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赫海威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在中国的学校里，学生们学到，美国部分是靠着从英国窃取技术，从而成为一个大国的。在政府大厅里，官员们声称，需要通过保护发明来刺激创新。在董事会会议室中，高管们制定战略，利用侵权法来打击国外竞争对手。
　　中国经常被描绘为仿冒品和盗版软件之国，专利、商标和版权等知识产权普遍遭到忽视。现实情况则更为复杂。
　　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采取了一些颇为矛盾的立场，在某些情况下无视知识产权，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保护它。这些矛盾之下则是中国长期以来对知识产权的看法：它没有被当做严格的法律准则，而是被当成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如今，这些目标越来越宏大。中国正在积累关于微芯片和电动汽车等未来行业的专有技术，往往是通过推动那些受中国庞大市场吸引的外国公司分享技术来实现。它也在专利和商标方面加强执法力度，期待未来有一天可以成为这些技术领域内的领先者，并利用知识产权来保护自己的领先位置，抵御与其竞争的经济体。
　　特朗普总统预计将在周一公布若干初步措施，可能会是对中国的贸易做法进行深入调查。他强调要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指责中国企业窃取工作岗位与技术。
　　特朗普的要求很可能会受到北京的深切怀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努力加强与专利、版权和商标相关的法规，为中国新兴企业提供收入与声望的新来源。中国还在追求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为“中国制造2015”，力图在机器人和医疗技术等领域成为全球领先者，并开创中国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这些努力反映了中国官员的观点：控制全球技术和标准与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样重要。
　　北京大学贸易法学者张平表示，西方早已将知识产权法作为对抗中国企业的“矛与盾”，这损害了中国在国内的利润，也阻止了它们进入国外市场。她说，现在中国反击的时刻到了。
　　“你要进来可以，”张平说。“但是你不能是说卡着我的脖子，不让我发展。”
　　商标和专利保护公司和发明者，补偿他们付出的时间，以及他们的创意与投资。虽然历史上较为贫困的国家一直致力于从较富裕国家获得发明，有时会与知识产权法律发生冲突，但中国已经改写了获取先进技术的游戏规则。
　　自从近40年前邓小平担任国家领导人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对外开放，把从海外获取思想和启发视为优先工作。
　　有时中国通过逆向工程得到它想要的。美国官员说，中国企业也通过网络攻击等方式进行广泛的经济间谍活动。（中国官员否认了这些指控。）最近，中国利用不断增长的财富，购买转基因作物等先进技术，以及美国初创企业的最新创新技术，并去吸引有前途的人才。
　　但是从早期开始，中国便一直严重依赖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与外国合作伙伴组建合资企业。像IBM和高通(Qualcomm)这样的大牌公司要在中国开业，便需要同国内公司共享先进的技术和研究。为了吸引合作伙伴，中国向他们提供了进入其庞大市场，面向数亿消费者的机会。
　　合资企业帮助中国从头开始，建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企业利用它们来探索高铁技术，如今已经在全球主宰了这个行业。
　　中国专家认为，这些举措只是聪明的交易，并不违反知识产权法，它们让中国得以利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影响力来赢得切实的知识。
　　但现在中国的努力正在超越常规制造业，进入尖端技术领域，特朗普政府已经谴责这种安排是强制性的。
　　4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责中国的“普遍侵权活动”，包括窃取商业秘密、容忍猖獗的网络盗版和出口假冒商品。
　　中国评论家指出美国的批评存在虚伪性，他们指出，美国曾经是世界领先的盗版国家之一，独立革命之后，美国曾经通过获得蒸汽动力纺织机等发明的设计图，来挑战英国在工业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国有新闻媒体突出强调了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的例子，斯莱特经常被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他在17世纪后期将英国纺织机的设计带到了美国。
　　不过，随着中国努力进行自主创新，国家领导人也开始采纳更为严格的专利、版权和商标法规。
　　政府设立专门法庭处理知识产权纠纷，并向申请专利的企业家提供补贴。2015年，超过100万份专利被提交，创下了纪录。
　　东方亿思律师事务所副总经理李剑表示，内地企业越来越认识到，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种工具，有助于他们保护发明，并在海外获得专利使用费。
　　“许多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通过专利保护，他们可以在市场上获得优势。”李剑说。“他们现在有了更多信心，认为中国政府可以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
　　这些规则也使一些外国公司受益。新百伦(New Balance)今年在一场状告中国公司的案子中获胜，该中国公司使用了它标志性的斜体“N”标志。去年，中国最高法院判决允许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保留他姓名的汉字所带来的相应权益。
　　专家说，执法情况仍不一致。地方官员往往担心危及来自本地公司的税收，不愿帮助外国公司。
　　“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国家改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原因。该计划侧重于电动汽车、机器人、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迫使外国公司交出更多技术，鼓励本土企业依据这些技术制造新产品，从而巩固中国在关键领域的统治地位。他们也看到了机会，可以支配未来的技术发展，并向使用中国制造技术的外国公司收取使用许可费。
　　若干贸易组织和政府都说这个计划是保护主义的。有些人呼吁实现对等待遇，他们称，为了应对中国对外国公司施加的限制，美国应该对中国企业采取同样的限制。
　　“中国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政策来提升该国企业在前沿领域的地位，”哈佛法律教授、中国知识产权法专家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说。
　　中国专家则为这一战略辩护。
　　“这就和人的成长是一样的，到成为成年人，你都是在学习，不断在积累，”北大的张平教授说。“对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随着中国的实力渐渐强大，中国企业开始使用知识产权法来抵御外国竞争对手。
　　去年，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开始调查中国东部城市杭州的电动平衡车制造商骑客智能科技优先公司时，公司的高管们展开了回击。当时该委员会正在研究关于骑客抄袭加利福尼亚州竞争对手Razor USA的产品设计的相关主张。
　　骑客对美国竞争对手提起了反诉，采取了美国公司多年来为阻碍中国竞争对手而运用的许多策略。此后，贸易委员会拒绝禁止骑客电动平衡车的进口。根据骑客的说法，针对Razor USA的诉讼仍在进行之中。
　　骑客表示，它认为这项调查是美国使用知识产权法欺压中国公司的做法。在一份声明中，公司领导人将美国监管机构同二战期间的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
　　声明说：“敌人越疯狂，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Paul Mozur自香港对本文有报道贡献。Iris Zhao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8/15   发布时间：2017/8/15

旧文章ID：13899

作者：弗兰克·布鲁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星期六这一天，我们看到了唐纳德·特朗普的本色，当他得到一个机会——一个现成的供他表现总统风范的时刻——可以去谴责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新纳粹时，他却发现“有多个阵营存在”不当行为。这是他的本能，他的第一反应。
　　在周一午后的白宫讲台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语调，但那是纯粹的诡计，因此也是微弱而缺乏说服力的。
　　的确，有些话他还是说对了：直白地表示“种族主义是邪恶的”；点出“三K党”和“白人至上者”；并且——终于——悼念了希瑟·海耶尔(Heather Heyer)，正是他花了两天多时间才说出口的那种仇恨，夺去了她的生命。
　　据说这是为了补救过失，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就在登上讲台几个小时前，他用他那个地狱熔炉般的Twitter账号讥笑了黑人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弗雷泽(Kenneth Frazier)，因为此人辞去了一个政府顾问委员会职务。那是无讲稿的特朗普。他心中怀着怒火与恶意，并不想忏悔与弥补。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周一那段简短的声明中，他首先就美国经济的形势向自己表示祝贺，公然把据说是增加一百万个工作岗位的功劳记在自己头上。这就是我们这位自我为中心的、不厚道的总统喜欢做的事——吹嘘。应该双膝跪地的时候，他却在捶打着胸膛。
　　赎罪？转变？启发？这些在他的性格里是不存在的，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我们不能指望情况会好转，现在还不行。他在共和党的同僚们同样也不行，他们正在另一个紧要关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继续效忠于他，还是和他保持更远的距离，他们需要做一个决定。他们无疑正在权衡政治层面的利弊，研究现在的形势。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做道德考量，看一看自己的灵魂。
　　请不要误会：与其保持沉默，我还是希望他能有周一那样的言论，他的沉默是令人窒息的，无耻的——并且太能说明问题。他需要站出来，说出那几个词。
　　但是他的延误导致他需要拿出一场更好的演讲，而他的表现是毫无激情的。他基本上也就迈过了勉为其难这根标杆。距离打动人心差了十万八千里：
　　“正义会得到伸张。”“无论我们是什么肤色，我们都在同样的法律下生活着。”“我们都是同一个全能的神创造的。”“种族主义是邪恶的。”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但这位牧师的布道存在严重的不一致，往往是以挑拨离间而非团结为目的。这就是他的掌权之路，比其他绝大多数政客要难看得多，竞选期间，许多硬着头皮支持他的共和党人希望他去做一些事，让他的形象能高大一点，他没有做。
　　应该说，如果以特朗普为准绳，其他所有共和党人都能显得高大起来。他会让你期待一些自己以前从未考虑过的人物当上总统。
　　在特朗普之前，你什么时候想过，真希望有人能带来勇气、明晰和悲悯，就像……特德·克鲁兹(Ted Cruz)那样？要是这位德克萨斯参议员能当我们的总统该多好！早在周六，也就是特朗普还在哼哼唧唧、躲躲闪闪的时候，克鲁兹发表了一段声明，好于特朗普在更多的助手协助下、用了更多的时间、到了周一才发表的声明。
　　“纳粹、三K党和白人至上者是令人作呕而邪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道义责任去揭穿他们散布的谎言、偏见、反犹主义和仇恨，”克鲁兹说。“这些恶人想分裂我们的国家，但他们不会得逞。”
　　他的讲话铿锵有力。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科里·加德纳(Cory Gardner)、犹他州共和党人奥林·哈奇(Orrin Hatch)也是这样。当我听到他们的声音，读到他们的文字，我能看到一丝的希望：特朗普的败笔促使共和党领袖们选择了比以往更清晰、更明确的方式，阐明某些原则。因为有了他，他们终于开始划出一道底线——至少在言语上。
　　当然，一阵投机取巧的风吹来，足以把其中的某些话一下吹走。当然，共和党人以前也不是没有责骂过特朗普，到头来还会再去拥抱他。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已经错过了可以拥抱的那一点。周一在白宫那场假惺惺的修正性讲话，并没有让他显得温暖、可亲，也没有让他得到救赎。那只是特朗普在努力熬过又一个苦不堪言的日子。而你们，国会的共和党人们，需要好好想想你们的党，还有我们大家，该如何熬过未来这苦不堪言的几年。
　　翻译：经雷

来源时间：2017/8/15   发布时间：2017/8/15

旧文章ID：13898

作者：陈琪,管传靖  来源：环球网

　　特朗普就任以来，不断高举保护主义大旗，频繁威胁使用贸易战，他的种种举动，目标是保护国内市场，打开国际市场，输出美国的规则。与以往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相比，这一雄心并没有新意，只不过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方式。但是，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贸易谈判，有其内在的规律性限制，并不是凭借实力优势和进攻性政策就可为所欲为。特朗普的进攻性贸易政策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内在冲突。
　　第一，目标与路径的冲突。特朗普的进攻性贸易政策，对内要求保护主义，对外要求自由化，本身就难以兼容，因而只能威胁使用贸易战这一具有破坏性的手段。
　　第二，权力与责任的冲突。二战之后，美国一直在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领导作用，可以说它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是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权力优势的重要基础之一。但是，特朗普在新贸易议程中突出强调国内法规凌驾于WTO规则之上，宣称美国将采取激进的手段防止WTO侵蚀美国的主权，只想享受权利而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现实与趋势的冲突。特朗普的进攻性贸易政策突出强调贸易逆差，追求扩大市场，要求用美国的工人，在美国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但是，在生产国际化的时代，不同的生产环节根据比较优势被分散到各个地区。由此可见，一方面特朗普高喊“买美国货、用美国人”的口号，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顺应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利益需要，这使得特朗普进攻性贸易政策在现实压力与发展趋势之间徘徊难断。
　　从二战之后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来看，单边主义是一条隐藏在多边主义外衣之下的主线。美国周期性地采取极端的进攻性贸易政策，激化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与西欧的贸易战、80年代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的结果是，美国进一步打开了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以纺织品和农产品上的优惠承诺，换取了发展中国家的妥协，WTO得以成立。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进入高速轨道，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布局，生产的碎片化，产业有梯度地在国家之间转移，导致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延伸至世界主要沿海地区，最终实现了“全球化的美国”。
　　与这一过程相伴的代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增加了就业压力，挤压了中产阶层的发展空间。美国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产生了一个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食利阶层，即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所说的“华尔街-财政部复合体”。这一掌握经济和政治资源优势的群体，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而冷战之后全球化的狂飙，根本性地削弱了美国原本脆弱的国内利益调节机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引发民粹主义浪潮，“占领华尔街”和特朗普的当选，都是这种社会情绪宣泄的表现。
　　全球化的美国和金融化的美国，既需要采取开放性政策，以进一步密切它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增强渗透力，从中食利;又需要增强贸易政策的保护性，以缓解国内不断升高的社会压力。长久之计是重建“社会契约”，完善对外经济开放的利益补偿机制。在阶层冲突激化，社会共识缺乏，以及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缠斗之下，这一目标更加难以实现，而特朗普展示出的颇具进攻性贸易政策的表演，也只会是徒劳无功。
　　陈琪是中美关系，全球治理和中国外交政策问题专家，在清华—卡内基中心，他主管中美二轨对话项目。
　　管传靖是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7/8/15   发布时间：2017/7/27

旧文章ID：13895

作者：陈志明  来源：中美聚焦

　　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在HBO电影《阴谋》 中说：“尼采提出，享受生命的秘诀在于危险地生活。”
　　当有人指出尼采后来疯了时，海德里希不为所动。他反驳道：“看看这个世界，然后告诉我神志清醒有何乐趣。”
　　当唐纳德·特朗普眼看就要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时，德国杂志《明镜》周刊称其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男人”。网络媒体也半开玩笑地称其为“美国最后一任总统”。
　　而特朗普近期承诺，对于日后来自朝鲜的威胁将以“世界从未见识过的火力与愤怒”进行反击，这似乎也印证了这些恐慌。
　　唐纳德·特朗普真的精神错乱了么？只有对他进行过检查的心理学家才能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将精神错乱定义为无视现实，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那些断章取义、极其荒谬的发言，那些阴谋论，那些缺乏证据支持但他大言不惭坚称的某些“事实”，那些偏执、未经证实的断言（例如奥巴马总统曾对他进行窃听），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特朗普的确有些疯狂，或者至少（这一点很重要）疯狂到足以令其他人担忧他是否真的疯了。
　　但这一定是件坏事么？事实上，特朗普有没有可能疯的恰到好处：不按常理出牌，以至于把其他国家吓到乖乖听从他的号令？他有没有可能在“交易的艺术”中利用了这一特质，把疯狂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来榨取其他国家的让步？如果真是这样，他可能会成为奥巴马的对立面，后者“不做傻事”的政策将主动权交到了美国对手的手中，而奥巴马未能执行其红线政策也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的信誉。
　　特朗普如变戏法般召唤出来的这一形象几乎就是一个喜剧的比喻——无知的小丑莫名其妙地做到了其他所有人都未能做到的事情，但佯装疯癫曾在外交冒险政策中被有效利用。希特勒就曾用这一招在二战开战前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未开一枪一炮的情况下攫取了莱茵兰和奥地利，因为英国和法国惧怕希特勒或许真的疯狂到为得到这两处领土而不惜开战（虽然在当时那个节骨眼上他很有可能战败）。朝鲜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弱国，但它持续的挑衅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军事报复，原因就在于美国、韩国和日本担心金氏政权或许会疯狂到对它们发动（核）战争，虽然这同时意味着朝鲜自身的毁灭。
　　特朗普有没有可能为了给美国争取更好的结果而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呢？他试图将自身的反复无常包装成资产。他曾在一个集会上声称：“我就是想要变得无法预测。我们要让对手无法得知我们究竟在做什么。”这种我行我素、不顾后果的人会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
　　这种情况会如何与美国的对手们产生互动？例如，这会不会迫使中国停止在南海地区的扩张，会不会让俄罗斯不再染指乌克兰，或者让朝鲜停止开发导弹？
　　如果特朗普能够令对手们信服，他愿意说到做到，如发动军事反击，那么这种策略可能会奏效。结果可能会是美国的对手们选择让步，而不是挑衅一个疯狂的特朗普。
　　又或者这种策略会导致另外一种结果。习近平不是一个软柿子，这一点很多他国内的对手们已经痛彻体会到了。弗拉基米尔·普京，这位前冷战时期的克格勃成员，也是以铁腕决心闻名，而金氏政权则以不计后果著称。特朗普的虚张声势可能最终被证明仅仅是虚张声势，这会进一步损害美国的信誉。
　　又或者疯狂的特朗普终究并不是虚张声势，这就会导致双方开战。考虑到参战方，这场战争很可能演变成核战争。每种情况都同样有可能发生，但究竟会如何演变呢？
　　与特朗普策略最为相似的美国总统针对一个核武装敌国采取的战略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在冷战时期的“巨矛”行动。我们可以从解禁文件拼凑出的信息得知，尼克松派出了18架搭载核弹头的B-52轰炸机，从美国西部出发飞往苏联东部边境。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威慑苏联人，让他们给其北越盟友（越南民主共和国）施压，令后者在巴黎和谈上作出更多让步。这一行动标志着尼克松“狂人”战略的顶峰。
　　尼克松对他的参谋长H·R·霍尔德曼说：“我想让北越相信，我可以为结束越战而做任何事情。我们要给他们露口风：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知道尼克松痴迷于反对共产主义。如果他发怒，我们根本无法控制他——而他的手指已经放在核武器按钮上了。”在随后与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会见中，尼克松故意佯装心智失常，导致多勃雷宁向克里姆林宫汇报时称，美国总统“正变得愈加情绪化”、“缺乏平衡”，以至于“在与外国大使的谈话中都无法控制自己”。这正是尼克松想要的效果，他预计“两天之内胡志明必会亲自来巴黎祈求和平”。
　　但事实是，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北越没有祈求和平，而尼克松还是召回了搭载核弹头的轰炸机。正如历史学家杰里米·苏瑞解释的那样，尼克松通过威胁发动核战争试图增强他在越南谈判中的筹码。这伴随着极高的风险：如果苏联人反应过度，如果某一架B-52意外坠毁，如果搭载的某一个核弹头爆炸，都将导致双方的共同毁灭。
　　纵然犯过许多错误，但尼克松至少有一点值得赞赏，那就是与其实现他的疯狂威胁，尼克松选择了在苏联人那里丢尽颜面。特朗普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吗？对于特朗普来说，所有的政治都事关他个人，而他的自我永远高于一切。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特朗普会不会最怕的就是被当成一个失败者，一个所有生命形态中最低级的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祈祷永远不需要得知。
　　上一次美国总统采取这种疯狂战略的时候，他的对手们毫不退让。我们或许可以说，特朗普很可能远比尼克松来得更为疯狂，因此他的表演更能令对手信服，但即便如此，这么做真的值得么？负责任的领导者不会玩弄疯狂的心理游戏，尤其当赌注如此高昂的时候。如果必须划定一条红线——跨越红线必然会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应当以冷静、明智的方式，在了解全部理由和后果的情况下划定。
　　美国需要一位理性同时又强大的领导者，他能够认识到空洞的威胁与愚蠢的威胁一样具有伤害性。最终，一个基于疯狂人格的战略必将是一场豪赌，它或许会取得一时成功，但正如大部分赌徒最终明白的那样，赌博的真谛就在于你最后终究会输。

来源时间：2017/8/15   发布时间：2017/8/15

旧文章ID：13893

作者：杰瑞德·麦金尼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林蔚（Arthur Waldron）在SupChina网站撰文,对格雷厄姆·阿利森的新著《走向战争：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作了尖刻评价。他提出三个主要论点：阿利森曲解了修昔底德；历史“教训”告诉人们绥靖是种错误；阿利森忽视了中国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困难。总之，他发现阿利森的书“肤浅”,但这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他的观点。
　　格雷厄姆·阿利森对修昔底德的理解有问题吗？有。就我所知，对于修昔底德到底写了些什么，以及如何把它与今天相联系，我2015年10月的《把修昔底德放回修昔底德陷阱》仍是最详尽的一文。可能阿利森也低估了当代中国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但这难道就意味着阿利森写的全是废话？非也。
　　林蔚对阿利森的评论缺少中肯，他自认为他所设置的论据可以一举将对方驳倒。但让人尴尬的是，林蔚甚至不能令人信服地击倒他自己的稻草人（指虚设的靶子）。
　　为击倒他的第一个稻草人，林蔚提出三个反例。第一，在修昔底德的真实历史上，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阿希达穆斯让雅典人撤销墨伽拉法令，如果雅典简简单单答应这一要求，战争本来可以避免。第二，1904年，新兴大国日本发动了与既有大国俄罗斯的战争。第三，1941年，不是美国与日本开战，而是日本与美国开战，30年代的德国亦是如此。
　　林蔚的第一个反驳理由完全正确。只要雅典取消墨伽拉法令（显然是对墨伽拉实行商品和人员禁运），伯罗奔尼撒战争几乎肯定不会发生。这一禁令由雅典的伯里克利实行，作为对斯巴达盟友墨伽拉的惩罚（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67节）。但这个论据已有太多证明，详细情况下面会提到。
　　林蔚的第二个反驳理由仍然完全正确。1904年是日本发动对俄战争，而不是相反。但问题不在这里。林蔚过于在字面上解读阿利森的论点，断言“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据必须是既有大国发动对新兴大国的战争。事实上，阿利森只是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说法，来指一般的力量转移现象，其中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大，这也是政治学家们长期以来提到的事情。
　　林蔚的第三个反驳理由听上去不错，但不足以证明他的观点。确实，日本在珍珠港对美国发动进攻，但日本的进攻是否是在回应美国“消除日本威胁”的行动呢？事实上这仍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观点也不一致。例如，有严肃的历史学家认为，是美国有意挑起与日本的战争，以阻止它进攻苏联或东南亚，甚至以此作为介入对德战争的手段。另有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是无意当中惹来这场进攻。说到挑衅问题，美国1941年7月26日开始冻结日本资产，并对日本实行燃料禁运。这种冻结威胁日本的生存，因为日本85%左右的石油是从美国以及荷属、英属东印度群岛进口。由于欧洲战事正酣，德国又入侵苏联，日本此时无处进口石油。日本人意识到自己陷入字面意义上的贫瘠，而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投降，要么开战。他们选择了战争。可说的还有很多，但关键点非常简单：历史不是道德传说，美国在1941年确实下重手挑衅了日本。与第一个例子中的雅典人一样，美国决定宁愿接受战争，也不愿撤销冒犯对方的法令。两个例子中经济禁运都成为战争导火索，这绝不是巧合。
　　那么，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呢？林蔚告诉我们，这些“教训”教育人们，“对侵略者的姑息，危险远远大于采取审慎的对抗。”这是他的第二个稻草人。任何有心了解阿利森论证的人都应该知道，阿利森并没有主张任由中国征服亚洲。事实上，他讨论的是双方的切身利益以及通过“冒险一战”保护这些利益的必要性。林蔚用“绥靖”一词说明奥巴马政府上一个十年后期在南海明显“擅离职守”，但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更令人诧异的是，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林蔚完全没有尝试去评估南海争端加剧在多大程度上是受意外的、不可预测的区域事件影响，比如2010年日本逮捕中国渔船的船长，或2012年日本将尖阁群岛/钓鱼岛国有化。其实在这一时期，许多严肃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只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挑衅作出回应。
　　林蔚历史“教训”的最后讽刺在于，他拿出的历史事例不仅不支持他“对侵略者的姑息，危险远远大于采取审慎的对抗”的结论，而且正好相反。雅典人为什么不撤销墨伽拉法令？因为它的领导者不愿向斯巴达让步或与之和解，换作林蔚讥讽的说法就是“姑息”敌人。不“姑息”的结果就是30年战争，它摧毁了雅典的黄金时代。“那希特勒呢？”林蔚会回应。好吧，他又是什么情况呢？上世纪30年代后期那种认为绥靖能满足希特勒野心的想法是愚蠢而错误的，但这不代表绥靖政策要为二战负责，因为希特勒一心要发动战争。同样这不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就是当代希特勒，而林蔚的论点却是基于这种假设，尽管他没有明说——当然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那不是事实。真的有人以为，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与希特勒的“生存空间”一样吗？后者集各种狂热于一身，包括确保粮食安全；让德国成为与美苏比肩的欧陆帝国；实行仇视犹太人、斯拉夫人和罗姆人的种族主义；通过“东方总计划”号召毁灭波兰民族、饿死乌克兰人、灭绝犹太人；将德国的疆土向遥远的东方扩展。如果有人是这么以为的话，请证明你的立场，如果不是，就不要再提希特勒了。
　　美中之间存在真正的战争危险；如果两国想避免战争，双方必须各退一步，并改变眼下的行为；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这些才是阿利森的观点，真正的书评是会认真对待这些观点的。

来源时间：2017/8/15   发布时间：2017/8/14

旧文章ID：13892

作者：张敬伟  来源：中国网

　　据路透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将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款发起对华的贸易调查。这一条款，是美国于上世纪80年代常用的贸易争端解决工具，美国曾对日本、韩国等美国的贸易伙伴使用过。
　　301条款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基本原则，属于不合时宜的美国国内法。如果以此条款单方面对华采取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举措，将会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因而，美国企业担心美国国会压逼下的特朗普，使用这一过时的贸易争端工具，不仅无助于解决美国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对华贸易逆差，甚至会让美国贸易陷入难以预期的糟糕境地。正如路透社引述美国企业的担忧称，特朗普政府可能难以胜任对中国发起新调查的复杂任务，处理不当恐怕会引发破坏性的贸易战。
　　301条款已经多年不用，和WTO规则也有冲突。美国用此手段调查中国，是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直面交锋，促使中国进行贸易反制。两强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这样的贸易战，是零和博弈，导致两败俱伤。因而，过时的301条款，不是理性常态的贸易博弈工具，而是一把伤人害己的锋利双刃剑。此外，由于这一条款是以国内法凌驾于WTO通行规则之上，坐实了美国的逆全球化，损害了美国的公信力、领导力和贸易声誉。美国对华进行贸易调查，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会有唇亡齿寒之感。在特朗普的“贸易黑名单”里，除了中国，还有德国和日本。特朗普对华贸易“动手”，等于和中德日等主要贸易伙伴为敌，由此将会形成针对美国“逆全球化”的合力。
　　美国是否具有和中国进行贸易战的能力都值得怀疑，更遑论以一己之力对抗全球化的全球统一阵线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是美国国会两党支持特朗普对华贸易调查，凸显美国的“逆全球化”不仅来自白宫，国会山也是主要的推动力量。美国国会推动的对俄制裁，在没有和欧盟通过的前提下强势而为，已经开罪了欧盟。如果府院合力推行“美国优先”的“逆全球化”，和主要贸易伙伴进行贸易战，美国不仅难以获得想要的贸易利益，反而会让自己深陷闭关自守的泥潭。
　　虽然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国和第二大货物贸易国，但是没有美国的全球化不会停滞。就在德国G20峰会开幕前一天，欧盟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广泛的贸易协定，发出了欧日主导全球化的信号。在亚太，美国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是日本依然在和其他10国协商要将TPP进行到底。此外，中国主导和以东盟10国为核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也在谈判过程中。因而，没有美国的区域和全球自贸体系，还会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而且，如果美国缺席的全球和区域自贸体系建立起来，美国将被边缘化，美国全球大国地位也将会逐渐沦丧。简言之，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戾气，源自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积累的实力，美国放弃了全球化，自己的实力也会消耗殆尽。白宫和国会山的政客们会逐渐明白，没有全球化的滋养，美国就是一个孤独的大国，一个被全球贸易体系忽略的普通国家。
　　美国对华贸易调查，实际上是利用不合时宜的301条款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这等于向中国发出贸易战的信号。既然不能双赢，中国也会对美不公平的贸易调查予以反制。
　　这不是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能够玩得起的贸易游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譬如美国不愿意对华出口高科技军民两用商品，再如相当多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是由美国跨国企业在华所“创造”，更有中国对美顺差的三成多又变成了美国国债。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与其说是对华亮剑，还不如说是用左手去砍自己的右手。中美贸易深度利益攸关的逻辑，是稍有常识的美国政商舆论界人士都心照不宣的事实。特朗普尤其洞悉其中利害。因而对华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等，作为对华博弈的手段和武器可以，但是对华发起刺刀见红的贸易战，那就是愚蠢的自残了。
　　特朗普不是不理智的总统，他之前对华发出的狠话，还是变成了和中国进行贸易协商。从“百日计划”到“一年计划”再到四个高层对话机制，中美贸易双边谈判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美国牛肉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美转基金食品也将进入中国市场。中美贸易的双边成果，已经成为特朗普新贸易战略的标杆。若特朗普对华祭起301条款这个臭名昭著的武器，中美已经建构的机制性贸易对话将付之东流。不管是以朝鲜核导为借口还是以对华贸易逆差为托辞，中国都不会再相信特朗普政府。
　　糟糕的是，特朗普深陷“通俄门”丑闻，被建制派和国会抓住了把柄，为了保住白宫的那把交椅，特朗普似乎成了提线木偶。虽然还是高调批评国会，但是中国不是伊朗和朝鲜，也不是俄罗斯，贸易制裁中国不仅毫无道理，而且是损人不利己的自戕之举。

来源时间：2017/8/15   发布时间：201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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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兴杰  来源：凤凰评论

　　富庶、安宁的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小城的平静被打破了。
　　围绕美国内战期间的南军将领罗伯特·李的雕像搬迁问题发生了暴乱。白人至上主义者喊出了“你们不能取代我们”、以及“鲜血与国土”等纳粹的口号。
　　弗吉尼亚州州长特里·麦考利夫已经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而总统特朗普则谴责“各方的暴力行为”。极右翼分子还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杰斐逊的雕像周围举行了“火把”游行。目前，暴乱已经导致3死19伤。
　　这场暴乱或许是历史伤疤的发作，“合众国”世俗国家的框架遭遇了越来越尖锐的身份政治挑战。看起来，弗吉尼亚的暴乱是“黑天鹅”事件，但是实际上此前几个月就有不断的游行活动。而这次的烈度较高，除了棍棒之外，还有一辆汽车突然加速闯入人群，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军警已经在维持秩序。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暴乱的结束，还是一个混乱的开始。
　　罗伯特·李、杰斐逊等雕像已经不仅仅是令人瞻仰的英雄或者历史的记忆，而变成了一种身份的符号，也撕裂了社会秩序。“合众而一”是美国立国的精神，但是纵观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在自由、民主的宏大叙事之下是曲折甚至是暴烈的斗争。美国虽然只有二百多年历史，但是却是现代世界最古老的共和国之一，依靠世俗的政治原则将多元的思想、种族、信仰融合到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的内战，何尝不是对世俗共和国的挑战，就像林肯说的“那座房子将要倾覆。”在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之间一直存在着各种磨合，甚至是斗争。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这本书中讨论了美国国家性面临的挑战，可以说切中美国的要害。
　　弗吉尼亚之乱的背后其实就是身份政治的崛起，从画面中看不到是黑人和白人的斗争，但是“美国人”这一国家身份并没有取代对种族、文化的认同。为什么极右翼或者白人至上主义者会将罗伯特·李和杰斐逊的雕像作为自己的“图腾”？包括3K党在内的极右翼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美国到底是不是一个白人国家？由哪些人来代表美国和定义美国的特性？
　　此前有3K党的拥趸说，我其实一点儿都不反对黑人，我也不坚持种族隔离，但是每个人都要属于不同的种族。这种身份政治的崛起是弗吉尼亚之乱的根源所在。与所有的身份政治的发展一样，每种身份都需要历史之根，杰斐逊、罗伯特·李这些曾经被视为国家英雄的人物，变成了白人至上的精神符号。
　　罗伯特·李自不用说，内战时期的南军将领，当然是白人这一身份的捍卫者， 杰斐逊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的国父、美国总统、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者，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同时杰斐逊也是个奴隶主。杰斐逊并不相信黑人奴隶具有享有自由的素质，1792年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奴隶子女出生所产生的的资金收益以每年4%的速度在增长。此后他就没有放弃奴隶主这一身份。
　　奴隶制的问题让美国在19世纪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内战，内战之后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保护公民的权利，但是黑人的权利过了一百年才兑现。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军队到小石城去强制实施黑白合校的决定，肯尼迪和约翰逊也是站在了黑人一边，如果没有这样的曲折经历，不会有奥巴马这位黑人总统的诞生。
　　在这些胜利的背后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挫败感，3K党在内战后的行为受到法律的压制，但是内含的种族主义理念却余绪不断。弗吉尼亚处于南北的分界线，也是美利坚的政治心理的分界线，身份政治觉醒之后，弗吉尼亚似乎就难以平静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总统特朗普在暴乱之后的表态是值得怀疑的，他强调“各方的暴力”都要受到谴责，显然是在偏袒白人种族主义，而特朗普在选举期间与3K党之间的暧昧关系也颇令人关注。如果总统不站在“合众国”的一边，那林肯拿生命捍卫的大厦可能再次遇到挑战。

来源时间：2017/8/15   发布时间：201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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