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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字,读懂这次中美战略性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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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主  来源:玉渊谭天

北京时间5月11日晚,中国外交部发布了一则消息,题为《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

新闻稿不长,只有172字,但需要细细研读。

(原文)当地时间5月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

此次会晤,是去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后,中美外交高层的第一次线下正式交流。

中间,隔了170多天。

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中,美方表示美国务卿布林肯希尽早访华,跟进会晤后续工作。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但此后,双方商定的对话与合作议程因美方的不当行为受到了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表示,去年中美元首会晤开启了中美关系一个重要窗口期,对于防止两国关系脱轨失控、寻求两国正确相处之道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如果今年年初两国高层能够进一步沟通,中美关系会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转折点,是今年2月的所谓无人飞艇事件。面对偶发意外事件,美方无视基本事实,滥用武力、过度反应、渲染炒作,一系列错误言行破坏了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积极势头,也让中美关系再遇寒冰。

此次中美外交高层会晤,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是一次重要节点。美方到底有没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后续,我们一看便知。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中美外交高层会晤,仍在第三国举行。从苏黎世到罗马到卢森堡再到维也纳,这些地点,都在体现着两个字——对等。

刁大明表示,在第三国谈,中美双方都能接受。

都能接受,代表着平等,代表着相互尊重,这也是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

(原文)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

当前中美关系遭遇困难,责任不在中方。

美方给中美关系设置了哪些障碍?就在这次会晤前几天,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会见中,中方提到了一个词——希望美方深刻反思。

美方需要深刻反思的,正是其给中美关系设置的障碍。

谭主从新闻稿中,总结了三点——反思对华认知、反思言行不一、反思处理方式。

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多位官员,都表示希望访华。

4月11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国,在前一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美方也表示正在就耶伦访华一事和中国沟通。一天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将两家中国公司列入制裁清单。

就在这次会晤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脚公开表态想要访问中国,后脚就在鼓吹“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当局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把戏,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

如何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前不久,谭主也问了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这一问题。

崔天凯表示,美方需要做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互相尊重,第二件事,就是言而有信。

想要访华,美国先要做出改变。新闻稿中的一个词,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实质性。

刁大明表示,实质性说的是,接下来美方如何与中国相向而行,如何真真切切落实美国总统“四不一无意”的承诺,真真正正改弦易辙。

美方,必须要有所行动,说到,做到。

(原文)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严正立场。

此次会晤,中美双方也谈到了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刁大明表示,“全面”一词表示,最近美国介入台湾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次极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立场。

为了达成“以台遏华”的政治目的,美国频频打“台湾牌”,向“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

要知道,此前的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国总统多次作出“四不一无意”的表态,其中就有不支持“台独”。

美国必须时刻清醒,红线,碰不得。

(原文)双方还就亚太局势、乌克兰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此次会晤,特别提到了亚太局势。最近,中国周边,并不太平——美国,加大了在亚太周边“拉帮结派”的力度。

搅乱亚太,美国自己躲在后边,究竟谁会受到伤害,谁能全身而退,这笔账,其实不难算。

这个月中下旬,G7峰会还将在日本召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刚刚与美国驻华大使当面交流,吴心伯专门告诉伯恩斯,如果美国在G7峰会上推动各国集中攻击中国的话,接下来,也就不要指望中美关系有什么改善的可能了。

此次会晤专门谈到亚太局势,同样,也是一种提醒与警告。

会晤中,双方还提到了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就在会晤前不久,沙利文刚刚去了趟中东。他一去,刚刚缓和了两个月的中东局势,又有新动荡 ——约旦和叙利亚,再生摩擦。

两个月前,摆在北京的和平谈判桌,促成了沙伊的和解。

上个月,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访问叙利亚,就促进叙问题政治解决、推动叙重返阿盟与叙方深入交换意见。近日,中方派出工作组访问相关阿拉伯国家,同他们就叙重返阿盟问题深入沟通交流。中方的这些行动,对促进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推动叙利亚重返阿盟发挥了重要作用。

看到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也喊着要来中东调停。可一看见叙利亚重返阿盟,白宫就立刻宣布延长一年对叙制裁。

美国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一目了然。大国到底该做些什么,美国可以听听中国说的,看看中国做的。

(原文)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沟通渠道。

此次会晤,为何被冠以“战略性”的描述?

当前,避免中美关系螺旋式下滑,防止中美之间出现意外,是中美之间最基本的共识。

越是在困难和出现问题的时候越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这就是战略性。

但沟通,是有前提的。

此次会晤消息公布前,有记者就中方如何看待美方加强接触的努力等问题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进行提问。对此,中方是这样回应的:

中美之间保持着沟通。关键是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敦促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言,中国不接受美方说一套做一套。

目前,中方还愿意通过代表的形式与美方保持对话接触,为的是尽可能减少误解、误判,妥善管控分歧。中国,展现出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50多年前,中美关系正常化,就始于一次战略性沟通。

再过几天,那次沟通的主要参与者——基辛格博士,即将迎来100岁的生日。

美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谈得了远见,通得了未来。

来源时间:2023/5/13   发布时间:2023/5/12

旧文章ID:29791

约瑟夫·奈:威慑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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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中美聚焦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地缘政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威慑。但是,我们如何证明威慑有效呢?

想想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从2021年12月开始,美国总统拜登就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将面临严厉的制裁。但是,这些警告无济于事。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此挫败俄罗斯的计划时,普京抛出使用核武器的选择。但是,西方的援助继续有增无减。

威慑失败了,还是成功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需要评估没有威胁的情况下,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而且,很难证明这种情况。如果我在前门贴上“禁止大象入内”的牌子,而我的房子里没有大象,是否说明我威慑到了它们?这首先取决于认识字的大象进入房间的可能性。

乌克兰战争表明,降低风险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而往往是程度问题。也许普京认为西方联盟不堪一击,认为制裁会失败。但目前为止,他一直没有攻击北约国家的补给线。面对普京的核威胁,西方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但一直不愿提供远程导弹系统或者现代战机。

如果希望威慑发挥作用,可信度至关重要:威胁采取最强烈的反应来捍卫微小的利益,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种做法。核大国承诺扩大核保护伞,保护遥远的国家时,尤其如此。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分别将其核威慑力量扩展到西欧和东欧。尽管一些分析人士怀疑美国是否会冒着纽约受到袭击的风险,保卫西柏林这个孤立的飞地,但美国的威胁奏效了,部分原因在于驻扎在那里的美军。虽然所谓的“柏林旅”规模很小,无法抵御苏联的入侵,但它确保了对这座城市的核打击将导致美国人伤亡。(与此同时,美国在欧洲的军队,无论是核部队还是常规部队,在1956年和1968年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展开军事干预时就没有构成可信的威慑力。)

对于目前的朝鲜半岛局势,这段历史具有现实意义:朝鲜拥有核武器,而韩国仍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约束。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70%的韩国人支持本国发展核武库。韩国总统尹锡烈4月会见拜登时,双方同意美国在朝鲜半岛附近部署一艘核潜艇,并同意与韩国就核规划和战略规划展开磋商。这种做法类似于冷战时期美国与北约盟友的接触。

就像在当年的柏林一样,美国提升了威慑的可信度:韩国驻扎着28500名美军。两国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因为朝鲜不可能在攻击韩国时不会伤害到美国人。日本的前沿基地提供了同样的保证。正因如此,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经常考虑从日本和韩国等地撤军的想法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还体现了核恐吓和贿赂的无效。朝鲜2017年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时,特朗普威胁“将让其面临世界前所未见的火与怒”,但是没有奏效。接下来,他尝试直接外交。2018年与朝鲜独裁者金正恩会面后(这是朝鲜长期以来寻求的外交政策目标),他大胆预测该国的核武器计划将迅速消亡。毫不意外的是,朝鲜没有解除核武装。在金正恩看来,他的声誉和家族王朝的命运取决于核武器。

中国视台湾为其领土,而台湾的情况表明,不断变化的环境将考验行之有效的威慑战略。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会面,计划恢复美中关系,但他们在台湾的地位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双方设计出一个拖延方案: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即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也承认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武器,但不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

多年来,美国一直拒绝透露是否会保卫台湾。我担任克林顿政府五角大楼官员访问北京时,接待我的东道主问美国是否会为台湾开战。我说没有人知道,同时指出,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他1950年1月12日的演讲里,没有将韩国纳入美国的防御范围,但仅仅6个月后,美国就参加了朝鲜战争。根据威慑理论家托马斯·谢林所说的“碰运气的威胁”理论,我当时警告中国不要试探我们。

一些人所说的“战略模糊”政策不如称作“双重威慑”,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中国对台湾岛使用武力,也是为了阻止台湾在法律上宣布独立。现在一些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更多美国立法者访问台湾,这一战略正受到削弱。拜登曾四次表示美国将保护台湾,但白宫每次都随后发表声明,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这种情况下,避免暴露弱点或引发升级,将是避免全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历史提醒我们,评估威慑力量的成功可能很难。部分因素,例如可信度,对于实现预期结果至关重要。但是,随着威慑困境的不断演变和增加,研究战略的局限性对于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样重要。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Dilemmas of Deterrence”(2023)

来源时间:2023/5/13   发布时间:2023/5/9

旧文章ID:29790

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经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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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蒂芬·罗奇  来源:中美聚焦

与中国进行了五年难以想象的贸易战之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2023年4 月 20 日谨慎地选择了自己的措辞。在一篇内容广泛的演讲里,她改变了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条件,将国家安全问题置于经济考虑之上。这正式结束了过去40年来一直将经济和贸易作为中美这一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支柱的立场。在安全问题上,耶伦的立场几乎是对抗性的:“我们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即使他们迫使我们权衡经济利益。”

耶伦的观点非常符合目前席卷美国的强烈反华情绪。《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眼里的 “华盛顿新共识”认为,接触是美中关系的原罪,因为它使得中国可以随意利用美国“以交易为中心”的天真心理。在这方面,中国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表现就能证明:美国开放了国内市场,但中国据称违背了效仿美国做法的承诺。根据这个令人费解但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美国接触中国,为后者制造安全风险和侵犯人权打开了大门。美国官员现在决定关上那扇门。

此外,拜登总统即将发布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公司针对中国境内某些“敏感技术”的直接投资,如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对于中方有关这些措施旨在遏制中国发展的说法,美国予以否认。就像针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制裁以及针对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的制裁,此次制裁的理由也是国家安全这一无形的幌子。

美国的理由不是基于确凿的证据,而是基于对中国“军民融合”背后不良意图的推定。然而,美国在自身的安全融合问题上苦苦挣扎,就是分不清到底是自身创新投资不足,还是中国技术真的构成了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耶伦的讲话表明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共识。去年 10 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开场白同样强调国家安全。由于两国担心彼此构成的安全威胁,因此从接触到对抗的转变是双方都在进行的。

耶伦将这种转变看作一种权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她只是暗示了冲突的经济后果。量化这些后果并不容易。然而,美国公众应该知道,美国领导人重新思考一种极其重要的经济关系时,背后的利害攸关是什么。一些有趣的新研究对解决这个问题大有帮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表了一项研究(在2023 年 4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进行了总结),首先尝试确定这种成本。该组织的经济学家通过“慢球化”视角看待这个问题:跨境商品和资本流动的减少,体现在“回流”(将离岸生产带回国内)的地缘战略,以及耶伦所说的“友岸外包”上(将离岸生产从竞争对手转移到志同道合的盟国)。

此类行动导致外国直接投资碎片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美国阵营和中国阵营的形成,长期来看可能会使全球产出减少2%。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将在产出损失里占据很大比重。

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最近强调,不断升级的美中冲突可能通过另一种渠道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欧洲央行工作人员的研究,她重点关注冲突导致的外国直接投资碎片化引发供应链冲击之后的成本和通货膨胀。欧洲央行的研究得出结论,即地缘战略冲突可能在短期内将通胀推高 5%,长期内推高 1% 左右。随之而来的是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基于模型的冲突成本计算,暗示了低产出和高通货膨胀的滞胀组合——在当今脆弱的经济环境里,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考虑因素。它们与经济理论相吻合。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以获取比较优势产生的收益。外国投资的流入和流出都在寻求获得类似的收益,从而为在本国市场面临更高成本的跨国公司提供离岸效率,并吸引外国资本支持国内产能扩张和创造就业。无论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如何不同,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因此,冲突将减少这些收益。

然而,美国存在一个重要的情况:国内储蓄的长期不足意味着和中国发生冲突后面临的经济后果截然不同。2022 年,美国净储蓄(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经折旧调整后的储蓄)下降至国民收入的 1.6%,远低于 1960 年至 2020 年 5.8% 的长期平均水平。由于缺乏储蓄,为了推动投资和发展,美国充分利用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权”,从国外自由进口盈余储蓄,维持巨额的经常项目和多边贸易逆差,从而吸引外国资本。

因此,缺少储蓄的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其巨大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失衡紧密相关。除非美国国内储蓄出现极不可能的复苏,否则出于任何原因(比如对中国的安全担忧)损害这些流动性,都不会产生有意义的经济和金融后果。前方引用的研究表明,这些后果将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率上升,以及美元走软。

对于已经处于商业周期不稳定阶段的美国经济来说,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国家安全的权衡不应掉以轻心。但是,也不应盲目接受美国过度炒作安全威胁的倾向。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Economic Costs of America’s Conflict with China”(2023)

来源时间:2023/5/13   发布时间:2023/5/6

旧文章ID:29789

周波:如果中美竞争是一场“新冷战”,欧洲才是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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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波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本文为作者5月2日发表于《南华早报》的评论文章“The True Battleground in the US-China cold war will be in Europe”;观察者网获授权全文翻译,以飨读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波】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说过:“将欧洲团结起来的不会是任何欧洲政客,而是中国人”。如果戴高乐看到当下的欧洲如何因中国而分裂却非团结,想必他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联合访华以示欧洲团结,但却显得南辕北辙。冯德莱恩批评了中国与俄罗斯的友谊,并谈到了“去风险“的需要。马克龙则表示,欧洲必须避免被卷入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冲突,并认为欧洲不应成为美国的“附庸”。

欧洲的战略自主在于它如何独立处理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关系,但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随着乌克兰战火肆虐,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美国。针对马克龙的言论,美国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说,如果欧洲不在台海问题上选边站队,那么也许美国应该专注于台湾,让欧洲人自己处理乌克兰危机。

无论俄乌冲突持续多久,最有可能的结果仍将是停战。去年,俄罗斯宣布将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并入俄罗斯领土。尽管俄罗斯无法完全控制这四个地区,但它必须占据一些,以证明其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合理性。这让乌克兰面临着一个噩梦般的局面:既无法加入北约,却又将在失去克里米亚后丢掉更多领土。

欧洲不可能在北约的阴影下实现战略自主。马克龙曾说北约已“脑死亡”。北约的支持者可以指着芬兰的加入说,北约正在变得更受欢迎。但马克龙仍然是对的。这场战争绝妙地诠释了北约的尴尬处境:无论多么强大,北约都不敢对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国发动攻击;但声称自己是一个防御组织也很离谱,毕竟,眼下是31个国家在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国家。

北约可能会存活下去,甚至能挺到庆祝成立一百周年,但如果它只是变得无关紧要,那又怎样?英葡联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联盟,有600多年历史,但有多少人知道,又有谁真正在乎?

许多人都在讨论另一场冷战的到来。如果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唯一共识是避免热战,那么我们可能已经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中。不过,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而不再是两个阵营的竞争。

这场竞争首先看的是谁犯的错误更少,其次是看谁能更好获取第三方的支持。主要战场不是在全球南方,因为美国在那里已完败给中国,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主战场也不会在印太地区,那里很少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新冷战的主战场将是在欧洲,那里包括美国的大部分盟友,而他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却是中国。

随着时间推移,跨大西洋联盟必将式微。即使美国的衰落是缓慢的,它也无法维持全球军力部署的费用。它将不得不从世界多地包括中东和欧洲撤出,把重点放在印太地区,因为美国认定中国是一个长期威胁。历届美国总统,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要求欧洲人承担更多的自身安全责任。换言之,即使欧洲不情愿,它也必须战略自主,

欧洲同时把中国当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这说明欧洲对中国的困惑,而非中国的真正本质。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访问了中国,原因很简单:欧洲不能同时与中俄两国为敌。俄乌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欧洲就越期待中国帮助调解。

欧洲大概会以务实的态度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即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应对,而不是选边站队。

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欧中关系:台海战争。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台湾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虽然大多数台湾人希望维持现状,但两岸融合的进程已经开始。据估计,2020年有120万台湾人,或台湾人口的5%,在大陆生活和工作。只要中国保持开放,这一进程就不会停止。

北京的战略耐心也体现在大陆在台岛周围的第二次军事演习中。即使北京明确将蔡英文与美众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的会面视为挑衅,其反应也比麦卡锡前任佩洛西访台时要谨慎得多。此次军事演习模拟了打击,但没有进行实弹射击。

中国比谁都清楚,和平统一最符合其利益。更重要的是,和平统一仍然是可能的。

戴高乐的最大政治遗产是,戴高乐之后的每一位法国政治家似乎都是戴高乐主义者。但是,如果说戴高乐是在为法国代言,那么马克龙则是在试图为欧洲代言。时间会证明,他比冯德莱恩更有远见。在21世纪的多极世界中,只有成为一极,欧洲才最能展现其实力。

翻译:李泽西

核译:韩桦

英文原文:

French president Charles de Gaulle once said: “It will not be any European statesman who will unite Europe: Europe will be united by the Chinese.” He must be turning in his grave to see how Europe has been divided, rather than united, by the Chinese.

On a recent joint visit to China to show European solidarity,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Ursula von der Leyen and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however, seemed poles apart. Von der Leyen criticised China’s friendship with Russia and spoke of a need to “de-risk”. Macron said Europe must avoid being drawn into any US-China conflict over Taiwan, and has maintained that Europe should not become a “vassal”.

Europe’s strategic autonomy lies in how it deals with major power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China independently, but it won’t happen any time soon. With war raging in Ukraine, Europe is more reliant than ever on America. In reaction to Macron’s comments, US Senator Marco Rubio said if Europe would not pick a sid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ver Taiwan, then maybe the US should focus on Taiwan and let the Europeans handle Ukraine themselves.

However long the Ukraine war lasts, the likely outcome is an armistice. Last year, Russia declared the incorporation of Luhansk, Donetsk, Kherson and Zaporizhzhia. Although Russia can hardly have full control of the four provinces, it must have some gains to justify its war. That leaves Ukraine with a nightmare scenario: no Nato membership and the loss of further territory after Crimea.

Europe cannot possibly grow its strategic autonomy while in the shadow of Nato, the transatlantic security alliance. Macron famously said Nato was “brain-dead”. Supporters can point to Finland’s entry to say Nato is becoming more popular, but Macron is still right. The war brilliantly illustrates Nato’s Catch-22: no matter how strong, Nato does not dare launch an attack on the world’s largest nuclear-armed state, but neither can it claim defence – 31 countries ganging up on one looks ludicrous.

Nato may survive and even celebrate its centenary, but so what if it merely becomes irrelevant? The Anglo-Portuguese Alliance is the world’s oldest, at over 600 years, but how many people know, and who really cares?

Much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advent of another cold war. If the only consensu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is to avoid a hot war, then we probably are in a new cold war. What makes this one different, though, is that this is a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giants, rather than two blocs.

The competition, then, is first to see who makes fewer mistakes and, then, who can win over the third parties. The battleground won’t be in the Global South, where the US has very much lost to China, especially i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It won’t be in the Indo-Pacific either, where few countries want to take sides. It will be in Europe, where the US has most of its allies and where China is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Gradually,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will relax. Even if America’s decline is gradual, it cannot afford a global military presence. It will have to retreat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to focus on the Indo-Pacific, where the US sees China as a long-term threat. Successive US presidents,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alike, have asked Europeans to take greater ownership of their security. In other words, Europe has to have strategic autonomy, even if it doesn’t want to.

That Europe takes China as a partner, competitor and systemic rival at the same time says more about Europe’s confusion about China, than what China really is. This year has seen a blitz of visits to Beijing by European leaders. The reason is simple: Europe cannot afford to have sour relation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at the same time. The longer the war, the more Europe will look to China for mediation.

Presumably, Europe will deal with China and the US with pragmatism, that is, making choices on issues case by case, rather than picking sides.

There is only one scenario that could change Europe-China relations fundamentally – a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aiwan is bound to become the next Ukraine.

Although most Taiwanese wish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the process of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has begun. An estimated 1.2 million Taiwanese, or 5 per cent of Taiwan’s population, lived and worked on the mainland in 2020. So long as mainland China continues to open up, this process won’t stop.

Beijing’s strategic patience is also reflected in China’s second military exercise around the island. Even if Beijing clearly took Tsai Ing-wen’s meeting with US House Speaker Kevin McCarthy in California as a provocation, its response was much more measured than when his predecessor, Nancy Pelosi, visited Taiwan, in that it simulated attacks without the live firing of weapons.

Beijing knows more than anyone that peaceful reunification is in its best interest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t it is still possible.

The potent legacy of de Gaulle is that every French politician after him seems to be a Gaullist. But if de Gaulle was speaking for France, Macron was trying to speak on behalf of Europe. Time will prove that he is more prescient than von der Leyen. In a 21st-century multipolar world, a Europe that stands as a pole would look its strongest.

来源时间:2023/5/13   发布时间:2023/5/11

旧文章ID:29788

美国务院叫停多项对华制裁 凸显拜登政府内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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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外看世界-太一周谈

据路透社从美政府知情人士及内部文件获悉,今年早些时候,拜登政府原本准备对中国实施针对一些官员的制裁、针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更多出口管制及其他敏感行动。但是,“气球”事件发生后,布林肯一方面宣布推迟访华安排,另一方面又指示下属推迟原计划采取的与“气球”无关的行动,以便针对“气球”事件作出对称而精准的反应。这也显示出拜登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存在一些分歧。与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相比,国务院更担心美中关系受到破坏,而其他部门则主张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消息人士称,布林肯把大部分的对华政策工作都交给了国务院二号人物舍曼来负责。舍曼急于重新安排布林肯的访华行程,在3月底指示下属,“气球”事件可以”翻篇“了。各部门拟定好的一系列新的对华制裁措施在去年10月推迟了一次后,在今年1月中旬又因为舍曼的反对而再次推迟,因为当时布林肯正准备访华。这也使对华协调办公室即“中国组”(China House)士气大减,一些人员因而离职,目前缺编率高达40%。

来源时间:2023/5/12   发布时间:202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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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拒绝对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分享涉及拜登“犯罪计划”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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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学者智库

翻译:周方舟

联邦调查局没有遵守众议院监督委员会(House Oversight Committee)的传票,该传票强制要求出示一份联邦调查局文件,一名举报者称这份文件是一项犯罪计划,涉及当时的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和一名外国国民,并与政策决定的金钱交换有关。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要求交出这份文件,这是一份是FBI生成的FD-1023表格,此前一名举报人声称,FBI和司法部拥有这份文件。举报人声称,这份文件“包括对被指控的犯罪计划是如何实施的以及其目的的准确描述。”

科莫要求联邦调查局在周三中午之前遵守传票,但FBI局却发了一封信,解释其“保密利益”以及保护来源和方法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联邦调查局特工使用FD-1023表格来记录来自机密人员来源的未经核实的报告。该表格用于记录告知联邦调查局特工的信息,但记录该信息并不验证或权衡联邦调查局已知的其他信息。

“这封信回应委员会传票,2023年5月3日授权,要求在一周内出示文件。由于这是委员会第一次与联邦调查局沟通寻求这一信息,而联邦调查局致力于宪法授权的程序,”信中说。“联邦调查局致力于向委员会提供你们合法监督利益所必需的信息,同时也保护行政部门的机密利益和执法责任。”

“联邦调查局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您告知我们的保密利益,以便我们能够‘通过对彼此需求的现实评估来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并‘避免争议的两极分化’。”"

美国联邦调查局补充说:“我们致力于在这个过程中合作。” “FD-1023是联邦调查局为其执法和国家安全工作收集和分类信息的许多形式之一。这份表格被联邦调查局特工用来记录来自一个秘密来源的未经证实的报告,”信中写道。

联邦调查局解释说,机密的人力资源“对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情报和执法部门的其他成员的工作至关重要。” “司法部的政策严格限制何时以及如何向联邦调查局之外提供机密的人力资源信息,”信中说。“你要求对一份FD-1023报告中的‘涉嫌犯罪计划’进行‘精确描述’。

联邦调查局表示:“你对联邦调查局不恰当地‘未能’向‘美国人民’披露这样一份报告表示关切。”。“对于整个刑事司法程序的完整性和我们执法职责的履行来说,联邦调查局避免披露信息(包括未经核实或不完整的信息)至关重要,这些信息可能会损害调查、损害起诉或司法程序、不公平地侵犯隐私或名誉利益,或在公众中造成错误印象。”

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即使确认调查或特定调查信息存在(或不存在)的事实,也可能会有这些严重损害的风险,”这就是“执法机构拒绝确认或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是——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标准做法的原因。” 联邦调查局写道:“因此,你要求一份FD-1023报告,你说这份报告包括对‘涉嫌犯罪计划’的‘精确描述’,这有可能损害我们的保密规定。”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说,“从联邦调查局的回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监督委员会传唤的非机密记录是存在的,但他们拒绝向委员会提供它。”

“我们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不仅要提供这份记录,还要告知我们他们是如何调查这些指控的,”科莫说。"联邦调查局没有做到这两点。" 科莫补充道:“联邦调查局的立场是‘信任,但不允许你去核实。’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计划与跟进联邦调查局的回复,并期待联邦调查局遵守传票。"

科莫和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上周向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和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通报了“受法律保护和高度可信的非机密告密者披露”。

科莫和说格拉斯利,基于“文件中所谓的特殊性,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似乎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其中所含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白宫坚称总统从未和他的儿子谈论过他的生意往来,并继续声称总统从未参与其中。白宫官员们还表示,总统从未与司法部讨论过对其家庭成员的调查。

来源时间:2023/5/12   发布时间:202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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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媒体拒不报道的惊天丑闻:这可能是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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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学者智库

作者:Brooke Singman

翻译:周方舟

来自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最新指控给围绕拜登家族的丑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虽然许多共和党人长期以来一直质疑亨特·拜登的金融交易,但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也对总统参与儿子的海外商业事务表示担忧。

“这是完全不道德的,”独立选民玛丽·约瑟芬·格纳罗索在周四与两党选民团体的讨论中说。“你让外国公民把钱注入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然后支付给拜登家族。我是说,这基本上是不道德的。这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在我看来,这可能是叛国。”

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和其他成员组成的小组表示,他们认为拜登总统“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他的家庭的外国商业交易,立法者只是在他们调查的“开始阶段”。

卡莫列出了接受资助的拜登家族成员,包括亨特·拜登、吉姆·拜登,“乔·拜登的兄弟的妻子、亨特·拜登的女朋友,或者博·拜登的遗孀——不过,要写的是——亨特·拜登的前妻、亨特·拜登的现任妻子以及总统的儿子和总统的兄弟的三个孩子。”

“我对这个家庭收到钱并不感到惊讶。我真的很失望,政客们继续进入办公室,离开时非常富有。我们真的需要回归根本,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新上任的人需要真正代表美国,为美国做事,而不是为自己,”独立选民多米尼克·西卡雷利说。

在新闻发布会之前,卡莫和共和党议员周三早上公布了一份30多页的备忘录,披露了新传唤的银行记录,他们说,这些记录显示,拜登家族及其商业伙伴在乔·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创建了20多家公司,从外国国民那里获得了1000多万美元,其中一些款项可能表明拜登家族试图“兜售影响力”。

备忘录称,拜登家族“利用商业伙伴的公司从外国公司收受了数百万美元”,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向不同的银行账户收取了越来越多的款项”。" 该备忘录称,“复杂且看似不必要的金融交易似乎是为了隐瞒从外国公司收到的资金来源和总额。”

民主党人Marissa Caro-Cortese表示,她担心拜登家族违反了法律,但也质疑为什么政府中存在如此多的腐败。“我和我的朋友就政治光谱的双方进行过无数次这样的对话。太腐败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她说。“我不认为你在任何一方都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情况下,会上升到那个权力级别。哦,这个人是腐败的。我们将花纳税人的钱去调查他们,但什么都不会改变。”

科莫表示,该小组将继续调查,在调查的这一点上,只传唤了四家银行,但他表示,立法者已经确定了另外12家银行,他们将寻求记录。“现在,你可以说我们正处于调查的开始阶段,”


“我们从选举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将继续下去。我们看不到违法的后果,”民主党人弗朗西斯科·弗兰克·马尔特说。

白宫周三回击了科莫,指责他领导了一场“没有证据、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 白宫指,“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卡莫(James Comer)今天大声而自豪地广播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继续他长期以来荒谬的说法,即拜登总统做出的执政决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是符合外国的利益,使用毫无根据的说法、人身攻击和含沙射影来试图获得政治分数,”发言人伊恩·萨姆斯(Ian Sams)说。

另一名民主党人海亚姆·佩顿(Khayyam Payton)表示,他也担心白宫和其他实体如何试图转移对总统的关注。“拜登是个活着的矛盾。似乎他们总是试图将注意力从他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上转移开,”佩顿说。

“他们让特朗普看起来像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恶棍,他违反了所有法律。但没有任何证据,但对他来说,这是他们试图掩盖的事情。” 佩顿还补充说,他“绝对不会”在2024年投票支持拜登连任。

特朗普上个月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对涉嫌在2016年向成人电影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款项的指控进行了无罪辩护。

来源时间:2023/5/12   发布时间:202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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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究竟想要怎样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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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影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面对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后美国在亚洲经济领域的权力真空,拜登政府没有选择“回头路”,而是转向了新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IPEF)。从特朗普“单边退群”到拜登“重新入群”,美国看似是在短期波动后重回“正轨”,但其相关叙事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实质转变。“美国正在书写新的贸易故事,它将更包容、更富韧性和可持续性。”这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近日在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演讲时的点睛之句。作为拜登一手提拔的政治新秀,她用“包容、韧性、可持续”概括了民主党执政期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拜登政府在推动IPEF谈判的过程中始终对“以市场准入换取合作”的惯例避而不谈,美国商业利益集团认为政府白白放弃了有助于尽快收获IPEF早期果实的诱饵,但是这种次优的经济结果是政府在综合国内诉求和国际矛盾后做出的符合政治理性的选择,也是检验美国新贸易叙事成效的一次重要实践。

一、在贸易谈判中被弃置的“市场准入”

自拜登政府2022年5月在东京启动IPEF以来,已有14国加入,其参与者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超过40%。早日推动IPEF落地本是拜登政府的主要业绩目标之一,但目前经过布里斯班、巴厘岛两轮回合的谈判,美国与IPEF伙伴国仍未达成实质性的早期协议。美国在构想印太经济框架时考虑到了地区主体的社会背景差异和多元利益诉求,马修·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曾指出IPEF是一个先纳入美国盟友和紧密伙伴以构成核心初创圈,再邀请外围国家的“分步走”的战略过程。但还未行至美国“包容新成员”的阶段,美国已被质疑“诚意不足”。

导致合作受阻的因素之一是美国在谈判中始终不愿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换取伙伴国更高程度的参与承诺。削减关税向成员国让利是美国谋求地缘政治影响力时惯用的手段,当前的IPEF仍以美国主动对外兜售其地区经贸秩序愿景为主,但在发出合作信号时迟迟不愿作出直接的物质承诺,这似乎与拜登借盟友之力、重塑中美竞争格局的雄心相悖。虽然美方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美国当前的关税水平已经很低,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在收集美国同IPEF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数据时发现:在IPEF成员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关键领域依然存在着较高的关税壁垒。如作为美国第二、第三大鞋类供应商的越南与印度尼西亚仅在运动鞋上就面临约20%的关税,牛肉出口大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同美国的食品贸易中也会遭遇15%-25%的关税壁垒。这说明在IPEF谈判中同样存在着“以经济优惠换取政治追随”的需求。即使是在成员国具有高度利益共识的数字贸易规则领域,当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表现出尽快在贸易支柱下达成数字经济协议的兴趣,美国在“贸易协定”、“市场准入”等细节上也表现出类似的态度。

这些信号意味着美国解读贸易合作的逻辑已经发生了转变:“降低准入门槛”不再被视为美国从自由贸易中收获更高回报的必要对价,美国新贸易叙事中的“包容”在对外吸纳合作伙伴的基础上也将偏重于“内向的保护”,即包容美国国内长期蒙受全球化损害的底层民众。此外IPEF还将以行政协议的形式取代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方面有助于现任政府绕过国会审议环节,降低走向谈判僵局的风险,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际谈判的阶段成果无法得到更具约束力的保证,领导人和政府的换届很可能篡改或逆转前期努力。

二、美国贸易叙事的嬗变:从“自由贸易”到“以工人为中心的公平贸易”

2022年10月11日,戴琪在活动时被要求回应盟国对“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用‘标准讨论’取代‘市场准入’”的担忧,她指出传统自由贸易学派错构了全球化与繁荣的关系:表面上看全球化推动产出“更大的蛋糕”,但经济体之间与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却在进一步失衡,这说明美国应当重新思考生产和分配的合理方式。

乐施会(Oxfam)的报告显示2020年以来全球化创造的财富近三分之二流向了约1%的世界富豪。利益分配的持续失衡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与劳工在权力天平上的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全球价值链革命赋权跨国企业将本国内部价值链的各环节拆分,在世界范围内根据各国比较优势重新配置生产投入。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逐渐将本土制造业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大量国内岗位的离岸外包,使得国内就业机会和社会民生进一步恶化。资本能不受国界限制自由逐利,劳动人口却难以跨越本国主权管辖范围。基于此,自由贸易推崇的“市场准入”或许能为企业带来经济上的最优结果,但在负担了公民福祉义务的政府看来却是政治上的次优选择。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空心化不仅引起利益受损群体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质疑,也侵蚀了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孙天昊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倾向时发现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群体是工人和工会组织,跨国公司等商业利益集团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利益流入方则成为自由市场的拥趸。

2017年1月特朗普决定退出TPP的内部动因之一正是来自劳工联盟、环保主义人士和部分国会议员的反对破坏了既往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内共识。拜登政府在提出IPEF时表明将放弃传统的自由贸易做法,转而追求“以工人为中心”的社会正义目标,这似乎在暗示本届政府倒向了劳工一方。反贸易领袖洛瑞·瓦拉赫(Lori Wallach)批评美国先前的贸易协定都是大型公司操纵的结果,服务于它们逃脱政府监管、压制竞争对手、消费者和工人的特殊利益。2022年6月22日,美国100多个民间组织在联名信中要求优先考虑劳工、有色人种、消费者利益,将倡议细节及时向民众公开,谈判代表还应积极听取民众的反馈。这些都是为了纠正过去大型企业过度干预贸易谈判和政府决策的弊端。

美国贸易政策倒向“保护主义”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国内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中产阶层萎缩、劳动阶层和底层民众比重日益上升,争取这一部分选民的支持自然成为两党在选举政治中竞争的主要方向。因此拜登政府在贸易政策取向上其实承继了特朗普时期“美国优先”的思想,但在执行时更加注重贸易在联结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时“双面运作”的灵活和协调。当国内利益相关者坚称“市场准入”是“实现包容、韧性、可持续”的关键激励机制,当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士呼吁参照传统自贸协定拟定IPEF细节,当国际盟友期待美国为多边合作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时,美国是如何将多种存在冲突的诉求通通融入它新的贸易叙事中呢?

三、祸水东引下的利益统合:塑造共同敌人

拜登在2021年出台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将美国的经济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在评估“安全”“繁荣”时侧重于工薪家庭和中产阶层利益的实现。这一国内目标在美国参与IPEF谈判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展开:第一,暂不考虑市场准入及开放等一系列可能加剧美国贸易逆差的条款;第二,为改善日益恶化的劳工就业生态,在既有规则上加入更多且要求更高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当政府在传统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偏向劳工一方时,为缓和潜在冲突就需寻找新的共同利益领域来转移争论,数字贸易就成为拜登IPEF战略中新的发力点。CSIS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1月调查了美国国内主要利益相关方对IPEF谈判的看法,发现相较于关税自由化等劳企分歧高度外显的传统谈判事项,各方对数字贸易规则这一尚未成型的话题表现出更强的对话意愿,还就“美国应主动制定和推广自己的数字标准”达成共识。

对此拜登政府在IPEF中塑造数字贸易讨论时,将满足跨国企业经济效益的数字关税削减、开放数据跨境流动,同符合工人诉求的弥合包容数字经济中弱势群体、保障劳工权利等内容一道列入谈判清单。为了团结盟友,拜登政府将“技术政治化”,即在评估技术是否“安全”“开放”时,将“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设置为隐性标准。通过确立一个共同的集团身份,美国既建立了对外排他性,也生成了一种基于“共同应对外在风险”的内部合作促动机制。“去中国化”就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关键一环,通过对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占优的产品提升准入门槛和关税壁垒,从盟友网络中寻求替代的进口渠道和市场,让从美国流出的经济利益由“对手”转移到“志同道合的国家”,如此美国无需额外牺牲国内福利就能换取国际层面的“政治追随”。陈靓通过比较美国2021年总进口中中国和IPEF成员国的占比发现:当中国从2017年的21.6%下降至2021年的17.9%时,IPEF成员国的比重同期增长了2.4%,在2021年达到了21.1%,这表明美国在贸易方面正在以面向印太的“友岸化”实现“去中国化”。

美国不仅在需要重聚盟友时将中国作为“假想敌”,在对内统合党派、劳工、企业等各方诉求,为新贸易叙事寻求合法性时也如法炮制。今年4月5日,戴琪在否定了“自由贸易是善、保护主义为恶”的传统观念后,再次将矛头指向中国:她认为过去中国凭借低成本和薄弱监管获取了不当的竞争优势,正是这些建立在美国和其他世贸成员国国内牺牲之上的“发展”扭曲了“全球化”的本来面目。因此在应对中国经济重商主义时,美国的新贸易政策才需格外注重(被全球化牺牲的)工人和中小企业的利益。《日经亚洲》(Nikkei Asia)评论员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认为拜登早已意识到将国际协议描述为遏制中国的必要尝试,有助于控制国内的反贸易势力。当前美国已将“中美之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作为其政策调整的底色,并在需要转移国内经济矛盾、对外凝聚盟友时惯性地诉诸这种以中国为敌的叙事手段。

参考文献

1.Remarks by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https://www.wita.org/trade-news/ambassador-tai-remarks/

2.U.S. Must Aim High With IPEF to Maintain Influence – Pacts That Exclude Washington are Reshaping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Flows

https://www.wita.org/blogs/us-ipef-influence/

3.Katherine Tai on Market Access, Trade and Peace, and Trade and Prosperity/Inequality

https://ielp.worldtradelaw.net/2022/10/katherine-tai-market-access-trade-peace-trade-prosperity.html

4.Biden’s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s a Paradigm Shif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01/biden-ipef-indo-pacific-trade-economics-china/

5.Are Market Access Negotiations in the IPEF Unnecessary?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re-market-access-negotiations-ipef-unnecessary

6.100+ U.S.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all for a Transparent and Participatory Negotiating Process for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 and Future Trade Negotiations

https://www.citizen.org/wp-content/uploads/IPEF-transparency-letter-july-2022.pdf

7.Will Far-Left Resistance Thwart Biden’s Indo-Pacific Digital Trade Agenda?

https://www.aei.org/technology-and-innovation/will-far-left-resistance-thwart-bidens-indo-pacific-digital-trade-agenda/

8.The US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Digital Trade

https://www.aei.org/technology-and-innovation/the-u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digital-trade/

9.Domestic Perspectives on IPEF’s Digital Economy Component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omestic-perspectives-ipefs-digital-economy-component

10.Advocates urge U.S. not to offer ‘Big-Tech-favored terms’ in trade talk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3/03/15/advocates-urge-us-not-offer-big-tech-favored-terms-trade-talks/

11.Joint USTR and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adout from the Second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Negotiating Round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3/march/joint-ustr-and-us-department-commerce-readout-second-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negotiating

12.Progress Continues on IPEF Negotiations in Bali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rogress-continues-ipef-negotiations-bali

13.IPEF Advances at Negotiations in Brisbane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pef-advances-negotiations-brisbane

14.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orum: Labor Unions and Progressives Force the US to Retreat on Digital Trade

https://www.aei.org/technology-and-innovation/the-indo-pacific-economic-forum-labor-progressives-force-retreat-on-digital-trade/

15.陈靓:《美国贸易政策新思维映射下的“印太经济框架”》,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6期。

16.孙天昊:《美国贸易政策嬗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研究视角》,载《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

17.Matthew P. Goodman,William Reinsc,“Filling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January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illing-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18.Biden’s digital trade idea reveals emerging US strategy for Asia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Biden-s-digital-trade-idea-reveals-emerging-US-strategy-for-Asia

来源时间:2023/5/12   发布时间:20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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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的思想溯源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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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洁勉  来源:全球化智库CCG

摘要

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并延缓自身衰落,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推行所谓“全政府”和“综合威慑”的对华战略。准确认识美国的对华错误认知,需要把握其哲学思想、历史观、世界观以及战略理论等思想根源。美国根深蒂固的“天命论”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及对丛林法则的信奉,导致其形成了唯美国独尊的历史观,建立了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和自恋式的未来史观。美国从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思维出发,形成了偏执地树立假想敌的政治安全观和“重利薄义”的对外关系理念。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并在当前的背景下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将中美关系推向竞争甚至对抗。中美关系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和平共处应是中美两国基本的相处之道。中国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全方位、综合性地应对和塑造中美关系,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战略和政策等多层面与美国进行建设性互动。

关键词:中美关系;历史观;世界观;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威胁

美国是世界首要强国,自诩拥有全世界超一流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但其为何却在“世界属于全人类和整个国际社会”以及“与中国为敌将自食恶果”等常识性问题上屡屡犯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对华思想、理论存在问题。

2017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抛出一系列战略性文件,公开把中国确立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和“最主要的对手”。2021年1月,拜登政府执政后不但没有在对华问题上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在围堵和打压中国的政策上加速推进。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导致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也使世界面临的大国竞争风险有所上升。为此,我们不仅要明晰中美关系中的具体问题,而且要从哲学思想、历史观和世界观、战略理论等方面追根溯源,从更深层次上分析原因,进而有效应对挑战并主动引导两国关系发展。

一、缺乏有纵深度的历史观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是一个建国历史最短但霸权维持时间较长的大国。作为相对年轻的大国,美国没有过多历史包袱且富有创新精神,但因其缺乏历史的纵深度,特别是坚持“美国例外论”,更使其难以借鉴和吸取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观

关于大国兴衰的历史,无论是美国的政界还是学术界都有其独到的认识和研究。从华盛顿总统到奥巴马总统,其中不乏有识之士的客观现实之论,至于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更是不胜枚举。例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受到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启发提出了霸权稳定论。吉尔平指出,当霸权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将逐渐走向衰落,而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寻求改变当前国际秩序的意愿也将变得更为强烈。奥根斯基(Abramo Fimo Kenneth Organski)提出的权力转移论认为,后发国家的实力因工业发展而得到迅速提升,并对既有国际权力结构产生不满,从而对霸权国家提出挑战。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则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过度扩张是霸权国家衰亡的主要原因。为维持对外扩张,霸权国势必将国内的生产重心向国防安全领域倾斜,这将挤占经济生产活动所需的资源,进而拖累经济发展,使国家实力遭到削弱。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大外交》一书中指出,“仿佛是根据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和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将基辛格所观察到的大国兴衰更替归纳为长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性领导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周期约为一个世纪,即两个“康波周期”。随着霸权国国力日衰,单极化权力结构逐渐松动、分散,最终以一场全球战争催生新的领导国家。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受到其思想理论的局限,却很难形成基于世界各国和本国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比较客观、科学的历史观。

第一,“天命论”的优越感。一是美国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而创造了美国的历史。自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北美以来,他们肩负“上帝使命”,即实现“山巅之城”理想的意识便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的灵魂之中。而随着自身的成长壮大,美国人也愈发相信自己的国家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禀赋。美国著名文学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白外套》中就表达了作为“上帝的选民”的骄傲。他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被选中的民族;我们是当代的以色列;我们拥有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经注定,人类期待着我们做出一番伟大事业;我们的灵魂也对此感同身受,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避难所的责任”。而莱因格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的自我认知中带有“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造就来创造人类历史新开端的”宗教因素。二是英、美霸权的“盎格鲁-撒克逊优越感”的传承。“盎格鲁-撒克逊优越感”广泛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在这一优越感的驱动下,美国人认为自己与血统相同的英国理应齐心协力共同推广先进文明,领导世界事务。1836年,《里士满问询报》在报道阿拉莫战役时质疑墨西哥军队能“战胜勇敢而坚定”的得克萨斯人,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液”。1839年《纽约先驱报》则称,“盎格鲁-撒克逊人注定要统治整个西半球”,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使命是建立“全世界自由的政府、自由的制度和文明的最高等级”。三是美国和西方的制度优越感。自美国建国以来,其对于自身政治制度有别于欧洲“旧大陆”的“落后专制体制”而骄傲,并对此保持着超常的信心,以至于认为其为最完美的制度体系。这一优越感在冷战结束时达到了顶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彼时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或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治体制的终极形式。

第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丛林法则对美国战略界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少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美国自建国以来便将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利益之上,美国国父华盛顿在给开国元勋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谈到,“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金科玉律是,我们唯一相信的是各国必须从其国家利益出发行事。”现实主义理论奠基人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同样认为,国家间的外交互动本质上是利益和权力之间的角逐,他呼吁美国外交应坚持实力至上原则,因为“外交若无实力为后盾是软弱无力的”。二是美国继承了欧洲“宁为海盗不为农夫”的传统思想。不少历史研究者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私掠船制度密不可分。私掠船制度的实质是国家支持的海盗行为,其背后充斥着丛林法则的强盗逻辑。海上私掠文化起源于英国,美国潜移默化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通过宗教手段为其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所实施的掠夺、屠杀行为披上了道义的外衣。三是与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等的博弈以及对亚非拉国家的侵略、掠夺。美国建国后即开始走对外扩张之路,其先是利用“门罗主义”将美洲视为其势力范围,并不断通过谈判、购买甚至战争的方式来扩展领土及殖民掠夺。1803年以来,美国陆续从英、法、西、墨、俄等国手中夺取大片领土和海外殖民地。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还因此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昭昭天命”论,成为美国对外侵略的“科学依据”。追根溯源,美国的价值观由其输赢观所主导,这种文化基因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在扩张领土、谋求区域乃至全球霸权的过程中,美国都充分展现出其为了攫取利益而不择手段的特点。

第三,以美国为中心的学术思想。美国学界强调“寻找世界的普遍规律或价值”,主流理论流派均侧重于寻找历史中隐藏的共性机理或发展方向。一些理论学说在分析问题和指导政策实践上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整体上仍然没有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的束缚。美国学者在考察历史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史作为世界历史演进的中心,缺乏对世界其他地区历史的客观研究。而且,美国学界的众多理论创新来源于欧洲的经典理论思想。例如,现实主义学说的前提假设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来源于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关于权力与政治的思想。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学说则受到洛克、康德等思想家的深刻影响。此外,西方古典哲学思想也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美国学者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作为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分支,马汉的海权论首次提出了广义的海权概念,并将海权视为国家强大的决定性条件。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成功崛起为一个商业、军事帝国。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基辛格的均势理论更多地强调多极均势,但仍不愿放弃美国的主导权和领导权。在思考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新秩序时,基辛格建议美国在欧亚地区建立全球大国均势体系,以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论也同样以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为核心目标,他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的结论中宣称,“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有能力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显著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关键性仲裁作用”。

(二)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

20世纪是美国国力迅速上升的世纪。美国自恃是一战、二战、冷战的“胜利者”,对战后世界发展的大势和趋势视而不见,并形成了以维护其霸权为特征的当代历史观。

第一,领袖主导观。《联合国宪章》强调“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但作为其主要起草者之一的美国却不以为然。遍阅战后美国的官方文件,充斥其中的都是“美国领导世界”,从杜鲁门总统到拜登总统,无一例外。杜鲁门将朝鲜战争视为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挑衅与试探,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理应进行坚决反击。杜鲁门随后更是以此为借口下令将军事干涉范围扩大至中国台湾地区,以守护所谓的“永不沉没的航母”。艾森豪威尔以“多米诺骨牌”理论作为干涉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借口,并成为此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指导原则。拜登政府2022年10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通篇充斥着“领导世界”的话语,明确强调要继续担当国际社会的领袖。

第二,经济霸权观。美国战略界精英很早就认识到,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经贸制度是其扩大对外贸易、保持经济增长的根本保障。在杜鲁门政府担任副国务卿的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认为,重建世界经济秩序、恢复和平与繁荣的关键是在美国的领导和支持下发展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二战后,美国谋求实现世界经济霸权这一目标主要表现在组织机制、规制话语、美元主导、经济分工等方面。由“怀特计划”衍生而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而且和之后应运而生的“马歇尔计划”共同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两大全球性金融组织及在美国推动下达成的关贸总协定,成为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贸体系的支柱力量。同时,美国还通过加权投票制、重大事项85%以上多数通过等国际组织规则安排,以及一系列国内贸易法规和政策进一步巩固其经济霸权。制度上的绝对话语权使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然保持着绝对的经济优势。

第三,战争万能观。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每隔十年就会发动或参与相当规模的战争,如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进入21世纪后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这些战争缘于美国“用战争换和平”的谬论,这种以“正义”之名来使战争合理化的逻辑在美国战略文化中根深蒂固。被公认为“进步主义者”的老罗斯福总统认为,文明种族的扩张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否则好战的野蛮人将会引发无休止的战争。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对外战争的减少应完全归功于文明种族强大的实力,它们战斗的本能逐渐给世界带来和平。约翰逊总统在谈及美国为何卷入越战时则表示,在他经历的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皆为自由而战。而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我们认识到撤退无法带来安全,软弱不会带来和平。”不难看出,美国的战争万能观本质上是美化其战争行为和侵略政策的工具。

(三)自恋式的未来史观

美国对未来世界的走向判断的基准点不是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而是美国不足250年的发展史,以个体代替整体的思维必然导致错误的未来史观。

第一,以美国的未来史观影响世界的未来史观。首先,美国非常重视研究世界未来的发展,在这方面发表的报告和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是,美国的未来学存在方向性问题,导致其研究结果往往南辕北辙。例如,美国的未来学大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将追逐权力视为国家和人类的本性,信奉“冲突不可避免论”,并将物质实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甚至个人权力的关键标准。其次,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解读世界历史,又以当代的胜利者和未来的决定者看待历史。受此影响,相关学者把美国看作理所当然的“世界领导者”,进而推导出后发国家的崛起将引发守成大国的敌意。再次,美国的政治未来观和科幻未来观相互补充,认为未来世界充满零和博弈和地球上的人类与外星人之间的战争。美国对外星人的形象建构中虽然不乏正直、友善的“他者”,但更普遍的是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进行建构。美国的《异形》系列、《独立日》、《环太平洋》等电影都是以外星人威胁地球文明作为故事主线,尤其是《独立日》中对世界各国在美国带领下一致对外、战胜外星人场景的刻画,更是体现了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这些文艺作品充分暴露了美国迷信零和博弈、偏执寻找假想敌的错误政治安全观。

第二,美国对未来的总体展望和基本设想反映出其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美国智库报告来看,美国对未来的总体展望是全球权力格局将加速演变,中国已重新确立全球大国地位,并寻求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随着中美在各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美国认为中国试图挑战甚至重塑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破坏地区和全球稳定。对此,美国的基本应对思路是,在其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华施压与围堵。一方面,美国减少国际承诺,内外政策均以服务国内经济议程为目标,巩固、加强自身的战略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国与传统盟友和伙伴国家保持合作,领导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同盟,确保国际体系和权力变革朝着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方向发展。

第三,美国试图通过制华、遏华来维持其霸权地位。随着美国在各领域的领先优势逐渐缩小,美国的战略家和政客非但不正视自身面临的问题,反而试图通过转移视线、转嫁矛盾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以此缓解其失落、焦虑的情绪。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发表演讲并指出,中国是唯一“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而且由于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而“有能力”这么做的国家,因此美国将中国视为对国际秩序“最严重的长期挑战”。

二、“唯美独尊”的国际关系理论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自有其正确或相对正确的部分,正是这些理论指导了美国的积极奋斗和不断进步。但是,同样的理论在不同的背景下却在加速美国的衰退,并使美国将中美关系的主流由合作推向竞争甚至对抗。

(一)聚焦美国主导权的“三大主义”

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就本质而言,它们都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和领导权,也为美国将中国视为对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现实主义为美国追求和捍卫霸权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和指导原则。现实主义理论奠基者汉斯·摩根索提出,国际政治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超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在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而现实主义恰好迎合了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需要,成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决策者都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认为世界需要霸权,而且当代和未来的世界只能有美国霸权,凡是有实力或意图削弱美国霸权的国家,都是美国的敌人或对手。在实践中,为了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始终强调要确保其在所有领域占据首要地位,因此不能容忍苏联率先发射卫星、日本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是直接提出,大国保障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是争取成为霸主。随着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将与美国在世界上角逐,美国必须与亚洲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尽早出手遏制中国崛起。当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因而不遗余力地动员国内资源、联合其他国家、采取全方位措施打压中国,其对华政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色彩愈发浓厚。

自由主义试图为美国在形势变化下巩固和拓展全球领导权提供相应的道德理念支持。首先,由威尔逊总统提出的集中反映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十四点计划”为美国夺取世界领导权抢占了国际道德高地。“十四点计划”本质上是美国在道德原则指导下主导对世界秩序的改造,目的是推动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其次,对自由主义的信奉使美国在干涉他国内政和更迭他国政权方面有着巨大的冲动和积极性。自由主义强调,为了保障外国人的权利不被践踏,可以干涉他国内政,最好的办法是在他国建立自由民主政权;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是实现世界和平、消除战争、减少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重要方式,也是保护美国国内自由主义的理想方式。再次,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的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等概念都是以美国为核心,聚焦国际机制、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讨论也是美国有意为之,其目的是利用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确保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和领导权。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一直以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保护人权”“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口号,批评和干涉中国内政,但这些行为本质上只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而非推行自由主义制度和道德。

建构主义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这一理论认为,观念定义了国家的身份和性质,因此观念和文化在塑造国际政治现实和国际政治话语中有着重要作用。美国从建构主义理论中找到了维护霸权的新思路和新手段,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建构主义认为民族、主权和边界等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而非绝对和永久不变的。这为美国干涉他国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内部事务以及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不仅如此,美国还不断借助舆论和国际机制制造并传播错误观念,激化他国的民族问题、内政问题和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其次,建构主义认为“威胁者”的身份是社会建构的。因此,美国在国内外渲染一些国家对其和世界的威胁,给这些国家贴上诸如“邪恶轴心”“流氓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标签,试图从观念上将这些国家建构为美国乃至世界的威胁。再次,建构主义强调合法性的重要性。美国深知有必要为其行动寻找合法性,因而会努力利用国际机制和国际话语权为其霸权主义行为争取“合法性”,同时指责对手行为的“非法性”。近年来,美国频频在涉疆、涉台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上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利用国际话语权抹黑中国。这些都表明,建构主义同样在美国遏华的行动中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民主自由论”

美国人对其价值观有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坚信在自由、民主、开放、法治等原则基础上建立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并誓要将其价值观推广到世界。这种美式“民主自由论”及其演绎出的一系列推论极易将中国置于美国的对立面。

第一,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根据“民主自由”理论,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发展。20世纪上半叶,欧洲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人认为欧洲正走向衰落,因而对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更加自豪和自信,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观。对美国价值观的自信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该报告宣称,“美国将继续在国内外捍卫民主,以更好地实现建国纲领文件中所载的美国理念。”该报告还强调,“为了推进美国国内繁荣,维护所有美国人的权利,必须积极主动地塑造符合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由美国领导建立的)这些机制推进了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并以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通过塑造政府和经济体的互动方式使世界各地的人民受益。”正是在此背景下,当中国提出的价值理念在全球影响力日益扩大时,美国必然会在价值观领域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第二,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争。这是“历史终结论”之后的又一新论调,旨在维护美国的理论霸权。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之所以能在美国引起巨大轰动,是因为这一理论与美国的观念高度契合。美国人的思想中有一种长期形成的共识,即认为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高、最道德、最终的政治组织形式。美国对其自由民主制度高度自信,并为其披上了道德外衣,这导致美国总是夸大不同类型的政权对其利益构成的威胁,并认为只有推翻那些“专制”政权才能获得自由和民主的福祉。在美国看来,要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就不得不与敌对势力竞争,而且美国与盟友和伙伴曾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打消了世界对民主自由思想及其持久性的任何怀疑。近期,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又用“民主与专制”之争定义美中关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i)就持这一观点,他在《长期博弈》一书中提出,与美国在全球和亚洲地区的秩序建设相比,中国的秩序建设将“明显缺乏自由”;同时,他提出美国应对中国的最佳策略是采取非对称战略与中国竞争,而“民主及其产生的秩序”便是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独特竞争优势”。

第三,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后,巩固和扩大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基于自身的发展经历,美国深信自己坚持的道德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深信“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因此,美国总是竭力输出其民主价值观和制度,劝说他国人民改变制度和意识形态,将对外扩张和全球支配行动作为其传播民主价值观的工程。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其迎来了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大好机会。在理论层面,美国学者用“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为美国输出民主的“正当性”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在战略层面,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分别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参与和扩展战略”“新帝国战略”,指导美国在全球输出民主;通过推动“颜色革命”和发动对外战争,美国制造了一系列政权更迭事件。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又奉行“巧实力战略”,在中东地区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非政府组织推动“阿拉伯之春”,随后又以同样的策略向乌克兰、缅甸、中亚国家输出所谓民主。面对中国这一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从未放弃对中国实施民主输出,时常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此外,中国始终坚持任何国家都有权自由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美国以“民主”为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由此,在美国看来,中国既是拒绝接受美式民主的“顽固对象”,又是阻碍美国输出民主的“绊脚石”。

(三)服务于美国绝对安全的同盟理论

如果说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同盟理论主要关注军事安全问题,那么当前美国同盟理论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极大变化,在广义上服务于美国的绝对安全、全面安全和泛化安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发布的专题报告认为,2014年以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受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严峻挑战,大国竞争已经取代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大国竞争时代呼唤“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回归,美国需要动用一切政策工具,制定一套包括外交、经济、信息、军事等在内的总体战略以应对新阶段的挑战。尽管美国和中国并未发生军事冲突,但美国已经将其同盟和伙伴整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国,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五眼联盟(Five Eye Alliance)等。针对这些多边同盟与伙伴机制出现的原因,时殷弘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双边同盟和双边军事伙伴关系存在涵盖地区不广、被涵盖地区间协调程度低、非美国盟国间的军事合作较少且缺乏体制性的特征。近年来,为应对中国战略军力的上升和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扩展,美国及其关键盟国对同盟和联盟结构做出重大调整,建立了美国主导的多维、灵活的“印太”联盟。从这一动向的近期结果看,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森聪指出,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呈现一种多层次的“盟伴”网络,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由美日、美韩、美英澳构成的地区安全网络;二是依托QUAD、东盟发展地区经济网络;三是与欧洲的“盟伴”联手打通“印太”和大西洋跨地区网络,引导欧洲介入“印太”事务。

此外,学术界的联盟理论也有新的发展。一方面,美国战略界积极策应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就同盟理论提出各种新概念、新观点。既有高政治领域的“硬对抗”,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专题研究报告强调,当大国竞争的游戏规则向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时,就要“创造新的棋盘”,即通过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强化军事网络以确保新一轮游戏规则由美国主导;又有低政治领域的“软对抗”,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专题报告提出“强制性经济治国方略”(Coercive Economic Statecraft)的概念,主要强调美国与盟友、伙伴在运用经济工具应对地缘政治问题上要协同合作,最大限度地对中国施压,加强美国的施压能力,且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国的报复能力。另一方面,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从盟国视角思考同盟理论发展也出现了新的动向。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菊池努指出,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日益担忧美国不会完全履行对日防卫的承诺,因而近年来积极就强化日美同盟提出各类倡议,出现了“把美国卷入日本战争”的同盟战略意图。同样,澳大利亚也在“被美国抛弃”的战略焦虑中进一步强化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为维持同盟付出了很大代价。可以认为,部分美国盟友由于其自身安全利益已经深度融入同盟体系,由此出现了这些盟友倒逼美国确保同盟安全的现象。

文章选自《国际展望》,2023年第1期

来源时间:2023/5/12   发布时间:202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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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国化”:中国如何重塑其芯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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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ANG CHE, JOHN LIU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去年10月,中国中部一家主要国有企业下属的大型半导体工厂的建设计划陷入混乱。拜登政府升级了对华技术贸易战,切断了中国获得制造最先进半导体所需的西方工具和技术人员的途径。

一些拥有美国国籍的员工已离开公司。三家美国设备供应商几乎立即停止了发货和服务,欧洲和日本的公司预计很快也会紧随其后。

这家工厂是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寄予厚望的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实施主体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现在,这家芯片制造厂和其他同类工厂正在忙着改变供应链、重写商业计划。

美国提高贸易壁垒近七个月后,中国已在加速提高国内芯片行业的自主性。西方的技术和资金已经撤走,但政府正在为培育本土替代产品投入大量资金,尽管本土生产的半导体不是最先进的,但利润仍然丰厚。中国也没有放弃高端芯片的生产:制造商们正试图使用不受美国出口禁令限制的外国老部件,以及国内已有的不太先进的设备。

美国严格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是出于一种担忧,华盛顿的官员们认为,中国使用民用技术企业提升本国军事能力的做法已构成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最近把这种看法描述为华盛顿“新共识”的一部分,“新共识”认为几十年来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并不完全成功,他还表示,新的控制措施是针对中国最尖端的半导体而“精心制定的”。

按照去年10月宣布的规定,美国的企业和公民不能再为任何中国公司开发复杂程度高过某个门槛的芯片技术提供帮助。新控制措施超过了特朗普政府针对个别中国企业(比如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贸易限制。

在面临这些早期贸易限制后,中国政府曾为培育取代西方芯片制造商的本土公司投入大量资金。但外国零部件仍容易得到且质量更高,让许多中国公司不愿改为使用国产芯片。

对使用中国本土材料的顾虑似乎正在减少。处于供应链上游和下游的中国科技企业正在评估如何将西方芯片和相关器件(甚至是那些不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的器件)替换下来的办法。国有电动汽车制造商广汽集团曾在今年2月表示,最终目标是从国内供应商那里购买生产汽车所需的约1000种芯片。广汽集团目前从海外购买其90%的芯片。

“中国很多行业目前的目标是在供应链中去美国化,”战略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中国部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罗说。

几十家中国芯片公司正在敲定今年通过公开募股筹集资金的计划。这些公司包括中国第二大芯片制造商华虹半导体和一家得到华为支持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在技术方面的争端没有缓和的迹象。拜登政府已起草了限制美国风险投资对中国高端芯片公司投资的新规定,但尚未公布。据跟踪私人融资的PitchBook数据,外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投资今年已跌至六亿美元,是自2020年以来最少的。美国官员正在考虑对量子计算或芯片制造设备等技术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美国的限制措施已导致中国政府重启一项国家基金,该基金曾因浪费和贪污问题停了一段时间。今年2月,政府通过所谓的“大基金二期”给长江存储注入了近129亿元的资金,以加强它对美国限制措施的应对。据官媒报道,“大基金”最近也对芯片设备和材料供应商进行了投资。

这些新补贴的目的是去掉中国供应链中的西方零部件。南方城市广州今年成立了1500亿元产业资金,将重点投资半导体等重要技术行业,包括那些试图取代西方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的项目。据公司财报和发布的消息,中国制造的设备的采购订单近几个月来已经激增。

习近平直言不讳地谈到,他认为西方国家正在努力对中国实施“全方位遏制”。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他打断了一名中国起重机制造商代表的发言。中国官媒广泛报道了国家主席与那名代表的对话:“你们起重机里面的芯片,是国产的吗?”习近平问。“全是国产的,”那名代表答道。

据市场研究公司Yole Group估计,中国到目前为止生产的所有半导体中只有不到1%是受美国限制的行业高端产品。Yole Group首席执行官让-克里斯托夫·埃洛伊说,其他的都是不太先进或“成熟”的半导体,用于日常电子消费产品和汽车,这些产品是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绝大部分业务”。这些芯片基本上不受拜登政府去年10月宣布的出口管制的影响,它们现在正在迎来投资的激增,他补充说。

中国最大的两家芯片制造商是国家支持的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它们今年分别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用于扩大成熟芯片的生产。

不过,咨询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ies的首席执行官亨德尔·琼斯称,从长远来看,中国无法获得制造高端芯片所需的世界级工具的问题可能会阻碍它在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等许多先进领域取得进步。

据Yole Group估计,去年8月,长江存储曾制定了挑战美国美光科技等老牌芯片企业的目标,到2027年时,将其在全球芯片生产中的份额提高到13%,达到目前的三倍。这家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在建设第二家工厂时遇到了困难,其产量将出现下降,到2027年时,长江存储的产品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将下滑到3%。

以前曾投资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国际企业正在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韩国的三星和台湾的高端芯片制造商台积电投资数十亿美元,正在美国建设新生产线。这家台湾芯片制造商也在为其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申请美国政府的补贴,这将迫使台积电限制其未来十年在中国的投资。

专家们说,与此同时,国外对中国芯片行业影响的减少正在为国内企业创造机会。上个月,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上市,公司股票自上市以来已增长了30%。

“正是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才有了现在的市场空间,”总部设在北京的一家技术联合体的董事项立刚说,他曾在技术问题上为中国政府提建议。“我们现在才有了发展机会。”

最近的国家投资激增可能会极大提高中国在全球低端芯片生产中所占份额。据咨询公司荣鼎咨询和名为Stiftung Neue Verantwortung的柏林智库合写的一份报告,中国可能在未来十年占据一类成熟半导体全球产能的一半左右。


这可能会给外国公司的供应链制造新的易受攻击点,该报告的合作者扬-彼得·克莱因汉斯说。

“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愚蠢的主意,”他解释说。“这是一个能被利用的瓶颈问题。”

Ana Swanson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Chang Che是时报亚洲科技记者。他曾为“中国项目”工作,并作为自由撰稿人报道中国的技术和社会。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changxche。

John Liu于2021年加入时报,负责报道中国新闻。此前他在《缅甸时报》任记者,并为国际新闻机构报道台湾方面的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JohnLiuN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3/5/12   发布时间:202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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