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爽  来源：中评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经济每月谈”上表示，特朗普上任后没有“蜜月期”， “Anyone but Obama（任何人都可以，除了奥巴马）”现象明显，也没有系统的政策讲话。此外，特朗普奉行“内政第一，外交第二”的原则。在中美关系方面，到现在为止的4个月中，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挑战不少。
　　内政方面，阮宗泽认为，与其他美国总统不同的是，特朗普自1月20日上任以来，与国会等机构没有“蜜月期”。
　　“其他总统上来以后起码和国会各个方面还有一个‘蜜月期’，只是长短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特朗普没有蜜月。”阮宗泽说，从1月20号到现在，特朗普天天在战争、天天在争论、天天在挣扎。
　　阮宗泽表示，特朗普执政的另一个特点是ABO现象特别明显，即“Anyone but Obama（任何人都可以，除了奥巴马）”。
　　“从人士安排上来讲，只要是奥巴马的人，特朗普就全部让他下课。”阮宗泽说，不仅如此，他把美国所有的驻外大使全部解雇，所以很多美国驻外机构没有一把手，属于空转状态。
　　阮宗泽说，特朗普的内阁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内阁虽然成立了，但是内阁很多时候是“光杆司令”。比如国务卿蒂勒森，连副部长都没有，就他一个人。
　　阮宗泽认为，特朗普上任后没有系统的政策讲话，用发推特和接受采访的方式来进行政策表述。
　　“以前美国总统上任以后要向世界，要向美国人表明他的内外政策是什么，有一系列比较系统的政策讲话，比如对中东、伊斯兰事件、亚太等等的讲话。”阮宗泽说，特朗普这次在去沙特访问之前没有一次像样的政策演讲。他的信息是比较碎片化的，这也是他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
　　外交方面，阮宗泽认为，特朗普贯彻的宗旨是“内政第一，外交第二”。
　　“特朗普最近才有了第一次对外出访，而且一出访是很大的变化，他不会去传统的邻国和欧洲国家，而是首先选择沙特，是一个中东的国家。”阮宗泽认为，这与特朗普要和奥巴马政策拉开距离密切相关，奥巴马时期，美国和沙特关系非常紧张，这次特朗普出访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
　　阮宗泽表示，特朗普未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要在中东地区花费大量精力，“他要打击极端组织、极端势力，与沙特、以色列等等都密切相关。”
　　在中美关系方面，阮宗泽认为，特朗普成功地制造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首先，他在竞选和当选中在‘一中’问题上的剑走偏锋，造成大家对中美关系不看好。”阮宗泽表示，中美关系每到美国政府换届的时候都有波动，这种波动一般都是可预期的，但是特朗普制造的不确定性步伐太大，甚至有一点很难预期他下一步做什么。
　　“但到现在为止4个月，中美关系开局良好，挑战不少。”阮宗泽表示，开局良好的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特朗普制造了不确定性，大家对中美关系期望值是相对调低了。
　　阮宗泽表示，在习特会之前，各界普遍担忧中美关系要出现迎头相撞的局面，但是会晤之后几乎有点烟消云散的感觉，中美双方都表达了非常坚强的愿望，要友好，可以说这场会晤让中美关系云开日出。
　　“其实每一天中美关系都不简单，都不容易。但现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应该说成功的减少了相当部分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但未来中美关系的挑战还是存在。”阮宗泽表示，因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有的只是暂时搁置，或者是把它用别的问题遮掩起来。特朗普本身也是可变的，他的可变性同样存在，这种可变性就是对中美关系注入了不确定性。

来源时间：2017/5/25   发布时间：201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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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期铿  来源：人民论坛

　　2017年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13769号行政命令，官方名称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对特朗普第13769号行政命令，大多数民主党议员表示反对，但大部分共和党议员保持沉默。在特朗普签署第13769号行政命令之前，美国民众在回答“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难民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一问题上，就已经非常分裂。2017年1月初，在保守派中，70%的人认为大量难民离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家，对美国的福利构成重大威胁，7%的人认为不构成威胁；而在自由派中，这个比例分别是19%和34%。
　　2017年3月6日，特朗普又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暂时限制包括苏丹、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索马里及也门等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申请新的入境签证，不得接收这些国家的难民，已经获得美国签证者以及绿卡持有人将不受影响。虽然看起来，目前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的两份移民禁令发起挑战的都是自由派人士，但笔者认为，特朗普公布的移民禁令并不会进一步加剧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裂。
　　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党派重组，导致两党在国会中纷争不断
　　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野由来已久。美国当代的民主党自由主义和共和党保守主义，源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及其引发的严重社会危机。小政府和自由放任主义思想在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上无计可施，宣告了一直以来占美国主流的自由主义政策体系破产，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受到青睐。这一方面形成了民主党人罗斯福总统主导的“新政”自由主义，强调要为每个人享受自由创造基本的平等条件，因此，政府有必要干预经济社会生活，政府职能大大扩张；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共和党保守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和小政府，并且在社会问题上坚持家庭的价值和对宗教的忠诚。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的“新政”自由主义时期，自由派与保守派互有交集。
　　1950-1970年代的民权运动使几乎所有的非裔美国人支持民主党，而把大多数南方白人推向共和党，同时，位于“铁锈地带”等地区的蓝领白人及中产阶级也成为共和党人。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次重要重组，基本上形成了当今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势力范围”。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由原来的互有交集开始走向分裂，共和党内持中间、温和派立场的政治精英持续趋向保守派立场，而民主党内持中间、温和派立场的政治精英持续趋向自由派立场。随着过去几十年的党派重组，自由派集中到民主党，保守派则集中到共和党，这种趋势导致两党在国会中纷争不断：
　　一是意识形态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在党派上，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裂日益扩大。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互有交集，中间及温和派议员在国会中视立法和政策本身进行投票，而非完全以党派划界。自第82届国会（1951—1952年）开始，以党派划分的投票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的国会中越来越严重。
　　二是两党内部意识形态的同质化逐步加强。意识形态的分裂导致两党在国会运作中按党派划界，其主要表现是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也导致立法与政策制定的难度加大，立法数呈逐年减少趋势，这又从侧面反映出国会中两党分化现象的加强。最近几年，美国两大政党的分裂可能是自内战以来最严重的。2013年，众议院只有1%的共和党人、参议院只有4%的共和党人属于温和派，在民主党中这一比例分别是13%和9%。
　　选民的党派性及意识形态观也比过去几十年强化，自由派人士往往成为民主党人，保守派人士则成为共和党人。美国民意调查机构自1972年起收集的数据显示，走中间路线的美国人减少了，而两者的裂痕也比过去大得多。如1994年有16%的民主党人不喜欢共和党人，20年后这个比例升高到38%。共和党人更严重，不喜欢民主党人的比例从17%升到了43%。这说明人们更加排斥不同党派的人，自由派民主党和保守派共和党正在越来越远离对方。
　　种种迹象显示，最近20多年是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迅速走向分裂的时期。200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得到更多的普选票，但小布什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人票并当选总统，这可以算是保守派与自由派分裂的一个高潮。而2016年总统大选及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保守派与自由派分裂的另一个高潮。正是广大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保守派选民把特朗普送进白宫。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的抗议活动，可以看出自由派人士对他的反对。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在特朗总统支持率问题上，85%自称为坚定的自由派人士强烈反对特朗普，而69%自称为坚定的保守派人士对特朗普强烈支持。
　　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裂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对待难民问题上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得到缓解。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继续或者加剧，更多的人会把国家安全与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在维护国家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就会凝聚更多共识。另一种情况是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减少甚至消失，这样同样会有更多的人不会把伊斯兰难民和移民看成威胁。另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月的民意调查，年纪越轻的美国人越不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难民看成对美国的重大威胁，如配图所示。这也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裂反而很可能得到缓解。
　　然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公共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可选择性、社会运动的冲击、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等因素，使得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裂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美国政治学者詹姆斯坎贝尔认为，深度两极化是21世纪美国政治生活的事实。即使人口组成发生变化，如老一辈逝世及少数族裔人口在美国选民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可能会使国家稍微往左偏一点，但党派意识形态的差别不会缩小。当然，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冲突不会一直那么激烈，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如果面对共同的危机，美国人会团结起来；如果经济繁荣，国内和平，美国人同样不会争论不休。但繁荣的经济和国内和平也不会从根本上消除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分歧。
　　不过，从长远来看，由于美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改变，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两极分裂也许会弱化。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势必造成美国未来的选民结构出现重大调整。特别是由于美国南部地区拥有大量少数族裔人口，且该地区的人口增长主要由少数族裔拉动，那么未来南部相关的州和国会选区或许会转向支持民主党，如此两党在政治运作中取得循环性力量均衡的基础将被打破，美国政治两极化得以存在的延续机制也将不复存在。西裔、非裔和亚裔的人口增长，使得少数族裔较为集中的南部和西部各州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南部和西部各州众议院席位和选举人票数的增加。由于少数族裔是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基础之一，共和党在短期内能利用选区重划的方式对少数族裔的党派选择进行压制，但从长远看是不能持续的。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不太可能正式决裂，美国也不会分裂为“蓝州共和国”和“红州共和国”。美国历史上，政治精英曾多次就重大问题达成妥协。经过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精英也深知国家团结的重要性。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希望美国强大，因此，无论是蓝色美国，还是红色美国，都不会愿意真正走到分裂的地步。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来源时间：2017/5/25   发布时间：201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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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采访／整理 观察者网 郭思嘉、翻译／廖志鸿】
　　【“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落下帷幕，但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却与日俱增。此前，《纽约时报》刊发文章《“一带一路”：中国巨额投资欲重塑全球经济秩序》，大篇幅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讨论。近日，在“第六届世界工商领袖（昆山）大会”上，观察者网专访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博士，作为一名来自美国的“中国通”，西蒙博士毫不吝惜就“一带一路”、中美关系、全球化、特朗普等话题和观察者网分享他的实际关切。】

　　观察者网：西蒙博士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能否和我们分享下您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
　　丹尼斯·西蒙：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了许多新的机会，比如重塑世界的经济中心。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就在讨论“中间地带”（观察者网注：“中间地带”，泛指二次世界大战后，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辽阔地带。它分为：第一个中间地带是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第二个中间地带是西欧、日本、加拿大和大洋洲。）这些“中间地带”国家，注定将会成为重要的新兴国家和新兴市场，比如中国、巴西还有墨西哥。
　　而 “中间地带”国家必然有解决新市场的潜力，比如巴西。巴西拥有可以提供给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这也是此次一带一路峰会的成果之一，即把“中间地带”国家的潜能激发出来。
　　“中间地带”国家也必然有跨国的潜力。实际上，对于那些美国无法触及的或者影响力比较微弱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可以触及地非常深入、非常核心，而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也得以体现。
　　“中间地带”国家还能帮助中国解决西部边疆的安全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长期关注西部边疆的稳定和安全，尤其是新疆地区。我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促进新疆地区发展的稳定增长，减少潜在的激进主义和极端力量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双赢，不仅在国内维度，在国际层面上也是如此。
　　我专注研究创新，在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中，很大一部分都在谈“一带一路”上的科学技术创新，这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得到流转、科技人才充分流通，这些使得中国技术成为全球流通的科技力量。
　　因此，通过鼓励本土创新、鼓励当地人才开发、鼓励高等教育投入等举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前景将持续增长。所以人们对中国的期待，不仅仅是中国在经济贸易投资等传统概念，还希望中国成为驱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引擎和方向指南，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待当前存在的“反全球化”趋势？您怎么看待“全球化”和“反全球化”？
　　丹尼斯·西蒙：在全球化的框架中总有赢家和输家，考虑到全球化整体影响的背景，我认为总体来说全球趋势还是非常积极的。说实话，中国一直是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之一，中国的开放政策为外商投资、资本流通、进出口贸易贡献良多，所以从许多方面来看，全球化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积极的。
　　但是在其他国家，全球化给这些国家创造了一些被我称之为“脱节”的抗议浪潮，尤其是在工人和劳动力上的反弹。对于工人来说，他们基本上觉得他们的工作已经被全球经济中的这种转变带走了。但我认为事实上全球经济高度活跃，某些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一些根本性转变，比如，生产发生在哪里、设计工作发生在哪里、哪些想法出现等等。
　　要让所有的东西都成为“中国制造”是不可能的，但换句话说，让所有东西都成为“美国制造”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我们所关注的创新领域，跨境、跨文化、跨职能的团队参与程度更高，所以如果你也从事科技创新领域，你会发现今天的关键词是合作，而不是必要的竞争，哪怕是最温和的竞争。
　　在合作领域我们能开展得很多，所以我认为反对全球化的人不得不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可能他们还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对那些不理解全球经济流动性潜在影响力的人来说，要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站稳脚跟就必须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我想这也是全球化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事。
　　观察者网：《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名为《“一带一路”：中国巨额投资欲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文章，大篇幅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讨论，文章更提到特朗普总统几次更改前往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代表候选人，您怎么看美国政府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
　　丹尼斯·西蒙：坦率地说，我认为美国并没有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足够的重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对世界的某些地方并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不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从西安通往中亚的“一带一路”，美国都没有制定宏大的对外政策。
　　我认为美国现在看到的是一股新动力以及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来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我认为美国在中国崛起的事情上考虑得比较有限，尤其是中国崛起是否真的会损害美国利益，但这种态度比较笨。我认为，任何事情总有一个“1+1＝3”的处理方式，即有利于中国，惠及美国，并受益于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我也认为美国需要明白中美之间没有竞赛，在中美共处的空间，尤其是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中有多得多的机会、多得多的利益可以共享。
　　未来，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有待建设，如果美国政府足够明智，他们应该努力确保美国的公司在未来的基建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就像中国的国企、民营企业那样。
　　我认为美国政府需要弄清一件事，就是世界正在产生一个新兴的重心，美国政府需要参与其中。我想可能已经有人建议特朗普总统重新考虑“一带一路”政策，尤其是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看法。
　　这是件好事，我的意思是说美国在这个区域提高自己的兴趣是有好处的。同时，我认为这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挥引擎作用也大有帮助。当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要弄清中国经济效益之所在。
　　你看中国的城市，比如昆山，这座城市所有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都在飞速更替。从前昆山有许多半技能培训或者低技能培训的劳动力岗位，所以昆山能从全中国吸引农民工，但是今天这些农民工的岗位正在被机器人、自动化和先进制造业所代替。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数十万农民工现在的处境，从前他们都在工厂或者企业中就业，现在他们的工作都由机器人替代完成。 所以正如开幕式播放的视频所提到的，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能够确保感兴趣的中国工人迁移到哪里有工作的地方，然后这些地方可以像深圳和浦东一样成为发展的先导和引擎。
　　观察者网：最后想请您谈谈当下以及未来的中美关系走向。
　　丹尼斯·西蒙：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颠簸的阶段，颠簸并不单纯因为我们有一个新任的总统特朗普，尽管有一些明显的不可预测性。　　
　　我认为，中美两国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简单的事实，即除非中美密切合作，否则没有一项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不会得到真正充分的解决，也不会有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除非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推动解决方案。 所有领域都是如此——全球气候变化、全球能源问题、全球健康问题，莫不如是。
　　我认为我们需要让两国领导人面对面坐下来，并且让他们意识到单打独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仅凭一国之力承担起这种单一领导人的角色虽然有戏剧效果，但这只是一种不合时宜或过时的想法。 未来的关键是真正的合作关系，共同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我认为，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我们必须摆脱中国有时被看作是一个规则破坏者，现在是规则制定者的陈旧观念。 我认为美国的确对中国有一些陈见，比如中国是不按规则出牌的。 我认为这种观念可能已经过时，在一些情况下中国的确存在这种情况，但这样的结论过分夸张。
　　我这样想部分原因来自于中国制度本身的演变，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知识产权保护，我想如果你回头看二十年前的中国，知识产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本身有更多的创新，更多的本土发展和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也就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展。
　　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因为中国正越来越制度化——当然不是充满威胁的体制化，而是逐步靠近国际体系的完善。
　　我们21世纪是一个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中国的出现是这一变化的一部分。 如果我有机会向特朗普总统建言，我会告诉他，看看吧特朗普总统，你知道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中国发展，你也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这是21世纪不可避免的部分。
　　美国必须搞清楚如何适应中国，中国必须学会如何适应美国。 如果他们能够找到那种平衡，那么我认为我们将有一个非常和平和繁荣的二十一世纪。
　　观察者网：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丹尼斯·西蒙博士，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国际商务与科技战略教授。
　　昆山杜克大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是美国顶尖高等学府杜克大学和中国高等学府武汉大学在中国江苏省昆山市举办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中外合作大学，旨在创办世界一流的研究型综合大学，主攻精英教育和前瞻科研。昆山杜克大学于2013年9月获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2014年8月迎来首批研究生和本科学期项目交流学习学生，并于2017年5月正式启动本科学士学位教育，首批本科生将于2018年秋季入学。
　　世界工商领袖（昆山）大会自2012年首次举办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五届，影响力持续扩大，知名度不断提升，不仅已经成为打造昆山市、苏州市和江苏省形象的重要“新名片”和推动昆山市、苏州市和江苏省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新推手”，而且已经成为促进全球工商界交流、共享、合作的重要“新平台”。

来源时间：2017/5/25   发布时间：2017/5/24

旧文章ID：13233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来源：FT中文网

　　对于自己的不可预测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备感自豪。这位美国总统喜欢吹嘘——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不同——他决不向世界透露自己的计划。
　　但在特朗普作为总统首次出访海外之际，他身上这种不可预测性的代价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美国的很多盟友正感到困惑和不安。而美国的对手，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则利用混乱局势推进自身利益。
　　问题是，特朗普倾向于像对待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一样对待别国，有时拉拢示好，有时搅得他们不得安宁，他这是在践行“交易的艺术”。但在外交领域，不可预测性可能是危险的，尤其是在与盟友打交道时，后者需要得到这样的保证：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一以贯之的。这些国家自己的全球战略有一个核心信念，那就是相信美国会坚定不移、持之以恒。
　　当特朗普暗示美国的关键承诺——从北约(Nato)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可能变得不再可靠时，他破坏了这种信念：美国是可以被依赖的。鉴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是整个国际安全体系的基石，这可能造成全球不稳定。
　　特朗普本周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发表了安抚盟友的讲话，到了布鲁塞尔可能也会这么做，但这不可能消除他已造成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当前世界不得不应对特朗普带来的三个层面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与他的政策有关。第二个与他的性情有关。第三个与他的任期长短有关。在华盛顿丑闻肆虐之际，我们现在有理由质疑一年后特朗普是否仍在位。
　　从政策的层面来讲，特朗普已经多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换立场。他曾要求颁发禁令，禁止任何穆斯林进入美国，但这次在出访沙特途中，他称伊斯兰是“世界伟大信仰之一”。他曾宣称北约“已过时”，后来又说北约不再过时。他曾把中国称作汇率操纵国，之后又改变想法。
　　他曾谴责在中东的人道主义干预，后来又对叙利亚发射导弹，以惩罚其使用化学武器。他先称赞英国退欧，后来又称赞欧盟。他与俄罗斯的关系仍然是谜中之谜。
　　奥巴马确实有时也被批评对盟友态度反复无常。而通过在沙特和以色列开启他的海外出访之旅，特朗普向这两个尤其让奥巴马政府弄得不安的国家伸出了友谊之手。
　　在少数对特朗普当选感到高兴的美国盟友中，沙特和以色列是其中两个国家，但即使是它们也有理由抱怨白宫发出的混杂不一的信号。特朗普在竞选中曾承诺撕毁伊朗核协议，该协议遭到沙特的强烈反对。然而，尽管在沙特时发表了有关伊朗的严厉言论，但特朗普迄今一直在遵守该核协议的条款。他以前还承诺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但现在似乎改变了想法。
　　在这两件事上，特朗普收回了竞选期间发出的不明智言论，这很可能做对了，但这改变不了如下印象：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的话都是无法让人信赖的。
　　每当特朗普从白宫里发出肆无忌惮的推特言论，人们对于他的个性和脾气的担忧都会加深一层。美国的所有盟友在判定是否可以信赖特朗普政府的某一承诺时，都必须三思。要是这位总统改变主意了呢？要是特朗普被迫下台了，那么现在跟他的政府走得太近以后会不会付出代价呢？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要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在人们对此疑惑不解之际，这个超级大国的国际对手正在利用这一局势（再自然不过了）。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到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会见特朗普时，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欢欣喜悦之情。（似乎就是在这个场合，特朗普告诉来访者，他已解雇了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因为他是个“大疯子”。）俄罗斯也正在利用西方分心他顾的状态，来提高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地位。
　　华盛顿的混乱和北京的满怀信心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在解雇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事件冲击特朗普政府的那一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了一场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规模最盛大的国际会议，高官显要云集。中国拟投入巨资在欧亚大陆建设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倡议吸引了上百个感兴趣的国家派代表前来北京与会。“一带一路”计划中所承诺的项目即便只有一半能够成功落地，也将打造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具有重大经济和地缘政治意义的网络。
　　中国的财富、长远目光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必定将支持“亚洲世纪”之说。相比之下，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可能会成为西方衰落的一个标志。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5/24   发布时间：201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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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雍乐  来源：澎湃新闻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首次出访中，他家人扮演的角色再次引起关注。
　　据《纽约时报》5月23日报道，在沙特阿拉伯，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代替疲惫的父亲出席了关于抗击极端主义的论坛。他的女婿库什纳则协助谈判了总额近4000亿美元的对沙特军售与商业协议，并陪伴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巴勒斯坦总统分别会谈。
　　“一位总统会带配偶之外的家庭成员出访，且让他们在外交旅途中承担公共角色，这是极为罕见的。”《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立第一夫人图书馆历史学家卡尔·斯费拉扎·安东尼（Carl Sferrazza Anthony）的话说。
　　房地产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是否把“家族企业”的模式搬到了白宫？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他在外交事务上对家人委以的重任就备受争议。实际上，美国总统对家人的倚重并不是新鲜事。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发现，美国历史上不乏总统亲戚担任重要政治职务的先例，1967年《联邦反裙带关系法》遏制了这一现象，但仍存在一些“灰色地带”。
　　女儿女婿任务重大
　　特朗普当选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提出了派犹太籍女婿库什纳调停巴以冲突的想法。
　　在此次访问中，库什纳参与了特朗普22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日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会谈。据路透社23日报道，一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高官都和库什纳见了面，但没有透露他们讨论了什么。
　　而在沙特阿拉伯，库什纳似乎更为高调。几乎从不在公共场合发言的库什纳在21日的记者会上罕见地宣读了来自白宫的声明：“总统让我们制定一趟出访活动，要有助于让世界联合起来应对不宽容和恐怖主义，在沙特阿拉伯，我们朝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此前，库什纳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高级顾问后，首次出访就是前往伊拉克。4月，他作为首个访问伊拉克的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外交部长及当地美国军官，讨论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问题。
　　中东事务只是库什纳工作职责的一部分。他的其他任务包括：协调美国与中国、墨西哥等国的关系，领导美国政府创新，改革刑事司法系统，改革退伍军人待遇，解决美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等。而现年36岁的库什纳此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
　　特朗普的大女儿伊万卡同样表现活跃。《纽约时报》报道称，伊万卡在沙特代表父亲与几名女企业家和沙特公主班达尔进行了一场圆桌讨论。会议结束后，公主告诉记者，伊万卡在沙特被普遍视作赋权的象征，部分原因在于许多人会很容易地联想到她属于一个有权势的家族。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外国元首访问美国时，伊万卡也时常出现在外交场合。4月，伊万卡也完成了她在白宫任职后的首次外访，前往德国出席默克尔主持的二十国集团（G20）妇女峰会，与默克尔和世界货币基金（IMF）总干事拉加德等女性领袖同台发言。
　　曾有16个总统儿女在白宫任职
　　纵观美国历史，总统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参政的现象并不少见。据美国前总统布什父子的前顾问、《总统子女》（All the President’s Children）一书作者道格·韦德（Doug Wead）统计，历史上共有16名总统子女在父亲任内在白宫工作，此外还有更多没有挂职的家属通过非正式方式对政治起到了影响。
　　早在1797年，被誉为美国”国父“之一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让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外交官，指派他担任美国驻普鲁士大使。亚当斯的女婿、妹夫和亲家也都被任命为政府官员。约翰·昆西·亚当斯后来成为了第6任美国总统。
　　1901-1909年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爱丽丝则是较早代表美国总统出席外交场合的家属。21岁那年，聪明时髦的爱丽丝代表父亲，跟随陆军部长塔夫脱的代表团访问东亚，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美国历史学家韦德猜测，爱丽丝可能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美国外交官能够低调地与各国谈判。一年后，罗斯福因成功调停日俄战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更具戏剧性的是1913-1921年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与他夫人的关系。据美国国立第一夫人图书馆资料，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的夫人伊迪斯获得了接触机密信息的权限。当威尔逊在1919年中风时，伊迪斯没有向国会透露实情，错误引导人们相信总统只是暂时体力不支，自己担任起总统和内阁之间的唯一沟通渠道，要求所有文件经由她处理。即使是威尔逊康复期间，伊迪斯也掌控着他与其他官员的会面情况。如今，她已经成为许多美国主流媒体和学者眼中的“秘密总统”。
　　1933-1945年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女儿安娜同样是白宫的“女中豪杰”。在罗斯福生命的最后两年，她搬进白宫，不仅出席国宴等外交场合，更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安排罗斯福的社交日程，参与罗斯福与丘吉尔、戴高乐等人的会谈，陪同他前往雅尔塔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开会。当时美国《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尽管安娜在白宫并没有正式职位，但民主党人发现，如果想和罗斯福见面，就应该给安娜打电话。
　　“反裙带关系”不适用于白宫
　　1967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了《反裙带关系法》，禁止公职人员任命亲属进入自己所在的政府部门。这项法律被解读为禁止美国总统任命直系亲属进入内阁。
　　这项法律终结了美国总统任命亲属担任公职的传统。就在法律出台前几年，前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当选后不久就提名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担任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此前的法律经验并不丰富，这一任命在美国引起了争议。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任命妻子希拉里主持一个医疗改革工作组，再度引发关于裙带关系的辩论，克林顿被告上法庭。当时负责此案的法官宣布，《反裙带关系法》不适用于白宫职员，因此克林顿的决定没有违法。
　　此次特朗普任命家人担任公职，同样利用了类似的司法解释。1月21日，特朗普上任第二天，美国司法部宣布，特朗普任命库什纳担任白宫高级顾问并没有违反《反裙带关系法》，称“总统有自由选择他的个人属下”，法律并不适用于白宫内部。此前，库什纳的律师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
　　而在3月，伊万卡也成为白宫正式雇员，担任总统助理。她当时在声明中表示，希望化解外界有关她以私人身份向美国总统提供咨询的担忧，她将严格遵守联邦政府雇员的所有规则，在任职期间不领取薪水。
　　库什纳鲜少在公开场合发言，伊万卡对特朗普的实际影响也不明确，但与此前的美国总统亲属相比，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外交场合、亲自参与巨额军售谈判，确实非同寻常。家族式政治的回归和升级，让一些美国人颇不适应。《纽约时报》23日写道：“一个沦为家族企业的白宫，这在沙特阿拉伯是常规，但在美国十分罕见。”
　　但在一些外国政府眼中，这似乎预示着新的外交机会。据《华盛顿邮报》5月报道，各国都急于吸引伊万卡的注意力，期待通过她拉近与美国的关系。例如捷克总统就委托本国驻美国大使给伊万卡带信，欢迎她尽早访问捷克，尤其是在她母亲是捷克人的情况下。

来源时间：2017/5/24   发布时间：201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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