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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刚:小国片面追求自身安全或可引发大国剧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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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刚  来源:环球网

大国协调机制能保障世界和平

  欧洲协调曾经保障了欧洲近百年的和平。以梅特涅、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大家,设法让利益相互冲突的主要大国保持某种价值观共识,这种共识即是对欧洲王室及其正统观念的维护。一旦出现对欧洲正统秩序的冲击事件,主要大国放下分歧,采取共同行动,以维护现存秩序,尤其对付欧洲革命事件,主要大国基本上站在同一立场上。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欧洲革命的高涨,欧洲协调机制最后终结。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有科技发展的因素,但是大国协调机制的破裂,以及世界集团化趋势,致使国际关系结构出现两分化,而两大集团的博弈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世界长期处于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但是核武器的出现,导致任何掌握发动战争权力的决策者必须考虑发动战争的成本及其后果,因为如果一场战争最终导致本民族的整体毁灭,那么这种战争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美苏两大国一方面采取了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另一方面又共同推进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机制。虽然当时世界上也曾出现类似一战之前的集团化趋势,也曾出现由于美苏战略博弈而导致的地区冲突,但美苏本身尽量避免迎头相撞,世界保持了40多年的脆弱的和平。

  在冷战时代,尽管世界分割为东西两大集团,但大国协调的机制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以西方七国为核心的大国协调主导了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西方七国会议出台的政策成为维持国际经济关系运行的基本规则。构成现代经济关系秩序的基本组织如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全部由西方七国主导。

战后崛起的新兴大国如中国与印度,在国际经济事务上不得不遵守现存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包括从中派生出来的政治游戏规则,也不得不接受西方七国的大国协调机制。苏联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下,长期脱离于国际经济主流社会,依托其辽阔的国土、充沛的自然资源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所以在经济事务上较少受到西方大国协调机制的影响。

  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的筹码

  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呈现出一超多极的格局,美国赢得冷战,苏联沦落为地区大国,中国埋头发展经济。其他主要大国成为美国价值共同体的成员。这一段时期,美国关注于防核扩散机制建设,前期美国的精力主要花在销毁苏联地区的部分核武器,或者防止核武器流入所谓的“流氓国家”。

  后期美国才开始认真对待朝鲜巴基斯坦以及伊朗的核武器研制情况,因为随着获取核技术的手段日渐增多,进入核俱乐部的门槛也越来越低。更可怕的是,如果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主义组织一旦取得核武器技术,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美国开始把核武器扩散与恐怖主义组织联系起来,而“9•11”事件正好佐证了美国的推测。为此美国毫不手软,无情打击那些被怀疑正在从事研制核武器的恐怖组织与国家。美军不仅重创基地组织,而且捎带消灭了萨达姆政权与卡扎菲政权。其他大国由于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对于美国的单方面行动基本上听之任之。

  然而朝核问题是个例外,因为它已经成为主要大国重要战略利益的交会点。多年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四大国(美日中俄)曾因历史因素与地缘政治考虑而结成相互对立的两大同盟。但在朝核问题上,四大国的立场是较为一致的,因为它们担心核扩散会危及地区安全稳定,损害它们的安全环境,因此四大国对于朝鲜要强行加入核俱乐部的举动是坚决反对的。为此四大国在朝核问题上频繁协商,形成了某种大国协调机制,即朝核六方会谈。

  但是,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原来一超多极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调整。美国遭受金融危机与制造业萎缩的打击,其综合国力相对下降。以中俄印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借机兴起,尤其是中国复兴速度惊人,国力迅速增强牵动战略观念的提升并更加努力地追求自己的核心利益。

  其他大国的视角也在转变。半岛的地缘战略地位重新被评估,朝核问题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防核扩散机制问题,成为大国战略利益博弈的筹码。主要大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复杂考虑,造成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以及战略分歧,进而导致大国协调机制的软弱,从而为当事国突破大国设置的防核扩散红线提供了机会。

  建立以大国协调为核心的亚太安全架构

  半岛当事国的行为方式导致了六方会谈机制暂处失效状态,而这种情况也证明了大国协调在这一地区的失效。如果主要大国难以在亚太地区形成协调机制,无法对地区安全威胁因素采取预先干预的方式,那有可能引诱该地区的各个行为体利用大国之间的战略分歧去片面追求本国的安全利益。这些片面追求必然导致这些行为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发生,而大国则会很被动地在这些行为体中间选择站队。于是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并非出于大国的主动愿望,仅仅由于中小国家的操弄,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竟然会演变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当这种情景来临的时候,世界和平的局面就可能被打破。防止该局面发生的办法就是加强大国协调机制,让其在地区安全机制架构中发挥关键作用。

  大国协调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大国之间必须达成共识。理想的状态就是大国能够将共识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类似19世纪的欧洲协调。战后初期及冷战期间,美苏一度也曾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某种大国协调机制。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就是典型的大国协调机制,它建立在对永久维护世界和平渴望的基础之上。

  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苏戴维营会晤,两国出于对原子武器的恐惧而握手言和。这次会晤促使苏联对中国的“冒进”行为进行制约,同时美苏合作发起了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机制。20世纪70年代前期,美苏战略力量处于相对平衡。为了防止两国厮杀,双双失去对世界的领导作用,美苏实行缓和外交战略,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先后签署了两个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虽然第二阶段的协定未能落实,但从中也看出了美苏追求大国协调的愿望。

  后来大国力量的均衡结构被打破,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一超独霸唯我独尊,缺乏与其他在价值观上有分歧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上进行协调的愿望。但这个时间段并不长,因为其他大国的力量很快得以增长,而美国的力量由于金融危机以及接连不断的战争耗费而下滑,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力量差距相对缩小。所以,建立大国协调机制的客观基础是存在的,尤其在半岛地区,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长期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格局有利于各个大国的安全利益,这样建立大国协调机制以维护地区安全的主观动机也就有了。

  因此,半岛屡次发生核危机,看起来确是坏事,但同时也为相关大国提供一个契机,可以建立以大国协调为核心的亚太安全架构。六方会谈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应争取早日恢复。

  随着国际形势的千变万化,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形成方式也应随着变化。相关大国应该在更高的战略高度审视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并且设法在共同的战略基础上寻求大国协调。各大国应该以大国协调的方式逐步形成地区安全架构,并将地区的安全进程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并将危害地区安全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

来源时间:2017/5/12   发布时间:2017/3/16

旧文章ID:13149

白宫也有了太子党

作者:JILL ABRAM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人知道,要讨好任何统治者,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向他们的家人赠予大量财富。中国领导人的子女中有太多富豪,以至于有了“太子党”这个名号。
  这个代表着以权谋私的称号本来为中国独有,如今正在特朗普总统的王子和公主们身上发扬光大。中国市场本来以封闭著称,突然之间,各种商机就对特朗普家族的成员们开放了。
  周末,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妹妹尼科尔·迈耶(Nicole Meyer)向相关的中国投资人兜售黄金签证,只要向泽西城库什纳家族的一处房地产项目投资50万美元,就能获得签证,这真是不体面的一幕。就在迈耶做出这番宣传几小时前,特朗普刚刚签署了延续签证项目的命令。
  作为一名房地产大亨,特朗普自己打入中国的努力曾经多次受挫。三月份,历经了十年的拒绝之后,特朗普名下各种项目的38个商标终于在中国获得初步批准。在特朗普缺席期间,特朗普集团由他的儿子小唐纳德和埃里克经营。
  上个月,在马阿拉歌庄园举办的晚宴上,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和丈夫库什纳坐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边,就在当天传来了一个惊喜,简直和菜单上的干式熟成牛排一样美味:中国批准了她的公司在中国出售手袋、珠宝以及提供水疗服务的申请。
  之后,库什纳的公司欲同一个中国保险集团公司达成价值40亿美元的实惠交易,计划联合重新开发第五大道上的一栋摩天大厦,这家中国公司同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家族之间存在联系。但在《纽约时报》报道了这项融洽的交易,且有民主党人表示要发起伦理投诉后,项目遭到取消。但是库什纳家族显然没有放弃其他中国业务。
  我报道金钱对政治的腐化影响已经有30年,知道总统家属牟取暴利的行为总会带来丑闻。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之子尼尔·布什(Neil Bush)的名字同倒闭的储蓄与贷款公司席尔沃拉多(Silverado)联系在一起。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担任国务卿期间,她的弟弟托尼·罗德姆(Tony Rodham)也用签证做过文章。在我当记者之前,尼克松总统和卡特总统的兄弟都曾参与权钱交易。
  但是如今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出现的寡头政治集团是前所未见的。总统、伊万卡·特朗普和她的丈夫是白宫里最强大的三个角色,而他们至今仍靠着进行数十亿美元全球房地产交易的公司获利。
  他们的家族企业正在中国寻求私下里的优惠待遇,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竞争对手,总统本人曾说这个国家伤害了美国工人。然而他却要模仿这个国家臭名昭著的太子党文化。
  这不是华盛顿那种小小的腐败,比如游说者提供的好处或是过多的竞选捐款。这些要难看的多,对民主的威胁也大得多。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伦理学教授凯瑟琳·克拉克(Kathleen Clark)告诉NPR电视台,“当唐纳德·特朗普代表美国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他心里想的可能不仅仅是中国政府能为美国做些什么,也会想着它能为唐纳德·特朗普、为他的企业以及他自己的财务状况做些什么。”
  特朗普总统、他的女儿以及库什纳都说过,他们已经远离了自己的生意。伊万卡·特朗普将她的品牌资产转给了一个信托基金,由她的小叔子乔希·库什纳(Josh Kushner)和小姑子迈耶监管。这些企业挂着他们的鼎鼎大名,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下去。同时,确保他们和这些业务保持距离的法律安排仍然是不透明的。
  多名伦理律师指特朗普一家违反宪法中的海外薪酬条款,该条款禁止“任何在美国行政机构工作的人员”接受“任何来自国王、王子或外国政府的礼物、薪酬、职务或头衔”——除非经国会明确同意。华盛顿的进步政府监督机构“公民责任与道德”(Citizens for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已提出诉讼,声称总统正在通过自己的公司收取来自外国政府的非法报酬。
  埃里克·特朗普在接受《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采访时表示:“我们永远不会越线,不会把生意同任何政府事务混在一起。”。总统本人在竞选期间承诺“抽干华盛顿的沼泽”,但之后在道德准则方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做,除了取消白宫工作人员的道德操守培训,并威胁废除《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白宫应该还记得几年前震动中国的丑闻。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家庭成员聚敛了超过27亿美元的财富,其中包括对宝石的巨额投资(他的妻子被称为“钻石女王”),自那之后,温家宝名声扫地。在习近平当上主席之前,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透露,他的亲戚的资产超过1亿美元。
  对于这些和太子党有关的披露,中国的回应是屏蔽了《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中国网站。
  最近,在库什纳新泽西项目的上海宣传活动中,一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被要求离开。据《邮报》报道,一名组织者抓起了该记者的笔记本和背包。
  唐纳德·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部分原因是选民对克林顿一家的伦理问题感到非常厌倦。他曾经承诺终结华盛顿的大额金钱腐败,这一点是他的选民们非常重视的。如果违背了这个承诺,他在未来的选举当中就危险了。
  吉尔·阿布拉姆松(Jill Abramson)是《纽约时报》前主编,现在哈佛大学教授新闻学,同时为《卫报》撰写专栏。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7/5/11   发布时间:2017/5/11

旧文章ID:13158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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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微信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
  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
  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
  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
  一八四八年《宣言》发表后,在四十五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二八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五一页)
  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
  《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一八七二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二九页)
  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一页)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
  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二五页)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
  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
  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
  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
  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一四二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
  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
  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本文原载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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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5/11   发布时间:201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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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透过历史看中美合作与对抗前景

作者:威廉·赫斯特(William Hurst)  来源:中美聚焦

  每当美国或中国政府换届,国际媒体都会立刻充斥对领导人私人关系如何影响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关系的猜测。然而,这种短视的闲言碎语忽视了更重要的结构性、历史性和国内政治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塑造美中关系态势过程中最终起着主导作用。
  美国和中国在过去170年里有着复杂的关系。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中,安全和经济维度尤为突出。如果我们特别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后的这段时间,那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安全领域是竞争性的(两国甚至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而经济方面的关系几乎不存在,因为中国上世纪50、60年代采取的是自给自足政策。
  随着中国“三线”建设战略和美国在东南亚的重兵介入双双开始难以为继,两国渐渐把苏联视为比对方更严重更直接的威胁。所以到70年代初,美中两国同意着手进行安全合作,以应对共同的敌人苏联。最终,这种安排在70年代末演变成关系正常化框架,中国转向“改革开放”,美国则以“战略接触”为改善对华关系的配方。
  80年代罗纳德•里根和邓小平大权在握时,中美两国掌权领导层都认为,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是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首选路径,尽管对北京和华盛顿领导人来说,苏联威胁仍是心腹之患。在这种气候下,两国安全与经济关系迅速升温。然而,随着苏联解体,一切都变了。
  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和比尔•克林顿都把本国经济的重点放在推动全球化、确保中美两国保持贸易和其他经济事务的合作上。而安全合作有所削弱,甚至出现对抗,1995-96年台海危机和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期间这种对抗尤为严重。类似的紧张一直持续到小布什政府初期,南海撞机事件和其他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经济关系,尽管后者依然良好。不过自从2001年“911”事件后,事态发生了重大转变。
  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和美国很快找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共同点,其范围后来又扩大到反海盗行动和联合国授权的维和。美国对中国国内安全政策的批评减少了,中国得以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发展“上海合作组织”。该组织1996年起已经存在,但2002年6月成员国签署新宪章使其地位大增。然而,中美安全合作也只是达到目前的程度,从未接近上世纪80年代的关系水平。与此同时,胡锦涛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热情(至少与江泽民相比),也无法让美中经济关系保持在克林顿与江泽民时期的水平上,尽管小布什激进的干预主义国际政策通常伴随着对全球市场和贸易自由化的支持。
  习近平上任后更多关注的是国内问题,他的领导团队一直在努力把控威胁消弱中国经济前景的国际经济力量。尤其是,债务的高企、增长率的下降加上日益加快的严重资本外逃,比过去20-25年任何时候都更加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习近平关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继续担心国际市场和贸易,这使得与邓小平著名的“南巡”以来任何时候相比,中国都不再那么坚定地致力于持续不断的全球化了。
  当此时,唐纳德•特朗普毫不掩饰的经济民族主义,以及喧嚣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言论,导致美国出现了一个至少自二战以来最为内向的政府。对于特朗普不停承诺的东西,哪怕白宫只照办一小部分,也会让美国的姿态表现为坚决反对全球化。就算是与传统盟友进行合作,实现国际经济一体化,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与中国了。在这种气氛下,中国与美国经济上看来是渐行渐远,安全问题上也可能走向对抗,因为在两国精英心目中,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共同威胁的看法并不一致。
  坦率地说,观察家们明白,我们遇到了麻烦,只有朝鲜是唯一的潜在合作亮点。当然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采取具体行动(至少公开地)。在诸如在韩国部署“萨德”等事情上,中国和美国的安全对抗不断升级。中国宣布设立覆盖东海有争议地区的“防空识别区”,引起日本的愤怒,并把美国推向日本右翼政府,支持它采取对抗性对策。随着民进党在去年大选中获胜,台湾政局也加剧了美中紧张局势。与此同时,在南海发生的声索、反声索、威胁和好战行为,使该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地区之一,而美国和中国在一系列棘手的分歧上相互对立。
  随着全球化倒退,以及传统的安全竞争与对抗日益激化,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似乎随时面临危机。虽然说,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但让人比较乐观的是,两国有可能在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如应对气候变化、网络犯罪、传染病、恐怖主义或公海海盗等。如果美国和中国能避免朝鲜、台湾或南海问题迅速升级,同时在关键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沟通,那么更加和解的关系就有望出现,世界经济的稳定也会更加有利于两国重新恢复经济的全球化。这种暂且维系的模式,也许比出现更深层的关系分裂,或出现一个未知的新共同敌人,甚至中美两国再现战略对抗,都要可取得多。

来源时间:2017/5/11   发布时间:2017/5/2

旧文章ID:13147

从少数民族干部看中国精英选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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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成,Yiou Zhang  来源:中美聚焦

  编者按 李成和张逸欧在本文中探讨了中国精英任用制度中关于选拔少数民族领导人的规范和范例。本文及中文翻译来自中美聚焦。
  由于充斥着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中国精英政治长期以来一直被看成是变幻不定的游戏,政治不稳定、不确定的阴影从来未曾远离。虽然过去30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努力将制度规范纳入其精英选拔过程,但人们始终担心这个新生制度性机制的有效性和持久性。不过,中国政治的观察家们是不是过于吹毛求疵,忽视了 精英招募中重要的制度性进步了呢?已经宣布的相关条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切实执行?在这一过程当中,制度限制和政治障碍到底是什么?
  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是很好的研究案例,它有益地揭示了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早就意识到,把少数民族干部纳入 党和国家精英,即可以用来作宣传,也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体觉得这个体制能给他们提供进阶机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共领导人一直都在努力招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虽然多年来下发了多个关于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指导方针和指示,但直到1984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这套体系才正式制度化。
  自治法规定,所有少数民族自治区地方政府(从乡镇级到省级)的最高职务都应该由具有区内主要少数民族背景的领导干部担任。地方政府负责人仅次于党委书记,拥有重要的决策权和区内事务管理权。中国有155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省级区,30个州,120个县。据中国政府的资料,目前这些地方 的政府负责人均不是汉族。实际上,自治法实施以来,这一特殊的制度规定在省一级从未破例。而且,在2002年对自治法的修正中,对中国政治制度当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定义从“重要”改成了“基本”,突显了少数民族干部选拔过程的稳步制度化。
  在中国政治高层,挑选少数民族领导人更多靠的是非正式标准,而不是显性规则。在1987年十三大以来组成的六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当中,尽管没有明文规 定少数民族在这个最高领导层的应占比例,但少数民族委员始终占10-11%(包括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而且这一比例几乎比前五届高出近一倍,这说明,中共更加重视要在重要机构内保持少数民族稳定的代表性。不过,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都只是候补委员。例如,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少数民族正式 委员只有10人(占4.9%),过去30年里,只有一位少数民族(回族)领导人回良玉是政治局委员。
  在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一直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通常,还会有至少一位少数民族领导出任国务委员或副总理,如司马义•艾买提1993年至 2003年任国务委员,回良玉2003年至2013年任副总理,戴秉国2008年至2013年任国务委员,杨晶2013年至今任国务委员。
  当然,中共领导层并没有让少数民族人士参与它的国家事务最终决策。少数民族领导人从未进入过中国事实上的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五个少数 民族自治区,区委书记这个最高职位30年来一直由汉人担任。在不是由少数民族自治的省里,少数民族干部做党委书记也不多见,最近30年来仅有的三个例外是前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前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和现任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分析人士通常借人际关系、派系身份等因素,来评估一位领导人的晋升前景。结合传统做法和对制度规范的理解,我们能够识别出领导层中的一些后起之秀。 现在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少数民族委员当中,蒙古族干部杨晶(1955年生)和维吾尔族干部努尔•白克力(1961年生)由于有大量领导经验,有可能成为下届 政治局委员的人选。
  杨晶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他在党和政府国家一级机构中同时担任关键的管理职务,这在少数民族领导人中是罕见的。杨晶是内蒙古准格尔旗人,事业起步于他所在自治区的共青团,1993年他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因此,杨晶也被视为团派的上升期领导人。2004年到 2008年,杨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之后他调到北京,出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由于他的少数民族身份和团派背景,杨晶迅速升到了现在的位置。
  与杨晶相仿,巴音朝鲁的晋升也主要通过共青团系统。担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后不久,巴音朝鲁于1993年被提拔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后来的几年当中他与当时主管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的李克强一起工作。2001年,巴音朝鲁调到浙江,比习近平到浙江早了一年。在浙江,他任副省长 (2001-2003年)、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2003-2010年)。之后他又调到吉林担任多个领导任务,并于2014年正式出任吉林省委书 记。巴音朝鲁目前是唯一任省委书记的少数民族干部。作为一个有大量地方经验、与习近平和李克强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少数民族干部,巴音朝鲁显然很有机会继续晋 升。
  努尔•白克力现任国家能源局长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是部级干部中为数不多的年轻干部(1960年以后出生)之一。努尔•白克力出生在新疆博乐,维吾尔族,他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在家乡自治区,先是在新疆大学党委,后成为乌鲁木齐市市长(1998-2000年)。2008年,47岁的努尔•白克力出任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主席。任新疆第二把手六年之后,努尔•白克力调任现在的中央级职务。他的任命值得注意,因为这是第一次由一位少数民族干部来领导国家至关重要 的经济机构。
  对少数民族领导人任用模式的简单回顾,清楚地说明了制度规范对少数民族精英选拔的作用。这些制度规范为各级管理层当中少数民族干部代表性的稳定提供 了一个框架。上面讨论到的三位少数民族干部后起之秀,他们在所在自治区建立事业时,都得益于这种制度安排。但他们的情况也证明,人际关系和派系政治仍然发 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晋升顶层领导岗位的时候。
  即将召开的十九大将进一步揭示,制度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少数民族在中国精英政治中的代表性。从观察中国领导层政治的这一特点,我们开始对重要途径有所感知,透过这种途径,大量的制度规范在塑造着中国的精英招募。这些进展无疑将更广泛地影响中国的政治,因此,它们会继续是我们关注与分析的重点。
  作者:
  Cheng Li, Director –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Senior Fellow – Foreign Policy
  Yiou Zhang, Graduate Student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来源时间:2017/5/11   发布时间:201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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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局长被炒,水门事件还魂?

作者:PETER BAK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特朗普总统颇为戏剧性地把詹姆斯·B·科米(James B. Comey)扫地出门,他解雇的是一个或许为他当选总统出了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极有可能威胁到他未来的总统生涯的人。
  自从水门事件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解雇一位与自己有关的调查的负责人,特朗普于周二晚间做出的这一决定,立即被比作“周六夜大屠杀”(Saturday Night Massacre)——当时,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总统下令解雇了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也就是负责调查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所谓三流窃案的人。
  特朗普以致信的方式通知科米,其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的职务被解除。总统在信中特别指出,科米曾三度告诉他,他未受到调查。但科米公开表示过,联邦调查局正就俄罗斯干预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以及特朗普的竞选助手中是否有哪个人曾与莫斯科合作展开调查。
  特朗普说自己是在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建议下行事的,但他近来清楚地表明了他本人对科米或针对俄罗斯的调查的态度。“科米简直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福星,对她做的很多坏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个星期前他在Twitter上写道。
  “关于俄罗斯和特朗普串谋的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这种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把戏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他于周一继续写道。
  一些民主党人立即提醒人们警惕水门事件还魂,并呼吁由一名特别检察官领衔,就俄罗斯人对美国大选的干预及其与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的任何关联展开独立调查。“这是尼克松式的做法,”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勃·凯西(Bob Casey)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自从水门事件以来,我们的法律体系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威胁,我们对独立和诚信的信仰从未受到过这样的撼动,”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说道。
  当然,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科米在民主党人中间并没有什么拥趸,而且尤其不受希拉里·克林顿待见,她上周还谴责说,科米在大选日即将到来之际公开宣布重启关于她的私人邮件的调查,让选战的天平偏向了特朗普一边。
  水门事件之后的历任总统无论有多懊恼,都不愿意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对着干。唯一的例外是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1993年,他在威廉·S·塞申斯(William S. Sessions)被发现存在道德问题并被控行事带有政治倾向后将其解雇。他让路易斯·J·弗里(Louis J. Freeh)接替塞申斯的职务,却给自己找来了更大的麻烦——弗里曾协助独立检察官肯尼斯·W·斯塔尔(Kenneth W. Starr)调查这位总统。但克林顿没有冒着招致政治反弹的风险解雇弗里。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当政期间,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S·穆勒(Robert S. Mueller)曾威胁说,一个在他看来并不合法的秘密监控项目如果继续下去,他就辞职。布什做出了让步,而非冒着引发丑闻的风险行事。巧的是,当年与穆勒一道以辞职相威胁的,正是时任司法部副部长詹姆斯·科米。
  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前馆长蒂莫西·纳夫塔利(Timothy Naftali)表示,特朗普解雇科米与“周六夜大屠杀”之间没有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因为科米并非专门受命调查2016年大选。
  “无论有没有科米,联邦调查局都会继续调查2016年大选,因为这与俄罗斯的干预有关,”纳夫塔利说。“这是另一种错误,除非司法部长塞申斯可以证明科米渎职或有重大过失,否则在这样的时刻采取行动会让人更加怀疑特朗普总统是在掩盖什么东西。”
  Glenn Thrush自华盛顿、Maggie Haberman自纽约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李琼

来源时间:2017/5/11   发布时间:2017/5/10

旧文章ID:13145

特朗普缘何解职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

作者:徐剑梅,刘阳  来源:新华社

  美国白宫9日傍晚宣布,总统特朗普当天即时终止并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职务,这一消息事发突然,震动美国朝野。特朗普政府这一决定的幕后原因为何?科米被解职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缘何作出决定
  联邦调查局是美国司法部下辖的主要执法及调查部门。美国媒体披露说,白宫和司法部至少从上周开始,就在为解除科米职务作准备。
  本月3日科米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指责科米对希拉里“太软”。特朗普说,科米去年7月宣布不建议就希拉里“邮件门”提起诉讼,是在为希拉里“干许多坏事”大开方便之门。
  9日早些时候,联邦调查局官员致信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称科米3日的证词未就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提供准确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封信随后由白宫转回联邦调查局总部,最终“锁定”了科米被免职的命运。
  9日下午,司法部长塞申斯和新上任的副部长罗森斯坦提交解职建议。根据白宫发布的备忘录,罗森斯坦在意见书中指责科米去年7月逾越职权,当时宣布对希拉里“邮件门”结束调查、不予起诉的行为是在“错误地篡夺司法部权威”,作为司法部下属部门领导,科米只有权宣布结束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给司法部。
  塞申斯对罗森斯坦的建议表示赞成。特朗普随即采纳建议,解除科米的职务。
  另据报道,尽管特朗普给科米写了解职信,但科米是在洛杉矶视察时,看电视新闻才知道自己被“炒鱿鱼”,随后飞返华盛顿。
  民主党依旧不满
  在一些美国民主党人看来,科米去年重启“邮件门”调查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美国大选选情,是希拉里败选的重要责任人。去年7月,在对希拉里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公务邮件进行调查之后,科米宣布调查结果不足以提起诉讼。去年10月底,距大选投票日不足两周时,科米致信国会,称发现新证据并重启调查。随后,投票日两天前,科米又称根据调查情况,不建议对希拉里提起诉讼。
  但在此次白宫宣布解除科米职务后,民主党人并未欢欣鼓舞。这是因为科米近来正在主持联邦调查局关于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民主党人质疑此时撤职科米是为了阻碍这项调查。
  另外让民主党人不满的是,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早在去年7月就悄然开始,但在今年3月下旬的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科米才首次公开证实。科米在大选前夕宣布重启希拉里“邮件门”调查,却对涉及特朗普的“通俄门”调查秘而不宣。
  5月3日的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科米为此遭民主党参议员再三质问,但他坚称自己秉持同一原则和规范,辩护说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也是在进行数月之后才宣布的。
  福克斯新闻网也质疑称,倘若是因为不满科米对希拉里“邮件门”的处理方式才解除科米职务,那么早在政权过渡期间特朗普就可另外物色人选。
  后续有何影响
  科米被解职之后,要求对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关系展开独立调查的声音骤然增强,白宫和司法部受到巨大压力。
  目前,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正在敦促任命特别检察官,就特朗普竞选团队是否在大选中与俄罗斯“共谋”进行独立调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罗恩·怀登则呼吁立即举行公开听证会,让科米就相关调查情况作证。
  尽管俄罗斯方面坚决否认干预美国大选,但特朗普就职以来,其竞选团队的“通俄门”风波不断发酵。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上任仅三周,就因在政权过渡期间与俄驻美大使谈论对俄制裁却对副总统隐瞒而被迫辞职。本月8日,即科米被免职前一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责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干预程度“达到警戒线”,但表示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通俄”。
  “通俄门”风波短期内不会平息,围绕特朗普可能提名的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人选,美国两党也势将展开新的博弈。虽然白宫现已宣布由副局长暂时代理局长职务,但联邦调查局相关调查今后何去何从,由谁主持,尚属未知。

来源时间:2017/5/11   发布时间:20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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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难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新权力中心

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对于崛起国(或挑战国)与守成霸权来说,一个敏感的问题是霸权的易位,因此如何避免过早暴露自身实力,以减少霸权国的猜忌与打压,就成为崛起国对外战略优先处理的一个课题。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由于美国有“内卷化”趋势,有关中国应接过美国之棒成为全球推动自由贸易旗手的讨论不时见诸报端,似乎中国也很难抵挡这个诱惑。甚至一些中国学者还主张中国不仅应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而且还要成为全球领袖,以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
  根据我的观察,至少在部分中国人的心里,有这个想法。我说的部分中国人,并不是指普通民众,而是指那些能够影响国家决策和发展走向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在这部分人中,有一批人士有这个想法。当然,有此种想法也很正常,征诸历史,挑战者的最终目的,一般也是要成为全球或地区霸主。
  在此我不讨论为达此目的,中国在对外政策上是应该坚持过去的“韬光养晦”还是像现在这样强调“有所作为”,向外界“亮剑”。我想从现实来评估中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成为全球新的霸主或权力中心。成为全球领袖,需要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条件。主观就是成为霸主的意愿,客观就是国家实力。两者缺一不可。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后者,即实力。
  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经济总量就已超越当时的全球霸主英国成为第一。到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的综合国力包括军事实力早已超过英国,但美国长期以来没有取代英国成为新的全球霸主的意愿。所以二战前的全球霸主还是英国,挑战者则是德国,美国是被动成为全球霸主的,也可以说它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中国,如上所述,不缺这个意愿,至少在部分中国人那里有此意愿,主观条件满足,但是否已经做好了相应准备,我认为并没有。再从客观条件来看,研判历史上的全球或地区霸主,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样要素,否则,实力不够,条件不成熟,过早地成为全球领袖,最后也是会败下阵来。
  第一个要素,是经济实力。为什么经济排在第一位?这是因为经济是其他条件的基础,同时,只有经济足够强大,国内市场足够广阔,才能吸纳其他国家的商品,为全球提供产品和原材料的销售地,让其他国家在经济上依附于自身。这点非常重要。英国和美国在成为全球霸主前,首先在经济上就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没有扎实和强大的经济及市场,或许也能称霸于一时,但必不能长久。
  第二个要素,是军事实力。军事是硬实力,是确保霸权的支柱。一国经济强大,充其量只能支撑起半个霸权,只有经济而军事实力弱小,不但称不了霸,甚至还会被人欺负。征诸世界历史,凡是霸权,必少不了强大的军事,很多霸权,是通过战场的较量才打下的。
  第三个要素,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意识形态是一种软实力,也是成为世界领袖必不可缺的条件。光有经济和军事,虽然也能成为霸权,但不可能维持长久。世界上一些霸权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形态或其价值观不能使人臣服,而急剧衰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实是霸权的润滑剂,它让人产生对霸权的认同,尤其在一些普世价值深入人心的今天。
  第四个要素,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霸权或领袖地位要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还需要霸权国为世界提供公共品。这里的公共品主要指的是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以及组成全球秩序的制度、规则和国际组织。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霸主且至今不衰,不单是因为它领导世界打赢了二战,更是因为它创立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这套组织体系和制度规范,为全球奠定了一个基本的秩序。
  第五个要素,拥有同盟体系。除非一个国家有超强实力,否则,只靠自身来维持全球秩序和霸主地位,总很困难,日久会力不从心。所以打造同盟体系,对成为霸权和维护霸权地位就很重要。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能够成为当时东西方的领袖,一大原因是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同盟体系,美国是北约,苏联是华约,在华约解体后,苏联也就衰亡。
  最后一个要素,是时机和运气。之所以将时机和运气也列为要素之一,是因为成为全球领袖,确实有运气的成分,如果运气来了抓不住的话,也许就和霸权擦肩而过,或者要等很长时间。
  上述六个要素,前三者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领袖或全球霸主的基本或者必备要素,少了任何一条,就难以成为领袖,或者即使凭运气成为领袖,也必不能保持长久。第四、第五条是强化要素,有了这两条,领袖或霸主地位就更加牢固。最后一条似乎无足轻重,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刻,也往往是关键的,但这取决于领导人能否抓住机遇。
  以此对照,中国要成为全球霸主或领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是不可能的。
  从经济来看,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似乎已经拥有了这种实力。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量,中国都是占比最大,中国也是一些国家最大的出口对象,但毕竟中国不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如胡鞍钢认为中国在2013年经济实力、在2012年综合国力就已经超过美国,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及大多数专家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刚接近美国的一半多一点,考虑到特朗普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如果中国应对失当,也许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都赶不上美国。所以最多只能说,中国在经济上拥有刚接近成为全球领袖的条件。
  从军事看,尽管中国的军力近年进步很快,第二艘航母前不久也下水,但目前也只能在近海作战,尚无法走向远洋。所以,军事构成了中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短板。
  再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看,中国虽然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这套价值观在自己的国内都得不到多数国民的认可,要在世界上推广开来,更让人难以信服,这是中国成为全球领袖的一大软肋,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障碍。
  另外,中国对世界提供的公共品亦有限,除了派出维和部队以及帮助非洲等不发达国家外,基本无所作为。本来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模式是中国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公共品,但可惜现在无疾而终。亚投行作为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家开发银行,目前处于摸索阶段,其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外溢效应还只刚刚开始。
  至于同盟体系,中国更是没有,虽然有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实际上的盟友,但只是个别,中国自身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阻碍了同盟体系的建立。
  最后,运气似乎也没有特别光顾中国,特朗普的“内卷化”并不构成中国加快成为全球领袖的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中国有成为全球领袖或霸主的潜质,但要同时满足前面三条,从目前来判断,为时尚早。这还是在假定中国的发展速度不会出现大的下降以及意识形态会适度进行改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的“意识形态赤字”不消除,要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新的权力中心,也许就只能靠战争。
  所以,与其条件不够硬要充当全球领袖或霸主,不如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发展和改造自己,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向普世文明靠近。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7/5/11   发布时间:2017/5/10

旧文章ID:13143

马云将推动美国小企业增加对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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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娜•尼科拉乌  来源:FT中文网

  马云(Jack Ma)将推动美国小企业增加对华出口,他试图赢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好感,同时将更多客户吸引至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Alibaba)。
  周二,这位中国最大民营企业的掌门人对“神奇的”美国锈带大加赞美,提出了在今后五年将100万美国小企业吸引至阿里巴巴平台的计划,这是他在今年1月与特朗普拟定的设想的一部分。
  马云曾承诺要在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一些分析师对这一说法不以为意,但特朗普赞扬了这一承诺。
  马云在与记者们的电话会议上表示:“(特朗普)表示美国中西部是核心,那里有如此众多的中小企业。中国有3亿中产阶级(消费者)。我们需要从中国以外进口好东西……特朗普说美国中西部无疑就是这样的地方。”
  阿里巴巴将于6月份在底特律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将是鼓励美国农场主和企业对华出口的宣传努力中的“首个重大推广活动”。马云表示,特朗普对该计划“很感兴趣并且非常支持”。马云对特朗普推介“美国制造”产品的努力也很支持。
  作为中国的大富豪,马云是去年美国总统选举后造访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的头一批人之一。特朗普在会晤马云后向记者们表示,两人“打算做点伟大的事情”。
  阿里巴巴正寻求将更多美国小商家吸引至其电商平台,面向日渐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销售美国货。马云将100万美国企业吸引至阿里巴巴平台的计划,与其在今后十年发展20亿顾客的目标相吻合。
  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亚马逊(Amazon)和沃尔玛(Walmart),也承诺要增加它们美国员工的人数。亚马逊制定了在18个月内新增10万个全职岗位的目标,沃尔玛则打算在年底前新增3.4万个岗位。不过,亚马逊的计划并不代表招聘提速——该公司之前就一直在扩大员工队伍,在截至2016年10月的一年里新招了8万人。
  特朗普已公开向从福特(Ford)到波音(Boeing)的一连串企业施压,要求它们投资美国制造业和就业岗位创造。近几个月,不少企业高管都试图讨好特朗普。
  特朗普在其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整个总统竞选期间,曾对中国大加抨击。但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Evercore的分析师写道,马云的魅力攻势已帮他赢得了特朗普的好感,尽管仍存在会令阿里巴巴投资者担忧的“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的可能性。
  译者/简易

来源时间:2017/5/11   发布时间:2017/5/10

旧文章ID:13142

特朗普“终止”FBI局长科米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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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迪米 、戴维•J•林奇 , 柯特妮•韦弗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已解除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的职务。这一戏剧性举措上演之际,FBI这家执法机构正在调查特朗普总统竞选班子与俄罗斯官员之间的接触。
  白宫表示,按照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及其副手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的建议,特朗普“终止”了科米的职务,且立即生效。周二下午,一名白宫助理亲自递交了一封信,通知科米他被解职了。
  在这封写给科米的信中,特朗普写道:“虽然我非常感谢您在三个不同场合通知我我并未受到调查,但我还是认同(他们的)判断……即您不能有效领导该局。”
  这一解职是一连串大戏中的最新一幕,这串大戏令人们对特朗普及其竞选助手可能与俄存在何种关系产生了怀疑。今年3月,科米披露FBI正在调查竞选班子成员与俄官员之间的关系。无论是FBI还是FBI的主管机构美国司法部(DoJ),都未曾公开表示特朗普未受到调查。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代表众多民主党人表示,应聘请一名专门的检察官来开展这项涉及俄罗斯的调查,不这么做的话会令人们更加怀疑在掩盖什么。亚利桑那州参议员、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表示,科米被解职凸显出成立国会专门委员会的必要性。
  麦凯恩表示:“尽管从法律上讲总统有权解除FBI局长的职务,我还是对总统决定撤掉詹姆斯•科米感到失望。詹姆斯•科米是个高尚而正直的人,他在非比寻常的环境下很好地领导了FBI。”
  不到三个月前,特朗普还因与俄有关的活动解除了其首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的职务。FBI正在调查弗林,后者曾向白宫官员说谎,未如实告知新老政府交接班期间他与俄大使电话通话的性质。
  译者/简易

来源时间:2017/5/11   发布时间:201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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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百日新政”国际舆情报告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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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社会科学报

  唐纳德•特朗普宣誓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的第三天,他公布了自己“百日新政”的计划,目标是“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至2017年4月29日已历时百天,期间,特朗普就经济、军事、外交、国内外局势相继推出一系列政策。对此,国际主流媒体有何看法?是否认可他令美国重新强大的目标?特朗普的执政究竟为美国和当今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特朗普执政的时代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2017年5月6日,特朗普“百日新政”国际舆情报告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共同主办,邀请了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心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强舸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郑华教授、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陈燕主任等在内的11位国内顶尖科研单位和政府机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怡代表校领导到场致辞。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教授发布研究报告:《不确定的未来——特朗普百日新政主流媒体观点》。这一报告由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国际舆情团队,历时6个月,通过Factiva数据库,跟踪调查G20集团国家(除中国、欧盟外)10个语种36家国际重要媒体,以“特朗普”为关键词的报道文章,通过数轮数据筛选,对各报纸的评论、社论进行多语种翻译、分析,从41633篇报道中,精选出评论、社论类报道共346篇,所涉内容包括美国内政与外交、美国大选、移民政策、恐怖主义、军事行动、贸易关系等,并按照经贸议题、朝鲜问题、中美关系、移民/难民问题、美国国内政治、特朗普形象、美国外交政策、民粹主义、娱乐、其他等分主题进行编码,试图管窥各国舆论对特朗普执政、美国前行的方向和对国际局势的反响。该报告立足于大面积收集的第一手本文资料进行分析,共归纳出十个部分作为分主题进行探究与总结:
  各国媒体眼中的“另类”总统
  在对特朗普个人形象的评价中,占到主流的意见有:不同于以往领导者的“另类”总统;把商业气质带入美国政治的“商人”总统;欺软怕硬的“纸老虎”总统。此外,不同阵营国家态度迥异且带有某种“反转”意味:西方报以一边倒的恶评,而发展中国家媒体则出现了一些好奇乃至赞赏的声音。美国国内媒体反对声音最为尖锐,以体制化的传统治理理念评价特朗普反体制、反精英、反全球化取向的政策。其他国家尽管也反对特朗普的执政,但大多基于本国具体的利益诉求。
  特朗普上台蜜月期美国媒体的“纠结”
  尽管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并不欢迎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但是他们仍然表示会支持和尊重特朗普政府。在特朗普执政最初的三个月中,这两家媒体密切关注特朗普的言行和各领域的执政举措总体的评价态度偏向负面,体现了代表美国精英阶层的主流媒体对美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维护。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就职实现了美国政权的平稳传递,同时监督特朗普竞选承诺的履行情况,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对抗ISIS计划等。在此基础上,在诸如禁穆令、美墨边境筑墙、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美国媒体反对特朗普的立场鲜明,言辞犀利,并呼吁公众一同反对总统不明智的政策。
  对媒体报道进行文本编码可以发现,本文内容的区域化、地缘政治诉求明显,意识形态色彩仍然浓厚,国际格局中的固有势力面临冲击与重组。
  西欧:西方衰落的前夜
  在各国对于特朗普百日新政背景下作出的国际局势判断中,欧洲主要国家——英国、德国、法国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各怀目的、各有立场,但几乎不约而同地发出欧洲涣散、西方衰弱的论调。
  法国《世界报》将特朗普当政比做“西方多极世界的大地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直接指出所谓“西方”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其优越性不复存在,它的职责功能也不复当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认为如果美国在贸易合作上变得不再具备吸引力,那么它在这个区域的政治影响力也将消失。“去全球化”将使西方文明丧失世界安全与稳定的领导权,欧洲应该抵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并且要“确定世界秩序,建立框架与规则”。
  日韩:太平洋地区面临动荡
  日韩媒体关注特朗普执政下国际、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变化,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令世界贸易走向新的秩序,而在安全领域,太平洋地区原先的稳定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震荡。
  虽然对特朗普的多变褒贬不一,但是日本媒体普遍具有坚强的共识:美日关系会超越特朗普政权而持续下去。日本《产经新闻》认为美国对于维护世界安全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依托,日本媒体对美日关系的发展充满信心。
  韩媒基于目前的内忧外患的局势,期待美韩关系能有进一步的改善与发展。韩国《中央日报》认为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让贸易依赖度高达85%的韩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特朗普一边着手撤离在韩美军,一边开始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因此导致了中国和俄罗斯强烈的抗议。
  长期盟友的抉择:依赖还是独立?
  作为美国长期的盟友,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对特朗普执政持双面的态度。在接受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与承认同盟关系的基础上,两国将借此机会重新思考对美国的依赖。在贸易问题上谋求美国之外新的合作。
  拉美与非洲面临贸易、难民问题的双重忧虑
  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立场保守,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要在美墨边境建造围墙,并计划向墨西哥征收20%的进口税。这一系列举措无疑给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的墨西哥以及依靠贸易往来克服本国经济衰退的南美洲国家予以了全方位的打击,令拉美国家乌云重重。拉美经济恐遭重创,南非担忧非洲未来。
  移民问题也是拉美国家主要关注的议题。特朗普决定要修建墨西哥墙遭到了墨西哥的坚决反对。墨西哥媒体认为,修建墨西哥墙是人类崇高愿望的一次倒退,当不存在犯罪、违法时,任何形式的驱逐都是恐怖的标志。如墨西哥《宇宙报》所言,“墨西哥墙是一道恐吓与寂静之墙,是一道排外的仇恨之墙,它试图隔绝那些低薪、被虐待的工人的声音,隔绝那些家庭不受保护、受虐待的人的声音”。 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也纷纷声援。
  若即若离的美俄关系
  俄罗斯媒体将重点放在特朗普执政下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三个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上,认为美俄关系仍需经历摩擦,中美俄格局会因为特朗普时代美国的衰退而有所变迁。俄罗斯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俄罗斯态度存在分歧,国会中强大的反俄罗斯势力及美国当地报纸的影响,使得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关系逐渐回复到以前的低谷,美俄关系改善仍有困难。
  禁穆令是经济依赖下的恶果?
  印度和沙特对禁穆令表示反对,而印度对此的解读是,特朗普的移民筑墙政策不会解决西方与全世界盘根错节的经济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机械化而造成的生产力独享,但是西方崛起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正在试图提出严格的文化议程来解决经济问题。《印度教徒报》称这些民粹主义的政策制定者是残酷的,正是因为做不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才通过“去伊斯兰化”追求所谓的文化主权。
  “纸老虎”的“屈服”?
  各国媒体对特朗普新政下中美关系的观点趋向一致,即认为:特朗普执政百日,中美已有几轮交手。对于第一回合的较量,各国普遍认为中国胜出,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台湾问题标志特朗普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首次失败,例如《华盛顿邮报》评论援引专家观点,认为特朗普一上来就拿根本的核心利益威吓中国只会适得其反,向世界证明了他是一个“纸老虎”——一个看起来吓人但实际上毫无效果并且无法应对挑战的人。在外交、国防、贸易等领域,中国更是占据了有利势态,撼动了原来的中美格局。法国《费加罗报》认为首轮回合中国获胜且游刃有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下降。评论援引马来西亚前领导人的话指出,在东南亚美国必须接受中国统治,除非动武,“现在的特朗普总统,才短短一个月(就与中国和好),甚至中国官方还没有‘亮剑’:这可能反映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下降”。
  经贸方面,各国媒体普遍对美国退出TPP扼腕叹息。例如日韩媒体认为,这一“昏招”导致中国被视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强有力的新支持者,将有机会通过在东亚经济中的重要性强化国际话语权。
  中国不仅在外交上表现得游刃有余,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甚至使用“屈服”来形容特朗普面对中国时的姿态,在军事上“北京牢牢地盯住美国,在国防技术的某些领域,中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出以重拳回击:今年中国将在国防开支方面增长七个百分点”,既定的世界秩序现在开始动摇。
  面对中国,何去何从?
  多个国家的主流媒体认为过去世界秩序有所动摇,西方世界内部的争执也有所显现。而原来的世界领导者——美国,在特朗普执政百日交锋中败于中国,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重大作用和角色呼之欲出。
  在特朗普走向孤立主义的时候,全球化陷入困境,多边贸易与高度融合的经济体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中国的地位被凸显出来。《纽约时报》认为,特朗普政府不再延续奥巴马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很可能将这一领域的领导权转交给中国。由于落后的政策,美国总统不再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的这一事态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力量在削弱。
  面对中国的国际领导力,欧洲较为拒斥,而发展中国家则较为温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国目前也还在韬光养晦,在全球社会中还只是以一名重要成员的身份示人”,但中国想要“亲手埋葬”美国引领世界的时代。德国《图片报》认为不应该对中国抱有希望,因为中国可能窃取美国的“世界警察”的角色。拉美与非洲国家等国鉴于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原则,认为现阶段或可依赖中国,印度也对“一带一路”计划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度转变。
  总体而言,对特朗普执政百日的评价,有愤怒与赞赏,也有忐忑与期待,但各国媒体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多变、善变还将是该政权的基调。这一特点不仅出于特朗普随机应变的商人本性,更为关键的是,尽管美国强大、特朗普强势,但国内国际掣肘他的力量更加强大,他不得不随机应变。可以说,随机应变才是特朗普的真正强项,这也给未来带来更多不确定。
  与会专家观点集锦: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强舸以美国的社会基础+政治结构框架对特朗普百日新政展开分析,探讨了新政重头戏“减税”法案的提出背景、各方态度和出台前景。他认为,该法案2018年前仍难落地。2018年中期选举将改变参议院格局,会成为该法案出台的重要机遇。此外,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对美国政策过程产生影响,由原来的政策过程是法案到国会进行辩论,大公司游说国会,展开拉锯,往往总统卸任了,法案还没通过,企业不战而胜;而现在特朗普发表推特对企业进行批评,数次重创相关公司股价,大公司被迫在姿态上低头。最后,他谈了特朗普新政对中国内政的三点影响。第一,中国不可能成为全球化旗手。当前欧美国家反全球化主要是反政治全球化,即边境失控、难民危机等问题,而非经济全球化,作为有最严格国籍法和边境管控的国家,中国不可能接过政治全球化的旗帜。第二,即使减税法案落地,也未必会出现生产线大量返回美国的现象,因为几十年来美国存在8年左右的加减税政治周期(伴随政党更替),而企业投资周期至少十年以上。第三,特朗普执政将给中国当前治理“清真泛化”等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提供一个较宽松的国际窗口期。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吴心伯肯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是成功的。在特朗普百日新政中对华政策是一个亮点,令人出乎意料,实现了顺利对接(双方通话)、平稳过渡、良好开局(习特会)。究其原因,特朗普本身对华有一个务实的态度,没有自冷战以后的那种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也没有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而制衡中国的强烈欲望。特朗普具有问题导向的思维,他面对的两个首要问题是安全问题即朝鲜问题、经济问题即贸易逆差问题。因此他的执政基调是与中国合作寻求解决问题,而不是企图改造中国或制衡中国。另一方面,特朗普自身具有较好的学习和调整能力,例如在质疑“一个中国”政策、指责中国“汇率操纵国”等问题上具有反思和调整。同时这也和中国的有效斗争密切相关,中国所采取的各种策略对塑造、引导特朗普对华政策具有关键作用。吴教授还列举了接下来中美关系的4个挑战:首先是经贸问题,中美贸易摩擦将会是常态;第二,朝核问题上,特朗普紧盯中国,督促中国切实对朝鲜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则美国可能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第三,南海问题上,特朗普没有被军方绑架,而是将其放在中美关系大的框架中,未来也可能成为和中国谈判的一张牌。第四,台湾问题,未来将在一个既定框架下继续进行,但在军售和提升美台关系方面会挑战中国的利益。总体而言,百日新政期间,中美关系比预期好,如果按照目前的轨迹,中美关系能够比奥巴马时期发展得更好。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华认为中美习特峰会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巨大进步,说明中国的外交更加富有自信、内涵,对形式的要求也逐渐淡化。非正式、庄园式会晤在奥巴马时期就有,当时习近平访问拉美后顺带去美国,而习特会的时候,习近平在访问芬兰后直接就会见美国首脑。中美峰会中一直存在主动与被动、主场与客场的问题,中方在此次峰会中被认为表现主动,但是郑华认为,越是主动的一方,越富外交自信。针对朝核问题,郑华认为在中美朝的发展关系上,或许可以从中美苏关系中发现历史的相似性和规律性。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斡旋空间和影响力在逐渐下降,在对美交往中使用的筹码有可能会减少,这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挑战。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夏立平认为,朝鲜今天的复杂局面,美国、朝鲜要负主要责任。如今美朝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进入新阶段,尖锐困难。特朗普政府已经将解决朝核问题作为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项,用两个月就完成对朝政策的评估,其中一个结论就是:要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特朗普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为利用战争边缘手法、经济制裁、外交压力这些综合性的措施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而通过制裁使朝鲜完全弃核是做不到的,美国只能期望达到不使朝鲜发展出能打到美国的战略核导弹这一目的。
  同时,特朗普也为和朝鲜谈判、解决朝核问题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一面强硬,一面又表示愿意与金正恩讨论解决,留下软的一手。可以说朝核问题现在并没有发展到直接威胁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阶段,所以特朗普政府目前主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没有做好动武的准备,只会对中国施加压力。现在不具备打仗的紧迫性,留给特朗普迫使朝鲜弃核还有三年时间。
  特朗普的对朝政策既是对中国的严峻挑战,也是战略机遇之窗。挑战在于,朝鲜半岛是唯一仍然存在冷战格局的地区,以及金正恩已经把核武器作为支撑政权最主要的支柱。机遇在于,特朗普上台后,愿意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进行紧密合作,且近代以来朝鲜问题都与台湾问题紧密联系。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全盘的战略谋划,若朝鲜研制出打到美国的核导弹,中国可以与美国谈判,帮助美国解决核心利益,但是美国也必须解决中国核心利益,即放弃台湾作为美国的实力范围。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燕指出,特朗普上任以前的涉华言论主要以批判为基调,然而在特朗普上任以后,其对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习近平是很好的人,在与习近平的会面中对其表现出相当的尊重。
  陈燕认为,要看待特朗普在涉华言论方面的“变脸”,需要从四个方面理解:第一,特朗普不可预测、灵活多变的性格因素,既给对手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同时提供了塑造其态度的可能性,机遇和挑战并存。第二,特朗普在选举期间承诺的一些政策调整在实际落实过程中面临很大的现实困难,因此在施政过程中其态度和立场也会发生调整。第三,特朗普目前的班底主要由以库什纳为代表的“稳健派”人士构成,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施政。第四,国内政策落实上的失利,迫使特朗普转向寻求在外交政策上有所建树,因此当前朝核问题成为其抓手。
  基于以上四方面,中国接下来与特朗普打交道,既要分析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也要综合考量美国内部的利益博弈、权衡与牵制;既要看到特朗普随性、不确定性的一面,又要看到他善于学习、利于塑造的一方面,后者为中国提供了塑造其对华态度的机会。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沈国麟副教授认为,特朗普这一白宫新主人与主流媒体关系之僵是近几十年来比较罕见的。在竞选之前,特朗普还是一个受媒体欢迎的新闻人物;竞选总统后,主流精英媒体不接受他执掌白宫,因为他的观念与主流媒体的价值观向左,而且这一趋势到今天也没有改变。特朗普与媒体的关系正在调整,而双方仍在角力。特朗普竞选口号和就任后的施政言论消耗了美国的传统软实力,因此软实力的代表机构大学、好莱坞、主流媒体都反对他。沈国麟提出,特朗普的表态存在一个循环:即表态——补充认知——重新表态——再度补充认知。而特朗普不断在推特上发表言论,其实是一种政治传播的策略。知道与主流媒体关系不好,所以绕开主流媒体;同时刺探民意,进行放风。如果说错了也没关系,因为是特朗普个人言论,不代表白宫,白宫还可以出来进行官方修正。在社交媒体上与网民互动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家政治传播的基本策略。沈教授指出观察美国民意应从多种渠道来综合分析,特别是美国的基层民意,既不能完全依照主流媒体、也不能完全按照社交媒体。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教授倪建平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在美国社会深刻变动的情况下必然会遭受各种形式和程度的干扰,但双方巨额的经贸利益已经成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双边关系要实现良好发展,首先要妥善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中美关系的发展仅靠一次首脑会晤是不够的,更要依靠进一步挖掘两国广泛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潜力。要避免未来中美两国可能发生的局部贸易摩擦,需要双方都要采取协调行动。在下一个一百天,中方相关部门需要协调在华美国跨国公司提出的相投资环境和市场公平原则的关切,以减少局部贸易战的可能性,其次还要发挥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鼓励它们积极参与特朗普启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宏大计划。
  除了经济领域,要保持双方关系良好互动,还需要深入开展更广泛的社会人文交流;要进一步开展对美媒体外交,促使驻华美国记者更全面地报道中国,鼓励与来华的美国记者、美国留学生进行广泛交流,这有利于奠定两国关系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胜湘提出,中美关系每20年有一个周期。第一周期为1949-1969年,这一周期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美国政府在这个周期的对华战略是敌对性的。第二周期为1969-1989年,中美关系为战略合作,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展和威胁。第三周期为1989-2008年,中美关系进入大国竞争时期,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谋求霸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倡多极化。第四周期为2008 -2029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真正定位应该是中美战略竞争,之前第三周期中国没有能力和意愿去挑战美国的霸权,但第四周期不同。
  因此,在第四个周期下,特朗普对华的战略和政策依然在中国不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这一框架下发展。刘教授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会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领域,美国一定会注重发展经济,并对中国施压,核心是人民币和美元之争;军事领域,美国一定会增加军费,争论的核心是美国对台军售;地区问题领域,朝核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中美两国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性地位问题,而目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力是不够的;全球体系领域,中美全球竞争的核心是在海权方面。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学堂认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及就职时发表的演说都暗示了其力图保证美国白人的利益和支持基督教原则,从其力图打击伊斯兰国势力也可以看出这一内在逻辑。基于这一逻辑,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确实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不是最危险的敌人。中国在某些外交领域是可以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的,但在某些核心外交问题方面,中国必定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郭学堂教授总结道,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了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原则”,即“美国优先”这个中心,和“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两个原则。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原则,中美“竞争合作并存,竞争大于合作”的双边关系仍会持续下去。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最终还是以美国的经贸利益最大化为核心,以军备竞赛、在东亚采取各种手段打压中国为抓手,力图遏制中国发展势头。而对于中国来说,面对当前东亚复杂的格局,必须发生一场变局,来确定中国在东亚的位置。中国力图通过主动外交的方式来迎接变局,力图通过非战争的形式来实现。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分析指出特朗普现象产生的大背景是全球化潮流出现两个方向,正潮流和逆潮流。逆潮流从2001年金融危机后一直发展,财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两极分化,全球化的受损者越来越多在发达国家出现。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和转移,造成发达国家中出现了以反全球化为特点的草根政治。二战以来奠定发达国家的稳定在于福利国家体系和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现在这两个支柱发生动摇。同时移民潮进入发达国家,带着国际犯罪、疾病与恐怖主义。所以,原来叫好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核心地区成为灾难。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特朗普推翻原来美国的政治正确,这些政策正在改变美国的战略方向。特朗普正在理性化,从特朗普现象变成特朗普主义,形成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对此黄仁伟教授提出特朗普的两重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保护主义的经济、贸易、税收政策和在国际经济机制的现存体系中大幅度倒退;反移民;解体美国的盟国体系;意识形态不再是美国利益的核心和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
  实际上这些政策中恰恰包含了美国新的政治正确,即吸引新的、先进的市场要素重新返回美国,通过反移民来保证美国民主制度的持久性、中产阶级的稳定性,要求盟国交军费来保障美军未来发展,无视过时的意识形态标准。

来源时间:2017/5/11   发布时间:2017/5/8

旧文章ID:13140

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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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0日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全文如下:
  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
  2017年5月
  目录
  前言
  一、时代呼唤:从理念到蓝图
  二、合作框架:从方案到实践
  三、合作领域:从经济到人文
  四、合作机制:从官方到民间
  五、愿景展望:从现实到未来
  结束语
  前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既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也是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国主张;更体现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责任担当。
  值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中国发表《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以期增进国际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了解,展示共建“一带一路”的丰富成果,增进各国战略互信和对话合作,为携手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时代呼唤:从理念到蓝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激发出强大的生产潜力,科技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和生活效率,人类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国之间的利益纽带不断密切,共同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全球化面临新的艰难险阻,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开放合作理念面临威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客观变化,体制机制革新进展缓慢;发达经济体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尚未开启现代化的大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有待完善,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尚未成型;相当多的国家基础设施不足,区域、次区域发展面临瓶颈制约。面对困难挑战,唯有加强合作才是根本出路,正基于此,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全球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是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平等相待共同参与的合作;是公开、透明、开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增添正能量的合作;是传承丝绸之路精神,追求互利共赢和优势互补的合作;是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共同打造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的合作;是推动要素高效流动和市场深度融合,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是推动地区发展,促进繁荣稳定,扩大文明对话和互学互鉴的合作。
  中国愿意将自身发展形成的经验和基础,与各国的发展意愿和比较优势结合起来,以共建“一带一路”作为重要契机和合作平台,促进各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双多边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其平等包容的外在特征和契合实际的内在特点,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共同利益,是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新共识,展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互联通,各国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为推动理念变为现实,2015年3月,中国政府授权有关部门对外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框架,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未来描绘了宏伟蓝图。
  二、合作框架:从方案到实践
  中国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由规划设计方案变为各方参与的合作行动。
  (一)达成合作共识
  中国主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战略、发展愿景、总体规划等有效对接,寻求共建“一带一路”的合适切入点。截至2016年底,已有100多个国家表达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参与意愿,中国与3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4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领域。2015年7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宣言》,支持中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6年11月17日,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协商一致通过决议,欢迎共建“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同各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经社会、世界卫生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中国政府对共建“一带一路”高度重视,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为落实好已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工作方案,有步骤地推进同相关国家的合作。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与先期签署备忘录的国家共同编制双边合作规划纲要,编制并签署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规划纲要和中哈(萨克斯坦)、中白(俄罗斯)、中捷(克)对接合作文件,开展同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塔吉克斯坦、沙特阿拉伯、波兰、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
  (二)构建顶层框架
  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倡议和新形势下推进国际合作的需要,结合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走向,共建“一带一路”确定了五大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大走向,一是从中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从中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从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两大走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
  根据上述五大方向,按照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和空间布局,中国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框架。“六廊”是指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主要内容。“多国”是指一批先期合作国家。“一带一路”沿线有众多国家,中国既要与各国平等互利合作,也要结合实际与一些国家率先合作,争取有示范效应、体现“一带一路”理念的合作成果,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一批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进一步繁荣海上合作。“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体框架,为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提供了清晰的导向。
  (三)共建经济走廊
  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经过亚欧大陆中东部地区,不仅将充满经济活力的东亚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联系在一起,更畅通了连接波斯湾、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合作通道,为构建高效畅通的欧亚大市场创造了可能,也为地处“一带一路”沿线、位于亚欧大陆腹地的广大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过亚洲东部和南部这一全球人口最稠密地区,连接沿线主要城市和人口、产业集聚区。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和在建的地区铁路、公路、油气网络,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到一起,经济效应辐射南亚、东南亚、印度洋、南太平洋等地区。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由中国东部沿海向西延伸,经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俄罗斯抵达中东欧。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以中欧班列等现代化国际物流体系为依托,重点发展经贸和产能合作,拓展能源资源合作空间,构建畅通高效的区域大市场。截至2016年底,中欧班列运行路线达39条,开行近3000列,覆盖欧洲9个国家、14个城市,成为沿途国家促进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水平的重要平台。中哈国际物流合作项目进展顺利,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开展贸易和跨境运输合作的重要窗口。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建设稳步推进。比雷埃夫斯港运营顺利,为中希(腊)互利共赢作出贡献。
  中蒙俄经济走廊。2014年9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国元首会晤时提出,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2015年7月9日,三国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编制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2016年6月23日,三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这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首个多边合作规划纲要。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下,规划纲要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由中国西北地区出境,向西经中亚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辐射中亚、西亚和北非有关国家。2014年6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中阿“1+2+3”合作格局。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哈(萨克斯坦)两国元首见证签署了《中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签署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文件,与土耳其、伊朗、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等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中土双方就开展土耳其东西高铁项目合作取得重要共识,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是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26日,第九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发展论坛发布《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倡议书》。中国与老挝、柬埔寨等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启动编制双边合作规划纲要。推进中越陆上基础设施合作,启动澜沧江-湄公河航道二期整治工程前期工作,开工建设中老铁路,启动中泰铁路,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设立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探索边境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两国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开展远景规划的联合编制工作。2015年4月20日,两国领导人出席中巴经济走廊部分重大项目动工仪式,签订了51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近40项涉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巴友谊路”——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二期、中巴经济走廊规模最大的公路基础设施项目——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顺利开工建设,瓜达尔港自由区起步区加快建设,走廊沿线地区能源电力项目快速上马。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连接东亚、南亚、东南亚三大次区域,沟通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海域。2013年12月,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中国昆明召开,各方签署了会议纪要和联合研究计划,正式启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政府间合作。2014年12月召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广泛讨论并展望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前景、优先次序和发展方向。
  三、合作领域:从经济到人文
  共建“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既开展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贸易投资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也重视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多种形式的人文交流,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
  (一)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跨国、跨区域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合作方向。中国政府鼓励实力强、信誉好的企业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铁路、公路、港口、电力、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互联互通,造福广大民众。
  ——对接建设规划。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立由主管部门牵头的双多边互联互通政策协商和对话机制,同时重视发展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将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纳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政府部门与欧盟委员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启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合作。中国、老挝、缅甸和泰国等四国共同编制了《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规划(2015-2025年)》。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通过中国提出的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
  ——衔接质量技术体系。中国在尊重相关方主权和关切的基础上,推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标准、计量和认证认可体系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部门发布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年)》、《共同推动认证认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计量合作愿景和行动》,推进认证认可和标准体系对接,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和认证认可规则。中国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努力,促进计量标准“一次测试、一张证书、全球互认”,推动认证认可和检验检疫“一个标准、一张证书、区域通行”。
  ——促进运输便利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15个国家签署了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关于沿亚洲公路网国际道路运输政府间协定》在内的16个双多边运输便利化协定,启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便利化措施,通过73个陆上口岸开通了356条国际道路运输线路。与“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签署了38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与6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民航直航已通达43个国家。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推进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的意见》,推动各国互联互通法规和体系对接,增进“软联通”。
  ——推动项目建设。中老铁路、匈塞铁路、中俄高铁、印尼雅万高铁、巴基斯坦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中巴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升级改造、比雷埃夫斯港、汉班托塔港、瓜达尔港等标志性项目建设取得进展。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建成通车,这是非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哈萨克斯坦南北大通道TKU公路、白俄罗斯铁路电气化改造,以及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实施的铁路隧道等项目,将有效提升所在国运输能力。中国愿与有关国家一道,继续打造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和区域、次区域物流运输效率。
  ——联通能源设施。中国积极推动与相关国家的能源互联互通合作,推进油气、电力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相关国家共同维护跨境油气管网安全运营,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中俄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保持稳定运营,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和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相继开工,中巴经济走廊确定的16项能源领域优先实施项目已有8项启动建设。中国与俄罗斯、老挝、缅甸、越南等周边国家开展跨境电力贸易,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区域电力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力资源开发和电网建设改造,中兴能源巴基斯坦QA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光伏发电项目,吉尔吉斯斯坦达特卡-克明输变电、老挝胡埃兰潘格雷河水电站、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等项目有助于缓解当地电力不足的矛盾。
  ——打造信息网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截至2016年底,中国通过国际海缆可连接美洲、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大洋洲、中东、北非和欧洲地区,通过国际陆缆连接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国,延伸覆盖中亚、东南亚、北欧地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与土耳其、波兰、沙特阿拉伯等国机构签署了《关于加强“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合作促进信息互联互通的谅解备忘录》,推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信息经济等领域合作。
  (二)提升经贸合作水平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建立了紧密的经贸联系,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经济和产业发展。中国重视进一步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致力于建立更加均衡、平等和可持续的贸易体系。
  ——密切经贸联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与结构持续优化,货物贸易平稳增长,服务贸易合作出现新亮点。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的背景下,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947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25.7%。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进出口总额1222亿美元,占同期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15.2%,比2015年提高3.4个百分点。在产业转型升级、内需持续增长和消费需求升级的多重驱动下,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提供了广阔的经贸合作机遇。
  ——构建“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中国倡导更具包容性的自由贸易,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积极开展贸易协定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中国-格鲁吉亚自贸谈判已经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区等协定谈判取得重要突破。推进中国-海合会、中国-以色列、中国-斯里兰卡以及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第二阶段谈判,推动中国-尼泊尔、中国-孟加拉国自贸区和中国-摩尔多瓦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
  ——推动贸易便利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海关大通关体系建设,与沿线海关开展“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合作。启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点,加快检验检疫通关一体化建设,实现“进口直通、出口直放”。在口岸开辟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发布《“一带一路”检验检疫合作重庆联合声明》、《“一带一路”食品安全合作联合声明》、《第五届中国-东盟质检部长会议联合声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了78项合作文件,推动工作制度对接、技术标准协调、检验结果互认、电子证书联网。
  (三)扩大产能与投资合作
  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扩大相互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另一优先合作方向。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一些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政府支持本国优势产业走出去,以严格的技术和环保标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多元化投资,培育双边经济合作新亮点。
  ——扩大合作共识。截至2016年底,中国已同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等27个国家签订了国际产能合作文件,与东盟10国发表《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与湄公河5国发表《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开展了规划、政策、信息、项目等多种形式的对接合作。与俄罗斯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成立了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协调两国非能源产业的投资合作。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中国按照市场主导和互利共赢原则,与有关国家围绕原材料、装备制造、轻工业、清洁能源、绿色环保和高技术产业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合作项目,提升东道国产业发展水平,创造税收和就业岗位。
  ——共建合作平台。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沿边省区设立了7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和2个双边边境经济合作区,并与尼泊尔、缅甸、蒙古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就双边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开展深入磋商,取得积极进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正在建设的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是深化投资合作、移植复制中国发展经验的重要载体。中白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境外园区建设成效显著,成为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平台和友好合作的象征。中国部分地区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探索建设“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园区,打造面向欧亚、对接周边的现代国际贸易聚集平台。
  ——促进投资便利化。作为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支持跨国跨地区的投资便利化。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宽外资准入,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营造高标准的国际营商环境,吸引各国来华投资。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2016年,中国对这一区域投资145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8.5%,新签署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260亿美元,增长36%。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进程加快,截至2016年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与大部分国家建立了经贸和投资合作促进机制。中国还与“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共同为企业享有税收公平待遇、有效解决纠纷创造了良好的税收和法律环境。
  (四)拓展金融合作空间
  加强金融合作,促进货币流通和资金融通,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稳定的融资环境,也有利于引导各类资本参与实体经济发展和价值链创造,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有关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化布局,创新融资机制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加强金融合作机制对接。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日益密切,与俄罗斯、中亚地区金融合作不断深化,与欧盟的金融合作水平持续提升。发挥东盟与中日韩(10+3)金融合作机制、上合组织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合组织银联体、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中国-东盟银联体以及中亚、黑海及巴尔干地区央行行长会议组织等机制作用,加强金融政策沟通。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并建立24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促进地区金融形势稳定。中国于2016年1月正式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通过高层交往、联合融资、贸易投资合作和政策沟通等方式,不断加深交流合作。
  ——打造新型合作平台和创新融资机制。2015年12月25日,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重点支持地区互联互通和产业发展。截至2016年底,亚投行已为9个项目提供了17亿美元贷款,涉及印度尼西亚、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急需项目。中国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首期注册资本金100亿美元,通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方式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16年底,丝路基金已签约15个项目,承诺投资额累计约60亿美元,项目覆盖俄罗斯、蒙古国以及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涵盖基础设施、资源利用、产能合作、金融合作等领域。丝路基金还出资20亿美元设立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中国提出中国-中东欧协同投融资框架,包括100亿美元专项贷款、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在内的多种融资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为中东欧地区提供融资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牵头成立了中国-中东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并设立中国-中东欧基金。
  ——深化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合作。中国政府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约项目100余个,金额超过400亿美元,发放贷款超过300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约项目1100余个,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发放贷款超过800亿美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超过3200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分支机构,“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的54家银行在华设立了6家子行、20家分行和40家代表处。2017年1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与巴方伙伴合作收购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30%的股权。上海黄金交易所和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签署协议,在国际金融市场首次应用“上海金”。
  ——扩大本币互换与跨境结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达9822亿元人民币。与越南、蒙古国、老挝、吉尔吉斯斯坦签订了边贸本币结算协定,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尼泊尔签署了一般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协定。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已有23家,其中6家在“一带一路”沿线。通过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21种非美元货币的直接交易。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从事人民币业务提供服务。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中国推动签署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金融危机管理和处置框架,提高共同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截至201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与42个境外反洗钱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银监会与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合作换文,中国保监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签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成立亚洲保险监督官论坛(AFIR)。
  (五)加强生态环保合作
  中国致力于建设“绿色丝绸之路”,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一带一路”合作,分享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循环经济等领域的最新理念、技术和实践,积极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责任。
  ——建设合作平台。中国努力打造以“绿色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合作平台,举办中国-阿拉伯国家环境合作论坛、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等活动,设立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签署《中国环境保护部与联合国环境署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建立“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等机构,推动环保领域先进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应用。
  ——推进水利合作。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在跨界河流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的政策沟通、技术分享和工程技术合作。开展跨界河流水资源保护与利用联合研究,共同做好跨界河流水资源的保护工作。推动跨界河流汛期水文数据共享,建立中俄防汛防洪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中哈霍尔果斯河友谊联合引水枢纽工程建设和流域冰湖泥石流防护合作。中国提供融资的斯里兰卡最大水利枢纽工程-莫拉格哈坎达灌溉项目已完成阶段性建设,除农业灌溉外,还将为几百万人提供清洁饮水。
  ——加强林业和野生物种保护合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35项林业合作协议,建立中国-东盟、中国-中东欧林业合作机制,推动林业产业可持续发展和森林资源保护。举办首届大中亚地区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国-东盟林业合作论坛、中俄林业投资政策论坛,发布《“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共同行动倡议》。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大力推广绿色理念,与俄罗斯开展森林资源保护利用、边境防火、候鸟保护合作,与蒙古国开展野生物种保护、防沙治沙合作。中国还与埃及、以色列、伊朗、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老挝、缅甸等国共同实施荒漠化防治、森林可持续利用、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系统综合治理、湿地保护、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等多方面合作。
  ——推动绿色投融资。中国政府部门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提高对外合作的“绿色化”水平。建立“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出台绿色产业引导政策和操作指南,为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提供制度保障。中国还积极探索将绿色金融理念应用到“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引导资金投向绿色环保产业。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为全球气候治理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与各国一道推动达成《巴黎协定》,为协定提早生效作出重要贡献。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节能低碳和可再生能源物资,开展太阳能、风能、沼气、水电、清洁炉灶等项目合作,实施提高能效、节能环保等对话交流和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六)有序推进海上合作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依托海上合作,发展海上贸易、互联互通和海洋经济,打造一批海上合作支点港口,维护海上大通道的安全畅通。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海洋科技、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防灾减灾、海上执法安全等多领域合作。
  ——互联互通合作。中国坚持公开透明和互利共赢的原则,与有关国家合作建设支点港口,发挥中国的经验优势,帮助东道国发展临港产业和腹地经济。中国企业克服困难,修复和完善瓜达尔港港口生产作业能力,积极推进配套设施建设,大力开展社会公益事业,改善了当地民众生活。中方承建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项目进展顺利,建成后将有力地促进斯里兰卡南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中国宁波航交所发布“海上丝绸之路航运指数”,服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运经济。
  ——海洋经济合作。马来西亚马六甲临海工业园建设加快推进,缅甸皎漂港“港口+园区+城市”综合一体化开发取得进展。中国与荷兰合作开发海上风力发电,与印尼、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国的海水淡化合作项目正在推动落实。与有关国家开展海洋油气和渔业捕捞合作,同时充分发挥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作用,为部分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海上执法安全合作。中国与东盟通过《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提升海上合作互信水平。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海警海上合作联合委员会等安全执法合作机制,与印度、孟加拉国、缅甸等国海警机构加强对话沟通,与巴基斯坦海上安全局开展机制化合作,共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
  ——合作机制建设。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海洋合作机制,积极推进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巴联合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中马联合海洋研究中心建设,在海洋与气候变化观测研究、海洋和海岸带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海洋濒危动物保护等多领域开展合作。成立中国-中东欧海运合作秘书处,在华设立国际海事组织海事技术合作中心。建立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机制、中国-东南亚国家海洋合作论坛、东亚海洋合作平台、中国-东盟海事磋商机制、中国-东盟港口发展与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海洋科技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中国-马来西亚港口联盟,筹建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合作中心、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等次区域合作平台。
  (七)深化人文社会及其它领域交流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离不开各国人民的支持和参与,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为民众友好交往和商贸、文化、教育、旅游等活动带来了便利和机遇。中国支持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文明互学互鉴和文化融合创新,努力构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各国民众相知相亲的和平发展格局。
  ——教育文化合作。中国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实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举办“国家文化年”等人文交流活动20次,签署了43项文化交流执行计划等政府间合作协议。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新建了一批孔子学院。举办“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活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获得成功。实施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等援外文化修复项目,向尼泊尔、缅甸提供文化遗产震后修复援助。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弘扬妈祖海洋文化。
  ——科技合作。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46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涵盖农业、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生态环保、新能源、航天、科技政策与创新管理等领域。设立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科技园区等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建设中国-东盟海水养殖技术联合研究与推广中心、中国-南亚和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一批合作实体,发挥科技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提升和促进作用。强化科技人文交流机制,仅2016年就通过“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资助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蒙古、泰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埃及、叙利亚等国100多名科研人员在华开展科研工作。
  ——旅游合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办“旅游年”,开展各类旅游推广与交流活动,相互扩大旅游合作规模。举办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丝绸之路旅游部长会议、中国-南亚国家旅游部长会议、中俄蒙旅游部长会议、中国-东盟旅游部门高官会等对话合作,初步形成了覆盖多层次、多区域的“一带一路”旅游合作机制。中国连续三年举办“丝绸之路旅游年”,建立丝绸之路(中国)旅游市场推广联盟、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推广联盟、中俄蒙“茶叶之路”旅游联盟,促进旅游品牌提升。体育合作也在蓬勃发展。
  ——卫生健康合作。中国重视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传染病防控、卫生体制和政策、卫生能力建设与人才合作以及传统医药领域合作。发表《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合作与发展布拉格宣言》、《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部长论坛苏州联合公报》、《中国-东盟卫生合作与发展南宁宣言》,实施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国-东盟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百人计划等41个项目。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扩大交流合作,设立中捷(克)中医中心等16个中医药海外中心,与15个国家签署了中医药合作协议。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备忘录》,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在新疆自治区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医疗服务中心,为中亚等周边国家提供医疗服务。
  ——救灾、援助和减贫。中国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叙利亚的人道主义行动,长期派遣援外医疗队赴周边国家和非洲开展医疗救助。积极参与国际防灾减灾,派遣国家救援队及医疗队参与尼泊尔地震救援,向马尔代夫、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瓦努阿图、斐济等国提供紧急救灾援助。向受到“厄尔尼诺”影响遭受严重旱灾的非洲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实施湄公河应急补水,帮助沿河国家应对干旱灾害。向泰国、缅甸等国提供防洪技术援助。开展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等活动,提供减贫脱困、农业、教育、卫生、环保等领域的民生援助。中国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生改善事业,实施了一系列惠及普通民众的公益项目。
  ——便利人员往来。中国与巴基斯坦、俄罗斯、菲律宾、塞尔维亚等“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缔结了涵盖不同护照种类的互免签证协定,与哈萨克斯坦、捷克、尼泊尔等15个国家达成19份简化签证手续的协定或安排,阿联酋、伊朗、泰国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或办理落地签证入境待遇。
  四、合作机制:从官方到民间
  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合作机制是实现政策沟通的有效渠道。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多层次合作机制,加强沟通协调,增进政治互信,为深化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高层推动
  高层访问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助推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的出访足迹遍布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是高访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得到了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回应,形成了包括凝聚合作共识、签署合作协议、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等一系列丰硕成果。
  (二)战略对接
  中国努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沙特阿拉伯“西部规划”、蒙古国“草原之路”、欧盟“欧洲投资计划”、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波兰“负责任的发展战略”、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土耳其“中间走廊”倡议、塞尔维亚“再工业化”战略、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亚欧互联互通合作、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中国愿意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推动实施。
  (三)双多边机制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合作机制。双边对话是政策沟通的主要渠道,中国与有关国家不断强化双边机制作用,服务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产能合作、人文交流等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领域合作。中国政府部门还将建设若干国别合作促进中心,推动已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加快落实。中国重视维护和促进多边机制作用,通过上合组织峰会、亚信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等多边平台,开展合作对话。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等大型展会,发挥经贸合作的桥梁纽带作用。以领事磋商等为平台,完善外交协调机制,为共建“一带一路”创造有利的人员往来和安全保障条件。
  (四)“二轨”对话及交流合作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政党、议会、地方、民间等交往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广泛凝聚共建“一带一路”的各方共识。加强智库交流合作,建立“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等合作机制。中国政府在北京大学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与发展中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培养政府管理高端人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有关国际智库发起成立了“丝路国际智库网络”(SILKS),打造国际智库合作平台与协作网络。促进媒体交流合作,举办媒体论坛、人员互访等活动,开展供版供稿、联合采访、合作拍片、研修培训等合作。推动妇女、青年、创业就业等领域交流,分享促进社会公平进步的理念和经验。这些覆盖广泛的对话交流活动,与政府间合作相互促进,为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营造民意基础。
  五、愿景展望:从现实到未来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与世界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广阔机遇,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快车,共同谱写合作共赢新乐章。
  我们共同的未来应该是更加光明的未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利益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组成部分,全人类的利益则系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平等的共同体,应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建设一个各国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平的共同体,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建设一个各国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平解决分歧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繁荣的共同体,应坚持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建设一个开放发展、包容增长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文明的共同体,应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建设一个海纳百川、多彩多姿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绿色的共同体,应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建设一个绿色低碳、永久美丽的世界。
  共建“一带一路”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助力。亚欧大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地区。促进亚欧大陆及附近海洋的高水平互联互通,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将进一步发掘这一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增进各国的思想交流与文明的互学互鉴,共同实现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共建“一带一路”也是开放的,中国欢迎感兴趣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以不同方式参与合作,让成果惠及更广区域、更多人民。
  ——非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伙伴。中非之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双多边关系密切。非洲部分地区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发达。长期以来,中国从非洲各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为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非互利合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并进一步将亚欧大陆和非洲紧紧联系在一起,促进亚欧非携手发展。
  ——中国欢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重要的新兴市场,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致力于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有关国家对接发展战略,用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和合作方式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
  ——大洋洲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向延伸地区。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安排备忘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太平洋岛国加快自身发展,深化与中国的南南合作创造了新的机遇,岛国对此态度积极,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第三方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共建“一带一路”是公开透明的合作倡议。中国愿意与有关发达国家一道,发挥技术、资金、产能、市场等互补优势,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遵循市场规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促进互利共赢。
  结束语
  中国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更是负责任、有担当的实践者。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积极进展,初步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局面。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缓慢复苏,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历史尤其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当今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互联互通,各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结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面向未来的发展新格局,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共同探索新的增长动力来源。
  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也愿与各国共同丰富“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和实践,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建设更具活力、更加开放、更兼稳定、更可持续、更多包容的全球化经济。

来源时间:2017/5/11   发布时间:201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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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道炯:全球化的道路上,中国下一步如何走?

作者:査道炯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
  “全球化”这个名词在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流行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国际政治和中外关系的时代背景影响着我们对相关话题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存在“中国(如何,甚至要不要)参与全球化”这个命题。其中隐含了某种全球化和中国的变化是两条平行线的认知。
  近几年,在中国在全球的国别经济总量、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量、跨国投资流量中的国别地位上升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如何)引领全球化”的命题。如今的讨论,基本剔除了“要不要”的成分了。例如, 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后,在中国的媒体和一些智库报告里出现了不少以“中国药方”、“中国模式”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的表述。在回顾和归纳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所贡献,是一个正常且正面的发展。国外也有这种需求。但是,假如我们沾沾自喜、用“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态度对待既有的国际经济规则,那将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其实,当代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与全球化不是两条平行线。不论如何定义“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并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没有今天的全球化。至少在跨国经贸往来的量和幅度上,全球化的程度不会有这么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经常性地发布数据显示不同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2016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此前五年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5%。 根据预测,在2020年底前中国经济有望继续贡献30%的全球经济增长。类似数据为我们描述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分量;同时也提醒我们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程度。
  我们粗线条地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轨迹,也不难看出: 中国在1978年12月举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向,是全球化道路摸索的一部分。在联合国框架下于1948年成立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其基本运作逻辑是让“比较优势”的跨国效应得以发挥。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的增长战略,集中经营矿产、农业等原材料产业;初级产品出口运往北美和西欧,对那里的加工业和金融业做出贡献。而北美和西欧则作为拉美市场的金融和投资来源以及机械和日常消费品的提供方而与之对接。巴西等数个拉美国家的GDP增长率,一度是长期在两位数区间。但是,以1973年发生的秘鲁军事政变,将矿产等资源收归国有为标志,“全球产业分工”的实验开始结束。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世界经济危机从在巴西、墨西哥等有过高增长记录的国家开始。“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就源自对二战后拉美的经济后劲乏力的总结。
  在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的是“出口拉动”的增长道路:通过进口应对原材料的稀缺、引进机械设备并创新研发、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有价格竞争力的加工品,向全球消费者出口。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起飞。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提供了一种惊醒:东亚的增长模式也是脆弱的,更何况其经济规模和潜力也有限。
  二战后三十年,非洲大陆依然饥荒和战乱不断,是唯一占全球贸易比例比战前萎缩的大洲。当时对非洲发展前景的评估,基本是悲观的。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以冷战两大阵营划线的“东西贸易”格局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明显迹象。
  这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使得当时的全球经济增长找到了新的增长机遇。从当时的中国经济所能做的贡献而言,微不足道。但是,开放给“向每个中国人多卖一寸布料”的跨世纪梦想创造了空间。中国所选择的增长模式,与日本和“四小龙”的道路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大陆。这样,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因此而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各方互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在全球化的道路上,也是充满争议的。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还是新的经济融合?中国的经济主权如何保护?引进外资后,如何“与狼共舞”? 围绕如此等等的问题的讨论,在过去四十年的学术和政策辩论过程中进行了多轮回合,都很严肃。1986年,中国要求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当时用的政策表述是要求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而不是申请或者是需要谈判的问题。1998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收购中国》的书,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参与程度,记录了诸多中国人的忧虑。
  在2016年,类似词汇已经变得有些生疏了,因为它听上去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自从2002年中国成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以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贡献者和受益者,这一点是国内外都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在经历一些重大的挑战,中外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一些做法,在国外被称作“逆全球化”,也是可能的。
  今天在一些国家和社会出现民众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出现一些减少与外资互动的程度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个新的现象,也不足为怪。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所处的全球化的过程的一个环节。
  “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贡献
  实事求是地说,“一带一路”的构想是国际层面众多类似举措的继续。战后数十年间,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参与了由众多的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牵头组织的中亚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联通亚洲和欧洲经济的项目。至少就知识背景而言,中国自己的“丝绸之路”构想设计,从中得到了启发。
  更为重要的是,由国际机构或其他国家推出的中亚经济发展规划和项目,成功的部分,为中国推动自身的构想提供了先例;失败的部分,为中国的相关机构提供了教训。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中方并不具有能快速改变状况的魔力。也许正是出于类似认知,中国的领导人强调中方期望与认同这个构想的国家一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性内涵而言,中方的倡议与既有的倡议并没有区别: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实,中文里用来表述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特别是与邻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一词,便是从英文中的connectivity翻译而来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西进”或者说“告别太平洋”的战略。这种观察的基础是:传统上的依靠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战略遇到了麻烦;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TPP)谈判不包括中国,更为严重的是,围绕东海和南海的争议使得中国与美国及其在东亚的盟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长期、全面对抗的时代。这是在国内外新闻评论中特别流行的解读。
  其实,中国没有降低依赖太平洋经济圈的选择,这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和人文地理所决定的。中国也只有继续经营好它与太平洋地区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才有基础去牵头推动“一带”或“一路”的建设。因此,2012年以来,中国采取了包括在上海、天津、福建等地设立自由贸易区,与韩国、澳大利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中国、日本、韩国自贸区谈判,加快美国谈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经济外交措施。与此同时,正因为中亚国家有着长期的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交往的历史,中国要想看到它推动的项目在这些国家取得成功,就必须与其他大国之间找到利益交汇点。
  所幸,中国与美国围绕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已经展开了多年的合作,而且双方都需要对方的持续合作。同样,中国与俄罗斯,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已经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形成了一套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习惯性做法。
  与联通亚洲和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未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景如何,中国更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海洋所提供的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竞争条件。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可以选择的合作伙伴非常广阔。哪怕是在港口、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只有在当地的各种力量都感到舒适的时候,来自境外的资本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今天我国之所以有能力推出“一带一路”的构想,重要的物质基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而这个成就得益于过去几十年来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未来,我们还是需要依赖一个稳定的境外经贸环境。所以,我们所说的“中国方案”、“中国药方”,不能是理解成也就中国能解决全球的问题了。在我看来,中国没有必要去牵头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组织、“小联合国”。同样,一项多边活动、一个议题的讨论,不由中国作东,我们也应该去努力找到共通点,让它成事,“一带一路”是个对全球化有贡献的构想,但是,对这个构想的推进,不能太急。现在有些观察和评论,有点像隔一天数一下,有多少项目或者多少钱花出去了。另一种情绪是看到一些国家很乱、很穷,因此而怀疑整个努力是否会有效果。回想一下四十年前的中国,那个时候我们也很穷很乱。我想要有耐心。
  第三种情绪是走进了“地缘政治”的极端,把“一带一路”就是理解成一堆朋友来应对美国牵头的TPP,然后去建设出一些战略支点国来。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来说,中国不是它唯一的伙伴选择,而且,对它而言,伙伴越多越有利,其中包括TPP(或者其他的组合)成员国。
  从长远看,“一带一路”用的不是军事手段,也不是操控货币政策手段,更不是大国间争盘割地的手段;它对全球化的贡献在于立足于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从本质上而言,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来中国从事基建、加工业生产的情形是一样的。慢慢地,中国也就从一个资本净流入国转变成了一个资本净输出国。未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的发展进度不会一样,其中所取得的成功,有多少成分是来源于与中国交往的贡献,也不容易甚至不可能量化。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促进发展对方的经济,我们就能在“全球化”这部大历史书中站稳脚跟。
  几个值得跟踪研究的课题
  在国外,特别是欧美社会,全球化受到广泛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崛起”。这个表述,在欧美社会的国际局势语境中,隐含了欧美在全球的地位和福利因此而受损的意思。那种思维有没有道理,不是我们要去争辩的。体现在中资企业到一些发达国家去投资时,“国家安全”审查的话题越来越突出。例如,英国的欣克利角核电站扩建项目,虽然反应堆是法国企业提供的,中资仅仅是出了资金,而且持股的比例也不高,为什么项目立项波折过程中,“中国”被突出出来?
  出现这种情形的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抱怨中国的市场对它们的投资不再友好,限制太多。当然,不同国家市场的开放程度,没有可用来对比的标准。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回答外国政府和企业对中国的抱怨。一个途径是做一些统计,做一些基准的分析,比如外国的资本、企业和人员在中国的存在,包括对这些存在的历史性回顾。这样做,有利于回答一个问题:外国(企业、人员、资金等)在中国经济中,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存在。有了这些基础性的信息,“同舟共济”的逻辑就比较容易引起国际上的共鸣。
  围绕中国如何把握下一个环节的全球化过程的话题,我想,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做跟踪性研究。
  一是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问题。欧美目前的这一轮“反全球化、去全球化”思潮,落实到它们政府的国际经贸政策,很有可能归结到开放对等(reciprocity)的要求。达成双边或少数多边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促进协定,是应对途径之一。那么,在(还)没有自贸区的情形下,也被要求对等开放,怎么办?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我们都要求“包容性发展”,能不能形成足够的应对力量呢,特别我们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
  二是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问题。中国这方面已经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2016年,中国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为此做出了努力,发挥了重要的政策智力支持作用。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决议批准该组织成为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机构。中国举办G20时推出的“共享”发展理念,有必要惠及中国和外国的精英人才。中外关系的稳定,也有赖于进出中国的跨国精英自身的利益和对中国社会友善程度的口碑。
  三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全球经济合作中的道德问题。不能是有生意就做。例如,在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和进口,需要终端用户核实。再如,为了应对人工合成毒品的泛滥,对药品和半成化学品的出口和进口都需要更严格的管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四是跨国贸易条件中的环保问题。
  五是劳工标准问题。
  可以列的问题还很多。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道德成分越来越高。不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必由之路。如果问我在“中国与全球化”这个话题上有什么需要强调的话,我想,在一个广义的财富追求的道德层面,我们必须扩大中外之间的认同。唯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有了钱生意却做不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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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7/5/10   发布时间:201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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