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振清  来源：文化纵横

8月底，伴随着《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沧桑而又迷惘的旋律，我从洛杉矶一路向北，赶到旧金山参加2017年美国政治学会年会（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这个古老的学术社团的第113届年会，将是不平凡的一届年会——去年冬天，美国政治学会现任主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的政治学家戴维·莱克教授（David A. Lake），联合该学会在世的16位前任主席和300多名政治学者，发表了反对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公开信，轰动全球学术界，如今特朗普总统位高权重，Twitter肆射，美国巨轮在世界汪洋大海中颠簸摇摆，以政治学术为志业的莱克教授及其同侪如何面对这个严峻的政治现实呢？

翻看议程，莱克教授将于8月31日下午6点30分发表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演讲（APSAPresidential Address）。6时许，我和数百名参会学者走进旧金山联合广场希尔顿酒店的洲际大厅时，莱克早已在前排坐定，旁边的屏幕打出他的演讲题目“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Lost: Rule and Resistance When America isFirst” （国际合法性的丧失：“美国第一”下的规则与抵抗）。

在我参加过的多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中，从未见过如此夺人眼球的主旨演讲题目。谁都知道，特朗普就职以来的口头禅就是“America First”，而且今年以来印有这两个单词的T恤帽子风靡全美，整个美国社会酝酿着某种骚动的情绪。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苏珊·海德教授的垫场介绍，回顾了莱克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派领袖所取得的杰出的研究与教学成就。莱克在美国的政治学、国际关系乃至社会科学界同行中享有尊崇的学术地位，他的学术理论和政治观点一向为同行们所重视。

海德介绍完后，莱克在学界拥趸的热烈掌声中荣耀登台。他的目光时而停留在听众身上，时而望向远方，按照我的经验理解，这是一位学者对自己的演讲内容胸有成竹的表现。

国际关系的体系学派一般都在大格局中寻找结构性问题，莱克也不例外。他的演讲结合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源自拉丁文Pax Romana，意即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发展史，阐发国际关系中的等级体系（internationalhierarchy）和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的动力结构，着重阐发“合法性”（legitimacy）在合法稳定的国际秩序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他指出，二战后半个多世纪形成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或者说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稳定秩序，是具有国际合法性的，体现为西方世界共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多边主义国际关系体系，并且保障了和平与繁荣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相反，缺乏合法性的国际秩序（illegitimate order），例如当年特鲁希略独裁统治下的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教派异质性强的中东地区，不会有和平、长治与久安。

他强调，没有共享的价值观、多边的安全体系与同质且紧密的利益——这些都是国际合法性的基础，半个多世纪前西德、日本等国不会甘愿服从美国的领导，因此今天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鼓吹“America First”（美国第一）的自我中心主义，只会凿空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从而使美国的盟友伙伴们离心离德，让美国的挑战者见猎心喜。

特朗普的当选与“美国第一”原则的再度出场

对美国史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会知道，“America First”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起源于整整一百年前（1916年）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竞选连任总统时的选战论述，旨在欧战烽火连天的年代里确保美国的“中立原则”与和平孤立——虽然翌年美国就被迫卷入欧战。

此后百年来，作为美国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思潮的一种民族主义表达，“America First”多次在美国政坛上出现过，最近一次就是2017年初特朗普就职以来的宣扬。莱克的演讲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第一次系统地分析这一美国民族主义的理念或说口号背后，蕴含的美国外交规则的变动及其不良国际政治后果。

国际关系的体系论者虽然注意到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例如“开放经济的政治学”（Open EconomyPolitics）在过去十多年间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他们一般来说还是较为忽视国内社会因素的影响。不过，身为当代体系论领袖之一的莱克今天倒是重视美国国内社会分化因素对“美国第一”的中心主义和对外政策的影响。

他指出，在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下，以及受特朗普激进言论的鼓励，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已在美国兴起，并且反映在政治动员、对外经贸与外交政策上。例如，歧视性地对待穆斯林移民，不计后果地废除TPP，唯利是图地处理与德国、韩国、加拿大和北约组织关系，一意孤行地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都属于自挖墙角、自掘坟墓的行为。长此以往，将破坏美国与众多从属国之间的等级制体系，颠覆美国世界霸权的合法性。

在演讲的结尾，这位以学术为志业的学界领袖陈述了对拯救美国霸权的国际合法性的理论思考和实务建议。莱克主张通过激发“再嵌自由主义”（Re-embedded Liberalism），推行“新版新政”（New New Deal），应对美国国内严峻的社会分化问题；另一方面，呼吁重视“共享收益”（shared gains）和多边主义，推行“新型国际协商”（NewInternational Bargain），以挽救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不断流失的合法性。

随后的问答环节中，三位提问者只是就演讲的具体概念和提法请求解释，给了莱克进一步补充的机会。在阐述国际秩序、等级制与合法性的理论问题时，他语气平和而坚定，这是他多年来学术研究的重心和成果所在，他有足够的理论自信。在分析美国社会问题与特朗普对外政策变局时，他犀利的目光扫向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坐在第3排的我，对时局担忧与不满的心情自然地流露出来。

45分钟的演讲得到了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在演讲者与听众的双向正面反馈中，一种同质性的社群和共识型的思潮隐然形成。但是，我总是有些不安，听到的是精致的理论体系，脑海里浮现的是严峻的社会现实。

与去年底美国政治学界反对特朗普公开信所罗列的九条理由相比，今年莱克的主席演讲更加系统化、更加学理化，更具有纵深的世界历史视野，也反映出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嬗变。不过，美国学术精英们的理念、主张还是有些曲高和寡，支持特朗普的老白蓝领和相对剥夺感强烈的中下层民众恐怕听不懂这些抽象的概念。

我记得“Embedded Liberalism”这个理论，是1980年代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Ruggie教授提出来的，或可译为“内嵌自由主义”，大意是政府在推行自由主义的国际自由贸易时，应该注意建设社会安全网，提高社会福利供给，减少失业率，缓和分配不均的阵痛，亦即要把自由主义这股劲猛的力量内嵌或曰驯服于社会协调发展之中。不过，好像八九十年代的里根-撒切尔自由主义浪潮，并没有给“内嵌”予实质的发展空间，否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贫富分化过大、民粹主义升腾的窘境。

那么今天，莱克提出Re-embedded Liberalism是什么意思呢？字面上可以译为“再嵌自由主义”，难道是要复兴30年多前的“内嵌自由主义”社会改革政策吗？可是今天的下层阶级已经到了要闹革命的时候了——激进的社会再分配声浪此起彼伏，夹杂着再次激化的种族主义的怒火，怎么还会忍受温和的改革呢？而且，“内嵌”和“再嵌”都是定语，说明本质还是自由主义的主张，只是为了缓和自由主义的负面冲击而要注意社会公平，推行政府协调。

不久前的美国弗吉尼亚州骚乱暴露出美国社会分化加剧的现实

不过，如果不能为社会公平的发展和政府协调角色的发挥找到同样强劲的驱动力，自由主义这头猛虎是难以驯服的，反而会骑虎难下，左右为难——当自由市场极致发展的社会分化后果显现时，很多公共政策都会面对社会公平优先或者经济效率优先的排序难题，政策困境将随着社会分化程度的加深而深化，直至最后只能通过社会代价极大的政治革命，而非政策理性，来处理。

还有更大的不安。眼前的演讲者是美国霸权稳定理论的思想斗士，也是美国霸权利益的维护者，而我想到的是中美竞合关系结构的现实演化。莱克最后主张加强美国与其西方盟友基于共享价值观的“共享收益”与多边主义，推行新版国际协商时，是以解决美国面临的三大国际挑战为目的的，排在首位的就是“Rising China”（中国的崛起）的挑战，然后才是朝鲜核问题与国际恐怖主义。当时，莱克的目光望向远方，仿佛他能穿过这座加州旅馆的厚墙看到遥远的北京，而我则严肃地看着他。

关于中国崛起以后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两种流行看法：

其一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的思路，认为中国崛起后必然在国际舞台上示强，并将引起既有霸权国家——美国——的恐惧，从而使得中美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就像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记载的新兴城邦雅典和霸主斯巴达的战争故事。

另一种看法即“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则逆向思考：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继续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是这个看法的倡导者，今年初，他援引经济史和国际关系学者金德尔伯格对当年英美霸权交替期出现的国际领导力真空的研究，来分析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种可能前景。

不过，不管是哪种“陷阱”，其实都蕴含着美国乃至西方主流政治学界对中国国家发展的一种异质论判断，认为中国崛起后依旧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将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以及外交活动上挑战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体系，或者至少不能成为西方心目中的负责任的大国。莱克等霸权稳定论学者不能容忍恐怖主义和朝鲜核武器的非对称性挑衅，更不能容忍中国这种大国修正主义的挑战，而且后者对美国的霸权体系威胁更大，因为这是一种对称性、结构性、全方位的巨人对决，将重划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基本版图。

时间有限，莱克不可能在这场演讲中阐述中美对决的理论与现实，但是，根据他多年来的学术思想以及本场演讲关于“国际秩序”与“合法性”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预测他对中美关系的基本阐释框架。

在他看来，合法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来源于共享的价值观、多边主义的合作安全、共享的合作收益以及利益的同质性。这个国际秩序中虽然存在主导国与从属国的等级差别（international hierarchy），但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共享的。

然而，在合法性的来源上，现实的中国很难被他归为这一国际秩序的同类伙伴。从十多年前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共和党右翼智库人士，到今天亲近民主党的加州政商精英和全美政治学术圈，其实在对待中国问题上都有相同之处：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不会促进既有的权力分配现状（status quo）的维持，而且会挑战权力分配现状，损害美国的霸权利益，此即对中国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性质的基本判断。

中美关系：竞争还是合作？

可以说，在国内政策上，“再嵌自由主义”论者也许和共和党建制派有分歧，但是在对中态度上，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尽管演讲后莱克对我说他来过北京和清华大学很多次，有很多中国朋友，但是他只会从维持美国霸权利益的角度考虑中美关系的结构，而且难免疑虑重重地看待中国的国际动向。几年前中国学者王缉思和美国学者李侃如共同提出的中美“战略互疑”的问题，其实至今仍然无解。

坐在莱克教授面前，我很钦佩他关于国际秩序、等级制与合法性的学术理论框架，只不过今天美国政治社会冲突的严峻现实，以及中美之间结构性的紧张关系，不时在提醒我：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

在国内问题上，知识精英坐而论道恐怕是不够的，起而行之，深入社会基层调研，加强社会对话，促进政策协调与改进，也许才能为有效的改革争取时间和政治空间。就如今年美国大选后奥巴马所说的，如果希拉里能更早点、更直接地弯下腰去倾听底层民意，强化具体对策的话，也许不至于败选。这说的也是扎根社会、起而行之的道理，虽然未必能真的逆转选举结果。

在中美关系上，基于意识形态和理论阵营的先入为主的定性判断，只会给自己制造对手乃至敌人。而且，“手握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观念上的敌人很可能就变成现实的敌人。因此，光有理论家带领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是远远不够的，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有远见的政治实践家通过深入的国际沟通，寻找理念与利益共识，发掘跨国社会支持，才有可能克服先入为主的定性判断，在不断积累的合作平台上创造新型的大国关系。

可惜的是，在莱克及其学界拥趸的正向反馈体系中，理念至上和观念先行既是思维的风格，也是行动的网罗。翻看厚厚的会议手册，不难发现，即便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的学者，意识形态的影子也不时在论文题目中出现。

我一时间竟有些恍惚，觉得今天的场合很像是在一座名为希尔顿的“加州旅馆”的聚会，每个人都进入一个夏日狂欢的庭院，做一个“自愿的囚徒”（prisoners of our own device），不一定能找得到来时的通道。正好在四十年前（1977年）诞生的这首流行歌曲，以隐喻的手法描绘了一个所有的旅馆入住者都无法逃脱的怪诞世界，“You can check out any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现在，莱克的声音打进了每一个集会参加者的心坎，在听众热切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获得积极的反馈，一种新的时代思潮（Zeitgeist）在这家旅馆中隐然形成，虽不算怪诞，但无所不在，习以为常者将永远无法逃脱，也就无法更好地解释世界与有效地改造世界。

8月31日速写于旧金山Kearny St.

9月4日整理于北京清华园

【本文原题为《“再嵌自由主义”能拯救“国际合法性”吗？——2017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主席演讲手记》，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whzh_21bcr）。】

来源时间：2017/9/17   发布时间：201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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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学军 程恩富  来源：红旗文稿

　　由于新自由主义一贯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因而常常给人们造成新自由主义单纯主张限制政府权力，以及新自由主义是在学术自由讨论后才占上风的错觉。这是当前中外理论界必须辨清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对于政府权力，既有限制的一面，更有操弄利用的一面。以美国为例，没有政府权力的支持，新自由主义根本无法迅速兴起和实现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的横行，又反过来侵蚀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断削弱其国家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开始走向衰落。可见，新自由主义兴衰有着其内在的权力逻辑。
　　一、 因权而兴
　　政府权力在新自由主义兴起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1980年里根上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此后，在政府权力支持下，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导地位，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美国也相应由管制资本主义进入到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新自由主义的由来及其基本主张。二战前后，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以伦敦学派、货币学派、产权学派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经济学流派。这些经济学流派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各不相同，但都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它们从维护资本主义立场出发，顽固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因而人们将它们统称为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私有化、唯市场化和唯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选择，虽然有时也会失灵，但市场具有自我纠正功能，所以只要放任市场调节，即可避免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危机；政府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本身，作为“必要之恶”的政府，对经济干预只应保持在最低限度。
　　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历史契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就已逐渐成熟，但因与在美国处于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意见相左，新自由主义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上世纪70年代中叶，美欧等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依旧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希望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有效需求来实现经济复苏。但结果却是，不仅没有解决经济停滞问题，过量增发的货币反而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陷入失灵的尴尬境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里根赢得了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是继撒切尔夫人赢得英国大选之后，又一位在西方大国赢得大选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随着里根上台执政，美英新自由主义得以从理论走向实践，并发展为一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
　　新自由主义获得美国政府权力支持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能够赢得美国政府权力的支持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一方面，垄断资本对以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之心早已有之。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本质上都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两者在具体政策取向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凯恩斯主义主张加强资本管制和增加社会福利，这无疑损害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此外，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美国战后公共事业得到长足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公共财富。垄断资本对此可谓垂涎已久。要对这部分公共财富实施私有化，也同样需要先去除凯恩斯主义障碍。另一方面，此时美国垄断资本已经积累了足够经济政治实力。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欧美垄断资本元气大伤。战后蓬勃发展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更使得垄断资产阶级陷入了无限恐慌。为了避免爆发苏俄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向劳工阶级做出妥协和让步。这正是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能够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实力得到极大增强，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善，使得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因而在垄断资本看来，此时用新自由主义替代凯恩斯主义不但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
　　二、 弄权而盛
　　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美国虽然经历了几度政党轮换和政策调整，但基本保持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从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但成功解决了困扰美国多年的经济滞胀问题，甚至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更是创造了相对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格局。然而，与其将这些成就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放任，不如归功于其对政府权力的操弄。操弄政府权力，牺牲劳工阶级与发展中国家利益，正是新自由主义成功背后的秘密所在。
　　向垄断资产阶级放权让利。首先，在税收政策上向富裕阶层倾斜。在里根执政期间，先后通过《1981年减税法案》和《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里根的税制改革，大幅度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使美国平均纳税额减少了6.4%，而超富裕阶层则降低了16%。新的税制使财富进一步向富裕阶层集中。其次，放松市场监管。在凯恩斯主义模式下，政府对公共事业领域实行了较严格的管制，只将经营权授予少数特许企业。新自由主义奉行放任市场政策，大幅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市场监管，为大资本家创造了更多的盈利机会。第三，在货币政策上，超量发行美元。小布什执政期间，一改以往几届政府相对谨慎态度，转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其总统任期内，美国公共债务几乎增加了10万亿美元。超量发行美元降低了资本家的借贷成本，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第四，实施国有股份私有化，低价出售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份或资产。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份或资产，一般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以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这部分资产普遍质地优良，且对整个社会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向垄断资本家低价抛售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份，既有利于壮大垄断资本家的经济实力，又有利于增加垄断资本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
　　对劳工阶级进行经济压榨和政治打压。与对资本家放权让利相反，新自由主义对于劳工阶级，则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在政治上，利用政府权力不断打压工会等为代表的劳工组织。打击劳工组织，降低了劳工阶级的组织程度，导致劳工加入工会的比率大幅度下降，削弱了劳工阶级与资本家的谈判地位。在用工政策上，通过增加雇工弹性和引进外籍员工等政策的改革，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加剧了劳工阶级的内部竞争，进一步削弱了劳工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谈判能力。在社会政策上，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开支，并将社会福利的主要责任由联邦政府下放给各州政府。1996年，克林顿签署《福利改革法案》，结束了自1935年以来联邦政府对于穷人帮助没有时限的做法。以上政策的实施，使得在过去30年中，美国劳工阶级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几乎没有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劳工阶级（含所谓中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
　　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美国政府为了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将其具体政策化为“华盛顿共识”，并作为改革范本在全球推广。美国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进一步巩固美国霸权地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方便了美国资本输出和国际剥削，加强了美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中心—外围”“消费—生产”的不平等关系。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流通体系下，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扩张，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滥权而衰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操弄政府权力，源于其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深度侵蚀。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而且是一种政治模式。新自由主义严重侵蚀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削弱了其国家的综合治理能力。
　　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败。新自由主义为金钱政治和权钱交易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其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金钱政治、权钱交易原本就是资本主义的公开的秘密。资产阶级政客要赢得选举，必须首先要获得垄断资本在经济和媒体上的大力支持。而一旦当选，资产阶级政客必然要兑现承诺，投桃报李。但在以往，这种无耻行为还多少需要遮遮掩掩。新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将成本、利润计算泛化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原则。在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政治权力也不过是一种用来实现个人利益的商品。公平、正义、公共利益和公民责任等价值观念则变得可有可无。在新自由主义误导下，2014年4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取消个人政治捐款上限，更是为金钱政治和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的打压下，美国左翼力量被严重削弱。由于缺乏大资金的支持，真正代表劳工阶级的政党或参选人，被早早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顶尖1%者的跟班，靠顶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
　　政府权力的滥用。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败，直接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滥用。政府权力作为一种公权，本应以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其价值取向，而在利益集团操弄下，政府权力丧失了其公利性和公信度，转而成为极少数人牟取私利的工具。美国前总统卡特指出:“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这些献金者希望并期待在选举过后得到好处，他们有时会得到好处……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任官员把这种不受限的金钱视为向他们提供的巨大收益。国会大佬们会有更多途径来捞好处。”美国利益集团通过操弄政府权力，换取各种权益。随着垄断寡头对于政府权力控制的加深，政府权力也愈发遭到滥用。例如，为迎合金融资本放松监管的需要，1999年克林顿废除了1933年设立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弃用曾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为日后金融危机爆发埋下隐患，而克林顿本人却因此得到了华尔街金融家们的广泛支持，克林顿基金会也由此赚得钵满盆满。
　　政府国家治理能力的削弱，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政府权力的滥用直接导致国家治理能力的削弱。贫富两极分化和经济秩序混乱等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本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及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但随着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更加按照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来支配经济和社会事务。当政府自身无力解决这些经济社会问题时，就不得不求助于垄断资本控制的市场，反映其利益要求。住房自有化和债务证券化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虚假繁荣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垄断资本的贪婪与市场的失控最终于2008年引爆了国际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所吹嘘的“市场自我纠正”“反对政府干预”的谎言被这场金融危机彻底揭穿。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不得不自食其言，再次利用政府权力，实施大规模救市政策，帮助垄断资本家走出困境。
　　综上可见，新自由主义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垄断资本利益。但凡有利于垄断资本利益的，必然得到加强和利用；但凡与垄断资本利益相左的，必然遭到限制或去除。这也正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我们要破除对于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市场”的迷思，认清其实质，避免其误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4M550982]阶段性成果）
　　（作者：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教授 王学军 程恩富）

来源时间：2017/9/17   发布时间：20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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