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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望美新任驻华大使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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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央视网  来源:央视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2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布兰斯塔德就任后为中美关系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长期以来,布兰斯塔德为促进中美地方交流合作作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希望他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后,能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与了解、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更多积极作用。”(央视记者 申杨)

来源时间:2017/5/24   发布时间:201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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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常青、常胜、不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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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商报  来源: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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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第141期周报
政坛常青

自去年底被特朗普提名后,候任近5个月的布兰斯塔德终于离中国更近了一步。当地时间5月2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2票赞成、1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艾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出任新任美国驻华大使。

布兰斯塔德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他期待为实现两国互惠互利而努力。分析预计称,布兰斯塔德还需1个月左右的时间前往中国赴任,在此之前他将对州长职务进行交接。

现年70岁的布兰斯塔德出生在艾奥瓦州一个农场主家庭,而他大半辈子的时间也都生活在这里。在1983年至1999年以及2011年至2017年间,布兰斯塔德先后6次出任艾奥瓦州州长,这也使得他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州长,被誉为美国政界的“常青树”。

布兰斯塔德在本月初在参议院举行的美驻华大使提名人听证会上说,他希望为美中关系带来积极影响,并表示作为艾奥瓦州州长,他见证了积极健康的美中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他还说,美中关系涵盖多个层面,他希望在大使任内延续两国生机勃勃的文化和思想交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回应称,“布兰斯塔德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欢迎他为促进中美关系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表示,希望布兰斯塔德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后,能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与了解,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对华友好
值得注意的是,布兰斯塔德也是公认的对华友好的美国政界人士之一。作为美国国内最早一批与中国打交道的官员代表,布兰斯塔德曾与中国有长达31年交往经验,也曾多次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面。美国国内普遍认为,他当驻华大使有助于推动中美友好合作。

1983年,布兰斯塔德首次担任艾奥瓦州州长。当年,他便主持推动了该州与中国河北省结成友好州省关系。1985年4月28日,河北省派出了一个玉米加工考察团前往艾奥瓦州参观考察,带队团长就是现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那一次见面,成为二人的首度会面。此后,布兰斯塔德与习近平也有过四度握手,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习近平于2014年赴美参加中美省州长论坛时。

此外,布兰斯塔德在担任州长期间也曾多次访问中国。据彭博社报道,仅在过去7年间,布兰斯塔德便曾四度来华。去年11月,布兰斯塔德刚刚结束了访华之旅,期间还曾与我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京会面,就加强农业合作交换意见。

近期,在与艾奥瓦州支持者的一次早餐会上,布兰斯塔德表示,他到中国后会走遍每个省份,尽可能地和普通中国民众接触,全方位了解中国。这也符合了他在担任州长期间的行事风格。艾奥瓦州华人协会执行会长燕晓哲说,艾奥瓦州共有99个县,布兰斯塔德每年都会到访每一个县,和当地民众接触。

精通贸易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尽管从政经验丰富,但布兰斯塔德终究在“外交”事宜上颇为手生。分析认为,布兰斯塔德之所以能够被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选中,除了在于与中国有多年交往、长期合作的背景外,他对贸易的熟知也是最终拿到这一职位的主要原因。

在去年在艾奥瓦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特朗普曾直言“没有人比布兰斯塔德更懂得贸易,他是与中国打交道的人之一。”。美国驻华大使需懂得贸易与经济,这几乎成为了美国政界的“潜规则”。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曾分别选择担任过助理商务部长帮办和美国贸易副代表的洪博培、前商务部长骆家辉以及前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鲍卡斯出任驻华大使。

对于布兰斯塔德而言,他作为州长的艾奥瓦州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农业州,有着“美国粮仓”之称,在此职位上停留了20余年的他自然对农产品贸易了然于胸。与此同时,中国是艾奥瓦州第二大出口市场,特朗普恐怕是期望布兰斯塔德出任驻华大使后,该州能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大豆和猪肉。

与此同时,布兰斯塔德对于贸易的主张同特朗普拥有契合点。乍一看,支持自由贸易的布兰斯塔德和反对自由贸易的特朗普似乎怎么也走不到一起。但事实上,布兰斯塔德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更多的在于对增加出口的重视,而特朗普的反自由贸易也仅是排斥本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如此看来,二者在促进出口方面的里面事实上是不谋而合。

此外,善用“自己人”的特朗普在选择执政团队时向来将“忠诚度”视为一个重要指标。尽管布兰斯塔德是共和党内部的温和派代表,但他同时是少数较早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州长之一。在国会选举中,艾奥瓦州的两个联邦参议员席位和3个联邦众议员席位都由共和党获得,这当中布兰斯塔德功不可没。由此,他也赢得了特朗普的信任。

积极信号
在特朗普过渡团队宣布新任驻华大使人选后,美国商界人士纷纷表示欢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表示:“中美商业关系对美国各州经济和地方经济十分重要,布兰斯塔德对此有着第一手的观察和了解。”

美国大豆协会主席理查德·威尔金斯也认为,全球贸易对美国农业特别是美国大豆生产商有着巨大影响,特朗普选择布兰斯塔德为驻华大使反映了对这一影响的理解和重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孙成昊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布兰斯塔德上任后毫无疑问将好好利用在农业贸易方面的优势,将主要落脚点放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视加强美中贸易关系为工作的一大重点。

本月2日,布兰斯塔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如果获得正式任命,他将继续推动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这既有利于为美国创造就业,也有利于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同时,美国各主要农业州的参议员都给布兰斯塔德分派任务,期待他能“代言”各州的农贸产品和企业,帮助它们打入中国市场。

来源时间:2017/5/24   发布时间:201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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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一家的外交之行呈现一个权力家族化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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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CHAEL D. SHEA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一家儿童医院里,梅拉尼娅·特朗普(Melania Trump)赠送了一些蓝色帆布背包,包上印着一张白宫的照片,里面装着苏斯博士(Dr. Seuss)的书。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一个有关抗击极端主义的论坛上,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在父亲感觉疲累的时候代替他出场。在以色列,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岳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时陪伴在他左右。
  这位总统的首次海外访问让世界其他地方第一次对美国的新政府结构有了真实的了解——一个很快沦为家族企业的白宫,这在沙特阿拉伯是常规,但在美国十分罕见。
  在美国总统周五开启的、为期九天的多国访问期间,外界看到——美国人则得到提醒——在目前的白宫内,血缘关系与政策顾问出现不容忽视的重叠。对特朗普而言,二者几乎没有区别。
  “一位总统会带配偶之外的家庭成员出访,且让他们在外交旅途中承担公共角色,这是极为罕见的,”国立第一夫人图书馆(National First Ladies)的历史学家卡尔·斯费拉扎·安东尼(Carl Sferrazza Anthony)说。
  安东尼表示,美国总统出访通常会带上孩子或其他亲属。但他接着讲道,“特朗普一家承担各种公共角色的情况却是前所未有的。”
  总统女儿伊万卡和她丈夫库什纳是白宫的高级顾问,在白宫西翼有自己的办公室。据称这对夫妇是获得了犹太教教士的豁免,才得以在周五登上空军一号与总统一起出行,好陪伴他左右。(作为正统派犹太人,他们原本不该在安息日乘交通工具出行,这个时间始于周五日落时分,持续到周六太阳下山。)
  自丈夫当选以来,沉默内向的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一直在躲避聚光灯。不过在海外,她倒是愿意扮演全球大使的角色,在陪着丈夫时相对多地去抛头露面。不管出现在哪里,她都会引起注意。
  周一抵达以色列时,一个麦克风捕捉到了以色列总理的夫人私下里的一点恭维。“我走到哪儿都会说起她,”莎拉·内塔尼亚胡(Sara Netanyahu)在空军一号落地后对唐纳德·特朗普说道。
  离开华盛顿之后,特朗普一家采取的家庭第一的做法在海外大体获得了正面报道,在沙特阿拉伯尤其如此,这里成员众多的王室就相当于该国的统治精英。
  但不是所有的关注都是善意的。在周一于特拉维夫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电视台拍到的一段镜头似乎显示梅拉尼娅有些恼怒,在丈夫试图拉她时弹开了他的手。
  梅拉尼娅弹开总统的手的视频片段迅速在Twitter上传播开来,并被发布到以色列报纸《国土报》(Haaretz)的网站上,标题是《呃,这下尴尬了》(Well this is embarrassing)。
  梅拉尼娅·特朗普的发言人没有回应时报通过邮件就这段视频发出的置评请求。
  在沙特阿拉伯,伊万卡·特朗普代表父亲与几名女企业家和沙特公主丽玛·宾特·班达尔(Reema bint Bandar)进行了一场圆桌讨论,这位公主是班达尔·本·苏丹(Bandar bin Sultan)亲王的女儿,后者曾长期担任沙特驻美国大使。
  会议结束后,公主告诉记者,伊万卡·特朗普在沙特被普遍视作赋权的象征,部分原因在于许多人可以很容易地联系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她属于一个有权势的家族。
  周日晚,总统缺席了一场有关抗击极端主义的Twitter专题讨论会,伊万卡·特朗普代替他走上舞台,向在场的数百名年轻听众打招呼,并解释了这场活动的政策目标。
  “最终,阿拉伯世界年轻的一代将是构建起宽容、希望与和平的一代,”她说。“这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
  一位白宫助手后来表示,唐纳德·特朗普当天的日程进行到很晚,他已经精疲力竭。这种说法在Twitter上遭到总统批评者的嘲笑,他们指出九天的旅程才不过进行两天。
  在沙特阿拉伯,你无法忽视36岁的库什纳与沙特31岁的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的相似性。两人都代表着更年轻的一代,主要因自身的家族关系在各自国家手握大权,同时掌控着规模巨大的投资组合。
  库什纳给记者开发布会,协助谈判总额近4000亿美元的沙特武器与商业协议,同时还是总统在对外政策与外交事务上关系最密切的顾问之一。上周末,他出席了总统与沙特王室进行的几乎所有会面活动。
  “之前总统让我们制定一趟出访活动,要有助于让世界联合起来应对不宽容和恐怖主义,在沙特阿拉伯,我们朝那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在总统就要离开利雅得前往耶路撒冷时,库什纳在一项罕见的公开声明中这样讲道。
  周一,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总统鲁文·里夫林(Reuven Rivlin)花数小时谈论如何加快实现和平的努力时,库什纳就陪在特朗普身旁。周二,当特朗普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会面时,他也会在场。
  当唐纳德·特朗普在周一成为首位朝拜耶路撒冷最神圣的祈祷之地哭墙的现任美国总统时,三位家庭成员都加入了他的行列。即便在许多镜头闪烁着捕捉特朗普沉思的瞬间时,也一些指向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在专供女性使用的地方祈祷。
  Austin Ramzyz自纽约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常青

来源时间:2017/5/23   发布时间:201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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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税改的挑战与立法前景

作者:曹永福  来源:《世界知识》2017年第10期

  4月26日,特朗普政府的税收改革原则向媒体公布,其要点包括:将个人所得税的7档税率简化为3档,分别为10%、25%和35%;将公司税率从35%降低到15%;将夫妻个税起征点从12000美元提高到24000美元;将资本利得税率从23.8%降低到20%;取消遗产税;取消繁琐的替代型最低税计税方式;取消大部分税收减免政策。
  美国的总体税率在发达国家之中并不高,但公司税在发达国家中却是最高的,因此特朗普把调低公司税率作为税改的重磅政策,并推出其他减税和简化税制的政策。这被认为是继1986年里根政府税制改革以来最重要的、也是美国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减税,其目标是提高公司竞争力、促进企业投资、扩大就业。
  减税和简化税制很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但税收问题错综复杂,对经济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任何一次税改都需要做系统分析和测算。目前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税改原则还非常简略,大量细节需要在与国会的磋商中逐渐明确,因此税改前景仍面临许多未知数。
  特朗普税改最大的挑战是美国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美国财政赤字/GDP尽管比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初期有所下降,但赤字率仍保持在3%〜4%之间;美国政府债务/GDP不断创新高,2005年为64.9%,2010年为94.7%,根据IMF的测算到2020年将继续攀升到107.9%,因此美国的财政可持续性不容乐观。
  早在1993年国会参议院就通过法案,要求任何减税必须包括削减开支等抵消手段,从而在中长期保持赤字中性。2016年公司税占联邦政府总收入的13.4%,是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第二大税种,根据《纽约时报》的匡算,降低公司税率将在10年内使财政收入减少2.7万亿美元;此外,取消替代型最低税、取消遗产税、提高个税起征点等也使财政收入合计减少2.1万亿美元。税改计划中只有取消税收减免政策能增加财政收入,但根据匡算只能增加2万亿美元,财政收入的增加难以抵消收入减少。
  特朗普政府宣称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从而提高税收收入。这个故事是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弗曲线,该曲线认为税率和财政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倒U曲线的右端,降低税率反而能够增加税收收入。但理论上完美的曲线在现实中未必奏效,因为很难测算当前税率是在倒U曲线的左端还是右端,如果是在左端的话那继续降低税率就会减少税收。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在推出减税政策时曾引用这个曲线,但其幕僚后来的回忆录揭示,里根总统本人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个故事,拉弗曲线对他来讲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说辞。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减税之后美国财政赤字急剧飙升,很多国会议员据此嘲讽拉弗曲线是“巫术经济学”,因此这个故事的说服力已经下降。
  后来的共和党人在倡导减税时更愿意讲述“饿死巨人”的逻辑。他们认为,只有减税才能够约束政府手脚,挤压政府削减开支,从而形成小政府的局面。但当年里根政府减税之后未能兑现削减开支的承诺,今天特朗普政府在减税的同时如果不能切实削减开支,赤字势必增加,国会有大批对财政赤字持鹰派强硬态度的议员,他们必然会反对。
  除面临财政赤字压力之外,特朗普政府的税制改革还面临其他诸多挑战。比如,政府宣布除保留住房购置、慈善支出、养老储蓄等方面的税收减免之外,取消大部分税收减免,这项措施能否落地值得怀疑。目前,美国针对个人和企业的税收减免措施超过160项,涉及公债利息、自主创业、环保、新能源、教育等多个方面,这些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针对特定经济行为的结构性税收政策,有其政治和经济合理性,贸然取消这些税收减免政策未必可行。此外,尽管特朗普政府声称减税政策将惠及所有阶层,但降低公司税、降低资本利得税、取消遗产税等政策显然更有利于富人,这很容易受到民主党的攻击,尤其是特朗普内阁充满大富豪,这更容易招致非议。
  总之,特朗普税收改革有其必要性,但减税政策必须采取对财政赤字负责任的态度,可能要配套削减开支的政策,否则在国会难以过关。税改还需要明确大量细节,国会议员制定税改法案时会考虑本选区和相关利益集团的诉求,他们会跟白宫反复讨价还价,他们会像装饰圣诞树那样增加各种条款,现在薄薄一页纸的税改原则最终可能会演变为上百页的法案,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意图能保留多少、最终以何种面貌出现仍有变数。

来源时间:2017/5/23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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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债务水平催生隐忧

作者: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经济有什么地方让对冲基金大腕们夜不能寐?几周前,我向Citadel集团掌舵人肯•格里芬(Ken Griffin)提出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富有启发性:“衰退”。这并非因为格里芬现在准备迎接经济下滑;像大多数高管一样,他预计今年会有温和增长,部分原因在于他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通货再膨胀计划感到振奋。
  但格里芬对数学和历史规律感到担心。过去一个世纪期间,美国经济复苏的平均长度是6年。然而,当前的扩张已持续了8年,所以图表暗示,衰退早就应当到来。
  当然,这些历史图表有很多原因预测错误。特朗普的通货再膨胀计划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原因是,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力度异常疲软,已经使其与历史有所不同。
  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数据中的一些线索预示着,一个周期性高峰即将到来。考虑一下债务问题。差不多正好10年前,美国消费者债务爆发性增长,在泡沫破裂时引燃了金融危机。
  那场惊心动魄的戏剧过后,消费者开始减少债务。但在最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报告称,消费者债务余额再次上升,在今年第一季度末达到12.73万亿美元,高于2008年12.68万亿美元的高点。
  我们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恐慌:多数美国消费者在按期偿还债务本息,尤其是因为失业率已降至区区4.4%。家庭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仍远低于峰值。
  如果你考察一下上次危机中的核心问题——抵押贷款债务——情况是非常良性的:第一季度发生拖欠的房屋贷款比例只有3.5%,而10年前的这一比例为10%。
  但令人震惊的是学生债务:这类债务近年已猛增到不可持续的水平,“严重违约”率已达10%,毁掉了一部分人口的信心和购买力。如果利率上升或增长放缓,这些问题可能会螺旋式上升。
  公司杠杆也引起担忧。这一点在本10年里并未经常登上头条新闻,部分原因是它在上一场危机中没有发挥作用。但近年来,企业一直在悄悄地增加债务。例如,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IFMA)表示,当前企业债务为8.52万亿美元——比2008年的峰值高出57%——尤其是去年,高风险借款大幅增加。
  眼下,这并没有制造任何戏剧性事件;或者说至少在利率处于极低水平、而美国经济在增长之际不会制造戏剧性事件。的确,投资者对于经济前景如此放松,以至于上周美银美林美国高收益指数(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US High Yield Index)跌至5.56%(自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杠杆贷款契约正被撕毁。
  与此同时,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上周也透露称,杠杆融资需求高涨,成为了推动其利润增长的关键因素。
  但这些消息本身应该敲响警钟。10年前,银行业通过切割和打包抵押贷款而赚得盆满钵溢。同时,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近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性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中所警告的那样,一旦利率突然上调或经济增长放缓,此轮借贷潮可能暴露出脆弱性。
  比如,IMF计算出,占美国企业资产10%的企业已经难以从当前盈利支付利息。更令人震惊的是,如果借款成本增加,22%的企业将是“疲软”或“脆弱的”。IMF提到,“(美国)企业信贷基本面已经开始变弱,形成了历史上信贷周期低迷的先行条件。”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无论是IMF还是格里芬都没有真的预测增长放缓或利率大幅上调。相反,主流观点是美国将保持良性增长。
  但是关键点是这个:金融家们的预测已经如此看好增长(乐观地假设企业高管会继续举债),突如其来的衰退将造成严重冲击。投资者忽视这一点将会面临风险,特别是在世界面对更多不确定性的当下——关于特朗普,以及他能否真的实行他的大胆计划以避免衰退。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5/23   发布时间:201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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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达的美国为何盛产“新兴宗教”?

作者:聂建松  来源:腾讯《大家》

  最近一部新的美剧《美国众神》开播了,这让我颇为兴奋,因为我很早就读过原著——一部同时赢得“雨果奖”和“星云奖”的伟大而又奇葩的作品。而该书作者尼尔·盖曼(Neil Gaiman),当代最著名的英国小说家之一,也被当代著名恐怖小说家斯蒂芬·金称为“故事的宝屋”(a treasure house of story)。
  该书讲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
  一个名叫“月影”(Shadow Moon)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男子,在即将出狱的时候,发现他几乎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在三年刑期中,妻子跟好友私通,在车祸中双双身亡。本来已经安排好的工作也没了……就在他绝望的时候,一个名叫“星期三”的陌生老者找上了他。
  经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这个名叫“星期三”的老者居然是北欧神话中的主神“奥丁”!——英文中的Wednesday一词恰好来Woden一词,这正是“奥丁”的名字。由此,“月影”身不由己地参加到了一场旧神和新神的战争之中。
  “人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将我们一同带来这里。他们带来了我,还有破坏神洛奇和雷神托尔,蜘蛛神安纳西和狮王;他们带来了矮妖精、家神和班西女妖,还有财神俱吠罗、风雪婆婆和堕天使亚斯他录……你们所有人都亲眼看到了,现在,在美国,新一代众神已经成长起来。人们信仰他们,对他们坚信不疑。他们是信用卡之神、高速公路之神、互联网之神、电话之神,还有收音机之神、医院之神、电视之神、塑料之神、BP机之神和霓虹灯之神。”
  ——奥丁在旧神聚会上的演讲,《美国众神》
  我们看到,区分了“新神”与“旧神”的界线正是“科技”——奥丁所代表的是“神话时代”的众神;“新神”则是各种现代科技产物的抽象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技就扮演了神话的终结者呢?科技知识就一定是“神性”的敌人么?
  一、通向神的自然——从希腊人至早期基督教
  在古人看来,自然现象的善变和无常,犹如一个强大而又喜欢作祟的精灵。
  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us)就曾说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埃及人看来乃是不祥之物——盖因在海上船只不能远行,人又不能直接饮用海中的水。
  这一点,在古代迦南神话和《圣经·旧约》中都有所体现。从历史学的角度上讲,它们其实共享了一个故事原型:一位阳性的神明形象战胜了一位阴性的浑沌形象——后者则往往用大海来象征。在《旧约》中,恶魔的形象之一就有“海中的巨兽”,这便是利维坦(Leviathan);在《新约》中,也一处被认为是指向“她”的——这个形象也与希腊神话中的海怪许德拉(Hyrda)非常相似。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
  ——《新约·启示录》
  因此,古希腊的哲学家对于“自然现象”本身的评价都不是特别的高,他们对于“自然现象”背后的“形式世界”更为感兴趣——这其中的代表便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他使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寓言“洞穴喻”:一群囚犯被困在了一个洞穴之中,他们能看到的只有洞中火光映照下的“影子”。其中一个囚犯,在摆脱了枷锁之后,走到洞外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世界”——这个比喻就可以引申为“自然世界”(洞中世界)与“形式世界”(洞外世界)的对立。
  然而,在另外一方面,随着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越来越多,对于自然的肯定之声也随之高涨。柏拉图的众多学生之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亚里士多德就更加重视“自然”——虽然在其著作《物理学》(Physics,直译便是“关于自然的学问”)之后,又增加了一卷《形而上学》(Metaphysics,直译便是“自然之后”的学问)。
  同样,在基督宗教中,在《新约》中,保罗已经在自己给罗马信众的书信中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新约·罗马书》
  这句话中蕴含了这么一个观念:神是透过万物向人传达了“自己的存在”,那么这就意味着自然并非一个是“变幻不定”的精灵,而是受一个“不变的神”所支配的自然。由此而言,关于自然的知识和科技,便具有了一种神圣的意味,而不仅仅是某种人类的技巧。
  此时,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宗教的“一神时代”代替了“希腊-罗马的众神时代”。
  二、神与他的自然工具——自中世纪至牛顿
  实际上,在早期基督教中,仍然有对自然不信任的态度。
  公元三世纪的一位基督宗教神学家奥利金(Origen)就与柏拉图有着异曲同工之秒:这个自然世界是一个变幻迷离的“囚笼”,它困顿住了我们的“灵魂”,使之不能朝向永恒不变的精神世界。
  然而,这种柏拉图倾向的思想最终还是让位于了保罗的思想——奥利金以及他的学生所代表的这种思想最终没有被教会所接受,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世界存在的肯定性认识。
  这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是由一位真正的神灵所创造的,而非由某个魔鬼或者精灵所创造的。同时在基督教的思想中,创造世界的上帝是全善的,因此他所创造的世界也是真实的——他不需要像魔鬼一样去欺骗人的灵魂——不是为了将人的灵魂困住,而是要通过这个世界来拯救人类。
  在这样一个逻辑当中,自然世界便从柏拉图的思想解脱出来。它不再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孩子,而是成为了一个正当且真实的存在,同时人的感官也被赋予了能够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因为,如果人不能够正确认识到上帝在自然界中藏起来的“奥秘”,那么这一切就毫无意义了。
  这种思想在中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他在研究自然方面成就卓越,被人们称为“奇迹博士”(Doctor Mirabilis)。因为他名声远播,教皇克莱蒙四世(Clement IV)的请求他将自己的工作写成了一部书,以便自己能够了解,于是一部叫做《大著作》(Opus Majus)的作品面世了。当时,人们甚至传说他能够制造机器人。
  研究自然以便在其中寻求上帝奥秘的动机,一直是中世纪科研的动力。虽然在上上世纪的一些较老的历史书中,普遍主张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因为科研受到了教会的迫害,然而实际上,除了布鲁诺因为神学上的问题(而非科学问题)被处死,哥白尼和伽利略都是在教会的资助下进行的科研研究,而且这二人的成果都备受当时教皇的重视。
  并且,只有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才能够理解牛顿爵士为何痴迷于神学——以及莱布尼茨等人的思路。他们都将对自然的探索(从炼金术,至光学,乃至天文学)视为是上帝安排好的道路,人类只要按照这些道路前进,便能一窥上帝的奥秘。
  三、无需上帝的自然?——达尔文与目的论
  将“自然”视为上帝的工具,在很长时间都是一种研究范式。在这样一种逻辑之下,自然便具有了一种“目的”(telos),它会按照一个“外在的力量”的引导而成长和发展。这意味着,自然可以不是静态的,但是却是定向的。
  在达尔文之前,很多生物学家都遵守着这样一种范式来研究。他们并非没有认识到“生物的变化”,而是把这些“变化”视为一种定向且和谐的发展,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圣经·创世纪》中的“伊甸园”正是这种“和谐且安宁”的典范。
  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可以说,正是这方面思想的代表,他将自己的建立的植物园视为是一个小型“伊甸园”,并且他还完成了另外一项“亚当的工作”——给自然界中的各种动植物命名,并且人类的学名Homo sapiens(直译:智慧的人)也是由他确立的。
  耶和华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
  ——《旧约·创世纪》
  不过,站出来反对这种思想的人也不是没有,这便是达尔文。他认为,自然并不需要这样一个“外在的力量”的干预,凭借自身的“蛮荒之力”便足矣。更进一步地讲,他认为这种“自然本身的动力”并非是某种预定的“和谐”,而是生物之间的一种“斗争”。
  在此,达尔文借助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来说明自然界的生物斗争状态。在某一个地区内,生物都在快速繁衍而食物增长确实缓慢的,最终生存压力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出那些具有特定性状的生物。另外,伴随着古生物学的发展,人们还发现了古生物的世界也并非是如林奈所设想的一片祥和。
  由此,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呼之欲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自然之神”重新替代了“超越之神”呢?与很多人了解的历史不同。虽然达尔文的学生赫胥黎与教会一度关系紧张,然而双方仍然是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没错,这仍然是一种关于“自然”的学术问题。
  虽然在今日,智能设计论(即,认为自然是某种外力设计的结果)已经不能算作是一种学术规范而被摈弃,但是在当年,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仍然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另外,对于“进化论”问题,现如今的天主教最高领袖教皇方济各也表示接受,但是天主教所接受的关于“进化论”的立场则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更倾向认为“虽然人的身体可以是进化而来的,但灵魂仍然是上帝所造”。
  把自然的问题留给自然,把灵魂的事情留给宗教——正如《新约》中所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四、科技杀死了众神?——宗教与世俗化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奥丁的演讲,科技时代的“新神”逐步胜过了神话时代的“旧神”,但是在现实之中,是否已经意味着科技战胜了神话?
  人们经常把科技与另外一个词联系在一起,这便是“世俗主义”(Secularism),并且很容易有着这样一种印象:随着科技的进步,世俗化的程度就会越来越高,宗教也将没有容身之所。
  然而,这几个词却未必严格对应,这也未必是一个严格的逻辑链——历史的逻辑也往往不是推理出来的。世俗或许可以与宗教对应起来,但是世俗则未必能与科技严格对应。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一词的含义是,使得“某种宗教的价值观”不再成为主流的价值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成为“科学家”。
  大众所享受的是科学进步带来的成果,但是科研工作是由少数科学家完成的。如果大众想了解相应的领域,也只能透过科普人员的工作,然而任何一门科学的科普都远没有普及到大众的层面。
  因此,即便没有了宗教的价值观,群众们仍然会不断地犯很多“不科学”的错误——前些年,很多人会因为恐惧核辐射而疯狂抢盐,再往前还有全国上下一起炼气功的热潮,如今,还有关于“转基因”的各种话题。
  另外,随着世俗化的推进,很多传统宗教并未如尼尔·盖曼笔下的“旧神”只能无力地躲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美国如今仍然是各种“新兴宗教”(Cult)的产地,随着旧有的唯一的价值观的禁止(美国没有“国立教会”),那么多元价值观下,社会中就会有更多的主动适应潮流的弄潮儿出现。
  新时代的“众神”未必是手机和网络本身,而可能是让人们在手机上“上香”,在网络上“讲法”的“众神”。
  (本文原标题:《从“希腊众神”至《美国众神》——自然科学与神性的羁绊》)

来源时间:2017/5/22   发布时间:201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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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税改:嘴上风暴

作者:周浩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是一个能抓住市场眼球的总统。他的税改方案尽管尚未成形,但给市场带来的心理冲击却已经历经数轮。在4月下旬公布的最新税改方案,成为特朗普上任以来第一个即将付诸国会讨论的税改方案,其提出的降低个人以及公司所得税以及鼓励美国企业将海外利润转回本土,是核心议题。
  这样的方案一出台,就成为了国内热议的话题,在“中国宏观税负高企”的疑似大背景下,美国大规模减税,不仅有着示范意义,似乎也有着反讽的意味。只是,坦率地说,第一,特朗普的税改可能并不会像很多人预期的那么“革命性”,第二,简单比较中美税收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拿小学教材与高中教材相比,意义并不是特别大。
  特朗普提出的方案,是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率,目前是将最高税率从目前的35%降至15%。从相关的分析来看,每降低1个百分点的企业所得税率,美国联邦政府会在未来10年少收1000亿美元,那么如果降低20个百分点,就是说美国政府要在未来10年少收2万亿美元,简单来说每年平均少收2000亿美元。听上去这个数字不算小,但事实上美国经济体的规模大约在20万亿美元,这200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美国GDP的1%,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收入的4%。这样的一个减税方案,听起来似乎十分可观,但实质性的影响似乎仍然有限,更不要说未来再经过国会的辩论,最终方案如何,还不得而知。而对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方案,具体效果就更加难以衡量,目前来看,特朗普希望将目前的7档税率减为3档,同时提高免征起点,同时减少对富裕人群的税收优惠,但事实上,个人所得税最重要的贡献来源来自于中高收入的美国中产阶级,而各项改革是否能够真正为中产阶级减负,其实仍然是未知数。
  其实,简单分析一下美国的联邦政府收入结构,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税改要从企业入手。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联邦政府的收入中只有9%来自于企业所得税,但大约一半来自于个人所得税,从税改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想伤筋动骨,就只能从名头响亮但实际影响较小的企业所得税动手。同时,美国政府连年出现财政赤字,债务率也从金融危机前的占GDP大约60%上升至目前的大约100%的水平,因此减税对于联邦政府来说,也只能做一些表面文章,一旦减税减到没谱,那么政府只会债台高筑,所谓的财政刺激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所有的方案都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却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很多人将特朗普新政与里根时代相提并论,但事实上,里根时代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仅为GDP的20%不到。
  而如果将美国的税收政策与中国相比,大谈“税务战”,就更加让人觉得有些无厘头。在中国的税收体系中,与公司相关的增值税大约占30%,企业所得税大约占22%,而个人所得税仅为8%不到,因此中国的减税往往占比较小的个人所得税下手——提高起征点是较为常见的做法,但对于中高收入人群来说,其实质影响却十分有限,这是个人所得税本身的“累进制”特点所决定的,而如果大幅减少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相信中国也会面临严峻的财政悬崖问题。只要看看《人民的名义》就知道,政府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动不动就让政府减收,政府的口袋一旦空了,带来的问题弄不好会更大。
  稍微将历史拉长一点,我们就可以发现,在1950年代,美国的政府收入中,企业所得税所占的比例也大约在30%左右,但个人所得税的比例一直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上,伴随着不断的税制改革,尤其是税收向消费环节转移,企业所得税的比例越来越低,而中国的整体税制则仍然以在生产环节征收为主。这样的差别导致了中国企业的怨声载道,但反过来说,美国工人的收入要高出中国工人一大截,如果中国企业在美国经营,那么付出的将是相对较高的劳务成本。所以,企业的经营有其自身的需求,不在其中的人,很难理解其经营的逻辑。
  总的来说,税收制度在各国都是一个令所有人头疼的问题,税收体系的形成自有其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原因,税改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谓的“大刀阔斧”也就是图个嘴上痛快。

来源时间:2017/5/22   发布时间:201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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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浩:中国钢铁业对美投资正当时

作者:谭浩  来源:FT中文网

  今年4月初中美首脑首次会面达成的一项重要协定是,开始为期100天的、以改善中美贸易失衡为目标的贸易谈判。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国,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3470亿美元(约合2.4兆元人民币),占美国总贸易赤字的近一半,中美的贸易失衡已经成为左右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在总统竞选中,特朗普作为候选人,就频频威胁将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
  为了避免与美国全面的贸易战,同时也为了减轻中国自身的外汇收支失衡,在两国首脑会谈前,中国官方明确表示,愿意与美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大美国商品进口以及扩大对美投资等方式,“推动中美贸易向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5月11日,两国公布了会谈达成的十项阶段性成果,包括中国尽快允许进口美国牛肉,加大开放中国金融市场,美国派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 。声明同时表示,在余下的谈判期内,双方将针对两国经贸关系中更加重要的领域,争取获得进展。
  在这一方面,促进中国钢铁业对美投资设厂应作为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与大规模进口美国农产品和波音飞机等通常采取的措施相比,中国企业在美国本土生产钢铁产品符合国内能源、资源转型的需要, 对中美两国至少有三个好处。
  首先,中国钢铁企业在美国生产面向美国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产品,已经具有商业可行性。中国钢铁产品对海外市场的直接出口正在面临日益增高的贸易壁垒,而在当地投资设厂、跨国生产是规避贸易壁垒的有效措施。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出口遭遇“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件数量达到历史高点,其中针对中国钢铁产品的金额占所有案件总金额的55%,钢铁产品案件数量和金额同比上升32.4%和63.1%。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国钢铁出口量在经历持续六年的快速增长后,2016年出现首次下滑。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中国出口美国的不锈钢板带材量从2015年的10万吨锐减至2016年的2.5万吨,减幅高达 75%。
  特别是考虑到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价格优势,在美国本土生产钢铁产品正在变得具有竞争力。能源费用在钢铁生产成本中可以占到20%——40%;而根据德勤“2016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报告,目前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仅为中国的30%,而工业用电比中国便宜约40% 。台湾钢铁大王林义守最近就宣布,放弃原来在越南的建厂计划,决定投资人民币约120亿赴美设厂。今年年初,同属高耗能行业的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设厂引起媒体热议,而促使福耀在美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基于能源成本的考虑。
  从企业角度, 通过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市场覆盖,是中国钢企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武钢铁目前的国际化指数不到10% (基于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收入、海外员工的比重计算);而很多日韩钢企的国际化指数达到30%,全球最大钢铁企业——安赛乐米塔尔的国际化指数更是高达90%以上。中国钢企在美投资生产,是实现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中国钢铁从对美出口转向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是部分工作岗位的流失。然而,中国钢企在其他国家投资设厂的步伐已经开始,比如河北钢铁集团在塞尔维亚收购年产220万吨的钢铁项目和在南非新建年产500万吨的项目,首钢在马来西亚已投产的一期计划年产150万吨的钢铁板坯项目,邢台德龙钢铁公司在泰国已投产的年产60万吨的热轧窄带钢项目,南钢在印尼合资投建的年产100万吨的钢铁项目,武钢和泰富重装在西非利比里亚合资投建的年产50万吨的钢铁厂等。虽然这些项目得到中国政府“一带一路” 政策的支持并具有当地人力成本较低带来的优势,但同时将也面临投资所在国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带来的风险。而且从这些国家生产的钢铁产品,如果希望进入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仍然面临贸易壁垒。
  其次,中国钢铁业对美投资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美国钢铁行业涉及27万左右员工,虽然仅占全美就业人口的不到0.2%,但多集中在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和宾州的“铁锈地带”,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具有重要作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很大程度得益于这些选区选民的支持;作为回报,特朗普政府也将高度重视这些地区的经济和就业增长。此外,这些地区的当地政府,往往对外来投资,包括对高耗能产业的投资,持高度欢迎的态度。中国企业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将在中美经济关系中起到标杆作用,有利于中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赢得美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
  与近年来频频受挫的中企对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收购相比,中国对美国钢铁等传统制造行业的投资将会引起较少的政治争议。2010年,作为第一家计划在美投资设厂的中国钢铁企业,鞍钢在美国的钢铁项目在当时遭到以民主党占多数的5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的联名反对,这些议员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现有美国钢铁企业的利益。 但是,这些反对的声音并未对投资计划造成实质阻碍;美国唯一有权干涉这类投资的“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CFIUS)”,也并未根据这些美国议员的诉求启动对这一投资项目的审查。鞍钢项目最终没有进行,更多地是由于企业内部决策的变化。在这之后,另一家中国钢铁企业——天津钢管有限公司,在美国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投资超过10亿美金在德克萨斯州建造无缝钢管制造工厂,一期工程已于2014年投入运营生产。这一项目完全建成后,将成为中国制造企业在美国最大的单项投资。这一案例表明,中国钢铁业对美国的投资不存在明显的政策阻碍。
  最后,中国钢企在美投资生产,还有助于中国的环境改善和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以及全球的二氧化碳减排。
  近二三十年间,以钢铁为标志的高耗能产业的全球生产活动 向中国高度集中。中国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等工业品产量目前都超过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这些行业曾经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强大动力,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产业基础。但是中国高耗能产品生产量的继续增长,已经与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不相适应。在现有价格体系下,这些行业的平均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如果考虑到环境和社会成本,很多企业的生产活动更是得不偿失。如以煤炭为例,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滕飞副教授 等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算上对环境生态的影响,中国煤炭的真实成本应比市场价格高出260元/吨煤(按2012年价格测算)。可见,目前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生产利润是以全社会损失为代价的。
  大量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环境和社会成本。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引起的PM2.5 排放占到中国PM2.5总排放的15% ;导致每年约16万中国人(研究人员跟据2007年数据测算)过早死亡。
  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中国高达20%的碳排放来源于出口产品的生产。 而中国耗能最高的行业——钢铁业向海外转移部分生产用于替代出口,将有利于中国完成到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承诺。
  同时,中国高耗能产业的能源效率和碳排放水平近年有较大提高,领先很多发展中国家,但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根据美国伯克利国家能源实验室的一项研究,中国钢铁行业每吨钢生产的平均碳排放比美国高约24%。与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不同,中国钢企在美国设厂生产,将按照当地的技术水平和环境法规要求, 客观上有利于全球范围内的减排。
  (作者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博士生导师。 本文部分基于作者2017年5月19日在“Foreign Affairs”(美国《外交季刊》)在线发表文章“The Art of the Steel Deal: Why the U.S. and China Need a Production Rebalance”。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17/5/22   发布时间:2017/5/22

旧文章ID:13228

美国外交“救世主心态”根深蒂固

作者:李海东  来源:环球时报

  自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亚太伙伴国家,都会“情不自禁”地冒出这样一两句话,“我们给予你们安全保障,我们帮你们拿回了自由”。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访韩期间就公开表示,其父亲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和美韩军队一道,帮助韩国人民“获得自由”。
  影响深远
  这些,其实都折射出美国外交中长久以来就存在着的“救世主心态”。对其恰当分析理解,有助于认识美国外交的本质。
  首先,它表明美国始终存在着“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和扩散以其制度为核心的普世意识形态”冲动。正如19世纪早期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观察到的:自独立以来,美国就形成了“将与美国相同的制度引入到世界其他国家之中,促进美国安全”的观念。到20世纪,美国更是牢固确立了美国制度如无法扩散,其自身将无法生存的观念。在推进物质利益的同时,更注重意识形态的散播,这成为美国与别国外交鲜明不同之处。
  从1823年出现 “美国制度向美洲扩散”的门罗主义,到1917年出现“美国制度全球扩散”的威尔逊主义,鲜明展示出美国一以贯之的、以其制度重构世界秩序的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外交手段会千差万别,但其以美国制度重塑世界的目标始终执着保持。
  其次,它始终专注于改变而从不满足于现状。在如何使用拥有的权力方面,与他国通常致力于以权力塑造稳定秩序不同,美国是以权力谋求世界的“美国化”改变。自独立至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始终致力于对欧洲构建“均势求稳定”的旧实践予以颠覆式改造,美国自认为外交舞台中的革命国家。
  美国对世界不间断改造进程中所形成的既有惯性,导致其外交对自身的巨大破坏性。通常而言,国际政治中,强者求稳、弱者求变。然而美国独特之处是,在冷战后至今其权势超强状态下,却一直不断地在寻求改变既有秩序。例如,克林顿以扩大北约寻求改造欧洲,小布什以伊拉克战争寻求改造大中东,奥巴马以“再平衡”改造亚太等不一而足。客观而言,其改造结局却皆以悲剧告终。欧洲已明显出现了俄与美欧对峙为特点的欧洲分裂、中东出现了叙利亚与伊拉克持续内战及IS的泛滥、亚太区域呈现区域一体化停止态势。美国这种在不论自己强还是弱的状态下都执着改变的钻牛角尖式的“牛劲”,的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
  第三、救世主心态下美国外交政策带有深刻且强烈的不妥协性。对其认定的威胁,美国往往选择予以彻底消除,而非与之共存。美国在19世纪将法、俄、西等国家相继排挤出了北美大陆,对印第安人则予以彻底清除;美国在20世纪对共产主义的苏联,采取的是予以击败或瓦解的政策。“9·11”后,美国对恐怖主义同样采取了予以消灭而非遏制的政策。
  三大原因
  救世主心态反复将美国带入战争之中并使其深受其苦,但美国却始终对其痴迷不变,无法割舍。究其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以康德和约翰·洛克学说为其外交思想根源。前者关于“战争方式消除非自由国家威胁具合法性”的观念及洛克关于“主权在民和人民有革命权力”的思想,界定着美国的自我身份认同。洛克学说确立的美国建国理念,康德所支撑的“美国理念与制度的世界扩张”思想,为美国国家建设与外交塑造勾勒出了一个具有国内共识性的行动蓝图。这种启蒙理念贯穿于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之中,容不得其他观念体系的竞争,带有绝对主义的天赋色彩,始终强有力影响着美国外交规划与实施。
  第二,美国天然地以其自身国内秩序和持有的意识形态观,来衡量与美国交往的国家,习惯地以价值观或愿望而非客观现实来处理对外关系。现实主义者乔治·凯南曾对此严重弊病予以痛批,呼吁外交决策应由深谙国家利益的专家处理,降低道德主义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但收效寥寥。长时段看,美国外交历程是在沿与现实主义者所列政策处方相反方向发展。现实主义理念被搁置也已有趣地成为美国外交传统。可以说,“救世主理念”塑造着过去、当今与未来美国外交演进历程,转变几无可能。
  第三,美国宗教与外交奇特结合更是固化了其“救世主心态”。作为西方世界宗教氛围最为浓厚的国家,相当多美国精英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自身特色来自于基督教传统。强调信仰的宗教与强调科学的启蒙思想本应是相互不容的,但美国硬生生地将基督教与理性观念有趣地扭合在了一起,以至于无法将其分离。这导致美国在精神与世俗领域都牢固确信:美国的准则是普世适用、普世受惠、普世渴望。这种奇特的启蒙观念与宗教观念“化学反应”,所导致的绝对主义,更是注定了“救世主外交”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
  应该说,“救世主心态”是美国外交固有基因,它导致了美国对其外交的疏于反省和难以换位思考,这对其自身和世界而言,有某种程度的“悲剧性”色彩。

来源时间:2017/5/22   发布时间:2017/5/22

旧文章ID:13225

中国万亿美元外交政策—中美印象第140期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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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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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圆桌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辞
(图像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上周,世界众多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北京,一起谈论着中国雄心勃勃的计划——将一万亿美元投资于60多个国家的道路、港口、能源及其他项目,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有人这样描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覆盖了约世界65%的人口,约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以及占世界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四分之一。
  有人认为,这一峰会的举行同时也提示人们,美国的预期和影响力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已经不如从前。当特朗普总统强力推行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第一计划并且陷入能力遭质疑的争论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显露出他想要重新制定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决心和自信,并且吸引他国加入北京的阵营。
  习近平主席通过北京峰会来展现他的一带一路宏图,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创建一个现代版本的丝绸之路,一个联系中国和非洲及欧洲的贸易通路网。几十位领导人,包括俄罗斯的普京总统到场参加。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赞扬了习近平主席早在2013年就已经提出的格局,并且对在自己国家立项,获得财政资助,发展和管理这些项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一带一路计划提供了多种方式供众国家参与;比如,英国和新加坡似乎对私人借贷感兴趣。
  很多国家渴望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和就业机会。而对于中国自己,它希望打开新的市场来让自己茁壮成长,并且新的市场能够吸收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和机械装置。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国的工业过剩是这项计划诞生的一大动因。中国一年可以生产近11亿吨钢铁,相当于世界其他地方产量的总和,但中国国内的钢铁需求只有8亿吨左右。据麦肯锡公司的一篇采访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变慢;很多人说而这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下一个浪潮,会在很多国家(这其中很多是新兴市场)产生影响力并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在过去十年中也恰恰加速了中国的高速发展。
  不过有一些原因值得我们思考这项宏伟的计划能实现多少。比如,在有宗派之分或者政权之争的地区会有安全隐患;在法律不同的国家会有法律纠纷;在无能的政府和腐败官员当道的国家会有官僚主义壁垒。
  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集中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其他对中国有地缘政治优势但经济薄弱的国家。参加这次峰会的代表们表达了顾虑,他们担心这些经济薄弱的国家会很难还清来自中国公司和银行的贷款,并强调更多的项目应该是“高质量”的并且是有利可图的。
  当地人的感受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无论经济好处是什么,任何一个项目都不能无所顾忌的运行,不顾及人民或者破坏当地环境。习近平主席强调磋商,透明和人们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中国目前的记录并不十分乐观。一个例子是缅甸的皎漂,这里一个中缅石油和天然气的管道在秘密修建时,对农民的财产权和当地环境造成了损害。
  中国的目标似乎是要主导国际体制。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重新制定了资金的流向、用途以及法律选择的规则,它就很有可能颠覆二战后美国和它的同盟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这其中也存在军事隐患:例如,很多缅甸和外国专家担心中国会将皎漂港口为军事目的服务。
  对于美国,退出奥巴马总统协商来的确保美国和其同盟能为亚洲贸易设定规则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总统已经将陆地拱手让给了中国。这一举动让很多亚洲国家质疑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承诺同时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对待中国。
  像它的大多数西方同盟一样,美国对习近平总统的一带一路计划也很谨慎。不仅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到场,而美国也在最后关头派出特朗普总统的高级亚洲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 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取代商务部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参会。美国的公司也渴望从中国“一带一路”带来的能使企业繁荣的商机中分一杯羹,由此它们的利益得以被保护。
  据纽约时报,今年四月,花旗银行(Citibank)赢得了中国银行的一份合同,负责销售价值30亿美元的债券——后者将用以此筹集的资金在亚洲、东欧和东非各地设立分行。技术与制造企业霍尼韦尔国际(Honeywell International)则在向中亚销售处理天然气的设备。一些非中国企业也在调整自身的业务,以便赢得更多与北京这项计划有关的订单。通用公司(GE)已经对公司的全球能源设备营销人员进行了重新的安排,以赋予他们优先权。
  有人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是第二个马歇尔计划。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复新的核心,但是其规模也只是一带一路计划构想的二十分之一。如此,规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计划雄心勃勃,也需要雄厚的资金。因此有人认为该计划最终成功与否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资金是否能实际到位并且政府愿意支配。另一方面是资金是否能够合理的运用。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这些资金用在了错误的地方,用在了一开始就不该投资的地方,以致最终也没能够为为贸易和经济发展做贡献。
  
中美印象网根据媒体报道综合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编译:段然

来源时间:2017/5/21   发布时间:2017/5/21

旧文章ID:13220

美媒:美国中情局在华间谍网被毁 遭数十年来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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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记者:“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美国《纽约时报》20日爆出惊人消息:自2010年起,中国捣毁了美国中情局(CIA)一个在华间谍网,令后者出现数十年来最重大安全漏洞之一。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纽约时报》称,从2010年末起,中情局隐藏在中国政府内部的多名线人逐步失联。报道称,美国情报系统不能断定失败原因是CIA内部有人“背叛了美国”,还是中国成功“黑”入了中情局与外国线人的联络系统。调查者对失败原因的看法分歧严重,至今也没能最终确定。
  《纽约时报》的猛料20日迅速在西方媒体流传,BBC,英国《卫报》等都对“中美谍战”跟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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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危克险:中国重创美国间谍行动?
  中美间谍大战一直在演,从未间断。过去N多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守势,实力不如人,技艺不如人,道德不如人。改革开放后,这一被动地位在持续改善,并在局部竞争中处于攻势。然而,即使如美媒曝光中国情报战先下一城,中美情报大战临界点远未到来。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仍处于强势地位,而且,中国将是美国全球情报大战的重中之重。
   
  当地时间2017年5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推出四名记者联袂重磅报道,题为《击毙中央情报局线人,中国重创美国间谍行动》。文章描述,2010~2012年间,美国在中国布置的间谍被大幅度抄底,在华情报网络损失惨重。个中缘由,分两大派观点,情报界至今仍争论不休:要么中国已破解美国秘密情报通道,要么中国在美国卧底泄露了美国在华间谍名单。
   
  文章透露的核心信息包括:其一、2010~2012年前后,中国官场普遍存在“世界末日”之感,认为这个国家没希望了,出现大规模情报交易。其二、也在那几年,美国在华情报线人不断失踪,有的被直接击毙,重要线人损失至少有20名,但2013年后,美国又稳住阵脚,中国破获美谍成功率大幅度下降。其三、美国启动纠错机制,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联手调查,审核美国驻华大使馆几乎所有人员,曾查出一名华裔叛徒嫌疑人,但没证据做实,此人虽离开中情局,但仍在亚洲自由活动。其四、美国并没停止对华情报作业,而是派老将重臣出马,试图重建在华间谍网络。其五、2015年,中国黑客成功袭击美国政府独立机构“人事管理办公室”,捞到不少干货。
   
  美国媒体报道显示,似乎中国似乎占了上风,但忽视一个重大背景(不排除故意可能性)。那时,中国曾出现一次超级情报大泄露,中国某情报大佬心腹被美国策反,导致中国苦心经营的N个情报网点被迫撤离,中国对美情报作业损失极其惨重。如果中国在此背景下反击或反制美国,放倒美国那么多重要线人,合乎逻辑。
   
  实际上,在这次事件曝光前,在过去近两个月时间里,两国情报界一直在暗战。与中国有关的事件包括:(1)国外情报圈爆料,中国某情报大佬被双规,另有一位被外放,实际已“被退休”;(2)中国产业间谍被列为来自中国最大的安全风险,建议有关人员出差别从中国过境,并要接受完整的中国安全风险教育;(3)“老妈情报”案曝光,美国国务院一位大妈被逮捕,涉嫌向中国传递机密情报,这对母子被中国情报界收买;(4)维基解密曝光中情局网络武器库后,中国情报机构大肆收购类似网络攻击工具,对以色列的产品特别感兴趣;(5)国外间谍让中国头疼,防不胜防,以至于中国政府乱了章法,比如鼓励“朝阳群众”举报间谍,在小学安排抓间谍教学。克危克险安全专家认为,西方炒作此事实际上是说,只有政府专业机构或专业情报公司才能干抓间谍的活,让朝鲜群众或小学生去抓间谍,根本不可能,中国的这种搞法确实有些荒唐。
   
  与美国有关的议题包括:(1)中国某部委司局级官员在大街上被公开拘捕,涉嫌出卖情报;(2)美籍华人李某在上海一落地,就被当地国安局拘捕,被控接受美国政府FBI派遣,搜集中国国防军工情报;(3)美籍越南裔女间谍某某多年前在中国被捕,最近又传出新进展;(4)世界最顶级情报朋友圈“五眼”(Five Eyes),即五个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89年春夏,这几个兄弟在北京大街小巷分头行动,协调共享中国情报。刚刚,这“五眼”兄弟在新西兰召开秘密会议,被曝光。
   
  与中美元首峰会后的热线、热络与乐观气氛相比,这种“看不见战线”大斗法,就显得冷心、冷酷与冷战。既然两国元首都这么温暖了,为何还有这么冷的斗法呢?其实不矛盾。
   
  首先,官僚机构惯性运作。“深度国家”所代表的是两国内政中的庞大官僚机器,且一直在按既定力量与惯性运行。只要最高元首的指令没下达到相关层级,“深度国家”就会我行我素,该和则和,该打则打,按既定规矩来,不含糊。这也是职责所在,中美两国都不例外。美国有政令不出白宫,中国有政令不出中南海。
   
  特别是,美国是法治相当完善的联邦制国家,权力并行型,权力制衡有效,政府机构在划定权限范围内运行,要改变状况较为困难。相对的,中国是法治正在完善的共和制国家,权力垂直型,执政党一竿子插到底,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要改变状况相对容易。
   
  其次,地缘安全竞争很难跳脱零和游戏。在国际间,地缘安全竞争只有一个法则,以实力为基础的丛林法则。在此法则下,在中美两大国中,但凡涉及国家安全的,都是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这就意味着,只要有机会防范或打击对手,就会尽力搜集对方情报,打击对方,还会着力反情报,防范对方。在这种背景下,只要发现对方间谍就会用起来,要么抓捕,要么策反,而丝毫不管两国是否友好。当然,两国也有例外的“钓鱼执法”。在中美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竞合)的现实背景下,两国情报与反情报斗争既紧张又激烈,还有可能很刺激,甚至很疯狂。美国有麦肯锡时代,中国有文革时代。
   
  其三,中美竞合既是过去式,也是新常态。只要地缘安全竞争存在,既热络友好又冷酷斗争的竞合状态就会持续,这将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且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德国与美国关系再友好,也无法进入“五眼”朋友圈。德国总理默克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照样被美国监控监听。可以预见,即使中美关系已出现结构性改变与改善,双方竞合现状也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离美日关系很远,离美英关系更远。
   
  最后,中国底线策略应该是,接受竞合,斗而不破。中美关系现在不好不坏,未来也许会更好,也许会更坏,但更坏时最好不要撕破脸,以免两败俱伤,尤其不能伤两国关系基础——民意。现在,美国与俄罗斯关系就因俄干预美国大选而陷入低谷,就连对普京和俄罗斯都十分友好的特朗普政府,都没办法对着民意干。1989年春夏后,美国对中国看法极其负面,至今已近30年,还没完全消除负面影响,今后不应再徒添无谓的反民意负能量。
   
  注:作者为克危克险研究团队,仅代表分析员们的个人立场,授权本公众号独家发表。克危克险是中国本土一家独具特色的新型安全公司,致力于海外安全管理“一站式”服务,主营业务是安全集成服务、情报调查服务。

Killing C.I.A. Informants, China Crippled U.S. Spying Operations

By MARK MAZZETTIADAM GOLDMANMICHAEL S. SCHMIDT and MATT APUZZOMAY 20, 2017

WASHINGTON —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ystematically dismantled C.I.A. spying operations in the country starting in 2010, killing or imprisoning more than a dozen sources over two years and crippling intelligence gathering there for years afterward.

Current and former American officials described the intelligence breach as one of the worst in decades. It set off a scramble in Washington’s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contain the fallout, but investigators were bitterly divided over the cause. Some were convinced that a mole within the C.I.A. had betrayed the United States. Others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had hacked the covert system the C.I.A. used to communicate with its foreign sources. Years later, that debate remains unresolved.

But there was no disagreement about the damage. From the final weeks of 2010 through the end of 2012, according to former American officials, the Chinese killed at least a dozen of the C.I.A.’s sources. According to three of the officials, one was shot in front of his colleagues in the courtyard of a government building — a message to others who might have been working for the C.I.A.

Still others were put in jail. All told, the Chinese killed or imprisoned 18 to 20 of the C.I.A.’s source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wo former senior American officials, effectively unraveling a network that had taken years to build.

Assessing the fallout from an exposed spy operation can be difficult, but the episode was considered particularly damaging. The number of American assets lost in China, officials said, rivaled those lost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during the betrayals of both Aldrich Ames and Robert Hanssen, formerly of the C.I.A. and the F.B.I., who divulge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to Moscow for years.

The previously unreported episode shows how successful the Chinese were in disrupting American spying efforts and stealing secrets years before a well-publicized breach in 2015 gave Beijing access to thousands of government personnel records, including intelligence contractors. The C.I.A. considers spying in China one of its top priorities, but the country’s extensive security apparatus makes it exceptionally hard for Western spy services to develop sources there.

At a time when the C.I.A. is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some of its most sensitive documents were leaked onto the internet two months ago by WikiLeaks, and the F.B.I. investigates possible ties between President Trump’s campaign and Russia, the unsettled nature of the China investigation demonstrates the difficulty of conducting counterespionage investigations into sophisticated spy services like those in Russia and China.

The C.I.A. and the F.B.I. both declined to comment.

Details about the investigation have been tightly held. Ten current and former American officials described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because they did not want to be identified discussing th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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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signs of trouble emerged in 2010. At the time, the quality of the C.I.A.’s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ner working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the best it had been for years, the result of recruiting sources deep inside the bureaucracy in Beijing, four former officials said. Some were Chinese nationals who the C.I.A. believed had become disillusion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rruption.

But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began to dry up. By early 2011, senior agency officers realized they had a problem: Assets in China, one of their most precious resources, were disappearing.

The F.B.I. and the C.I.A. opened a joint investigation run by top counterintelligence officials at both agencies. Working out of a secret office in Northern Virginia, they began analyzing every operation being run in Beijing. One former senior American official said the investigation had been code-named Honey Badger.

As more and more sources vanished, the operation took on increased urgency. Nearly every employee at the American Embassy was scrutinized, no matter how high ranking. Some investigators believed the Chinese had cracked the encrypted method that the C.I.A. used to communicate with its assets. Others suspected a traitor in the C.I.A., a theory that agency officials were at first reluctant to embrace — and that some in both agencies still do not believe.

Their debates were punctuated with macabre phone calls — “We lost another one” — and urgent questions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ondering why intelligence about the Chinese had slowed.

The mole hunt eventually zeroed in on a former agency operative who had worked in the C.I.A.’s division overseeing China, believing he was most likely responsible for the crippling disclosures. But efforts to gather enough evidence to arrest him failed, and he is now living in another Asian country, current and former officials said.

There was good reason to suspect an insider, some former officials say. Around that time, Chinese spies compromised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surveillance in Taiwan — an island Beijing claims is part of China — by infiltrating Taiwanese intelligence, an American partner, according to two former officials. And the C.I.A. had discovered Chinese operatives in the agency’s hiring pipeline, according to officials and court documents.

But the C.I.A.’s top spy hunter, Mark Kelton, resisted the mole theory, at least initially, former officials say. Mr. Kelton had been close friends with Brian J. Kelley, a C.I.A. officer who in the 1990s was wrongly suspected by the F.B.I. of being a Russian spy. The real traitor, it turned out, was Mr. Hanssen. Mr. Kelton often mentioned Mr. Kelley’s mistreatment in meetings during the China episode, former colleagues say, and said he would not accuse someone without ironclad evidence.

Those who rejected the mole theory attributed the losses to sloppy American tradecraft at a time when the Chinese were becoming better at monitoring American espionage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 Some F.B.I. agents became convinced that C.I.A. handlers in Beijing too often traveled the same routes to the same meeting points, which would have helped China’s vast surveillance network identify the spies in its mid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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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officers met their sources at a restaurant where Chinese agents had planted listening devices, former officials said, and even the waiters worked for Chinese intelligence.

This carelessness, coupled with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hinese had hacked the covert communications channel, would explain many, if not all, of the disappearances and deaths, some former officials said. Some in the agency, particularly those who had helped build the spy network, resisted this theory and believed they had been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a turf war within the C.I.A.

Still, the Chinese picked off more and more of the agency’s spies, continuing through 2011 and into 2012. As investigators narrowed the list of suspects with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they started focusing on a Chinese-American who had left the C.I.A. shortly before the intelligence losses began. Some investigators believed he had become disgruntled and had begun spying for China. One official said the man had access to the identities of C.I.A. informants and fit all the indicators on a matrix used to identify espionage threats.

After leaving the C.I.A., the man decided to remain in Asia with his family and pursue a business opportunity, which some officials suspect that Chinese intelligence agents had arranged.

Officials said the F.B.I. and the C.I.A. lured the man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around 2012 with a ruse about a possible contract with the agency, an arrangement common among former officers. Agents questioned the man, asking why he had decided to stay in Asia, concerned that he possessed a number of secrets that would be valuable to the Chinese. It’s not clear whether agents confronted the man about whether he had spied for China.

The man defended his reasons for living in Asia and did not admit any wrongdoing, an official said. He then returned to Asia.

By 2013, the F.B.I. and the C.I.A. concluded that China’s success in identifying C.I.A. agents had been blunted — it is not clear how — but the damage had been done.

The C.I.A. has tried to rebuild its network of spies in China, officials said, an expensive and time-consuming effort led at one time by the former chief of the East Asia Division. A former intelligence official said the former chief was particularly bitter because he had worked with the suspected mole and recruited some of the spies in China who were ultimately executed.

China has been particularly aggressive in its espionage in recent years, beyond the breach of the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records in 2015, American officials said. Last year, an F.B.I. employee pleaded guilty to acting as a Chinese agent for years, passing sensitiv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o Beijing in exchange for cash, lavish hotel rooms during foreign travel and prostitutes.

In March, prosecutors announced the arrest of a longtime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 Candace Marie Claiborne, accused of lying to investigators about her contact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According to the criminal complaint against Ms. Claiborne, who pleaded not guilty, Chinese agents wired cash into her bank account and showered her with gifts that included an iPhone, a laptop and tuition at a Chinese fashion school.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plaint, she received a fully furnished apartment and a sti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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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5/21   发布时间:201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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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否认与俄罗斯勾结,称遭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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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K LANDLER, GLENN THRUSH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周四,特朗普总统坚称他的竞选团队没有和俄罗斯官员勾结,尽管他也表示,“我只能代表自己这么讲。”
  特朗普在白宫东翼讲话时表示,他尊重司法部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调查与俄罗斯关系的决定。
  “这整件事就是一种政治迫害,”特朗普说。“我、我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人之间肯定没什么勾结,一点也没有——不过我只能代表自己这么讲。”
  这位总统表示,围绕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的质疑会造成分裂。
  “我认为它会让这个国家分化,”特朗普说。“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现在之所以分歧这么大,就是这件事,及其他许多事情造成的。”
  接着,总统将话题转移,开始列举他认为的自己执政期间的成就,包括创造工作机会,以及恢复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并指出他周五将踏上中东之旅。
  特朗普重申了他的承诺,即杜绝毒品交易,以及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修一堵墙。特朗普在白宫东厅站在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身旁指出,尽管哥伦比亚努力打击毒品走私,但该国的古柯叶产量还是处在创纪录的水平。
  桑托斯则努力寻找能达成共识的领域,他提到了哥伦比亚与美国在打击毒品方面的合作。“我们信奉同样的原则,那就是自由、民主和法治,”他说。
  周四早些时候,特朗普也发出了猛烈的抨击,称自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迫害的目标。前一天,司法部任命了一位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官员之间的关系。
  特朗普在周四清晨接连发了两条推文,提到他的前任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政府和他之前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非法行径”(这只是他的说法,并无证据),称司法部就从来不曾任命特别检察官对他们进行调查。
  “克林顿竞选团队和奥巴马政府做了那么多非法的事,却不见任命过一个特别检察官!”特朗普写道,一开始还拼错了检察官这个单词。
  过了一会,特朗普接着写道,“这是美国历史上对一名政治人物实施的最严重的政治迫害!”
  在接近上午8点前发布的这两条推文,与周三晚上司法部宣布任命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罗伯特·S·穆勒三世(Robert S. Mueller III)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官员之间的关系时特朗普做出的温和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位总统当时在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就像我曾多次讲过的,一项彻底的调查将能确认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即我的竞选团队没有与外国实体勾结。我期待此事能很快了结。”
  几名高层官员表示,当晚针对特朗普应该对这项任命做出什么反应,椭圆办公室内进行了一场简短而激烈的争论,大多数助手都建议他采取一种谋求好感的语调。但特朗普在早上发推时往往斗志最为旺盛。
  任命特别检察官的情况十分少见,在这一点上总统的观察是正确的,但他有关克林顿竞选团队与奥巴马政府的说法却无法支持他的观点。国会曾就利比亚班加西遇袭事件,以及奥巴马和时任国务卿的克林顿在其中的责任进行过好几次调查。
  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将针对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的质疑比作政治迫害。今年1月,当他还是候任总统时,特朗普就曾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对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的黑客行动的持续关注是一种政治迫害,是由对他战胜克林顿心怀怨恨的人发起的。
  早在司法部任命这位特别检察官之前,特朗普对俄罗斯调查的不满情绪就一直在加深。周三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cademy )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特朗普突然偏离了令人振奋的主题,开始抱怨“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治人物”遭遇过比他“更不公正”的待遇。
  “你会发现事情并不总是公平的,”他对那些毕业生讲道。“看看我最近的遭遇,尤其是来自媒体的对待。我敢保证,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治人物受过比这更恶劣、更不公正的待遇。”
  Glenn Thrush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来源时间:2017/5/19   发布时间:201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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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再论朝鲜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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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前外交官傅莹女士前不久撰文谈及朝鲜的三种前景,其中之一是朝鲜的短期崩溃。虽然傅莹的答案是否定的,但这是中国外交高官首次公开触及此敏感话题,所以具有某种程度的突破性。
  我从去年开始就公开主张朝鲜的崩溃,为此写过几篇文章。在历经今年的朝核危机后,更坚信此一看法。我知道许多人不同意,包括中国的外交当局还没有彻底放弃劝说朝鲜回到六方会谈谈判桌来的努力,在此我不想争论。朝鲜是崩溃也好,不崩溃也罢,不依赖你我的看法和意志,而是取决于它自身的发展逻辑。换言之,朝鲜这种体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果具有,则不会崩溃,否则,崩溃无疑。
  谈到朝鲜体制的可持续性问题,反崩溃论者会认为,朝鲜的极权体制已经运行了近70年之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那场大饥荒虽然让朝鲜付出了死亡200多万人的代价,但也没有把朝鲜击溃。现在朝鲜已经从这场灾荒中恢复了过来,虽然仍无法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但经济正在缓慢发展,达到了正常增长的水平,总体发展形势不错。金正恩已经掌控了大权,朝鲜国内稳定,短期内看不到崩溃迹象。傅莹的文章就持此种观点。
  确实,朝鲜民族是个很坚强的民族,上世纪的大饥荒饿死200多万人,几乎占朝鲜人口的1/10,换做其他一些国家,或许早就垮了。自去年开始,又经历联合国最严厉的制裁,经济还在缓步发展,所以反崩溃论者指责崩溃论者没有看到朝鲜政权和体制的“韧性”,朝鲜从建国伊始,就是在“苦难行军”中一路走过来的,更大困难都不可能击倒这个体制,唱衰朝鲜的声音可以休矣。
  然而朝鲜真的是那么“坚不可摧”?我是表示高度怀疑的。朝鲜政权走过了近70年并不意味着它还存在另一个70年。命运之神不会再给它“好运”,从中长期来看,朝鲜完全有可能因一次突然的危机或者事变而崩溃。
  从未来可见的全球局势看,朝鲜体制要延续下去,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二是和世界上某个强权紧密地绑在一起,靠后者输血,舍此无第三条路可走。朝鲜想在闭关锁国中靠自己的“主体精神”和自力更生实现建设“强盛大国”之梦,是不可能的。
  我曾把朝鲜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做比较,阐述朝鲜不可能实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朝鲜在经济发展中会引入某些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但绝不会像中国那样,对世界打开国门,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中国当年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内外条件和环境。
  但关于这一点,还有必要从朝鲜的制度结构来进一步阐述。朝鲜是一个实行先军政治的国家,先军政治是金家祖、父两代人的政治遗产,写入宪法,从现实来看,军队在朝鲜已经成了不可动摇的支柱,是朝鲜最大的利益集团。而改革开放,必定是以削弱军队的利益为先的,客观上也一定会动摇军队的利益。无论是中国的改革还是其他转型国家的改革,都证明了这点。因此,朝鲜要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处理好改革和先军政治的关系。
  可金正恩敢去削弱军队的利益和地位吗?我认为不敢。一是外部的形势使得金正恩和他的执政团队不可能主动去挖军队墙角。二是他也挖不动。朝鲜2500万人口,军队就达到100多万的规模,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军队的利益触角已经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犬牙交错,就算金正恩有心动军队,可面对这种先军政治造成的军队利益尾大不掉的格局,他必须评估动摇军队的消极后果,是否会导致军队对他的忠诚。而军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必定会反对改革开放。
  退一步说,假如金正恩有非常大的权威,能够摆平军队,改革开放的后果,也是造成一支腐败的毫无战斗力的军队。因为要让军队不反对改革,就必须允许军队去“参与”经济和市场,获取利益,像中国在邓时期允许部队经商一样。世界上还没有事例证明军队参与经商不腐败的。但这样一来,如何去保卫国家?这就是虽在中国劝导下金正日最后没有学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因。金正恩岂不明白这点?
  不能改革开放,朝鲜还有一条路可走,即是和某个强权捆绑在一起,充当这个强权的马前卒。但朝鲜也已经丧失了这个机会。世界上有能力“帮助”朝鲜的国家,目前看来只有中美。我所说的“帮助”不仅指安全上保卫朝鲜,更指的是帮助朝鲜解决贫困问题。有这个能力的只有中美。对中美两国来说,帮助朝鲜全当是多了2500万扶贫人口。根据一些资料,中国在江胡时期,每年给朝鲜的粮食援助,可以让朝鲜全部人口什么事都不做吃四个半月,以中国目前国力,全部把朝鲜人口包下来,也做得到,美国更没问题。
  但实际上,美国不可能接纳朝鲜。虽然朝鲜最希望和美国谈判,要求美国承认自己,为此,朝鲜可以背叛中国。然而,美国不会这么做。一是美国这么多年将朝鲜塑造成一个邪恶和暴政的国家,反朝在美国成了“政治正确”,如果美国政府在朝鲜未弃核情况下和朝鲜建交,全面接纳朝鲜,在美国民众中是通不过的,也会损害美国的领导力;二是韩国不会答应;三是会引起中国的不满甚至报复,因为朝鲜要投靠美国,必定以反中作为“投名状”,从而引起或加剧中美之间的矛盾。美国必须要在赢得朝鲜和失去中国之间做权衡,除非美中进入了“新冷战”的竞争,否则,美国不会为朝鲜而开罪中国。从现实来看,美国要接纳朝鲜,早就伸出了手臂,为什么一直没有建交?
  中国也不可能接纳朝鲜。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形成敌对关系。中国领导人说了,中国有一千条理由和美国搞好关系,没有一条理由和美国搞坏关系,所以中国不会为了朝鲜得罪美国。从目前中朝关系看,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朝鲜是中国的包袱,不会和它建立同盟关系,除非中国已经判断美国要对自己进行全面围剿。
  所以,上述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剩下的就是朝鲜在封闭环境中通过有限度的引入市场因素,促进经济发展,保证体制和政权稳定。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威权国家向现代化转型历史证明,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开启现代化步伐,原有的体制会趋于崩溃。
  《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朝鲜特色社会主义考验金氏政权》,让人们看到,金正恩推行核武与经济并重的路线,允许私营部门发展,使经济在国际制裁下也出现增长势头,朝鲜也出现了红色资本家阶层。报道引述韩国情报部门的估计,目前朝鲜约有110万人的职业是在官方允许的市场里当小贩或经理,至少有40%的朝鲜人在以某种形式参与私人经营,这一水平与苏联集团解体不久后的匈牙利和波兰相当。朝鲜实行的措施和中国在1980年代转向资本主义之初推行的举措颇为相似,但朝鲜没有冠之以市场化改革之名,而是将其称为“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的经济管理”。
  这似乎表明朝鲜的经济发展正在取得效果。然而这并不奇怪,从其他威权国家转型的经验来看,短期经济发展一般有助于政权巩固,但长期而言,即使威权国家高速经济增长,也无法避免崩溃的厄运。因为威权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产生颠覆其统治基础的价值、新阶级和反对派;另外,威权政权由于其本质上属于掠夺型,社会底层很难从经济繁荣和增长中长期受益,社会的不平等只会继续加大。
  朝鲜虽然是个特殊的国家,上世纪的大饥荒都没有击垮平壤政权,但从转型理论来看,朝鲜那时尚处于前现代时期,加之国际环境也没有现在这样恶劣,所以它能挺过来。但如今不一样,经济的增长,通讯的普及,市场因素的加强,都会削弱统治的合法性。《纽约时报》的上述报道也证实了这点。市场力量正在削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外国商品一起渗透进来的信息,剥蚀了对金正恩及其家族的疯狂个人崇拜。此外,随着人们可以自谋生路并在国有经济之外获取个人所需,他们也不再那么受制于当局了。
  从威权国家的民主转型来看,要么和平转型,要么暴力转型,而鉴于朝鲜政权的极度封闭性,它不大可能和平转型,只能是暴力转型,故而,朝鲜必然会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崩溃。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7/5/19   发布时间:201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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