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RISTOPHER BEDDO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主席习近平希望能重获私营部门的信心，即便他正在加大管制私营部门的力度。将私人投资与国家优先重点结合起来，可能会减少一些公司面临的官僚作风；但是官员在公司董事会中的干预增加，不太可能产生良好的商业决策。不透明的政党政治会让外部投资者搞不清状况，并导致一些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私营部门为中国创造了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很大的比重，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也远远高于其它部门。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得益于私营企业在法律环境不稳定、根深蒂固的官僚腐败和监管机构不断干预的情况下创造利润的能力。
　　尽管中国经济近期出现了复苏，私人投资仍然停滞不前。截至8月份，今年的增长率为6.4%，部分原因是制造业和地方政府投资回升。这比去年令人失望的表现好一些，但和近年来15%的增速相比仍然差距很大。
　　这种疲软可能导致长期增长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认为，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比国有企业高出约七至八个百分点，而在最近两年，后者的投资远远高于前者。
　　官员承认这种风险的存在。尽管更广泛的经济处在反弹之中，但是私人投资从未真正从2015年底的经济衰退中恢复。今年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财政刺激政策、房地产市场反弹和商品价格高企，这些都格外有利于主导着中国重工业的国企。
　　如果这些领域遭受压力，私人资本对维持高增长就至关重要了。因此，国家正试图通过花言巧语来重振创业者的信心。9月25日，官员们发布了培养“企业家精神”的指导意见；有些人认为，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甚至有可能成为十九大的一个主题。
　　政府已经把一些钱投到了他们说的地方。央行表示将降低银行的准备金率，提振对小公司的贷款，一些分析师估计这可能会增加多达1500亿美元的长期流动性。李克强总理继续致力于减少那些压低利润率的税费和繁琐手续，经济中的一些新领域已经缓慢而且时断时续地向私人投资者开放。部分结果就是，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度”指数中，中国从10年前的第93位上升到了今年的第78位。
　　问题在于，习近平正在做的差不多所有事情都暗示着对私营企业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即使官员谈论让国有企业退出非战略性行业——啤酒和卷烟行业仍然由国家主导——政府却在以其它方式向企业渗透。
　　官员通过将党委纳入私营企业的治理结构，大幅扩大了其在大型私营企业中的的影响力，连跨国公司也不例外。公司高管有时不得不参加雄安新区和“一带一路”这样的政策性项目。
　　官员还推出了“引导基金”，用来购买重点优先行业的股权，提倡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投资，这偶尔会用到私人资本。在某些情况下，该举措会让阿里巴巴这样的技术巨头或多或少地与中国联通这样的国有企业建立伙伴关系。
　　这种走势可能还会更进一步。周四，《华尔街日报》援引匿名消息来源称，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正在讨论持有腾讯、微博和优酷土豆1%的股份。政府正在打击私营企业中被看成是不适当的海外投资。大连万达、海航集团、复星集团以及安邦保险等大型企业的交易受到了特别的监控。即便是“企业家精神”政策指南中也很奇怪地呼吁要严肃党纪。
　　下一代出境投资者可能看起来更接近于华信能源那样的企业，这是一家神秘的私营公司，受到政策性银行的支持，目前正在对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进行91亿美元的战略投资。
　　投资者应该可以看到，这种分歧将延续到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从名义上说，公司面对的一些繁杂手续会减少，做生意将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幕后的无形之手可能会加大对特大型公司的控制力度。
　　即使是最善意的党派政治，最乐观地说也会让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分心。但是，如果官员继续在企业决策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那么以高效出名的中国私营部门，就可能开始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趋近。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10/16   发布时间：2017/10/16

旧文章ID：14376

作者：张彦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于2012年11月当选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两周后，习近平出现在一张看似随手拍下的合影中。他带领手下的高级官员来到刚刚修缮一新的国家博物馆，那巨大的殿堂里满是中国光辉历史的遗存：来自西安的兵马俑；来自唐朝的釉面雕塑，以及来自遥远的商朝的稀有青铜器。
　　但习近平选择以一场不那么光彩熠熠的展览为背景：《复兴之路》。该展览讲的是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外国百般欺凌，但现在已走上复兴之路。在呈现了中国屈辱历史的展品前，习近平宣布，他的梦想是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这很快就成了“中国梦”，此后一直是他的治国之本。
　　在中共党代会将于周三拉开帷幕，习近平将获得第二个任期之际，他的此行值得被铭记。习近平取得的很多成绩以及他对未来的规划，都是基于一种理想主义观点：两百年的颓丧现在走到了尽头，他的使命是带领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
　　对外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要习惯一个更加强大自信，但可能也比以往更难相处的中国。如果习近平获得成功，他领导的中国将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以数字化驱动的威权主义的样本。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新角色很难被忽略。数十年来，华盛顿一直敦促中国更多地参与全球事务。这通常意味着要求中国帮助解决国际危机——用外交政策术语来说，是变成一个“利益攸关方”。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多年间在国际事务中基本扮演被动角色的中国，开始展现更强硬的姿态。
　　北京已积极采取行动，强化中国对远离其海岸的国际水域和岛屿的一些历史上未有定论的主张，它把岛礁变成岛屿，并难以置信地声称岛礁周围的经济区是中国的水域——其说法与任何对国际法的独立解释都相悖。
　　中国还通过大手笔的“一带一路”计划，把周边的一些小国拉上自己的轨道，同时在泰国、缅甸和柬埔寨支持正脱离民主方向的政权。
　　这些旨在主导地区事务的雄心勃勃的政策，与其在国内采取的强硬手段并驾齐驱。五年前，习近平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反腐运动——腐败堪称对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的最大威胁。但他也借助这场运动来排挤政敌，他去年声称因腐败被捕的高级官员一直在搞“政治阴谋”时，其实等于承认了这一点。
　　国内一个复杂的监控项目，是这种策略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已鼓励各省试着推出一个“社会信用”体系，依据人们的行为表现——从金融犯罪，到在网上发表太过苛刻的言论——给其打分，进而限制违规者的自由，比如限制其获得晋升或乘火车、飞机出行的能力，德国政治学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称之为“数字化列宁主义”(digital Leninism)。
　　这种新推行的改进版胁迫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公众的异议。以前的领导人并不喜欢另类的观点，但小书店、地方性报纸、智库，还有某个时期的社交媒体，都为不同的观点留下了容身之处。现在这些渠道全都被关闭了。
　　例如，过去五年间，我对数十位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过一系列访谈——他们不是异见人士，而是试图以某种方式改变体制的人。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在公共领域几乎全被禁声了。基本没人遭到逮捕，但政府通过封堵他们和各种媒体之间的通道，把他们变成了非人类。
　　这一切并不都是从习近平开始的。中国的军事扩张——比如两艘新的航空母舰——背后是数十年耐心的现代化建设。习近平上台之前，那些社交媒体账号就已经开始遭到关闭，还有那些协助镇压行动的“维稳”机构也是在他上台前就开始创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更富有、更强大的国家，这是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无论由什么人领导，北京都要摆脱自己的沉默态度。
　　但是，习近平加大了赌注。在实现党内统一意识形态的愿景方面，他比自己的前任们要成功得多，因此他的政府并非只是前任领导人的直接延续。拥有现代化军队是一回事，但是使用它又是另一回事；同样，对异见者的打击力度也反映出严厉得多的态度——比如七月中国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在狱中的决定。之前，中国曾经有过改革的潜流，现在它们正在干涸。
　　习近平毫不掩饰的自信主要同他的家族史有关。他的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红色贵族的特权世界中长大。他的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的出身都相对一般，习近平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要比他俩多得多，多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能影响大量“红二代”成员，那些人拥有强大的幕后操纵能力。
　　继这些非正式的关系网之后，习近平获得了党和国家的正式职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在这届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将获得总书记的下一个五年任期。
　　这种正式和非正式力量的结合，导致习近平做出的许多决定是在他前任治下难以想象的。比如说，其他领导人也和习近平一样认识到，中国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令很多人出现精神空虚，他们的生活并不快乐。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传统信仰和文化可以发挥作用，为人们提供一种价值体系。
　　但是，习近平对传统主义的接纳程度，超过了自1912年中国最后一位皇帝逊位以来的任何一位国家领袖。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之前，中国的领导者蒋介石是一个保守派，然而即便是他也支持限制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法律。相比之下，习近平政府几乎赞同所有形式的传统——只要它能为党服务。
　　习近平把自己摆在中国文化救世主的位置之上，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奇怪说法。习近平麾下的政治宣传者们声称，他重新制定了外交规则；在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中广受欢迎；当然，他本人还非常谦虚温和。
　　对于普京或金正恩来说，这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对于中国近期的领导人来说却并不典型。自问题重重的毛泽东统治时期在1976年结束以来，中国的领导者们都把自己定位为低调的幕后中间人角色。在这个充斥着沉闷乏味的管理者的时代，中国迎来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成功，这也许并非巧合。在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里，能干而又低调的技术官僚执掌着一个稳定的国家，中国就是这样腾飞的。
　　习近平的新路线则要危险得多。与毛泽东以来的任何领导人不同，他把几乎所有领域内的领导权都揽到自己手中，包括通常留给总理或科班专家的经济领域。习近平不是毛泽东——有人做过这种比较，但是很勉强。比如说，习近平并没有真正受到个人崇拜，他也没有制定大跃进那样疯狂的经济计划。但是和毛泽东一样，他受人拥戴，有领袖魅力，而且极度自信，在一个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中，这些都是危险的特质。
　　至少在中国国内，这样的集权没有取得太大成功。经济改革已经失去活力；国有企业仍在从更有效率的经济部门吸取资金；金融市场仍然不透明、不稳定。而国家仍然依靠庞大的项目来支持显然正在放缓的经济。
　　在政治上，停滞的感觉更加明显。女权主义曾被共产党视为自己成就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来说，就连它也显得过于尖锐，以至于成为一种异见，例如2015年遭逮捕的“女权五女”——她们只是五个年轻女性，想指出中国社会中的严重性别歧视现象而已。
　　更引人注目的也许是那些遭到逮捕的人权律师。这些人权倡导者们的活动只是为了促使政府对自己的法律负责，这是一场一度热火朝天的运动，但如今已被有效地压制了。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处于衰落的危险之中。过去的共识是，权力会从一个领导人顺利移交到另一个领导人手中，就算不是通过选举，也是通过某种心照不宣的一致意见。二十多年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例如即将召开的这场）都展现了这种权力更替——一个沉闷乏味的领导人取代另一个沉闷乏味的领导人，有时候是在遭人算计的情况下进行，但是一切依然遵循某种可以预见的模式。
　　例如，这次大会上本应选定习近平的继任者，此人将在五年内接管控制权。但是现在猜测谁会继承习近平的职位，已经变得不太可能。
　　所有这一切不禁让人设想习近平的统治将会如何结束：他会得到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吗，抑或是以某种礼仪性的身份留在政坛，并且幕后操纵一切？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目前据说正在研究中医，已经不理政事。
　　现年64岁的习近平在五年内悄悄地退休的想法，看上去似乎很遥远。相反，他和这个国家合为一体，想必会继续追求着自己的千秋大业。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他是《中国灵魂：宗教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回归》(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一书的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10/16   发布时间：2017/10/16

旧文章ID：14375

作者：田飞龙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血案，引发美国及全球关注和讨论。超过50人的死亡及数百人受伤，是美国历次枪案中最惨烈的一次。宪法上的持枪权变成了凶手滥杀无辜的罪恶阶梯。尽管有“是人杀人，而不是枪杀人”之类的政治修辞性辩护，仍然难以掩饰和抚慰人们的困惑与愤怒。在持枪自由与依法控枪之间，美国的宪法政治再次被激活，全民性讨论再次展开，但人们也几乎不抱任何改变的希望，就像每一次枪案后一样，各方例行性的表态过后，实际的政治与法律行动未能及时跟进。
　　理解此次枪击案，需要从若干关键词切入。围绕枪案进行的所有道德、政治与法律论辩，几乎可以将西方的政治现代性重新翻检一遍。
　　第一，自然状态。美国全民持枪，背后既是一种英美式的民兵传统与自由基因，也是洛克式自由主义对“自然状态”的某种依恋和保留。 “反抗暴政的自由”成为持枪权的核心法理。可是这种一脚在里、一脚在外的自然状态逻辑，却使得自由主义政治秩序始终处于某种“浮冰”状态，自由故可周全，秩序与安全却常常不够充分。持枪与控枪甚至禁枪，以及持枪权到底是集体权还是个人权，显示的是洛克式自由主义与卢梭式共和主义的巨大张力。“反抗暴政的自由”成为滥用社会暴力的工具，折射出英美政治的“自然状态”遗留。
　　第二，权利本位。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持枪权有着英美民兵传统的集体权利基础，是各州组织民兵制衡中央政府权力的必要宪制安排，并非优先考虑个体自我武装的权利。基于美国的立宪处境，各州不信任联邦党人鼓吹的新国家，《权利法案》整体上是反联邦党人立足州权立场的产物，或者是费城制宪的妥协对价，是各州的武装权利，不是普遍的个人自我武装权。严格按照文义及历史解释，脱离了民兵队伍的个人就不再有持枪权，需要向民兵组织缴存枪支。第二修正案语义模糊，对此权利的具体属性与形态本就难有共识，建国200多年更是时有争议。然而，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利本位法理学及其尊崇的司法至上的违宪审查权改变了这一切，通过2008/2011年裁决，持枪权成为个体的基本权利且吸收适用于各州，成为联邦政府及各州无法加以实际限制的至上权利。政治说了不算，司法说了算，这使美式司法宪制呈现出失衡迹象。对此观念与宪制困局，历届美国总统多有反思和批判，但难以行动。
　　第三，否决政体。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提出“否决政体”来概括美国的宪法政治，显然他并不希望历史终结于“否决政体”。这种政治僵化现象的出现，是美国宪法中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大众传媒与利益集团多方行动的产物。这种“否决”取向在美国持枪权问题上表现特别显著，无论是联邦立法及州立法层面，还是修宪层面，都会遭遇到复杂的否决情形。更关键的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封堵了联邦政府及各州的行动空间，造成政治行动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与“否决政体”对应的是“效能政体”，美国宪法政治如何克服自身的过度疲劳状态而重新承担起对自由与秩序的平衡责任，是当代美国民主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第四，模糊化暴政。持枪权的立宪初衷是对抗联邦暴政，但实际上保障美国自由民主的绝非持枪权本身，而是美国宪法的制衡结构及《权利法案》的其他基本权利。如果民主需要“私抢”来保护，则民主根本就无从建立。民主不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武装和平”，而是人民对政府的“制度性监督”。立宪的“反暴政指向”已然模糊，枪支与宪政的天然联系已然松弱。与此同时，持枪权与社会暴力的事实联系却日益紧密，成为社会泄愤与冲突的工具。实际上，美国政学两界均有很强的声音和努力去推动修宪或立法以强化枪支管制，但管制空间有限，成效不大。美国人民的“暴死”恐惧直接来自枪支泛滥的社会暴力，负责任的美国政府有义务管控和消除这一恐惧。
　　第五，移民恐惧。美国的根基在于移民之国。正是大熔炉和汇聚天下英才，美国文化与科技才能走在世界前列。但是，频发的枪击案显然严重损害了美国文化与体制的软实力，破坏了移民对美国社会安全及政府治理能力的信赖。尽管美国也存在特朗普式的反移民浪潮，显示出本土优先的保守主义趋向，但美国真正应该控制的恰恰不是移民，而是枪支，及安全与秩序。在政府无法有效管控枪支暴力的条件下，个人的自我武装及社会层面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之自然状态恐怖将会加深。消除对移民的敌视及重新给出社会安全保障，是美国走出当下困境的战略方向，否则就只能继续内耗、煎熬和颓废下去。
　　总之，持枪权的个体化及全民持枪的现实，已经不具有对抗暴政的实际意义，反而成为危害美国民主政体及社会安全的“溃堤蚁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暴露了美国自由主义的“自然状态”遗留、“权利本位”的意识形态及其司法至上困境、宪法政治中的否决政体与低效行动、反暴政的模糊化及社会暴力的泛滥以及对美国移民吸引力与文化多样性的冲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21世纪的特定世界历史时空下，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秩序建构课题，也是美国之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秩序调整难题。

来源时间：2017/10/15   发布时间：2017/10/12

旧文章ID：14364

作者：凌岚  来源：腾讯《大家》

　　女儿上四年级，最近显然学校在整风，因为放学后不停地听到谁谁又被叫到助理校长室谈话，因为说话用了脏字；谁谁收到书面批评——这个比较严重，需要家长，班主任和助理校长同时签字才算过关，每一次签字都要把所犯之错叙述一遍，相当于三堂会审的惩罚。我好奇，问所错者何？跟老师回嘴，talkback；最严重的一个被停学一天，“停学”不常见，原因也是回嘴，且舌战的时间比较长，扰乱了课堂纪律，老师退出教室，请来了助理校长。
　　女儿胆小，自己不敢犯事，但作为围观群众看了很多热闹，所以每次学校整风她都很兴奋，因为有戏可看，看热闹不怕事大。最后女儿总结：“要是你当了总统，什么错都可以犯，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怕被停学了。”
　　我立刻想反驳她，嗳？不能这么说啊！总统受到媒体监督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制约，他是国民行为的表率……
　　话到嘴边，我还是哑口无言——于今时代的美国和美国总统，谈得上什么表率呢；于今的国会议长，多数派领袖，民调比总统还低呢，比总统还遭人烦，对总统言语不逊又可能有多少制约呢？
　　现在的美国，价值观有点乱，有悖常理的事情太多了，而且都上头条新闻，这些头条新闻没有一件能对一个九岁的女生说清楚。
　　拿最近的好莱坞金牌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长期性侵女演员一案来说。民主党自由派的第一表现是集体失声，他的政治捐款最大的收益人，一是希拉里·克林顿，二是前总统奥巴马，没有一个站出来谴责的。
　　如果说虚伪是文明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比这时的好莱坞最虚伪最团结的。韦恩斯坦对女演员潜规则，好莱坞人所皆知，甚至在情景剧里还当作笑话调侃；《纽约时报》《纽约客》《纽约杂志》等媒体多年调查的专题新闻，最后浮出水面的，是《纽约时报》上周的三千五百字的陈述。迪斯尼公司跟他合作的十二年中，他对女演员的调戏，咸鱼手和直接强奸，是迪斯尼管理层最头疼的需要全时紧急公关的“烂污”（没有之一）……
　　之所以这么多年来韦恩斯坦都被罩着，因为他在好莱坞法力无边，又是好莱坞给民主党圈钱献金最大的金主；曾经被奥巴马总统邀请作客白宫十三次，给希拉里竞选捐了几十万美元。仅2016年他牵头给希拉里在好莱坞搞竞选募集大会，出席的就有大明星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凤凰女罗伯兹等等。克林顿团队专门给韦恩斯坦作讲演训练，让他去电视台CBS出门替希拉里站台说话；作为回报，韦恩斯坦给克林顿竞选团队主席穆克出谋划策，教穆克怎么对付初选时最大的竞选对手伯尼·桑德斯——
　　可以想见，韦恩斯坦这样一个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他对女演员的性侵丑闻对民主党是多么巨大的负资产，他的丑闻就是民主党的丑闻，因为民主党和自由派们对他的姑息遮丑已经好多年。
　　梅丽尔·斯特里普也就是中国观众说的“梅姨”，坚持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好朋友韦恩斯坦这些烂事，她对韦恩斯坦的名声的背书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曝光出来以后都没有动摇，在韦恩斯坦以宣布无限期休假后也没有动摇，但是一旦韦恩斯坦作总裁的电影公司”米拉麦克斯”把他开除了，梅姨谴责宣言出台了。韦恩斯坦之所以被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开除，是因为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他的亲弟弟下毒手清理门户。梅姨的谴责来的太及时也太安全了，她过去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不止一次给韦恩斯坦吹法螺，极赞他的鼎力支持和独到的艺术眼光。
　　所以，好莱坞精英们这回跟他们一直批评的政敌川普一样下不来台了。韦恩斯坦调戏女演员的惯用伎俩之一是在豪华酒店的套房中面试女演员，然后邀请她观看他淋浴，好嘛现在全美国都在观看韦恩斯坦淋浴了，同洗的还有好莱坞的精英们。
　　川普比韦恩斯坦好到哪里呢？“摸私门”在情节上比韦恩斯坦略微轻一点，是丑闻但没有到刑事案件的地步，韦恩斯坦给自己辩护时拿川普作自己的同党，“他不也被选民宽恕还进了白宫了嘛。”这变成道德败坏比差游戏，也是两党虚伪度的比差游戏，结果虚伪的民主党败给了虚伪的共和党，美国选民把票投给了川普。
　　金牌制片韦恩斯坦的丑闻只是这一年来美国精英的丑闻之一，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再比如今年8月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美国前副总统环保主义者戈尔在田纳西的家里的用电量。《每日邮报》引用“美国国家政策研究中心”收集供电公司的公开资料，调查戈尔在纳什维尔市的一处住宅的电量情况。
　　从去年6月到今年7月这一年间，戈尔家每月平均用电量为19241度。相比之下，美国家庭平均用电量仅为901度。戈尔的用电高峰是2016年9月，他家这个月的用电量达到了30993度，是美国普通家庭的34倍。戈尔这一年的电费几乎花了22000美元，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鲁·约翰逊指出：“戈尔的用电量对他的钱包和地球环境都不是很友好。”
　　最奇葩的是，戈尔这只电老虎，还是离婚后独自居住，他还有另外两处房产，也就是说这个在国内可以供20人小厂的用电量，若不是一人独享就是纯浪费，按人均电消耗算，电老虎更是巨大。戈尔是推动环保意识和全球变暖的急先锋，推动各国政府对全球碳排量进行立法管理，因为他“为改善全球环境与气候状况作的不懈努力”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这项报道时给我感觉很荒诞，即便不把戈尔归在虚伪一类，至少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资源浪费，才会这样年复一年空开着恒温游泳池，另外一方面，也说明精英生活跟美国普通人相差有多远，精英对自己的不自知，更加剧了“何不食肉糜”,情感隔膜，贫富悬殊，三观不一，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社会阶层鸿沟？
　　美国精英和普通中产阶级以及底层穷人之间越来越远的差距，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话题。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从2016年大选上看，已经倒向了保守的共和党。希拉里代表的民主党变成一个纯蓝色的东西两岸的精英党。这一点，身为媒体精英的罗德·德瑞埃（Rod Dreher)是亲身体会。
　　德瑞埃何许人也？他是现今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和基督教博客撰写人，博文的阅读量每月达到百万次。他在华盛顿记者俱乐部作讲演时，主办方为了最大限度地容纳听众，只允许站票。德瑞埃出生并生长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口仅一千七百人的小村镇，高中时就开始关心政治，听媒体的时事评论节目，读海明威的《流动的圣节》，而不是随父母兄弟一起出门打猎。德瑞埃家里穷到打猎松鼠用松鼠肉改善伙食。
　　德瑞埃高中毕业后即离开家，成为著名的编辑，专栏作者，影评人，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老家里并不遭待见。他的妹妹在当地中学教数学，而他发表在《纽约邮报》影评的收入，可以抵得上妹妹几个月的收入，他的妹妹无法理解他在东岸作媒体精英的生活。
　　家乡人之间的抱团，竭诚友爱，对基督教的虔诚，让德瑞埃感动不己，感动到他决定举家从费城迁回路易斯安那州，空降回自己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他要重新做人。这种知识分子对故乡爱恨交加的精神轨迹，自上世纪初从鲁迅的《故乡》开始，曾经是典型的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回归大地的举动，结果都不堪。
　　如今在后现代的美国，苹果电脑不离身的德瑞埃再度悲剧重演，德瑞埃成为家中最遭人烦的人，没有人喜欢他，更谈不上理解他。他把自己的家庭（妻子加三个孩子）连根拔起回到故乡，连自己的父亲都觉得没有必要。他管自己的父亲叫作“南方保守的基督徒”。在家乡不尴不尬过了两年后，德瑞埃黯然回到费城，沮丧到陷入忧郁症。
　　这段经历，这种媒体精英和南方底层的矛盾与隔膜，后来被德瑞埃写在书中反思。他引用波兰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对后现代社会的观察，鲍曼认为技术进步让后现代社会性具有“液体性质”，任何社会体制都在会这场洪水中被瓦解冰消，宗教首当其冲。比如社会精英，他们的财力和人脉使之可以随时随地在地球的任何地方生活，家乡观念和地方性不复存在。
　　技术进步和资本进步是美国不可避免的社会潮流，势头已经不可阻挡，所以原来固有的价值观岌岌可危。这也是我对小女的教训无法自圆其说的深层原因，因为那个原先固定的因与果，那个普通人的价值判断所依赖的框架，已经摇摇欲坠。

来源时间：2017/10/15   发布时间：2017/10/15

旧文章ID：14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