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恩•唐南  来源：FT中文网

　　华盛顿今夏的一个话题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自己陷入停滞的贸易议程日益强烈的挫败感。而且他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挫败。
　　特朗普在经济方面最重大的竞选承诺之一是要走一条新的、强硬的贸易路线，特点是要对中国等竞争对手开征高额关税，以及大批撕毁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未来仍可能出现变数。然而，9个月过去了，老实说，特朗普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没有舞台展示自己肌肉的恶霸。
　　他或许会对聚集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助手们咆哮称要开征关税，在Twitter上威胁退出多个贸易协定。但华府中急于或愿意将这些威胁付诸实施的官员逐渐减少。总之，这些威胁本身看起来越来越空洞。原因主要有三点：
　　1. 特朗普并不控制整个体系
　　美国总统之职被赋予了很多权力。但现实的另一面是，总统对贸易的影响力受到美国宪法和现行法律的制约。特朗普或许希望单方面开征关税，但他没有多大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这样做。美国宪法将监管贸易和开征关税的权力赋予了国会。即使是那些赋予总统最大行动自由的法规，也至少需要一个过程和正当理由。
　　只需看看特朗普陷入停顿的以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钢材进口征收关税的计划遭遇了什么。政府官员坚称，他们仍在制定一项计划。但阻碍这项钢材征税计划——涉及引用1974年通过的一部贸易法，该法案表面上赋予了总统巨大的权力——的部分是所涉及的耗时费力的研究，部分是所需要的跨部门磋商。
　　然后还有国会。控制国会的共和党总体上比特朗普总统更支持贸易。他们还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权力来管控这一体系。
　　此外，此次钢材关税事件还暴露出这一体系中特朗普并不控制的另外两个部分：美国商业和经济现实。在经过开始时羞于启齿之后，除钢铁业之外，美国商界所有人都越来越大声地反对任何将推高钢材价格的做法。他们也一直在为开征钢材进口关税将损害美国经济寻找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2. 在贸易方面，美国并不拥有像特朗普认为的那么大的权势
　　这方面最恰当的例子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已经停止的关于让美国退出2012年生效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KORUS FTA)的争论。Axios的乔纳森•斯旺(Jonathan Swan)上周末做得很好，他详细披露了最近几周政府内部的有关对话，以及特朗普多么接近于发布一份退出协定的正式通知——正如今年4月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那样。
　　由于朝鲜近期的核试验，加上特朗普总统（暂时）承认此时退出韩美自贸协定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不可取，这一想法已经被搁置。
　　但这个例子也说明了美国一直在出错牌。
　　在今夏召开的一次讨论特朗普对韩美自贸协定的担忧及美国对韩贸易逆差的特别会议上，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拿出了一份他希望看到首尔做出的单方面让步的清单。据了解此次讨论的人士透露，其中包括让韩国加快逐步取消对美国商品的某些关税，但对韩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不实施这样的政策。
　　莱特希泽实际上重施了在上世纪80年代使用过的威胁策略，当时他作为里根(Reagan)政府的一名高级贸易官员与日本谈判“自愿出口限制”。但这一次，韩国贸易部长金铉宗(Kim Hyun-chong)作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不，谢谢”。
　　金铉宗的回应是经过精心盘算的，原本韩美自贸协定就是他率领韩国团队谈判的。他很清楚一个事实：韩美自贸协定取消，将导致美国对韩出口商品关税大幅提升，而非反过来。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简言之，特朗普时代，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声音。近日，美国国会、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大量的农业组织以及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都站出来反对特朗普退出韩美自贸协定的计划。这也说明华盛顿在谈判桌上的影响力会日益减弱。
　　3. 商界不再惧怕特朗普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内部关于贸易的决定性辩论一直是在“经济民族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之间进行。然而，除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例外——特朗普上任第三天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全球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一直处于上风。
　　这反映了全球主义者——如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等及其团队——在政府内部的工作和重要性。然而，这也说明了企业界不再惧怕特朗普利用社交媒体形式的“天字第一号讲坛”、以及他的夸张言辞会产生什么反作用。
　　美国企业界很快学会了如何应对特朗普关于贸易的糟糕想法，并发现他们在特朗普的白宫和内阁中都有很多盟友。许多人也不再相信他发出的威胁。对于一位惯于用威胁跟人打交道的总统而言，这只会带来更多的挫败感。
　　译者/隆祥

来源时间：2017/9/14   发布时间：2017/9/14

旧文章ID：14116

作者：胡高辰  来源：澎湃新闻

　　本月9日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中，提及美国发展小当量核武器的内容，按照媒体的表述，这一行为会给美军指挥官提供更多的军事手段选择，但同时，也会使得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变得更高。该消息一出，引起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核政策走向的各种分析和猜测。
　　美国青睐“小核弹”带来负面影响
　　特朗普自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已经多次表达了对核武器作用的兴趣，并提出要加大美国在战略武器建设方面的投入。就在近期，美俄在外交层面上“大打出手”，相互宣布驱逐对方驻本国的外交人员，同时，战略武器层面也针锋相对，俄罗斯宣布将重新启用铁路导弹作战系统。新的铁路导弹作战系统，可能会在原有的“巴尔古津”铁路导弹系统的基础上对作战能力进行较大提升。而美国则宣布完成了新型战术核航弹B61-12的空投试验，据称该型号核弹体积小、打击精度更高，同时，可搭载的平台也更加灵活，美国空军的F15E战斗轰炸机、F22、F35等战术作战飞机都可以搭载该型号核弹。
　　比起俄罗斯重启战略核重锤展示战略威慑力量，美国的举动更多的是展示出对实际使用核武器的倾向。在B61-12核弹完成试验后，美国核安全局表示，B61-12核弹的精度高，威力小，附带的伤害也相应降低，相比大当量的核武器，B61-12可以算得上是“干净”核弹，这一言论，从侧面似乎是对实际使用核武器提供道德上的“借口”，结合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在《核态势审议报告》中提及发展小型核武器这一情况，美国对小型战术核武器的投入，很有可能是为未来实际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准备。
　　中国自拥有核武器起即宣布“不首先使用”，至今依然贯彻这一政策，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正面的榜样，而美国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让核武器随时能投入战场使用，这对世界安全和战略态势构成了较大威胁，同时，这一做法也动摇了核武器使用的禁忌和不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惯例，美国未来甚至还有可能会以发展新型小当量核弹头而重启核试验。果真如此，特朗普政府的核政策会对国际核态势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倒退，对国际核裁军、防扩散、全球战略稳定带来消极的影响，刺激处于核门槛的国家铤而走险，更加倾向于发展核武器以自保。特朗普政府对于“小核弹”的青睐应当被密切关注。
　　中美核战略关系之表述值得关切
　　特朗普政府的《核态势审议报告》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就是该报告如何定义中美核战略关系。随着近年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核态势审议报告》、《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三份官方文件中都提及了要与中国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内容，可以说，这起码显示出当时的美国政府意识到了中国战略威慑实力和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性。
　　但是，美国战略学界却对中美是否应当构建或是否存在战略稳定关系存在明显的矛盾态度。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战略武器具备了可靠的生存能力，例如新型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实战部署的战略核潜艇等。因此，从大局考虑，中美存在或应当建立战略稳定关系。同时，反面的声音依旧存在，这一部分学者回避谈及中国战略武器是否具备报复能力，而认为美国应当继续保持战略优势。还有的观点认为，如果中美建立战略稳定关系，会使得美国对日韩等盟友的核保护伞失效，把日韩暴露在中国优势的常规军事力量之下。因此，为了保护日韩等盟友的安全，中美不应当建立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应当保持战略优势，继续给盟友提供核保护伞。
　　美国的军事行动也和军方的文件呈现矛盾性。一方面，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开展了持续的抵近侦察，美国近年来持续派遣海空军事力量进入南海，除了搅局南海局势的目的，对中国海基核力量的侦查，力求掌握中国海基核力量的参数也是重要的原因。美军的这一做法是为了降低中国潜射导弹的生存能力，不利于中美战略稳定性。另一方面，美国不顾中国的反对，在中国周边部署具备战略防御能力的导弹防御系统，近年来尤以“萨德”入韩为焦点，中国方面持续表达了抗议和不满。而美国对中国的反对一直置若罔闻，甚至高级官员放出了“不关中国的事”这类强硬的表态。在导弹防御问题上，过去一些年，美方的态度是愿意讨论，但是拒绝任何承诺以及任何修正。如果美国真的希望如政府文件所述与中国构建战略稳定性关系，应当尊重中国的战略利益，而不是想尽办法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
　　而特朗普政府即将出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几乎不可能不谈及中国与美国的核战略关系，从目前已有的言论中还无法精准地判断特朗普政府会不会、抑或会如何在《核态势审议报告》中谈及中美战略关系，但从特朗普政府已有的对核武器表现出青睐的言论和举动可以预测，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在政策文件中做一些积极地表态，但是在具体的军事行为上继续谋求战略优势，给中美核战略关系带来不确定性和负面的影响。
　　虽然最终美国当届政府的核政策如何走势仍需等待《核态势审议报告》的正式发布才能做出判断，但特朗普政府的《报告》一些可能的内容逐渐浮出水面，从中可以看出并没有太多对改善当前国际核态势有助的内容，冷战的对抗思维、威慑意识丝毫没有减弱，国际社会应当对特朗普政府的核政策及具体的行为有所重视。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军备控制与国家安全方向博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17/9/14   发布时间：2017/9/14

旧文章ID：14111

作者：夏春 杨轶婷 王川  来源：FT中文网

　　日前特朗普与民主党达成共识，接受民主党的提议延缓债务上限3个月，虽然算得上是短期的好消息，却引起了共和党的不满。而此前8月13日，美国“团结右翼集会”事件的发生，更说明了美国的政治分化，不仅是在政府体系，更是集体民众中的普遍情况。最重要的是，当前的美国资本市场受政治事件的影响也愈来愈大。
　　美国国会最近面临两个重要的期限。首先，在12月（原本为10月前）提高政府债务上限。事实上，上周国会刚刚宣布，特朗普接受了民主党人提出临时上调债务上限三个月的方案，这意味着这一上限将延后至12月底。另一条则是在10月前通过18年政府预算。
　　诚然，政府关门危机依然没能完全解除，风险依然存在。联邦政府每年的开销远远超过收入，需要发行国债。但是债务上限由国会管控，如果美国国债到达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就无法继续发新债。现有国债到期后，美国政府将无法以发行新国债的方法偿付旧国债，导致拖债。金融界以美国国债收益率为无风险利率，如果发生拖债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堪设想。
　　并且，此次特朗普自作主张接受民主党提案，加剧了共和党内部分裂。共和党领导人表示，共和党原先寻求将债务上限延长18个月，或者退一步到6个月，但现在却被特朗普打乱了计划。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对此更是在公开场合表示失望和不满，称这一法案“可笑”且“不可行”。

　　当然，短期内延长债务上限3个月，还是暂时延缓了政府关门危机，解决了国债偿付问题，并成功拨款78.5亿美元用于美国目前的飓风灾害，可谓一箭三雕。
　　此外，政府预算法案未来也要面临同等甚至更艰难的挑战。8月28日，特朗普要求把建立墨西哥边际修墙费用列入18年政府预算中，否则就利用总统的权利否决政府预算法案。而近期的朝鲜导弹事件更是成为政治博弈的重点，美国深陷打与不打的两难境地，境内外事件都在持续发酵。
　　尽管政府关门危机将延缓至今年12月，但毕竟尚未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如若真的出现危机，市场又将如何反应？
　　在11年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发生时，引发了连续2个月的全球金融业的剧烈波动。当时奥巴马当局与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多次谈判，最终在最终期限的前两天7月31日达成协议。虽然11年8月2日当天奥巴马签字，躲避了拖债，8月5日标普依然降低了美国政府的AAA主权信用评级至AA+级，并将评级前景定为负面。这一举动让投资者开始怀疑英国、法国会不会也遇到同样的待遇。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股票市场都经历大跌。短期的政府关门事件，经济不会受到长期影响。但是投资者可能会在期限到期前面临暂时的市场波动（尤其是债市影响较为严重），而黄金会相应增值。

　　今年8月13日，“团结右翼集会”事件爆发，一名右翼示威者开车冲撞示威者，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媒体和社会各界立刻谴责右翼分子，特朗普却发布声明，谴责了右派示威者和反示威者两方。尽管之后14日特朗普发表了一个批判右翼的声明，但次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因为媒体追问，特朗普一气之下又声明两方都有责任。
　　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了关于此事的电话民意调查。被问到“特朗普认为双方都有责任的看法是否正确”时，55%的参与者认为特朗普的看法是错误的。令人吃惊的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者的看法大相径庭：68%共和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谴责两方的观点是准确的，但83%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是错误的。这个电话民意调查充分体现出美国政治分化之严重。当政治变得越来越像一个零和游戏，议员也越来越少妥协，特朗普政策是否能实现也变得更难预测……
　　议员不愿意妥协有两个主要因素。首先，近几年新任的许多议员都受到了政治分化的影响，政治理念较为极端。另外，杰利蝾螈导致许多众议员更加担心投票会不会造成党内预备选举失败。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自从93年，国会议员连任率超过93%。在过去的12次选举中，只有3次一党从另一方成功赢得超过30个席位。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共和党支持者和民主党支持者的政治观念相差度越来越大，比如说：枪支管制、纳税、全球气候变暖。政治分化在众议员中也有出现。共和党中的自由党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很多都是金融危机后选入众议会，深受美国茶党运动的影响，当年不仅不愿意对奥巴马做出任何让步，还把前任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赶下了台。
　　政治分化自从金融危机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大多数专家认为这和社会穷富差距扩大有很大的关系。老百姓在面临困境时更倾向于接受极端的看法。特朗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竞选期间把美国的问题一边倒地怪罪给墨西哥非法移民和国际贸易。按照目前美国的经济发展趋势，政治分化行为会持续很久。
　　杰利蝾螈的定义是以不公平的选区划分方法操纵选举。方法很简单：设计选区时集中自己支持者的选票，分散对方支持者的选票。从下面的图可以看到。如果按方案1划分选区，三个选区都会被民主党赢（蓝色）。如果按照方案2划分选区，三个选区中共和党（红色）反而可以赢得两个。根据美国日报报道，16年的众议员大选435名席位中不到40个选举有竞争性，因为在2010年共和党赢得31个州的执政权和州议会时，同时也在这些州得到了划分选区的权利。
　　当今大多数共和党众议员只需担心来自党内的挑战，特别是那些代表非常保守的选区的议员更不敢妥协。而且，在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两个法案，导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可以不受限制地接受捐款，通过政治性广告等宣传方式来支持候选人。

　　去年11月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成功后，标普500指数大涨13%，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市场看好特朗普和被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可以成功出台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比如说税务改革、增加基建等。
　　当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被同一个党控制时，按理来讲法案应该很容易被通过。但作废奥巴马医疗法案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大的反例。虽然在过去的8年，作废奥巴马医疗法案是共和党多年来喊得最响的口号，但在共和党入主国会后，共和党内部却就法案的废除方法进行了大量的争论。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属于保守派的议员要求完全废除此法案，但属于温和派的议员要求废除前要准备好取代法案，保证美国三千两百万民众不失去奥巴马医疗法案带来的医疗保险。而在保守派议员的眼里，温和派支持的替代法案与奥巴马医疗法案大同小异，因此两派很难达成共识。虽然最后众议院勉强的通过了废除奥巴马医疗法案的法案，但7月27日约翰•麦凯恩和另外两位共和党参议员的否决票导致参议院的废除奥巴马医疗的法案失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初市场对特朗普的期望很大，因此投资者大量买入美国股市。但现在投资者已经开始怀疑共和党是否有能力通过减税和增加基建的法案。这些法案都会给政府的财政情况进一步施加压力。因此很有可能会因为党内无法达成共识而难产。目前共和党内，保守派无法接受国债上涨，但温和派不愿意减少社会福利。如果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依靠民主党的票去通过这些法案，他很有可能会像他的前任约翰•博纳，失去自由党团的支持，卸任众议院议长的职位。
　　另外，美联储一直也很关注特朗普的政策会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比如说，如果国会通过税法改革降低海外收益税，美国企业将会把多年海外的收益遣返美国，导致美元增值，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增长也会造成物价上涨。因此，如果美国议会无法通过这些法案，美联储也有可能会降低加利息和缩表的速度。
　　最后，市场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以下的图是特朗普上台后标普500指数和罗素2000指数的表现。罗素2000指数跟踪美国的中小盘股。当时特朗普获选总统让投资者相信美国的中小企业会受益其中，因为其减少法规限制，增加基建支出等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帮助比那些依赖海外收入的大型跨国企业的帮助要大。因此罗素2000指数在特朗普竞选成功之后的几个月的表现比标普500指数的表现好很多。但是，近几个月市场慢慢意识到特朗普支持的政策没有那么容易通过国会变成法律。因此，了解美国的政治情况对投资者有非常大的帮助。

　　（作者介绍：夏春是诺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杨轶婷、王川为诺亚香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7/9/13   发布时间：2017/9/13

旧文章ID：14117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从未有过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他自恋、没常性，缺少国际事务经验。在外交政策上，他拿出的总是口号而不是战略。有些总统，比如理查德·尼克松，也同样靠不住并带有社会偏见，但尼克松在外交政策上有战略眼光。其他人，如林登·约翰逊，虽然非常自负，但他拥有与国会和其他领导人共事的高超政治技巧。
　　未来历史学家回顾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时，是会把它看成一次临时失常，还是美国的世界角色出现的重大转折呢?新闻记者们总是过于关注领导人的个性，因为这样能写出好文章。相反，社会科学家们则倾向于提出有关经济增长和地理位置的广义结构理论，来证明历史的必然。
　　笔者写过一本书，试图通过查考一个世纪前“美国时代”建立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来检视领导人的重要性，并推测如果总统被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取代，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在别的总统领导下，结构性力量还会导致美国领导全球的时代出现吗？
　　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是积极的领导人，但他的影响主要在于时机，经济增长和地理才是强有力的决定性因素。伍德罗·威尔逊打破美国固守西半球的传统，派美国军队前往欧洲参战。但威尔逊带来的更大变化在于他为孤注一掷加入“国联”进行辩解时（他的固执起了相反作用）美国例外论道德基调的转变。
　　至于弗兰克林·罗斯福，结构性力量会不会让由保守的孤立主义者领导的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是值得商榷的。显然，罗斯福有关希特勒构成威胁的一整套说法，以及他有备而来地利用珍珠港这样的事件，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1945年后，美苏的两极化结果确定了冷战格局。但如果是亨利·华莱士当总统（本该如此，倘若1944年罗斯福没有让哈里·杜鲁门顶替他当副总统的话），美国的反应方式就会不同。同样，如果是罗伯特·塔夫特或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当总统，怀特·艾森豪威主持的相对顺利整合起来的遏制体系就有可能遭到破坏。
　　上个世纪末，全球经济变化的结构性力量导致苏联超级大国的衰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尝试则加快了苏联的解体。然而就最终结果来说，罗纳德·里根对国防力量的整固及其高明的谈判手段，以及老布什终结冷战的管理技巧，这些也都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由别的总统来领导，美国便不会在20世纪末实现对全球的主宰，这种说法可信吗？
　　也许，如果罗斯福没当总统，而德国巩固了它的实力，对上世纪40年代的国际体系来说，乔治·奥威尔幻想的冲突不断的多极世界就会成为现实。也许，如果杜鲁门没当总统，而斯大林在欧洲和中东取得重大胜利，苏联帝国就会更强大，美苏两极就会持续更长时间。也许，如果艾森豪威尔或布什没当总统，其他领导人没有成功避免战争，美国的优势就会走歪（就像美国干涉越南时那样）。
　　考虑到经济规模和良好的地理位置，结构性力量很可能让美国在20世纪拥有某种形式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领导人的决策仍强烈影响着主导地位出现的时机及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结构性因素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但结构内部的领导力也会导致不同结果。如果历史是一条河流，它的流向与流量由气候和地形等巨大的结构性力量决定，那么，人类的代表要么是扒在顺水漂流的木头上的蚂蚁，要么是穿越激流躲避礁石的筏夫，偶尔倾覆，但不时会成功。
　　所以，领导力是重要的，但究竟有多重要呢？永远不会有确切答案。 试图通过对公司的研究或实验室研究来衡量领导力效果的学者们，有时会视不同情况得出10%或15%这样的数据。但在高度结构化的情形下，变化常常是线性的。而在非结构化情形下，如取消种族隔离后的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变革性的领导力就产生了迥异的效果。
　　美国外交政策由制度和宪法构建，但外部危机可以营造一种环境，它更多地受到领导人选择的影响，且不论这种选择是好是坏。如果艾尔·戈尔在2000年的时候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很可能会对阿富汗开战，而不是伊拉克。由于外交政策事件有社会科学家所谓的“路径依赖”，领导人的选择相对较小，即使初期有10-15%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后果。就如罗伯特·弗罗斯特所写的，林子里分出两条路，选择人迹稀少的那条，有时会让一切改变。
　　最后，领导人的个性造成的风险也许并不是对称的，它们给一个守成大国带来的不同后果，也许多过新兴大国。触礁或引发战争会让船沉掉。如果特朗普避免了一场大战，如果他不再当选，未来的学者们在回顾他的总统任期时，或许只会把它当成美国历史曲线上一个奇特的波动点。但这些不过是巨大的假设而已。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How Much Does Trump Matter?》（2017）

来源时间：2017/9/13   发布时间：2017/9/11

旧文章ID：14105

作者：杰弗里•弗兰克尔  来源：中美聚焦

　　唐纳德·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实施新的贸易壁垒，同时又指望北京帮助遏制朝鲜令人担忧的核武器计划。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两面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显而易见，潜在的美朝军事冲突利害攸关，特别是在将要使用核武器的时候，会酿成真正的危险，哪怕核武器并没有被使用。但是，我们却被迫把对华贸易问题与朝核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
　　也许确实，中国加大对平壤的压力，直到包括切断石油供应，是最有希望让金正恩同意暂停核计划以换取美国的某些安全保证了。（美国有可能阻止朝鲜获得核能力的时机已经彻底错过。）
　　也许特朗普以为，他可以把在贸易上向中国发出威胁作为“讨价还价筹码”，以确保中国帮助对付它麻烦的盟友。果真如此，那他算是误入歧途。这个错误的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交易商的手段
　　通常，对特朗普前所未有的执政方式的辩护，是说他属于“交易型”。由于是商人，因此他是一位拥有议价能力的交易商。许多人说到这种交易手法，就好像它是对传统假定的相应替代，传统假定认为一位总统应该有某些规则和原则，并对国际联盟和机构给予一定尊重，因为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他们说这是短期战术与长期战略的问题。但重要的是，就算特朗普的短期战术见效，他能不能成功呢？
　　尽管在私营部门历经沉浮，但总统的行为却似乎表明他并不熟悉让谈判取得成功的一些最基本要求。交易的一个原则，是要从对方角度出发考虑这场游戏，并能想到一个双方都有理由认为好过其他的替代方案的最终结果。另一个原则是要赏罚分明树立信誉，这样对方才能意会选择的真正后果。
　　对中国反复无常的贸易威胁
　　美国怎样才能说服中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呢？尽管特朗普希望把对华贸易作为“讨价还价筹码”，以确保中国出手相助，但白宫发出反复无常的威胁却不是办法。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白，他们不必把特朗普的威胁当回事。去年12月，也就是上任之前，特朗普曾挑战“一个中国”政策。他显然没有事先想到或考虑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比美国更加不惜一战。今年2月9日，他不得不自我打脸，除了没面子和开了虚张声势的恶劣先例，他的“讨价还价筹码”毫无斩获。
　　另一个特朗普放弃威胁的例子就是他在竞选中曾反复承诺，只要入主白宫他就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这项政策自始至终都很蠢。如果中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客的要求，在2015-16年间停止干预外汇市场，那么结果会是人民币变得更有竞争力，而不是更加坚挺。特朗普直到今年4月2日还在重提此事，而不顾当初的指责是否可取，但一周后他突然转变立场，再次在中国人面前丢了脸。到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大多数观察家一样，学会了轻视特朗普的警告，因为它们与现实没什么关系。
　　针对中国，白宫仍在采取激进的贸易政策行动。这些措施的覆盖范围皆尽其所能。试图靠国家安全豁免来阻止钢铁进口实属荒唐，它既缺乏法律依据，也绝非经济上的良策。如果成功禁止钢铁进口，美国其他制造业的成本就会上升。铝进口也是一样。其他一些措施更妙，如试图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8月18日，白宫就中国是否窃取知识产权展开正式调查。根据“301条款”实施报复的争议措施也在考虑之中。）
　　但这些贸易举措都不会对美国的贸易平衡、实际收入或就业起多少正面作用。且不论好坏，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策上耍的小把戏，绝不会有利于争取中国人帮助对付朝鲜，却很可能适得其反。
　　那么，争取让中国提供帮助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信誉方是正途
　　像所有交易者应该做的，首先要从中国的角度考虑朝鲜问题。中国不希望朝鲜拥有核武器，但它更担心邻国生乱，出现动荡，包括可能的难民潮和美军干预。美国和韩国政府要准备承诺，如果中国对朝鲜实施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并使之屈服，那么最后结果既不会是美军进入“三八线”以北，也不会是出现一个拥核的统一朝鲜。美国和韩国还应该准备暂停部署“萨德”，作为一种短期姿态，换取中国颁布执行对朝鲜的全面制裁。
　　这一战略或任何战略要想见效，美国总统必须有信誉。特朗普的可信度非常低，因为他大话说的太多。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外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他的话无论涉及过去、现在或未来都与现实无关。
　　除了向中国发出贸易威胁，还有两个朝核问题的例子。1月份，对于朝鲜意在发展能打到美国部分地区的核武器，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这绝对不会发生”。8月11日他说，如果金正恩“以公开威胁的形式相要挟，顺便说一句，他多年来一直这么干，那他一定会追悔莫及，并且很快会追悔莫及”。人们很快就知道，这两个表态显然已经有失精准，而且进一步损害了他本就不高的信誉。
　　如果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最终遇到的美国总统是一个比金正恩说话更不靠谱的领导人，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来源时间：2017/9/13   发布时间：2017/9/13

旧文章ID：14103

作者：张茉楠  来源：中美聚焦

　　近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转变，以及中美经贸关系趋紧，美国投资保护主义倾向也进一步抬头。根据路透社报道，日前，已有4位美国议员向国会提交了外国对美投资审查的相关修订议案，这可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投资保护主义趋势大大加强。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屡次遭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
　　数据显示，自2005年开始，在所有受美国CFIUS审查的国家中，中国所占比例急剧攀升，从2005年的1.56%上升至2013年的21.6%。2010-2013年期间提交安全审查的外国投资案件共有415起，其中涉及中国投资者的案件数量达60起（占14.5%）。2012和2013中资受审查案件急剧增加，位列各国之首。2016年，CFIUS对外商投资审查创下新高，达到170宗，突破了2008年155宗的记录，而中国是被审查最多的国家。
　　去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公布2016年年度报告，建议国会授权CFIUS禁止中国国企收购或以其他方式获得对美国企业的有效控制权，担心中国国企会通过并购获取美国的技术、知识产权和市场能力，进而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最新的CFIUS报告进一步显示,美国对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空前严苛，而中国企业遭受审查数量连续三年名列榜首，遭遇空前挑战。
　　作为行使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核心部门，CFIUS是由美国财政部主导的跨部门审查机构.负责在国家安全层面评估跨国交易，以确定外国在美投资交易对国家安全存在的潜在影响。
　　CFIUS报告显示，2009-2013年提交给CFIUS的交易涉及许多工业部门，其中超过1/3的审查公告属于制造业（186个，占39%），还有1/3为金融、信息、服务行业（164个，占34%）。剩余涉及矿业、公用事业、建筑业（91个，占19%），或者是批发、零售、运输业等。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核心“国家安全”这一名词的涵义正在不断被扩大，从传统的“国家安全”延伸至能源、部分领域的关键技术以及服务业等更大的领域。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如果被频用和滥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成为一国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限制或者禁止外资进入本国的工具之一。尤其是所谓的敏感技术、敏感行业成为了拒批的原因。被拒绝并购的企业主要涉及电讯、航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数据的运用和用户信息的收集成为新的安全风险点，这与美国多年来对华实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如出一辙。
　　近日，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扩大CFIUS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国家安全的审查力度、审查范围和审查程序。财政部已经准备了一个清单，将与两院共同推进相关工作。
　　最新的美国国防部报告称，中国通过看似平常的商业交易，逃避CFIUS的监管，以达到获取敏感技术的目的。这些交易包括设立合资企业、小额持股以及对初创企业的早期投资。该报告称，很多中国投资由于金额不大，不构成直接收购（低于10%的控股），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审查。
　　而在审查程序上，以对等开放为由，拒批或拖延审批中国企业的并购案更为常见。例如，中国移动在美申请牌照，69个月未获批准。美方认为中国电信市场不开放，所以不批准移动公司的申请。由此可见，到底是正常的安全审查，还是安全审查泛化甚至藉此达到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排斥竞争性威胁的目的，是不言自明的。投资保护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一样都是“美国利益优先”的体现。
　　根本而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特点决定了中美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据研究机构荣鼎咨询估算，2016年，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已完成的收购和初创公司投资规模合计456亿美元。中美经济优势互补，且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两国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强烈互补性会长期存在，而发生新的摩擦与冲突将是“双输”结局，全球也可能继贸易保护主义之后，又面临以投资保护主义和资源要素流动壁垒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冲击。

来源时间：2017/9/13   发布时间：2017/9/13

旧文章ID：14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