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钟  来源：观察者网

上周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政府预算案，离美国税改目标又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现在美国税改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我们只看到媒体上引用的几条非常笼统的税改方针，因此，现在也只能粗略分析到底税改通过的把握和通过后大致的影响。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次美国税改立法的流程。按照正常程序，美国参众两院都需要投票通过税改立法法案，其中由100名参议员组成的参议院在目前的投票规则下，需要以60票以上的多数通过。但是由于当政的共和党目前只有52个席位，同时又不想与民主党谈判来争取民主党的8票，所以共和党和特朗普目前的策略是不走正常的立法程序，而是通过一种叫“预算协调”的办法来通过税改。在“预算协调”的流程规定下，共和党在参议院只需要获得50票即可（平票时共和党副总统可以投出关键一票）。

“预算协调”的立法过程包括：首先参众两院都通过各自的政府预算法案，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参议院刚刚通过。由于参众两院通过的预算会有差异，因此两院需要通过协调修正预算，然后修正过的预算需要在参众两院再次投票，并且必须都要获得通过。这就是共和党下一步要达到的目标。这时候，共和党在协调修正预算的时候就需要给税改留出余地，比方说如果他们内部估算税改会带来1万亿的财政赤字，那么在预算法案中就需要明确的将这个赤字额度说明。

当地时间2017年10月18日，美国华盛顿，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成员及其经济团队的成员会晤，磋商税收改革。 （图片来源：东方IC）

当修正的预算案在参众两院通过以后，这时才开始进行真正的税改立法。按照目前的趋势，共和党准备甩开民主党，在党内谈判协调来最终确定税改立法的条文，然后在参众两院内就税改法案投票，此时两院投票就都是简单多数通过即可。通过后的法案由特朗普签字认可，即税改正式生效。

“预算协调”这种手段也有限制，一个就是税改造成的政府赤字不能超过前面提到的预算修正案中的那个余地（前面假设是1万亿）。第二个就是在税改生效10年以后，该税改不能增加从第11年起的政府赤字。

目前正在进行的修正预算这一过程以往都会花费大量时间，但是这一次共和党众议院据说会全盘接受参议院的条件，这样最早一周内两院可以快速将修正预算通过，开启真正的税改立法进程。这里面有个关键差别：众议院原本要求预算方案中加入政府削减2000亿美元开支，并且规定税改不对政府预算平衡产生影响。

而参议院预算则不砍政府开支，同时允许税改在未来10年产生总共1.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样，如果众议院接受参议院的条件，那么最后的美国税改法案必须在官方预测中未来十年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1.5万亿美元左右。万一超出，那么共和党就必须向民主党求助来争取支持。

共和党为什么这么急匆匆的要推动税改呢？原因自然就是因为屁股下的位子和口袋里的钱包。

2018年美国参众两院大部分席位要重新选举，共和党需要税改法案来向自己的支持者证明自己在台上的政绩。而且，由于废除奥巴马医疗法案的失败，共和党的金主们目前已经拒绝向许多议员们捐款，有些富豪们已经公开通过媒体放风，只有在共和党通过税改以后再考虑给共和党议员捐钱的事情。所以，财源枯竭的共和党议员们突然间急迫起来，一切都可以为了税改让步。美国资本操纵政客的关系就这么毫无遮掩赤裸裸的暴露在大家眼前。金主的压力还是很有效果的，当富豪们在媒体放风之后，税改进程大大加速，所以现在预算案迅速通过。

目前看，共和党很大概率还是会通过某种税改法案的。但是里面具体的内容会是什么样子，则值得商榷了。根据前几个月公布的几个原则性税改方针，美国这次税改应该说是一个总体上“劫贫济富”的改革。

个人收入税表面税率变化不大，但是给富豪人群留出一个可以大幅降低税负的后门。而取消遗产税和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则更是基本有利于巨富阶层。至于公司税，按照已知的税改原则，大中企业将会大幅降低税负，但是小微企业（按照2016年的税表，粗略估计是年利润在12.5万美元之内的企业），将会面临增加税负的问题。具体的税负变化还要等到详细的税改法案出台后才能分析出来。

拉弗曲线

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拉弗曲线（Arthur B Laffer），就是说从极高税率开始减税，会刺激大幅度经济活动而增加政府税收。但是当达到了一个最优税率以后再减税，对于经济活动的刺激将会降低甚至有副作用，政府税收也会降低。这也是共和党推崇的供给学派减税的最有名的理论依据。现在被共和党政客津津乐道的1986年税改之前，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是50%，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是46%。当时的减税的确对经济增长有着不错的正面效果。而当前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39.6%，企业最高税率是35%。这一次美国减税对于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并不会像共和党政客们吹嘘的那么高。

而且，参议院的法案只给已经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留出了1.5万亿美元的赤字空间在通过税改，目前即使最偏向共和党的经济学家也同意已知的税改方针造成的赤字将会大大超出这个数字，许多税改主张在最后立法时肯定会被大幅缩减和修改。而10年以后不能产生新的财政赤字这一条，则说明这次税改立法中许多减税措施将在10年以后到期。到期以后怎么办，眼下共和党政客们是顾不上了。

美国参议院预算通过以后，广大媒体上充斥了所谓“国际资本和美国海外利润即将大量涌入美国，将会造成其他国家资本荒”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在看了特朗普公布的税改原则之后，我认为资本流动的确会向美国增加流入，但是远远不会达到诸多媒体预测的那样造成其他地区“资本出逃”的地步。

在我以前其他文章中提过，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分成投机资本和投资资本。投机资本即为热钱，通常在各国金融市场里快速流动，追逐金融交易利润。这部分热钱基本不受美国税改影响，原因就是美国当前税法中已经对热钱免税，再怎么减税国际热钱也无法获得更多的税务收益。

投资资本即我国常说的外商投资，指的是实际产生经济活动的商业投资。在讨论税法对这部分企业的影响时，首先我们要明确，企业选择投资方向的时候，往往首要考虑的也是市场前景、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当地的政治稳定和司法体系等等关系企业能否生存和盈利的因素。只有企业经营产生利润的时候，讨论税负高低才有意义，而亏损的企业通常也是税负最低的企业。

对于企业来说，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在以上投资因素的比较里差距不大，那么税负高低才是决定投资去向的最后一颗砝码。因此，这部分企业将是税改导致的流入美国的投资资本增量中的主力。

当地时间2017年10月18日，美国华盛顿，参议员将对2018财年预算进行首轮投票。这一场投票结果对于税改立法的意义，比对预算案本身更为重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由于现行美国税制的问题，美国跨国公司历史上在海外积累了巨额现金利润，这次税改将使用低税率对这些利润一次性征税吸引他们回流美国。目前比较统一的预测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现金利润总共有1.5万亿美元左右，那么一次性回流是否会造成其他地区和国家一次性减少1.5万亿美元的资金，造成巨大的“美元荒”呢？

上面这个担忧多半是出于对国际资本市场缺乏了解造成的。在飞速发展的金融技术支持下，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资本流动非常方便快捷。美国跨国公司的这些积累下来的海外利润，只是名义上挂在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户头上而已，实际上这笔钱早就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杠杆，通过国界，流入那些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去了，包括美国本土。

而税改后的海外利润回流美国，实际上就是这笔钱从海外子公司的名下转回美国母公司名下的过程，对于实际的投资经营决策并没有影响。事实上，很多海外利润可能在母公司账面打个转享受了低税率，转过身又流向有盈利前景的海外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跨国公司在平常经营的时候就经常对汇率风险做对冲，美元汇价已经包含了这一大批资金的汇兑需要，这1.5万亿美元的户头变化对于外汇市场的冲击也是相当有限的。而真正意义上的回到美国的美元，就只是这些跨国公司根据这1.5万亿美元利润而需要缴纳给美国政府的税金。

从长远看，这次税改甚至可能对美元汇率形成打压。原因很简单，税改新增的财政赤字需要增加美国国债发行量来平衡。发行更多的国债就增加债券供给，导致美债价格下跌利率提高，从而增加了美国政府的举债成本，增加市场上的金融风险。美联储为了降低政府债务成本，未来加息步伐恐怕会放缓。而加息放缓对美元汇率的影响要远大于税改本身对于美元的影响，所以当税改通过，美国需要通过增发债务来平衡财政赤字的时候，美元很大可能要长期走弱。

对于中国来说，已知的美国税改方针大概带来了三重挑战。

第一就是之前提到在中国美国之间投资方向上举棋不定的部分企业，可能会在美国税改影响下选择美国进行投资。

第二是美国企业在税改后留存利润增加，相对中国企业来说可以用于研发和扩大生产投资的可支配资源增加，那么在商业竞争中为美国企业提供了额外的优势。

第三条，也是目前对中国冲击最大的一条，就是美国税改有潜在因素导致中国税源流失。

当然这里不仅仅是中国，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提过，许多外国公司并不需要实际投资美国来享受美国的税改优惠，就和大家从来不在国际上著名的避税天堂小岛上盖工厂一样。公司和富豪们在避税天堂只是注册空壳公司，通过会计操作和税务处理，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的空壳公司名下而已。同理许多公司和富豪也可以通过在美国设立空壳公司来进行单纯的税务操作来转移利润享受低税率。

欧盟竞争委员会主席薇丝塔格表示，她可能会再调查其他美国大公司，暗示苹果补税案只是调查美国企业的起点。（图片来源：法新社）

这种利润转移导致的是其他国家的税源流失，也就是其他国家政府应该得到的税收被美国政府拿走。这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警惕。反应最强烈的就是欧盟，之前欧盟就对于苹果公司追加几十亿美元的巨额补税和罚款，现在又对亚马逊追加2亿多美元的补税和罚款，就是在美国税改前抓紧争夺这些美国跨国公司大多留存在欧洲的1.5万亿的税源。如果欧洲先征收到了，那么美国就丢了这笔钱。同样税改后如果这笔钱被美国征收走，那么欧洲就可能永远失去了这一政府收入。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继续深化改革自己的税制和财政体制，实现公平高效的征收税款并同时对于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鼓励，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艰巨挑战。

来源时间：2017/10/23   发布时间：2017/10/23

旧文章ID：14421

作者：陈力简  来源：观察者网

在特朗普竞选时期的一次造势大会上，女儿伊万卡对在场的所有选民介绍他父亲时说，他不是一个轻易被人说“对不起，我们不能按照您的计划执行”的人（not to take a No as the answer）。在接下来的演讲中，特朗普说出了他生意经的精髓，那就是无论多差劲的合同，总会有一些条款可以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为什么共和党大权在握却又碌碌无为

特朗普就职九个月以来，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虽然在众议院过关，但是在参议院却遭到了两次惨败。也就是说，在共和党人一致声称要废除奥巴马医保长达七年之后，在共和党控制了白宫和两院的基础上，在白宫终于有了真心想废除奥巴马医保的总统的时候，很多人却退缩了。比如麦凯恩参议员，他整个2016年谋求连任的口号就是废除奥巴马医保，也正是这个麦凯恩，在废除奥巴马医保投票中两次临阵倒戈，造成共和党7月的Skinny Repeal和九月的Graham-Cassidy法案在参议院惨败。

如果翻开参议院投票记录，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废除奥巴马医保的法案曾经在国会表决过60多次。其中在2015年，除了柯林斯（Collins）参议员，参议院共和党人一致支持废除奥巴马医保。理由五花八门，基本上就是说奥巴马医保是不能持续的，会造成保费持续飙升，给中产阶级造成损害，鼓励堕胎等。可是，整整两年以后，在美国政治版图明显倾向共和党的时候，面对一字不差的2015法案，却有七名共和党投下了反对票。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这些反对的议员害怕如果真的废除奥巴马医保，会有选民在自己办公室外哭哭啼啼。这样会造成自己公关形象严重受损。中国的读者们可能都熟悉一个关于西方政治的说法，那就是，一旦福利给出去，拿回来基本是不可能的。2015年，这些议员知道自己的法案会被当时的奥巴马总统否决，投票支持有利于自己稳固基本盘和谋求连任。2017年，如果再支持的话，则会被媒体和部分选民骂得狗血淋头，退缩自然是意料之中的。

特朗普的反攻

特朗普当选以后，对共和党的态度体现了他非政客的一面。他居然天真地认为，共和党会在1月20日就能给他拿出一份废除奥巴马医保的法案。而且，据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爆料，特朗普在当选48小时后，就决定和共和党建制派握手言欢。建制派也曾画饼充饥，许诺特朗普会在他任期的第一年搞定医保改革、税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和移民改革。特朗普信以为真，很多决策也听取了建制派的声音，例如继续驻军阿富汗，甚至不惜政治资本，在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院初选中去支持建制派候选人。

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特朗普在主要的立法方面停滞不前，医保改革严重拖延，其他改革项目也都还没有踪影。9月底，特朗普的耐心终于用光了，他跨党派和民主党通过了临时预算案，这等于给共和党释放了一个信号，如果你不能做事，我就要找能做事的人来完成改革大业。就在上星期四和星期五，特朗普正式开始系统性地摧毁奥巴马医保体系。

特朗普针对奥巴马医保下手是有深刻原因的。奥巴马医保是在保险公司游说团（lobbyist）推动下，由奥巴马政府制定，在2010年没有一票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成为法律的。在随后的7年中，无数美国人失去了自己喜爱的保险和自己的医生，保费飙升已经成为常态，例如2016年，亚利桑那州的奥巴马医保保险市场的保费平均上涨了116%。而且奥巴马医保在全国造成了保险公司事实上的垄断。在2016年，全美国有32%的县保险市场中只有一家公司承保。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奥巴马医保声称让每个人都有医保的情况下，2017年仍有28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性质的医疗保险，原因是这些人买不起保险或者保险的自付额超过了6000美元。很多小规模商业机构甚至被迫把一些为公司工作了几十年的员工变成了小时工，以避免承担高额保费。

同时，保险公司却从奥巴马医保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第二季度，美国保险公司的盈利就超过了6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

奥巴马医保的软肋

或许有些朋友会说，公司盈利增长是好事，为什么责备能够赢利的保险公司呢？这个问题很好回答，那就是保险公司每季度60亿的盈利是建立在联邦政府平均每季度37.5亿美元补贴的基础上（每年150亿联邦补贴，来源是The Fiscal Times）。

这样算来，保险公司60亿利润中的37.5亿都来自政府补贴。

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补贴的来源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奥巴马当政期间，把处于政府监管下的两房利润大量非法截留，用来补贴奥巴马医保。这样就能绕过国会，避免共和党进行干预。直到奥巴马下台，由于行政方面的阻挠，共和党对这样非法截留两房利润的做法仍旧无可奈何。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新任财政部长马努钦立刻对历史数据开始审计，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此前被广泛传说的截留两房利润补贴奥巴马医保确是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夸大两房经营状况，暗自截留大量两房经营利润补贴奥巴马医保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早在2016年，联邦法官就做出裁决，暗自补贴奥巴马医保是违反宪法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财政部经常从自己账户上补贴奥巴马医保的行为是现有医保体系的重大软肋。

不仅如此，奥巴马医保还强迫人们改变购买医保的方式，在2010年以前，很多小企业和个人通过自由结社，形成针对健康保险的组织，例如全国水管工联盟、全国餐馆从业者联盟、全国退休人员联盟，都是以结社的方式购买健康保险。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保险公司面对的是很多人组成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成为制约保险公司的重要因素。而且这样的机构一般都是跨越州界的，能在更大程度上引入竞争机制，这样会吸引很多健康的人口离开奥巴马医保个人保险市场。而保险公司为了保本，会提高保费，直接导致奥巴马个人医保市场保费增长失去控制。所以，奥巴马执政期间明确禁止公民结社抱团地和保险公司谈判医保条款。小商业业主和个人是被迫加入奥巴马医保个人市场的。

由于保险公司谈判的对象由集体变成个人，保费的增加便失去了控制。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医保在小商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中被广泛诟病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奥巴马这种禁止公民结社的行为已经涉及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如果小商业和个人能重新拥有结社和集体谈判医保条款，这些人就会用脚投票离开奥巴马医保市场。这会使奥巴马医保体系迎来灭顶之灾。

特朗普先礼后兵

特朗普团队对这两个软肋自然心知肚明。之所以没有在就职后立刻开展行动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一旦出手攻击这两个软肋，会造成个人保险市场短期的混乱。特朗普担心媒体和民主党推波助澜。第二，既然共和党建制派许诺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废除奥巴马医保，又何必要冒瘫痪整个保险市场的风险呢？

可是，现实是冰冷的，特朗普政府继续支付保险公司巨额补贴根本没有换来媒体的半句好话。同时，共和党建制派的暗中破坏，让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两度搁浅。更加重要的是，2018年的保险市场将会面临更大的保费增长，这样会让特朗普政府面临巨大的选民压力，上述因素促使特朗普狠下一条心，开始系统性地摧毁奥巴马医保体系。

不过，特朗普对民主党还是有礼貌的。就在采取行动以前。特朗普致电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邀请民主党联合修改奥巴马医保法案。

可是，舒默认为，你特朗普两次法案都搁浅，根本没有和我谈判的筹码，立刻干脆利落地拒绝了特朗普的请求。

这下好了，特朗普先礼后兵，心想下面也怨不得我没和你打招呼。

总统令中的学问

在星期四，10月12日，特朗普公布总统令，宣布恢复公民自由结社购买健康保险的权利。并要求财政部劳工部和卫生部联合办公，在全国推行公民自由结合形成团体来制衡保险公司以达到降低保费的目的。

星期五，10月13日，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停止联邦政府向保险公司提供补贴。

针对奥巴马医保软肋的两个总统令里面学问多多。大家可能还记得特朗普上台签署的旅行禁令，居然被地方联邦法官给取消了。斗争了几个月后，最高法院才出台判决支持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可以实施。既然地方联邦法官就能废除的总统令，那现在还在等什么呢？

民主党主导的十几个州政府当天就提交了针对切断联邦补贴的法律诉讼。工作效率相当高。可是，事实上民主党对总统令毫无办法。根本原因是特朗普吸收了教训，现在的总统令具有足够的法律依据。

首先说关于保险公司的补贴，早在2016年，联邦法院就判决绕过国会补贴奥巴马医保行为违反宪法。判决结果在这里，如果想要挑战这项总统令，必须先推翻这条判决再说。

其次，关于美国人民自由结社成立关于医保的团体，在宪法方面受第一宪法修正案保护。这种涉及宪法的官司最终要交由最高法院处理，而在最高法院中，坚定的保守派法官已经占有多数，特朗普政府胜券在握。

最后，在操作层面上，特朗普政府居然在美国纷繁复杂的法律体系中找到一条1974年两党一致通过的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该法律要求各公司打破州界，提供价格低廉的福利计划。特朗普政府宣布这次总统令实质上是监督各政府部门和保险公司遵守该法律。

挑战现有联邦法律判决和涉及最高法院的判决将会持续数年，特朗普政府掌握行政资源能行之有效地切断保险公司的补贴，从根本上摧毁奥巴马医保体系。因此，消息一出，各大保险公司股票瞬间应声跳水，

保险公司明白，从联邦拿钱的好日子到头了，虽然不情愿，也只能面对现实了。

如何处理混乱的市场？

民主党出离愤怒了，但也无可奈何。

当特朗普取消保险公司补贴的消息宣布后，两党议员们立刻为之一振，积极开始两党联合谈判，和此前特朗普呼吁两党解决方案时候的懈怠拖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党表面上是为了服务选民，背后的道理是他们都从保险公司游说团那里拿了好处。现在金主有难，以往的政治献金当然会起作用。对于这一点特朗普心知肚明，在10月16日下午特朗普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联合召开记者会时，特朗普在发言的时候，专门扭头看了一眼站在身边的麦康纳，特朗普说“听说你也拿了保险公司的钱，对吧？”，麦康纳只能耸耸肩默认。

特朗普是生意人出身，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市场出现大规模的波动。更不用说现在当了总统，对保险市场的波动就更加小心了，所以特朗普宣布鼓励两党就改革医保体系达成临时解决方案。

来自金主的强大压力外加总统的支持，推动着共和党和民主党迅速达成一个妥协方案，共和党的让步是联邦政府继续向个人保险市场提供两年补贴，民主党方面的让步是给保险公司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本来大家认为这样就可以松口气了，可是特朗普对这些不争气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方案火冒三丈，明确表示不会支持这样一个让步过大的临时方案。

不仅是特朗普，前些天被班农（bannon）打成共和党建制派坏蛋的众议院议长瑞恩（ryan）也在总统发言后表态，强烈反对现在参议院达成的临时改革方案。貌似僵局已经形成。

下面究竟会发生什么？

至于奥巴马医保下的个人保险市场究竟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很多人会用脚投票离开市场，保费肯定会飙升，政府的补贴就会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无疾而终。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奥巴马医保市场的坍塌。将近一半美国人将会面临没有地方买保险的困局。这个困局如何解开？这可能是考验特朗普政治智慧的一次小测验吧。

来源时间：2017/10/23   发布时间：2017/10/23

旧文章ID：14420

作者：张茉楠  来源：中美聚焦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酝酿已久的税改框架。税改框架的重点除了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简化税制之外，还鼓励美国公司将海外利润带回美国，这将对全球财富格局和资本流动产生重大影响，并加剧全球税收竞争。
　　在当前逆全球化抬头的背景下，促进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各国税收激励却演变为一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税收壁垒，吸引流动性资本的国际税收也转变为固化已有资本利益的国内税收。
　　事实上，2000年时，OECD各成员国企业所得税综合税率的平均值曾达到32.49%，德国、日本企业所得税综合税率分别高达52.03%和40.87%，美国在35个成员国中税率排名第七位，其余国家除智利、匈牙利及北欧部分国家低于30%外，其余基本处于30%-40%的范围内，所以从当时的水平相对来看，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并不高。然而过去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普遍经历了企业所得税减税浪潮。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结果，2005年以来，全球企业税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主要经济体和地区，如中国、日本、欧盟和亚太非高收入地区国家，企业税率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2016年以来很多国家都计划或酝酿将减税作为税制改革主题。除美国之外，2016年德国和日本的企业所得税率已分别降至30.18%和29.97%。2016年11月，英国首相特蕾莎• 梅提出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0%降至17%，目标是实现英国在G20 中最具有竞争力的低税率。2017年2月，印度公布最新年度财政预算，将年收入在25万-50万卢比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0% 下调至5% 等。
　　从中期看，大幅降低美国企业所得税率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国际税收竞争。根据IMF的研究，一旦美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降至20%（这是OECD国家的平均值和中国的法定税率），世界各国企业所得税率将出现类似后里根时代的螺旋式下降，并带动个人所得税费的下降。这可能迫使各国多依赖增值税、环境资源税来增收，依靠房地产税来调节贫富差距。因此，国际税收竞争很可能成为新趋势，并带来重大影响。
　　首先，侵蚀各国税基，影响到国家税收的主权。如果各国都参与到减税竞争而不受约束，那么流动性强的经济活动将会从各国税基中消失，就会使世界性税基被侵蚀，进而造成全球性财政功能的弱化，致使各国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最终弱化国家税收主权，甚至丧失这一主权。
　　其次，破坏税收中立性，扭曲国际资源的地域流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税制均存在“外溢”影响。当一国从国内利益出发，利用税收优惠措施诱导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者误导投资人的选择，这就使资源很可能从最能得到有效使用的地区流向使用率不高但税收有优惠的地方，从而扭曲了国际资源的地理流向，破坏税收中性原则。
　　第三，扭曲税收负担，引发新的不公平，并进一步加剧竞争。为了吸引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进入本国，各国竞相降低了对这些要素的征税税率，但为了维持总体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各国政府就转而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如劳动、消费等）课以重税。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直接导致了就业岗位的减少和消费能力的降低，以及人力资源的跨国流动。
　　从国际视角观察，适度的税收竞争具有正向效应，有利于通过减轻各国企业税负，促进东道国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和技术，弥补资金缺口，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扩大税基。适度的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中性原则的实现，减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扭曲，避免额外的经济效率损失，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有利于使各国企业受益于减负政策，实体经济在低税负中获得发展生机。合理的税收竞争对于各国是多赢的博弈。但是如果国际税收竞争陷入过度化，必然产生负面效应。过度税收竞争可能会减少各国政府财政收入，使负债率较高的国家进一步陷入财政困境，导致政府可支配财力不足，引发政府财政赤字危机。
　　特朗普新税改方案对中国也将带来新的挑战。特朗普税改方案会吸引更多美国资本回流，因为它鼓励美国企业将资本回流国内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投资新技术研发、支付股东红利以及进行收购等。目前我国也在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但由于中美两国的税制结构、税收规模、税收制度等现实国情因素不同，所以并不适合展开税收竞争。如果特朗普将企业税降至20%，将接近发达国家最低税率水平，对吸引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上升，加上特朗普对制造业回流的诉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企业会加大对美投资力度。因此，加快中国税收体制改革、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市场化改革应尽快被提上议事日程。

来源时间：2017/10/23   发布时间：201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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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峥  来源：中美聚焦

　　10月4日，中美首轮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在华盛顿顺利举行，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和美国司法部部长塞申斯、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杜克主持了此次会议。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是4月中美元首庄园会晤确定的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之一，体现出两国领导层对该议题的重视。从首次对话情况看，中美在网络议题上的合作进入到新的层面，两国更偏向于从务实角度考虑问题，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继续降低该议题的政治干扰。
　　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的前身是2015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建立的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后者自2015年12月以来进行了三轮卓有成效的对话，达成了建立热线机制、合作打击网络犯罪、合作增强网络保护能力、共享网络犯罪信息、开展打击网络犯罪推演等共识。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外界对于这一机制能否延续存在疑问，怀疑特朗普是否对此类政府间正式对话机制不感兴趣。这种担心并不符合实际，特朗普总统对对话机制的重要性有着成熟的认识。新的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不仅完全延续了先前对话的领域和基本形式，并将该机制上升为中美四大对话机制之一，其重要性和战略性又得到提升。
　　首次对话达成的成果令人略感惊讶。虽然成果清单并不长，但一些内容的意义远大于文字本身。首先，双方完全接受了奥巴马任内中美双方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一致同意，2015年以来三次对话达成的共识和合作文件依然有效，中美将继续落实对话达成的共识和承诺，包括对一方提出的协助给予回应、不得支持网络窃密行为、共同推动制订国际网络空间行为准则、保持对话态势和加强网络执法沟通等。特朗普政府全盘接受奥巴马任内的成果并不寻常。上任以来，特朗普总统在气候变化、贸易、伊核协议等议题上采取了与奥巴马截然不同的态度，特朗普不再承认很多奥巴马时期作出的承诺，甚至退出了一些已经加入的协议。中国方面很高兴看到特朗普政府在网络安全议题上并没有采取这种不认旧账的消极态度，而是接受了两国之间的对话基础。
　　其次，两国淡化了网络议题的政治性和敏感性。奥巴马任内，由于前任国务卿希拉里的介入，网络安全议题一度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敏感议题，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网络安全或网络犯罪本身，而成为一个带有政治性的敏感议题。美国媒体不关心网络安全议题中的真正风险、真正犯罪者和真正受害者，而把注意力放在渲染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网络大战上，渲染所谓中国黑客威胁论。2015年启动中美网络对话后，两国一直致力于淡化该问题的政治色彩，降低两国通过对话、互谅解决该议题的难度。本次对话中，中美双方延续了这一默契，将两国的合作重点放在网络诈骗、黑客犯罪、利用网络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网络传播儿童淫秽信息等现实问题，不再谈及中美网络安全领域一些难以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合作上遵循着以结果为导向、注重实际、服务两国民众的新原则，这将让两国的合作不断取得实际效果。
　　最后，两国借助网络对话平台促成了更多领域的切实合作。与之前的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对话机制不同，如今的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涉及两国更为广泛的执法合作。在该对话机制中，网络安全是两国寻求共识、建立默契的一个切入点，两国也可借此拓展在更多领域的合作。在本次对话中，中美两国就禁毒、追逃追赃、遣返非法移民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两国在对话中充分体现出相互尊重、依法对等、坦诚务实的态度，充分照顾了对方的主要关切。针对特朗普上任后提出严格管控非法移民，减少在美逗留非法移民的政策主张，中方承诺建立一个成熟可靠的程序，及时核实非法移民身份，并建立办理使其返回母国的外交手续的快车道。而针对中方关注的追逃追赃问题，美方承诺不成为“避罪天堂”，定期与中方合作建立工作组，解决重点案件的追逃追赃问题。
　　相比八年前的奥巴马任期，特朗普任内的中美网络安全合作无疑有了一个更好的合作基础、更好的相互理解和更好的舆论氛围。从某个角度来说，网络安全合作正在起着奥巴马任期内气候变化议题的作用，成为带动两国之间更多、更广泛国际议题合作的支点，成为两国合作最重要的增长点。此轮对话为两国这种新的积极态势奠定了基调，也明确了两国未来各类对话的指导原则。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结束后，中美新的四个对话机制全面启动，四项对话都体现出两国希望对话更加务实、更聚焦于解决实际问题、能带来更多切实成果的意愿。对话更加符合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题。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的圆满启动显然让我们对中美合作有着更高的期待，两国有可能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治理领域展开深度合作，从根源角度消除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来源时间：2017/10/23   发布时间：201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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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戚凯  来源：参考消息

　　本月上旬，美国环保署以不合法为理由，宣布废除奥巴马政府于2015年推出的《清洁电力计划》，由此引发国内外诸多争议。对中国而言，观察此类事件无疑有利于我们透视问题与趋势，进而为自身兴利除弊提供借鉴。
　　来看事件争议点：美国国内支持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的人士主要来自煤炭行业，或者是对减碳事业持以反对态度的人士。他们欢呼此举不仅有利于煤炭等产业的复兴，也将大大减轻美国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义务，有利于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反对者则尤为愤怒，他们极力谴责美国政府无视全球变暖的事实，煤炭产业的复兴将继续伤害儿童及公众健康，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入了反对联邦的行列，甚至扬言要在联邦法院起诉环保署。
　　这些深入争论背后反映的问题很多，也是当前美国与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美国社会减排观念与国际主流步调不一
　　尽管国际社会的主流舆论都承认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也认为这与温室气体过度排放有关，但在美国，这却是一个存有极大争议的社会观念问题。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普通民众当中，对“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的人，绝非少数。总体而言，共和党比民主党更不接受这个观念。这种观念上的对峙直接造成了美国政府对于减排问题的态度朝令夕改、因人而异，以致成为一个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
　　克林顿政府曾较为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进程中来，小布什上任伊始，却对“全球变暖”概念提出质疑，并且以此为重要理由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机制。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就曾试图推动碳排放限额交易法案，被参议院否决，在第二任期内通过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推出了《清洁电力计划》，然而其结局却是一些行业组织和27个州随即把美国环保署告上法院。201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判决环保署败诉，下令《清洁电力计划》暂缓实施。
　　因此，原定于2022年才开始生效的《清洁电力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奥巴马政府的一场政治表态，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针对反减排人群的政治示威，实际上从未进入执行阶段。而此次宣布废除这个命令，实际上也不过就是顺水推舟，将其正式地扫入了“垃圾堆”。
　　油气低价进一步阻碍美国转型发展新能源
　　对美国社会而言，强调市场自由，则在客观上阻碍了美国的减排事业。面对耗资巨大、未来财报收益并不确定的新能源与节能减排产业项目，私营企业几乎很难有太多动力去予以研发或建设投入。在页岩繁荣、石油与天然气价格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各种相关企业“趋利避害”的特征则更为明显。
　　对于传统化石能源开采企业而言，对于页岩油气能源的开发已经投入了巨额的研发勘探与设施建设费用，目前正处于企业收回成本并盈利的最佳时期，如果在此时转而投向新能源产业，那对于公司股东利益而言将会是巨大的伤害。
　　对于以新能源或节能减排产业作为主营业务的中小型公司而言，市场使得投资者们将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于传统化石能源领域，这些中小型公司想获得巨额的研发资助变得极为困难。
　　对于普通企业与民众而言，购买价格更为低廉的油气能源毫无疑问是经济利益上最优的选择；市场的力量驱使能源消费者们更乐于选择页岩繁荣带来的价格低廉的石油与天然气，而较少有人愿意购买更为节能环保、但价格更为高昂的能源或产品。
　　中国能源安全态势要求低碳能源产业发力
　　与美国等高度成熟的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的减排与能源事业面临着特殊国情。中国人口众多，正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本国能源构成中煤炭占比极高，加之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无力负担高比例的油气能源，因此不仅整体能源消耗量巨大，能源安全态势严峻，而且碳排放量也高。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利用能源、限制碳排放问题上所面临的基本国情，差距是很大的，不可简单同一而论。
　　从中国的自身实际来看，中国可以提倡节能环保，积极发展风电、太阳能等低碳能源产业，这不仅仅是为了响应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号召，更是为了中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要积极促成能源利用与减排任务的适宜结合，一方面要提高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相对降低这类能源的消耗增长速度，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要加快开发低碳、无碳能源，既增加能源供应，又不增加碳排放负担。

来源时间：2017/10/22   发布时间：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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