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兴杰  来源：FT中文网

　　近期的朝鲜半岛局势正在迅速变化。朝鲜正在发泄上个月郁积的怒气，不但在联合国就朝核问题举行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再次尝试发射弹道导弹，而且在言辞上丝毫不相让，在与美国的口水大战中不落下风。而美国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排除将来合适的机会要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见面。半个月之前的剑拔弩张是不是真的已经消弭于无形了呢？美国和朝鲜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呢？
　　就朝鲜半岛而言，其秩序的构建一直是外生性，朝韩虽然是名义上的主角，但是最终还是大国政治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中美俄三角关系至少左右着半岛局势的走向。未来朝核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取决于中美俄三角关系的良性互动，至少是在无核化问题上的坚定的立场和意志力。
　　在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中，在美国的高压之下，金正恩憋着的火没有完全发出来。美国的航母没有及时抵达，但是，朝鲜也没有进行第六次核试验或者远程导弹发射，在“太阳节”没有发泄出来的怨气，在建军节也没有发泄出来，只是进行了火炮演练。特朗普玩了一次“狼来了”的游戏，而朝鲜的反应至少说明，美国对朝鲜的威慑还是有一定效果的。美国对朝鲜的威慑并不是依靠一个航母打击群，而是对朝鲜非常可信的生存压力。
　　此前一直有报道说，朝鲜的核试验已经准备就绪，但是今年“太阳节”朝鲜只是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阅兵，还展示了一些真假难辨的远程导弹。4月16日，朝鲜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但是失败了。4月29日的导弹发射也失败了，更重要的是，导弹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朝着海面发射，这与美国航母要来的消息也不无关系。无论如何，都可以看到，朝鲜的核导能力远没有自己吹嘘得那么厉害。如果朝鲜的核导能力非常稳定和成熟的话，未必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退缩。对朝鲜来说，真正的拥核，就是对美国本土构成核威慑力。
　　“卡尔·文森号”唱了一出空城计，也在很大程度上检测了对朝威慑力的效果。但真正起到威慑作用的并不完全是航母，而是一连串的“大动作”。最重要的是“习特会”，中美两国元首会面并就朝核问题达成了重大的共识，那就是朝核问题已经到了很危险的时刻，中美两国要合作解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中美两国不会因为朝核问题而对抗，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沟通。
　　美国方面，除了航母之外，对叙利亚的空袭意味着特朗普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而这本身就是对朝鲜的威慑。此外，美国还在阿富汗使用了超级炸弹，被称为“炸弹之母”的非核炸弹，威力巨大，可以摧毁地下军事设施。这种炸弹从2003年试验之后，并没有用在实战战场上。在这个节骨眼上，在阿富汗战场使用这样的炸弹，可能是美国军方战术的调整，而这对朝鲜的震慑也应该是有的。对朝鲜这种多山国家，相比于航母打击群，这种特殊武器应该更适用。
　　回顾一下朝核发展的过程就能知道，大国之间的分歧和嫌隙才是朝鲜的机会。中美两国其实是给朝鲜画下了“红线”，就是不要再进行核试验或者远程导弹发射。只要朝鲜相信，越过“红线”就意味着战争的话，从而不敢越过“红线”的话，这出戏就算成功了。在“太阳节”前一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认为朝核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与此同时，中国国航北京到平壤的航天宣布取消。
　　假设中美两国在4月这个关键节点没有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朝核危机的临界点很可能会提前到来。“习特会”以来中美之间的重大共识及其合作，尤其是两国领导人高频率的通话磋商，给朝鲜带来了真正的压力和威慑。
　　中美两国在去核的问题上是有共识的，但是去核的路径上是有差别的，中国还是希望能够实现和平去核。当然，和平去核更需要中美之间的合作，如果没有有效可信的威慑的话，朝鲜并不会坐下来谈判。特朗普在白宫召集参议员们听取五角大楼、国务院关于朝核问题的通报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正式表达了和平去核的意愿。可以说，美国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和平去核的意见，至少特朗普的态度是这样的。中美元首会晤期间，习近平也向特朗普介绍了朝核问题的复杂性。此外，朝核问题极其复杂，一旦动武，带来的连锁反应恐怕没有一方能够真正控制得住。
　　从接受和平去核到宣称可以与金正恩会面，特朗普的政策正在回归，甚至可以说这和奥巴马类似，是特朗普版的“战略忍耐”。特朗普对朝核问题的认知与其一些内阁成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最关键的问题是，特朗普会不会将朝核问题作为美国外交的最优先事项，如果不是的话，“忍耐”就变成了可能。
　　然而，实现和平去核需要大国协调，尤其是中美俄三国的协调。美俄关系依然存在不小的问题。美国在联合国就朝鲜4月16日的导弹发射提出谴责，但是遭到俄罗斯的发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两国外长会谈也没有弥合双方的巨大的分歧。在朝核问题上，俄罗斯的态度比较暧昧。俄罗斯的优先考虑还是叙利亚，而叙利亚问题和朝核问题越来越勾连在了一起。一是朝鲜和叙利亚已经是“难兄难弟”，相互支持。二是俄罗斯将朝核视为撬动大国关系的工具。如果美国不在俄罗斯关注的焦点问题上做出让步或者妥协，那么俄罗斯可能就会打朝核牌。
　　中美俄三角关系正在重建，但是与1970年代已经有了根本区别，俄罗斯的地位是在下降的，但是俄罗斯拥有核武库和巨大的地缘空间。朝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都算是俄罗斯的周边问题。没有俄罗斯的合作，和平去核可能就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黑洞。不能不说，中美俄三方在半岛问题上的认知和感受是有温差的，也正如此，朝鲜才如此任性，半岛无核化还看不到曙光。
　　朝核问题无论从技术还是战略上都到了一个临界点。尽管近期中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对朝鲜构成了威慑，但如果中美俄三国之间不能在这一“临界点”上形成共识，朝核问题被各方“工具化”，最终结果就是一场“灰犀牛”事件：因为大国政治、大国协调的失败，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最终让朝核这头“灰犀牛”加速奔跑并冲向围观人群。

来源时间：2017/5/9   发布时间：2017/5/9

旧文章ID：13136

作者：邓聿文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前不久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对反贪局长侯亮平说，对腐败分子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查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只要他违法犯罪，就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而在电视剧中，该省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高育良、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等一干大老虎因腐败而被绳之以法，算是兑现了诺言。
　　不过证之现实，虽然类似的表述在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出现过，但从迄今为止落马官员的层级来看，也许“下不保底”做到了，但“上不封顶”的“顶”与大众的期待以及与中国实际存在的腐败来看，尚有很大差距。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轮反腐，是中共建政以来力度最大、波及面最广的。根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因腐败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含军队），超过了200名，包括多名现任中央委员，以及上届常委周永康、上届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等。然而，即使如此，民间对此轮反腐仍然颇有微词，从领导人发起反腐伊始，一些指责反腐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如运动式反腐、选择性反腐，领导人借反腐清除异己、搞权力斗争等。随着本届领导人第一个任期接近尾声，对反腐的上述看法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强化趋势。
　　客观地看，我们不应怀疑领导人对腐败的痛恨及反腐决心，以为那些对反腐的宣言式表态是在唱高调，而非出于真诚，如果这样来看待本轮反腐，是囿于历史成见。根本上，反腐不是由于哪个人喜欢，而是腐败本身危及到执政党的统治，是出于保政权之需要和目的，正如领导人多次强调的，不反腐，将会“亡党亡国”。如果这话在过去仅是说说而已，但这次确实让领导人感到有“亡党亡国”之危险。从这个角度看，不论谁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必须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以赢得党心民心。
　　但是，前述对反腐的各种“微词”并非没有道理。反腐到目前，遇到了“天花板压力”或者瓶颈。这个词是我造的，指的是反腐迟迟受制于现有层级的压制，突破不了，一旦突破，整个政治生态的平衡系统就有可能被打破，会引起一种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就好像天花板被捅破，整个被天花板遮蔽的一切会暴露，那些日久结成、附着在天花板上的“尘埃”掉下来一样。
　　那么，反腐为什么会存在“天花板压力”？或者换种说法，“天花板压力”是在反腐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还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倾向于后者，但也认为随着反腐的推进，最高层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
　　这里涉及反腐的底线问题。在我看来，尽管这场反腐败运动轰轰烈烈，而且至今尚未见到收尾迹象，但领导人和执政党高层在发起这场反腐运动之初，是预设了三个底线的，无论如何，它们不能突破。这三个底线是：红二代不能反、现任的政治局成员不能反、退休的中共元老不能反（周永康案之后）。
　　先说第一个底线。在至今落马的官员中，未见红二代子弟。红二代自己的解释是，红二代比较清廉，江山意识强。这个解释是经不起推敲，也不符合事实和传言。的确，红二代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有一部分对财富的观念相对淡薄，但作为一个群体，如果说红二代中没有贪腐现象，是不可信的。人性从本质上都一样，没有人天生就是贪官，断言农民的子弟更容易贪腐，是一种腐败上的“血统论”，不可取。从腐败的发生来看，越接近权力，腐败的机会更多。不说那些高级官员，以小官巨贪为例，像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就是一个典型，只是因为掌握着项目的审批大权，几年时间就贪腐2亿多元。
　　因此，红二代中至今不见贪官，解释只能是，反腐败有意避开这一阶层，或被阻挡。因为对于领导人而言，红二代是红色政权的天然支持者。本届政权特别强调江山意识，强调祖宗打下来的江山不能在这一代丢掉，这恰是整个红二代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故无论如何，反腐败不能指向他们，如果红二代中出现落马腐败分子，一方面会引起整个红二代的不满，动摇领导人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向民众证明，红二代的“基因”天然正确。
　　相比反腐不下红二代带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内，现任政治局成员和前任元老免于腐败指控，则更多带有权力平衡、维持整个高层团结和整体大局的考量。本轮反腐到目前，落马官员最高层级只到现任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和苏荣，虽然政协副主席也是副国级，但其权力含金量无法同政治局成员相比，甚至比不上一个大权在握的省委书记，如近两年落马的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或者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兼市长黄国兴。而在江胡时代，都有现任政治局委员落马，如陈希同、陈良宇等，虽然他们的落马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腐败不过是披个外衣，但毕竟触及了政治局这一层级。
　　造成本轮反腐不动政治局奶酪的原因，据我观察，在于领导人发动的这次大规模高强度反腐，必须得到高层支持，如若领导人为讨民众喝彩，把腐败矛头指向权力核心层，在权力寡头里进行反腐，难免会引发政治内斗，造成党的分裂，出现又一个“薄熙来事件”。假如这样，反腐不但推行不开，还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反腐伤害到执政党。虽然官僚队伍腐败严重，但如果执政党核心层没有出现腐败，至少能给社会一点好印象。从这个角度看，海外不时爆料某个政治局成员涉腐，将不久被拿下，如果不是像官方指责的“别有用心”，就是不了解本轮反腐的目的和高层权力的运作。从海外的曝料来看，不排除有被曝料对象的政敌有意要将反腐引入更高层，但曝料这么久迟迟未见曝料对象落马，说明反腐一旦涉及权力核心层，就会被领导人过滤掉。
　　既如此，如何看待周永康案？这应该是个特例，因为他牵涉薄熙来案，根据一种说法，拿下周是前朝的核心和实力人物共同作出的决定，我认为这种说法成立的。另外，周长期掌管的政法系统作为强力部门，如果不拿下周，清除周的势力，对领导人威胁很大。而且拿下周永康，从领导人来看，通过周案（以及令计划案、徐才厚案、郭伯雄案）可以对权贵敲山震虎，令他们对自己尊重。但也正因周案震动太大，所以不能让反腐在权力核心层和退休元老中扩大，出现第二起“周案”，以免权贵们孤注一掷，联手反击，造成双输。毕竟元老们的能量很大，一旦元老倒下，牺牲的就是一大片。搞得不好，会造成整个权力体系的不稳，甚至崩盘，故可说，不会有退休元老步周后尘。
　　我认为，这三个“底线”保证了反腐至今推行起来很顺利。若不出现大的意外，今后它们也应不会被突破。然而，在威权国家，没有单纯的反腐，与反腐伴随的，是权力的重新洗牌，因此，威权国家反腐的一个特征是不可预测，假如在反腐过程中某个环节没有控制住，就如郭文贵最近在海外频频曝料，不排除反腐会突破“天花板压力”，届时，反腐是否会导致政治失控，就很难说了。
　　邓聿文是中国独立学者，自由写作者，时政评论家。

来源时间：2017/5/9   发布时间：2017/5/9

旧文章ID：13135

作者：杨毅  来源：环球时报

　　经贸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压舱石”，尽管目前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利益矛盾，但是中美两国经济关系 “相互依存”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在政治领域，虽然中美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样，甚至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相比前两个领域，中美安全关系则不容乐观。
　　安全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是衡量国家之间关系的“高端政治范畴”，也是区分“敌、我、友”的重要标志。在冷战时期，为了应对前苏联的军事威胁，中美两国的安全、军事关系曾经是两国关系破冰、建交的主要动力。苏联解体后，随着最大的军事威胁的下降，中国在美国的战略天平上的重要性一度减小，后来随着中国综合力量的上升，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变化，两国军事关系又在朝着“负能量”方向发展。随着中国的持续强劲发展，两国在安全领域内的关系还存在着比较大“零和”色彩。当前，正确地把握两国安全、军事关系对于稳定和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正确对待两国军事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防止恶性竞争。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国防与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引发了美国的“战略焦虑”。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和防御性军事政策，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不但可以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也将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然而，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主要手段之一，确保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和地区享有绝对的优势与主导权，是美国的战略哲学。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对于中美两国军事力量的差距鸿沟缩小，有一些不太健康的战略忧虑，担心中国会挑战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利益。但无论美国高兴不高兴，中国都会继续发展军事力量，以积极的心态对待中国军事力量增长，与中国发展平等、互不威胁的军事关系才是唯一的选择。
　　其次，加强坦诚战略沟通，促进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
　　在很长的时期内，中美安全、军事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往往是两国关系波动的“抵押品”和“牺牲品”。中美关系一旦紧张，两国军事关系就会“最先中断”，“最后恢复”。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各种对话机制的健全和对话渠道的增加，两军关系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常态。这对增进相互了解，防止战略误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后，还要进一步在战略目标、军事理论、战略意图等领域进行坦诚沟通，防止因为误判而导致两国军事关系，乃至两国整体关系的紧张。
　　第三，降低各自作战理论、兵力使用的“敌对性”色彩，防止安全关系恶性联动效应。
　　作为军事大国，中美两国双方军事力量的部署、作战理论的调整、武器装备的研制等都具有互为因果关系的联动效应。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发展了和继续发展着一系列军事装备和应对方案，这丝毫没有针对美国进行主动威胁的因素，但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来讲则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则认为这些是排斥美国军事力量的正常展开与运用。于是就针锋相对地发展抗衡“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空海一体战”和“全球快速常规打击力量”等作战理论和作战力量。如果中国感受到了美国这些作战理论和作战力量的威胁，针对性地发展对抗力量，如此一来会跌入恶性联动循环之中。
　　第四，完善危机管控机制，降低中美军事冲突风险。
　　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战略部署的加强，美国海军、空军60%的作战平台将部署在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与此同时，美国还强化了针对中国的“抵近军事侦察活动”和挑战中国领土完整与海洋权益的“自由航行”行动。
　　另一方面，中国海空军的飞机、军舰训练、演习以及执行国际“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数量和频率也在增加。中美两国军舰、飞机在同一个海域和空域行动增多，因此引发意外事故的概率客观上在上升。为此，除了坚持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和双边达成的“行为准则”进行军事活动之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机制。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要及时管控、沟通，防止升级、扩大事端，并引发恶性循环。
　　第五，妥善处理好安全热点问题，防止“第三方因素”破坏两军关系。
　　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存在着诸多的安全热点，如：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东海、南海。这些热点问题直接涉及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甚至核心利益。中美两国在这些地区没有直接的领土争议，没有兵刃相见的理由。但是美国出于承担“双边军事同盟”，或者“多边军事同盟”的义务与承诺，特别是直接军事介入中国与相关方的争议，就有可能把中美两国拖入军事冲突的危险之中。在这方面，要特别警惕日本挑动中美对抗，日本以协助美国的名义行使“集体自卫权”来参战，并借此把自己“洗白”。
　　妥善处理好以上的敏感议题，才能确保中美安全、军事关系平稳发展，为中美两国整体关系提供积极的支撑。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成功，使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也要看到，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还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挑战与困难。需要我们以高度的战略紧迫感加速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强大，才有实力、有把握促使中美两国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作者是解放军海军少将)

来源时间：2017/5/8   发布时间：2017/5/8

旧文章ID：13130

作者：李硕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政府高层幕僚近期就是否撤出《巴黎协定》的问题展开了数轮讨论。尽管讨论中尚存不同意见，但决策正在向着退出《巴黎协定》的方向发展。种种迹象表明，白宫针对这一问题的斟酌已进入收官阶段，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在近期决策，宣布美国的最终去留。
　　美国是否留约不仅影响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基本格局，也关乎中国切身利益。在未来可能短至数日的战略窗口期，中国应动用多方面外交力量，力挽美方于巴黎体系之内。
　　4月27日和5月1日，白宫召集高层幕僚对美国国际气候政策进行讨论。与会者认为有必要下调美国国家自主贡献（NDC）的力度。但对这一做法是否有违《巴黎协定》的规定存在明显意见分歧。主退派认为，《巴黎协定》第4条第11段对各国调整自主贡献，以加强其力度水平的规定，将为美国下调自主贡献带来国际法方面的履约风险和国内法方面的诉讼风险。主留派则坚持《巴黎协定》该条款并无法律约束力，况且《巴黎协定》也没有强制要求缔约方不能下调其自主贡献力度。
　　两轮交锋，以环保署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和白宫策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首的主退派略占上风。白宫决策的天平正朝对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为首的主留派不利的方向倾斜。
　　白宫决策尚未参考却举足轻重的因素，是国际社会对美国退约的潜在反响。尽管本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尽显前所未有的“内向性”和“非理性”，但国际社会对美国退约所施加的压力，仍是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权衡的一项因素。白宫目前的僵局，恰好可能把外部声音促使美国悬崖勒马的效用进一步放大。
　　中国在影响美国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巴黎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美两国合作的政治产物，是中美双方政治家的共同遗产。《巴黎协定》中的众多原则和条款无不渗透着浓重的“中美基因”，甚至两国自主贡献中的关键信息，也是在2014年11月的中美元首峰会期间共同宣布的。
　　其次，中国早前已对美国进行不点名喊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强调，《巴黎协定》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共同坚守，不能轻言放弃。
　　假如把美国气候行动类比为一个上市公司的战略决策，那么中国就是这家公司最大的海外股票持有者。中国不能对该公司业绩下滑坐视不管、袖手旁观。在收盘前发声不仅是影响美国决策走向的孤注一掷，更是在美国濒临退约绝境上的“不后悔一搏”。在国际社会为中国日益提升的气候领导力刮目相看之时，英雄救“美”，助力国际气候政治的稳定局面，无疑是大国担当的重要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在力挽美国这一问题上并非孤军奋战。欧盟已在近期明确敦促美国应留在《巴黎协定》之内。德国环保部长巴巴拉·亨德里克斯（Barbara Hendricks）也将于近期访美。她此行的重点便是说服美国不要摒弃《巴黎协定》。
　　在与美国接触的尝试中，中方不妨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5月14日的“一带一路”峰会有可能与美国宣布最终决定擦肩发生，习近平主席的峰会主旨发言，能否对美传递适当信号？中美领导人日渐机制化的通话安排，能否被用于传递中方关于《巴黎协定》的关切和诉求？中方其他级别官员能否利用特设或例行记者会进行吹风？这些问题都是灵活、积极的气候外交所不妨探索的。
　　国际气候治理从不是一帆风顺的进程。中国在扮演好推动这一进程的“信风”的同时，也应对美国当下的这股“湍流”做好准备，适时予以回应。与促成《巴黎协定》时投入的政治心血相比，国际社会对保住该协定完整性的努力，目前还显得格外有限，这种局面需要立即改变。在中美联手为《巴黎协定》解锁两年后的今天，摆在中国面前的不是停滞不前的借口，而是一轮塑造国际气候秩序的新机遇。

　　（注：作者是绿色和平（中国）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7/5/8   发布时间：2017/5/8

旧文章ID：13129

作者：黃育川  来源：FT中文网

　　贸易和汇率问题主导着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议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Mar-a-Lago)商定的100天计划将专注于减轻双边贸易失衡。但是，特朗普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竞选言论，已让位于中国一直在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证据。
　　特朗普采取行动、准备征收钢铁进口关税这件事表明，贸易冲突仍有可能发生。然而，更重要的经济关切应该针对北京方面限制外国投资的制度。该制度对美国和欧盟(EU)都有负面影响。
　　从民粹主义情绪看，貌似美国有太多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了中国，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和贸易。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美中是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和贸易国，但过去10年里，美国对外FDI只有1%至2%流向中国。相比之下，韩国和日本都有大约20%的FDI流向中国。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对华投资这么少？
　　数据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低比例，因为全球很大一部分外国投资是通过避税天堂操作的，其来源被模糊。但国家间对比有助于消除这种扭曲。考虑一下经济规模（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8万亿美元）和对华双边贸易（超过5000亿美元）与美国相当的欧盟吧。过去10年里，欧盟每年流入中国的FDI大约是美国的两倍，约占欧盟FDI总量的4%左右，尽管在10年前，欧美流向中国的FDI比例大致相同。与此同时，荣鼎咨询(Rhodium)使用2008年至2011年报告的交易进行的对比显示，欧盟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领域对华投资都多得多。
　　尽管中国构成一个庞大并潜在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但人均自然资源量不高、安全担忧，以及产权执法不力，都被视为中国吸引美国FDI较少的原因。但是，面对类似的进入障碍，为什么欧盟对华投资增长得更快？
　　答案在于，欧盟在制造业方面的经济实力，对中国的市场需求构成更好的补充。欧盟对华出口最多的是机械和运输工具，以及面向高端消费者和工业企业的产品。这些部门带来FDI流入，以支持市场渗透、维修保养，并建立本地化产能。
　　相比之下，过去15年里，美国对华出口的前三大品类是油籽与谷物、航空航天产品，以及出人意料的回收废料（废金属和废纸）。这些品类都没有导致大量的FDI流入；对粮食和回收废料来说并不奇怪。至于航空航天产品，直到不久以前，波音(Boeing)一直没有在中国开设业务，而欧洲的空客(Airbus)早在2008年就在中国拥有制造中心，并随着中国增加国内航班而扩大生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近年数量变得可观的汽车进口中，近来中国从美国进口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欧洲豪华品牌的运动型多功能汽车(SUV)，如奥迪(Audi)和梅赛德斯(Mercedes)。这些车是在美国制造的，但根据中国的税收政策，它们能够以比在中国生产更便宜的价格进口到中国，而相关的FDI来源地被记为欧洲，而不是美国。
　　对华贸易关系说明了构成在影响FDI流动方面的重要性。制造业进口与投资在中国国内市场基本上受到欢迎，而且更切合欧盟的优势，而中国封闭的服务业则对美国产生更为负面的影响。对美国来说，较高价值的服务业（尤其是IT和金融业）更为重要。此外，许多在中国业务很扎眼的美国大公司——例如包括麦当劳(McDonald’s)等快餐品牌和酒店连锁店——都是以特许经营权方式经营的，美国公司并不拥有当地附属企业，而只是在特许制度下让后者使用自己的品牌，因此未必会出现在官方的FDI数据中。
　　说明这一问题的是，经合组织(OECD)把中国列为在服务业——尤其是通信、电信、法律、保险与金融行业——对外资限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而美国公司恰恰对这几个行业最感兴趣。
　　中美之间、中欧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已经谈判多年了。但是，与欧盟的谈判已被英国退欧(Brexit)打乱，而特朗普政府不愿签订一项将鼓励美国公司增加对外投资的协议。然而，对于许多正在或希望在中国经营的美欧企业来说，推动中国放宽FDI政策将创造商机，在国内造就更多就业机会。因此，推进达成双边投资条约应该是美欧议程上的优先事项。
　　本文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他的新书《破解中国难题：为何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Cracking the China Conundrum: Why Conventional Economic Wisdom is Wrong)将于7月出版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5/8   发布时间：2017/5/8

旧文章ID：13127

作者：王龙云  来源：经济参考报

　　特朗普政府日前公布庞大的税改方案，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并推动“属地制”征税原则。此举可视为今后数年维持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剂“补药”，但其副作用也不容小觑，不仅将美国向不可持续的高财赤和高负债方向猛推一把，还可能变成全球债务危机爆发的潜在推手。
　　根据美国智库“争取制定负责的联邦预算委员会”（CRFD）估算，特朗普的税改方案未来10年共减税5.5万亿美元。令人担心的是，一直寅吃卯粮的美国政府是否还有能力弥补由此造成的财政缺口。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增至约19.9万亿美元，每个美国公民，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耄耋老人，背负的国家债务达到6万美元以上。若新税改方案得以执行，到2027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GDP的比重将从现在77％的历史高位进一步上升至111％。预计到2035年，美国联邦债务将占GDP的180%，整个财政体系处于危险边缘。
　　美国财长姆努钦解释说，特朗普政府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税收抵扣以及弥补税收漏洞来抵消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他给出的路径是，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将促进经济增长3％以上，为美国政府带来数万亿美元财政收入，从而降低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上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美国经济今明两年分别增长2.3％、2.5％，跨党派的国会预算局估算未来1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仅为1.9％，而要达到降低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目标，美国经济增速需要保持在4.5％左右。
　　放眼全球，不少经济体正经历类似或甚于美国的债务困境（负债高企+增长不足），更令人担心的是，除了公共部门债务缠身，全球私营部门和普通家庭也负债累累。根据国际金融协会公布的统计数字，过去10年来，全球包括家庭、政府和公司在内的债务总额增加了70多万亿美元，2016年达到创纪录的215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325％。数据还显示，截至2016年底，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总额为55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总和的215％。
　　简单地说，全球债务急剧膨胀，大多源于2008年全面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宽松复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家庭、企业、政府都在低息环境中投身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货币盛宴。但货币盛宴终有散场的一天。目前，美联储已步入加息周期并暗示将在年内开始削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由此引发的融资成本上升、债务违约风险增加，在市场上已显露端倪。
　　发达国家的债务警钟再度敲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目前欧洲五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已经突破警戒线，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已成为全球经济近在眼前风险之一，并随时可能成为引爆全球新一轮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导火索。
　　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今年有1.1万亿美元的债券和贷款到期，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占偿债总额的1/5。国际金融协会警告说，新兴市场的整体债务负担随着全球利率开始上升，由此引发的担忧日益严重。估计不少新兴经济体也会与希腊一样，难以承受财政紧缩、信用紧缩与消费紧缩叠加的三重打击。总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策制定者将迎来又一次大考。（原题为《“高负债VS低增长”预示新危机》）

来源时间：2017/5/8   发布时间：20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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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媛媛  来源：澎湃新闻

　　主讲人：管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
　　主题： 第六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
　　时间：2017年5月7日
　　主办：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

　　【编者按】
　　第六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于5月7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在学术交流会中表示：中美经济结构性因素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加速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是中国避免与美国产生经济摩擦的最佳策略。
　　管涛指出，美国应该坚持过去70年代建立起来的基于多边规则的贸易体系。如果中美爆发贸易战，不但会两败俱伤，还会拖累全球经济。
　　另外，管涛表示，中国到了资本输出的阶段，需要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美国政府准备扩大基建投资是巨大的潜在合作方。美国大规模的基建计划会刺激美国经济，提振对大宗商品的一些需求，推高钢铁、水泥等商品价格，这对于提振中国出口是有帮助的，有利于缓解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剩压力。
　　但是如果特朗普政府相关经济政策兑现的话，特朗普政府时期有可能会重现紧货币、宽财政、强美元情况，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贸易摩擦可能加剧，对此中国需要多边应对策略。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管涛讲话的摘录：

　　这次我们是第六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开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每次都是研究中美经济问题，但是这次主题非常明显，因为美国政府换届以后，新政府有很多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会带来对美国经济、对中美经济关系、对国际经济体系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比较早就确认了把美国新政府下中美经济关系的走向作为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因为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所以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自然是关注的焦点，汇率又会影响贸易和投资，也必然成为中美经济关系或者经济政策协调甚至冲突的一个焦点问题。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美国新政府可能采取的税收政策、基建政策、金融监管政策，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是从四个方面：中美贸易、双边投资、汇率政策、美国政策溢出，这四个方面作为今年研究方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PIIE建立两个平行课题组对四个问题进行研究，在大家研究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一个联合报告。
　　下面把联合报告主要内容给大家做一个报告。首先讲一下我们联合研究的主要要点、观点。
　　第一个观点，我们课题组认为中美经济结构性因素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观点，现在中国实行的汇率政策是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
　　第三个观点，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中美双边投资是一种互利双赢的选择。
　　第四个观点，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是可控的。
　　第五个观点，加速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是中国避免与美国产生经济摩擦的最佳策略。
　　这是我们课题组五个主要的看法。具体到四个主要的问题以及政策建议，我们有这些观点：
　　第一，关于中美双方贸易。我们的看法是：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贸易关系是由两国之间互补性决定的。大家都知道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在人力密集型产业具有相对优势，美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农业具有相对优势。中美贸易关系的深化是使两国人民受益的，但是双边贸易确实存在不平衡，比如2016年根据美国统计，美国贸易逆差的46%是来自于中国，按照附加值估算的话，这个比例也是达到了将近三分之一。中美双边存在贸易失衡并不意味着两国在贸易关系中是一个赢一个输。但是特朗普政府却是非常介意双方的贸易赤字，我们认为如果中美爆发贸易战，不但会两败俱伤，还会拖累全球经济，美国应该坚持过去70年代建立起来的基于多边规则的贸易体系。
　　关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我们课题组认为从经济政策来讲，是两国国内储蓄结构的宏观因素决定，贸易对改革结构性因素是有限的。课题组展望，中国正处在经济再平衡状态，在优化国内投资和消费结构，有助于缓解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但是我们也关注到美国新政府可能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可能会加剧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个可能会影响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解决。
　　第二，关于中美双边投资。课题组的看法也是一样，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双边投资是互利共盈的，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增加很大，投资的行业分布也比较均匀，投资的回报也比较高。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些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ODI增加更快，2004-2015年间，平均每年增速是58%，当然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基数比较低，所以相对增速比较快，但是绝对量和美国比起来还是比较小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双边直接投资的往来进一步加快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直接投资的问题上都存在很多关切，美方主要关注的是中美两国开放程度不平等问题，比如说美方比较关注中国服务行业外资准入还存在一些壁垒，不利于外国资本进入。中方一方面强调中国和美国两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可能开放程度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中国也关注美方在国家安全审查方面对于中国投资的障碍。
　　课题组认为：中美两国加强双边投资往来，积极推动双边投资协议的签订，对两国都是大有裨益的。高标准的和现实的中美双边投资协议，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欢迎更多的外国投资，尤其是能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的领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到了资本输出的阶段，需要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特别是美国政府准备扩大基建投资，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既有资金也有技术，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是有合作潜力。在充分认识两国国情基础上，课题组认为中美双方应该致力于达成高标准的、现实的中美投资协定。
　　第三，关于汇率政策。课题组的看法是，特朗普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美元的上涨，由于特朗普的增长和就业政策可能会扩大财政赤字，会推高通货膨胀，可能会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加息，美元上涨会对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贬值压力。确确实实，最近这两三年来，中国的外汇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是资金大量流入，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但是最近这两三年中国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出，人民币面临的是贬值的压力，而且顺应这种市场趋势以及一些基本面变化，从2015年8月11日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幅度的调整。但是贸易顺差，贸易收支并不是中国汇率政策调整的立足点，2015年起动的8.11汇改主要是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可自由使用操作性方面的需要。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中国当局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使用外汇储备去支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也是在主观上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避免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可能是中美双方中期的共同利益。
　　课题组认为：中美在汇率问题上有政策协调的基础，我们欣喜的看到特朗普政府没有坚持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在4月份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里面明确中国不属于货币操纵，这是一个很喜人的成果。中国将会继续致力于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并提高汇率政策的透明度。
　　第四，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影响。美国经济政策将会在税收政策、基建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方面有一些变化。课题组的看法是，关于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从税收政策调整来看，减税在短期内是有利于提振美国经济，但是长期看可能会扩大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在短期内有可能会加速中国资本流出压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美国减税计划可能也会倒逼中国的税收改革。美国大规模的基建计划会刺激美国经济，提振对大宗商品的一些需求，推高钢铁、水泥等商品价格，这对于提振中国出口是有帮助的，有利于缓解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剩压力。而且中国也可以在基建行业和美国进行一些合作，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投资方面是有合作的空间。
　　美国的金融和货币政策调整，课题组认为美国金融监管政策放松具体到多德弗兰克法兰可能只是少量条款的放松或者调整，而不能是全盘变化，这个对于中国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但是课题组也认为，如果像有一些美国政府人士认为的，要大幅度放松，甚至从金融稳定委员会退出的话，美国采取这种比较激进的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可能会造成各国金融监管的竞争，竞相放松监管，这有可能会危及全球金融稳定长期的前景。
　　关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鉴于在财政刺激的背景下，美国增长和通胀可能会提高，美联储的加息有可能加速，美联储也可能会缩表。在这样的货币紧缩背景下，美元指数有可能进一步行长。但是短期来看，如果中方采取严格的资本管制，对于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会得到缓解的。
　　最后，课题组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不应该成为中美经济政策的落脚点，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多边贸易收支状况，而不仅仅看双边的。
　　第二，加速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是中国避免中美间经济摩擦的重要策略，这不仅可以缓解中美间的经济摩擦，而且本身也是中国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但是对于特朗普政府执意针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中国在短期和中期都应该有应对策略。具体来讲，短期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加强与美国经济合作，比如说中方可以通过官方或者国有企业的渠道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中国可以加快国内金融业、旅游业和其他非敏感服务行业的开放。中国可以增加从美国的能源进口，中国可以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避免其他国家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来指责中国，争取更加有利的贸易地位。这是短期来看。
　　从中期来看，也是基于课题组的一个基本判断，如果特朗普政府相关经济政策兑现的话，特朗普政府时期有可能会重现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情况，就是紧货币、宽财政、强美元，可能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不但不会得到缓解，可能会在新政府任内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贸易摩擦有可能加剧，对此中国需要多边应对策略。一个是利用多边的国际体系，从法律上抵制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课题组建议中方应该避免单边的同美国针锋相对，而应该利用多边的机构，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来反击美国的保护主义做法。第二，中方应该加强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联合抵制特朗普政府违反国际规则的做法，比如说通过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协议领导和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来源时间：2017/5/8   发布时间：20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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