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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债务上限及其影响

作者:欧阳辉、孟茹静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似乎是个黑天鹅事件,但当天股票市场就给予了欢呼声,其背后原因正是市场憧憬其竞选总统时许诺实施的税收改革、金融改革、增加预算开支及基建工程等政策有可能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从而美国股票市场一路凯歌,目前已达到历史新高。
  然而,衡量标普500预期未来30天波动程度的VIX指数(常被称为恐慌指数)目前却处于历史低位。通常,VIX 指数与标普 500 指数走向呈现高度负相关。标普500徘徊于历史新高,同时VIX处于历史低位,预示目前美国股市存在比较大的回调风险。2016年黑天鹅事件比较多,今年呢?市场也不太平,除了当前美国与北韩的紧张关系、美联储缩表、12月可能再次加息,欧洲央行可能决定退出量化宽松,以及涉及到中国高层领导人权力交接和中国未来五年发展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另一个可能对市场会产生强烈影响但被忽视的潜在风险是12月8日到期的美国债务上限大考。
  9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共和党国会领袖达成协议,将美国政府举债上限延长至12月中期。9月8日,众议院以316票赞成,90票反对,表决通过了暂停债务上限直到12月8日,并为飓风灾害提供152.5亿美元援助的法案,这意味着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到解决,从而避免了政府停摆。但是,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推后了,国会必须在12月8日前批准新的债务上限,并制定新的预算。
  支持股市上升的特朗普税收改革、金融改革、增加预算开支及基建工程等政策都需要大量政府资金支持,如果债务上限谈判陷入僵局,可能会动摇市场对于特朗普执政能力和政策前景的信心,因此如果出现这一情形,不排除放大市场波动。
  而且,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直接涉及美国国家信用、美元走势、金融市场变化以及贵金属市场价格变化等,可以说不仅对美国本国会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值得讨论。本文旨在为大家解释美国债务上限的起源和潜在影响。
  美国债务上限的起源
  根据美国财政部定义,债务上限指美国联邦政府根据国会授权为了履行现有法定义务而能够举借的债务总额,这些法定义务包括支付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军饷、国债利息、退税以及其他开支。
  设置债务上限是为赋予财政更大的灵活性。1917年以前,美国政府每次需要借款时都必须上报国会,获得国会的批准和授权。到了一战时期,国家财政需要有更大的灵活性来满足战时经济的需要,因此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Second Liberty Bond Act,也称“国债上限法案”),自此国会只规定政府债务总额的上限,而把具体借款的权限下放给政府。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再加上政治上的两党之争,债务上限问题时常被提起,对美国政府和资本市场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债务上限是对现有支出义务的举债上限限制,新增支出和提高债务上限都需提请国会批准。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债务上限的制定和预算支出的制定是分开的两个项目,提高债务上限并非是政府新增开支,而是提高政府筹措用于支付已被批准开支的资金额度,这个过程更像是个人制定了年支付计划和借贷额度,但由于种种原因需要提高借贷额度才能满足本年的支付计划,不同的是,个人的支付计划由个人掌控,借贷额度由银行批准,而债务上限和财政支出(预算支出)都得获得国会批准。特朗普上任以来,其政策核心在于重整美国雄风,实行“美国优先”的战略,这就使得美国要实行积极强势的财政政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次提高政府债务上限预计不会是最后一次。
  触及债务上限有三种解决方式
  一是采用非常措施,削减既定支出中的部分支出,保证其他支出。若美国政府债务达到上限,而且国会在仔细考虑是否要增加债务上限时,美国财政部可以选择通过“非常措施”(extraordinary measures)防止出现债务违约,维持债务水平。“非常措施”包括停止投资联邦员工的养老基金、延迟州和地方政府的特别国库券的发行;决定“债务停止发行期”,允许赎回存量债,暂停发新债;暂停政府证券投资基金的再投资;暂停外汇稳定基金的再投资等。如图3,这些“非常措施”都曾在债务上限僵局时被使用,为债务上限上调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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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自2010年美国政府债务上限调整历史。黑线代表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左轴;美元,字母T代表万亿),红色和黄色柱状图的高度都代表当时的债务上限(左轴;美元,字母T代表万亿),红色区间代表国会立法提高债务上限后的正常时期,黄色区间代表实行“非常措施”时期,灰色区间代表实行暂停债务上限时期(在此时期,政府债务总额可以超过原有债务上限水平;暂停债务上限期满时,债务上限可以重新被设定在新的较高水平)。
  来源:https://bipartisanpolicy.org/debt-limit-history/

  二是暂停债务上限。2013年2月4日,奥巴马签署了“No Budget,No Pay”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暂停”(suspend)债务上限,直到2013年5月19日(图1中第一个灰色区间)。在此期间,联邦政府发行债券不受债务上限限制,债务总额可以超过原有的债务上限额度,但国债发行量被限定在“偿还现存义务”上。此后奥巴马政府出现多次暂停债务上限。最近一次暂停为2015年10月30日,再次暂停债务上限直至2017年3月。
  三是提高债务上限。当美国债务规模将触及债务上限时,可以要求国会立法提高债务上限,国会只需要简单多数通过即可。自有记录以来,美国已经经历了104次债务上限提高。
  要改变债务上限必须经由国会参众两院立法,并由总统批准。债务上限的制定流程与日常财政运作相独立。自有记录的1940年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104次,几乎平均每9个月就要上调一次,包括里根政府18次,克林顿政府8次、小布什政府7次和奥巴马政府9次。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GDP增速下滑,为刺激经济的恢复,政府加大支出力度,而收入的增幅赶不上支出的增幅,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规模也迅速增长,使得奥巴马政府9次上调债务上限,债务上限占GDP的比例增加到90%以上。2009—2012年联邦财政赤字连续超过1万亿美元,2009年高达1.4万亿美元。
  党派博弈阻碍债务上限顺利提高,但最终都以提高债务上限为结局。尽管为了避免实质性违约,提高债务上限更像是例行公事,但回顾美国债务上限立法史,仍不乏因党派政治博弈而致使债务上限迟迟无法提高,从而导致“最后一分钟问题”。典型的危机如1995年危机、2011年危机和2013年危机,都因债务上限未按期提高而导致政府停摆或政府支付延迟。
  1995年,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引发了国会的激烈讨论,国会希望缩减政府规模,最终导致提高债务上限的决议未获通过,1995年11月3日至19日以及1996年9月至10月都出现了政府停摆事件。政府停摆是指政府停止除了“必要服务”以外的所有其他服务的情况,由于债务上限及预算法案无法通过,政府部门因无钱运作而导致很多政府工程无法继续,员工工资也将难以支付,政府工作难以正常运转,联邦政府关门以向国会施压。
  目前美国联邦债务上限占GDP比重达到100%以上,远超国际公认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约定的60%负债率的红线。2009年美国联邦债务上限占GDP的比例为85.96%,在2005年之前,该比例基本都在60%以下或在60%附近波动。2009年以后,联邦债务上限占GDP的比例都在90%以上。目前,债务上限约为19.81万亿元,相当于美国名义GDP的103%。
  美国债务上限的潜在影响
  在奥巴马在任期间,曾多次暂停债务上限,最近一次为2015年,为了暂时解除政府的违约风险,国会通过了暂停债务上限及预算法案,授权财政部在当时18.1万亿美元债务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发债,该法案已于今年3月15日到期。特朗普上任伊始便面临债务上限的考验。
  自3月底以来,财政部已经开始多方筹措资金。6月29日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曾发布公告称,如果国会不上调债务上限,那么这部分资金可能在10月中旬之前耗尽。9月8日,国会通过了暂停债务上限直到12月8日的法案,可谓是为美国政府的正常运营提供了及时的资金支持。
  如无法及时上调债务上限或对金融市场产生冲击。下面我们来分析债务上限截止日期附近的市场情况,我们主要观察2011、2013、和2015年的债务上限到期(“非常措施”截至期)附近的美国标普500指数,美元指数,COMEX黄金,美国三个月、一年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以及恐慌指数VIX指数的变化。以下所有数据来自Wind,时间区间为债务上限到期日前后40个交易日(横轴),第0天为“非常措施”截至日:2011年8月2日,2013年10月17日,2015年10月5日。
  图2显示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叠加标普下调美国主权评级,标普500大跌17%,但2013年和2015市场受冲击较小。图3显示除2011年外,历次危机美元指数基本上呈下行趋势。图4显示每次危机后都带动黄金价格上涨。图5和图6显示除2015年外,国债短端收益率危机前期上涨较快,后期回落,而如图7显示,债务上限危机时国债长端收益率避险下行。图8显示2011年恐慌指数大幅攀升,2013、2015年恐慌指数前期攀升后期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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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纵轴为投资1美元于标普500指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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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纵轴为投资1美元于美元指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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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纵轴为投资1美元于COMEX黄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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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纵轴为美国三个月国债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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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纵轴为美国一年期国债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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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纵轴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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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纵轴为美国恐慌指数VIX。

  总体而言,市场在债务上限截止日期附近会出现震荡。目前债务上限虽然已经得以延期,但12月8日新的截止日期很快又会来到,而且美国股市前期已经积累了较多浮盈,现在的估值不便宜,恐慌指数VIX也处于历史低位,特别是债务上限问题可能进一步动摇市场对于特朗普执政能力和政策前景的信心,因此如果出现这一情形,不排除放大市场波动。
  债务上限的争论通常都变成了两党之间的政治博弈,提高债务上限需要国会的简单多数通过,在现在的参众两院中,共和党占据较多席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9月8日众议院关于暂停债务上限及为飓风灾害提供援助的表决中,总共90票的反对票全部来自共和党议员。这意味着,即使共和党控制着白宫和国会两院,特朗普政府也未必可以轻易实现自己的目标。
  不过,美国触及债务上限是老生常谈,从历史来看,事件演变到最后都会以提高债务上限收尾。但债务谈判的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很有可能陷入僵局,2011、2013和2015年一直到了最后一刻才通过提高债务上限,对市场产生影响的是提升债务上限的拉锯过程。
  12月8日美国又将面临债务上限问题。如果债务上限到时“顺利上调”,联邦政府的违约风险将随之消失;如果两党僵持不下或共和党内部意见严重分歧,那么政府违约概率将大幅上升,届时,金融市场将受到冲击,美国的主权评级将有可能受到影响,同时市场避险情绪也会大幅攀升,导致国债短端收益率将大幅提升,美元继续走弱,美股也会受此波及。在美国股市处于历史高位,恐慌指数VIX处于历史低位,债务上限问题可能动摇市场对于特朗普执政能力和政策前景的信心的情况下,投资者应该关注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带来的潜在风险。
  (作者介绍:欧阳辉系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长江商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与金融创新和财富管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孟茹静系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首席讲师、香港大学金融学硕士项目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7/10/13   发布时间:2017/10/13

旧文章ID:14361

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背后的更大隐忧:对“软实力”拂袖而去

作者:马钊 马萧萧  来源:澎湃新闻

  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夺取白宫宝座的特朗普,在对待国际义务和责任时,显然与其前任奥巴马践行着不同的路线。先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接着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这次轮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周四,美国正式宣布,将在2017年12月31日正式退出该组织,以后只保留观察员的身份,不再参加正式活动。特朗普用最直白的方式,彰显“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向国际社会表明,对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美国将“一走了之”。
  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恩怨情仇也不是头一遭了。1984年,里根政府就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太过具有政治倾向”而宣布退出。直到2003年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重又加入。2011年,美国因教科文组织允许巴勒斯坦以独立国家身份入会,指责此举违背美国外交政策,而拒绝缴纳8000万美元会费,并长期拖欠,因此被教科文组织取消了投票权。奥巴马在8年任期之内,也曾经试图改弦更张,但由于国会的阻挠,终究未能恢复会员身份。此次,特朗普政府一锤定音,拂袖而去。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矛头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什么此时下手?这一举动将对美国的国际合作和联合国的运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退出教科文,特朗普的内政外交考虑
  首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来自于美国的坚定盟友以色列。美国在递交的正式通知中表示,之所以选择退出,主要原因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以色列存在偏见”。具体的例子是今年7月,该组织将约旦河西岸希伯伦的一处历史建筑认定为巴勒斯坦文化遗迹,这引起了该地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强烈不满。如此说法,表明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是为盟友“两肋插刀”的表象。
  特朗普在竞选中、乃至胜选后,与以色列的关系就殊不一般,所欠缺的仅仅是兑现这种亲密关系合适的时机与方式。大选期间,特朗普承诺将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以示对以色列的支持。另外,就是美国宣称将退出与伊朗达成的核框架协定。伊朗核框架协定的签署,对以色列来说显然不是最佳结果。理论上伊朗不仅可以继续搞铀浓缩,还摆脱了经济制裁的束缚。而特朗普对伊朗核协议的不满正是对于以色列这一立场的回应。
  尽管特朗普有兑现承诺的动机,但是时间与方式的选择并不容易。显然搬迁美国大使馆这样的事不会出现在刚上台的特朗普的议事日程上。而退出与伊朗签订的核协议也不太容易,美国外交界人士和国会外交委员会均认为该协议目前执行仍处于平稳阶段,草率的退出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如果进一步联想到更为棘手的朝核问题,美国贸然退出自己签订的协议,很有可能会释放出美国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信号,这会直接增加朝核问题的解决难度。
  既然不能直接解决,那么曲线救国也是不错的选择。以支持以色列的借口退出教科文组织,其实是低成本高收益的买卖。既表达了对以色列盟友的重视与关照,自身还不用付出过大的外交成本,而且至少还可以节省不少“会费”。
  其次,特朗普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是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为盟友站台,也有一些内政的考虑。特朗普上台九个月以来,并无特别明显的建树,不仅如此,他的一些任性的做法还无形中为自己惹来很多麻烦。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前不久夏洛特维尔爆发的种族抗议事件中,特朗普并没有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排犹”的言论,由此直接导致了特朗普与美国国内犹太游说团体的关系出现不睦。
  事件发生后,反对派甚至呼吁特朗普执政团队中有犹太裔背景的成员,比如内阁经济顾问科恩、财政部长努姆钦退出特朗普政府,以示抗议。虽然两人都坚守岗位,但是由此不难看出,执政团队中的确出现不稳定的因素。这次特朗普高调重提支持以色列,不无缓和关系的意味。算是以较小的外交代价,稳住支持他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盘。
  第三,特朗普本人历来对联合国缺乏好感与重视。他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联大会议时,曾向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他欢迎联合国的存在,因为他在联合国总部旁边有一块商业楼盘,该大厦的房客很多是联合国的外交人员。从这个半玩笑、半正式的表述中,我们不难读出特朗普对联合国轻蔑的态度。而且,从教科文组织本身来说,虽然该组织名头很大,但其在联合国系统内的运转架构中并非是核心组织。特朗普对联合国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是对教科文组织了。
  世界得开始适应美国的“缺席”
  毫无疑问,美国的退出将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产生广泛的不良影响。长期以来,美国是教科文组织最大的会费来源国,负担了其22%的份额。由于美国长期拖欠会费,教科文组织不得不削减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如此,尽管美国一直拖欠不交,但只要美国还是正式成员,就使得教科文组织有国际代表性,而现在退出的话,无疑会对其它国家缴纳会费、支持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构成负面影响。
  选择退出教科文组织对美国自身的外交利益并无太大的影响,但显示了特朗普对美国的全球外交战略的全方位调整。特朗普上台以来,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一面保持、甚至加强以军事实力为代表的“硬实力”,例如增加国防预算,在主要有争议地区的增强军事投射能力,高调回应来自朝鲜的核威胁等。
  与硬实力的扩充与维持相比,美国在社会、人文与文化等“软实力”领域却大力削减经费。如果关注美国的财政预算草案,我们会发现,特朗普政府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增加到了6030亿美元,参议院最终通过了6920亿美元,增长超过10%。但是,特朗普大幅削减政府行政预算与社会福利支出。不仅一刀砍掉了美国国务院近30%的预算,其中包括美国外交人员安保、艾滋病防治、国际减灾和粮食援助项目,更是大幅削减了环保、退休福利、医保等项目的支出。在这种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这次拿教科文组织开刀也不算是意外的事情。
  从去年的总统大选到现在,特朗普已经多次表明了他对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既不信任,也没有兴趣,更不愿意承担更多全球治理的国际义务与责任。对国际社会更是如此,对盟国也不例外。3月底特朗普出席北约首脑会议之时,竟然绝口不提成员国“共同防卫”的基本原则,惹得盟国大呼不能再靠美国老大撑腰,遇事只能“自我救赎”。接下来在意大利西西里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特朗普拒不参加首脑乡间散步的集体活动,自己径自坐进高尔夫球车,尾随众人。9月下旬特朗普在联大发言时,高调宣扬“美国优先”与“国家利益”。此番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就显得顺理成章。由此可以预见,至少在未来的三年内,国际社会需要适应一个没有美国参与或领导的新的国际体制。
  (马钊,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教授;马萧萧,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17/10/13   发布时间:2017/10/13

旧文章ID:14359

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又一次使美国霸权颜面尽失的任性之举

作者:朱郑勇  来源:澎湃新闻

  10月12日,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将再次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决定将于12月31日生效,美国将在该组织保留观察员国地位。
  反全球化、质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的一贯画风。然而,美国此次退出的一个理由是拖欠了教科文组织高达5亿美元的会费,这是从2011年奥巴马执政时期停缴会费开始累积而来的,因此美国的退出有“止血”的考虑。美国的这次退出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否也有“前特朗普时代”的渊源?澎湃新闻“外交学人”邀请美国研究领域的几位专家就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的原因及影响发表他们的观点,以飨读者。
  专家简介(以姓氏拼音顺序排名):
  达巍: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并不意外的退出
  韦宗友:特朗普对全球治理及多边机制兴趣索然。他不久前在联大的演说中就强调,民族国家依然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很多国际问题的解决,还是主要依靠民族国家,而非不负责任的国际组织。他在多个场合也强调,要减少美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认为美国承担的会费太多。联合国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动效率不高,需要改革。
  在特朗普今年提交的2018年财年预算中,就大幅度减少美国对外援助及发展援助的资金,包括减少对国务院等涉外部门的预算。特朗普认为,对于美国来说,重要的是在国内进行建设,而非在遥远的地方进行“国家建设”,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他拒绝缴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费,与他上述一贯态度相一致。
  刁大明: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实体现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反全球治理、去多边化、反国际机制的态势,从特朗普在去年大选期间以及就任总统以来的言行来看,其政策导向具有一贯性。
  达巍:特朗普政府上任后表现出的对国际制度的怀疑、乃至敌视,实际上在一次次地削弱美国的合法性。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拒签TPP、重谈一系列自贸协定、质疑伊核协议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美国两党当中,共和党本来就比较倾向于这样做,而特朗普的性格更加剧了这种倾向。
  “止血”,还是另有别情
  刁大明:尽管很多媒体已经指出,美国退出UNESCO有因拖欠巨额会费而需要“止血”的因素,但我认为这不是美国退出的主要原因。即使美国现在退出,也未必意味着它作为UNESCO成员时欠下的会费可以一笔勾销。
  美国之所以欠下高达5亿美元的会费,是因为2011年UNESCO接纳巴勒斯坦作为成员国,而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曾立法禁止向那些在巴以达成和平协议前就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联合国机构提供经费,美国即以此为由停止向UNESCO缴费。尽管奥巴马时期美以关系并不理想,但美国在2011年停缴UNESCO会费,一定程度上仍是为了捍卫以色列。
  而特朗普上台后,其外交政策重心明显向中东回调。在土耳其这个盟友已出现离心倾向时,美国更需要拉住以色列。美国国务院在宣布退出UNESCO的决定时,也提到了UNESCO持有“反以色列偏见”。特朗普是沿着奥巴马的方向,进一步强调对以色列的支持和捍卫。
  如果再联系到美国媒体近期正在热炒的美国即将对伊核协议做出新的决定,可能重新审查,甚至不承认伊核协议,并同时宣布新的对伊朗不利的政策,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通过退出UNESCO来传递美国坚强捍卫其盟友以色列的利益的信号,另一方面通过强调伊朗的威胁来为美国外交政策强势回调中东创造借口和抓手。这可以看作美国中东政策在不同方向上的表达。
  所以,美国退出UNESCO的主要原因是其中东政策的延续和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体现,而客观上也达到了“止血”、减少国际义务负担的效果。
  美国的“任性”到底伤害了谁?
  韦宗友:美国作为联合国会费的最大缴纳国,特朗普的这一做法影响非常负面。不仅让联合国教科文面临资金短缺问题,还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效尤,日本等国家可能因此拿会费说事,提出新要求。
  刁大明:进一步来看,美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在国际社会面前令其大国形象颜面尽失的方式,来凸显在中东地区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一定程度上也再次说明了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倾向,在特朗普政府眼里,国际机制相比于它的外交政策立场是一文不值的。
  达巍:美国的这次退出,我觉得这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一种“权力的任性”。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手上有很大的权力。那么美国是通过国际制度去实现他的霸权,还是直接使用手上的权力特别是硬权力来实现霸权?这是摆在美国决策者面前的选择。前者效率比较低,花费比较多,但是合法性比较强;后者短时期内见效快,但是合法性差。
  作为美国这样的大国,或者其实对于所有的大国都是一样的,永远面临着一个“权力的诱惑”,也就是直接使用你自己手上权力的诱惑。因为这样做效率很高,花费相对比较少,短期见效可能很快。然而在现代国际社会里面,这样直接使用自己权力,可能会带来合法性的问题。
  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霸权地位或者说领导地位,其实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建立在物质基础上,更建立在其他国家对霸权国领导地位合法性的认可之上。特朗普政府自认为美国实力强大,可以在国际社会造成一种恐惧感和不确定性,以达成其政策目标,保护狭窄定义的美国国家利益。但是从更长远眼光看,这实际上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损害。

来源时间:2017/10/13   发布时间:2017/10/13

旧文章ID:14358

特朗普拟终止向医疗保险公司支付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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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PHANIE ARMOUR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据美国国会和医疗行业的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计划停止向保险公司支付《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规定的数十亿美元费用,但特朗普至少向一名议员表示,如果两党能就医保问题达成协议,政府可能会继续支付这笔款项。
  白宫周四晚间发布声明称,根据司法部的指导意见,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已认定没有这笔费用的拨款,因此政府不能合法支付这笔款项。
  知情人士说,特朗普周四至少向一位议员表示,这个被称作费用分摊减免的付款项目遭到了起诉,让他觉得有必要停止付款。美国政府将于10月30日向法庭通报案件最新情况。
  但据这些知情人士说,特朗普同时也告诉这名议员,如果参议员Lamar Alexander(田纳西州共和党人)和Patty Murray(华盛顿州民主党人)牵头达成了两党协议,他将支持继续付款。这两位参议员正在努力通过一项法案,一方面满足民主党要求继续向保险商付款,一方面满足共和党的目标,给各州更多自主权来决定如何实施《平价医疗法案》。
  虽然白宫曾暗示特朗普不会签署这样一份协议,但特朗普周四的言论暗示他改变了主意。
  白宫周四晚间未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来源时间:2017/10/13   发布时间:2017/10/13

旧文章ID:14357

控枪困境:什么经历使美国人写下宪法第二修正案

作者:马钊  来源:澎湃新闻

  如果你在美国待久了,就会发现这个国家有几个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头一个是种族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禁止堕胎的争论,第三个就是控枪。2013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全国共有三亿五千多万支枪,这意味着全国人民人手一支还有富余,枪械数量第一次超越人口总数。由此引发的持枪犯罪更令人震惊,美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世界上30%的持枪犯罪发生在美国。就在2013年,死于枪口之下的美国人,有三万三千人之多。对于居住在芝加哥、巴尔的摩、新奥尔良、圣路易斯等治安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的居民来说,他们早就习惯了一天数起枪击事件,子弹在飞。
  这次轮到了拉斯维加斯,枪声响过之后,诞生了一项血腥的纪录,到目前为止已有59人死亡,527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事件。面对如此血腥的现实,为什么不能全面禁枪?美国现行的枪械管理法规存在哪些漏洞?围绕控枪的争论,又反映了什么样的政治力量的角逐?
  禁枪难皆因宪法第二修正案?
  全面禁枪根本无从谈起,美国的历史、宪法和现实共同缔造了持枪的合法性。首先,美国人拥有枪械的历史就是美国独立运动史的一部分。当美国还只是英属殖民地,要反抗殖民统治,可没有正规军队,美国人所依靠的就是揭竿而起的民兵组织。因此拥有枪械是革命的象征,是美国建国大业的基础。美国的历史也是一部殖民开拓的历史,从最初的新英格兰13州殖民地到建立南方种植园,从“西进运动”到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潮”,这种由美国人口自发迁徙带动的开疆拓土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一种“政府滞后”效应。也就是说,在政府到来之前,开拓者只能靠自己的勇气与武器抵御印第安人的袭扰,应对移民社区内部的犯罪问题。这种历史发展的历程,一方面成为好莱坞“西部片”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也使持枪自卫深入美国人的文化血脉。
  美国的建国历史与开拓历程最终被写入了宪法的第二条修正案,这也使得控枪成为一个宪法问题。修正案写道:“管束良善之民兵乃是保障一州自由所必需,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之权利不受侵犯”。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民兵与人民的关系——只有参与民兵组织的人员才可以持有武器?还是没有组织的个人也可以拥有枪械?官司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但是因为修正案语言含混不清,大法官们也莫衷一是。直到2008年,最高法院第一次对持枪作出裁决,五比四,大法官们以微弱多数,支持公民个体持枪神圣不可侵犯,这是美国禁枪运动的重大挫败。
  还有很多现实的因素决定了全民禁枪不现实。目前美国各州中,控枪最严是地处东西两岸,人口密集、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在这里,政府在警力部署和处理突发事件等方面,努力打造一个相对健全的安全保障网络。但是置身于广大的农业区,生活在人口稀疏的地带,拥有枪支既增加了个人的安全感,也是抵御犯罪的自卫手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一次枪击事件发生后,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购买枪支,人们觉得,如果面临危险,持枪自卫要比报警求救更加及时和可靠。此次拉斯维加斯枪声一响,美国枪械制造企业的股票立刻上涨,这背后就是大众自卫心理的反映。
  禁不了枪,为何还管不好枪?
  既然全面禁枪无从谈起,那么话题也就只能落在控枪方面,而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惨案正好体现了现有控枪体制上许多致命的漏洞。
  目前美国联邦控枪法律规定,严禁下类人群拥有枪支:曾经受到刑事处罚的人、精神病患者、吸毒者、非法移民、被军队开除的退伍军人、在离婚案中被法院限制与前配偶和子女接触的人。联邦法律还规定售卖枪械的商家,有责任通过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调查购枪者的背景,以保证枪支不会流入上述限制人群的手中。
  此次在拉斯维加斯大开杀戒的枪手帕多克,就是名副其实的漏网之鱼。根据警察调查的初步结果,帕多克本人是一位退休的会计师,百万富翁,家住在拉斯维加斯郊外80英里的一个高档社区,毗邻高尔夫球场,享受着内华达充足的日照,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退休生活。警察的确发现了帕多克“出身不好”,他有个臭名昭著的老爹,此人曾经是联邦调查局悬赏捉拿的银行抢劫犯、人格中存在反社会和自杀倾向,但是帕多克本人精神正常,没有犯罪前科。
  凭着这样一份清白的履历,帕多克可以在任何一个枪械销售商店,合法购买和拥有枪支。其实这又何止是帕多克一个人,2016年6月制造奥兰多同性恋酒吧枪击案的奥马尔·马丁、2012年在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杀20名小学生的亚当·兰扎等,他们都是现存控枪体制的漏网之鱼,他们合法拥有枪支,或者使用了家人合法购置的枪支,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惨案。
  不仅现有的背景调查机制无法阻止枪械流入坏人之手,现行的枪械销售渠道还可以使人干脆逃避背景调查,不经任何注册登记,获取枪支。漏洞出在小型枪械零售商、拍卖会、和临时性的枪械展销会。前两者经营规模小,商人唯利是图,对于他们来说,对购枪者进行背景调查是个费力不讨好的麻烦。枪械展销会就更是蔚为可观,如果你亲身经历一次,一定终身难忘。这些活动大多在周末举办,购票入场,从各种口径的手枪到半自动步枪,子弹、强弓硬弩、刀具、野战生存工具,一应俱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场交易会,武装一个连,绰绰有余。而且,买卖双方,谈笑风生,烤肉、音乐助兴,现场还有有奖竞猜,奖品可能是加勒比海邮轮度假一周。如果把展台上陈列的各种枪械,换成瓜果梨桃,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式赶集。警察调查发现,枪手帕多克在拉斯维加斯酒店里放置了23支枪,还有19支枪放在家里,如果细查这42支枪的来路,估计可以全面展示美国枪支销售的各种渠道。
  枪击案背后的政治力量角逐
  子弹在拉斯维加斯上空乱飞之时,有开枪的,有中枪的,还有“躺枪”的。第一个“躺枪”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枪击事件一发生,特朗普先是在推文中谴责枪手,接着又发表全国讲话慰问受伤者,但他还是被爱较真的媒体抓到了把柄。
  批评者宣称,特朗普称枪手帕多克的行为是“十足的邪恶”,但是没有称他为“恐怖分子”。与此相比,2016年6月奥兰多同性恋酒吧枪击案的主犯奥马尔·马丁,身为穆斯林,号称伊斯兰教教义反对同性恋,所以大开杀戒。当时的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提到了“仇恨行为”和“恐怖行为”等用词,但是正在竞选总统的特朗普指责“如果奥巴马不使用‘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应该下台!”此次批评人士指出,难道“恐怖主义”只适用于穆斯林?难道白人制造的滥杀无辜的惨案就不是“恐怖主义袭击”?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
  美国晚间一档颇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吉米秀”的主持人,不无调侃的说道,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推动针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拒敌于国门之外”;但是这种内生的恐怖主义分子,“独狼式”的袭击方式,往往具有更大的威胁,而政府却束手无策。特朗普的谨慎用词,似乎再次暴露了他在处理种族矛盾问题上偏向白人、保护少数族裔不力的短板。
  第二个“躺枪”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法律顾问黑莉·哥夫特曼古德,她在脸书上发文声称不同情此次枪击事件中的受害者,因为这些参加拉斯维加斯乡村音乐节的乐迷中很多人是共和党人,而共和党一贯坚持放松控枪的立场,自然应该为这次事件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哥夫特曼古德的发言显得有些“冷血”,已经被解职,但是她的话揭开了美国两党在控枪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民主党主张严控,与之相对,就在拉斯维加斯惨案发生前一周,阿拉巴马州结束了联邦参议员初选,共和党的候选人在投票前最后一刻,面对到场的支持者和全国电视转播,当众拔出手枪,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表明他放松控枪的立场。控枪人士还面临会员庞大的美国步枪协会(NRA)的反扑,这个协会的副主席拉皮尔有句名言“只有让好人有枪才能阻止坏人开枪”。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步枪协会向反对控枪的特朗普和共和党候选人注入了多达三千万美元的资金。它甚至给每个参选人打分,引领会员投票,这对选情焦灼的摇摆州,尤为关键。在目前共和党一统白宫和国会的大环境下,控枪的道路注定步履维艰。
  一场惨案过后,总会引发媒体的思考和大众的讨论,两个“躺枪”的人恰好反映了美国左右两派的尖锐对立,看来控枪这个老问题,还要继续下去。
  (作者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7/10/12   发布时间:201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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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美国经济真的在强劲复苏吗?

作者:刘典 武音璇  来源:观察者网

9月28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最新数据,经过多轮修正, 2017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长率最终确定为为3.1%,创下了自2015年首季以来最高涨幅,也带来了关于美国经济预期的又一轮讨论热潮。

美国经济走势预期的“多空”之争

有人认为从经济指标度量来看,2017年二季度的经济表现完全扭转了一季度仅1.2%的增长颓势,反转信号明显,从金融市场的表现来看,美元维持强势走势,美股连续三年上涨。这些充分说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也有人认为,虽然二季度增长数据亮眼,但是零售销售和非农就业等数据疲软,令人怀疑所谓强劲复苏的真实性。著名投资圣手沃伦·巴菲特在8月底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经济增长率感觉更像是2%,而不是3%。

再加上目前美国政府债务总额不断上升,应对经济难题,华盛顿缺乏政策性进展。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引起巨大争议,种种不确定性会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图一 2015年来美国GDP增长走势

据美国商务部报告称,二季度经济增长加速主要由于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强劲。据统计,由于汽车、手机、住房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的支出均超过初值,就业市场出现强劲增长,这是推动美国第二季度GDP增长加速的主要原因。

在经历从2016三季度开始的连续下降到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在2017年第二季度呈现回暖趋势。2015年12月,美联储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加息。2016年12月和2017年3月,美联储先后两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利用全球资本回流促进GDP的增长。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2015年到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呈W状,而GDP预测呈V状。2015年第四季度及2017年第一季度为美国经济的两个关键节点,由于美联储的两次加息,美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折。

美国经济最终走向何处还依然存在争议,也使得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经济二季度经济回暖究竟是强劲复苏的征兆?还是回光返照的幻象?

触目惊心的劳动参与率

根据9月1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非农数据显示,美国非农就业人口为15.6万,这一数据远低于预期的18万,8月平均每小时工资同比增速2.5%,环比增速0.1%,都未达到市场预期。

二季度诸多支撑GDP强劲反弹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美国的失业率今年以来已达到经济危机后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不断变强,走向充分就业。

图二 美国的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2015-2017)

图三 美国劳动参与率(1950-2017)

2017年8月,美国失业率降到4.4%,呈现16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是看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徘徊在近40年低点,这样的数据貌似在传递着美国人民参与劳动意愿不强的信号。

结合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我们可以分析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一般而言,高参与率加上低失业率显然揭示了一个强劲的就业市场,但是目前美国经济劳动参与率与失业率双双走低,这两项指标的分化使得市场对劳动力市场的判断悬而未决。

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在美国有相当规模的人群正在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所有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中,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占93%左右,他们相比于有工作意愿但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来说是大多数。

在美国劳工部统计失业率的时候,那些本来就不愿意去工作的人并没有算在失业人数之中。美国劳工部也承认,失业率下降应部分归因于一些人离开劳动力大军,且暂不寻找工作。

另外一方面,随着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经济情况恶化,大批家庭主妇不得不去一些低技能门槛、低收入的服务行业,出门“打工”补贴家用,这也是隐藏在失业率降低背后残酷的现实之一。

债台高筑的美国公民们

在劳动力市场呈现萎缩趋势的同时,美国家庭的消费支出却迅猛增长。

据美联储发布的月度统计数据,6月份以信用卡负债为主的美国循环性信贷规模增至1.02万亿美元,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创下的最高纪录。近年来,美国社会的信用卡、助学贷款、车贷余额不断攀升。

图四 美国贷款余额

众所周知,美国大学学费十分昂贵,而且不仅贵还几乎每年涨价,就连很多美国中产家庭也会付不起学费。私立名校——哥伦比亚、哈佛、耶鲁,每年学费5万美元左右;学生贷款债务沉重。随着学费的逐年提高,助学贷款余额也在逐年递增持续增高。据纽约联储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助学贷款高达1.4万亿美元,刷新了历史记录,至此美国助学贷款已经连续18年增加。很多美国大学毕业生长期背负学生贷款,无力偿还。

美国的“学奴”苦不堪言。一位毕业六年的美国大学生说,自己毕业六年了才还清一半,大学生大学学费的平均涨幅是社会总物价涨幅的好几倍,而大学生毕业后的薪酬涨幅却寥寥无几。

图五 美国每年入学学费(2006-2017)

年轻人的严重债务问题及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久而久之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背负贷款的学生创业的能性很小,信用卡负债总数增高。然而二季度消费增长依然强劲,超前消费势头明显,长此以往,必然不可持续。

其次,奥巴马时期推行的学生贷款改革旨在帮助那些还贷困难的学生,减少贷款学生的负担,让学校对学生负责。就好比“预扣所得税”这样的项目,允许借款方纳税不超过税后收入的10%。如果借款方20年连续纳税(如果在公共事业单位工作达10年),将免除他们的负债余额,债务换不了、增高。

问题是学生减负了,这笔天文数字的钱从哪来?基于40%至50%的学生贷款违约率,美国纳税人又将开始为下一次大规模救助买单。自2012年以来,美国学生贷款泡沫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之后,便大刀阔斧地对奥巴马时期推行的学生贷款进行改革,旨在通过五项新政对奥巴马时期的学生贷款政策进行改革,给高中毕业迷茫的学生提供更多光明的选择、减少各项繁杂的审批制度,从而实现抑制不良违约率增高的目标。至于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超前消费所带来的“债务悬崖”

学贷违约率居高不下,美国信用卡和车贷的违约也开始增加,纽约联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严重违约,即拖欠还款90天以上的信用卡数量增长了7.5%。

图6

美国作为恩格尔系数才9%、家庭平均年收入为63784美元的超发达国家,储蓄率(储蓄额/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却非常非常低,根据银行利率咨询机构GO Banking Rates的统计显示:69%的美国人银行账户存款低于1000美元,34%的美国人银行账户里一分钱都没有。

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所谓的“月光族”,并且美国人更喜欢超前消费(信用卡、个人债务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9月发布的支付报告显示:我国信用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5.2亿张,人均持有信用卡0.34张。相比之下,美国人均持有2.9张信用卡,是中国人均持有信用卡数量的8.5倍。许多美国人认为,自己的一生中将在债务中度过,即使当下的收入水平不足以购买现在所需的产品或服务,但是美国人仍会以刷信用卡、贷款、分期付款等形式进行消费。

然而,从图6可知,短期来看,美国的家庭收入自2014年连年上涨,达到56515美元,然而,长期来看,美国的年收入远没有恢复到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基本和2001年保持持平,但是各项贷款一直在持续走高。在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的条件下,信用卡违约率开始上升,这令人感到担忧。信贷增长远远超过薪资增长,一旦银行收紧贷款标准,将令消费开支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度下降。

美国经济“凛冬”将至?

与此同时,各类价格指数的连年增长比美国的GDP增长更为强劲,自1999年以来,美国经历的两次经济衰退打击了工薪阶层家庭的收入,而这部分人正好是处于收入分布的中位数及以下区间。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工作,从衰退中恢复过来。当前的负债数据可能还没到关键的临界点,但是如果放纵美国家庭负债的无休止增长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

站在“债务悬崖”边的美国公民们最近又遭遇天灾打击。不久前“哈维”刚给美国来了一个“下马威”,好不容易送走“哈维”,“伊玛”又驾到了,两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飓风直指北美大陆。

今年8月美国工业产出季节性调整后环比下降0.9%,不但是连续第六个月增长下滑,而且是2009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华尔街此前预计环比增长0.1%。不只是环比增长,8月工业产出1.5%的同比增速也创六个月新低。

飓风的负面影响正在持续发酵,据美国劳工部数据,美国9月2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大增至29.8万,创2015年2月以来新高,远超预期24.5万人。随着下半年增长淡季的到来,美国经济将迎来重大挑战。

来源时间:2017/10/12   发布时间:201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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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隔离、断绝和中美外交风云的转折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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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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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如脱兔:毛泽东、杜鲁门和1949年现代中国的诞生》(A FORCE SO SWIFT: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凯文·珀雷诺(Kevin Peraino)著
  图文版,379页,皇冠出版社(Crown),28美元

  凯文·珀雷诺的这本精彩纷呈的书讲述了1949转折之年的故事。是年,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上台,发生剧烈变化的不只是中国国内的局势,还有中美关系。美国曾在数十年间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组建战时联盟,此后一头扎进与中国的冷战,随后是热战(在朝鲜半岛),接下来的几十年,两国外交几乎完全中断。
  透过一群声名显赫的人物的视角,《动如脱兔》详细纪录了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其中包括时任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美国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 Douglas MacArthur)、“大元帅”蒋介石、蒋夫人、毛泽东、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领衔主演则是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他那浮夸的八字胡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称为“政策规划的重大成就”。珀雷诺的叙事并没有把读者带到欧洲,作为战后全球秩序的一次“创世亲历”(此处借用了艾奇逊回忆录《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的表述。——译注),而是让读者置身于蒋介石败给毛泽东之后席卷亚洲的那种含糊而矛盾的风暴系统的创始之时。“我到得正是时候,眼看着他在我面前崩溃,”艾奇逊感叹道。这种所谓“失去”中国的观念,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历史进程,直到今天美国仍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应对一个愈发自负的中国。
  1949年,艾奇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做出军事回应的压力,但他坚定地予以拒绝。在欧洲,马歇尔计划和北约(NATO)让美国显出坚决反对苏联、站在民主阵营中的姿态。但在亚洲,艾奇逊表示,“现在显然是共产党占据了优势”。他拒绝按照在中国传过教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议员周以德的要求行事。周以德坚称,鉴于亚洲将发生“影响未来一千年的大事”,美国应该对抗毛泽东,就像此前在欧洲对抗斯大林一样。“我永远也无法理解,我们为何无法拿出一项能同时在两大洋行得通的政策,”他抱怨道,尤其是在那些“信奉真正自由”的中国人面对“灾难”之际。
  自称是实用主义者的艾奇逊,和他的政策规划司司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一样,认为毛泽东的胜利是由“超出我们控制力之外的巨大深刻的本土力量”带来的。由于贪污腐败盛行,蒋介石的“大厦看似即将倾覆”,促使艾奇逊呼吁进行“战略克制”,并打造一个旨在遏制中国的“大新月形保卫圈”,正如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所言,华盛顿可以采取“某种观望政策”。
  但随着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艾奇逊担心杜鲁门的威尔逊理想主义或许会推动其更积极地反对共产主义的“虚假哲学”。事实上,即使凯南宣称美国“尚未真正做好带领世界走向救赎的准备”,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党制也有着与美国完全相悖的价值观,因此华盛顿的一些机构已着手开展针对毛泽东的秘密行动了。美国很快就采取了一种对冲策略,声称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但还是激起了毛泽东的偏执情绪。此外,杜鲁门和艾奇逊正受到凯南以及有魅力、有人脉的蒋介石夫人等人的煽动。蒋夫人当时住在美国,她坚持不懈地多方游说,只为驳斥这样一种观点:美国积极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事业,用杜鲁门的不屑之词来说,无异于“往老鼠洞里灌沙子”。
  蒋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和个人自由的信奉者。当艾奇逊发布被他称作“大炮仗”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时,她非常震惊。白皮书称,“国民党军队本来不一定战败,他们是自行瓦解的”;“这一无可避免的悲哀事实,是不受美国政府掌控的中国内战的险恶结果。”《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白皮书的文章,标题这样的:“美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蒋介石政权。”
  蒋夫人认为,艾奇逊的态度意味着美国不仅背叛了一个忠实的盟友,还背叛了其自身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崇高价值观。她愤怒地离开位于里弗代尔区的寓所,返回台湾,并声讨在她看来出卖了“自由中国”的那些“道德弱者”。“中国游说团”的其他成员,比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则通过谴责那些“在太平洋地区鼓吹绥靖主义和失败主义的人”,继续跟艾奇逊唱反调。
  1949年是很多断层带开始出现的一年。美国内部的一个断层,存在于支持消极遏制中共的人和寻求积极回击的人之间。这种分歧,为今天依然存在的结交派和对抗派之间的矛盾奠定了基础。而珀雷诺这本书的结尾读起来颇似一句墓志铭:“1949年的争吵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延续至今。”
  事实上,尽管“结交”中国的良好效应备受期待,但随着习近平主席最近收紧对各个重要领域的控制,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当下的道路愈发远离了自由民主规则,也愈发难以契合美国的利益。40年前,很多中共领导人都公开表示,希望看到中国朝着更具宪政和法制色彩的方向前进。但中国并非由在海外受训的(不仅是工程、商业管理和科学方面)的精英引领,也没能让这些人在东西方鸿沟的两边都能感到自在,中国高层领导人至今仍然被关于羞辱、迫害和“外国敌对势力”的官方历史叙事拖累,仍然受到民族主义的裹挟,就连和美国对等官员的私人关系稍微亲密一点,都会招人怀疑。
  从1949年至今,70年过去了,长期存在于两国政治体系及价值观之间的鸿沟仍在扩大,并引发令人不安的疑虑。当前的中国官员背负着弥合不断扩大的东西方鸿沟的重任,却缺乏至关重要的东西,无法像他们之前的国民党那样以开放、轻松的心态与外界互动。(例如,据我所知,中国没有哪个党内高官或高级军官的配偶是外国人。)此外,共产党正在排挤那些在它看来受西方影响过大的人,觉得他们不值得信赖,它甚至试图屏蔽那些与其不一致的来自外国的声音。结果,对两国间充分、健康的互动来说至关重要的一整套东西都在消失。
  当中美双向贸易额、投资额和旅游规模日益增长的时候,中美决策者之间的隔膜也在加深,这让两国缺乏用以开创更和谐相融的未来的关键工具。中国实现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复兴”,获得了新的财富和权力,却没有相应地重现蒋介石的国民党官员乃至蒋夫人所拥有的一种难以捉摸的特质——当初正是借助这种特质,他们才得以同外界进行更加全面的交流。缺乏这种难以把握的世界主义,是两国间的一个重大障碍,会损害其重设游戏规则、和睦相处的能力。目前还看不到问题在短时间内有得到修复的可能。
  艾奇逊曾在1949年问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一些行动会有什么后果,另一些的后果又会是什么?”现如今,华盛顿必须再次就此做出判断。一直充满坎坷的中美关系,再次亟需改造。不过,不同于珀雷诺在他这本适时之作中以引人入胜的笔触描绘的1949年的世界,在我们当前的全球化世界中,隔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夏伟(Orville Schell)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长期就中国历史和政策进行写作。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10/11   发布时间:201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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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不应将国际发展领域拱手让给中国

作者:陈懋修  来源:中美聚焦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威胁削减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对外发展援助预算之际,中国一直在加强自己的国际开发宣传力度。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等倡议和亚投行等机构,是中国以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对其核心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框架的强化,中国日益强调中国方案对经济发展的好处,尤其是方案侧重于筹资和建设可延伸到远离中国的众多国家与地区的运输及能源基础设施。处在这类地区的大多是中国认定的发展中国家或非洲和拉美、东南亚等地区(即使并不对等的)南南合作伙伴。
  由于中国奉行日益主动的侧重发展的经济国策,对美国来说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和民间社会不仅要继续参与解决国际发展援助的具体问题,而且要继续主动面对被中国新的发展型政策措施所吸引的国家和地区的更多经济机遇和有效治理挑战。
  理解美国和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为何如此不同,要从发展本身的概念与实践入手。二战后国际发展观的演变,在美国,在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在经合组织等跨大西洋组织,都是倾向于关注拉美、非洲和亚洲地区较贫穷国家所面临的特定经济(政治)挑战。故此在美国,在美国领导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发展理念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都是与发展“援助”和“帮助”紧密相关。常被《经济学人》称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通过创建并坚持官方发展援助(ODA)的衡量和分配标准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虽然在经合组织国家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其他组织中,有关国际发展的研究和方案远远超出援助本身,但在美国和欧洲,对国际发展传统认知的核心仍是富国和机构怎样主要通过非商业手段帮助穷国减贫。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40年自身经济快速增长,更加上近来俨然成为国际发展的捍卫者,这给富国如何帮助穷国解决发展难题这个向来由美欧主导的议题注入新活力,也带来极大争议。甚至在提出亚投行或“一带一路”之前,中国上个10年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地区贸易、投资和金融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引起中国国内外官员和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中国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非洲所扮演角色的争议大多集中在中国是否按照经合组织的既定ODA标准公正行事。中国对这类批评的回应是它声称中国发展方式并不只是或者主要是“援助”,中国的方式有别于甚至往往优于西方的标准方式。
  最近一本书中,中国最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林毅夫对中国的替代方案作了明确阐述。在一篇总结该书论点的文章里,林与合著者王燕“认为官方发展援助不必总是提供优惠,要采取更广泛的手段超越发展援助,就像中国做的那样,要包括贸易与投资”。根据林和王的说法,中国的国际发展方式“超越了发展援助”,是以基于市场的贸易、投资和基于商业条款的信贷往来为主。换句话说,中国认为,通过侧重于在非洲、拉美等其他地区做生意(而不像西方援助国那样强加政治条件),它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国家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如今中国又高调推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这类以发展为目的的倡议和机构,它的做法包括在国内的做法,对于发展不会毫无贡献。
  中国式替代方案的关键在于,对中国来说经济发展以及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这些都不是泊来品,都没有脱离其自身经验,相反它是基于中国自己的经验与认同。对于中国,发展是日常经济活动的基本,它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在毛时代之后几乎宗教般痴迷于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义词。这显然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后者把发展强调为一个特征或挑战,特定于较贫穷的国家,并不属于“正常”的商业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发展“援助”方式的诸多争论都未能切中要害,因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这种包罗万象、一切与发展有关的方式究竟有没有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奢望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新的可持续的抵达路径。
  因此,必须理解中国促进国际发展的主张和努力的全部内容和复杂性,而且要本着建设性批评精神加以回应。
  中国与非洲、拉美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各不相同,但至少,中国与缅甸、南苏丹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关系突出说明发展中国家伙伴内部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危机可能对中国的利益构成严重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正开始领教美国和其他西方发展援助国早就明白的事情,那就是,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移除某些国家长期存在的根本性经济、社会和政治障碍从而实现良好的经济和政治治理。不过中国面对这样的挑战并未退缩,种种迹象表明它将继续推行促进发展的政策和倡议,特别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
  因此,势在必行的是美国不能错误地认为国际发展领域某种程度上是偏离美国经济、政治和安全核心利益的边缘地带而将之放弃。很显然,只关注狭窄的ODA其实是忽略了更大的挑战。如果美国把发展领域拱手让给中国,狭隘地以为发展仅仅是援助,那基本上等于把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在内的所有经济机会都相让给了中国积极的、由国家主导的发展型对外经济政策。而放弃发展领域还会有严重的政治和安全后果,美国的欧洲盟友已经随着削减美国国际开发预算的威胁即将成为现实而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认为美国不应将国际发展的政策或话语权让给中国,不一定意味着必须采取挑衅或对抗性做法。事实上,通过与欧洲和亚洲盟国的多边努力,或与中国的潜在合作,解决像基础设施这样的明显需求问题,可以成为一个出发点。但如果本届美国政府执意作茧自缚放弃国际发展领域,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民间社会组织要填补这一空缺,以便更好地了解和应对中国时时处处强调发展的对外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来源时间:2017/10/11   发布时间:201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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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危机:特朗普总统应想新招

作者:马世琨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来源:中美聚焦

  9月19日,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时就朝核问题说了狠话:“如果朝鲜继续走核发展之路,那么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将它完全摧毁。”这是他上任以来对平壤说的最严厉的话。
  身为美国总统,又是在联大这种场合,对举世瞩目的朝核问题作如此政策宣示,令人惊讶。不知特朗普怎么解释说这番话的用意及其期待的效果,但客观而论,这显示了美国朝核政策的混乱,其后果只能是为朝核问题火上浇油,对这一难题的解决有害无益。
  就在不久前,特朗普的两位重量级内阁成员国防部长和国务卿联名撰文,公开表示美国将对朝鲜奉行“四不”政策:不谋求改变朝鲜体制,不谋求推翻朝鲜政府,不促进半岛双方加速统一,驻韩美军不会越过“三八线”。如果真像特朗普说的要将朝鲜“完全摧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的两大重臣信誓旦旦许下的“四不”诺言,岂不要一笔勾销?没有连贯一致的政策和领导集团的共识,怎么解决复杂棘手的难题?
  事实早已证明,想用威胁震住朝鲜完全无效。特朗普也曾说过朝鲜要遭受“怒火烈焰”之类的狠话,但招致的是对方尖刻的讥讽和随之而来的导弹发射和更大当量的核试。这次他“摧毁朝鲜”的语音刚落,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就首次以第一人称的口气,大骂特朗普“是爱玩火的恶棍、流氓”,朝鲜将采取“与之相应的史上最高级别的超强硬应对措施”,让特朗普“目睹超乎想象的结果”。针对什么是“史上最高级别的超强硬应对措施”,正在纽约出席联大的朝鲜外相李勇浩称,可能是指在太平洋进行空前氢弹试验。这就是说,朝鲜要将核试由地下转到地上和空中,核污染将扩散到全球。
  “干打雷,不下雨”是中国民间对一种古怪天气的说法,它很可以比喻这些年朝鲜半岛局势。美韩与朝鲜,双方经常呲牙咧嘴,剑拔弩张,美韩威胁实施“斩首行动”,朝鲜则用宣传视频把白宫投入火海。喊归喊,但谁也不动手。紧张-缓和-紧张,是半岛形势发展的轨迹,是一场让人看腻了的把戏。
  “美国说狠话、搞军演,朝鲜发导弹、搞核试,双方各有所得”。就在这种循环中,美国在东北亚实现其战略意图,密切了同韩国的关系,强化了美日韩军事同盟,离间了中朝关系,朝鲜则在拥核的路上大踏步前进。
  正是美朝之间的这种“相生相克,相互得利”的奇特关系,决定了美国不到危机时刻,不会对朝动武。而就目前来说,朝鲜的核武水平远远对美国构不成实质性威胁。实际上,美国也不敢贸然对朝鲜开战,毕竟它手里没有神怪小说中所说的那种金钟罩,能一出手就将朝鲜连人带武器一起罩死。朝鲜一旦有还手之机,“首尔变成一片火海”、“驻韩美军难逃厄运”,很可能会成为事实。对此,平壤和美国都心知肚明。
  朝核问题已成为一个严重迫切的问题,它关系东北亚乃至全球和平安全,关系核不扩散条约能否维护。作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负起责任,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不能逞一时口舌之快,激化矛盾,不计后果。虽然目前看不出美朝双方有主动开打的迹象,但因擦枪走火或对具体事宜处置不当而开战的情况不可不防。有人形容,朝鲜半岛就像个火药桶,溅上一点火星就可能引发大爆炸。果真如此,将不仅使半岛南北双方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核污染也将对中国东北和山东半岛、俄罗斯远东地区、整个东北亚带来严重的灾难。相关各方和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会制止这种情况出现。
  要让朝鲜弃核,美式恫吓、军事威胁和极限施压,都已证明难以奏效,特朗普须另有新招才行。他应该虚心倾听各方理智的声音,采纳现实有效的意见。中国和俄罗斯有“双暂停”、“分步走”的建议,美国国内献计献策的也不乏其人。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就以“绥靖和战争之外,还能对朝做些什么”的发问为主题,陈述自已的解决方案。其论点包括:美国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冻结朝核导计划的短期战略,而不是尽快实现无核化;美国应对朝实行“胡罗卜加大棒”政策,如果朝鲜冻结其核导开发计划,并允许国际社会查证,就需要让朝鲜有甜头可尝。
  看得出,特朗普总统对朝核问题至今无计可施,但也不能随便泄愤,火上浇油,使局势变得更加吊诡险恶。

来源时间:2017/10/11   发布时间: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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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联大演讲勾勒美国真实战略

作者:宿景祥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9日在纽约联合国第72届大会上的演讲,点名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这“一小群流氓国家”是“现今地球上的祸害”,称朝鲜领导人是“自寻死路的火箭人”,扬言要“彻底摧毁朝鲜”。他指责伊朗是“伪装民主的腐败独裁政体”,向外输出暴力、血腥和混乱,把委内瑞拉政府说成是“腐败的社会主义独裁政权”。特朗普还宣布将增加7000亿美元军费,使美国的军力变得“有史以来最为强大”。
  美国媒体多认为,特朗普的演说颠覆了美国总统和美国政治的常规,过去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向全世界发表这样的演说。CNN评论指出,特朗普的演说充分发挥他那具有破坏性、好战和民族主义的个人特色,在很多方面都是开创性的。从历史角度看,这可能是特朗普任内的代表作,它勾勒出了“特朗普主义”的核心内容,即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抛弃了自冷战结束之后以全球化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涉及到了特朗普演讲的一个关键性特征,就是这个讲稿经过了总统多位高级顾问检查。由此可知,它绝非一个政治狂人的“疯言乱语”,因而需要严肃认真地加以审视。
  早在1991年冷战刚结束时,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就曾指出,美国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所追求的真正目标是统治世界,并享受世界的资源和物质利益。美国要求对世界的任何市场和资源都拥有绝对的准入权。第三世界对美国的全部作用,只不过是市场、资源、投资场所、转移污染、廉价劳动力、避税天堂和人才后备库而已,任何不能履行这一职责的国家,都应被视为野兽一族,原则上必须遭到屠戮。任何能够成为美国拦路虎的国家,都应被称为侵略者。而事实上,美国真正的安全担心是完全没有的,它需要维护的只是世界“安全市场”,以确保由高科技装备的军事体系及尖端产业的丰厚利润。由于世界本身充满了动荡和危险,很容易被利用,美国便一直以安全为由,不断强化军事和技术力量,对其他国家实行威慑和遏制政策。
  “911”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印证了乔姆斯基的判断。奥巴马当选总统前,曾承诺终结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为此还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但就任总统后,便承接了这两场战争,后又派特种部队到叙利亚,还批准空袭利比亚、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累计对7个国家动武。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当年彻底放弃了核计划,甚至允许美国中情局官员进行实地核查,但美国和北约仍然用武力推翻了他,同时也毁掉了这个国家。奥巴马卸任时美军仍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作战,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在两个任期内的每一天都对外用兵的总统。
  特朗普竞选总统时,也曾承诺从阿富汗撤军,但8月21日却宣布将进行“无限期军事反恐”,直至战胜,理由是美国在阿富汗已付出巨大牺牲,必须“谋求一个光荣与可持久的结果”。据《纽约时报》报道,从2001年阿富汗战争开启到2015年9月30日,美国花在阿富汗战争的军费为7800亿美元,军工部门从中获取了巨大利润。如果把这7800亿美元用于美国国内,可以在一年内创造1400万个基础建设工作机会,或在4年内为大学生提供2348万份奖学金,或让2.19亿人获得低收入者健康照顾一年,或让5.43亿户居民一年免费使用太阳能电力。
  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估计,目前朝鲜有能力制造10至20颗核弹头,但尚不清楚是否能够搭载导弹。相比之下,美国有6800颗核导弹,其中,有1650颗战略性核导弹和150颗非战略性核导弹,随时都可以发射,朝鲜的军事能力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特朗普政府究竟会对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采取怎样的行动,还有待观察。可以确信的是,美国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局势,达成符合自己利益的目标,这并不取决于特朗普个人的政策倾向,而是由美国的内在制度和经年积累的真实战略所决定的。

来源时间:2017/10/11   发布时间:201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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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交流中的认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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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立如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但两国之间差异巨大是众所周知的。差异是差距、距离,地理上的距离就不说了,两个国家在发展上差距也是明显的,观念上的差距也很大,社会和人文交流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社会和人文交流作为中美四个重要机制之一,在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时期尤为重要,因为中美关系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或者说进入到一种新的格局。实际上,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讨论更热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危险。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4月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举行元首会晤,这场会晤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那就是中美关系对两国、亚太乃至世界的发展与安全都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中美面临诸多复杂的挑战和问题需要应对和解决,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机制,当然这四个机制是在原有对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人和人、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大概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利益差异,或者叫存在差异,不同的存在,立场就会不一样,而且存在决定观念、意识。但有时候相同的存在也会产生观念和意识的差异,因为文化不一样,就会产生认知差异。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与观念、认知问题紧密相关。那么什么是认知差异呢?我的理解,就是在中美对话当中经常碰到的各说各理、各执一词。这是什么问题?就是相互不听对方的,或者说一方听不懂另一方的。这样的对话作用很有限。在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之间,这种情况非常多见。
  中美之间的利益差异巨大,这种利益差异是由多方面造成的,比如中美之间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美国现在还在继续提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中国也非常重视,但是退回十年、二十年,中国并不把这个问题放在优先地位,因为从当时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利益来讲,保护知识产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发展。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重要了,因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国的发展就会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和发展情况变化了,观念也会随之变化。
  举个例子,前不久我和美国人讨论中美核战略平衡问题。中美之间在这方面有共同点,比如说共同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朝核问题上相互协调、共同应对就和这个体系有关系,但是在核政策上,中美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比如,中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任何情况下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可美国却没有宣布且坚持不宣布这个政策。现在人们都在讲无核世界,讲中美之间能不能在控制核不扩散之外,主动推进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中国希望美国能不能也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因为你的常规力量已经很强大了,而这个问题也是中美争论的一个焦点。
  还有一个观念和核威慑有关,即相互之间都可以用核武器打击对方,相互脆弱造成了大家相互之间都不敢打,这就形成了威慑。但是这个观念美国也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美国想的和中国不一样。美国一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曾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是这么一说,它是不可验证的,到时候你要用也就用了,所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依我看,美国的战略、美国的全球地位是基于实力的,美国会保留一切可以、可能用到的手段,不会事先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绑住,这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文化。但是美国也有一个跟中国相近的说法,叫“核武器是最后的手段”。我们把这个提法和不首先使用联系起来,里面是有共通之处的。美国当然明白核武器不能轻易用,其只不过是在强调万不得已时也可用,现在先不能排除。
  对于美国认为“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没有意义的说法,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说,这对美国的文化没有意义,但对中国的文化却很有意义,因为这是一个很庄严的政治承诺,是一个国家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以中国的国家信誉作为担保的。中国国家信誉担保从哪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累积的外交信誉中来,是在用我们各方面的言行信誉作的担保。从国际上来说,这个信誉是可信的,所以它是有意义的。如果美国觉得自己的国家信誉有意义的话,那么作出这样一个担保,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那么,更重要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在于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有一个盟国体系,美国对盟国有保障安全的义务,其中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美国把这些概念用了,比如说“相互脆弱”的概念或“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概念,其对盟国的安全保障就会有问题,所以美国觉得这些概念不能用。
  这个例子中有文化差异问题,但更主要的是有利益、战略目标的差异。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我刚才讲的认知差异(Perceived Gap),这需要通过中美之间的交流来相互了解,了解了以后能不能找到共同价值?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的。
  讲到人文交流,在这个问题上总要有一个使命。人文交流是人民之间的交流、沟通、了解,现在两国互派留学生,这些学生就是最好的大使。事实上,相互了解就一定会对政策制定产生积极影响,基辛格先生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基辛格原来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从他前两年出版的《论中国》这本书中,我看到他对中国的了解已经达到了非常深的程度。所以现在他能在中美之间作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媒介,两方面都能说得上话,都能产生影响,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这个鸿沟。而他能成为国际政治大师,也与其对中美两国都有深入了解有关。
  我们在专家对专家的层面上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能不能设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存在的认知差异?我认为这并不容易。认知差异有利益问题造成的,有观念问题造成的,需要改变存在才能逐步缩小差异。比如,中国通过发展缩小和美国的存在差异以后,中美共同的东西就会增多。但观念上的问题会更复杂些,除了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外,我们在有些观念上也应有所进步。我们长期有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和而不同,这是创建和谐世界非常好的路径理念,但是我们还是缺乏如何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条路径如何建起来,目前举措还不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实际效用。第二个观念是求同存异,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发展了四十多年,由于我们两国的差异,不能任何事情马上都能谈出结果,所以就求同存异。这个“同”讲的是共同的利益,但我们需要从现在的利益跨越到更大的价值。价值肯定是有不同的,此时就需要找到更高的价值,一种能够跨越不同价值的更高价值认同,而这也是促成中美未来能够形成一种更好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观念。
  最后,专家也要提出一些办法来解决人文交流的问题,比如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目前在面对具体问题和政策差异方面,能不能找到更多需要沟通的东西。在这方面做点什么,对政策产生影响,要比我们所说的概念更加接近现实。
  (原稿摘自【太和焦点】,为首届“太和文明论坛”嘉宾主题演讲之一)

来源时间:2017/10/11   发布时间:201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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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外交手段仍是解决朝核问题首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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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晨 陆佳飞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华盛顿10月10日消息,美国国务院10日说,外交手段仍是美国在处理朝核问题上的首选方式。
  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没人愿意和另一个国家发生战争。她说,外交手段是美国对待朝核问题的优先选择,从白宫、国务卿蒂勒森到国防部长马蒂斯一直都在重申这一立场,“我们会继续保持(这一立场)”。
  不过,诺尔特同时表示,尽管没人喜欢军事手段,但这仍然是美国的备选项。
  9月3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11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75号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决议同时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来源时间:2017/10/11   发布时间: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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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美国废除了清洁电力计划,煤炭行业也不太可能再复兴了

作者:林小春  来源:新华社

  不出意料,美国环境保护局10月10日以不合法为由,宣布废除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气候政策《清洁电力计划》。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争议性决定并不能帮助美国煤炭行业复苏,反而会减缓美国向低碳能源转型的进程,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形象。
  《清洁电力计划》缘何重要
  《清洁电力计划》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的监管对象是美国碳排放“大户”——发电厂,后者在美国国内碳排放总量中所占比例达三分之一。根据《清洁电力计划》,美国各州需制定计划,到2030年将发电厂的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低32%的水平。
  然而,削减发电厂的碳排放在美国是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奥巴马曾尝试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推动国会通过一项碳排放限额交易法案,结果该法案被参议院否决,主要原因之一是来自煤炭行业和产煤各州的阻力。
  到了第二任期,奥巴马为了政治遗产放手一搏,于2015年正式推出《清洁电力计划》,这也是美国政府兑现《巴黎协定》承诺目标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但是,一些行业组织和美国27个州随即把美国环保局告上法庭,以《清洁电力计划》不合法为由要求暂缓实施。201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同意了这一请求。
  《清洁电力计划》原定2022年才生效,在美国最高法院下令暂缓实施后,该政策就此搁浅,实际上从未进入执行阶段。
  废除后对美国影响几何
  《清洁电力计划》由美国前环保局局长吉娜·麦卡锡领衔制定并推出。麦卡锡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说,废除《清洁电力计划》,同时没有任何时间表或承诺提出新规定减少碳污染,这是气候政策的“全面倒退”。
  对于普鲁伊特宣布废除《清洁电力计划》,行业反应不一。一些美国贸易组织称赞说,这是正确的决定,让美国电力生产厂家“感到巨大的解脱”,也是增加国内化石能源生产、让民众用上可靠而又负担得起的电力的关键一步,将推动美国经济增长;而一些环保组织批评道,这是给化石能源行业污染空气发放自由通行证,所推翻的计划原本能防止成千上万早产儿死亡和儿童哮喘病例。这一举动也为美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泼了一盆冷水,将伤害美国的安全和经济。
  分析人士还指出,特朗普已于今年6月宣布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废除《清洁电力计划》将使美国更难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
  同时,煤炭作为“退出的经济”也不大可能获得复兴机会。受成本和州政策影响,美国许多地方已经从煤炭转向使用天然气、风能和太阳能。例如,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已宣布,不管华盛顿是否参与,他们都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只会减缓美国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进程。
  美国减排下一步走向何方
  2009年,美国环保局曾把温室气体确定为污染物。按照美国《清洁空气法》的要求,美国环保局必须采取措施调控温室气体排放。然而,《清洁电力计划》被废弃后,特朗普政府尚未提出新的替代方案,只是表示欢迎各界就此提出建议。
  纽约和马萨诸塞等州的检察长表示,特朗普政府这一做法“不负责任”,他们将在法庭上起诉美国环保局。
  “化石能源发电厂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气候变化污染源之一,科学常识和法律规定(要求)环保局应采取行动减排,”纽约州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将利用一切法律工具来与他们的危险议程做斗争。”
  对此,美国国内一些行业组织也理性地指出,美国环保局应采取更温和的政策取代《清洁电力计划》,以避免遭遇任何法律上的挑战。
  “我们一直认为有更好的方法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商会全球能源研究所所长卡伦·哈伯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希望企业有机会和美国环保局以及其他利益攸关者坐下来谈一谈,研究降低排放的方式,保护美国的能源优势,尊重《清洁空气法》的界限。”
  (原标题 新闻分析:美国废除《清洁电力计划》后果几何)

来源时间:2017/10/11   发布时间:2017/10/11

旧文章ID:1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