还说，“任何形式的偏执或白人至上主义都是对美国信念的亵渎”，以此暗批特朗普在今年8月夏洛茨维尔爆发种族主义冲突后呈现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还引用了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讲中的一句话：不以肤色来判断人的优良贵贱，而要以人的真正内心品质来衡量。
《独立报》报道称，过去九年中，小布什远离了美国政治舞台，他拒绝对继任者奥巴马评论，也不愿意为同党派的特朗普背书，而是选择直接忽略他。在罗姆尼等人炮轰特朗普时，他也选择冷眼旁观，而他现在公开发声，实属罕见。
特朗普曾在2016年总统竞选时多次抨击小布什，谴责后者没能阻止9·11事件，还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班农则直白地对小布什的“智力水平”发出质疑，称“小布什夸大的演讲令他自己陷入尴尬，很显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班农形容小布什演讲时“装模做样、十分笨拙”，他说，小布什就是毫无意识地念别人为他写好的稿子，和他当年做总统（演讲时）一个样。
班农在讲话中对小布什抨击的“经济民族主义”进行辩解称，“这一概念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信仰以及性取向等统统无关，它只关乎一件事，即你是否是美国公民。你是美国公民，所以应该承担某些责任和义务，而作为美国公民，你也会优先享受工作和经济发展机会。”
今年8月，班农辞去白宫首席战略分析师的职位，回到了他一手创立的极右派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离职后的班农曾对记者说：“我会一直在外面当他（特朗普）的边锋，保护他。”
在20日的讲话中，班农再次批判了共和党建制派，称后者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呼吁加州共和党团结起来，扭转民主党主导加州的现状。班农称，现在加州已经是移民庇护州，如果不能及时扭转，从现在起的10到15年，硅谷霸主们和民主党进步派人士就要试图让加州脱离联邦。
10月5日，加州州长布朗（Jerry Brown）签署了由加州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SB54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项饱受争议的法案禁止州执法人员询问民众的移民身份，也禁止州执法人员参与联邦移民执法。2018年，这项法案将正式实行，加州也将成为全美第一个庇护州。
班农对台下的共和党人说，目前联邦参众两院均由共和党人掌控，因此“没有什么是共和党人做不到的”。他表示，加州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若能团结起来，共和党就能有望再执政50到75年。说完，全场起立为他鼓掌。
不过，并非所有加州共和党人都待见班农。该州共和党领袖梅斯（Chad Mayes）上周发推特称，他对邀请班农这个保守派激进主义者来演讲表示震惊，这象征着共和党人的“巨大退步”。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专家皮特尼（Jack Pitney）称，班农的这番演讲将对该州2018年中期选举产生不利影响，“邀请他来不论在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一个错误”。
自1990年代以来，主导加州几十年的的共和党开始走向衰弱。2016年大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加州得到的票比特朗普多了200多万张。
来源时间：2017/10/24 发布时间：2017/10/23
旧文章ID：14434
作者：赵可金 来源：环球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1月初访问中国，国际社会对中美在此期间将要进行的沟通与协调保持密切关注。自2009年开始，中美关系就步入了复杂调整期，其背景是在世界政治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过程中，美国国际战略影响力相对衰落，而中国则迅速上升。随后，两国关系中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复合体”(China-US Complex)特征变得愈发突出。
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极为不同，国外一些学者不时表露他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担忧，比如有人认为中美终将难以避免落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还有人将这两个超级大国比喻成两只猛虎，即所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不过，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一直都在让持这类观点的人意外。中美日益扩张的共同利益牢固地制约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倾向。至于“两虎论”，则只能算是说对了一半：如果以猛虎来比喻中美各自作为超级大国的体量，倒也并无不妥，但要说“必有一伤”，则未免认识浅薄了。
在全球化时代，中美这两只虎不是你赢我输、更非你死我活。从更大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早已从单一的双边拓展到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多层面并行，甚至深深嵌入彼此社会内部，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尽管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口角不断，不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摩擦，但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合作发展。
无论哪位美国总统上台，中美关系都没摆脱这种时而对话、时而摩擦的总体特征。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继续接近，如何保证两国对比但不对立、对话但不对抗，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而要做好这方面工作，中美都应对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有所认知：
一是在议题设置上，中美关系正在从美方设置议题向中美互设议题转变，由此也带来攻防态势的变化，中美关系正在从美攻中守向攻守平衡转变。自中美建交以来，由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影响，中美关系通常是美攻中守，美国的实力和优势明显。中美关系中的议题大部分也都是由美方塑造的，比如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人权问题等，美方掌握着绝对主动权。
但近年来，中国奋发有为的新型大国外交正在扭转被动防守的不利态势，中国主动在一些问题上顺势而为、下先手棋，在面对美国战略压力时，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思路，主动布局谋势。在此过程中，中国对美外交开始大胆设置议题，比如中方所设置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反腐合作、反避税等议题，正在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点议题，中方提出的大量倡议也开始成为美国智库和政府回应的议题。
二是在关系重心上，中美关系正在从以经济问题为重心向安全和经济问题并重转变，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心正在向安全问题偏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美外交的重心一直是发展问题，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并不靠前，尤其受当时共同的苏联威胁影响，中国既没构成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美国也没对中国构成安全威胁。苏联解体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一度下降，中美关系更多聚焦于经贸、人权和台湾等方面问题，安全问题始终没有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心。但近年来，中美关系的重心开始向安全领域偏移，中美最敏感的问题开始从台湾问题转变为朝核问题、海洋争端、网络安全、中国军事力量问题等，中美关系呈现为安全问题与经济问题并重。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这种安全与经济并重的局面还表现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过去长期被当作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济问题，现在反而成为中美摩擦的频发区，而过去引起很大担忧的战略安全议题，现在反而很难能够掀起大浪。这也可以说是当前阶段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是在地缘政治上，中美关系互动正在从台海和朝鲜半岛向亚太地区和周边扩散，地区秩序、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改革正在成为中美关系关注的焦点。传统上，中美关系互动的地缘战略重点是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现在开始向更大范围和区域转变：亚太地区成为中美互动的中心舞台，东北亚、东南亚以及更大范围的欧亚地区和“一带一路”等开始成为中美关系涉及的地缘区域。同时，在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等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围绕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改革的互动也频繁展开。
四是在发展方向上，中美关系继续呈现摩擦与合作并行不悖的发展轨道，基于制度与治理竞争的政治话语权将成为中美较量的总线索。中美基本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对于应对国内外挑战有着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基于制度和治理竞争的政治话语权较量将会越发突出。如何处理中美间的制度差异以及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将成为未来中美需要协调的一个核心问题。
总体来看，中美关系的表层摩擦不断，深层结构稳定，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转型升级。这个转型升级过程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中美两国高层是不是能确立相互尊重的战略态度，根本在于中美两国社会以及其他各个层面是不是能在磨合中相互适应，尤其美方能否适应崛起的中国并逐渐转变心态。
作者：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时间：2017/10/24 发布时间：2017/10/23
旧文章ID：14433
作者：曹鎏 来源：《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5期
摘要: 美国联邦政府层面的问责从兴起到发展，呈现出了别具本土特色的轨迹特征。美国问责机制的发展并非概念化问责的结果，而是为了应对实践中不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新的问责机制总是在以克服旧机制在回应民众所需方面不足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旧的问责机制依然存在。传统公共管理框架下典型的单一式等级式问责已经向多元化、多视角的网状问责模式转变，这种交叉重叠的关系对于促成问责体系内不同问责机制之间的监督和制衡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于问责概念的把握，应当特别注意问责在美国所具有的民主性、控权性，以及问责所承载的人民期待之特性。
关键词: 美国问责 起源 民主 控权
美国自推行联邦制以来，在联邦政府层面形成了别具本土特色的问责发展轨迹。实践中，源自于不断地解决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定期产生的合法性危机的现实需要，问责在实践中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1]。当问责的内涵与外延需要随着时代特点和现实背景作出相应的调整，其极具延展性和模糊性的本质所展现出的未被“充分开发”的特性，恰恰构成其优势所在。基于此，为了能够全面、深入地理解问责在美国发展的背景因素和现实依赖，本文将追本溯源，并通过对极具视觉效应的美国问责机制发展历程的梳理和总结，以探究美国问责的发展历程，阐释问责的核心意旨，以期能够获取具有相当合理性和正当性、并且最能贴近美国现实的有关问责之解析。
一、问责的起源及其宪法依据
在美国，民主的概念根植于每个人民心中。而作为民主最为核心的价值体现，问责贯彻于美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始终。从美国建国之初的宪法批准运动，直至美国联邦宪法的颁布和实施，问责已经在美国的政治土壤中，依托于宪法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别具美国本土特色的发展轨迹。
（一）问责的起源：宪法批准运动
按照学术研究的传统思路，探寻词语的起源，可以先从语义学入手。考察后发现，牛津词典第一次收录问责（accountability）一词是在1794年，而实际上，早在七年前的1787年宪法批准运动[2]中，宪法制定者们就已经开始使用问责一词。也就是说，问责一词概念史的演进显然是早于其词源学的，故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如有美国学者所推测的，可能正是宪法批准运动推动了问责一词在美国的正式使用[3]。而在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论辩过程中，问责作为新宪法得以批准的必要条件，无疑揭示出民主问责的实现方式对于联邦政府权力架构模式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
在美国，代议制构成人民主权原则得以与公民社会共生的不二法门。但自权力的享有者—人民通过选举方式将权力委任给民选代表（国会议员、州立法人员、总统和州长）之日起，人民与民选代表之间所存在的天然间隙就必然会影响到人民主权原则的实施程度。概括起来，这种天然间隙主要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1、空间间隙（spacial gaps），意即政府决策的地点总是与选民的居住地有一定的距离；2、数量间隙(scalar gaps),意即选民的个人需求可能经常会与立法者需要代表的大多数选民的需求有一定的差异；3、时间间隙（Temporal gaps），意即人民通过选举授权的时间总是与民选代表履职的时间（包括现在和将来）有一定的时间差，同时，民选代表做决定的时间也总是与该决定更为长期的实施影响之间具有相当的时间差；4、认识间隙（Epistemological gaps），意即选民们在获取民选代表的行为信息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而民选代表们在获取选民的需要、利益和要求方面的能力也同样非常有限；5、能力间隙(Competence gaps），意即不同的民选代表在治理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6、身份间隙(Identity gaps)，意即不同的民选代表在性别、宗教信仰以及种族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4]。可见，代议制下选民与民选代表之间所存在的上述间隙，恰为民选代表滥用权力甚至制定僭越选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律创造了充分的可能，这构成代议制民主必须要解决的挑战与难题。而问责作为能够确保执政者为民负责的根本技术手段，为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探寻得以继续贯彻人民主权原则的治官治权之道提供了无法取代的、重要突破口。其实，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他们都试图将问责视为实现民主控制的必要手段，即使为了实现治理的有效性而不得不赋予政府一定程度的自治权，通过问责所独具的能够使政府及其官员受制于人民的优势，以有效消除政府及其官员滥用权力的潜在可能性[5]。因此，民主问责不仅能够拉近执政者与权力的所有者——人民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构成对执政者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的重要技术手段，而这种监督和制约又是建立在无需彻底摒弃执政者所享有的统治权基础上完成的。故从这一角度来看，面对民选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天然间隙，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他们信守问责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彻底消除这些间隙，而是在于问责能够实现对这些间隙的有效治理。当然，实施问责的手段和方法不同，自然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总之，新宪法批准运动中，联邦党人以及反联邦党人之间的激烈争论，已然充分展现出联邦宪法制定者们为了能够有效治理民选代表与选民之间的既定间隙，尤其是希冀通过问责以实现政府对公民依赖度以及政府统治权之间的和谐关系所做的努力。
（二） 问责的宪法依据
正如上文所阐释的，问责构成宪法批准运动中宪法制定者们说服各州批准新宪法的重要立论依据。也许正是因为问责本身所独具的深刻意蕴与广阔内涵，尽管宪法全文中并未直接出现问责一词，但问责的理念已经深深地蕴含于宪法所确立的、并且直接关乎美国政治体制架构的基本原则之中。
1、 人民主权原则：问责的理论之源
美国宪法以“我们人民”[6]这样的语言开始，充分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Popular Sovereignty）在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中稳定、坚固、不可动摇的“基石”作用，彰显出美国人民对决定政府形态以及政府运作模式所具有的最终裁决者的地位和身份。但要注意的是，美国宪法所体现的人民主权，更多地只是一种逻辑上的人民主权，人民并非直接控制政府并行使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代议制，即权力的终极所有者——人民直接或者间接选举代表，训令这些人代表人民制定法律和执行政策[7]。即在美国的宪法制度中，人民主权实被委托给了以成文宪法为外在控制、分权与制衡为内在控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国家机关。可见，问责所独具的治官治权的重要功能正为美国代议制政体下确保国家权力的最后控制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中提供了重要抓手，即问责作为确保人民的代表能够真正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绳索”，成为代议制民主能够真正贯彻人民主权原则基本要求的必要保障。概而言之，人民主权原则构成美国问责理念得以产生并发展的理论之源，同时，问责也为人民主权原则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切实践行提供了重要突破口和必要保障。
2、 分权制衡原则：问责的宪法支撑
美国宪法设计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基本原则构成美国民主政治运行的内在机理，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所独具的“维护美国政治稳定的基石作用”可谓实至名归[8]。对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来说，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政体，但同时又不得不集中一切努力去防止民主政体所特有的危险性。为了防范人性固有的弱点和缺陷，同时又要防止某种压倒优势的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操纵，以避免多数暴政对个人自由的摧残，美国宪法制定者们不仅将政治权力分割[9]，而且也授予政府各部门对其他部门相当程度的控制权，以防止政府各部门怠于或者超越履行权力，分权制衡原则应运而生。正如宪法制定者们所阐释的，“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如果人类是天使，政府就无存在的必要了。 如果是天使在统治人，对政府的内外控制也没有必要了。 所以在建构一个人治理人的政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10]。而所谓辅助性的预防措施，正是基于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的基本原理而形成的分权制衡原则，即授予每一个部门分离但对抗的权力，一方面可以防止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每个部门都拥有一定的审查其他部门的权力，这样就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分配与平衡，当野心家谋求扩张其影响力时，各部门就会互相审查。可见，这种分权中有制衡、通过制衡来防范权力滥用的基本理念，其实正蕴含了分权之后的不同部门之间得以充分借助问责，以实现彼此间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政治逻辑。这种“权力只有通过权力才能被有效控制”的基本原理通过问责机制的实施再次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尽管美国宪法全文中并未直接使用问责一词，但分权制衡原则所蕴含的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和制约的政治逻辑其实构成美国问责机制得以产生乃至发展的基本宪法依据，问责的理念已经深深地蕴含于宪法所确立的、并且直接关乎美国政治体制架构的基本原则之中。
二、问责的现实发展路径和方向
美国问责的独特性在其别具本土特色的问责机制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所谓问责机制，是指问责全过程中各种制度化、程序化的问责手段和措施。实践中，正是问责在其内部构成以及运行边界方面的游离和飘忽不定成就了其极具延展性和开放性的特质，我们对问责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和理解，更多地必须依靠于实践中普遍存在并且极具感官效应的具体化的问责机制。为了确保问责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并反映人民期望对执政者进行全方位和无缝隙监督和制约的执着追求，美国的问责机制总是在以不断地解决权力合法性危机为契机的基础上发展和壮大的。一项新的问责机制产生的同时，旧的问责机制仍在运转，如此反复，在美国独特的民主政治土壤中，形成了颇为独特的网状问责模式。
自宪法制定之日起，选举即发展成为美国民主问责概念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正如美国学者所揭示的，“在美国宪政史上最初的一百年里，选举构成公认的、最为主要的问责机制”[11]。关于选举的重要价值，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早在联邦党人文集里就有过明确的阐释，“总的说来，政府与人民要有共同利益，这对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特别重要的是，人民的代表必须直接依赖人民，并对人民有亲密的同情，而经常的选举，无疑是有效获得这种依赖和同情的唯一方针”[12]。然而，当人们逐渐意识到选举的功能更多地仅在于解决继任问题，选举在问责方面的局限性在实践中渐显时，人们不能不开始怀疑选举对于确保政治切实地对人民负责的能力，以至于有美国学者这样评析，“选举式民主本身仅仅具有象征意义”[13]。基于此，美国的改革者们转而开始通过构建理性的、极具专家优势的官僚制体制来解决问责的有效性问题，即依赖官僚制本身所包涵的精英式招聘、任期和晋升以及专业化和科学管理等要素，以尽可能达至公众对问责的期待。可见，与选举式政治截然不同，官僚制问责更多地是令政治性行为经受专门为公共利益谋福的管理层的监督和制约，“官僚制在准确度、稳定性、依赖度以及控权的严厉性方面都是比其他问责机制更具优越性的”[14]。
实际上，当美国学者将官僚制作为缓解选举式民主不足的重要补充，英国的宪法学者们已经开始转向司法审查以解决民主与官僚制本身固有的难题。特别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当颇具影响力的宪法学者戴西提出了闻名于世的法治理论，即依靠司法审查来监督已经能够突破传统宪政框架藩篱的、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力，迅即发展成为当时最令人着迷的法治理念[15]。应当说，在英国，特别是戴西著名的法治理论的影响下，面对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行政国家的兴起对传统政治理念的挑战，美国的法学家们愈发地认识到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依赖强有力的司法审查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的基本现实。但与戴西将司法审查定位于对行政决定的实体性限制不同，美国的司法审查则是更多地侧重于对程序的控制。1946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颁布更是从法典化角度凸显出程序之治对于美国法治的重要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美国行政程序的法典化为构建司法审查、程序正义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以及随后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16]的冲击，专业理性（官僚制）以及司法审查对于确保政府行为能够切实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可行性与可信度问题，成为美国改革者们将问责的视野转向了开放政府与透明度建设上的直接动因。开放政府旨在建立一个透明的政府，要求政府的所有决定都能做到公开，这种公开不仅要针对直接的行政相对人，而且还要针对更大范围内的公众。而这场运动的核心成果即体现为1966至1978年间联邦政府层面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实施。1966年通过的《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以及1976年的《阳光下的政府法》(the Sunshine Act )对于美国开放政府建设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和价值，更是在美国日后的民主法治推进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正如有学者所言，“一个受欢迎的政府，如果没有公开的信息，或者没有获得信息的方式，就只是一出悲剧的序幕”[17]。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的迹象渐显，美国的改革者们又把目光移至如何克服政府部门的浪费、无效以及无回应性等问题上来。与此同时，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而引发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已经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国际性浪潮和趋势，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到这场改革之中。基于当时的现实国情尤其是民众的迫切需要，美国的改革者们则是将这场政府再造运动更多地定位于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绩效上来，即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提升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益，通过强调顾客导向、结果为本的管理理念开展政府的治道变革[18]。相应地，民众对政府问责的需求也开始转向注重以结果为导向的、以公众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为衡量标准的绩效问责。在此期间，无论是美国总审计署（后于2004年更名为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侧重于对行政机关项目实施评估（program evaluation）以确保对政府活动监督有效性的职能转型，还是总监察长办公室在行政系统内的依法设立，这两个最具标志性意义、被俗称为“看家狗性质（watchdog）”的现代化专业问责机构的正式确立，正充分体现了美国人民在探寻理想化的绩效问责机制方面的努力[19]。但绩效问责就重要到可以取代依靠法治尤其是程序之治的公法问责了吗？正如美国学者所阐释的，“我们必须承认，问责两难将永远存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竭尽全力地去创造一种公共管理的新路径，以确保绩效问责的实施不以牺牲民主问责所必需的公法问责特别是程序问责的某些要素为代价”[20]。
总之，美国问责机制的发展并非概念化问责的结果，而是为了应对实践中不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新的问责机制总是在以克服旧机制在回应民众所需方面不足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旧的问责机制依然存在。传统公共管理框架下典型的单一式等级式问责链条向多元化、多视角的网状问责模式转变的现实轨迹特征已经清晰的显现出来。可以说，当前美国的问责环境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并充满活力，以致于有学者这样评析，“当今的公务员正被前所未有的、各种极具竞争性的法令、实践以及压力所包围，其结果是公务员到底应当向谁负责的政治逻辑变得令人倍感困惑，以致于公务员必须奔走于众多的‘鼓手’之间”[21]。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美国问责机制的不断繁衍，这个庞大的问责体系既不是纯粹等级式的，更不是井然有序而又条理清晰的，相反，而是由一系列重叠交叉而又颇具竞争关系的问责机制，尤其是多种独立运行的、不同性质的问责主体所构成[22]。这种独特的、美国式的网状问责模式，毫无疑问，一方面有助于将政府及其官员行使权力的全过程都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中，另一方面，多重问责机制从不同视角和路径对相同政府活动而展开的问责，其有效性和可信度又能通过其他问责机制得到验证，这种交叉重叠的关系对于促成问责体系内不同问责机制之间的监督和制衡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即借助体系内不同问责机制之间的竞争关系来解决如何对问责主体进行问责的现实难题，这对于从根源上防止问责主体滥用权力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3]。其实，这也充分彰显出美国独特的政治架构——三权分立与制衡体制的基本逻辑。
三、问责的概念之解析
基础概念的澄清构成学术研究的起点。然而，面对问责在实践中在其内部构成以及运行边界方面诸多不确定的因素，美国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和路径展开了对问责概念化的努力。有学者认为问责是美国公共管理历史上最为基本但却仍旧处于发展之中的概念，问责承载了诸多要求公共机构及其所属行政官员有效回应机构内外各种需求的现实期待[24]。有学者认为问责的内涵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回应性（answerability）以及制裁性（enforcement）,前者是指政府官员所负有的对其所从事的行政决策、行政行为及其行政后果进行公开并解释的义务，后者是指政府官员因其失职行为所受到的制裁，可见，问责内涵构成上的双面性使其成为一个极具广泛性和深刻度的概念，同时又与诸多词语，比如监视（surveillance）、监控(monitoring)、监督(oversight)、控制(control)、制衡(checks)、限制(restraint)、公开(public explosure)以及惩罚(punishment)等，在监督控权功能的发挥上，表现出了一定的交叉和重合[25]。还有学者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去认识问责，认为问责是一种需要回应人民所需的问责，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问责本质上构成一种能够促进团结和政治共同体、并承担破坏和批评功能的控权机制[26]。也有学者认为问责的内涵总是处于含混不清的状态[27]。还有学者将问责理念视为终极的“活动目标”，并指出问责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能够捕获从成本控制到职业道德约束等所有面向的术语[28]。也有学者认为问责涵盖了透明度（transparency）、后果责任(liability)、可控性(controllability)、职责(responsibility)以及回应性(responsiveness)共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透明度和后果责任构成问责的基础，而可控性、职责以及回应性三个方面内容却是有争议的，而且并非在每一种问责机制中都会发挥效用[29]。更有学者将问责形象地比喻为“浮生若虚梦”[30]。
虽然上述七种观点并未囊括目前美国学术界关于“问责”内涵的所有观点，但足以显现出问责在其内涵和外延方面所具有的延展性和灵活性。对问责的理解，一方面，我们应当借助于视觉化的问责机制之运行态势进行解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对蕴含于问责概念之中的能够彰显出问责特质的构成要素之总结，以获取最具有说服力之解析。基于此，笔者认为，在美国本土环境中，对于问责概念的把握，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1、关系性（relationality），即对问责概念的界定首先应从其内部蕴含的基本关系着手。在问责体系中，永远只存在两类人，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实际上，在具体的问责事件中，参与主体的身份也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成为被问责的问责对象，否则就是主导问责过程的问责主体。当然，某一种情境之下的问责主体可能在另外一种情境之下就成了问责对象。故从这个角度来看，问责系指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组织化的关系，而且在这种关系中，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不具有对等性，问责主体在实际的问责关系中享有更大的优先权[31]。理论上，问责主体的天然职责就是要探寻问责对象是否存在应被问责的可能性。在问责实践中，问责主体的唯一可能过失就是没有发现或者未能指明问责对象已经酿成的错误[32]。而对于作为问责对象的政府官员来说，问责主体所捕获的问责对象所犯下的错误，可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错误，准确地说，乃是基于问责对象未认真履行职责或者未正确履行职责而导致不符合人民利益需求所致，其实这正充分体现出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希冀通过问责强化执政者鞠躬尽瘁为民服务的美好愿景。
2、问责概念本身包含了计算与道德理性之意。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问责（accountabiliy）一词起源于古老的法语acont, 意即计算（computation）和说明(narration)。故从字面上理解，所谓问责，是指问责对象向问责主体计算和说明的义务。但要注意的是，计算与说明内涵迥异，在形式上，计算侧重于视觉效应，含有根据既定客观标准进行仔细审查并认真判断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形式为财政审计（accounting）；说明则强调口头陈述，突出听觉效应，含有对具体事件和行为积极回应并说明理由的义务。尽管说明本身已经隐含了计算之意，但是说明在本质上更强调一种对话式的交流和互动，正如美国学者所概括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过分地强调了问责在计算（审计）方面的功效，以致于在多数情况下仅仅看重问责在监督制约和有效管理方面的功效，从而忽略了问责所具有的通过对话来促进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之间相互理解和认可方面的重要价值”[33]。因此，一方面，实施问责蕴含了监控（monitoring）与监督(oversight)之意,其使命在于查证事实并查找证据，另一方面，问责又要求运行中的权力不仅要受到法治（rule of law）的约束，而且要满足理性之治（rule of reason）的基本要求，即符合最为基本的推理逻辑，这正是问责与专治权具有本质区别的原因所在[34]。可见，问责为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对话关系搭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沟通平台，双方在这里可以畅所欲言，热烈争论，以确保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无法逃避问责的束缚和制约。
3、问责的内部构成
从问责过程来看，实践中，问责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问责主体旨在于搜集信息和获取证据而享有的调查和监督问责对象之权利，以及问责对象所负有的向问责主体公开并解释说明的义务。可见，问责在其内部构成方面，涵盖了前期的调查与监督权，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开和解释说明的义务。实际上，完整意义上的问责还必须包括对问责对象的制裁（包括救济），这构成有效问责的必要补充和重要保障。故理论上，我们可以将问责的核心要素概括为信息（informaion）、说理(justification)以及制裁(punishment)三个方面。而实践中，问责的这三个核心要素作为三个持续的变量，在不同的现实背景之下，不仅表现形式不同，而且还会形成不同的组合和侧重点，以确保问责在实践中基于不同的情景需要可以做出与时俱进的现实回应。但要注意的是，这三个核心要素作为问责最为基本的组成部分，在问责实践中，是不是每一种问责机制的运行都要涵盖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呢？实际上，有些美国学者对问责的分析就仅仅局限于早期的报告、解释、说理和讨论阶段，并认为制裁并非问责的必然组成部分。毋庸置疑，如果强调问责在构建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之间对话关系方面的重要价值，问责的核心意旨确实可以只侧重于信息要素以及说理要素两个方面，而且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一些至少在外在形式上仅仅包含信息要素和说理要素的问责机制，尽管他们并未涵盖制裁要素，却仍然可以独立地发挥其监督控权的重要功能，典型地如美国行政问责办公室、总监查长（他们没有制裁权，却仍然可以借助调查权的使用发挥其问责的功效）。但这其实仅仅构成一种视觉上的误导。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问责机制的运转过程之所以可以省掉制裁要素，乃是因为前期的公开以及说理过程已经充分到足以让问责对象忏悔并可以修复损害的程度，以致于正式的制裁手段已经显得不那么必要了，这正充分揭示出问责视野下的制裁要素在内涵上的灵活性和多样化，而非关涉“问责与制裁之间存在张力”的可能性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对问责对象监视的过程以及透明度的要求没有产生任何制裁的效果，问责的实施在形式上就必然包涵制裁要素，即问责对象将因其违法失当行为而受到相应的制裁，否则，问责的过程就会暴露出严重的不完整性，从而影响问责以儆效尤功能的发挥。
4、问责需要透明度以及制裁性的有机结合。从认识论角度来看，问责概念本身就蕴含了透明度的要求：问责当然是以问责对象决策和行为全过程的公开和透明为基础，问责需要信息和沟通，这构成问责主体得以有效探寻和识别问责事件和行为的根本前提。然而，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力行使的过程却无法自觉地做到完全透明，即使我们假设政治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信息壁垒”，实际上我们仍然不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这构成我们需要事后问责（retrospective accountability）的充分理由），我们当然更不可能进入决策者脑中以获取其决策的正当理由（这构成我们需要决策者解释说明的正当理由）[35]。因此，为了强化问责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借助外力的作用要求政府负有公开的义务，以确保民主问责全过程的公开透明，这是确保问责机制能够按照预定轨道运转并实现其治官治权功能的必要保障。从这一角度来看，问责与监督（Supervision）是有明显区别的，后者就好比看不见的眼睛，在黑暗中也能够运行，而问责的全过程中则必须充分暴露在阳光下，其实公开的过程本身又构成对问责主体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手段，这也正是问责之所以能够在民主政治中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如果说缺少透明度的问责是盲目的，那么没有制裁力的问责则是空洞的[36]。显然，问责仅停留在信息收集以及回应说理层面是不充分的，问责对象必须为其行为及行为结果接受问责主体的审查和判断，并承担因此而引发的后果责任甚至接受制裁，这是确保问责能够实现其控权治权基本功能的必要保障，更是问责具有以儆效尤功能的原因所在。由此，在确保透明度和制裁性合力的情况下，公开，并伴随着制裁的震慑作用，必然能够产生良好的顺从，这无疑是为代议制政体下确保执政者能够切实代表人民的利益注入一剂强有力的维他命。当然，在美国民主政治体制下，问责对象可能受到的制裁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既可以包括因选举失利而带来的执政地位的丧失，也可以包括诸如辞职、道歉、降级、免职以及赔偿受害人损失等方式，对于触犯刑法规定的，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原则上，问责对象受制裁的程度应当与其违法失当行为的危害程度相适应。同时，为了确保制裁方式具有足够的震慑力，具体制裁方式还要使权力行使者受到的损失足以达到使他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引起足够重视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对于制裁的理解，不应过于刻板，大多数情况下，具体制裁方式的实施往往会令问责对象遭受直接的、并可以物化的损失，这种制裁方式的刚性效应通常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其实，当执政者的某些失职和不当行为已经暴露在阳光下，这种公开本身就已经构成对执政者的一种制裁，因为公开的结果必然令其名声受损进而引发公众对其信任程度的降低，尽管公开这种制裁方式非常柔和，但其震慑作用已经足以使其具有“无声胜有声”的功效[37]。
5、问责需要标准。在美国，问责与行政强权乃至政治高压截然不同，因为是否问责，以及如何问责，存在预设的既定标准，而且问责的标准还可以公开地接受质疑并讨论。那么，如何获取具有公信力、颇具说服力的问责标准？解决方案之一是依托于法治原则，借助严格的官僚制，尽量制定出比较细密的有关问责对象职责和职权的诸多实体规则和程序规范，从而尽可能地使问责的标准直观而明确。然而，面对问责所独具的民主性特质，即使执政者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并承担义务，他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赢得公众的信任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某些情况下，公众能够了解所谓政府机关及其行政官员的职责职权之内涵，并可以对其作出准备地界定，但是，太为经常的情况是，毕竟公众本身是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政治术语，公众内部构成上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必将使得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公民会因不同的事件或者行为问责于不同的政府机构和行政官员。故从这一角度来说，整个问责的环境实际上是包括法律、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作用力融合的结果[38]。因此，问责标准的获得实际上乃是实践中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沟通讨论的结果，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实践中，正是问责过程中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最终促成了双方都认可的问责标准的形成。由此，“回应民众所需”构成实践中问责标准的灵魂所在，同时也确保了问责标准所应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特性。
四、问责的特性之阐释
问责在美国的独特发展轨迹彰显出显明的本土特色。虽然如果我们无法对问责做出一个全面、准确且具有普适性的界定，但却可以另辟蹊径，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藩篱，通过对美国政治土壤之中被催生出来的问责的独特属性入手，借助多角度的全面审视与深入分析，以进一步强化我们对问责内涵的理解与认知。基于此，笔者认为，在美国，虽然问责在历史的纵坐标轴上时刻发展着，其特性却是非常鲜明、确定，始终如一。
1、民主性特质
不管问责的运行边界和内部构成在实践中发生怎样的变化，不管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和路径做出怎样的调整，自问责在美国政治土壤中被催生之日起，问责所独具的鲜明的民主性特质，就成为问责的灵魂和精髓，主宰着问责发展的现实轨迹。问责天然就与民主紧密相连，因为问责揭示了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当然要对人民负责的政治逻辑。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问责的本质特征，我们应该将其表述为一种组织化的由人民主导的问责：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一切行为、立场和决定必须时刻以“公共利益和人民需求”为依归，否则人民就享有问责的权利。可见，正是问责以“公共利益和人民需求”为依归的根本宗旨，决定了问责的内涵和外延必然具有动态性和灵活性的本质特点，也因此成就了问责可以随着现实需要做出与时俱进调整的独特优势。当然，纯粹主义的民主要求所有人民都享有直接平等参与政府决策和行为的权利，而在美国代议制政体下，所谓由人民主导的问责，除了要强化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之外，还要依托于具有专家优势的政府机构及其行政官员，比如，美国在问责机制的选择上，更多地依靠了一些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专门性机构和人员，典型如议会内部设立的行政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联邦政府系统内的总监查长（Inspector general）、监察专员（Ombudsmen）和吹哨子的人(whistle-blowers)等等。而选举则构成选民（人民）对选举类官员对其在任期间的实际表现进行审视从而决定其去留问题的一种终极问责机制。实际上，在美国独特的三权分立体制下，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互制衡的政治现实本质上就构成一种独特的相互问责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与其说任何一机关都不是永远的监督者或者被监督者，还不如说取决于实践中是主张权利还是承担义务的基本现实，任何一机关在成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身份的机会上是完全平等的。当然，在每一种具体的问责关系中，问责双方的地位又是不平等的，问责主体在问责过程中位居主导地位，担负着推进问责程序的重要使命，而问责对象则负有积极回应、解释说明并因此承担后果责任的义务。
2、问责承载着人民的期待
严格说来，问责的概念仅仅蕴含了一种可能性，即问责对象被问责主体问责的可能性。美国人民可以对联邦政府及其行政官员实施问责，这在本质上构成美国人民所享有的问责权利的宣示，但并不意味着具体的问责过程正在实施。因此，所谓美国联邦政府及其行政官员负有因其从事的一切行为被美国人民问责的义务，仅仅意味着他们的举止和行为将永远处于公众的监督和掌控之下，面对人民的质疑，他们有义务对其一切行为进行回应并说理。当然，公众不可能对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质疑，因此他们也不必为每一个行为进行辩护。正如美国学者所概括的，“在理论研究中，一种重要的思维路径就是将问责视为一种‘期待的管理’，政府机构及其行政官员将在此过程中经受各种各样问责机制的考验和洗礼”[39]，故与其说问责意味着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被问责的现实需求，还不说问责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人民对执政者的美好期待。当然，在具体的问责实践中，问责则转化为一种真实有效的监督和控权机制 ，问责主体可以提出质疑并实施调查，相应地，问责对象则必须积极回应并解释说理，必要时还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责任（接受制裁）。
3、问责的控权属性
问责对推进美国民主进程的重要价值还体现在问责所独具的控权属性。问责的核心意旨在于对既定事件或者行为进行调查，并对所涉的违法失当责任人实施制裁，其中问责所涵盖的制裁面向无疑构成问责之所以具有以儆效尤的控权功能的必要保障。故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他执法程序一样，问责在审视过去以及影响未来方面的功能是同样重要的。但如果仅仅将问责视为调查程序的终结而忽略其对未来提高绩效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样的问责显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问责实践中，问责机制的运转确实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型构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调查手段，而且会在必要时对已经发生的违法失职行为实施制裁。可见，实施中的问责，其控权属性乃是立足于对既定事件和行为的评判，在本质上更强调事实层面的可追溯性问题。但要注意的是，正如美国学者所揭示的，“鉴于问责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情感上的价值’，我们总是怀有一种善于将所有控权机制都等同为问责的本能冲动，而不管所涉控权机制本身是否切实涵盖了问责的核心意旨”[40]，尽管问责在控权方面的重要价值不可忽略，但问责仅仅构成美国控权链条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可代替的环节而已，任何过分夸大问责在控权方面功效的举动显然都是与问责的理念和精神背道而驰的。
结 语
现实与理想往往具有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不仅仅要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去解读独具美国本土特色的问责之意蕴，更重要的是，问责实际上承载的是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及其官员诸多的关注与期待。全面阐述以及彻底澄清美国问责的内涵与外延实际上很困难，也不符合现实。因为期冀问责明确化所做的努力可能永远也无法追赶美国民主政治进程中问责内涵必须与时俱进以回应民众所需的基本态势，正如美国学者所做的精辟阐释，“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种视角的分析能够捕获问责所有的面向，这种对问责认识上的危机是永恒存在的，而实际上我们对问责观念认识上的不同也必将是永远存在的。但值得庆幸地是，有关问责认识上的分歧恰恰构成我们展开学术研究的刺激因子，因为我们对未来所寄予的美好期望正是很好地扎根于对这种分歧的客观存在的准确认识基础之上的”[41]。
希望本文关于美国问责的介绍能够对我国正在推进的国家监察改革有些许启示。在我国，对中央和地方监察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和创新，首当其冲就是要落实如何对监督者进行有效监督以及如何实现公平、理性问责之目标，因为这是必须看得见的正义。
注释:
[1] Michael W. Dowdle，Public accountability designs,dilemmas and experiences 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1787年9月28日，美国邦联国会同意将联邦宪法送交各州批准。一时间，举国上下，专门围绕新宪法的优点与缺点问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大讨论。在这场激烈的论辩中，主要可以划归为两类人，一类为支持联邦新宪法的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s），另外一类即为反对新宪法的反联邦党人（ Anti-Federalists）。纵观美国的历史，没有哪一次有关民主问责讨论的丰富程度能够超越此次宪法批准运动中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深入论辩,这场争论不仅产生了政体的新形式，而且还开创了一种新型的、能将人民主权原则和政府扩权预期相协调的民主理论（代议民主）。
[3] Craig T.Borowiak,Accountability and Democracy:the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Popular Control,2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Craig T.Borowiak,Accountability and Democracy:the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Popular Control,3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 Craig T.Borowiak,Accountability and Democracy:the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Popular Control 40,41,42,43（University Press 2011）.
[6] 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为了建立更完备的联盟，树立正义，维护国内治安，建立共同防卫，增进公共福利，并且保证我们自己以及后代的自由幸福，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7] Richard Bellamy and Antonino Palumbo，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58(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8] 纵观美国政治的现实，分权制衡的政治处处尽显。立法对行政、司法对立法与行政；参议院对众议院、法院受制于参议院与总统；联邦主导州，而州权力保留又抵抗联邦、州的层次上继续分权与制衡；州的机关之间又分权与制衡；州政府对其大城市保持距离，城与乡的对立；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对立；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农民与工业家的对立；黑人与白人的对立；族群与族群的对立。总而言之，正是分权制衡原则的综合作用，才使得合众国政治组织最终成为一个可以自由进入退出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良性运作的政治组织，而且在多种利益集团、党团、派系的博奕过程中，也实现了政府决策得以实现的正当基础。
[9] 所谓政治权力分割，是指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不同的政府（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即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这样两种政府将相互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人民的权利就有了保障。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4和305页。
[10]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5页。
[11] Michael W.Dowdle,Public Accountability: Designs,Dilemmas and Experiences 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 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10页。
[13] Jean Baudrillard,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 68(Semiotexte 1983)
[14] Robert D.Behn,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47,48 (Brookings Instituion Press 2001).
[15] Michael W.Dowdle,Public Accountability: Designs,Dilemmas and Experiences 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16] 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 McCord, Jr.）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由于此事，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17] Steve Thomasand Sarah Gorin,Focus on the issues:Maken Government Accountable and Accessible 32(For the Equality State Policy Center 2001)
[18] Jerome B.Mckinney and Lawrence C.Howard,Public Administration:Balancing 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42,43,44( Praeger 1998).
[19] 虽然美国总审计署在此期间的职责转型，以及总监察长办公室的设立，很大程度上乃是源自于满足建立绩效问责机制之客观需求，但两者作为综合性的、专业化的问责机构，其问责功能绝不仅限于此，具体还涉及合法性问责、以及以能力建设为基础的问责之面向。
[20] Robert D.Behn,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23,24(Brookings Instituion Press 2001).
[21] Robert D.Behn,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60(Brookings Instituion Press 2001).
[22] 在美国已经形成的网状问责模式下，享有问责权的问责主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美国总统（对联邦政府部门行政官员的免职权）2、议会专门设立的问责机构，典型如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以及议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al Budget Office）；3、联邦政府内专门从事问责的机构和人员，典型为总监查长（Inspector general）、美国行政会议（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行政会议（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伦理道德办公室(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专门守护者（“watchdogs”）：典型如监察专员（Ombudsmen）和吹哨子的人(Whistle-blowers)；4、联邦法庭（通过司法审查）；5、社会问责主体,典型如公民个人、社团以及媒体(包括网络)。参见曹鎏：“美国专门问责机构研究”，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29-135页。
[23] Richard Mulgan,Holding Power to Account:Accountability in Modern Democracies 220,221,222(Palgrave Macmillan 2003).
[24] Barbara Romzek and Melvin Dubnick,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Vol.47,227,238(1987).
[25] Andreas Schedler (et al.),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14(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26] Craig T.Borowiak,Accountability and Democracy:the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Popular Control 13(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 Carl E Van Horn, The State of the States175(CQ Press 1989).
[28] Kevin P. Kearns,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Accountability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An Analytical Framework,,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4,185,187(1994).
[29] Jonathan G S Koppell,World Rule:Accountability ,Legitimacy,and the Design of Global Governance 3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30] Frederick C.Mosher,the Chang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Tactic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40,544,546(1980).
[31] Richard Mulgan,Holding Power to Account:Accountability in Modern Democracies 11(Palgrave Macmillan 2003).
[32] Robert D.Behn,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5(Brookings Instituion Press 2001).
[33] Melvin J.Dubnick,Clarifying Accountability:An Ethical Theory Framework in Public Sectors 68(Australia Federation Press 1998).
[34] Andreas Schedler (et al.),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15(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35] Andreas Schedler (et al.),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20(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36] Craig T.Borowiak,Accountability and Democracy:the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Popular Control 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7] Richard Mulgan,Holding Power to Account:Accountability in Modern Democracies 10(Palgrave Macmillan 2003).
[38] Robert D.Behn,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5(Brookings Instituion Press 2001) .
[39] Barbara Romzek and Melvin Dubnick,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Vol.47,227,238(1987).
[40] Richard Mulgan,Holding Power to Account:Accountability in Modern Democracies19(Palgrave Macmillan 2003).
[41] Michael W.Dowdle,Public Accountability: Designs,Dilemmas and Experiences 28,2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作者简介：曹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7/10/24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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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邵璠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亚特兰大是美国第九大城市，是美国东南的重镇，也是美国跨国公司和高等院校云集的城市。今年11月7日亚特兰大将举行市长选举。在正式竞选之前，一共有13个亚特兰大的政客和普通人宣布竞选下任市长，目前还有9人在苦战。如果在11月7日的投票中没有哪位候选人得票超过50%，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将在12月5日的另行选举中决一雌雄。美国的基层民主是怎么回事？市长是如何产生的？读者知道在美国竞选总统募捐不到数亿美元就不能跳入大选“火坑”，那竞选类似亚特兰大这样的大都市市长要花多少钱？这个市长有多大权力，能管多少事？《中美印象》编辑部在今后一个月将发表连续报道，记述亚特兰大2017年的市长选举，并试图通过对这次选举的跟踪报道让读者对美国民主的现状做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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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2017年市长选举（五）：从9月政见之争到10月巾帼之争
9月初，2017亚特兰大市长候选者的资格审查结果出炉，最终有9位候选人成为竞选最后阶段参与角逐市长大位的候选者。如今距离11月7日的大选投票日仅剩3周，9位候选人与他们的竞选团队均在积极谋划竞选策略，全力布局选战活动，深入发掘潜在选民，并力图通过公开参与电视与线下政见阐述与辩论会，加强对自身理念与政策取向的宣导。作为史上参与竞选人数最多的一次市长选举，本次大选竞争之激烈，战况之复杂，议题之多样，伴随各位候选人不断升级的竞选造势，将使此次通往市长之路的最后冲刺阶段变得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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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政见之争：从城市发展到兼并艾默里大学
9月28日，亚特兰大本地新闻媒体举办了首场市长论坛，旨在为市长候选人提供可以公开阐述政见的多媒体平台，该论坛在传统电视媒体以及网络媒体、脸书上同步向观众与网民直播。市长竞选人围绕主持人提出的6个社会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述。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九位候选人中的领跑者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没有参加这次辩论。
城市发展
在该议题上，诸位候选人的政见趋同。
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对城市更新抱持谨慎态度，认为城市更新利弊参半，需审慎权衡得失。他同时提出 从荒芜到光明 （Blight to Light）计划，该计划旨在推动城区内破败住房向经济型住房方向更新改造。
麦克·斯特林（Michael Sterling）则将重点转向房产税议题，认为房产税的增加不应造成人们放弃自己的居所。他同时提出建立兼容区（inclusionary zoning），与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的理念类似的是，他提出在新建城区内提供经济型住房。
凯茜·乌拉德（Cathy Woolard）则进一步提出建设永久性经济型住房的计划。同时提出通过减少停车场来降低城市发展带来的经济成本。与此同时，她指出建构快速交通体系的重要性，认为快速、便捷、经济的城市交通体系可以有效降低人们的生活成本。凯茜将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列为需要解决的首要社会问题。
彼得·阿曼（Peter Aman）则指出建设经济型城市的重要性，他亦强调自身在减少市府财政赤字方面拥有的经验与优势。
科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则从其母亲的切身经历入手，指出建设 无搬迁区 （displacement-free zones）的构想。她设想通过公私合作将这一模式推广到整个城市。
约翰·伊夫斯（John Eaves）提出通过减免学校税来减少因为高额财产税引发的搬迁。
维森特·福特（Vincent Fort）呼吁改变现有环城步道（Beltline）的建设模式，他直指环城布道建设已成为中产阶层化（gentrification）的工具。
科万泽·赫尔（Kwanza Hall）指出政府土地可以创造大量可供居住的经济型住房。
城市交通
各位候选人在此议题上亦存有较大共识。
科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强调创造性城市与公私合作。她认为亚特兰大应该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体系，建设成为适于步行和自行车通行的城市。
彼得·阿曼（Peter Aman）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他认为亚特兰大需要更多的轻轨、地铁、公交与集中化的交通管控体系。
凯茜·乌拉德（Cathy Woolard）则认为亚特兰大需要在自行车道建设与行人道路设施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使交通连接与转换变得更为便利与高效。
麦克·斯特林（Michael Sterling）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交通发展计划面临的资金支持问题。他呼吁通过公私合作创建支持改善交通的基础设施银行。
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指出MARTA（亚特兰大都市区快速运输局Metropolitan Atlanta Rapid Transit Authority）与城市有轨电车必须与现有环城步道Beltline连接。此外，他呼吁改变MARTA作为全美唯一没有联邦政府补助的大型公共交通系统的尴尬现况。
科万泽·赫尔（Kwanza Hall） 提出了他的S观念（S-concept）-将公交车列为城市快速换乘公共交通体系的首位。
维森特·福特（Vincent Fort） 认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大对MARTA的支持。
约翰·伊夫斯（John Eaves）亦强调MARTA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提出MARTA的地铁线路应该继续延伸。
基础设施建设
多数候选人认为应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麦克·斯特林（Michael Sterling）呼吁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市府应寻求新的收入来源。
维森特·福特（Vincent Fort）则强调市府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更多寻求公众的信任。
约翰·伊夫斯（John Eaves）认为利用现有的资金可以解决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科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则建议学习其他州的经验，通过设立信托基金为土地银行的设立提供资金保障。
彼得·阿曼（Peter Aman）亦主张市府应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采购和服务私有化与对程序规范化的保障（privatization of the procurement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ensuring an ethical process）
各位候选人在此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
维森特·福特（Vincent Fort）反对市政服务的私有化。
约翰·伊夫斯（John Eaves）则对一些市政服务的私有化持开放态度。
凯科·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认为实施政府采购私有化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她呼吁开展网络工程竞标并将合同在网上公布，她同时呼吁建构采购部门的审计。
彼得·阿曼（Peter Aman）则呼吁更多的信息公开，让公民更清楚了解自己缴纳的税款究竟去往了哪里。
凯茜·乌拉德（Cathy Woolard）则对这一议题持谨慎态度。总体而言，凯茜并不支持政府采购与服务私有化。
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指出他对私有化议题进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科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的观点类似，他呼吁对政府采购进行全面的审计。
科万泽·赫尔（Kwanza Hall）反对私有化。同时，他呼吁要对相关合同文件进行网上公开。
公立学校合作
候选人们普遍认同应加强同公立学校的合作。
麦克·斯特林（Michael Sterling）表示期待成为带领市府与公立学校合作的领袖。
凯茜·拉德（Cathy Woolard）则强调其在市议会从政期间相关的经验与成就。
彼得·阿曼（Peter Aman）认为该议题超越了市府与公立学校合作本身，关系到青年人的发展问题。
约翰·伊夫斯（John Eaves）认为学校办不好就会增加监狱中囚徒的人数，他呼吁关闭亚特兰大拘留中心（Atlanta detention center），将由此节省的资金真正用于发展教育。
维森特·福特（Vincent Fort）则呼吁推广在康涅狄格和其他主要城市推行的社区学校模式（community schooling model）， 他同时提出建立学徒制与为所有社区学校毕业生提供2年免费社区大学教育的计划。
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则强调他与公立学校系统的紧密联系，认为他本人拥有足够的经验推动与公立学校的合作。
兼并埃默里大学
这项议题最富争议，各位候选人的立场呈现明显两极分化。
彼得·阿曼（Peter Aman）指出他欢迎城市任何方面的拓展，同时指出他会完善市政服务，让亚城成为一个人人心向往之的宜居城市。
科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与约翰·伊夫斯（John Eaves）支持该议题。他们认为对艾默里大学的兼并会带来双赢的结果。
维森特·福特（Vincent Fort）明确表示反对。
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则表示支持此项议题。
凯茜·乌拉德（Cathy Woolard）则认为对于任何拓展城市版图的规划都应该审慎权衡利弊得失，在此议题上表现出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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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巾帼之争：12月决胜选举已成定局？
进入10月，尽管诸位候选人在城市交通与提供经济型住房方面的政见存在相当的一致性，但是围绕刺激城市经济发展与推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各位候选人则陷入激烈的唇枪舌战中。历经9月份的市长论坛与其他政见阐述活动，各位候选人的民调支持度呈现较大变化，两位女性候选人的民调数据脱颖而出，而在八年之前的市长选举中差点当选的玛丽·诺伍德则遥遥领先于其他候选人。
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的支持率从8月底的25.4%增加到10月初的28%。凯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的支持率则从8月底的12.4% 跃升至10月初的15%，成为继玛丽·诺伍德之后，第二位领跑此次市长选举的热门候选人。8月底与科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民调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的彼得·阿曼（Peter Aman），其10月初的支持率从8月底的12.1% 大幅跌落至7%，与其他3位候选人维森特·福特（Vincent Fort），科万泽·赫尔（Kwanza Hall）与凯茜·乌拉德（Cathy Woolard）的支持度并列。与此同时，8月底民调位列第4位的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则在10月初的民调支持度中上升成为继两位巾帼女将之后有望最终问鼎市长大位的第三位竞争者，尽管其支持度从8月底的10.4%小幅下降到10月初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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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调数据，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的支持者大多是白人、老年人、保守派人士、与共和党人。而科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的支持者大多是非裔美国人、女性、中年人、自由派人士、与民主党人。根据当前的选情，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当选成为市长的可能性最大。然而，她要在11月7日的大选日获取超过半数的选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预测的是，两位巾帼女将会不可避免的进入到12月5日的最终决选。倘若11月7日未能有候选人收获超过半数选民的支持，12月5日的最终决选结果将呈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先前被分散到其他候选人身上的选票将有相当部分集中于最后的两位女性市长候选人身上。尽管两位女性候选人领跑此次市长选举，最新的民调显示仍有14%的选民没有决定将选票投给谁，这部分选票的流向对于此次选举后续选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亚城人民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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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美元选举：富人的选举游戏？
此次市长选举竞争之激烈不仅体现在各位候选人针对不同议题的唇枪舌战，也反映在各位候选人经济实力与筹款数额的比拼上。此次市长选举是否成为富人的选举游戏？
从Gaeasyfile网站提供的各位候选人提交的个人资产报告与竞选筹款信息表可以大体看出，绝大多数的候选人均属较富裕阶层。就目前民调前三位的候选人来说，他们均拥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资产。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不仅手握商业公司的股份，亦同时拥有两处不动产。凯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则在手握诸多商业公司股份的同时，坐拥3处不动产，总价值超过50万美元。作为现任市议会议长的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虽未持有商业公司股份，但是拥有两处不动产，总价值超过30万美元。这三位候选人，除了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均在商业公司中担任一定职务。
从筹款额来看，三位候选人均呈现较大幅度增加，但同时差距明显。截至目前（10月6日），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依旧是筹款数额最大的候选人，其筹款额从6月30日的近170万美元增加到超过200万美元。玛丽·诺伍德（Mary Norwood）则以超过134万美元的筹款额紧随凯撒·米歇尔（Ceasar Mitchell）之后，其筹款额从6月30日以来增加了近34%，而科莎·兰斯·伯顿（Keisha Lance Bottoms）的筹款额则在短短三个月间增长了近66%，从66万美元跃升至超过118万美元。显而易见的是，尽管这三位候选人的个人财富并非达到高不可攀的层级，但无论是这三位候选人与商界的紧密联系，还是他们在政界的履历与经验，均是普通亚城居民无法拥有和达到的。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丰富的政治经验，面对这场空前激烈的市长竞选，候选人将很难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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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10/24 发布时间：2017/10/24
旧文章ID：14430
作者：巩胜利 来源：爱思想
【核心提示】：每一天在全球流通超过3.6万亿美元“掌门人”面临换届。据海外媒体报道，美联储主席职位的最终候选名单包括现任主席耶伦、现任理事鲍威尔、前美联储理事沃尔什与现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泰勒。与其他三位人选相比，泰勒与鲍威尔可谓新晋的两名热门人选。美联储的未来主席人选被认为是影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之一，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的任期于明年2月到期，谁会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
2017年美国开始实施：加息+缩表+大减税，就是法定强化美元回归、收回到美联储；超级减税，让全球资本都吸引、聚集到美国本土产业，一改全球国家生存发展大环境，致高成本国家自杀式消亡。特朗普的目的与实践理论是：占全球第一大货币61%市场份额的美元与全球资本都合力核聚到美国。囿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这一行动过程与周期可能要4-8年来完成，惯性持续发力将超过10—20年……彻底改变人类的国家税收生态大环境。美国超级大减税，辅以加息、缩表，每一天掌控着全球3.6万亿美元流通、掌控美元政策的美联储就成了特朗普世纪大减税、未来三年美元缩表的轴心成败，美联储可以给特朗普政府如虎添翼大获成功、也可以让他一败涂地。
（1）最近，特朗普正展开密集选拔“约谈”。有报道称，特朗普与经济学家泰勒会面并进行了时长1小时的面试谈话，泰勒给特朗普留下了好印象。泰勒则认为，美国经济通胀目标2%调整后的理想实际中性利率应为2%，美联储9月会议给出的中位数预期只有0.75%。由此可见，泰勒也是十足扩张货币的“鹰派”。尽管在利率问题上泰勒与特朗普存在分歧，但泰勒本人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从政经历还是让他从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规则”创始人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特朗普“面试”美联储主席面试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泰勒奉行的较高利率政策并不符合特朗普振兴美国经济的国策。特朗普今年4月曾对《华尔街日报》报道，“确实喜欢低利率政策”，7月又再次表态称乐于看到利率维持低位。除此之外，彭博社还指出，特朗普喜欢雇佣与自己目标一致、与自己关系良好的人。
泰勒规则是泰勒在1990年代提出的调整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法则，是全球央行和经济学家的标准参考工具。到目前为止，泰勒规则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各国央行和经济学家广泛应用。不过，泰勒本人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从政经历还是让他从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泰勒拥有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当代最为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此外，泰勒还曾于2001年至2005年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并在福特、卡特和老布什三任总统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过职。
特朗普今年4月说“确实喜欢低利率政策”，7月说乐于看到利率维持低位。但在本世纪全球第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推行超级宽松政策、近乎零利率（0.25%利率），其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与泰勒提出的“泰勒规则”严重背离。对于新晋杀出“黑马”泰勒来说，考克斯指出，泰勒显然认同美联储应保持独立的观点，同时泰勒还强调，美联储应当作出基于一定规则的货币政策调整，这可以进一步减轻政治因素的影响。由于泰勒的“横空出世”，其他美联储主席候选人的上任几率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若按照基于通胀和失业率水平的“泰勒规则”，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应该在5.74%左右。但自美国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近十年、这几年经过4次加息美元才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接近于零上调到1%-1.25%，几乎没有达到“泰勒规则”5.74%的可能，而这对特朗普让美国重新崛起大略着实悖论。
（2）特朗普拟19日与耶伦会面，商讨可能提名耶伦连任美联储主席其美元可能性。其实，耶伦第一任期表现很出色，美国经济已经彻底走低迷表现良好，综合来看耶伦依然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最有力的大热门，但由于在金融监管力度等关键问题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分歧，让耶伦继续连任可能划上重要的句号。不过，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尽管耶伦和特朗普在金融监管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耶伦属于“鸽派”，会继续维持特朗普所希望的低利率。此外，耶伦连任会维持美联储政策的一贯性，这有利于美元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按着特朗普上任以来的所有用人方式，叶轮一定是到站走人。而特朗普“约谈”叶轮，是走一个形式、还是改变叶轮的命运？
（3）上月末特朗普表示，未来两到三周决定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人选。此后媒体传出特朗普面试潜在人选的消息，锁定为包括耶伦、泰勒在内的五人，其中前美联储理事沃什（Kevin Warsh）和现任美联储理事鲍威尔（Jerome Powell）双双成为入选最终大名单的热门“黑马”。
除耶伦外，下届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还包括美联储现任理事鲍威尔（Jerome Powell）和前理事沃尔什（Kevin Warsh）。但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已经不那么看好与特朗普私交甚好的沃尔什。彭博社指出，沃尔什的学术背景比其他人都逊色。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他任美联储理事期间反对QE的立场曾被多位经济学家批评。沃尔什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担任美联储理事，但他的货币政策立场偏“鹰派”，担任理事时就反对量化宽松（QE）政策，因此，离职后一直强力批评美联储，强力支持特朗普的经济增长政策。就因为这种策略，沃尔什可能受到特朗普的青睐。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着克鲁格曼认为，从美国金融海啸后通胀到货币政策来讲，沃尔什的观点“一切都是错的”。
美联储现任理事鲍威尔言行低调，很少对货币决策表达过异议，对外发言也很少会偏离美联储立场。有消息指出，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与鲍威尔相知甚深，认为鲍威尔是“安全牌”，因此已经向特朗普积极推荐。
（4）有美国白宫人员曾透露，特朗普挑选美联储主席的标准，既要愿意放松金融监管，同时又具备货币政策和管理大型团队的能力。市场人士普遍认为，两位美联储内部人选耶伦和鲍威尔中的任何一位如果成为下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料不会出现大的改变。与此同时，美国股市、资本市场、特朗普重整美国崛起正处于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高位，这意味着投资者显然有理由反对美联储决策层大变动。沃尔什和泰勒却是美联储政策的反对者，偏“鹰派”的美联储可能会使投资者在收益率上升前景推动下转而青睐美国资产，从而促使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
美国经济正面临着全球第一海啸“十年之笄”，商人总统特朗普唯一可被预测的就是，他乐于挑战、攻击与自己想法不同的机构和思想流派。更何况，他这时寻找的不仅是化解潜在经济衰退的一位“救世主”，同时也可能是一位特朗普政府的替罪羊。美联储的有效性势必依赖于其独立性，需要减少外部政治干预——不由美国总统更替而发生大变化。
据路透社在10月初的一份调查访问了40名美国市场分析师反应，有略过半数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选择鲍威尔作为接替叶伦人选；叶伦当前的四年任期将于2018年2月1日结束。“就美联储主席的更替而言，叶伦和鲍威尔之间将最具有连贯性。鉴于美国经济身处紧缩周期当中，金融市场将乐见有一定程度的连贯性，”有评论认为。 但“改朝换代可能让市场稍微不安和焦躁一些”，可美国金融市场需要特朗普一样的注入新动力。
（5）在“面试”美联储主席中的大部分辩论都集中在候选人是“鹰派”还是“鸽派”上。因为美元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加息太突然可能会扼杀经济扩张，而将大量资金投入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很大，可能导致资金分配不均、参差上下。美联储主席这项工作，就是要最适合懂得规避风险，能作出深思熟虑判断的高智商人士来做。
美国白宫幕僚长凯利称，特朗普将在月末10月31日之前作出决定。目前，距离特朗普承诺的“决定联储主席人选”只有两周时间，全球市场神经开始变得敏感。截至美国当地10月16日，据美国政治押注网站PredictIt的赌盘数据显示，与耶伦立场类似的鲍威尔占据头名，出任美联储主席的几率为34%。泰勒和耶伦分列二、三位，可能性分别为21%和18%。而曾经被看好的沃什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科恩的上任几率，已经分别下滑至15%和8%。
而今，美元占全球货币市场份额的61%，欧元为33%，人民币为1.89%。决定美联储掌门人、就是决定美元方向，美元实施策略依然是全球举足轻重、无法或缺的“第一轴心”。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财经界》专家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7/10/23 发布时间：2017/10/23
旧文章ID：14431
作者：CHUN HAN WONG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拥有“总指挥”等多个头衔，并借这些头衔来彰显他作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势领导人的地位。如今他又被奉为中国最富思想性的领袖。
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将开启习近平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同时也将修改共产党党章，将与习近平有关（可能冠上他的名字）的思想口号写入党章。回顾历史，只有革命元老毛泽东和市场改革家邓小平享有这一殊荣。
党内人士和政治专家表示，这将赋予64岁的习近平更大权威，他将在关于中国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发展方向的辩论中有着难以撼动的话语权。
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教授、中国政治专家丁学良表示，把习近平的名字写入党章就像把他的话写入圣经一样。丁教授说，只要习近平还活着，他的话就会很重要，他将握有最终话语权。
近月来，共产主义理论家和中国官方媒体都大力宣扬习近平获此殊荣当之无愧，详细阐述了他在几乎所有领域所展现的治理国家的智慧。从工业创新到军备到民族自豪感，官员们称赞他的思想理论构成了引导中国大国复兴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本周，中宣部部长等一些中共官员称习近平是掌舵中国的领袖，这样的崇高称谓通常被用来称呼毛泽东。
什么是“习近平思想”？这是对习近平在五年任期内所提出大量口号的总结。他的“中国梦”勾画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四个全面”涉及法治和规范党员队伍。近期提出的“四个伟大”则是对争取国家富强的最新号召。
共产党对“习近平思想”如何描述至关重要，其中的每个细微字眼都会被党内成员和其他中国人仔细解读。意识形态仍然是中共领导层统领8,900万党员的重要工具。根据中国政治专家的说法，并不是所有理论都被视为有同等说服力，而且这些措辞越抽象越好，因为越抽象越能在更广泛的情境被引用。
习近平上周三在十九大开幕会议上发表了近三个半小时的讲话，提出了新口号——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最高领导层很快称颂这个深奥的表述是理论突破。他们在这个长口号前加上了习近平的名字，为其打下习近平的印记。
这次大会将于周二就党章修改投票表决。“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意味着习近平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比肩，在党章中加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意识形态口号。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将自己的理论写入党章，但不以其姓名命名。
在中共意识形态术语表达层级中，“思想”属于最高层级，“毛泽东思想”在1945年写入党章。“理论”仅次于“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说法在1997年这位改革派领导人逝世后数月采用。
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似乎涵盖所有决策，提到了中国继续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习近平上周三的报告发言用了很大篇幅阐释这一思想。报告共计14个部分，内容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外交事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有最重要的，坚持党领导一切。
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表示﹐这个标签越笼统和抽象﹐该思想体系就越包罗万象﹐也就意味着更大的权威。
习近平的新口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呼应﹐后者在上世纪80年代由邓小平提出﹐为中国共产党奉行依托市场机制重振中国经济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立足点。当时﹐中共领导人宣布﹐从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胜利开始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需要100年的时间。习近平在讲话中将该期限提前至2035年。
时事评论员、前清华大学政治学讲师吴强表示﹐通过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重新定义了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后者在搁置意识形态主抓经济增长、并允许党的主导地位减弱方面所采取的务实做法。
吴强表示﹐习近平在修正邓小平的发展路线﹐习近平希望强调党在所有事情上的领导权。
一些分析人士称，划出新的意识形态地盘有可能在党内引发异议。前国家主席江泽民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中共吸纳资本家提供了意识形态依据。在支持者的活动下，“三个代表”理论被写入党章，而在有影响力的智囊组织任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撰写批评文章，对这一举动提出质疑。
一些分析人士称，如果习近平的名字被写入党章，中共的很多人将会关注他的理论是否会像宣扬毛泽东思想时那样被广泛宣传。他们说，如果走到这一步，外界对习近平成为一名独裁者并抛弃实行了40年的集体领导制的担心就会增强。
习近平在现领导层中的盟友（包括外交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正在为他鼓与呼，令人感觉“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已是板上钉钉。官方电视台引用领导层中名义上的二号人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话说，“习近平思想”是中共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来源时间：2017/10/23 发布时间：2017/10/23
旧文章ID：14429
作者：储百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大同——乍看起来，中国北方的煤炭城市大同展示着充满希望的迹象，这座城市在上演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国承诺新“中国梦”时想象的变化。
一排排熠熠生辉的太阳能电池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被采矿毁掉的农田上。约7.4万名村民正在被搬迁到新建的公寓里。一项清理政府的行动已导致几名市级官员被捕，他们靠吃回扣发了财。
上周在北京开幕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同时也是中共领导人的习近平作了确定政务轻重缓急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新梦想：中国将更环保、更繁荣、更公平地分享其日益增长的财富所带来的好处。这个未来美好愿景的目标是解决30年高速增长所造成的社会弊病：受污染的天空和水体、根深蒂固的腐败，以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要想获得成功，习近平的中国梦必须在农村、以及像大同这样的衰败落后地区生根，中国近14亿人口的大部分仍生活在这些地区。但是，在这个从前的中国煤炭行业之都，从当地人嘴里听到的是，热闹的建筑景象掩盖了习近平的光明承诺与他们的艰苦现实之间的明显脱节。
虽然中国整体经济最近的增长率仍令人赞叹，但这里的工人和农民说，他们的生活一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改善。尽管习近平承诺要建立一个更清洁、更积极响应民众的政府，但这里的工人和农民抱怨说，地方官员仍对他们不予理睬，或粗暴地践踏他们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他们说，习近平的中国梦还没有兑现为他们最为需要的东西：更好的工作、医疗服务的改善，以及负担得起的住房。
在这里的采访中多次听到同样的说法：“习近平很不错，但是……”
“习近平是很不错的国家主席，但是他的政策没有在这里得到实施，”住在大同荣华皂村的胡文祥（音）说。
由于在地下挖煤，这里的土地出现下沉，变得不稳定，政府正在把居民从他们的土地上搬到远离煤矿的地方，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胡文祥所在的村庄大部分已被夷为平地。但胡文祥拒绝离开。她说，搬到大同市区的一个新公寓里去，将会让她失去来自帮助儿子饲养山羊的收入。
她拒绝了当地政府开发农村的“一刀切”的做法，这让她不得不在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子里自谋生路。她说，那些从强制搬迁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人，似乎是下令搬迁的官员和盖新公寓的建筑公司。
“政府的政策听起来不错，但我们得不到好处，”胡文祥说。“为什么政府各处发钱，就是不发给我们呢？”胡文祥60出头，个子瘦瘦的，有着一张被太阳晒黑的脸。
中国各地如果没有上千座的话，也至少有几百座像大同这样的工业城镇，这些地方的生活仍保持在与习近平承诺的“小康”相去甚远的水平。
专家们说，来自中国各省份的草根阶层的不满，不会对习近平和共产党构成紧迫的威胁。但他们警告说，习近平让人们的预期升高，存在着风险。
他现在必须兑现一种新的社会契约，通过让中国变得更公平、有更有效的管理，来换取公众对党的统治的继续接受。
“党的合法性的根源不再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习近平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北京的政治学者吴强说。“他想给社会提供一笔交易。中共不会容忍反对派或公民社会，也不会容忍民主和自由的要求；中共将提供更加平衡的发展。但仅仅这样做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习近平自从五年前上台起就开始宣扬他的梦想，虽然他把自己早期精力的大部分集中在了反腐败问题上。在包括大同在内的山西省，调查人员逮捕的腐败干部人数之多，以至于中央政府已将宣布该省发生了“塌方式严重腐败”。
然而，即使在第一个任期内，习近平也已认识到，他必须提供比反腐败更多的东西。2013年，他列出了60项改革承诺，他说这些承诺将使中国更环保、更安全、更公平、更繁荣。人们认为他的政府在兑现某些承诺上有功劳，比如加强了污染控制，关闭了多余的煤矿和工厂，这些工矿企业已经造成了生产过剩。
在为十九大做准备工作期间，这些成就在电视台上，在讲话、社论和展览中受到赞誉。随着习近平第二任期的开始，专家们说，公众似乎仍然愿意给他一个让他能兑现更多承诺的机会。
但是，如果事实证明习近平无法兑现承诺的话，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专家们说，习近平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
虽然关闭过时的工厂和矿山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率，但代价是失去的就业机会，这就带来了动荡的风险。中国日益成熟的经济增速放缓，使政府在加大医疗和教育开支上的难度加大。
“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一直很善于做出承诺和保证，但随后将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布鲁斯·J·迪克森(Bruce J. Dickson)教授说。他的书《独裁者的困境》(The Dictator’s Dilemma)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继续执政的。
“到了某个时候，你只是追究腐败的人是不够的。你必须干点什么，”迪克森说。“问题是，干什么。”
习近平上周三在十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警告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在解决社会不满方面有所改善。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代表们说。
但在大同这个有340万人口、包括城市中心、周边矿区和农村的广大地区，当地人说官方的做法常常会产生新的问题。他们说，当地官员用严厉的方式实施来自首都指令的做法，可能会让当地人受到伤害。而且，即使反腐运动仍在进行，但能从这些变化中获益最多的是官员，而不是老百姓。
“我已经没有房子了，”位于大同一个废弃煤矿附近的小窑头村的一位妇女说。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害怕跟记者说话会给她带来麻烦。她靠在自己被拆除的村子里捡砖头卖挣点钱，她说她的家是今年4月被拆掉的。
“我的村里还剩了几间房子，”她说。“那是留给政府官员住的。不让我们住那些房子。”
在大同，不正常的感觉尤为严重。
这座城市曾因其古老的佛教岩雕而闻名，后来，随着对隐藏在地下的能源的需求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突飞猛进一起增长，大同成了中国的煤炭之都。10年之后，在最高产量的时候，大同曾贡献过中国煤炭的7.5%。这种发展导致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繁荣，造就了一群有钱的矿主和官员。
这一切都在三年前结束了，煤炭需求的下降导致了矿场停产、矿工无事可做。随着煤炭产量下降，这座城市陷入了困境。大同也在艰难地应对依赖煤炭所造成的环境负担，包括雾霾、受污染的土壤，以及正在下沉的大片农田，这是农田下面的煤矿在坍塌所导致的。
在大同的一个仍在运营的矿场工作的童延林（音）说，工资已比以前低了很多。他现在每天只工作3到4个小时，月收入只有4700元，大约是他在经济繁荣时期挣的钱的一半。
不过，他说，如果这意味着让煤矿继续开门，让他继续被雇佣的话，他宁可拿较低的工资。
大同政府试图通过鼓励在废弃煤矿的地面上发展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场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官员们说，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但去年大同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远远低于全国6.7%的增长率。
新的投资，以及疯狂的城市革新，也带来了新的负担，导致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对山西来说，这次转变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山西省书记楼阳生上周四在北京的党代会上说。
当地人想知道大同能提供哪些可以取代煤炭的东西。矿工童延林嘲弄地说，这座城市还盛产一样东西：腐败。
虽然习近平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地方官员依旧搞不正当的交易，他说：“他们能把腐败官员用火车一车皮一车皮地拉走。”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储百亮@ChuBailiang。
Adam W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7/10/23 发布时间：2017/10/23
旧文章ID：14428
作者：安蓓、齐中熙、季明 来源：新华网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指出这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透露出哪些信号？
信号一：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不断调整优化，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及与之适应的经济政策框架，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说，从“高速”到“高质量”、从“增长”转向“发展”，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符合。“增长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其要义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
“制定战略，先看清出发点在哪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从发展出发，以质取胜，有利于引导政策重心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
信号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成为主攻方向
一面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大而不强；一面是性价比高的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部分消费流向国外，在人民群众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过程中，供给面无法适应需求面升级的矛盾愈发凸显。
“钢铁产能过剩，但每年还要进口一千多万吨特种钢材，必须通过加强技术改造、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品质量，把中国钢铁工业由大做强。”十九大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说。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代表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要做“减法”，发展新兴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做“加法”，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做“乘法”，使供给和需求更好匹配。
信号三：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金融脱实向虚、人才结构失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代表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市场需求疲弱、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背景下，出现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弃实投虚”现象，不少实体企业感到融资难、融资贵，制约了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要引导资本及各类要素向振兴实体经济聚力、发力，筑牢国家发展根基。
“技术、资金、劳动力，是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要素。”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说，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实现实体经济与三大要素协同发展，将推动实体经济沿着高质量轨道成长。
信号四：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我们面向国家和产业需要重新布局，推动产学研结合，不仅形成价值几百亿的产业，更让自身成为全球无机化学研究的引领者。”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洪茂椿代表说，国家要强大，科技必须强大，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信号五：乡村振兴战略造就“三农”新面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十九大代表、上海市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说，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报告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让农民吃了“定心丸”。“乡村振兴战略让大家方向更明，我们要加油干，2020年兰考有信心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代表说。
信号六：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局面
报告提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这是在较长时间跨度中对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进行布局。“十九大代表、上海市金融办主任郑杨说，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将不断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力和活力，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动机。
区域协调发展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构建新的城镇格局，这其中农民工转移很关键。“对农民工这个群体来说，‘中国梦’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实现城市梦。”十九大代表、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翁钰珍说，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这个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信号七：改革要啃硬骨头 开放形成新格局
报告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改革行至中流，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剩下的多是难啃的硬骨头。
“没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企业家就缺乏充分激励提供更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没有要素自然流动，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也会影响人民以合理价格获得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白重恩说。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将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个全面开放的中国，将对全球市场和制造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说。
来源时间：2017/10/23 发布时间：201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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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 来源：FT中文网
白宫的愤怒似乎无休无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美国总统口中的“小火箭人”(Little Rocket Man)——必须被消灭；与伊朗达成的国际核协议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自由贸易是坑害美国的阴谋；美国的盟国都是搭便车者。人们很难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真实且当下的威胁，就在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自恋与美国实力局限的碰撞点。
还是总统候选人时，特朗普就誓言要埋葬自由派国际主义。他希望摆脱全球事务的绞缠，而是支持“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当选总统后，他现在想要世界遵照他所发的指令（或推文）行事。特朗普不习惯遭遇违抗，尤其是来自地图上某些陌生角落、一听名字就是外国人的违抗。威胁炸平朝鲜或拒不承认伊朗核协议的美国总统，只是暴露了一个被不顺心搞得下不来台的恼怒自我。
这些情绪爆发是有后果的，上周访问首尔的几天提醒我注意到这一点。当你身处朝鲜火炮阵地的有效射程范围内时，战争的鼓声格外不祥。这并不是因为韩国人生活在永久的恐惧中；坚忍的韩国人习惯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这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掌管平壤的金正恩是一个与美国总统一样无法预测的领导人。遏制、威慑等等的规则依赖于双方都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在东亚，历史留下的旧伤疤从未恰当愈合，使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都具有内心深处的情结。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体系给欧洲带来了一个集体安全架构，以及促进和解与一体化的各种激励。而在东亚，正如首尔智库峨山政策研究院(Asan Institute)院长咸在凤(Hahm Chaibong)上周提交给“韩半岛国际论坛”(KGF)的一篇论文所写的，美国的盟国不得不接受一种“中心辐射型”安排，即每个盟国都各自依赖于美国。
当特朗普谈论发动战争以阻止平壤核武计划时，该地区的利益被抛在了一边。特朗普只关心一件事：金正恩可能很快拥有能够打到美国西海岸的导弹。特朗普很少提及首尔，尽管一旦开战，这座城市将遭遇毁灭性的报复。当美国总统称他可以“一拳击倒”朝鲜时，他没有把成千上万韩国人丧命的潜在代价放在心上。
这一切都是统一的。如果说特朗普有一套外交政策，那就是他上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阐述的。第一部分宣告，美国已经放弃了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基于价值观的柔性行事方式，而是支持一种不去关心其他国家选择的方式。在自由与暴政之间，各国应该有自由作出自己的决定。第二部分认定，国家不可侵犯是一条普世原则，但有一些条件。只有那些同美国站在一边的国家，才有可能免遭美国的干预。特朗普所说的几乎一切都贯穿着这类矛盾。我称之为好战的孤立主义。
诱惑在于忽视美国总统的疯言疯语。在与反复无常的白宫打交道9个月后，美国的盟友已经转向“避开”政策——忽视特朗普暴风骤雨般的推文，而是与成年人打交道，尤其是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并期盼着在特朗普卸任的那一天还有一部分旧的多边体系幸存下来。
这一战略正在走向死胡同。特朗普拒绝承认伊朗遵守核协议，可能毁掉一代人以来最成功的集体安全努力。从最乐观的方向说，此举将破坏美国参与国际社会努力、通过和平方式防止进一步核扩散的可信度。特朗普还不如在白宫门前贴出告示，宣布华盛顿不再值得信任——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
从最糟糕的方向说，此举将使伊朗重返核武计划的道路，这对地区和全球和平都意味着极为巨大的风险。美国国会可以通过拒绝恢复对德黑兰实施制裁来避免与美国的盟友公开决裂。然而，对美国威信的损害已经造成了。
此举传递出的信息一清二楚。如果被视为关键参与者的美国可能违背任何协议，朝鲜为什么还要拿国际社会当回事？凑巧的是，如今的平壤并不认为自己需要任何此类借口。金正恩看来已决心不惜代价造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导弹。但是美国糟蹋了自己的道德权威仍是重要的。
约束金正恩——如果现在还有任何可能的话——需要一个强有力且团结的国际联盟，争取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以及美国在东亚和其他地区的盟友同仇敌忾。这意味着需要一位略懂外交的美国总统，而不能只有酒吧斗殴者的好斗虚荣心。特朗普脆弱自我的代价可能是战争。
译者/申凯
来源时间：2017/10/23 发布时间：201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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