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斯坦伯克  来源：中美聚焦

　　随着美国在朝鲜半岛政策策略的失败，该地区蒙上了一层不详阴影，同时也出现了和平的机会。
　　近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呼吁采取“最严厉的制裁”，趁为时未晚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为时已晚，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使朝鲜下定决心要利用核武器的威慑价值。不能说游戏结束，只是到玩不同游戏的时候了。
　　几十年政策失败
　　自1953年签订停战协定以来，华盛顿一直把朝鲜看成“流氓国家”。即使对苏联，华盛顿也支持“和平共处”，但对朝鲜只是“临时停火”，这让平壤担心自己随时会被入侵。
　　战后，中国和朝鲜选择了社会主义。在邓小平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金日成（1972-94）却作出相反选择，他的主体思想解释起来就是政治上统一，国际上自我孤立。
　　金正日（1997-2011）接掌父亲的权力后，选择不实行经济改革，并继续让国家封闭。西方庆祝“历史的终结”时，平壤整天关注的是美国领导的发生在俄罗斯的“民主大爆炸”，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它展示了有说服力的负面示范效果。
　　多年来，北京一直鼓励平壤仿效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金正日虽然听了，但改革措施寥寥无几。金正恩（2012-）又是另一回事。2013年在电视上发表新年贺辞时，他声称“要使新世纪产业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用科学技术力量开创经济强国建设的转折性局面”，这些经济努力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在奥巴马的白宫看来，这不过是另一种伎俩。
　　华盛顿非但没有和解，反而推动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萨德”本可一石两鸟，既制住平壤，也掣肘中国。但这一立场的前提是，有朴槿惠当总统（很快就被弹劾了），金正恩是现实主义者（至今没有屈服），北京肯通融（而不是习近平的强硬领导），帝国的白宫“手持大棒，言语温和”（希拉里败选后已不复存在）。
　　一年时间里，所有这些假设都土崩瓦解。在朝鲜半岛，新的现状是灾难即将临头。不过，也有一线生路。
　　韩国战略U型转向
　　当首尔努力应对朝鲜核讹诈之际，韩国国内发生巨变。3月，韩国前政治强人朴正熙的女儿、持保守立场的朴槿惠因腐败被弹劾。而文在寅，这位现任总统职业生涯的起点是作为反对朴正熙总统的学生活动家，他的到来，也许会导致出现地缘政治和平新势头。他同寻求与朝鲜修好的卢武铉总统（2003-2008）有过密切合作。
　　上任最初几个月里，文在寅总统一直在推动收入拉动型的国内政策，以减少社会不平等，同时对大企业和富人加税，给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虽然公共债务扩大，他的支持率仍然高达80%。
　　对外关系上，文在寅寻求稳定住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虽然他和绝大多数韩国人都对特朗普疑虑重重。韩国于2013年秋天就反导系统与五角大楼接洽，上届政府在朴槿惠时代终结前就此作出了选择。显然，北京担心“萨德”的真正目标是中国。文在寅希望放缓“萨德”的部署，但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搞平衡很难，尤其是特朗普还在坚持与韩国重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韩国仍被列在特朗普的“不公平汇率行为”的观察名单上。
　　此外，朴槿惠总统的保守派人士可能延迟废除 “作战指挥权（OPCON）”协议，让五角大楼而不是首尔掌握韩国的军事命运。韩美联合司令部的任务是阻止联合军事力量针对韩国采取“敌对的外部入侵行动”，它由一位美国将军指挥，拥有对两国60多万现役军人的作战指挥权。
　　由于卢武铉总统没能实现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因此移交被推迟了。朴槿惠总统曾计划将移交推迟到2022年。万一发生战争，即使在韩国，美国的利益也会凌驾在韩国人利益之上。
　　华盛顿的不详之音
　　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发起朝鲜核武器问题谈判，谈判时断时续。小布什总统任期和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时，谈判从以双边为主转为美国、中国、韩国、朝鲜、日本、俄罗斯之间的多边六方会谈。
　　这种扩大反映了世界经济的渐变。正如没有新兴经济大国的支持，美欧日组成的G7已无法解决全球性危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冲突也不能再由“西方”来解决。六方会谈就援助和承认朝鲜以换取无核化达成过若干重要协议，但2009年以后谈判中止，人们对核武器向其他战略行为体扩散的担忧与日俱增。
　　错误始于会谈和让会谈流产的政策取向。白宫选择了新的制裁，并建立反对平壤的同盟。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和平壤所使用的言辞为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仅见。普京总统最近说，特朗普、奥巴马、布什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的战略已经彻底失败了。
　　由于平壤认为核武库是对付美国入侵的最有力威慑（特朗普总统“火力与愤怒”的威胁让这一点得到确认），它如今已经不可能重新考虑自己的核立场。
　　从平壤角度看，美国的威胁关乎生死存亡，从剥夺金正恩领导权的政权安排，到比如由“萨德”系统导致的、威胁到整个国家的有限核打击。
　　不可否认，朝鲜加强核与导弹试验的时间线，与维护“萨德”和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有相关性。
　　中国的不安
　　华盛顿从未与平壤建立外交关系，而中国与朝鲜关系密切，虽然这对盟友的矛盾越来越大。曾经可以建立伙伴关系的条件已经渐渐消失，不过，朝韩两国的位置靠近中国大陆，这对北京来说十分要紧。
　　在华盛顿，北京的作用被认为是遏制平壤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防止核扩散、实施经济制裁和为进入中国的朝鲜难民提供支持的无价之宝。但北京认为自己决不是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它眼中错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
　　而且，北京反对特朗普企图在制裁朝鲜的同时制裁中国公司和朝鲜人民。如果特朗普坚持现行做法，那么他要冒疏远中国的危险。
　　华盛顿表达的兴趣所在，是无核化和人权。但在北京看来，美国的行为恰恰加快了地区核武化进程，削弱了人权。金正恩的破坏性行为和特朗普咄咄逼人的语气都不符合中国的地区和平稳定利益。
　　9月3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适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氢弹试验。美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震局记录到爆炸引起6.3级地震，之后疑似爆炸引起岩洞塌方，又发生了一次4.1级地震。中国科学家警告说，朝鲜核试验场有爆炸危险，从而可能酿成巨大的环境灾难。
　　无论中国决策者还是韩国决策者，都不希望国家境内出现另一个褔岛和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可能的、极可能的、可持续的情形
　　因此，我们能做什么？接下来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可能的情形有若干种，极可能的更少，而有可持续性的只有一个。
　　战争叫嚣成为现实。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威胁说，会对朝鲜“作出有效的压倒性军事回应”。但在朝鲜半岛，敌对行动不会限于常规冲突，面对威胁，平壤将选择核打击，哪怕它会导致巨大的灾难。这将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
　　继续说大话。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承诺对朝鲜进行震慑，但又无所行动，它就有可能被当成纸老虎。而且，由于平壤可能继续进行试验，并把目标对准韩国、日本、美国的重要地点，“萨德”也会被看成是昂贵但无用的威慑。
　　更多的制裁。随着华盛顿诉诸制裁，它试图把制裁扩大到中国公司，以将中国逼向墙角。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90%，剩下10%中大部分是与印度、菲律宾、台湾和法国的贸易。如果美国不把这些国家列入制裁范围，就有遏制中国之嫌，而如果制裁这些国家，白宫又会得罪盟友。
　　和平协议。虽然有各种短期方案，但较长期的选项只有一个。随着发生区域性灾难的风险上升，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也在增加，这是随着时间推移让朝鲜转变核立场的最有效途径。只要还受到威胁，平壤就会继续依靠自己的核战略，但如果威胁消除，拥核就站不住脚了。
　　和平条约意味着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华盛顿对此非常反感。但虽然有鹰派，特朗普政府却不认为自己要受以往战略安排的约束。在北京看来，和平协议将为和解与稳定铺平道路，限制地区核威胁，同时维护朝鲜的主权。
　　半岛无核化下的两国和平
　　与数位朝鲜领导人举行过会谈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今年8月指出，长期以来，平壤一直希望用“和平条约取代（1953年的）停战协定”。以他的经验，朝鲜人希望与美国和地区邻国保持和平关系，但他们也确信华盛顿正计划对其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鉴于美国的“政权更迭”记录，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真正的和平协议必须是与朝韩两个主权国家签订的双边协议，不是华盛顿加强的，也不是迫于核讹诈。
　　华盛顿将不得不接受朝鲜是一个核国家。这意味着承认现实，虽然朝鲜只占全球核力量的0.06%。
　　毕竟，今天美国和俄罗斯手中仍有大量核武器，但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中国、法国、英国、以色列——也有自己的核武器，将来核扩散有可能继续。
　　在21世纪，保证多极世界的持久和平，不是靠两个或几个国家限制核能力，而是要靠集体监督，来确保核扩散仅仅用于和平之目的。

来源时间：2017/9/20   发布时间：2017/9/19

旧文章ID：14181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一说，中国对世界贸易体系构成前所未有威胁。他用词如此耸动，看来在华盛顿的舞台上，鼓吹“中国威胁论”已成为某种通用的“政治宣誓”。如果把美国高官类似的“火爆言辞”组合在一起，中国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国际恶霸了。但中国是那样吗？
　　莱特希泽是管贸易谈判的，他应当有点贸易常识才对。贸易从来都不是单边的，如果一方大赚特赚，另一方一赔再赔，贸易是持续不下去的。华盛顿不应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吃了多大亏的“冤大头”。
　　在莱特希泽指责中国的时候，他和很多美国高官会得知这样一条消息：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表明，自今年2月以来，中国已连续六个月增持美国国债，累计增持规模为1149亿美元。中国已在6月份再次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这个消息是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互利性的一个缩影。中国买了那么多美国国债，借钱给华盛顿花，难道华盛顿不该说声谢谢吗？
　　美国有很多商品，中国人其实并不喜欢，比如转基因大豆和价格昂贵的牛肉，但我们为了贸易平衡，还是进口了很多。还有些拍得很差的好莱坞电影，这些年也混到中国市场上赚了不少钱。如果中美双方都只算自己的“失”，不算自己的“得”，只考虑卖自己的货，不让对方的货进来，中美贸易怎么可能从38年前建交之初的25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
　　莱特希泽还指责中国以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来“打造冠军”，流露出对正在走向世界前列的中企的不满。“冠军”这个词有很浓厚的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味道。莱氏所指，当然是那些已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的中企，比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积极适应全球市场经济。这些企业中有不少是民企，即使是国企，也都是靠在市场中的磨爬滚打造就。他们能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的支持，主要是政策性的。这与美国企业在高新技术政策方面得到华盛顿多方面的支持是相同的。如果真得要对比中美企业，中企的“冠军之路”会因为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的严控而更为艰难曲折。
　　莱特希泽拿国际贸易体系来说事，更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是靠与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的接轨取得进步的，而现有机制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多边性，所以中国从来都反对单边行动。产生纠纷，理应就事论事，通过这个机制来解决，美国不是高高在上的裁判。
　　想搞单边的恰恰是美国，在WTO诉诸争端机制的520个案子中，美国当被告的有129个。美国正在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的一个异类，它甚至开始抛弃那些已经达成的多边和双边协议。从国际贸易体系的主导者成为这个体系的破坏者，美国的“堕落”构成了对全球贸易的“前所未有的威胁”。
　　特朗普上台后，华盛顿的一些人开始不断强化对华贸易不公平的观点。特朗普选择莱特希泽作为贸易谈判代表，就是看到他在对华贸易方面的强硬立场。但它同时也增加了白宫对华决策的难度——这类牛仔式的“硬汉”造成了严重的误导。
　　特朗普即将出访中国，美国需要做点舆论准备，为从中国得到更多好处制造些筹码。但莱特希泽千万不要以为他在主持针对中国的301调查，就可以迫使中国让步。中国可没那么好欺负，门后也立着好几根大棒。

来源时间：2017/9/20   发布时间：2017/9/20

旧文章ID：14157

作者：邓聿文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威权国家，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社会呈现何种精神面貌，与执政党乃至领袖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前者由后者来塑造。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十九大确立的人事体制和提出的执政思想，将决定至少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向。从这个角度说，虽然人们现在不知道十九大最后的成果会是怎样，但根据过往五年的执政经验和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与思想，还是能够对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向做出一个大体的判断。我认为，中国将会出现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判断：中共进入“一人领导”时代。
　　对于一个没有军功，在登上大位之前也看似没有显赫政绩的领导人来说，习近平在自己的第一任期就获得现在这样的权力和权威，以致中共赋予其“核心”地位，这多少是个未解之谜，因为仅仅凭借他发动的反腐治党和军改，似乎还不足以赢得目前的地位。
　　自毛之后，中共在最高层是受到制衡的：邓有陈云的掣肘；江在前期受制于邓，在后期受制于其他派系；到了胡时代，不但有江在背后制约，更有其他领导人分权，所以才有所谓“集体总统制”的说法。中共领导体制的这种变迁，虽然谈不上朝向“民主”，但确实有分权制衡的形式，即使像邓这样的强势领导人，他事实上也做不到一言九鼎。
　　然而此种现象到了习时代，则为之一变。其中的一个背景，应是胡作为“弱势总书记”而导致在其执政的10年在反腐和改革上基本无所作为，白白浪费10年大好时光的教训，对中共领导层来说，胡时代的这种状况不能在习手上再延续下去，否则，就可能真正“亡党亡国”。这应该是理解习集权的一个关键因素，要改变胡时代的“九龙治水”政治困局，就必须加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而习的红色背景及个人性格，有利于其集权。
　　不过，尽管中共领导层达成了这种集权共识，但它毕竟涉及高层权力的分配，具体到个人，要其让渡权力可能会很不愿意，这就会在内部形成权力斗争。另外，习也不像毛和邓，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前，有着显赫的资历和军功政绩，要在党内高层让人承认其权威，有些困难。这就使得习上台后虽然获得了比江胡更大的权力，但在党内和高层尚无法做到一人说了算。所以，在习掌权的前三年，它还是受到党内元老和政治局其他势力的制约。
　　但习的一个有利条件是，他能充分利用最高领导人这一职位具有的合法权威和权力，通过强力反腐和其他一系列手段，对政治反对派展开大规模清洗，并利用大众对反腐的支持，迫使政敌和不忠者对自己臣服，从而最终在党内确立自己无可挑战的地位，让强势的外部观感与强势的实质内容相统一。
　　标志习的权威得到真正确立的是“核心”的提出。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党内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习的“核心”地位，从而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五代“核心”。毛邓的“核心”地位都是自我赋予的；江虽然也被称为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但其“核心”地位是邓赋予的；习的“核心”地位形式上虽然是党赋予的，但实际上是他自我赋予的。故同为“核心”，习要强过江，和毛邓比肩；而从权力实际受到的制约来看，习还要强过邓，仅次于毛。
　　十九大将从两方面赋权于习，致使其“核心”地位进一步稳固。
　　一是人事安排由习主导，对习忠诚的大批领导干部将会被擢拔到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比方说，前段时间有外媒报道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十九大将当选政治局常委，陈是习的亲信，如果陈入选政治局常委，表明党内现已无约束习的势力。因为陈目前仅是中央委员，以习现有之权力，安排他进入政治局应该没问题，但跨越政治局委员直接成为常委，将有违中共传统。而将一个困难的事情变成事实，我认为，只能说明党内的反对力量太弱，或没有反对力量。当然，如果陈敏尔成不了常委，亦不能说习的权力就有所减弱，也有可能出于其他考虑而不让陈进入常委。
　　二是习思想写入党章，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7·26”讲话以及最近的政治局会议来看，这点很明显。“7·26”讲话是习为十九大定调的讲话，习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做这番讲话的。8月3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强调十九大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疑，十九大会把习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指导全党行动，因为只有党章才能保障习的讲话精神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之与核心地位吻合。至于是以思想或主义或其他什么名称来概括习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并非关键。
　　十九大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习的核心地位和思想后，习也就彻底逆转了自邓以来中共高层领导体制的分权制衡局面，向毛时代的“一人领导体制”回归。因此，在未来五年，党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战习的权力，动摇其权威，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只能是来自外部的危机。
　　第二个趋势判断：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会进一步严酷，最好的可能也是原地踏步。
　　一些谨慎乐观者认为，在习牢牢掌控大权后，未来五年中共将会放松对社会的管控，政治环境有可能宽松。但这种看法很可能是错的，未来五年政治环境若说不更严的话，至少也和现在一样严，原因还是中共统治的需要。
　　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习近平的政治设计”。我当时的看法是，习的两届任期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中共的统治不受挑战，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此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现代化的真正含义。为此，习将一改江胡时代的防御态势，采取两手出击，两手都要硬的策略，用两个拳头打人，一个拳头是治官，一个拳头是治民。治官主要是通过反腐，治民主要是用法。中共提出依法治国，其真实含义是将党的意志变成法律，以法律的名义来治理百姓。而为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速，习也将在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行政改革方面有所推进，加强政府决策的透明性，进一步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我当时预测，习的这套政治设计不仅要管第一任期，如果没有大的意外，第二任期也会延续这个统治思路。
　　现在看来，我在地方行政改革上出现误判。政府改革的力度非常小，只是取消或下放了一些行政审批，在公开性和透明性方面几乎没有进展。
　　但除此之外，我认为我的这个判断大体还是准确的。那么，十九大后的未来五年这种情况会有变化吗？我认为，提高中共的统治水平和政府的管治能力这个主题不会变，但在治官和治民的两手策略上会出现变化，简单地说，由于前五年猛烈的反腐风暴造成了大面积的官员不作为，在习近平用反腐达到阶段性目标后，在其第二个任期，反腐的力度会有所降低，制度化会加强，反腐将导入常态化轨道。与此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官员政治规矩和政治忠诚的要求，整体的从政环境会进一步趋严。
　　治官力度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治民的力度会减弱，相反，后者会继续强化。因为在中共高层看来，有可能动摇统治的，不会来自官员的腐败，而是来自民众对民主和维权的需求和行动。随着民众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进一步上升，政府的管治水平无法满足民众越来越高的需求，这会造成民众采取一些过激的维权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对中共统治构成威胁。
　　为消除这种威胁，就必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管制上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例如，今年以来，一些门户和商业网站的思想和评论类栏目被取消，视频节目受到严格控制，自采栏目下架。尤其是网络管理部门近期出台的针对互联网群组如微信群、QQ群、微博群等的“谁建群谁负责”规定，及对一些违反规定的群主的拘捕，将会直接抑制自媒体的言论空间和自由。
　　所以，在未来五年，大众要做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寒冬”的准备。
　　第三个趋势判断：相比现在，经济发展会提到一个重要位置，经济改革会有一定程度推进。
　　相对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严酷，对经济的管制可能会比这五年放松，经济改革的步伐会有所加快，经济增长会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这里的一个根本原因，从理论上的角度讲，就是习近平和中共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一百年”的需要。
　　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是中共对人民的许诺，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体现和保障。因为现在中共的合法性主要建基在经济增长及由此带来的百姓福利的获取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但其构想最初来源于邓小平，邓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其中到本世纪初，实现翻两番，在这一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的是，在中共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因为第二个“一百年”的实现，对习来说有点遥远，但第一个“一百年”，按照中共的规划，是在2020年也即习的第二任期内实现，届时，中共的宣传机器就会把这归功于习的领导。这当然不是说习顺手摘桃，但确实给了习一个宣传自己历史功绩的机会。所以，习把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与自己提出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挂起钩来，赋予两个“一百年”中国梦含义，是“中国梦”的主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实现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梦也就实现了。如此，习的功绩就足可比肩毛，超越邓。
　　从“7·26”讲话来看，十九大有两个主题，一是对未来五年乃至十年提出一套新的思想和行动方案，二是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要完成这个任务，就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增速。衡量小康社会有许多指标，但经济是基础和关键，2015年制定十三五规划（2016-2020）时，当时的预测是未来五年只要年均经济增速达到6.5%，即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由于这几年中国经济处于下行状态，对于中共和习来说，就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各种可能的风险妨碍目标的达成。故此，习在未来五年会把经济发展放在一个突出位置，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经济，进一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出台更多的改革措施。例如，中国通信巨头联通在8月混改方案的通过就预示着十九大后的国企混改很可能按照联通的思路推进。
　　可以想象，如果经济不放开，像社会和政治一样管死，整个社会没有一点活力，如何确保经济增速，让人民有获得感？恐怕会引发更大的骚动。故在严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同时，需要适度放开经济，把经济搞活，让民众多少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也是中共的“核心”领导人巩固他的统治的需要。
　　邓聿文是中国独立学者、自由写作者和时政评论家。

来源时间：2017/9/20   发布时间：2017/9/20

旧文章ID：14150

作者：拉娜•福鲁哈尔  来源：FT中文网

　　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存在，眼下很多电视剧都变得多余了。既然现实版政治剧在有线新闻网(CNN) 24小时不间断播出，何必看《纸牌屋》(House of Cards)呢？但最近MGM-Hulu根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1985年发表的“敌托邦”（dystopian）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改编的电视剧让我入迷。我近来一直在追这部剧，不是因为我觉得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很快会变成那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迫提供生孩子苦役的宗教专制主义国家，而是因为阿特伍德的先见之明：任何类型的政治极端主义，再加上人们对现有制度失去信任，都可能迅速导致人们原以为不可能的政治环境。
　　在阿特伍德的虚拟世界里，晚期资本主义无情地出生率极低的环境危机。愤怒、未充分就业的男人被自私自利的精英阶层操控，后者决定让“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办法不是回到1950年代，而是回到1650年代。在国会、白宫和最高法院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后，美国从一个自由民主政体转向严格依据《圣经》(Bible)的神权独裁制（比你厉害吧，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了防止统治阶层没有领会意思，由清教徒创办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成了随后出现的骇人场面的原点。
　　阿特伍德明智地谴责政治阵营两边的极端主义。宗教狂热分子受到辛辣抨击，但激进女权主义者也难逃谴责——她们从焚烧色情图书的老社会正经女性，太快地蜕变成在新的“基列”（Gilead）共和国“红卫兵”式的再教育中心里虐待叛逆的使女。这有些夸张地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出现的根本分歧，这一分歧最终造就在夏洛茨维尔抗议期间发生对抗的新纳粹组织和左翼“反法西斯”(antifa)阵营。
　　阿特伍德一针见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自由民主制度有多脆弱。成为“基列国”前的美国充斥着不平等现象，但也有的是不关心政治的淡漠的人，他们把自由当作理所应当的权利。但在混乱降临后，他们很快放弃自由以换取秩序——准军事力量由此接管一切。这一点与当下美国令人不安地相像——不仅围绕在总统身边的都是将军，而且大多数人（包括自由派人士）都匪夷所思地乐见这样的安排。或许这是因为特朗普的新幕僚长、退役将军约翰•F•凯利(John F Kelly)是本届不稳定白宫里的定海神针，或许是因为很多军方官员谴责特朗普灾难性地处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Mark Milley)利用特朗普本人最爱的交流平台Twitter来指责他。
　　在从土耳其到阿根廷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在腐败甚至疯狂的政治领导者当道的世界里，不如让军队作为秩序的维护者。但正如这些国家所表明的那样，最终结果通常不好。这一点应该让人深思，尤其是因为6月盖洛普(Gallup)民调显示，尽管仅有12%的美国人对国会有信心、32%的人对总统有信心，但高达72%的美国人“非常”信任军队。我猜测，当我长期以来的消息来源、行为经济学家彼得•阿特沃特(Peter Atwater)在8月中旬发布投资者简报时指出这些数字，并提出市场和专家完全忽略美国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太过幼稚时，我本不应该那么惊讶。
　　没错，这是极端情况，但不一定只有新兴市场那样的流血政变才有效。人们可以想象由特朗普内阁的将军们策划的一场第25修正案程序（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规定了总统职位空缺时的继任顺位与程序——译者注），或者只是在事后才披露细节的被迫辞职。无论如何，阿特沃特绝不是唯一觉得美国政局正在靠近危险的崩溃边缘的人。桥水公司(Bridgewater)创始人、美国最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雷蒙德•戴利奥(Ray Dalio)最近在领英(LinkedIn)公开发表的帖子中宣布，针对美国的政治风险，他正在重新调整投资组合。“在我看来，我们如今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处于分裂状态并承受压力，大体上与1937年类似，”他写道，“在这种时候，冲突（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冲突）增加，民粹主义抬头、民主制度受到威胁，战争可能爆发。我说不出这一次情况会有多糟。我正在关注冲突得到了怎样的处理，视其为一种指引，目前我感觉不乐观。”
　　美国政局不稳导致很多投资者猜想，美国的资产是否应该像新兴市场的资产那样，带有某种价格折扣。当然，你也可以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张；毕竟，美国的许多机构，比如媒体和司法体制，都保持得不错，而且当我们抱怨总统时，没人上门找我们的麻烦。我们距离“基列国”还很远。然而，这种距离也不是如此之远，以至于“敌托邦”社会的部分特征完全不可想象。当阿特伍德写这本书时，她给自己定了两条规则：第一，她不会写入当时不存在的科技；第二，她不会描写在任何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政治事件。但愿她创作的未来景象留在小说里。
　　插图由肖纳格•雷(Shonagh Rae)提供
　　译者/马柯斯

来源时间：2017/9/20   发布时间：2017/9/20

旧文章ID：1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