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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国际合作新方向 川普下大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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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骆亚 采访  来源:大纪元

  近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继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后,再传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如不改革美国将退出的消息。多位专家分析,川普不会“退出”国际地位,只是寻找新的公平政策,让美国更强大,让国际合作真正发挥作用。
  中共借此承担大国的角色?
  在川普一系列的举动下,一些大陆媒体兴奋地表示,中共正好可以借此承担更多的大国角色,甚至一些西方媒体也做这样的猜测。
  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表示这是一种误解,他说:“因为做一个下面的批评者是容易的,但是真正做一个责任的承担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从中共过去的历史来看,很多做法都是比较极端、敏感的,它不可能去承担一个国际的责任。”
  以中国跟周边国家的纠纷来看,全球最紧张的地区有好几个集中在中国旁边,包括南中国海、朝鲜、中国的东海、台湾海峡,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纠纷等。
  “它连在区域的问题都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去领导一个国际社会,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石藏山说。
  “第二、有多少权力就有多少责任,也就要有多少付出。以美国向全世界援助来看,美国政府的援助和民间的援助要超过中共很多很多倍,这个数字可以查到。中共只是最近这十几年才拿出钱来援助,所以它觉得有权讲这个话,但不是十年的问题,可能往后要有很多、很多的国际付出,它真的能做得到吗?”石藏山表示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说中共能承担大国的角色,不是中共内部的人,就是对中国并不是有很多了解的人。”
  石藏山以中国传统理念分析:“中国人一直强调,你自己做一个好人道德要高尚,你才能在外面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前科举制度讲‘举孝廉’,就是社会上要推举一些具备一定道德品质的人当官,‘孝’是对长辈、对大家、对周围邻居都很好;‘廉’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根据这个人平时做的事情来推断他能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
  他结合中共政权现状说:“对国内老百姓、对不同声音都这么残酷,还有在那么多隐藏的各种各样的罪恶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在国际社会上去承担一个重大的责任。假设它去担当那样一个角色,那个后果会非常可怕。”
  如何看待川普与习近平的关系?
  川普与习近平首次会面后,川普公开表示对习近平印象很好,外界担心是否会影响美国对中共的态度等等。
  中共红二代罗宇表示,川普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改变。
  他说:“川普喜欢习近平,不会仅仅是为了朝鲜问题,肯定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习近平跟他有什么交流,否则,川普是个性情中人,他一般是不会喜欢共产党。我觉得因为是在意识形态、社会和人文等领域,他们两个有谈得来的地方。”
  罗宇谈到自己的公开信说:“我给习近平写信,我说你总不会跟美国人谈马列主义,你也不会去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国人跟你谈的就是普世价值。所以我希望是在社会人文领域里面,他们两个有些共识。”
  罗宇表示现在还看不到习近平有任何具体的行动。
  石藏山向大纪元记者表示,川普与习近平会见前向外界说的话,和他跟习近平在佛罗里达谈话后差异很大。
  他表示,外界很难想像,习近平能够在四个小时之内去改变川普的价值观和川普对世界的认识。唯一的推测就是习近平说的话符合了川普对世界的认识,符合了川普对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认识。
  习不会跟川普说“我们要搞共产主义,我们要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肯定不是这样的内容。石藏山表示,只能去猜测,至于习说的话是真心的还是敷衍,还是有什么,很难猜测。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习近平在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调子,中美合作是唯一的选择,也就是中国和美国是不能闹翻,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大家一定要一起合作,而且是和平的合作。《人民日报》用这样一句话做社论:将习近平讲的这一段话当做最高的外交原则。”石藏山说。
  “但是在下面很多媒体里面,他们却不是这样子的判断,下面很多各种各样的党媒里面,他们是把美国做为政治、经济、军事、价值观、意识型态所有方面的敌人。”
  石藏山点明中共政坛上非常扭曲的社会现状:“如果你把一个人当成一个敌人,你怎么样去跟这个人合作,这是非常扭曲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怎么样达到一致,怎么说服川普,认定他们会是一致的,这个里面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猜测的空间。”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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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美政府考虑限制中国对美国人工智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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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路透社



据路透社北京时间6月14日报道,美国现任及前任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透露,美国准备加强对中国在硅谷投资的审查力度,以更有效地预防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不外流。

美国考虑加强审查力度

美国政府尤其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兴趣感到担忧。近年来,这些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他们担心,中国利用美国开发出来的尖端技术,用于增强自身军事实力,甚至应用到对中国未来战略相当重要的行业。

美国政府如今寻求加强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CFIUS)的作用,该委员会负责从国家安全层面对外国收购美国企业进行审查。

根据一份未公开披露的报告,五角大楼称中国正试图逃避美国的审查,通过目前不归CFIUS负责审查的交易来获取敏感技术。这种交易包括建立合资企业、少量持股以及对创业公司的早期投资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特朗普政府官员说:“考虑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做法,我们要求CFIUS从美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进行审查。”

在前任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CFIUS曾叫停了多桩中国企业收购高端芯片厂商的交易。美国参议员约翰·科尔尼恩(John Cornyn)的一名助手说:“人工智能是中国寻求获得的众多尖端技术之一,有可能会被应用于军事领域。这些都是全新的技术,美国的出口控制系统尚不清楚如何对它们进行全面监管。”

这位助手称,美国国会将要求CFIUS加强对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买家的监管。

美国国际安全研究中心(CSIS)军事技术专家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加大这方面的审查力度。他说:“中国想方设法想要在对外技术转让中逃避我们的审查。他们会先于我们使用这种技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

对美直接投资不断增长

但有些行业专家警告称,美国加强监管并不能阻止技术转让,反而有可能会促使中国对美国采取经济报复措施。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数据,在美国2016年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排名第一,在企业并购和环保领域的投资达到456亿美元。从2017年1月份至5月份,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到22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

目前,美国军方正寻求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融入到无人机项目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对中国试图获取先进技术感到担忧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空军中将约翰·沙纳汉(John Shanahan)表示,五角大楼正在开发相关算法,用于筛选重要情报,提醒分析师去获取重要发现。沙纳汉称,他的团队目前正试图教系统去识别卡车和建筑物等物体,最终发现日常生活规律的变化。

一位五角大楼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希望2018年在这方面投入3000万美元,并寻求国会批准这项预算。硅谷的许多科技公司都出于商业角度的考虑,开发类似的图像视频技术。沙纳汉表示,如果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进行投资,他并不感到意外。

市场研究机构CB Insights表示,根据该公司掌握的数据,从2012年初到现在,共有29位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投资人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进行过投资。五角大楼的报告写道:“一旦中国投资了开发先进技术的早期创业公司,美国将面临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因为该公司可能不愿与国防部建立合作。”

努力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头羊

近年来,中国正努力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玩家,并通过包括对外收购在内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今年3月份,中国搜索巨头百度联手中国发改委,创建了一家人工智能实验室。4月份,百度同意收购美国计算机视觉公司xPerception,该公司开发的视觉感知软件和硬件可应用于机器人和虚拟现实等领域。

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机器人作战专家皮特·辛格(Peter Singer)说:“中国正在这一领域展开积极投资。”五角大楼在报告中提醒说,不利于美国政府监管的一个因素是,中国许多投资的规模尚未达到触发CFIUS审查机制的标准。美国出口控制并不是用来监管早期技术的。

五角大楼在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拟订一份关键技术名单,在中国想要对名单上的重要技术进行投资时进行限制。报告还提议加强反间谍活动努力。五角大楼还建议美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预防中国对军事领域的渗透。这其中包括改变现行移民政策,允许中国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是带着重要技术回国。

投资公司Menlo Futures执行董事温吉·加尼桑(Venky Ganesan)觉得,有必要将最优秀的人才留在美国。他说:“我们所能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给某些留学生发绿卡,让他们继续留在美国开发技术,而不是回到各自国家,成为我们的死对头。”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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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棒球赛发生枪击 共和党党鞭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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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外网

  原标题:美国国会棒球赛发生枪击枪手连开50余枪有议员受伤
  海外网6月14日电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美国国会棒球赛进行中发生枪击事件。持枪者在会场连开50余枪,击伤至少5人。美国众议院多数党党鞭Steve Scalise及其多名助手在枪击事件中中枪。
  CNN援引警方消息称持枪者已被控制,其他在场的议员目前安全。(编译/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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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封锁现场

  另据环球网消息,据美国《国会山报》6月14日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一座国会棒球训练场发生连环枪击案。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至少有一名国会议员中枪。
  据报道,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卡莱斯和两名国会警察被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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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报道截图

  警方称,“嫌疑犯已被逮捕”。据称,持枪者在会场连开50余枪,击伤至少5人。
  “党鞭”(Whip)一词源于英国,指议会内的代表其政党的领袖人物,负责督导同党议员,并维持议会党团纪律,多为党内权威人士。政党的“党鞭”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多人。(记者查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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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为史蒂夫·斯卡罗斯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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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召开首次内阁全员会议 阁员争先恐后拍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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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网6月13日电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担任一档大热的商界真人秀节目的主持人。节目中,身为老板的特朗普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严肃地与闯入决赛的应征者们面谈。其间,他受人仰视、备受恭维。现在看来,特朗普似乎把这种工作模式引入了白宫。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12日,特朗普在白宫召开出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内阁全员会议,他在会上称自己是美国史上最出色的总统之一,上任以来取得诸多惊人成就。而特朗普亲手挑选的内阁要员们也极尽吹捧之能事,硬是把这场原本应当是严肃认真的办公会议变成了一场充满阿谀奉承的聚会。
  报道称,会上,特朗普宣称在他的领导之下,白宫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做事积极且高效。“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位总统比我们通过了更多法案、比我们取得了更多成就,”特朗普认为自己的执政成绩单非常亮眼,在历任美国总统中,只有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比他优秀。
  听闻特朗普此言,会议室里的众人纷纷随声附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斯•普利巴斯“代表总统身边全体高级工作人员感谢总统先生”,感谢特朗普为大家提供了落实执政日程、服务美国人民的“机遇和祝福”。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和副总统迈克•彭斯表示,在特朗普政府里工作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担任副总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荣幸,”彭斯说,“总统先生正在积极兑现他对于美国人民的承诺。”蓬佩奥则借此机会向特朗普表忠心,他承诺“我绝对不会在媒体面前多说一个字”。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声称,特朗普给白宫带来了新气象,这令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感到“欢欣鼓舞”。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莉也在一旁补充道:“(特朗普上任后)国际社会知道我们回来了!”农业部长桑尼•珀杜选择拿事实说话,他说他最近去密西西比州走了一趟,发现那里的人民都很喜欢总统特朗普。
  法新社称,6月12日的这场会议是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首次召集内阁全体人员开会,与会者的表现引发外界嘲讽和批评。
  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12日故意在“推特”(Twitter)上发布了一个他自己会见工作人员的视频,以此讥讽特朗普内阁会议的风气不正。视频中,一名工作人员称赞舒默最近在电视采访中的表现“太完美了”,另一个工作人员也忙不迭地奉承道:“您的头发真好,比所有人都好!”并且,舒默还专门模仿特朗普的语气写了一句话:“今天,我同全世界历史上最棒的工作人员开会了,感觉真棒!”
  对于特朗普的首场内阁全员会议,美国白宫前内阁秘书长卢沛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里,我组织了16场内阁会议。但我们的内阁成员从未在会上给奥巴马唱赞歌。他要的是坦诚的建议,而不是阿谀奉承”。
  美国资深记者约翰•哈伍德更是直言,他在白宫进行采访报道已有近四十载了,“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像特朗普这样引导身边的助手极尽谄媚”。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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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的香会演讲,“继承主义”及其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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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全  来源:环球时报

  2017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以下简称“香会”)注定意义非凡。原因很简单。自年初上台以来,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制造的不确定性和战略困惑如果不是前所未有,也是不多见的。外界对白宫的执政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的疑虑可谓日甚一日。而继退出TPP和终结“亚太再平衡”后,特朗普团队还迟迟拿不出一个替代策略。于是在这片“战略迷雾”中,各种猜测、疑虑和不安不胫而走。故而各地的国际问题学者、媒体和观察家早就迫切想利用这次香会来窥视美国亚太战略规划的最新动态。
  目前演讲既已结束,笔者认为,可用“继承主义”来概括其主旨和精髓。理由如下。
  不可否认,与前几年美方发言相比,此次演说中确实包含“新意”,但不多。值得一提仅两点。一,将朝鲜核导开发置于区域安全头号威胁并不惜笔墨大加渲染。相形之下,南海问题(包括东海问题)的“分量”则明显降级,篇幅不长,涉华对抗性语调大为下降。二,他罕见地在香会上首谈“美台防务合作”,从而触碰了中美关系中高度敏感的“台湾问题”和“一个中国”原则。这给他在前文努力营造的中美关系“正能量”不明智地添附了“杂音”,并引来了中国军方代表团的高度关切与严重不满。此外,全篇演讲就基本是对奥巴马亚太政策立场及步骤计划的继承,意在宣示:大可放心,美国的亚太政策是连贯的、稳定的——即便它已不再叫“亚太再平衡”。详述如下。
  其一,马蒂斯从开篇就不断用“确认”和“承诺”之类的字眼来凸显美国的“太平洋国家”属性、美国对维护区域长久安全与繁荣的坚定决心、美国对“开放自由市场”价值观的信仰以及美国对同盟伙伴关系的重视。但这不正是前政府“转向亚太”(Pivot to Aisa)的精神吗?
  其二,南海问题上,马蒂斯的表述同样了无新意,基本上是把过去的“标准立场”复述了一遍,比如“基于规则的秩序”、尊重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仲裁有约束力”、反对岛礁军事化、继续实施航行与飞越自由等等。这种“背书”因五月末美国“杜威”号(USS Dewey,DDG-105)导弹驱逐舰闯入中方美济礁水域开展新一轮“航行自由”(FONOP)行动以及美国侦察机因多次与解放军军机在中国沿海上空“遭遇”而显得“真实可信”,体现美国在亚太海洋秩序上的原则上并未退让寸分。事后,马蒂斯的这部分讲话也如期得到了日、澳两国防长以及部分媒体的认可。
  其三,在美国应对地区威胁的方式上,马蒂斯提交的“方案”也玩的是“再平衡”的老套路:强化同盟;帮助其他伙伴国提升防卫力,鼓励其“相互抱团”;进一步扩大美国亚太前沿军力部署(在此将聚集各主要军兵种60%的实力),而新近制定的“亚太稳定计划”(Asia-pacific stability initiative)会提供常规军费外的额外财政拨款。
  综上所述,马蒂斯此次香会演讲在美国亚太(安全)政策上实属“去名留实”、“保守大于变革”,遵循着“继承主义”路线。之所以如此虽然原因很多,比如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已有效管控分歧、缓和局势,让美国失去了大做文章的抓手就是其中之一。但结合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当前世界战略安全形势来看,马蒂斯的“继承主义”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构思与实践上的某种弱点和缺陷,而其最终实际效果恐难尽人意。
  首先,这种“继承主义”或许暗示新政府目前在重大政策形成和推进上存在不小问题。当然,人们不该苛求一个刚执政四个多月的政府就搞出成熟、系统、周密的新政策。可既然如此,为何又急于把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扔进历史垃圾堆?火速“破旧”,但迟迟不“立新”?这在政治上应不算是深思审慎之举。客观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外交和国防部门尚有诸多要职空缺未得填补,人力和智力的短缺客观上拖累了政策评估、审查与创制。但主观上也可能源于特朗普个人在其他改革举步维艰的同时而又急于“作秀”、轻率地想通过废除前政府“遗产”来树立威望。对本届政府来说,此举虽绝非孤例,但必然不利于美国国际信誉和形象。
  其次,“继承主义”可能也是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结合现有观察和评论,不论是退出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还是动辄要挟和斥责盟国的国防和经贸政策,凭借“美国优先主义”上台的特朗普到此为止对美国对外关系及国际领导地位所制造的“损失”恐怕是大于“增益”的。而指望其能很快敲定兼顾各方利益和大局的地区新政策则更像痴人说梦。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北约峰会后发出“欧洲谁也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的感叹就很说明问题。所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直接负责人和国际社会来说,能阻止桀骜不行、我行我素的特朗普不再“撤除”、“破坏”和“背弃”现有的国际规则和治理体制就已是万幸。为此,当务之急就是“止损”而不是“翻新”,是“安抚”而不是“折腾”,方法之一就是不断重申旧有政治承诺、作出战略再保证,改头换面地来“继承”仍未被废弃的“政策遗产”。或正是出于这种理由,马蒂斯才不厌其烦地“照本宣科”,并特地强调美国不会把盟国和伙伴的安全与利益作“筹码”来讨价还价。然而,特朗普若不改施政风格,就算搞“继承主义”也不轻松。
  再次,即便“继承”前政府的亚太承诺与战略部署也要有充足的财政和军事资源保障,可这两样东西的现状却不容盲目乐观。自2011年以来,为了减少赤字、平衡收支,美国财政就一直受到严厉的债务上限和自动减赤机制的约束,单单军费就要砍几千亿美元,所以部队规模与战斗力随之出现缩减和下滑。特朗普最近提出的新财年预算案虽然不惜削减外交部门和对外援助经费来充实国防投入,但有三个问题。一,通过“减税”来“增收-减赤”是否真的在经济上可行?二,削减对外援助是否有利于美国亚太主导地位和同盟伙伴关系的维系?三,按照马蒂斯的计划,增加军费投入短期内只够弥补过去的“战备损失”,缓解维持、训练、基础设施、后勤、保养、人力上的缺陷,而不能迅速地实现“扩军”和“强军”。美国目前的战备短板目前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今年二月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专门召开相关听证会,而最近美国防务新闻也充斥着大量此类报道,并传言国防部甚至打算以“禁言”等方法来“掩盖”战备问题。鉴此,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再平衡与对盟国的战略安抚能否顺利奏效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马蒂斯继承的“亚太再平衡”是一个多目标间存在张力的战略:比如,对日韩等盟国的许诺(Assurance)可能会不利于对中国加以战略再保证(Reassurance) ,而对中国的“再保证”过了度可能又易损害美国威慑力(Deterrence)和同盟信誉(Creditability)。这些矛盾从未消失,但鉴于现在朝核问题上白宫目前期待中国谅解与配合,美国如何进一步在盟友与中国间“走钢丝”、如何稳妥处理南海等其他区域争端将是对“继承主义”的更严峻挑战。
  最后,美国是个“世界警察”,还有很多其他地区的事要“摆平”。今年以来,阿富汗、叙利亚、也门局势继续恶化,特朗普高调加大对该地区的军事介入并打算安排新一轮增兵(Surge)已引来不少分析者的担忧,深怕当奥巴马好不容易让美国从中东泥潭抽身后又会不知不觉重演小布什的剧本。况且,美俄对峙、乌克兰危机和北约东翼的防务弱点仍未根本解决。于是,上述问题将在多大程度上干扰和牵制美国在亚太的“继承主义”路线?这同样是需要人们认真思考和关注的。(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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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利:航行自由行动为何重要?

作者:阿龙•康奈利  来源:FT中文网

  不久前,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USS Dewey)在南中国海美济礁(Mischief Reef) 12海里范围内航行,美方称这是一次“航行自由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美济礁上有一个中国空军基地。
  中国外交部称,5月25日发生的该事件相当于“擅自进入”中国海域,这种“炫耀武力”的行为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不过,此类行动并不带有内在的挑衅意味。它们在全球范围常态化进行,而没有变成任何事件,通常也不会引发评论。
  认真审视中方的主张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中国长期含糊地声称,其对几乎覆盖整个南中国海的一条U型线内的区域拥有主权和经济专属权,该区域一直延伸至距离中国大陆1300公里的海域。其他沿海国家也声称对该海域的岛屿、礁石和岩石拥有主权,尽管他们的主张更明确,而且总体上符合国际法原则。
  南海争端对于利用该海域的丰富自然资源,对于每年途经该海域的估计5万亿美元航运都有后果。在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这些争端也将考验北京方面是否愿意尊重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通过这项考验。
  自2014年起,中国为确保对南海的控制而采取了日益强硬的策略。它在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中国称南沙群岛——译者注)的珊瑚礁上建了7个人造岛,其中3个(比如美济礁)建有军营以及足以起降军用喷气机的跑道。
  填海造岛的面积会比纽约的中央公园(Central Park)大几倍。中国还加强了海警力量,并且时不时利用国家补贴的渔船队来阻止其他沿海国家的船只捕鱼或搜寻自然资源。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国际法,正如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去年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所明确的那样。
  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对阻止中国“合法化”此类领土主张至关重要。按照国际法,实际控制很重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规定,如果相关国家的实际控制改变了,对该文件的解释就可能改变。换句话说,如果不经常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就可能失去航行自由。作为世界上头号海上强国,美国对于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海域航行、以保护这些自由负有特殊责任。
  在过去五年的每一年里,作为南海争端中的一方,美国对各方的领土主张都发起了挑战。尽管各国在如何解释海洋法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除中国外的各方都发表声明,在总体上支持航行自由行动。在这一关键海上通道,问题不在于美国执行巡逻任务,而在于中国异乎寻常的扩张性领土主张以及它对于外界挑战的敏感度。
  特朗普政府决定在美济礁附近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此前白宫拖延了很久,曾引发外界担心新总统在南海争端上迁就中国,以换取中国在其他问题上的让步——标志着美国的这项长期政策具有连续性。但它也带来两个风险。
  首先,重要的是航行自由行动不应像奥巴马政府时期那样,被视为考验美国在该地区决心的方法。避免这种命运的最佳方式是定期执行航行任务,使这些行动再度成为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就像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
  其次,人们不应该误认为此类行动是阻止中国在南海进一步抢占地盘的战略。这些行动是对海上权利的重要主张,但不会促使中国撤出美济礁等基地,也无法阻止中国建设其他基地。
  全面战略将要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延续前任的政策——重新调整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把重点从东北亚转移到东南亚,并增强东南亚国家对各自海域的监控和巡逻能力。或许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必须向中国表明:他领导的政府明白这一切关系到什么;并向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保证:他不会出卖这些国家来换取其他方面的让步。
  这一切事关重大,涉及国际法的神圣性、中国的治国特色,以及全世界最重要海上通道之一的航行自由。

  本文作者为罗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东亚事务研究员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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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中国应抓住时间窗口推行南海新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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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力  来源:FT中文网

  (本文为作者“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系列评论之二十)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复杂的南海问题,正处于一个有利的时间窗口,中国应抓住机会,调整南海应对思路、制定南海新方略,即从“维权维稳之争”转向“设计多边共赢方案并主导争端解决进程”。这个新方略将有力推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从而为“东南亚海丝枢纽”建设扫除主要障碍。
  基于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的不同主张,南海争端在2009年后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为一方,东盟四个声索国为一方。东盟非声索国的多数、以欧美日澳为代表的南海域外国家事实上支持东盟声索国的主张,少数东盟非声索国、俄罗斯、韩国,以及一些区域外国家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东盟声索国之间在南沙也存在一些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争端,但这些矛盾暂时被它们与中国之间的争端所“遮蔽”了。
  目前南海处于相对平静期,但经过几年的演化,围绕南海问题已经形成了三层博弈:中美之间、中国与东盟声索国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其中中美博弈成为首要矛盾,东盟声索国借助东盟平台与中国进行博弈的趋势日益明显。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短板并且是外界观察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个风向标,因而成为美国实施亚太力量再平衡的抓手之一。中国主张强化与东盟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推进南海功能领域合作以弱化南海问题在彼此关系中的分量,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特别是在经济合作方面。但这些并未减弱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声索国在安全领域对中国的疑虑。南海问题是东盟国家最为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将之当作推行东盟共同对外安全政策的试金石。它们认为,过去几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变得更为强硬(assertive)了,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南海问题上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而大力推进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在安全问题上更多地依靠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力量。因此不难推断,只有在南海问题上吃了“定心丸”,东盟声索国才会放手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合作,并大胆尝试与中国强化安全合作。
  南海争端不大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彻底解决。但有可能搭建起彻底解决的框架,使之不成为声索国之间推进全面合作的重大障碍。这需要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与比较和缓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指区域外大国的干预程度,其中以美国为代表。内部环境主要指声索方内部的政治氛围以及由此导致的声索方之间的政治关系。
  外部环境
  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趋势,使得它们对其他区域事务的关心程度下降,从而给南海声索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处理南海争端的外部环境。美国、日本、欧盟、印度、俄罗斯是主要的外部力量,但美国因素居于首要地位,日本其次,其他国家相对次要。
  亚太无疑还是美国的重点关注的地区,不过,作为有经验的霸主,美国很清楚要为中国的崛起腾空间,但希望这个过程能延缓一些,平滑一些,防止中国“脱轨”或做“过分的追求”,并加大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的成本。为此,奥巴马时期的做法是:把军力部署向第二岛链转移、强化在第一岛链的机动力量、让盟国与伙伴国承担更大的责任、构建制衡中国的弧形地带。特朗普的执政理念是“让美国再次强大”,为此强调“美国第一”。“美国第一”有两重意思:关注美国本土事务,在对外关系中强调美国的相对获益。前者是根本,后者服务于前者。因此,特朗普对海外事务的整体关注度将下降,表现为:缩小关注的目标,减少相应的投入,或者让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包括更多的财政支持。马蒂斯防长在今年“香会”上就表示要提升盟国与伙伴国的军力。
  美国“制衡中国”的原则也不会实质性地调整,但特朗普很有可能用“分级点状制衡”取代奥巴马的“弧形制衡”。奥巴马时期的策略是:从北部的勘察加半岛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构建弧形制衡。而特朗普则会抓住若干热点,并将热点进行分级处理:朝核问题处于优先位置,其次是东海问题与台湾问题。再次是南海问题。朝核问题成为美国优先处理的东亚热点问题,主要是因为朝鲜的对美政策和日益提升的核能力。东海问题并不迫切,但《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而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这决定了东海问题的在美国亚太政策中的重要性。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源自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在中国大陆海上力量迅速增强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为了“恢复两岸力量平衡”,势必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因而马蒂斯防长才会在“香会”上表示将基于“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对台军售。南海问题需要稍微展开论述。
  如果把“核心利益”类比为大脑之于人体,航行自由显然不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但美国海军非常在乎。美军航行自由的关键是在它国专属经济区与领海内的军事活动权(包括情报收集权)。为此,美国在二战后对航行自由进行了有利于自身的界定,并凭借超强的海军力量推行自己的主张。美国在1979年制定“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就是为了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后,能够以国内法规为依据继续推行其海洋主张,并挑战美国眼中的“过度海洋主张”。其主要做法是,在全球广泛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宣示(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al Assertion,简称FONOP),实施的对象国既包括盟友也包括对手。南海是实施FONOP的一个重点区域,但不是唯一重点,因此“南海FONOP”属于可以退让与交换的利益,就像“冷战”时期在黑海那样。此外,在杜特尔特调整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回调”美菲军事合作的程度后,美国丧失了在南海制衡中国的一大抓手,FONOP的效果与意义明显弱化。
  日本国内反全球化势头不如欧美,但安倍把“制衡中国”当作增进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正常化”的一个抓手,因此处处与中国“较劲”。日本还希望在应对东海问题时增加自身的筹码,因而不断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但其在安全与军事上的影响力与美国不在一个数量级,在美国“回缩”的情况下更难以“发力”。
  内部环境
  南海争端涉及“五国六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东盟六个成员国为非声索国,其中印尼与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影响相对较大。
  东盟非声索国。印尼虽然不是声索国,但其纳土纳群岛以北的专属经济区大约有5万平方公里位于南海断续线(即九段线)内,即与中国存在潜在的海洋划界争端。为了强化自己的主张,印尼向纳土纳群岛移民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近年又增加军力部署并改扩建岛上军事设施。但总体上,印尼在南海问题上比较低调务实,呈现出南海问题“稳健调停者”特征。佐科2014年就任总统后提出“世界海洋轴心国”战略,大力发展经济,对海洋经济的重视程度高于前任,并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赞赏印尼的做法,把印尼当作“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合作对象。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持续深化。对于南海问题,佐科2014年在竞选中公开表示,不是很关心,不想在这个复杂问题上多花精力,除非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出现。因此,预计未来几年他会努力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不会在南海问题上推行激进立场,虽然印尼军方、美国、日本在这方面会给他施加一些压力。2019年竞选连任时,为应对普拉博沃为首的穆斯林保守势力,他可能会在南海问题上趋向强硬。
  新加坡是东盟成员国中唯一的发达经济体,经济上高度依赖海上贸易,致力于推进东盟整合并扮演“军师”的角色。在东盟对外关系上也积极出谋划策,以借助东盟整体力量,践行放大版的“小国大外交”,推行自己的理念与主张。因此,新加坡乐于在南海问题上发挥作用。由于中国台湾在南海问题上表现低调,中国大陆就成了新加坡发力的主要目标。这是过去几年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为根源,并导致中新关系不时起波澜。但新加坡在经济上与中国高度嵌合,既无力也无意与中国全面公开对抗,几年来与中国或明或暗的摩擦也给了新加坡一些启发,而东盟声索国特别是菲律宾与越南的态度也限制了“新加坡计策”的功效,加上其领导层将进入代际交替期。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新加坡在未来几年会推行更为稳健的南海政策,而不大可能推行比较激烈的南海政策。
  东盟声索国。四个东盟声索国中,越南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矛盾相对突出,并且主张通过多边框架解决争端,菲律宾甚至试图通过第三方裁决来强化自己的主张并获得利益(“南海仲裁案”是典型)。而马来西亚与文莱的立场比较低调务实,油气开发上倾向于“闷声大发财”,政治上倾向于通过双边框架管控分歧、推进合作。
  越南。海洋经济占越南GDP的一半左右且将继续提升,越南是占据南沙岛礁最多的声索方,占据了29个南沙岛礁,且对南沙提出主张。这些因素使得越南成为东盟声索国中最为重视南海问题的国家,为此举全国之力应对南海问题:改“南海”为“东海”、以优惠条件引入更多的国际能源公司加入南海油气开发、2009年放弃历史性权利主张以便与其它东盟声索国的立场相协调、大力推进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如在美国与本国举办大规模南海问题国际会议)、确立对华关系“又斗争又合作” 原则,等等。应该承认,这些举措已经显效,典型如美国强化了与越南的军事合作,希拉里2010年在河内发表偏向东盟声索国的讲话,上月底阮春福访美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南海问题强调“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解决争端,主张在遵守国际法,尊重外交和法律程序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 。
  越南政治领导人有“南方派”与“北方派”之分,前者强调开放、经济发展、强化与西方的关系,后者强调稳定、主张在大国关系中搞平衡、认为不能以损害对华关系来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前总理阮晋勇是“南方派”的代表人物,“既斗争又合作”原则的提出者,并且在实际上偏重于“斗争”的一面。但新一届越南政府的主体是“北方派”,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友华派”。一般认为,这届政府已经较好地掌控了全局,整体上将顺利完成任期但不排除个别人员中途变动。也就是说,中越关系在2021年之前将处于相对稳定、友好的阶段。历史经验表明,中越关系正常化、两国陆上与北部湾划界等都是在双方处于较好的政治关系时实现的。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中越双方就南海争端达成一些共识的可能性较大。
  菲律宾。阿基诺三世的南海政策导致中菲关系陷于低谷,并促成了南海争端的“全球化”。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大幅度调整南海政策,使得中菲关系迅速转暖。现在的中菲关系整体上已经不逊色于阿罗约时期。南海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大幅度下降。他的任期到2022年,且不能连任。那么,他的对华友好、限制南海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的政策是暂时的么?笔者的研究结论是:杜特尔特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特点,以及杜特尔特的个人偏好与政策追求,将促使他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为此,他将继续限制南海问题对双边关系的不利影响、并在多边与双边框架下推进争端解决进程。笔者将另外撰文阐述这个问题。
  马来西亚。从战略角度看,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推进海丝建设的重点对象国,就“海岛五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而言,应该成为头号对象。中马建交在现任首相纳吉布的父亲敦拉萨任期内达成。纳吉布2009年出任首相以来,中马关系有了新的提升,甚至可以说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他积极支持“一带一路”,促成“两国双园(关丹、钦州)”的独特合作模式,与中国合作建设一批大项目,典型如皇京港、东海岸铁路、南部铁路、巴贡水电站、沐若水电站、基都绒燃气循环电站、曼绒燃煤电站,新加坡-吉隆坡高铁等项目也可望落实。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开工建设首个海外分校,也离不开双方友好关系的氛围。
  纳吉布坚持通过双边途径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南沙争端,低调处理近年的“琼台礁纠纷”,没有像前两任首相那样登上弹丸岛“宣示主权”。从目前的情况看,他有较大可能性在下半年或明年初举行的大选中胜出,从而开始又一个四年任期。
  文莱。文莱的第一支柱产业是油气业,主要通过与壳牌公司的合作来开采油气。大部分油气田来自海上,其中部分进入九段线。文莱并没有控制任何南沙岛礁,已经与马来西亚划分了陆地边界、完成了专属经济区谈判,但没有就外大陆架达成协议。近年来,文莱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明显增加,对于与中国共同开发海上油气资源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并在2013年与中国签署了相关《联合声明》。但由于马来西亚的反对等原因实质性进展不大。因此,对于能兼顾其利益的南海争端解决机制,无疑会持欢迎态度。
  中国台湾。台湾的南海主张基于1993年制定的《南海政策纲领》,其中列明九段线内是历史性水域(一般认为,这在性质上接近于内水)。但2005年终止《南海政策纲领》后这一主张没有再被公开提及,也没有提出新的主张。台湾很难成为南海争端的正式谈判方,也担心在南海问题上影响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加上民意的制约、领导人多具有“台独”偏好,因此,在南海问题上多满足于守住所控岛礁。蓝营出身的马英九对南海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太平岛的法律地位。而未来几年,铁心推行“事实台独”的蔡英文,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将弱于马英九。
  中国大陆。习近平很可能是毛泽东之后最强有力的中国领导人,有能力制定与推行重大外交决策(典型如“一带一路”战略)。关键在于这么做的必要性。
  必要性一,“一带一路”乃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实施三年多来,体现了“和平合作、利责兼顾、主动作为、分层推进”的精神。“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心是经济领域,尤其是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重点方向是北、西、南,以及非洲大陆,这便于发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建设经验与比较优势,也易于与对象国达成共识。在推进的过程中,中国较好地体现了主动精神与大国责任意识。但也逐渐发现一些挑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多领域共同推进,政治、安全、文化方面的矛盾已经影响了经济合作的提升,这在印度、吉尔吉斯斯坦、缅甸等国家中表现明显。
  必要性二,作为最大的南海沿岸国,中国有责任设计一套体现共赢的南海争端解决方案,并主导争端解决进程。其它声索方没有能力扮演这种角色。中国目前的南海应对徘徊于“维权优先”还是“维稳优先”。“维权”的着眼点是中国的利益,而较少顾及所有声索方的共同利益。“维稳”的着眼点是“管控分歧”,使之不影响在其他领域(特别是经贸)上的合作。这是治标之举,且未能防止紧张局面的出现,也无法推进争端的解决。
  “维权维稳”整体上属于单赢思维,未能很好体现“正确的义利观”,也未充分贯彻“亲诚惠容”理念与“睦邻善邻富邻”政策。
  必要性三,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除了在经济上惠及周边,还需要在安全问题上惠及周边,特别是化解周边中小国家的安全疑虑、增加它们对中国的信任度、提升中国对它们的吸引力。否则,周边中小国家在安全议题上必然要向其他国家靠拢,尤其是它们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时。就东南亚而言,南海问题是主要障碍,经贸关系的增强的同时,东南亚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关注也在提升。通过南海问题的推进来化解疑虑、加快其他领域的合作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必要性四,南海争端已经明显影响了东盟声索国参与“海丝枢纽”建设的热情,并且波及到东盟非声索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越南官方迄今不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坚持说“不了解情况,要继续观察”,其主要原因就是南海争端。笔者的研究体会是,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统一发声”是趋势,多数东盟非声索国的立场正在向声索国立场漂移。南海问题犹如中国-东盟关系中的炎症部位,需要强有力的“消炎”处方,即有约束力的多边争端处理机制。
  必要性五,前面的分析表明,未来几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均有利于声索国之间强化合作、推进南海问题解决。如果错失这个时机,南海问题这个“炎症”在内外因素的刺激下,再次复发是大概率事件。
  小结
  目前南海问题的总体情形是:一方面,随着中国台湾的“绿化”,中国大陆面临“以一对众”的局面,坚持双轨思路,通过双边与多边协商谈判稳步推进南海问题,以功能领域的合作积累互信与共同利益,避免南海争端的影响“外溢”而妨碍“一带一路”建设,为此同意适当加速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南海行为准则”制定进程,但强调对此要有“合理期待”,也反复阐明南海(商业)航行与飞越自由并没有受到影响,区域外国家要多做建设性的事情,不要“添乱”。另一方面,美国成为南海博弈的外方“总导演”兼“主演”,协调区域内外国家的力量制衡中国大陆,对中国又接触又防范,重点是防范中国因为力量上升而采取单边行动,同时确保自己在南海“国际水域”(美国创造的概念)与领海的军事活动权(包括情报收集权)。再一方面,东盟声索国虽然不反对与中国“一对一”谈判,也不希望在中美间公开“选边站”,但更偏向于借重东盟的整体力量以及区域外大国的作用与中国进行博弈。因而希冀搭建一个对声索方有普遍约束力的机制平台,切实推进争端解决进程,为此希望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以约束各方的行为。
  前面的分析表明,未来几年是各个声索国协作推进南海问题的的时间窗口。笔者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国不应该满足于南海现在相对平静的局面,而应该从长计议,制定南海应对新方略,彻底摆脱“被外方推着走”的局面,而变身为“推进南海争端解决的首要推动力”。新方略的要点是“协调制定出一套解决南海争端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身为崛起国、最大沿岸国必须担负的角色义务, 也将大有助于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安全疑虑,进而助推东南亚海丝枢纽建设。
  (作者注:写作过程中受益于与以下人士的交流:许利平研究员、潘金娥研究员、代帆博士以及其他若干人士)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旧文章ID:13413

蒂勒森:对朝制裁不力国家可能面临美国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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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迪米,卡特里娜•曼森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表示,华盛顿方面正接近采取行动,制裁那些未能参与压制朝鲜的国家。目前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加大对平壤的压力,以迫使其放弃导弹和核武计划。
  蒂勒森表示,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敦促各国执行联合国现行的制裁措施,但目前正在接近一个关口,将使其不得不决定是否需要对不遵守联合国措施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
  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1月上任以来,朝鲜问题已成为美国最严重的外交政策挑战。白宫新主人比之前的奥巴马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对平壤的盟友中国,敦促北京方面同金正恩(Kim Jong Un)政权一刀两断。
  一些专家指出,中国已经加大了压力,包括停止进口朝鲜的煤炭,但另一些人相信,北京方面只是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以便让特朗普政府确信中国在配合,但实际上不足以改变金正恩的行为。
  此外,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举行的听证会上,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上将(Gen Joseph Dunford)也发出警告称,朝鲜构成的核威胁与日俱增。
  邓福德称,朝鲜已走上一条“不顾一切的道路”,而马蒂斯表示,朝鲜政权“追求核武器及其投送手段的持续努力在速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增加”,这种局面是“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的最迫切和危险的威胁”。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专家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表示,中国仍未全面落实对朝制裁,尽管特朗普政府曾发出信号表明,为了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美国愿意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放软对华姿态。
  “在徒劳了六个月后,特朗普政府发现自己的处境和奥巴马政府留下的局面一模一样,不得不决定是否要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拉特纳表示。“与此同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特朗普为了争取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全面软化了对华立场。”
  蒂勒森表示,中国是否在对平壤施加足够压力,将是美中高级官员下周开会时的首要议题。
  蒂勒森还宣布,朝鲜已经释放了自2016年1月以来在平壤被拘留的美国学生奥托•温比耶(Otto Warmbier)。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报道,这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学生自去年3月以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旧文章ID:13412

中国应积极填补美国的领袖空缺

作者:黎蜗藤  来源:FT中文网

  6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演说,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自由派为主的美国舆论界一片哀鸣。
  客观地说,特朗普的行为并非没有政治基础。他从选举开始就一直批评协议,多次说要退出。其选民基础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能源经济转型中失业的蓝领(如煤矿工人),他们翘首以待特朗普履行承诺。而对美国近岸石油虎视眈眈的石油公司也是其支持者。共和党右翼也是长期对气候变化持“怀疑论”,一直反对这类协议。特朗普拖到现在才退出,已经是比较晚了。
  从经济上说,退出该协定对美国利大于弊。短期而言,美国可以因此增加就业,能源方面自给自足,甚至成为出口大国,能源价格降低也有利于外国在美国投资制造业。中期而言,美国在新能源开发上会处于劣势,技术与市场被欧洲与中国领先,在“下一块大蛋糕”中落于后手。但更长期而言,全球变暖会令美国阿拉斯加变得适宜人居,扩大“实用面积”;北冰洋变得适宜航行,是潜力无穷的新兴航道,而美国手握白令海峡与阿留申群岛,可取得地缘政治优势。
  但如共和党前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所言,此举影响的不光是美国内政问题,不光是气候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而是美国现阶段在世界的“领导力”问题。主要表现为:签订了协议却退出,严重损害美国的外交信誉;特朗普一直指责协议对美国“不公平”,不但拒绝减排,还拒绝援助受影响国家,尽显“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小商人本色;此举更标志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从人类共同价值彻底倒退到美国优先,主动放弃了对世界的领导地位。
  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公认的“领导者”,但在“冷战”后二十多年,美国作为首屈一指的大国,又努力推动全球化,确实取得了“实际上(de facto)的领导者”的地位。美国的实际领导地位,缘于五个最强大:经济最强大,军事最强大,科技最强大,政治最强大,价值观等软实力最强大。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为全球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愿景。在“冷战”时代,美国塑造的愿景是对抗极权主义与民主化。“后冷战”时代,则在继续推动民主之外,加上全球化。说白了,要做“世界领袖”,就要引领整个世界向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必须是让全球受益的。奥巴马扛着全球化大旗,提出TPP与全球对抗气候变化,都是设定政治愿景与话语权的重要环节,后者更是塑造“人类利益共同体”,合理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在经济、军事、政治、科技等方面,“钱可以解决的问题”方面,近年来美国都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但在价值观与设定政治愿景方面,却是“光有钱也不能解决的”,中国差距甚大。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政策之后,提供了“中国愿景”的选项,但中国愿景一向只注重经济上的议题,在奥巴马“全球化大旗”之下相形见绌。奥巴马极为重视看起来不太能“产生GDP”的对抗全球气候变化努力,为此不遗余力,又视为自己的历史遗产。很多人对此迷惑不解。其实,盖因只有这样,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才能继续保持领导地位的话语权。中国最后在巴黎协定问题上成为追从者而不是主持者,在设定议题方面被美国牵住了鼻子。
  但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逆转了奥巴马的政策,彻底终结全球化路线,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也再难维持。美国以后可能成为一个“霸主”,但已经不太可能成为一个“领袖”。对班农等“美国优先”派来说,他们本来就反全球主义,也不太在乎“世界领袖”的地位。但对有志取代美国的中国来说,这不啻天赐良机。
  特朗普退出TPP之后,中国接过经济全球化的大旗,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受到热捧。但这并不足够。在特朗普宣告退出巴黎协定的第二天,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欧,宣布中国与欧洲将一道继续遵守与支持巴黎协定,这才是“领袖”的应有风范。
  有人还以旧眼光,认为这只是中国空口说大话,那么未免认识有所偏差。在胡锦涛时代,中国对“减排”确实只委与虚蛇:反正在《京都协议书》中,中国仗着“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没有减排义务;众所周知,中国统计的数据可以做地很好看。在小布什时代,中国如何与美国扯皮,共同顶住欧洲的压力,国际上也心中有数。
  但习近平时代却有所转变。首先,中国自己也面临经济转型,产能还大量过剩,需要通过各种方法输出产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把排放转移到其他国家。其次,中国也从新能源产业中找到商机,现在新能源产业已经在国际上占据重要版图,转而支持新能源顺理成章。第三,中国环保问题日益严重,人民怨声载道,政府不得不重视,减排与环保是高度相关的(煤矿产业同时是高污染与高排放产业)。关键是,习近平并非胡锦涛那种得过且过的守成思维,而是从奔世界领袖的历史地位出发思考问题。此外,在巴黎协定中,中国承诺在2030年达到峰值,这个要求说实话有点低,中国完全可以不太困难地加快这个进度。因此,中国完全可能以“减排”弥补美国退出协议而新增的排放量。由此博得世界欢呼,简直是给中国的天赐良机。
  其实,除了减排问题之外,中国在另外两个全球性的问题上,也可以主动接过(甚至超过)美国的空缺。
  首先是难民问题。美加等北美国家在接收难民问题上一向积极。据美国2015年发布的难民报告,美国自从颁布难民法以来,在几十年间接收了超过300万难民。奥巴马当政八年,每年接收的难民大约6万-7万人。但在难民问题上,中国却很刺眼地失声了。作为一个崛起中的负责任的大国,有钱有力,更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却令人尴尬地在难民问题上至今仍袖手旁观,政府既没有积极的表态,就连民间也对此漠不关心。即便在视野理应更为开阔的香港,讨论到难民问题时,也是隔岸观火。媒体讨论的多是难民如何产生,说西方国家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却几乎没有人说,中国在国际难民问题上也应该有所作为。
  中国是否真的和难民无关呢?如果说中东非洲的难民距离中国还遥远了点。那么对来自近在咫尺的邻居缅甸的难民,中国若仍置若罔闻,就未免和要成为责任的大国的抱负不相称。
  罗兴亚人生活在缅甸,却一直没有缅甸国民身分。根据联合国说法,他们是受到迫害最严重的少数民族之一。过去一些年,罗兴亚人大规模逃亡。周边国家,如孟加拉国、泰国、马来西亚都设立了大规模的难民营,作为他们的第一落脚点。这些国家都付出很大的努力,但现在都无力继续接收,还不得不拒绝偷渡船靠岸。很多难民就此悲惨地被抛弃在茫茫大海之上,酿成人道主义灾难。目前,还有大量罗兴亚人逗留在马泰印的难民区,等待其他国家接收。昂山素季上台后,罗亚兴人的状况毫无改善,令国际失望。罗兴亚人的境况有其历史原因,但现在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不是责备任何一方,而是如何保障这些难民的基本人权——生存权。指望昂山素季似乎不再可行,那么中国是否应该伸出援手呢?
  想想与罗亚兴人毫无关系的美国,也长年接收罗兴亚难民,仅2014年就已经接收多达1000名罗兴亚人。缅甸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是战略上寻求印度洋出海口的最重要国家。昂山素季也与中国交好。习近平提出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是命运共同体,又说亚洲人的事应该由亚洲人解决。因此,中国不应该认为罗兴亚难民仅是缅甸的事,或者是马泰印等邻近国家的事,而置若罔闻 。特朗普与班农反移民的立场,正是中国显示大国的全球性责任的良机。
  其次是参加世界军事治理问题。2009年中国军舰参加国际索马里海域护航,走出了军事上参与国际治理的第一步。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在承担打击恐怖主义等军事议题上,还落在后头。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不少,但真正需要作战的军事性责任几乎没有。在抗击全球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中国更多只是“自扫门前雪”。奥巴马时代,中国一直因此备受“搭便车”的指责。如果说,中东牵涉利益太多,中国难以插手,那么中国在非洲有广泛利益,非洲也饱受恐怖主义之苦,地缘政治也相对简单。中国在非洲帮助反恐大有可为。况且,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反恐也有帮助。
  有人认为,无论接收难民还是参加世界军事治理,都会付出代价。但没有领袖地位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取得的。此事的回报,将远大于付出。况且于情于理,中国也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置身事外。
  特朗普当政下的美国已经给了中国极难得和最好的机会,这种机会或许只有短短几年的空窗期。中国能否接过特朗普丢下的大旗取得国际领导地位,就看中国能否把握了。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旧文章ID:13411

邰蒂:迎接本土化时代

作者:吉莲•邰蒂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制造业巨头3M这样的公司似乎在不那么久以前还是全球化的灯塔。该公司在世界各地销售便利贴和其他知名产品。的确,该公司300亿美元收入中有60%来自美国境外,40%的员工也在美国境外。
  但离奇的是,如果你让瑞典出生的3M首席执行官英格•图林(Inge Thulin)描述当下的企业战略,他不会提到全球化。相反,他更倾向谈论的是“本土化”,以及在强大的美国开展经营的效益。
  他上月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告诉我:“我们现在在美国有2万名制造业雇员,在过去5年扩大了10%。我们的战略已经改变。如果回到(数)年前,战略是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巨大工厂生产,然后运至其他国家。但现在我们的战略是本土化和区域化。我们认为你应该尽可能多地投资于本土市场。”
  图林的话令人深思,尤其是因为我在私下场合听到另外几位首席执行官也这么说。在过去30年里,西方跨国公司一直在将生产外包给中国等低成本地区,从而创建全球供应链。但如今,美国高管们不再欢呼“自由”贸易,而是呼吁“公平”贸易,以及贸易协定的“互惠”和“平等”。这是为美国企业争取更有利条款的委婉表述。
  陶氏化学(Dow Chemical)首席执行官利伟诚(Andrew Liveris)最近评论称:“如今的新内容是(关于贸易的)讨论。(美国公司)一段时间以来未能获得进入许多市场的公平待遇。我们曾习惯于这种对待……但现在不再如此了。”或者正如图林所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之类运转得不错,但它仍有改进余地……我们想要的是公平贸易。”
  这只是反映出白宫新的“背景音乐”吗?没错,在某些方面是这样。企业领导人试图通过赞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言辞来讨好白宫(至少是避免在Twitter上受到攻击)。
  许多人还真诚欢迎特朗普的经济改革承诺。的确,在特朗普就职5个月后,高管们对这位总统的支持似乎仍处于高水平,尽管白宫不断爆出丑闻,最近还因为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而招致各界批评。图林辩称:“特朗普总统支持增长,而且非常投入——从在美国做生意的视角看,这很不错。”这再次让我想起另外几位首席执行官吐露的情绪。
  但这种言论转变背后还有一个更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当去年特朗普开始谈论复苏美国制造业的时候,他没有逆潮流而行。相反,他抓住了一个业已浮现的微妙趋势。
  要明白这一点,看看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对美国公司展开的调查吧。该调查在不那么久之前还显示,美国公司忙着打造跨境供应链:在2012年,30%的受访公司表示,中国是美国公司最可能的投资目的地。但在2015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31%的受访公司计划在美国扩大产能,但只有20%的公司表示计划在中国这么做。
  这种转变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相对薪资成本上涨。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生产成本由于自动化和能源便宜而下降。然而,第三个因素是,首席执行官们认识到,长供应链带来政治和物流风险。通用电气(GE)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去年晚些时候评论称:“外包时代已经没落,追逐最低的劳动成本已是昨日的模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图林、利伟诚或伊梅尔特等人抛弃了全球运作;在一个“本土化”的世界里,企业仍有动力保留海外生产能力以服务海外市场。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夸大这种转变的速度:这是一个微妙而缓慢的过程。
  但是这里的要点是:甚至在特朗普就职前,企业高管们就在放弃对全球化的盲目信仰。无论好坏,我们都面临一个更为本土化的世界。这种趋势既可归因于政治上的煽动者,又可归因于机器人和数字技术——它延续的时间也很可能超过总统任期。

  译者/邹策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旧文章ID:13410

特朗普限制钢铁进口可能变成“核选项”

作者:肖恩•唐南  来源:FT中文网

  毫无疑问,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Twitter的娴熟应用已把总统互动带入一个大众传媒的新时期。但在上月从七国集团(G7)西西里峰会回国时,这位美国总统发布了一则推文,面向人数有限的受众:贸易学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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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推文

  推文中提到的“232调查”指的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Trade Expansion Act)第232章,以及特朗普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针对钢铁和铝进口展开的两项调查。
  据美国政府官员称,预计钢铁调查结果最快将于本周公布。预计特朗普届时将采取行动限制钢铁进口,并采取可能是迄今他做出的最为重大的保护主义举措,尽管到目前为止他在贸易问题上一直是高谈阔论。
  至少,专家们预测他的举措将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以及可能的新一轮全球钢铁贸易战。但可能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对于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法治意味着什么。
  第232章规定,如果进口产品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美国总统有权限制这些产品进口到美国。在全球贸易领域,这相当于一个“核选项”。
  原因是世贸组织(WTO)规则包含一项例外,允许成员国以国家安全为由设置贸易壁垒。但对于这个例外条款,特朗普似乎准备发起在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 70多年历史中最为重大的和平时期测试。
  坦率而言,在贸易专家考虑特朗普可能会如何毁灭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全球贸易体系基石的规则时,这是他们的起点之一。
  WTO的国家安全豁免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战争时期启用并涵盖制裁等手段。这项条款很少使用,实际上从未在WTO依法测试过。
  实际上,美国上一次启用232章是在1982年,当时美国实际上决定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进口利比亚石油,称在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的统治下,这个北非国家变成了一个不可靠的原油供应国。
  2001年,当美国上次考虑启用该条款时,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最终认为,即便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打击铁矿石和钢铁进口也不太可能起到什么效果。
  但特朗普和担任其商务部长的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正威胁颠覆这一切。宣布对钢铁和铝启动“232调查”的罗斯给出的理由,是美国现存的少数几家生产美国军队造船、造坦克等所需的那种钢铁或铝的工厂。
  这种主张与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之前提出的主题相符,这位富有争议的经济学家、对华鹰派人士领导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OTMP)。
  美国钢铁行业也在呼吁扩大对国家安全的解读。该行业主张,如果在面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时,美国钢铁行业无法获得保护,无法成为一个可以为继的美国本土产业,那么其就无法在战时提供美国军队可能需要的钢铁。也无法应国防之需提供用于修路的钢筋。也无法为给军队供应能源提供用于石油运输管线的钢管。
  不难对这种主张产生某种程度上的认同。
  但贸易学究们担心的,是如果特朗普大范围推行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关税(“232调查”后他可能会这样做)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很可能进行报复。欧盟(EU)自身的钢铁业也陷入困境,可能会引入对美国钢铁的进口限制。中国可能决定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禁止从美国进口粮食和其他产品。更糟糕的是,这可能对WTO制造一个法律挑战,最终可能削弱整个体系。WTO专家组对美国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大范围关税的任何肯定,都可能会给其他想要效仿的国家打开大门。而若是对美国这样做的权利进行任何驳斥,都可能给特朗普一个理由,退出这个全球性贸易组织。
  唐纳德•特朗普或许会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他也可能决定退出支撑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每年1万亿美元贸易额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但此时此刻,他给全球贸易体系造成的最大威胁体现在一条推文里。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旧文章ID:13409

中国为什么不再忌惮美联储?

作者:米强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政府不再惧怕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2016年初,中国股市和汇市动荡,令各方对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信心下滑。外汇储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北京方面担心美国的任何加息行动都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的资本外逃。
  但美联储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指引加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顾及中国的情况。这给中国人民银行(PBoC)带来喘息空间,使其有时间实施资本管制,减缓了资本外逃,同时2016年初的信贷激增稳定了经济增长。正如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中国经济学家杰里米•斯蒂芬斯(Jeremy Stevens)所说的:“去年中国央行得到了美联储的协助。”
  今年中国央行不需要这样的帮助。预计美国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将在周三会议上决定上调基准利率——这将是自今年3月以来第二次、自去年12月以来第三次加息——从而进一步收窄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利差和债券收益率之差。
  多数分析师预计,中国央行以及负责审批中国基准利率调整的中国国务院,将按兵不动。“眼下中国需要保持利率稳定,”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央行前顾问余永定表示。“没有必要跟随美联储。”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4年和2015年六次下调一年期存款利率,使其从3%降至1.5%,但此后未再调整。与此同时,自2015年12月以来,美国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已从0.25%上调至1%,预计本周还将上调25基点。美联储3月加息后,中国10年期主权债券与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之差从2014年12月的150个基点降至不到80个基点,不过此后又有所扩大。
  除了中国资本管制行之有效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强劲——第一季度达到6.9%——以外,中国人民银行已证明,它可以通过短期公开市场操作来收紧货币状况。
  美联储3月加息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将短期逆回购协议(reverse repos)和中期借贷便利(MLF)的贷款利率提高10个基点。
  中国央行当时在宣布这些行动的原因时,提到了较低的实际利率、企业盈利能力有所改善和美联储加息。经过多年通缩后在去年9月刚转为正值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显著上升,使企业更容易偿还债务本息。
  “近一段时间中国已能够使用其他工具,”余永定表示。他补充称,预期的美联储加息早已透露给市场。“此举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影响。”
  在中国央行官员看来,逆回购协议和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比预期更为有效,因为5年期和10年期中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曲线在4月首次反转,而公司债券发行量在5月份跌至创纪录低位。上月公司债券净融资额为负2170亿元人民币,因为到期债券量远远多于新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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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央行官员非常担忧债券发行量下滑将影响经济增长,”熟悉中国人民银行内部考量的一名人士表示。
  “中国的短期利率已经上升了不少,而(更严厉的)金融监管意味着金融状况事实上已被收紧,”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中国研究主管白安儒(Andrew Batson)在最近一份简报中写道。“中国央行不太可能渴望看到利率进一步上升。”
  中国资本管制(收紧对公司和个人购汇或海外汇款的审核)的有效性,使中国央行多了一个不那么担心美国加息的理由。今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1美元兑6.9元人民币左右,但自上月末以来人民币汇率走高1.4%,这对受到精心管理的人民币而言是不寻常的飙升。
  北京咨询公司Trivium的安德鲁·波尔克(Andrew Polk)表示,其结果是,“中国央行引导外界对人民币预期走高”。去年末,许多分析师预计人民币将至少跌至1美元兑7.3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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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强势还带来降低中美贸易摩擦的额外好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4月份举行首次峰会,其间双方同意在100天内完成一系列贸易和经济谈判。
  本来如果人民币走弱的话,必然会加剧双边贸易紧张。特朗普上任几个月以来的动荡,也支撑了人民币强势。对于特朗普政府兑现税收改革和基础设施刺激措施的能力,各方已降低预期,这使美元走弱。自今年1月以来,美元兑欧元汇率已下跌近8%。
  刘心宁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旧文章ID:13408

美国民主党议员集体状告川普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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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向川普总统提出联邦诉讼,指控他通过自己的各种商业利益接受外国金钱,这违反美国宪法。
  由参众两院的190多名民主党议员们星期三提出的这一诉讼指控川普总统违反了宪法中一个较少引人注意的条款,就是阻止任何担任美国公职的人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接受任何来自外国政府的礼物或付款,这就是所谓的酬薪条款。
  川普在竞选总统之前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在全球各地拥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数栋酒店和其他产业。他已经把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交由两个儿子经营,但是仍保留了公司的所有权。

来源时间:2017/6/14   发布时间:2017/6/14

旧文章ID:13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