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铁流  来源：微信公众号“科工力量”（ID：guanchacaijing）

根据美国CNN报道，当地时间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妨害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中国私募基金Canyon Bridge 对美国IC设计公司莱迪思的收购计划。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也发表声明表示：“今天，为了遵守本届政府保护国家安全的承诺，总统颁布命令禁止该并购计划”。为何一家私募基金收购一个数百人的公司，会引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财报部长努钦这样的大BOSS，以妨害国家安全为由叫停并购呢？

莱迪思并非芯片制造商

虽然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将私募基金试图收购的莱迪思称为芯片制造商，但实际上，这种报道是存在问题的。芯片制造商的称呼一般被用于台积电、格罗方德、中芯国际这类晶圆厂，莱迪思公司并不直接制造芯片，而仅仅是设计芯片（FPGA）。该公司的主要产品集中在消费性电子、通讯与工业等范畴，推出包含USB Type C、智能手机与平板等各式装置互连解决方案、影像传输解决方案、电源控制、无线通讯传输芯片等产品。

这就要介绍一下FPGA，相对于CPU、GPU这种人所共知的芯片，FPGA的名声小得多，但名声不显并不意味着不重要。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是在PAL、GAL、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像通信、航天、国防领域都要用到FPGA，特别是在军用方面，比如相控阵雷达就需要使用FPGA，而目前军用的FPGA还依赖一些单位的逆向工程和进口，这对武器装备的自主化非常不利。随着云计算、云存储、工业互联网、无人驾驶汽车、5G通信等产业的兴起，FPGA的应用会更加广泛。因此，无论对于国防军工，还是民用领域，FPGA都意义重大。

中国在FPGA行业和美国差距非常大

在FPGA行业中，美国公司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同创国芯董事长祝昌华在发布会上曾表示：“全球FPGA芯片市场规模大约50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约15亿美元。由于行业的技术以及资本门槛比较高，美国厂商占据了垄断地位，在中国15亿美元的市场当中，国产FPGA产品所占市场份额约2%。”

在美国公司中，赛灵思公司是行业老大，其次是被Intel收购的阿尔特拉。然后是莱迪思和Actel。FPGA厂商中已经形成了“两大（赛灵思、阿尔特拉）两小（莱迪思、Actel）”的市场格局，赛灵思和阿尔特拉瓜分了全球60%以上市场，其余厂商只能从剩下的市场中瓜分冷炙残羹。

而国内厂商中，曾经处于领头羊地位且承接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FPGA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的京微雅格在去年负债3000万而陷入经营困难，国内另一家在FPGA方面有一定建树的单位据小道消息称其产品其实是逆向工程。在产品性能上，国内自主研发的FPGA与赛灵思的产品可谓天上地下。业内人士曾做过一个比喻：在CPU方面，中国自主研发的CPU已经进入了热兵器时代，虽然性能比Intel逊色很多，但起码党政军能用了。而在FPGA方面，中国自主研发的FPGA还处于青铜器时代。

此外，FPGA行业的先行者还用构筑专利壁垒的方式使后来的追赶者很难实现赶超。在过去十多年里，Intel、IBM、摩托罗拉、飞利浦、东芝、三星等60多家公司曾试图涉足该领域，除Intel以167亿美元收购阿尔特拉成功进军该领域之外，其余公司纷纷折戟沉沙。

正是因为差距巨大，且自主研发追赶难度极高，收购美国莱迪思公司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选择。

收购之路异常艰难

半导体行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行业老大能吃好，行业老二勉强饿不死，剩下的日子过的就比较惨淡了。比如Intel的毛利润可以高达60%，AMD能生存下来，但股价却低的不可思议，至于其他开发X86 CPU的公司则随着时间消逝了。

类似的，虽然赛灵思和阿尔特拉的日子过的好，但莱迪思的日子过的并不好，2016年第二季度，莱迪思就亏损1380万美元。在这种情形下，寻找新的金主就是必然之举。在去年11月，私募基金Canyon Bridge就意图收购莱迪思。紧接着，22名美国国会议员致函美国财长，对Canyon Bridge 收购莱迪思半导体表示关注。信中指该私募基金与中国政府有联系，以私募基金名义收购，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批并购申请时予以阻止。

在之后的8个月时间里，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对该收购案进行了3轮审查，Canyon Bridge 和莱迪思都未能说服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CFIUS）批准该收购案。由于美国总统有中止或阻止这类投资的最终权力，在收购受阻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批准这项交易。

而最终的结果众所周知，特朗普否决了收购案，这是过去27年时间里，美国总统亲自否决的第四件收购案。

投资安全审查不应该成为推行保护主义的工具

在清华紫光等中国公司反复尝试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力图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进而获取先进技术的担忧与日俱增，而某人将中国描述成为贸易掠夺者的言论，进一步破坏了围绕中资发起交易的气氛﹐中国公司的收购交易也面临来自CFIUS的更多审查。

Canyon Bridge合伙人Ray Bingham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自去年总统大选以来，任何事只要和中国有关就会引起担忧，遭受严苛的对待，并且朝不利的方向渲染。Ray Bingham还表示，这桩交易受到的审查主要与政治因素有关。

Canyon Bridge合伙人Ray Bingham

虽然一些美国媒体将Canyon Bridge收购莱迪思描述为中国为了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的举动，美国的高官和一些官方机构也以妨害国家安全为由叫停收购，但作为收购案的当事人，Canyon Bridge的合伙人曾表示：该公司完全是出于商业目的而考虑收购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莱迪思半导体。同时，莱迪思公司也有非常强烈的被收购意愿，因而从商业角度看，这完全是你情我愿的商业交易。

而且仔细分析，无论是媒体报道中的“中国”这个政治因素，还是可能威胁美国国防安全的论调，其实是存在一定瑕疵的。

首先，本次收购莱迪思的并非是一家有像清华紫光这样有政府背景或国资背景的中国公司。而是一家总部位于硅谷的私募基金。即便Canyon Bridge Capital Partners的部分初始资金募集自几名中国合伙人（注意是部分资金，不是全部资金，而且是私人资本，不是国有资本），其高级顾问Dr.David Wang曾任中芯国际总裁，华虹集团首席执行官等职务，但依旧是一家遵守美国法律的全球私募并购资金。

其次，莱迪思半导体在2011年就中止了军事相关半导体解决方案的研发，并不像赛灵思那样，是美国军方的供应商。

美国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中资收购美国公司，投资安全审查不应该成为推行保护主义的工具。正如9月14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发言：“对敏感领域的投资进行安全审查，是一个国家的合法权利，但不应该成为推行保护主义的工具”、“中国企业在境外收购国外的公司，是企业自主决策的市场行为。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企业的境外收购，对这种正常的商业行为给予公平的待遇，为其创造合理、透明的经营环境，避免对投资者信心产生影响”。

来源时间：2017/9/16   发布时间：2017/9/15

旧文章ID：14119

作者：孙兴杰  来源：FT中文网

　　联合国安理会在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之后的一个星期时间里通过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决议。这也是国际社会对朝鲜核导活动做出的最快的反应，足以说明，朝鲜第六次核试验触犯了众怒。
　　不过，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出台了九轮，一轮比一轮严厉，而朝鲜的核导技术却一次比一次先进。制裁似乎没有触碰到朝核的穴位。但是，也不能说制裁对朝核发展没有影响，在当前的朝核局势之下，联合国出台的制裁决议也是延缓和阻滞朝鲜核导活动的办法。
　　这一轮制裁决议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可能需要时间，比如禁止纺织品出口等措施的影响，而其象征意义则是直接和有力的。
　　首先，朝鲜核试验之后，美国很快就拿出了制裁决议的草案。不过一个星期，各个大国就进行了密集而频繁的磋商和沟通，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长之间的协调。虽然各大国之前在朝核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或看法，但是它们都将朝鲜第六次核试验看做对当下全球安全的威胁。
　　其次，联合国安理会仅仅在一个星期时间里就拿出了强有力的制裁决议案，并顺利通过，表明了国际社会在朝核问题上的统一的立场：至少国际社会难以容忍，更不会接受朝鲜拥核。墨西哥和秘鲁还驱逐了朝鲜的大使。
　　最后，这次制裁决议也表明第六次核试验促使大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挑战。制裁决议的内容也表明，各大国对朝鲜的行为“很生气”，后果也比较严重。
　　联合国安理会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在应对朝核问题的时候，大国的集体行动就是对朝鲜最好的震慑。朝鲜核武的发展就是在大国的夹缝之中，腾挪辗转，最终成为难解之题的。这次快速的制裁决议发出的信号也是明确的，不要试图再次挑战大国的底线和共识。
　　当然，这次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也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是经济制裁的最高版本，与历次制裁决议共同编织了制裁朝鲜的大网。如果制裁能够得到彻底、认真的执行，朝鲜从外部获取外汇的渠道将被切断，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对朝鲜的制裁效果将会表现出来。煤炭、纺织品、劳务输出等朝鲜创汇的主要项目基本都被列入制裁范围。同时，原先被视为紧急措施的能源制裁也被提上日程，虽然原油的进口没有列入制裁范围，但是成品油已经有了最高限额。可以预见，如果朝鲜再有挑衅，石油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制裁的内容。
　　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最终是大国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的共识。美国最初提出的草案在磋商过程中有了比较重大的修改，这也在情理之中。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要依靠各国来贯彻和落实，而美国的提出的制裁草案中有诸多难以执行的条款。同时，联合国制裁的最终目的还是逼迫朝鲜走到谈判桌，而不是引发战争。如果冻结金正恩的个人财产，各方坐下来谈判的可能就小了很多，而在海上对朝鲜货轮进行查验，难免会引发冲突。
　　但问题在于，经济制裁并不能实现朝鲜去核的目标。近十年来，朝鲜核武发展与经济制裁几乎是两条平行线。朝鲜已经事实拥核了，核武器是战略性资源，甚至是朝鲜的护身符，而经济制裁只是挤压和减少朝鲜从外部获得资源的空间。这次制裁决议有可能是针对朝核问题的最后一次经济制裁，原因在于，如果在将朝鲜90%的外汇来源都掐断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办法规制朝鲜的行为，就只能换换药方了。
　　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一种态度，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朝核已经不是全球治理的“一般问题”了，而是非常棘手的特殊问题。常规的药方难以解决疑难杂症。目前朝核问题已经“全球化”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通过全球治理就能治好。回到朝核问题的根本：朝鲜与相关各方之间的威慑是否达到均衡的状态。
　　因此，在联合国制裁决议之后，美国的“极限施压”也会持续推进。作为朝核问题最主要的攸关方，美国需要发出一致而可靠的信号，但特朗普的“大嘴”无形之中消耗了美国的战略信誉，尤其是美国对朝鲜的威慑力。不能不说，朝鲜最近一个多月时间里核导活动的突破与美国失败的战略威慑是相关的。
　　就目前而言，美朝之间并不存在“大交易”的可能性，虽然美国战略界担心特朗普可能会做一个比较失败的交易。目前，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形成了一种各方一致反对朝核的气候，特朗普完全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朝鲜达成一个交易。而朝鲜也没有意愿走到谈判桌前。第六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庆祝自己的核导一体，但是距离实战还有一步之遥。现在交易的话，朝鲜拿什么可以交易呢？美国也是如此，双方都不可能拿着核心的利益和关切进行交易。
　　对朝鲜进行有力和可信的威慑，才是对朝核的精准施压。对付朝核难以利诱之，而必须进行命悬一线的威慑。有了核武器的金正恩并不可能以身犯险。现在的朝鲜已经不是光脚的了，而是穿上了梦寐以求的核武的大鞋。如果没有缝隙，朝鲜也不会一味地撞南墙，从四月危机以来金正恩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迂回的人，更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朝核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半岛的均衡，重建半岛的平衡才能阻止和迟滞朝鲜的核武开发。
　　朝鲜主动弃核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未来的方向是阻止朝鲜的核导活动。如果没有遏制朝鲜核武继续发展的统一国际阵线，朝核就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大麻烦，虚耗外交与战略资源。建立对朝鲜可靠的威慑，以战略的决心和意志来吓阻朝核发展，更需要大国的协调和共识。石油禁运从来不属于经济制裁的范畴，而是战略遏制的行动，同时美国在东亚地区合理可靠的军事部署也是战略遏制。而当下美、日、韩的联动以及“萨德”入韩无疑破坏了大国之间的协调，甚至成为朝核发展的推进器，因“萨德”而大国生隙。而金正恩抓住难得机会，几乎一举达成了朝鲜核战略的目标。
　　当前而言，应对朝核问题的参照系似乎是印、巴，而不是伊朗，或者说，应当先让朝鲜冻结核试验或者放弃核开发，才能谈“去核”的问题。联合国制裁所制造的朝鲜已成“过街老鼠”的“大气候”，与大国一致形成的精准的施压，有可能给朝鲜筑起一道它不能也不敢踩踏的反朝核的高墙，将朝核圈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图来日。
　　（注：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7/9/15   发布时间：2017/9/15

旧文章ID：14113

作者：张锋  来源：澎湃新闻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国际上的普遍感觉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比奥巴马时期更快了，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在这种战略变局之下，中国亚太战略的主要思路应该是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冷静观察、有所作为，还是无为而治、坐享其成？
　　亚太秩序正在变化中
　　在不同的政策领域，答案不尽相同。但一个有意思的视角是，如果美国的战略能力真的因为特朗普的上台而快速下降，那在一些敏感的领域，冷静观察、有所作为也许要比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更有战略效果。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值得关注。第一个原因是简单的逻辑推理。如果美国的地区地位和影响力迅速下降，那即便中国的地区地位和影响力没有迅速上升，只要中国能够保持自己的战略影响力不下降，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战略影响力也会上升。最极端的情况是，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因为自身原因而崩塌，中国外交只要能保住稳定的大局，就能看着美国自我衰落而坐收其利。此时美国不用你去“博弈”就自己倒了。
　　第二个原因稍微复杂，涉及到战略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的国家间认知与判断。当前亚太地区秩序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正在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转向一个新的、尚不明朗的新秩序。有一些人认为取美国秩序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但更多的人认为新的秩序将既不以美国为中心也不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一种新的、动态平衡的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极为关注和敏感，一些战略上积极进取的举动容易被误解为中国挑战现状、构建以己为中心的地区秩序的信号。这恐怕会使一些相关国家滋生与中国对抗的意图与决心。
　　以上推论是否成立，需要检验美国亚太战略影响力迅速下降和地区国家对中国战略举动高度敏感这两个假定是否成立。
　　美国亚太战略影响力迅速下降？
　　关于第一个假定，几乎所有美国传统外交精英都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八个月，是美国亚太外交能力和战略影响力迅速下降的八个月。
　　首先，他们认为特朗普总统不可预测的“推特外交”的根本目的不是增进美国国家利益，而是博取个人关注度。而其前后矛盾、咄咄逼人的外交话语是对美国战略信誉的巨大伤害。
　　其次，亚太地区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外交的重点，至少其重要性排在中东和俄罗斯之后。这在明年国务院亚太局的经费将削减45%中就可见一斑。此外，很多涉及亚太事务的重要外交职务还处于空缺之中，包括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很难让地区国家相信美国对亚太的战略承诺。据说，截止到6月，特朗普政府已经不下28次重申对日本的安全承诺。
　　再次，在具体政策上，特朗普政府不仅没有出台成熟与一致的亚太政策，反而处处显示出自相矛盾和自我伤害。退出TPP（泛亚太伙伴关系）、忽视东南亚、蔑视多边主义、威胁与中国进行贸易战、对朝鲜进行战争恐吓等等都是明证。美国外交精英最不满的是特朗普对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地区盟友的“威逼利诱”。最令他们吃惊的是，在朝鲜核危机愈发需要美韩协作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却威胁要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
　　地区国家也基本认同这种看法：特朗普正在全面地、深刻地、在某些领域不可逆转地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虽然二战后70年的领导权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崩塌，虽然特朗普政府亚太高官的缺失说明现在全面评估其亚太政策还为时尚早，但实际政策经常受决策者的认知而不是客观事实的驱动。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亚太战略影响力迅速下降的假定是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中国制定亚太政策的一个基本判断。
　　中国应冷静观察、有所作为
　　第二个假定——地区国家对中国战略举动高度敏感——似乎也是成立的。一个最近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不久前得到外交解决的中印边境对峙。印度为了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罔顾他国利益非法越境，从中可以看出印度在安全领域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决心不容忽视。
　　另一个例子是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今年6月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峰会上的演讲。特恩布尔明确表示，中国不能把美国挤出亚洲并取而代之成为地区主导国。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休·怀特教授指出，特恩布尔是在用具有冷战色彩的遏制战略来应对中国。而澳大利亚国内对华强硬的保守派的声音也甚嚣尘上。
　　除了印度和澳大利亚，日本的安倍政府早已下定决心制衡中国。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之间战略联动以制衡中国的可能性并不低。美、澳、日、印曾有过四国安全安排倡议，但因为考虑到中国的反应而不了了之。现在，这一倡议有重新浮出水面的可能。
　　在亚太各国因为美国战略影响力迅速下降而躁动不安的时候，中国在安全领域做出进取姿态就更需谨慎，以免引起战略误判。谨慎妥当的奋发有为也许能避免此类负面效应。因此，冷静观察、有所作为不失为当前中国亚太战略的一个保险选项。无所作为是不行的，因为其后果是被地区秩序的变化牵着鼻子走，造成战略被动。冒进激进更不可取，因为这将加强地区国家的战略戒心和制衡中国的战略倾向。
　　中国的稳健可治特朗普“乱来”之弊
　　在地区秩序大变的情况下，地区国家最怕的是“乱”。它们之所以对特朗普不满，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认为特朗普是这一乱局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的外交战略应对症下药，为地区秩序的稳定提供可以预期的保障，而这种保障的根本首先在于中国自己战略的稳健。
　　战略稳健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防范自我伤害，冒进和无为都容易造成战略伤害。可以说，特朗普的亚太政策在不同领域同时犯了冒进和无为这两大错误，因此带来了自我伤害。这是中国应该避免的。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来源时间：2017/9/15   发布时间：2017/9/15

旧文章ID：14112

作者：王鹏  来源：多维新闻

　　北京时间9月12日晨，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针对朝鲜第六次核试验的第2375号决议。这份据说为“有史以来对朝鲜最严厉”的制裁决议，被韩联社评价为“首次将被平壤政权视为生命线的石油列入制裁名单”——它不仅明确规定了向朝鲜出口石油（不得超过400万桶）、液化天然气的限额，同时还全面禁止朝鲜的纺织品出口，冻结其劳务对外输出——这两项被认为是朝鲜当下所剩无几的创汇渠道。
　　不仅制裁决议文本空前严厉，大国的态度也更趋一致：美国在惋惜此决议终究没有达到特朗普此前所要求的更为严苛的程度的同时，毕竟还是为该决议“在纵向对比上的进步”而表示肯定；中国则强调“各方都要全面、完整地执行安理会决议的有关规定”。
　　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然而，国际社会并不能把平壤政权怎么样。这次所谓的“史上最严制裁”终究还是将如它的前任、前前任们一样，成为历史的过客，见证朝鲜“核弹与导弹齐飞”的历史性“新突破”。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朝鲜主观动机上讲，正如笔者所一再强调的，金正恩已将拥核作为保障四层核心目标的根本手段——朝鲜国家生存、劳动党政权生存、金氏家族统治延续、金正恩本人生命及统治延续，因此国际社会加强外部制裁只能迫使其加速发展核武。
　　对于朝鲜而言，核弹+导弹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武器，而是其最高统治者个人以及整个统治集团安身立命的合法性来源和绝对依靠。金即是核，核即是金；金不可一日无核，故去核必先去金。然而，在国际社会做好冒着全面核战争的危险也要对朝鲜发动一场注定凶多吉少的斩首行动或政变之前，面对朝鲜已经拥核且实现“两弹合一”的现状，此时此刻还奢谈“实现半岛无核化”（即改变朝鲜已经拥核之现状），不是痴人说梦，就是滥用夸张的修辞手法。用普京（Vladimir Putin）的话说就是：“平壤宁可‘吃草’，也不会就这么放弃核武计划。
　　其次，参考历史经验或许有助于我们理性认知朝鲜核野心的本质。从整个人类历史上看，从来没有一个有核国家能够在外界的制裁压力下屈服，并最终同意弃核的。或许有人会说乌克兰和南非，但这两个例子和朝鲜全无可比性。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是除了俄罗斯外唯一继承少部分苏联核武库的前加盟共和国。面对这“飞来横核”，经济捉襟见肘的基辅当局在西方的“善意劝说”面前“从善如流”，愉快地实现了和平去核。可是，须知，乌克兰的核武库并非是乌克兰政府像如今朝鲜一样顶住国际压力、力排万难才取得的，而是一笔不自意获得的“意外之财”或“意外之负担”。对当时的乌克兰而言，显然核武库的保养和维持是一项巨大的负担；同时他们又一心想融入西方，自然没有必要抵制“去核”。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十多年后，在克里米亚危机中惨遭昔日“大哥”肢解，这时的乌克兰朝野上下无不怀念当年苏联的核遗产——如果乌克兰还是一个核大国，那么普京大帝或许也不敢贸然下手吧。相信乌克兰人的痛苦与反思会在朝鲜引发共鸣，而这必然会更加坚定金正恩的进一步拥核决心。
　　另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成功案例是南非。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南非政权更迭这一最关键的事实。南非白人政权长期实行种族隔离，不仅为全世界所孤立，更遭受其他非洲大国、邻国的直接军事威胁，因而开展核武计划并实现拥核。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中期，白人政权因南非国内原因而几近崩溃。最终，南非和平过渡为一个民主国家，曼德拉于1994年成为该国首位黑人总统。随着原先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法案被废除，南非不仅一夜之间获得全世界的承认，更与此前磨刀霍霍要进剿南非的非洲诸国成为兄弟。外部威胁骤然消失，南非自然没有必要继续维持昂贵的核武库，因而接受国际社会的无核化安排。可见，如果要在朝鲜实施“南非模式”，那么首先就需要对金正恩进行政权更迭。试问，国际社会对此做好准备了吗？
　　如今的朝鲜，同印、巴一样都已经在事实上成为核国家，所缺的无非是一个名分而已。而印巴“先是不顾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然后‘硬扛’制裁，最终迫使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并接纳其核国家地位”[2]的成功案例正在不远的前方向金正恩招手。
　　第三，我们再从朝鲜社会经济发展态势来预测此次制裁能否奏效。早在2006年朝鲜第一次成功试爆核弹之前，朝鲜就一直是以西方大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长期孤立、敌视的对象。冷战结束后，随着苏援的终止，朝鲜一度陷入困境；而随着俄、中先后与韩国建交，朝鲜在政治上“被抛弃”感俞强，在安全上亦焦虑日甚。
　　2006年朝鲜成功试爆第一枚核弹后，国际社会加强了对朝制裁。仅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就有近十次：2006年的第1718号决议（针对首次核试验）、2009年的1874号决议（针对第二次核试验）、2013年1月的2087号决议（针对朝鲜发射卫星）、2013年3月的2094号决议（针对第三次核试验）、2016年3月的2270号决议（针对第四次核试验）、2016年11月的2321号决议（禁止朝鲜的煤炭出口和铜、镍、锌、银的进口）、2017年8月通过的2371号决议（禁止朝鲜所有的煤炭、铁、铅、海鲜的出口，同时对朝鲜对外贸易银行和劳务输出进行限制），以及2017年9月12日通过的所谓“史上最严”第2375号制裁决议。
　　然而，制裁并没有什么用。一次次愈加严厉的制裁，不仅未能直接阻止朝鲜的核试验、导弹试射，甚至连削弱朝鲜经济、国力这个次要目标都无法达到。国际社会惊诧地看到，饱受制裁之苦，勒紧腰带炸核弹的朝鲜，其经济状况在最近几年竟然奇迹般地“触底反弹”、开始稳中有升。这又是为何？
　　据韩国银行（Bank of Korea，韩国的央行）7月21日发布的测算数据，2016年朝鲜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9%。这意味着，在国际社会强力制裁的重压之下，朝鲜的经济增长率由2015年的-1.1%直线上升，由负转正。
　　不仅如此，即便是横向比较，朝鲜最近的经济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譬如韩联社就认为，这是朝鲜经济增速时隔8年反超韩国（2.8%）。与此同时，韩朝两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也由22.2倍缩小为21.9倍。专家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2015年的干旱造成朝鲜上一年度经济数据基数减少，故使得2016年度同比增幅提高。也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金正恩下达指令，要求朝鲜加强矿产生产所导致的，譬如殷栗矿山就提前十天超额完成了上半年度铁矿石生产计划。
　　不仅朝鲜国内经济在回升，其对外贸易在制裁的阴影下也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据韩联社报道，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rea Trade-Investment PromotionAgency，简称KOTRA）7月21日发布的报告《2016年朝鲜对外贸易动向》称，朝鲜去年对外贸易额（不包括韩朝贸易）为65.5亿美元，同比增涨4.7%。去年3月起联合国安理会实施对朝制裁，朝鲜贸易额不减反增实属意外。
　　具体来看，朝鲜去年出口额为28.2亿美元，同比增涨4.6%，进口额为37.3亿美元，同比增涨4.8%，贸易逆差为9.1亿美元，同比扩大5.4%。朝鲜出口最多的产品为煤炭等矿物原料和服装等，两者占贸易总额的68.1%。矿物原料出口额同比增涨10.2%。涨幅较大的还有鱼类、甲壳类，出口额为2亿美元，同比增涨74.9%，占比从4.2%提高至6.9%。
　　朝鲜去年煤炭出口大增12.5%。KOTRA方面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煤炭出口量及出口额设限，但民用煤炭除外，因此煤炭出口受到的影响有限。加上现半年出口价格上涨，出口额有所增加。
　　韩国银行根据朝鲜宏观经济数据做出的分析也同样表明，在金正日执政的17年中（1994-2011），朝鲜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0.2%；而其子金正恩在2012年上台后，近5年来朝鲜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2%，比其父统治时期整整多出一个百分点。
　　为何朝鲜在遭受外界更强大制裁压力的金正恩时代，却能一方面较其父、祖更为成功、迅猛地发展昂贵的战略武器，同时还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对于这个“正恩谜团”（The Myth of KimJong-un），有专家认为这是金正恩比其父祖在战略上更为坚定（坚定不移地发展核武器，不受任何阻力的动摇），同时在策略上却更为灵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推行重视保障人民温饱水平的实用主义经济政策（有学者将其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农村制度松绑进行比较）。该解释是否说明朝鲜近五年来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动因，我们姑且不论，但国际社会愈加严厉的经济制裁已经被朝鲜有效规避，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站在金正恩的角度，无论是借鉴印、巴的“成功案例”，还是汲取乌克兰惨遭俄罗斯肢解，利比亚、埃及、叙利亚迭遭西方颠覆的失败教训，都没有理由“自废武功”、“自毁长城”。无论是从朝鲜金正恩政权主观动机、决心来看，还是从国际社会所实际掌握的技术、军事手段、政策工具来讲，想依靠经济制裁就迫使朝鲜就范、弃核，无异于与虎谋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或许几周之后，或许就在这几天，朝鲜将以新的核爆和试射来回应已成废纸一张的“联合国2375号决议”。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时间：2017/9/15   发布时间：2017/9/15

旧文章ID：14110

作者：罗亮  来源：中美聚焦

　　2013年9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COC）全面启动磋商。2017年8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COC框架文本。如无意外，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将在今年11月的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正式宣布启动COC实质性磋商，也就是对“重要和复杂问题”开展磋商。COC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不外乎两点：它到底是什么？何时正式出炉？
　　第一，COC是什么？其中至少包涵三个层面的内容，即为什么要制定COC，它与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有何关系，它的性质是什么。
　　COC并非近些年南海问题升温而制造出来的一个新概念。早在1992年7月东盟外长会上，菲律宾就提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构想，最终得到与会外长对通过一项南海宣言的支持，即《东盟南海宣言》。
　　1992年至2000年，中国政府当时认为，东盟与中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等政府性文件足以指导处理南海争端问题，没有必要再另搞一套。但从2000年起，中国政府又从强化发展同东盟关系长远利益出发，同意与东盟国家成立COC磋商联合工作组。
　　2002年之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就COC举行了积极磋商，但因为对其草拟的文本内容、性质以及具体涉及的适用地理范围、联合军演、争议海域捕鱼活动等细节问题存在分歧，最终各方妥协性推动签署了众所周知的DOC，用以暂代COC。
　　2011年7月，中国与东盟达成《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针》。2013年9月，落实的DOC联合工作组就COC启动具体磋商，以此为标志，COC磋商就此全面铺开。
　　至于DOC与COC的关系，DOC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问题签署的首个政治文件,对于管控南海危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COC是DOC的升级版，两者一脉相承，不可割裂。DOC第十款明文规定“有关各方重申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将进一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同意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朝最终达成该目标而努力”。中国和东盟国家正是在全面有效落实DOC框架下积极推进COC的磋商，且两者同为一个工作组的人员构成。因此，COC的制定理应以DOC为起点和框架，在此基础上寻求最广泛共识，照顾各方舒适度。
　　COC的性质问题，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COC是类似于DOC的政治文件？还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目前东盟国家内部尚存争议，没有统一的认识。很明显，制定一个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COC，对东盟国家增信释疑、有效管控南海争端危机、阻止域外力量介入作用有限。当初正是由于东盟某些国家认为DOC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才肆意采取有违DOC的单边行为，破坏遵守DOC的承诺和彼此间的政治互信。
　　目前，中国政府对于COC秉持的是一种开放态度，是否具有约束力将视与东盟10国磋商进程而定。如果中国政府当前直接表示COC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势必会打击东盟的积极性，也显得中国不自信，因为长期以来某些国家本身就对中国充满猜疑，所谓中国担心COC的约束力也制约自身在南海的行动。但从当前形势来看，COC是否具有约束力，或者说有多大程度上的约束力，讨论此项内容的时机还远远未到。各方有很高的期待，但也要有足够的耐心。
　　越南希望将COC变成一项附带争端解决机制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希望借此掣肘中国政府在南海的维权行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DOC是不具有约束力的政治文件予以支持，也就变相鼓励将COC定性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然而，可以断定的是无论是已经制定的DOC，还是正在磋商中的COC，都不可能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的争端解决机制，而是为了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危机管控机制，旨在促进各方提升互信，避免发生冲突，通过打造共同认可的地区规则，为最终和平解决争端奠定基础。中国政府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
　　第二，COC何时出炉？2017年8月签署的COC框架文本只是整个COC磋商进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不涉及具体的“重要和复杂性问题”，也并非外界所误解的COC正式文本。在COC磋商中，妥协性签署DOC之前碰到的诸如适用范围、军事活动等系列重要和复杂问题会再次一一呈现，实质性磋商必将是一个逐步积累、举步维艰的过程。COC的制定关系到各方利益及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大局，需要有充分的空间和时间来协商，而重中之重则是有一个高度的政治互信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基础，这也就决定了COC磋商无法设置明确的时间表，一切都只能在没有外界重大干扰和南海形势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作为南海域外国家，长期以来急切期望制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COC，并给国际社会造成中国有意在COC上“拖延”的错误认识。其实2016年7月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王毅外长对于COC磋商提出了十六字愿景，即“合理预期、协商一致、排除干扰、循序渐进”。
　　东盟已走完50年历程，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间的问题，更不是中国-东盟关系的全部。部分南海声索国出于一己私利，对落实DOC框架下合作项目积极性不高，更有国家利用东盟轮值主席国机会假借东盟10国之力对中国施压，力促尽快签署COC，甚至让美国、日本等域外力量参与其中，这显然是极不明智的抉择。眼下当务之急是各方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好DOC框架下的务实合作，以合作促发展，为COC的最终制定创造必要条件和良好氛围。

来源时间：2017/9/15   发布时间：201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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