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1689

【崔天凯:中美BIT谈判不拘泥于特定时间点】

0

作者:财新网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称,中美双方团队一直在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密切的沟通和协调,关键是把方案研究透,做好周密准备,不要拘泥于某一个特定时间点。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6/4/7   发布时间:2016/4/4

旧文章ID:9866

独家:克鲁兹、桑德斯胜利而归,特朗普、希拉里势头锐减?

0

作者:孙瑶  来源:中美印象

""

  (桑德斯:孩子,你想免费上大学吗?)

  [编者按:随着艾奥瓦党团会议选举的结束,美国的2016年大选正式启动。2008年,奥巴马以“变革”为主旋律,先是分别击败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在内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再击败共和党的麦凯恩-佩林,当选总统,让世界对美国政治的活力刮目相看。7年之后,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总统的执政纪录大失所望,国内经济的复苏漫长而缓慢,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也每况愈下,而华盛顿的整个决策机制因为党争而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美国选民急切地期待新的领导人的出现。特朗普说自己的竞选是运动,桑德斯宣称他的参选是一场革命。美国每四年的权力交替既和平稳定,又极具戏剧性。“中美印象”网站从即日起推出“美国2016年大选系列报道”,本文为第九篇。欢迎读者提出改进建议并踊跃投稿。投稿信箱为meiguoxuanju@gmail.com。]

  美国时间周二晚(4月5日)落幕的威斯康星州党内初选看点十足,首先从结果来看,克鲁兹与桑德斯大胜势头强劲的特朗普和希拉里,此前很多人深信后者已提前锁定党内提名,而现在更多人怀疑,初选的局势是否会由此发生转变。但从实际所得代表人数上看,克鲁兹和桑德斯分别领先第二名(特朗普、希拉里)30和11人,这相对他们之间的总体差距来说还是杯水车薪。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克鲁兹于昨晚冲淡了特朗普的破竹之势,而且不少共和党大佬认为,如果特朗普不能在7月的共和党大会之前赢得1237名代表,即无法直接赢得党内提名,他将失去获胜的可能。因为参加公开代表大会(open convention)的共和党代表大多不会推选特朗普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目前特朗普和希拉里仍然大幅领先,特朗普以743名代表领先克鲁兹226人,卡西奇600人;希拉里已将1748名代表收入囊中,并领先桑德斯690人。

""


  除结果外,昨晚的另一看点是桑德斯的获胜策略。威斯康星州采用公开性初选(open primary)的投票方式,即选民无论注册党籍,可为任何一党的候选人投票,因此其结果也更难预测。维斯康星州对桑德斯无疑是很有优势的,州内有大量学龄选民以及白人选民,而采用公开性初选的投票方式更被认为是击败希拉里的关键。

  回顾桑德斯获胜的三场选举:新罕布什尔、密歇根与佛蒙特,三州全部采用允许独立选民参与的投票方式。也就是说,很多倾向于民主党的独立选民选择了桑德斯,这又是为什么?

  第一,希拉里曾说过自己“从成年开始就是骄傲的民主党人”。事实的确如此,她的职业道路和人脉关系有深深的民主党印记,是民主党建制派的中坚力量。独立选民通常更看重进步和改变,而非固步自封,希拉里相比桑德斯来说很多方面都毫无新意,因此并不受他们的欢迎;第二,桑德斯的竞选团队懂得利用这一优势,非常注重对独立选民的拉票和宣传。就像桑德斯在采用党团会议的州有明显优势一样,他的团队很可能更有说服力和苦干精神,这为桑德斯赢得了大量独立选民的支持。

""


  共和党方面,克鲁兹于昨晚给了特朗普致命的一击,此前很多共和党大佬动员了多方力量,终于让反特朗普人士看到了希望。面对维斯康星初选的失利,特朗普有些气急败坏,在昨晚的声明中强烈抨击了克鲁兹及共和党大佬们,认为他们沆瀣一气,更指出克鲁兹是被共和党控制的木偶,其目的就在于阻止自己赢得党内提名。他甚至认为广播电台也被共和党控制,专门宣传反对他的言论。特朗普谴责克鲁兹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进行非法合作,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和证据(典型的特普朗行为)。

  在7月的两党党内代表大会之前,共和党还有16场初选,民主党也将举行18场,并分别分配715和1587名党内代表。其中,涉及代表人数较多的州包括,纽约(4月19日),宾夕法尼亚(4月26日),加利福尼亚(6月7日)。值得注意的是,威斯康星初选或将影响到两周之后的另外两场重要初选(纽约州与宾夕法尼亚州),克鲁兹和桑德斯在未来两周将采取什么策略保持势力?特朗普和希拉里又会如何努力扭转局势?请继续关注中美印象的分析报道。


“中美印象”美国2016年大选特别报道系列文章  

美国2016年大选总统候选人特辑
(一)为什么不能选桑德斯当总统
(二)谁是泰德
·克鲁斯

来源时间:2016/4/7   发布时间:2016/4/7

旧文章ID:9865

于歌:上帝统治美利坚

0

作者:于歌,曹乐溪/采  来源:共识网

  采访嘉宾:于歌,作家。原名于彦智,曾以陕西省文科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期间,被公派到日本学习社会学,在日本读完社会学博士课程。现在主要从事国际商业咨询及国际贸易,在北京任某企业董事长。作者长期关注转型期中国的发展,研究宗教与社会的关联作用,著有《民族个性与民族兴衰:宗教改变的国家走向》,《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等。

  采访者:共识网曹乐溪

  共识网:《美国的本质》写成于十年前,如何看待这本书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于歌:《美国的本质》十年前预言的中国的一种状况,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我们先看看书原文的预言:

  “敌基督者是美国永恒的敌人,这是美国在其意识形态外交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或早或晚,美国都会与“敌基督”的国家或势力冲突,并且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伊斯兰世界问题解决之后,如果中国仍然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仍然是把唯物主义无神论当作是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那么,由于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以及始终如一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目标,无论布什之后是谁当权,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将成为美国国民及其政府的眼中的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将被视作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最主要障碍,那样,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走向进一步对立,甚至演变为敌对关系。

""

  美国作家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孟洛( Ross Munro)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做《不久将与中国斗》,在美国和日本都很畅销。这本书告诉读者,中国的唯物主义者是冥顽不化的,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不要指望他们会理解美国人的基督教和民主主义。”“作者说,中国难以改变,务实主义让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成功,只加强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自信,因此,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与美国在各方面发生斗争和冲突。”

  今天,书中所预言的这些状况都成了现实:近些年,美国纵横捭阖,武打和文斗相结合,搞垮了中东专制政府,让中东陷入混乱,自相残杀,基本解决了伊斯兰问题。现在,美国腾出了手,开始重点对付仍然坚持无神论的中国。

  同时,中国的状态也像书中预言的那样,由于市场经济的成功,中国政府越来越显示出对自身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自信,提出所谓“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三个自信,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对立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中国也越来越显示出美国人眼里的“敌基督国家”的征状。

  在这种状态下,自然,就像书中所预言的,美中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美国与中国的各方面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中国似乎想避免与美国闹掰,中国领导人最近一次访问时,送去购买三百家波音飞机等等采购大单,但似乎一点也不管用。中国领导人一回国,美国就把军舰开到南海中国领海,同时大力推进PPT,在经济上也重点围堵中国。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它准确地预见到了十年后今天的现实,自然,它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因此也提示了整合今天美中关系的一个路径,那就是,如果中国还想与美国搞好关系,还想避免大规模全面冲突,那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读读这本书,看看基督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看看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一面,不要以为送钱就能解决问题,中国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做法上作一些调整,需要调整一下宗教政策,不要把自己搞成一个传统的“专制极权”国家的形象,不要把自己搞成“敌基督”国家的形象。

  中国人可能会觉得,《美国的本质》一书所说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必然对立,也会带来现实的对立,这种说法很幼稚。其实,书中的这种说法很符合实际。

  在美国基督教传统的国家里,唯物主义无神论与个人崇拜和专制集权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谚语说,你不跪拜上帝,必然跪拜人,跪拜人那就必然导致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就必然导致极权和专制,而极权和专制又是美国和意识形态的敌人。美国的民主自由传统,来自于他们的清教徒信念,在《美国的本质》里有介绍,在最近新出的《民族个性与民族的兴衰》这本书里,有着更详尽的介绍。也就是说,美国的基督教与无唯物主义神论的对立,往往直接后果就是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直接也是现实的对立。

  共识网:美国社会的道德伦理是基督教伦理,而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取向则以儒家宗族观念为社会根基,这种区别的根源是什么?

  于歌:应该是是历史形成的。美国是欧洲基督教传统的承续,当初跑到新大陆的欧洲人,除了一些商人流放者之外,基本就是清教徒,清教徒为了躲避欧洲的宗教迫害,跑到了新大陆,创建了美国的传统和国家。实际上,最早到达美国的,是弗吉尼亚殖民地人群,主要是商人群体,但美国不把他们当作美国之父。美国人把五月花号的清教教徒当作美国之父,把五月花号船当作他们的精神源流,就是因为继承了清教徒的传统。

  中国是传统的儒教国家。儒教伦理支配中国众所周知,也是历史形成的。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

  共识网:中国常被人称为是人情社会,没有关系寸步难行,事实上真的如此么?对于美国来说,影响美国人际交往的关键是什么?

  于歌:中国是熟人社会,人情和关系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这是中国的国情。人情社会,熟人社会,都源自于人类的共同体生活经历,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都经历过共同体社会,比如,农业社会就是大的共同体,中世纪时的城市也是如此,人们注重关系,注重私交,注重血缘地缘。

  现代有很多国家,虽然外表上高楼大厦,很现代化的样子,但在精神层面上,他们仍没有脱离共同体社会,仍然是人情社会,熟人社会。这样国家的资本主义状态,一般都很腐败,缺乏欧洲资本主义的法制和普遍主义原则。亚洲的资本主义和南美洲资本主义都是这样。

  所谓普遍主义原则,是韦伯社会学的重要的概念,就是指“做事就事论事不论人”。这种原则是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得以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清教徒教义当中对私情的憎恶。韦伯在《新教伦理》当中说的很透彻,比如清教徒谚语说,你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对你的帮助,等等,说的就是清教徒对个人私情的憎恶。

  美国人继承了清教徒的这个传统,美国人之间,避讳彼此过深的交往,避讳私情,你与他谈私交和拉扯关系,会遇到很尴尬的场面。他们行事为人一般遵循普遍主义原则,不重人缘血缘地缘,更重商业主义原则。

  但是,随着美国的近些年的移民和多元化,美国现在也呈现出多元化行为模式,比如,亚裔和拉美裔和意大利裔,为人行事仍有人情社会的特征,但在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群体,依然抱守美国传统。

  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与意大利人拉美人的行事为人的不同,我在新作《民族个性》当中,有着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考。

  共识网:如何看待物质主义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影响?

  于歌:追求物质的丰富,追求财富,应该不是错,正因为欧洲近代对物质丰富的不断追求,才带来了人类的进步,世界才能容下这么多人口,否则如果还是农业社会,大饥荒不知发生过多少回了。欧洲天主教对物质追求的否定、还有早期共产党人对物质追求的否定,都有其不合理性。无论是基督教新教教徒还是欧洲启蒙主义者,都光明正大地追求物质的丰富,追求财富。

  但是,追求财富的路径和体制,似乎有着邪恶与公义的区分。在人情社会熟人社会那里,财富来的都很邪恶,无论是亚洲资本主义还是拉美资本主义,都是如此。很多财富的积累来自于关系熟人,来自于亲缘血缘地缘,也就是来自于腐败。

  但是,在盛行普遍主义和商业原则的社会里,这类腐败要少许多,当然不是没有,相应少些,财富来的公正一些,财富更多地来自于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和竞争,这样的财富带来的是社会整体的进步,背后也体现着机会的平等。

  美国一直要求各个国家的自由化,其实追求的也是财富由来的公平公正,追求的是机会均等,也就是每个个体和实体以及国家的机会均等,背后有着他们对公义这个概念的理解,体现着他们对公平公义的理解。

  共识网:在书中您似乎认为美国电影表现的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并不是真实的美国。我倒是觉得,美国电影尤其是商业大片虽然看起来十分世俗,但其背后反映的内涵还是美国希望拯救全世界于水火的美国梦的价值输出。反观中国主流电影,似乎也是无处不强调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归属观念、功利主义、人情世故等,不知您怎么看?

  于歌:书中的说法,主要的是针对那些年中国人对美国的理解,那时经历过美国生活的人并不是多数,所以,中国人理解的美国是电影上的美国。

  但随着近些年中国去美国的人的增加,书中的提法已经被更多的中国人所经历,大家都说美国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国的夜生活更丰富,这个才是现实的美国。宗教在美国很多地区依然有着很大的约束力。比如休士顿,杰克逊等,我所去过的城市,星期天如果你在街上闲逛,会被人当作异类,因为这个时候应该在在教堂做礼拜。晚上美国的大城市,是流浪汉的国度,普通人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当然,在旧金山这样的非常自由化的地区,夜晚比较例外,但绝不比中国中等城市热闹。

  至于中国的电影与实际,因为有着各种审阅加查制度和主旋律规定,没法说了。

  共识网:如何看待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有基督教化的可能么?

  于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相信某个宗教的人群越来越多,宗教人口不断地上升,其中包含佛教人口的急剧上升,伊斯兰信仰的公开化,以及基督教人口的上升。基督教也是近三十年在此背景下扩展迅速的宗教之一,在近三十年,普及甚广,影响到各个地区,影响到各个阶层,包括众多的政府官员。那么,自然就有人想,中国会不会成为基督教国家,也就是基督教人口张多数的国家?成为基督教国家后会怎样?等等。其中,曾经在中国常驻的美国记者艾克曼,当过纽约时报北京的主人,就曾经就此事写过专著,预测中国三十年内成为基督教国家,并对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我不敢对未来有什么预断,但是,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尽管现在政府在打压基督教,但可以肯定,未来基督教人口仍然会快速增长。

  从历史上看,基督教势力一般不会因为单纯的肉体打压而被削弱,相反,经常是在肉体打压很严厉时,反而会增长实力。罗马帝国曾经极其严厉地打压基督教,把基督徒斩首喂狮子甚至车裂,但基督教势力在罗马帝国并没被虚弱,反而越来越强大,最后逐渐在渗透高层,最后一夜之间,皇帝本人也成了基督徒,宣布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罗马教廷也曾经严厉地打压新教,火刑斩首车裂等等都使用过,但最后,新教还是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取得了胜利。

  那么,说明单纯靠肉体打压基督教,并不会带来基督教的没落。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研究,有心理学,历史学,神学等等个方面解释,在这里就不说了,总之,现象就是这样。

  基督教只有在一种时候会与打压有关而衰落,那就是打压者在肉体威胁的同时,还提供了能够取代基督教的信仰,这个时期主要是共产主义信仰盛极一时的时候,比如前苏联和东欧圈内,虽然传统是基督教国家,但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深得人心,甚至狂热,这时候,加上无神论执政者的肉体打压,基督教在这里衰落很久,直到共产主义信仰退潮。

  共识网:比起美国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外交,怎样看待中国外交政策由强调意识形态到利益优先的转向?

  于歌:中国在建制之初,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国家的建设也是按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的,因此,长期的外交,也走的意识形态外交路线,比如,也搞了一些革命输出。但后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衰落了,中国也最早地搞起了为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路线,所以,以后中国的外交,也开始遵循现实主义路线,现实主义是注重利益的,是利益取向的,所以,中国的外交开始走利益外交,同时,由于没有理解国际上人权外交的真实性,以为国际社会认同利益是外交的最大目的,以为利益可以当做外交手段的合法性来源,对外主张的也是利益外交。

  共识网:如果说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基督教思想的产物,那么并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如何走通民主之路?

  于歌: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不是非基督教国家怎样实现民主,而是问非基督教国家怎样走通民主。

  现代的民主,起源于基督教新教,特别是清教徒,这个是无疑的,清教徒第一个喊出了体现了现代民主含义的口号,那就是:“基督徒没有统治者,基督徒的统治者是上帝,国王是为基督徒服务的”。在这个口号之前,所有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而不是服务者。从前国王都是君权神授,代表上帝统治人民。而清教徒这个口号说,基督徒的统治者是上帝,所有国王都是为基督徒服务的。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国王及其象征的政府,不是统治机构,而是一个服务机构。政府是服务机构,而不是统治者,这一点,是现代民主的实质。以后的民主,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那么,非基督教国家首先理解民主就很困难,民主在世界搞了这么久,搞了那么多选举,但非基督教国家好像还是很难理解民主的实质,即便是他们搞民主,搞选举,他们往往容易理解成选举是选新的统治者,而不是选新的服务生。他们没有上帝在统治着他们的概念,自然就会在尘世中找统治者。

  那么,你让中国人理解民主就太难太难了。中国人直到现在,很多高知在谈到美国的时候,仍然说某某党在统治美国,某某总统治理美国,即所谓治国。殊不知这种说法,会让传统的美国人哈哈大笑,不知所以。就像我在书中说的那样,在美国人的眼里,美国政府不是什么统治机构,而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物业公司,提供保安,卫生,信息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的公司,这里的官员都是社区业主美国人的服务生。

  那么,进一步讲,美国的国会议员,相当于社区业主代表,业主代表大会先当于议会,业主通过业主代表大会制定的小区规范,就是相当于美国国会的法律,所有人和组织都在这个规范内行动,物业公司也就是政府,当然也的在这个规范内作为。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是清教徒在美洲大陆实现的他们的政治理念。在欧洲大陆时,因为王权的压迫,他们还有有所收敛,到了新大陆,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无所顾忌和彻底的。

  美国人的这种民主,实际上也实现了清教徒的一个宗教上的愿景,宗教上的理念,就是耶稣所说的;“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但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但要像服侍人的。”他们在殖民地做的,就像耶稣所说的那样,没了君王,他们之间有能力的,来做他们的服务生,提供公共服务。

  这些听起来很乌托邦,但很现实,比如,无神论听起来虚无飘渺的上帝,和上帝的统治,实际上存在于美国的民主当中。在美国的民主实践当中,实际上,上帝真正作了统治者,这个上帝的统治,就是基督教对他们的行为的约束,在世俗的法律和行为规范之上,美国人还有一个上帝在约束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世俗的法律之外,还能够有个思想和行为约束,也还能够自我约束,不至于肆无忌惮,成为暴民和刁民。

  这个上帝的统治,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民主得以产生的很重要的原因,美国人当初把上帝当作他们的统治者,废弃了人的统治,在殖民地搞个公共服务公司,这个服务公司就成了他们的政府。以后,各个殖民地联合,就成了大的美国,也就产生了大的美国的公共服务公司,产生了联邦政府。产生了美国式的民主政治。

  美国的民主成功运作,其实也是依赖于上帝这个他们的统治者,这个上帝让他们去敬重别人去爱别人,去每日反省自己的罪,去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让自己理性,懂得忍耐、自律和退让。这是美国是民主得以成功运作的很重要的前提,没有这样的国民性格,民主很难运作。美国人对托克维尔说,这世界上只有美国人才配享受美国的自由。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近代和现代民主,其实都是盎格拉撒克逊民族鼓动宣传搞起来的,是他们在世界首先发明并且推广的,主要清教徒搞的。他们在输出自己的宗教理念时,也输出了他们的民主政制。在欧洲,是英国清教徒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清教徒的共和政府挑战欧洲的王权,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临死前曾经说,上帝再给他十年光景,他就会拧下欧洲由君王的脑袋。再一个就是美国了,清教徒的美国从殖民地开始一直输出革命,把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体制推广到美洲,然后是世界。

  但是,美国的这种民主主义,就是“把政府当作物业公司”的民主主义,以及他背后的神学和政治学基础,是别的国家所不具备的,这是盎格拉撒克逊民族所独具的,被人们称作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因为世界上,只有昂格鲁撒克逊人才这么理解政府,在这背后,是他们的神学理念,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基督徒没有统治者,统治者是上帝,国王乃是服务机构”这种神学理念,还有上面所说的他们宗教愿景。

  世界上别的民族并不具备他们的神学理念,不同的宗教背景尤其是无神论,就更难理解他们的民主思想,因此,别的民族在接受他们的政治体制时,都产生了受体不良的现象,也就是器官移植时的异体排斥现象,结果,在世界各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影响所及之处,他们的民主特别是美国的民主输出,经常会带来混乱和灾难。

  这个受体不良,第一个,就这种现代民主并不能被理解,政府仅仅是物业公司这种思想并不能被理解,民主往往并不能真正建立,反而成了革命或者颠覆的借口,最后成了异姓革命,成为另一个独裁者政权的产生的阶梯。

  第二个受体不良,就是民众在这个民主过程中,民众因为缺乏督教那样的宗教约束,缺乏自律,缺乏自省,缺乏约束,往往成为暴民,带来暴民政治和大规模流血。

  第三个受体不良,就是国家容易崩溃。美国这个国家没有统治者,国家的成立是一群移民商量着搞起来的,而这些移民是很自律的虔诚的信徒,懂得自律和退让。而世界其它国家是有传统的统治者的,民众没有基督教那里的忍让精神,反省精神,又缺乏自律和退让。美国式民主就是把统治功能转为服务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在不知道妥协和退让以及自律的民族里,传统国家容易崩溃。

  这几点,在美国人影响下的第一场世界性大革命,也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都有所体现,并且体现的很充分,成为以后的民主革命的经典。

  法国大革命是在美国的影响下搞起来的,当初美国闹独立,法国君主为了削弱英国的实力,派了很多人去支援美国人的独立战争,这些人在美国接受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回国后,基本都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法国革命军司令拉法叶特就是当初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士兵,法国的革命宣言,是他起草的,也基本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山寨版。

  但是,法国因为欧洲的长期的世俗化运动,在大革命时,已经成了唯物论自然神论无神论的桥头堡大本营,思想和社会基本处于世俗化状态,在这种世俗化的状态之下,他们学习美国的清教徒民主主义的时候,对美国民主的基本神学基础和逻辑缺乏理解,因此就走了样。

  法国人首先不理解国家怎么能没有统治者?或者是他们的无神论让他们拒绝上帝成为统治者,于是,他们仍然坚持国家仍有统治者,那么政府就是统治者,只是过去是君王就是政府,是国家的统治者,现在民主了,民主就是人民来当统治者。人民取代君主,人民成了统治者,人民自己统治自己。这就是法国的民主。那么,人民怎样体现它的统治呢?就是人民代表,就是让人民代表来统治人民。人民代表来统治人民,既然是统治,当然就体现不了服务,体现不了对人民的服务,体现不了对社会的服务,自然就体现不了真正的民主。其结果,就变成了人民代表对人民的专政和独裁。这个专政和独裁最后还是被人民抛弃,最后,真正的统治者会来,拿破仑会来,拿破仑搞专制,然后是恢复帝制。

  同时,也因为不具备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学基础,所以,法国人也理解不了自治这个概念,美国的自治,其实相当于社区的自治,各个洲的自治,相当于中国人理解的不同社区的社区自治,美国人这样搞,也是在“没有统治者,只有服务者”的思想上搞起来的,国家有大的服务公司,那么,各个州也有自己的物业功公司,就是州政府。法国人理解不了这一点,所以法国人喜欢坚持中央集权,不搞自治,大革命的使命,革命党人说,就是把人民的统治,“像电流一样传到各地”。中央集权与专制是结合在一起的,民主与自治是结合在一起的,法国人理解不了,所以他们不搞自治,那么,民主也是与美国人所说的民主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所以,虽然人们把法国的民主当作近代民主的起源,都在学习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主义,但实际上法国自己的民主一直是磕磕碰碰的,没摸到门,结果反反复复,帝制搞了几回,军政搞了几回,以致没能建立起其平稳的民主政制,实际上,一直到二战后美国解放法国,法国才开始确立了民主,也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搞起来的。

  第二个受体不良,也在法国大革命中深有体现。法国大革命时的民众和领袖,基本上是无神论者或者自然神论者,原来法国社会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宗教信念,早被当作腐朽的东西被嘲弄和批判了很久,传统的天主教徒有虚标,天主教会也成为国家统治机构的一部分。那么,用无神论和自然神论养育的民众,当他们起来表发泄他们的愤怒并并砸烂了统治机器之后,社会既失去了法的约束,也失去了道德和良心的约束,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成了绞肉机。法国大革命的残酷是历史著名的,断头台曾经连续几个月运转,革命领袖都成了牺牲品,群众嗜血,享受断头台的咔嚓声。

  第三个受体不良,就是国家的崩溃。法国人虽然不理解政府为什么不是统治者,不理解政府职能向物业公司的转化,但还是仿照盎格鲁素撒克逊人,搞了的权力分化,但这个权力的分化过程,在缺乏基督教约束的民族那里,会很痛苦,不知妥协、不知退让、只知进取,把自己的思想和利益绝对化,结果统治数次崩溃,频繁内战,最后还得服从森林法则,强者胜出,军人最后执掌政权,乃至重新做皇帝。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民主主义的最先事例,也是一个标本,也是一个典型,也是一个起源,以后的别的国家,陆续学习民主,要么学习了法国大革命,要么学习了美国式民主,学法国的多,学美国的少,但无论哪种情况,基本上都经历了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受体不良的现象。中国的辛亥革命,其实也是一个追求民主而大导致国家崩溃最后军阀混战的一个事例。

  但是,民主又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民主不是走向现代化的充分条件,但是一个必要条件,民主不一定带来繁荣,繁荣还需要很多别的条件,比如韦伯说,还需要理性主义精神,普遍主义态度,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的法,自由的市场,等等。但是,不民主必然带来不繁荣。因为繁荣的经济需要自由和民主,只有民主和自由才能把政府正能摆在正确位置,才能给社会以最大的自由和活力,才能给个人和实体以最大的自由和活力,给他们最大的发挥和创造空间,才能让他们尽全力创造财富,社会才能繁荣。在近代,盎格鲁撒克人成为最强势的民族,缔造了大英帝国和美国,独霸世界五百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最先搞明白了政府的位置,最先拥有了民主和自由,也最先在极大程度地发挥了他们民族的智力和创造力,造就了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和最繁荣的经济。在整个过程中,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理性精神,普遍主义的商业精神,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都是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民主政治的确立,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以后他们得以发展强大的保障。

  那么,我们看,民主那么重要,但又那么危险,尤其是对非基督教民族来说,重要是生死相关,危险也是生死相关,那么,就回到了你的问题,就是,非基督教民族怎样走通民主之路?

  依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对非基督教教民族,更准确地来说,对缺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宗教背景的民族来说,想走通民主道路,可能最好的路,就是君主立宪。

  我们看,在世界上,在引进民主之的过程中,没有崩溃没有流血的实践经验,有一个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后的大正民主主义时代,这个时候,日本开始引进大众民主,普选制度,众议院制度,等等,现代民主的制度都开始建立,并且得以顺利实施。他们国家没有崩溃,没有内战,但民主制度却在逐步扩展。只是那时的世界形势,帝国主义时代,使得日本走向了侵略道路,这个过程也被中断。但也是成功的自我引进民主的类型。再一个就是泰国,泰国是在近代四百年,唯一维护了独立而没有被殖民地化的亚洲国家。并且,是唯一没有经列国内战的国家,也是少有的保持了王室的国家,也是少有的没有经历过国家崩溃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及早地搞了君主立宪,以后,也不断地通过自身的改革,引进了民主,在引进民主的过程中,没有激烈的社会动荡,国家动荡,虽然,民主也进程经常被中断,但民主仍然持续下来。

  君主立宪的最大的好处,就是通过君主这个机制,能够保持国家的存续,不至于崩溃,在各个利害没法调节的时候,在各个方面不知妥协尖锐的时候,君主可以出来作出调节,做出裁断,不至于各方兵戎相见。同时,君主立宪,又把君主的权限仅限于此,仅限于维护国家统一,限于维护民族团结的功能,不再持有广泛和绝对的权力,而通过立宪,又开启了民主化进程,可以不断地推进民主,在基本保持国家的秩序状况下,不断地把自由给社会,让社会释放出更大的活力。直至政府成为真正的服务机构。

  反观那些没有搞君主立宪的国家,在近代现代基本上都曾经历过国家崩溃,这些国家,君主不知道要立宪,一味维持王室的绝对权力,保持全面权力,结果最后被人推翻。我们最贴身的例子是清朝。而立宪的又不知要君主,只知道要三权分立,要民主化,结果,国家没有力量整合,往往国家崩溃。我们自贴身的例子,是辛亥革命。

  但是在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没有君主了,都被消灭了,那么,谈君主立宪似乎没意义了,主体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君主立宪。但是,其实不然,那些仍然没有实现民主化而又没有君主的国家,那些没有了君主也没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其实可以借鉴一下君主立宪的实质,探索一下类似于君主立宪的民主道路。

  那么,什么是君主立宪的实质呢?君主立宪的实质是,国家机构的某一部分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实质上保持了统治权,没有被民主化,没有成为民众可以触动的机构,这个机构,超然于各个党派之上,具备维护国家统一和秩序的能力以及威望,乃至于是武力,它在最危急时可以发动强权和武力。这个机构仍然是统治机构,不是民主化机构。但是,国家机构的其余的部分,则改变功能,成为民选民向民治理的机构,成为服务机构,同时功能仅仅限于公众服务,成为彻底的物业公司。

  圣经说,那些没有上帝的人群,才需要君王。这个讲得有实际意义。没有上帝管束,人民很容易成为暴民,他们需要君王。但他们又需要繁荣,需要人权和发展,所以,最好只能是最小范围的君王。

  民主与基督教有着深刻的渊源,近代以来,基督教徒们从各种角度,从圣经的各个角度来论证民主的正确性,必要性,也在实践中追求民主。清教徒神学的论述如同上面讲的那样,在实践中他们先从教会开始了共和制,后来是国家的共和制。那些不赞同清教徒神学的基督徒,比如后来去美国的基督徒,又从人权的角度、上帝爱人的角度来论证民主和人权的必要,就像我在《本质》一书中讲述的那样,他们也有自己的殖民地的实践,比如罗德岛殖民的民主实践,主要是基于人权思想的民主实践。

  但是,无论怎样的神学背景,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不同的民主实践,他们其实都反映着一种基督教与现代民主存在的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一个真正相信基督教的人,都会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多数都成了民主主义的先锋。这种基督教与现代民主主义的亲和力就是:基督徒不承认地上的神,只承认天上的神,也不承认地上没有血缘而要当父亲的人,这样的父亲是他们天上的父,地上没有。基督徒也不承认伟人,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的能力都是上帝赐予的,他们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工具。基督徒又不承认圣人,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是罪人,在地上全都不干净,无所谓圣人。基督教有主战爱人,那么,爱人又肯定拥护人权,拥护人权比导向民主。这些都是与民主之间的天然的亲和力。这些亲和力,通过不同的表述,最后变成了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当然这种亲和力也是与专制和集权之间的天然的隔绝,所以,专制和极权都讨厌他们,所有的专制者,一上台就打压他们,他们都希望成为人民的父,成为圣人,成为伟人,但信基督教的人认为世上没这些东西,都不这样看待他们,所以他们很愤怒,上台就打压基督教,打压基督徒,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等都是这样。

  关于美国的民主和基督教,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的关联,我在新书《民族个性与民族兴衰》当中,做了详细的解读,可以参考。

来源时间:2016/4/6   发布时间:2016/4/6

旧文章ID:9864

应对中国:美国将开始军事指挥体制改革

0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据参考消息4月5日报道,外媒称,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一项机密的新国家军事战略,并提供彻底改革最高军事组织结构的建议,以便能够更好地面对“动态和复杂”战斗。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4月4日报道称,邓福德3月29日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告诉听众,五角大楼的最高层级并不适合应对来自俄罗斯、伊朗、中国等国家以及其他非国家敌人的挑战。而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则披露并介绍了1986年的戈德沃特-尼科尔斯法案,以当时那一次建立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改革为引子,介绍本次的“重大改革”。

""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宣传其指挥体制改革方案

  邓福德说:“我们目前的计划、我们的组织构成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实际上并不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我们需要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各个区域,并依赖于战斗指挥官之间的合作和协助。这种做法在过去几十年里很管用。”

  据邓福德称,在一场与朝鲜这种敌人的战斗中,今天的军事组织构成将造成妨碍——这种战斗除了常规武器威胁之外,不仅会涉及洲际弹道导弹,还会涉及太空和网络空间。战斗将超越4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指挥界限。

  邓福德和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已经呼吁加强和优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联席会议的职责和责任范围。邓福德说,针对来自9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繁杂的多重情报,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为国防部长提供“统一的作战状况和统一的情报”。

  国防部还在制定一项机密的国家军事战略,计划在明年年底之前对外公布。自3月28日以来已经就起草工作举行了几次会议。邓福德说,这些会议的参加者包括各作战司令部司令和各军中首脑,他们一起致力于回答各种类型的问题。

  五角大楼高层领导人之间正在进行讨论,以考虑如何处理可能超越地区划分以及经济、能源和军事范畴的灰色地带冲突。邓福德说,尽管美国在针对此类挑战方面必须做得更好,但“我们目前的高级领导层所欠缺的是从军事角度对其作出更为明确的阐述”。

  在国会的听证会上,邓福德和卡特曾呼吁强化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主席的权限,以帮助应对跨区域威胁、多领域威胁以及时间段重叠的多重威胁。卡特说:“不同的作战司令部对所在区域内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它们都是十分擅长处理自己所在区域的事情,但是需要有人对此进行全面整合,并为此给我提出建议:如何让所有这些部队实现同步。我期待主席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这种帮助。我希望它们能拥有更大的能力和职权来做这样的工作。”

  相关阅读:

  戈德沃特-尼科尔斯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的目的是弥合美国军队军种间的矛盾,越南战争之后,美军军种间的矛盾使得问题明显,导致了1980年伊朗人质事件解救任务灾难性的失败,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时,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军种矛盾早已存在,在二战之中就因为陆海军两条不同的指挥链有所表现。

""

  巴里·戈德沃特和威廉·弗林特·尼科尔斯

  这套1986年的法案以当时的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沃特与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弗林特·尼科尔斯名字命名。该法案是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建立国防部以来巨大的改变,重构了整个美军的指挥链。这一法案加强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力,使得军事指挥链从总统-国防部长-作战指挥官(所有的4星陆军上将、空军上将、海军上将)的连接更加合理化,绕过了军种首长。军种首长的职责是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供顾问,并负责训练与装备工作。

来源时间:2016/4/6   发布时间:2016/4/6

旧文章ID:9863

施蒂格利茨:代际公平问题左右当今选举政治

0

作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来源:参考消息

  【本文原载于奥地利《标准报》网站,原题《“新代沟”》,《参考消息》译。】

  无论是在大西洋此岸还是彼岸,年轻人都已经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他们看到代际之间严重缺乏公平,因此也相应地用自己的方式参与选举。

  代沟影响选举模式

  目前,大西洋两岸的选举模式正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发展趋势:年轻人的选举投票方式与年长者大相径庭。似乎一道巨大的鸿沟已经显现,它与收入、教育或性别的关系不大,而与选民属于哪代人关系较大。

  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存在这种代沟。如今,年长者和年轻人的生活是不同的。他们的过去不同,他们的未来前景也不同。

  例如,当代很多年轻人出生前冷战就已经结束了;另一些年轻人当时还只是孩子。社会主义等词语的意义已经和以前不同。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创建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不会遭受冷遇的社会——人们相互关心并且关注他们生活的环境——那么这就是它的意义。可能四分之一世纪或半个世纪之前,这方面已经有失败的试验,但今天的试验与过去的试验没有共同点。因此,过去试验的失败对今天的新试验说明不了什么。

""

如今的年轻人,一辈子都面临工作的不确定性。

  美国和欧洲年龄较长的中上阶层曾经过着优渥的生活。当他们开始工作时,高薪职位在等着他们。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想干什么,而不是必须在父母那里住多久才能找到足以让他们独立生活的工作。

  他们这代人期望获得安稳的工作,早早结婚,买套房子——最好再买套度假房,最后带着相当丰厚的保障退休。总体而言,他们希望比父辈过得更好。

  虽然今天年长的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的大部分期望都实现了。他们从房产升值中赚到的钱可能远远高于工资所得。他们几乎肯定认为这有些奇怪,但仍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投机市场送给他们的礼物,而且还常常自矜于在正确的时间买了正确的地段。

  年轻人没有安全感

  如今,年轻人的期望正好相反。他们一辈子都面临工作的不确定性。许多大学毕业生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找到一份工作——这之前通常经历过一到两份无薪实习工作。他们自认为是幸运儿,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一些更倒霉的同龄人,其中一些人在学校里成绩比他们更好,但无法负担一两年没有收入,也没有人脉帮助他们在一开始就找到实习工作。

  如今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背负着债务,而且越穷的学生负债越多。因此他们不问喜欢干什么工作,只问什么工作能让他们偿还学生贷款。买房子也同样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这些难处意味着年轻人不再多想退休后的情况。如果多想,他们就得操心下列问题:极低利率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因此他们必须积累多少财富才能在老时过上较体面的生活?

  简言之,今天的年轻人从代际公平的角度看待世界。中上阶层孩子的结局可能不错,因为他们可以从父母那里继承财富。他们也许不喜欢这种依赖性,但他们更不喜欢另一条路:“全新开始”,因为这条路很难通向曾被视为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方式。

  这些不平等无法轻易被解释。这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工作不努力。他们目睹银行家造成了导致经济持续萎靡的金融危机却仍然拿到巨额奖金,几乎没有人因为做错事而被问责时,他们更加觉得社会不公平——经济游戏以不利于他们的方式被操纵。政治精英承诺“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但只给最顶层1%的人带来了繁荣。所有其他人,包括年轻人,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感。

""

政治精英承诺的“改革”只给最顶层1%的人带来了繁荣,所有其他人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感。

  社会缺乏代际公平

  这三个现实——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平、大规模不平等以及对精英丧失信任——决定着当前的政治。

  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是办法。这也是欧洲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失利的原因。美国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比赛谁更能蛊惑人心,纷纷提出可能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考虑欠周的建议;而两位民主党参选人提出的建议可能会带来真正不同的变化——如果能在国会获得通过的话。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或者伯尼·桑德斯提出的改革措施获得通过,金融体系剥削生活艰难的人民的能力将受到限制。然而,身处一个股市动荡、零利率的世界,我们需要完成更多工作才能不仅仅使那些父母可以给予房子首付的人有可能拥有房子,才能让我们老来有所保障。最重要的是,除非经济发展得更好,否则年轻一代很难顺利进入就业市场。美国“官方”失业率是4.9%,它掩盖了更严重的潜在失业。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它。我们的年轻人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识到缺乏代际公平,他们理应愤怒。

来源时间:2016/4/6   发布时间:2016/4/6

旧文章ID:9862

兰德建议台湾减少战斗机数量 大搞防空导弹“以地制空”

0

作者:堵开源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兰德公司今天推出新的报告书《台湾防空的抉择》,该报告称,台湾至今仍试图依靠战斗机对抗大陆,然而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力的增强,台湾所有的战斗机将会很快被摧毁在地面上,并没有实际意义。报告建议,因此台湾应转变思路,减少战斗机数量,只要维持少量现代化垂直起降战斗机(F-35B)即可,同时购买大量机动式中短程地空导弹来重建防空系统,实现“以地制空”。这份报告的内容实际并无新意,实际上仍是美国近年来对台湾提出的“刺猬化”战略的一部分。

""

兰德公司向台湾推荐的防空导弹方案,混装AIM-9X和AIM-120C导弹的机动式地空导弹系统

""

兰德建议台湾使用“哨兵”雷达为防空导弹系统提供目标指示,该型雷达台湾已经采购,用于为“霍克”导弹提供目标指示

""

根据近年来美台签署的协议,美国将帮助台湾将其老旧的“霍克”系统升级为“霍克21”,其系统组成如图。导致这一系统战斗力低的主要瓶颈就是过于老旧的“霍克”导弹,所以兰德的建议其实是有道理的

  此前,兰德公司也曾建议台湾放弃坦克,购买大量便携式反坦克导弹;放弃海军舰艇,建造大量微型潜艇。观察者网军事评论员认为,从纯军事角度看,兰德的这些建议颇有道理,然而台湾任何政党如果采用这样的战略,将无异于政治自杀。因为这与台湾民众“对大陆有技术优势”的心理预期差距太大,显然会影响选情。而且台湾军方迄今为止仍坚持“大建”策略也形成矛盾,近年来台湾升级战斗机,自造战舰,购买M1A1坦克……都与兰德公司的建议恰恰相反。况且,美国提出“刺猬化”战略的立足点,是将台湾化为焦土,这对于台湾民众的信心,将产生致命的打击。

  兰德公司官方网页上发表了报告全文PDF,报告全名为《台湾防空的抉择——对相对成本与行动成效的评估》。以下是这份报告的简要内容:

  报告称,台湾正面临着世界上最困难的防空问题。正因如此,不能简单地通过考察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防空系统方面的投资案例来指导其防空系统构建决策。让台湾防空问题如此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它距离中国大陆太近,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在军事领域的巨大投资使其获得了一系列能够威胁台湾战斗机的武器系统。

  大陆的战斗机性能已经压倒了台军。更重要的是,大陆现在有能力将台湾所有战斗机摧毁在基地里。

  因此,台湾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完成其防空目标。战斗机并不是台湾防空的唯一要素;防空导弹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本报告分析了台湾如何通过缩减战斗机部队并将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基于防空导弹的防空系统来达到其防空目标,这将有助于台湾在较长时间内持续维持有效的防御。

  这份报告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带来的防空难题,说明了台湾防空实力和台湾目前在该领域的投资情况,并提出台湾改变防空战略的建议。作者通过涵盖了从有限冲突到全面进攻在内的三个不同场景对这这些投资战略进行了验证。

""

  台湾“天弓3”防空导弹

  关键发现: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力迫使台湾必须重新考虑并重构其防空系统,因为台湾战斗机部队面临三重问题

  1,台湾战斗机部队易在地面上遭到导弹攻击。

  2,台湾战斗机在空战中数量不足。

  3,台湾的战斗机性能上无法与解放军最新战机相比。

  地空导弹的生存性使它成为理想的选择

  1,多层的地空导弹防御网可以成为台湾防空的主力,并让台湾有可能在不必防御固定特定目标的情况下执行防御行动。

  2、它们不会被大陆的轻易反制摧毁。

  台湾需要更具机动性的短程防空导弹系统

  台湾现役“爱国者”和“天弓”导弹射程相对远,现在需要一种短程、更具生存性的导弹系统来补充。

  台湾可以负担新型导弹系统的投资,如果它缩减其现有的战斗机数量

  如果台湾裁减一些现役战斗机部队,它将可以在不增加军费的情况下购买防空导弹。

""

文中附表,台湾可能装备的各种战机在面对携带霹雳-15的歼-11B战斗机时的交换比,F-16V的交换比仍小于1

  建议:

  为了继续发挥可靠的威慑作用,和防卫自身空域的能力,台湾需要投资并积极发展其防空导弹部队,它的优先度应超过战斗机。

  在台湾考虑其未来防空需要的时候,它应该将大部分防空资源投入到防空导弹部队上。新的防空导弹部队应该具备在面临全面进攻时能够掩护机动部队,同时也能够在小规模冲突条件下满足部分防空需要,不过(应付小规模冲突)和大规模冲突情况下的需求可能存在一些矛盾,因此有一些额外的需求。因为台湾的战斗机部队只能在一些涉及到很小规模部队冲突的条件下才能发挥有限支援作用。在重构军力过程中,台湾应该首先考虑防空导弹的需求。

  一种短程导弹系统可以提供成本效率更高的多层防空能力,可以补充现役“爱国者”/天弓3系统。新型的防空系统可以使用地面发射的空对空导弹对抗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这样的系统可以迅速与多个目标交战,并有很多备弹。导弹系统应围绕着低成本,联网工作的雷达系统网络展开建设,这将让它们能短时间内与大量目标对抗。

  查阅该报告结论部分,其中提到了给台湾军事采购的具体建议,内容如下:

  在现有的经费限制下,一支由57架JSF战斗机(报告提到的具体型号是垂直起降的F-35B型)可以取代台湾现役所有战斗机,但就没有资源再购买防空导弹了。我们的评估认为,这些战斗机在与解放军空军现有力量的对抗中仍是非常有效的(观察者网注:换言之,不考虑解放军的歼-20战斗机);但是,它们仍然很容易被在地面上摧毁。

""

附表,面对解放军现役三种反辐射导弹时,使用AIM-9X导弹进行拦截的成功率。根据图表显示,解放军需要超过10发导弹才能摧毁一台“哨兵”雷达,其实这显然是有些过于乐观了

""

图表显示,经过一天(12个2小时对抗周期)的空中打击,台湾现役25个防空导弹连只剩10个生还。兰德公司报告中的拟真推演部分,对解放军未来换装歼-20后的对抗状况只字不提,连携带霹雳-15的歼-11B都被算是“未来装备”,强调F-35将可以压制J-11B。即使如此,推演的结果仍是一片悲悲切切,可以说整份报告充满了绝望气氛

  为了在现有财务状况下同时采购战斗机和防空到底哪,可以把JSF战斗机数量缩小到42架,这将留下80亿美元来购买防空导弹。这将允许台湾采购组建21个防空导弹发射排,装备1600发AIM-120(地空)导弹。这可以满足台湾对于防空导弹的需要,例如在装备有PL-15的升级型J-11B战斗机攻击下维持两个半星期的空中抵抗。

  但有一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美国是否同意向台湾出售JSF战斗机。即使这一销售得到批准,由于早期生产计划已经排满,台湾也还要等待至少10年来获得这种战斗机。

  ……台湾的另一个选项是,仍然投资21个防空排,同时维持12个爱国者PAC-3导弹连,并维持一个合适的导弹数量。与此同时,再保持一支85架F-16升级型战斗机的机队,同时将其所有其他战斗机退役。这样的部队也可以保证在2到3个星期的时间里维持防空作战能力。在未来10年内,这将是一支强大和可负担的混合部队。

来源时间:2016/4/6   发布时间:2016/4/6

旧文章ID:9861

姜峰:联邦党人立宪的五项基本原则

0

作者:姜峰  来源:雅理读书

  编者按:

  基于其时其地其人的独特情况,美国的建国之父以高度的审慎理性为美国人民创制了今天依旧受用的联邦宪法。他们的立宪设计既立基于对人性特征的某些描述性假定,也依赖于若干规范性政治原则。本文作者根据联邦党人对具体宪法制度的讨论,归纳了他们关于立宪设计的五个规范性原则,以挖掘其中蕴含的“一般意义”,对于我们理解美国宪法制度的独特含义以及现代宪法理论的一般特征颇具启发意义。

""

姜峰教授

""

《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

  虽然不能要求伦理和政治知识的原理一般具有和数学原理同样程度的确实性,但是它们在这方面的可信,要比人们在个别情况下的行为显示的信心高得多。 ——汉密尔顿

""

  联邦党人追求古典共和国的公共利益这一价值,但依赖的方式不再是公民美德,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政治设计产生对公益有利的激励,从而使私利能够服务于公益。另外,大众民主制存在缺陷的原因,不在于人民的道德和才智不佳,而在于没能通过制度约束削弱个人做公共选择时的怠惰和自私。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把制度的效果同对人的道德依赖区别开来,转而强调立宪设计对人的行为的诱导性作用。联邦党人的设计是,通过制度约束诱导公民将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以此来弥补良好动机的不足。但与抽象阐述政治学说的思想家们不同,联邦党人将理论寓于具体问题的讨论。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说,“它(《文集》)富有公理性的断言和假设性的命题,其所具有的一般意义多于过眼烟云的紧急时刻的政治辩论。”

  为了获得这种“一般意义”,本文根据联邦党人对具体宪法制度的讨论,归纳了他们关于立宪设计的五个规范性原则:1.使私利服务于公益;2.防止做自己案件的法官;3.以野心对抗野心;4.控制和利用党争;5.减少制度挑战良心的机会。这些原则彼此之间存在联系,它们立基于对人类政治行为的某些一般假定,既能反映联邦党人政治理论的主要特征,也具有超越特定制度的普遍意义。我们相信,它们可以被视为联邦党人为规范性政治理论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

  一、使私利服务于公益

  这一原则立基于两项前提性判断:一,在像美国这样的利益多元的商业社会,古典共和主义所强调的公民美德已经不足以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必须探寻保障公益的新方式;二,由于自利本身同时具有利他这一社会属性,可以通过某种合理的制度设计使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有助于公益。联邦党人接受了这两个判断。

  古典共和美德是一种公共美德,它不同于个人美德。谨慎、节俭、勤奋等个人美德固然重要,但正如休谟所言,这些品德大多对人们自己有用,使他们能够促进个人利益的发展,但它们不是“使人们投身社会的那种品德”。在古代高度同质的共和国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热爱是与个人的人格完善和幸福分不开的。公益追求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丧失它既意味着抛弃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也意味着个人生活的不完整。而在一个现代商业共和国,古典美德的衰落不可避免。首先,商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分裂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社会分工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公益开始远离私人利益。由于参与公共事务并非人们的日常活动,他们获得的信息也往往限于狭窄的范围,所以让每个人都从全局、长远角度关心公共利益是困难的。而且,政治共同体的扩展带来了规模难题。共同体越大,人口越多,为人们无偏私地关注公共利益带来的难度就越大。其次,新兴自然权利观念的一个基本特征,恰在于把个人主义价值正当化,如果说古典共和主义增进公共利益的方式是抑制个人利益的话,自然权利观念则把个人诉求当作目的性的价值,它使得为公益而牺牲私利在政治和道德上变得可疑。因此,一个深刻的悖论在于,民主和公共利益存在张力。联邦党人政治理论所面临的正是这一难题,一方面,他们仍然留恋古典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古典共和美德却已岌岌可危。

  麦迪逊明确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用相反和敌对的关心来补足较好动机的缺陷”。政治设计首先要面对人们普遍地追求私利这一事实。汉密尔顿指出,不能把政治的良好状况寄望于公益感,因为这“暴露了全然不知驱使人类行为的真正动力,并且违背了建立民权的原来动机。究竟为什么要组织政府呢?因为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在制宪会议上,麦迪逊也屡次使用休谟式的观点: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每个人都应被假定为是一个“恶棍”。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提出的著名论断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他们所要克服的党争这一“共和病”,也是由于追求私利带来的,它“深植于人性之中”。因此,联邦党人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承认共和国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差异、自利和个人选择的正当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麦迪逊指出管理这些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

  但是,人性中除了庸俗的自利以外,也有美德。麦迪逊承认,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因此需要有慎重和不信任,但如果不承认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那么推论就是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同为推崇政治科学的思想家,霍布斯在人性论上将其国家理论建立在了一个极端的道德预设之上,或许正是根据其对人性的消极看法,他才逻辑地得出必须由一个利维坦国家来遏制人对人的战争状态的结论。麦迪逊则不同,他指出对人性的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因此他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和无限制的嫉妒”,否则“一切道理都是徒然。”

  自利具有社会性,它也可以表现为利他。托克维尔说:“在民主政府中,公务人员做了好事可能并非有意。”接受民主价值却又把自利看成是令人厌恶的,实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因为他们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的时候,他也是从人的社会性上来理解人性的,因此自利和利他可能是同一个问题。人的利益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可能包括精神性的。金钱、权力、名誉、安宁、等都可以成为私利的内容。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自利不过是个贫瘠的用语:它指无论什么利益,利己的或利他的,即那些自己所恰好追求的。汉密尔顿也指出,“品质高尚者的主导思想是追求好的名声。”

  因此自利不都是反社会的,它既可表现为结党营私,也可表现为增进公益。亚当·斯密的见解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一看法消解了经济学与道德哲学的对立,但它也提供了一种深刻的政治洞见,并为联邦党人所接受。如果保持权力是政治家的利益,那么即便出于策略考虑,增进公众利益仍然不失为政治家的明智之举。麦迪逊发现,众议员和选民之间的联系,会由于议员的利己动机而加强,不管他们有什么希望或打算,通常必然发生的是,大多数因受人民拥戴而飞黄腾达的人,不会轻易实行损害人民权利的做法。富兰克林也承认,政治家追求名誉的自利之心,可以成为服务于公益的积极动因。当代的民主理论家科恩也说:“从理论上讲,即使在自私的坏人所组成的社会中,民主也是完全可行的。”

  “使私利服务于公益”原则,体现了联邦党人在人性预设上的某种现实主义态度,他们既认识到了自利对于一个共和国的危险(多数派的专制),又乐观地相信对制度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可以使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与古典思想家侧重探究宏观政体理论不同,联邦党人为什么尤其注重对制度细节的斟酌。从第51篇开始讨论众议院的宪法设计开始,对各机关的不同任期、选任方式、资格、机构规模、权力清单和强度等的讨论,极为精密细致。而这也正是理解联邦党人政治理论的制度主义特征的一个关键。

  二、防止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霍布斯曾经说:“我们既然假设每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任何人在自己的争讼案件中充当公断人都不相宜。”联邦党人也坚持这一常识性公理,在《文集》第10篇,麦迪逊说以同样的口吻说,没有一个人被准许审理他自己的案件,因为他的利益肯定会使他的判断发生偏差,而且也可能败坏他的正直为人。由于同样的理由,人的团体也不宜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在第80篇,汉密尔顿又宣称:任何人均不能作为其本人或与其本人有任何干系或其本人有所偏私一类案件的裁判者。在《文集》中,这一原则是为分权体制辩护的重要理论基础。

  如果政治权力垄断性地掌握在一个决策源手中,就会产生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样的情况。根据当时的经验,最为联邦党人警惕的是立法机关。这一“有人民为其后盾”因而“必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机构,最易纵容多数派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各种不同的立法者,还不是他们所决定的法案的辩护者和当事人吗?……恐怕没有一条法令能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党派提供更大的机会和诱惑来践踏正义的准则了。它们每使处于劣势的派别多负担一个先令,就给他们自己的腰包里节省一个先令。”作为政治机构,议会的党派性质不适于解决政治纠纷,因为“党派分歧的自然倾向”会造成“难以实事求是的结果”。一个人既然不能做自己利益的裁判者,因而也就不能期望他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正是基于这一原则,立宪设计中对立法机关的防范也是最为严密的:两院分权、总统否决、司法审查、权利法案等等,都旨在减少立法机关“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能力和机会。

  麦迪逊也是从这一原则出发来界定宪法的功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由此,联邦党人把宪法理解为政治领域中的反托拉斯法。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至上地位,也体现了这一功能。麦迪逊说,普通法律是“由政府制定、政府能够更改的”,而宪法却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更改的”。在论述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时,这一判断是一个关键前提。防止民主制下多数派垄断政治决策的权力,构成了联邦党人政治和宪法理论的一个核心特征。

""
  三、以野心对抗野心

  分权制衡是美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它既截然有别于那种崇尚“开明政治家”的集权统治,也发展了古典分权理论。联邦党人对分权的理解是独特的:分权不是要划清各部门的行动范围使其互无关联,而恰恰是要通过权力的部分共享来实现相互制衡,而且,要实现有效的权力监督,必须给予各个部门的掌权者内在的激励,而不仅仅是规定纸面的权力。这种方式并不完全是对共和美德衰落后的无奈反应,它是建设性的,“以野心对抗野心”是防止权力集中于单一决策源的宪法安排的必要组成部分。汉密尔顿就此指出,由于僭越权力或背离职守的阴谋需要两个不同机构的同意才能实现,而单一的机构容易为野心所左右或为贿赂所腐蚀,这样就加倍地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两个机构的特点越是不一样,就越是难以勾结起来为害。”

  怀疑纸面分权的功效,转而求助于“以野心对抗野心”,意味着宪政体制的运行依赖于某种持续的内在张力。事实上,当孟德斯鸠说“只有当权力控制权力时自由才能受到保护”时,他也是同样的意思。因此从逻辑上说,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缺少这种野心,都会使宪法体制的天平失衡。例如在对总统否决权的辩护中,汉密尔顿指出,设置这一权力并非假定总统的品德和才智高于立法机关,而在于使其能够自保,否决权是保护行政部门“野心”的必要安排。同样,既然制度的有效性建立在野心的对抗之上,就不能再寄望于“开明政治家”,而应寄望于政府各部门之间内在的制度性紧张。

  引申来看,“以野心对抗野心”不但有助于维持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建设性紧张关系,也凸现了权利法案所保障的公民自由的政治意义。各政府部门的“野心”,事实上最终来源于公民保护自己权利的诉求。但是,由于公民人数众多,每个人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都十分有限,所以公民比政府机构更容易搭便车。因此问题在于,公民捍卫权利的野心不足,会对政府民意部门的野心带来釜底抽薪的后果,使建立在“以野心对抗野心”基础上的宪政机制功能失调。因此联邦党人强调,民主体制既依赖于公民通过选举向政府施加周期性政治压力,也依赖于公民通过日常的言论自由随时向政府施加影响。这一点正如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公民必须愿意以法律方式挑战政府权威的不当运用,这样,才能首先在法庭中,然后再在与人民能够在宪法性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有关的更大政治领域内确定问题的所在。这样,公民不服从是立宪政府体制的政治进程的根本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不能把宪政仅仅理解为一套自足的制度规则。宪政体制不是一部“永动机”,必须将其理解为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添加燃料的动力装置。或许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联邦党人认为“以野心对抗野心”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民主安排:各部门的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各有独立的合法性来源。通过周期性选举源源不断地输入政治压力,才能为权力的多中心设置提供运行的动力。在麦迪逊为共和政府所下的定义中,公共权力寄于民意是一个必要的含义,政治权力必须“来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小部分人,或者社会上某个幸运阶级。”

  “以野心对抗野心”是分权体制的内在动力,它的目的是通过机构间的差异来体现民主社会的各种视角、偏好和主张——国会聚集民意,总统关心效率,法院则出于对前两者固有的对公共利益的强调而注重保护个人权利,这种政治结构使得民意、效率和权利考虑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富有建设性。分权的体系则把这些不同的视角和方案融合到同一个审议结构中来。这也正如杜利斯特别指出的,基于“以野心对抗野心”的设计思路和原理,分权保证了政治家、公民在保持各自的野心、利益和偏见的前提下进行政治审议,而机构之间的制衡,会使这种权力的较量有助于对问题的深思熟虑。而这些正是联邦党人为新宪法辩护的基本考虑。

  四、控制和利用党争

  爱德蒙·伯克曾经说,没有政党而代议制政府能够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党争的弊害也会损害代议制,小共和国的一个弊端即在于容易诱发过分的党争。《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是讨论这一问题的经典文献。麦迪逊说,“不安定,不公正和带进国民会议里的混乱状态,事实上是使平民政府处处腐败的不治之症;而这些情况始终是自由的敌人赖以进行最为华而不实的雄辩的特别喜爱和效果最好的题目。”但是,与其他政治家不同的是,麦迪逊既承认党争的弊害,也相信党争可以为共和国所利用。

  首先,党争乃是政治自由的必然产物,“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在第43篇,麦迪逊再次指出,党争乃是“自由政府的天然产物”,消除党争意味着消除政治自由,而“它比这种弊病本身更坏”。这样,麦迪逊希望把容忍党争作为维护共和国的政治自由的基本手段。在麦迪逊看来,共和国幅员辽阔非但不是一个麻烦,反而为疗治党争这一共和病提供了一个机会:党争的避害可以用党争来消除。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却是联邦党人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共和国必然包括众多党派的事实,在联邦党人那里成为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大共和国由于派系众多,而能使派系实现自我抑制,从而防止在小共和国常见的多数派一手遮天的情况,党派的种类较多,能更好地防止一个党派在数量上超过其他党派而且压迫它们。“把范围扩大,就可包罗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有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可能性也就少了;换句话说,即使存在这样一种共同动机,所有具有同感的人也比较难于显示自己的力量,并且彼此一致地采取行动。除了其他障碍以外,可以指出,即使意识到不正当的或卑鄙的目的,相互交往也往往由于需要赞同的人数相应地不信任而受到阻挠。”这样的话,“倘若社会在一个实际范围内,它越大,就越能充分实行自治。”

  消除党争弊害的方式不是遏制派系的存在,而是增加派系的数量,这是麦迪逊式的宪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在一个自由政府里,保障民权一定要和保障宗教权利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中,它包括各种各样的利益,而后一种情况则包括各种各样的教派。两种情况下的保证程度,将决定于利益和教派的多少。”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总体特征。托克维尔对美国出版自由的观察也显示了同样的看法:正因为报刊的数量众多,所以不会产生某些报刊垄断舆论的情况,“美国政治学有一项原理:冲淡报刊影响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报刊的样数。”

  其次,党争对于形成良好的政治决策也有积极的功能。汉密尔顿认为,立法机构中意见的不同、朋党的倾轧,虽然有时可能妨碍通过有益的计划,却常可以促进审慎周密的研究,而有助于制止多数人过分的行为。由此也可以看出,联邦党人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不再把良好的政治决策建立在决策者的道德良知之上,而是建立在党争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之上。承认党争意味着承认差异的正当性,而这是民主制度的核心要求。

  因此,在联邦党人的宪法设计中,对党争的警惕和利用同时存在。它不但体现在建立联邦这一总体目的中,也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对于一人制行政首脑的设置,反联邦党人看到的是集权给人们带来的恐惧,而联邦党人看到的,是它由于能阻止党争的不良影响而具有的削弱专制的功能。“总统在职期间应该除了人民本身之外不依附于任何个人。否则,总统就有可能被诱使为了满足那些在他任期中给予必要支持的人而牺牲其本身职责。”联邦党人意识到,由于立法机关需要体现民意,而行政机关注重效率,所以强大的行政权有利于将党争尽可能限制在在立法部门内部。出于这一考虑,联邦党人甚至反对委员会制行政首脑,因为它难以遏制党争的弊害。“这种委员会中一个机诈的帮派,就能使整个管理体制陷于纠纷而丧失活力。即使并无此类帮派存在,仅仅观点和意见的分歧,亦足以使行政权力的执行染上软弱无力、拖拉疲遢的风气。”

  再以选举人间接选举总统方式为例,专门的选举人被认为能够避免州议会中司空见惯的派系勾结,总统选举人的临时性,能够有效地削弱派系的不当联合。各州选举人分别聚集进行投票,以及宪法批准不交由各州议会而是由专门组成的人民大会进行的做法,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总之,这种制度安排不但使总统的选举能够“诉之于美国人民的直接行动”,使“人民的意志能够起到作用”,而且能够防止议会政治中常见的结党营私、阴谋诡计、贪污腐化这些共和政体“最危险的死敌”。

  联邦党人的智慧是,滥用权力的野心会因自身的贪婪而受到有益的限制。因此,必须在制度上维护各个部门秉持不同的行动原则,这是控制和利用党争原则的要求,其目的是相互之间尽可能少的发生联系,这样也能使政治决策体现多重视角,遏制多数派不顾公益和少数人利益的倾向。“所有的权力将来自社会和从属于社会,社会本身将分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以致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利很少遭到由于多数人的利益结合而形成的威胁。”立法机关的两院制设计,也旨在减少形成垄断性决策源的机会,其原理是“把立法机关分为不同单位,并且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可能少发生联系。”

  联邦党人对党争功能的看法,即使不是直接来源于马基雅维利,也至少与其有某种思想上的联系。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指出:一个共和国因为冲突而得到活力:没有冲突就没有政治和自由。但是,马基雅维利只是揭示了冲突在事实上的积极功能,而联邦党人则实现了党争功能的制度化。正像苏珊·邓恩所评价的那样,党争的存在并非反对政府:党争组成政府。不同党派的冲突不仅为政府所容忍,相反,“冲突即是政府。”抑制党争的弊害,利用党争的好处,必须使政党在宪法之下。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指出,在制宪会议上,麦迪逊等人对党派政治已有防御之心,他们力图建立起一种能制约党派的宪法安排,而竭力避免建立“一个宪法名义下的政党政府”。是要让宪法制约政党,而不是让政党控制宪法。换言之,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希望利用新的联邦宪法机制,分散和削弱党派活动的力量,使派别利益难以集中和串通起来,否则,联邦政府将沦为执行党派意志的工具。这种宪法安排的最终政治后果是积极的,“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早期创立,通过对持异议者的合法性的承认,反而巩固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

  五、减少制度挑战良心的机会

  在这里,我们把超越个人和党派私利、追求公益的个人修养视为“良心”。如果当权者怀有这种良心,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的缺陷,不过,对良心的强调可能会降低对制度自身合理性的关注。集权统治就往往把当权者的良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但实际上,这会加大制度的道德风险:一旦统治者或其代理人良知败坏,政治就会面临破产的境地。联邦党人认识到,就一般情况而言,制度的根本功能是防止私利在公共生活中的泛滥,如果承认自利是政治社会的一般状况,制度的设计也必须建立在这一预设之上。因此,必须以常人的品格来作为政治设计的基础,而不能把良好的治理效果建立在当权者有高度公益感这一预设之上。良好的制度是普遍公益感的前提,而不是结果。

  联邦党人既不像宪法反对者那样,把当时美国大众民主制的缺陷归于公益精神的缺失,也不认为制度的良好效果以人人为公为前提。汉密尔顿提醒人们要“正视人类天性,不扩大其美德,不夸张其瑕垢。”对人性的双重假定,使他们认识到人的行为的可塑性,政治行为的后果是否有助于公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规则约束将产生何种激励。

  一个重要事实是,人不但是自利的,还可能是软弱的。在论述总统的薪俸不得受制于立法机关控制这一问题时,汉密尔顿说,立法部门如果对国家主要行政官员的薪给有任意处置之权,无异于可以使之屈从其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赋予立法机关这种处置权,则会产生负面激励,其或者采取削减其生活费用,或诱之以贿赂等手段使行政部门屈从就范。“世间自有不受威胁利诱者存在;但培育出此类坚毅美德之土壤尚属罕见;从总的方面,可以说主宰一人的薪给,即可主宰此人的意志。”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宪法规定总统任职期间薪俸既不得增加也不得减少,这一对立法机关的硬约束,旨在确保总统能够保持独立。

  联邦党人对总统否决权的看法体现了同样的考虑。总统否决权是一种有限否决权,他有权提出反对意见以阻却一切他不同意的议案,但如果立法机关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次批准,便可不经其附属而成为法律。采有限否决而非绝对否决的原因在于,行使前一权力意味着与国会的激烈对抗,需要总统具备超乎常人的坚定性,而联邦党人认为对总统的个人品格做这种假定并不妥当。为求自保而设定的权力,应该建立在常人的品格之上,“总统的宪法权利直接受到侵犯,公众利益显然受到损害,则具有常人毅力的总统亦将运用宪法授予的权力保障,恪尽职责。”

  同样,在论述严格的薪俸保障对于法官独立品格的意义时,汉密尔顿也指出,不要试图挑战法官的坚定性。“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现。”法官的独立虽至关重要,但没有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能把司法官的独立品格仅寄望于法官的个人修养。相反,法官的独立和坚定是制度严密呵护的结果,而不是制度的前提。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宪法为什么要通过终身任职、薪俸可增不可减等严格措施来保障法官的独立了。

  需要强调的是,联邦党人希望立宪设计减少挑战个人良心的机会,但这并非否定良心对于制度的意义,他们关注的是制度本身对于形成公益感和良知的意义。良好的个人品质是制度设计的效果而不是制度的预设条件,它是一种“制度的良知”。实际上,联邦党人之所以强调规则的意义,恰恰是期望通过良好的规则设计来形成张扬“美德”、抑制“瑕垢”的制度性激励。

  小 结

  《联邦党人文集》寓于具体制度讨论的政治和宪法理论,对于当代的某些重大争论和实践问题,它的作者是现代制度主义的先驱,他们的立宪设计既立基于对人性特征的某些描述性假定,也依赖于若干规范性政治原则,所有这些,都支持他们认为立宪活动是可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而不需消极地受制于“机遇和强力”。仅就本章所归纳的规范性政治原则而言,其理论价值和启示性意义就值得认真理解。“使私利服务于公益”,使得联邦党人将古典共和主义同新兴的自然权利观念综合起来;“防止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使得宪法在功能属性上同那种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区别开来;“以野心对抗野心”,使宪法体制不但体现了公共权力的民意约束,而且融入了当代审议性民主观的某些特征;“控制和利用党争”,则既维护了政治自由,又改善了政府政治决策过程的效能;“减少制度挑战良心的机会”,则既显示了联邦党人政治思想的制度主义特征,又有助于人们反思那种追求道德理想国的政治理论。联邦党人立宪设计方法论的上述规范性原则,或许并不全面,但它既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宪法制度的独特含义,也或许有助于引导我们理解现代宪法理论的一般特征。

  本文原载《立宪选择中的自由与权威》,姜峰 著,法律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来源时间:2016/4/6   发布时间:2015/9/26

旧文章ID:9860

克鲁兹和桑德斯在威斯康辛州初选中大胜

0

作者:马隆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和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辛期二在威斯康辛州获得重大胜利。克鲁兹轻松地击败了共和党名列前茅的参选人川普。共和党在今年7月举行的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大会由此将有可能发生争斗,并有可能产生分裂。

  这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初选竞选中赢得的一场最大胜利,也是名列前茅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遭遇的重大挫折。

  克鲁兹说:“今夜是转折点,是冲锋的号角,是威斯康辛州勤奋工作的人们对美国人民的呐喊。我们面临一个选择,一个真正的选择。我越来越相信,我们的竞选将赢得1237个代表席位,确保赢得共和党的提名。”

  这或许是川普参选以来的最大失败,阻止了他的上升势头,使共和党人更有可能7月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为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争执不下。

  川普发表声明,说克鲁兹是共和党建制派的“特洛伊木马”,要窃取他的提名。

  在威斯康辛遭遇失败之后,川普没有举行任何公开活动,但星期二早些时候在一个投票地点跟记者进行了交谈。

  川普说:“我们实际上竞选形势很好,我名列第一,遥遥领先。现在没有人谈选票。我得的选票比任何人都要多,数以百万计。”

  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在威斯康辛州的初选中列第三。

  在民主党方面,桑德斯再次获得追赶名列前茅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大胜利。

  桑德斯说:“如果我们唤醒美国人民,如果勤奋工作的人,中产阶级人民、上年纪的公民以及年轻人开始站出来反击,大举参加投票,我们就能成就一切。”

  在最近举行的7场初选中,桑德斯6次击败克林顿。星期二,克林顿在纽约竞选。纽约州将在4月19日举行初选。

  除了桑德斯之外,克林顿还将注意力集中于川普。

  克林顿说:“太多的人试图在美国人当中制造分裂。我希望他们到纽约来过一段时间。这个来自纽约的人,我希望他从他的大楼里出来,在街上走走,接触一下纽约居民。”

  尽管桑德斯上升势头迅猛,但克林顿在民主党代表人票数方面依然拥有总体的领先优势。

来源时间:2016/4/6   发布时间:2016/4/6

旧文章ID:9859

崔天凯:中国有信心和能力跨越两个“陷阱”

0

作者:  来源: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2016年4月3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席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的宾大沃顿中美峰会闭幕式,并就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发表主旨演讲。

 ""

  崔天凯对峰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崔天凯说,中国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一个古老文明走向现代化,意味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统一和有效治理,意味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和平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成功,我们越要坚定信心和方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我们完全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种信心来自清醒的头脑和前瞻意识,来自不懈奋斗的中国人民,来自过去30多年打下的雄厚底子,来自改革开放培育的开拓进取精神,这是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最大财富。必须看到,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国情,今后的发展必须在以往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既要拥抱世界,也要立足自身,不能完全照搬别国的做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当前,中国人民正在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主动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一定能成功走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必须克服“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当前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的发展是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日子,是不断超越自己,而不是要压倒别人,更不是同美国争霸。中国把对美关系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要忽悠美国,完全是基于我们对中美关系现实的考虑和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达成积极、建设性的成果。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双方应加强沟通,聚焦合作,增进互信,共同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崔天凯强调,中美之间的一些差异和分歧源自于两国不同的国情。双方应坚持相互尊重,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和管控分歧,并且争取把差异和分歧转化为合作的增长点,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就是很好的范例。双方要加强对话沟通,避免战略误判。中国从来没有扩张的传统和意图,同时决不允许别国任意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

  崔天凯表示,加强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心灵沟通是消除误解偏见的有效方式,两国青年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希望在美学习的广大中国留学生做中美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把两国友谊与合作的接力棒一代代传递下去。

  演讲后,崔天凯还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南海、环保、中美人文交流等问题回答了观众提问,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此次峰会由“全球中国联接”组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联合主办,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美两国企业家、投资者、学者、艺术家等共1300多人参加。

来源时间:2016/4/6   发布时间:2016/4/5

旧文章ID:9858

与美国合作是战略 不是策略和权宜之计

0

作者:牛军  来源:《美国研究》2015年6期

  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状态正引发越来越多的不安和讨论。一方面,正如一些中美专家指出的,两国关系下滑的势头似乎难以遏制,普遍的看法是2016年美总统大选后情况会更糟;另一方面是王缉思、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等描述的中美战略互疑冶度还在升高,而且涉及的范围还在扩展,其影响更为深刻。笔者早前曾提出,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就是“一种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冶,而“竞争冶主要体现在“双方需要不断调整在亚太地区的相对地位冶。近几年的发展表明,中美在亚太的战略竞争日益凸显并且正在固化为常态。

  在探讨中美关系这类涉及世界政治全局的问题时,必须要关注中国政策的变化,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战略是一成不变的,以为只要研究美国的政策或揭露美国的阴谋等,就足以为中国面临的复杂局面和中美关系的动荡不宁找到理由和出路。例如,当中美出现矛盾与冲撞时,有评论认为中国崛起导致了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不适应,于是后者对中国产生了敌对情绪,或者说是“嫉妒我们”,这类分析和评论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说世界在“嫉妒美国”是一样的,毫无实际意义。

  客观地看,自2009年以来,在亚太地区“竞争”成为中美关系中越来越突出的内容,其主要原因是中国而非美国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观察和判断当下中美相互竞争日益凸显时,除了研究美国的战略,必须要同时关注甚至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国决策层的战略思维、利益团体的操作方向乃至主要社会思潮等正在出现的变化。这包括需要对以下两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一,是中国而非美国的政策在发生有可能是战略性的变化,以及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策的那些变化到底有什么含义;第二,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多类利益团体,中央的权威是否仍然大到可以不受其影响地制定和贯彻一项必定是异常复杂的对美政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对中国的对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政策将意味着什么?

  还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的是,在上述种种内部因素的推动之下,中国的国家目标是不是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战略是否出现了从“和平发展冶向谋求地区甚至全球领导的方向移动的倾向,不论其是否非常明确并不可逆转?中国决策层到底是如何界定中美关系的?例如,可以具体一些地分析和定义中国人观察外部世界的坐标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不是在发生变化。当我们认为日本在“右移”、“右倾”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社会思潮和公众情绪在向“左移”、“左倾”。

  例如近些年来,与国家战略相关的社会思潮正在出现新变化。在专业刊物上,最初是《国际观察》2012年第5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中国应谋求“霸权”,只不过不能通过与美国对抗的方式实现。也有著名学者表示,中国可以将“与美国平起平坐”确定为目标来调整外交政策。有很多评论这样表达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乐观判断,即现在世界上解决什么问题都需要中国,出了问题就要倾听中国的意见。发表这类见解不论是基于严肃认真的思考,还是为了迎合听众的激情表达,客观上都表明了一种趋势、一种思潮正在或已经形成。很多人相信国家实力大幅上升并因此有必要根本改变国家战略以及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不应该再“韬光养晦”。这种趋势不可能不冲击到对美政策,中国的国家战略是否被复杂的国内力量牵动,已经到了需要认真对待的程度。

  如何分析和界定中国各阶层尤其是决策层对美国的敌意达到的程度,也是一项值得推进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实在太多,特别是不同的中国人群的认知差异太大。例如,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简单地说就是把从友好到敌人列成一个光谱,中间不知道有多少种五花八门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而且有些还是自相矛盾的,从中难以找到贯穿的逻辑。在国人认知水平正大幅提升和表达方式正日益多元的今天,不能再一如既往不加论证地断定中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凝固的坐标,而变动的只是外部世界,中国人只是在心怀善意地做出回应,因为这不符合事实。

  对中国而言,保持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到底是不是战略性的,或者说只是一种策略而已?这个问题需要反复不断地观察、讨论和进一步澄清,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动荡之时。领导中美建交的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当时就意识到此问题的复杂和可能导致严峻的后果,所以特别强调谋求与美国合作是战略性的,而具体针对的就是有人说是策略和临时性的。事情的起因是1979年11月23日,一位学者在一次工作性大会上宣讲国际问题,他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策略的考虑”即指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的需要。

  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即出台《与台湾关系法》,这导致两国关系大幅波动,而中苏“正常化”谈判恰逢此时起步。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对美政策是“策略性的”解读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关注,尤其是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翌年4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专门谈到中国对美政策,他直截了当地说:“最近有位教授讲,改善中美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考虑。这不对。我们历来讲,这是一个战略决策冶,“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六天后,邓小平在会见随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访华的外国记者时再次说明:“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他还在涉事单位提交的相关报告上批示说,那个讲话“对美政策一点,引起较大反映,故予澄清”并要求“书记处传阅”。这当然是为了在决策层统一思想。批示中还有“中宣部酌处”一句,意即有必要在宣传中澄清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切含义。

  邓小平如此重视那位学者的那个讲话,身体力行地对国内外阐述中美合作的战略含义,表明他认为那种观点不仅是严重的误读和误导,而且很有市场。这被后来(直到今天)的历史反复证明了。

  将中国改善和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解释为是策略性的权宜之计有两个历史原因。其一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美国尖锐对抗长达20年,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敌人。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等决定与美国和解,是因为他认为苏联变成了更直接和更危险的敌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就有必要同美国搞国际“统一战线“。问题是毛泽东此前一段时间一直将推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做如此急剧的政策改变必须有合理的解释。所以,他当时要求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苏联1918年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为例说明如有必要可以“同魔鬼结成暂时的同盟”。于是与美国和解就成了暂时同一个“魔鬼”结盟的“策略”。

  另一个原因更为深刻一些,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资本主义是一定要灭亡的,19世纪末出现的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冶则被论证为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根据这个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美国当然是注定要灭亡的,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中国也没有理由同美国发展“长期的战略性的“关系了。这也是国内对美政策这么多年来分歧不断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政治上历尽沧桑的邓小平在晚年说过,在中国“左”比“右“危害更大,也更难根除。他肯定能体会到将发展与美国合作视为权宜之计的策略这种看法根深蒂固,知道要将中美关系持续推向前进的主要国内障碍。否则他不会如此重视一位学者讲话引发的质疑,在领导层统一认识和在宣传口统一口径,并亲力亲为,反复向外国媒体强调发展与美合作的战略性。后来的发展一再证明,他强调改善与美国关系是“战略决定”与美国合作是战略,不是策略和权宜之计,这是完全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邓小平大力推动中美合作有对毛泽东时代对世界政治认知的继承,即担心苏联发动世界战争或大规模军事入侵中国。中美合作的战略性当时首先就体现为与美国的战略安全合作。不过,邓小平所强调的“长期的、战略性的冶对美政策并不仅仅是基于战略安全形势,他是将与美合作同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结合在一起思考的,并将建立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

  当年邓小平亲自参与中美正常化谈判并下决心与美国建交,在时间上与中共中央决定改革开放在时间上是完全同步的。在邓小平的战略思考中,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美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他决定与美国发展战略性合作时,未必就预见到后来中美之间会发生如此多的矛盾、冲突甚至危机,但他从来没有动摇,也不允许别人动摇,不论经历多少风雨和挫折都要推向前进。事实上,30多年来中美关系毕竟还是跨越了一个个障碍,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在蓬勃迅速地向前发展,如今达到的规模和内容之丰富远远超出当年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中美两国公众和全世界都从中受益匪浅。

  另一方面,正常化后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外交就是一块战略基石,40年来中美关系出现动荡就会给中国外交带来全局性的不稳定;反之,中美关系如果稳定,中国在应付各种危机和麻烦时就从容得多、回旋余地就大得多。

  中美合作还造就了一个全球性奇迹———东亚的持续繁荣。中国当年与美国建交的动力来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性诉求,不过它也是以另一伟大进程为基本背景的,即经济全球化大潮正漫卷东亚,这里开启了持续繁荣的进程。与贯穿20世纪始终的工业社会增长相伴,资本、生产和贸易中心在冷战时代实现了两次大规模的转移。第一次是从欧洲转到北美,第二次是向东亚大转移,东亚的兴起与繁荣是这种历史性转移的原因,也是结果。首先是日本的重建取得成功,得益于美国遏制战略,尤其是东亚的两次战争,日本经济出现腾飞,20世纪70年代成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20世纪80年代在地区的投资和援助甚至超过了美国。紧随其后的是所谓东亚“四小龙冶和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相继兴起,它们都陆续走上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并随后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与美国、日本等一起,正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东亚。

  从历史上看,东亚所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不得不面对美苏冷战这个严峻的外部环境。最突出的是在东亚大陆引发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及一些国家长期分裂或内部对立。另一方面,冷战前期持续的大规模战争导致东亚形成了对立的军事集团。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基本结束,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不仅导致中国开始同比苏联体系更有生命力的国际体系接轨,而且促成了整个东亚地区(除朝鲜外)整体进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直到今天,东亚成为与欧洲、北美鼎足而立的三个世界中心之一。

  历史一再提醒人们,真理往往没有专家们解释得那么复杂,战略判断的历史根据也不是那么难看明白,只要不选择性失明就是了。中美合作带给中国人的福祉既深刻也简单明了,从器物到精神无所不包,最积极者诸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倡“民主“、“自由“、”公平“、“法治”、“平等“等等,中美两国人民将分享人类共同价值和精神财富。我们自己是一面镜子,当然,中国的身边也有一面反面的镜子。实际上在世界政治的大格局中,中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过去40年如此,今后一个时期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人民福祉,很有必要如实告诉公众中美关系的真实状况以及发展两国合作对中国人生活的巨大的积极影响。

来源时间:2016/4/6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9857

林宏宇: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0

作者:林宏宇  来源:人民论坛

  【摘要】中美关系变化多端,“变”是中美关系的常态,但这并非意味着中美关系不可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不变”的规律与线索。奥巴马总统执政之年恰逢中美关系而立之年,日渐成熟的中美关系继续演绎着“变与不变”的故事。

  【关键词】中美关系 外交战略 对华政策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与大国关系,其发展变化对当今世界格局与国际安全都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自1979年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主要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美国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的调整、中国对外战略与对美政策的调整、中美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其中,前者(美国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是主变量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后两者是应变量与矛盾的次要方面。当年奥巴马上任之时恰逢中美关系而立之年,日渐成熟的中美关系本应更有所作为,然而近8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继续演绎着传统的“变与不变”的主题。因此,我们可以从奥巴马的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调整入手,通过考察这三个方面因素的发展线索,来梳理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

  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的调整:从“巧实力”到TPP和“南海航行自由”(FON)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始终是“两面下注”,既希望强大的中国有所作为,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又担心强大的中国抢了美国的风头,成了美国霸权的“掘墓人”。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在合作(接触)与对抗(遏制)之间摇摆。2009年1月初入主白宫的奥巴马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其对华政策的节奏不同于以往的美国总统。以往新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比如小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里根总统等,他们对华政策调整的节奏往往是先抑后扬,即从对华强硬开始,最后以对华友好终了。而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调整不同于其前任,其节奏是先扬后抑。

  2008年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国际影响力,美国的全球主导权面临严峻挑战。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以及国际反恐与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为了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国务卿希拉里代表奥巴马外交团队提出了“巧实力”外交概念,表示美国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奥巴马强调,“美国要充分发挥一切优点——创新、包容、开放、道德——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 。“巧实力”外交可视为奥巴马政府对其前任小布什总统单边外交的修正与改进,希望通过重新调整大国关系,充分发挥多边外交的功用,来维持和提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在此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奥巴马总统希望通过加强中美关系,促使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责任,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为此,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主动访华,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并在会谈后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双方都认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奥巴马表示,中美元首会晤对两国未来至关重要。美中两国有很多重要的共同利益,双方共同点远远超过分歧和差异。通过这次访问,奥巴马成为了第一位在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这足见其对中国的重视,及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期待。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被加快”了,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微妙变化,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都在加速缩小。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GDP只有美国的5%,1996年达到10%,2003年达到20%,2010年前后达到40%,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中国崛起似乎不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纸上谈兵”,而是确确实实的国际关系现状。 这种状况客观上打破了亚太地区国家实力的对比与国际安全格局的平衡,促使奥巴马政府开始改变对华合作的政策基调。在美国的“中、美二国集团”(G2)建议遭到中国拒绝后,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基调开始转向了以遏制和对抗为主,从“重返亚太”,到“转身亚太”(Pivot to Asia-Pacific),再到“亚太再平衡”,美国亚太战略的防范目标选定了中国,其对华政策也日益强硬。

  强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南海“航行自由”(FON)是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调整转向强硬和对抗的两个标志。2015年10月,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12个TPP国终于达成协议。TPP是一个典型的奥巴马式多边外交的产物,意在以集体孤立的形式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TPP的最大“创意”是“另起炉灶”,通过重新制定游戏规则,来维护美国的主导权。用奥巴马的话来说,美国不能让中国拥有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另一个标志是南海“航行自由”(FON),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FON)是奥巴马政府欲利用南海争端给中国造成的战略软肋,发挥美国军事优势而施行的一种维护美国霸权的行动。从2015年11月“拉森号”事件到2016年1月的“威尔伯号”事件,美国的FON行动不断升级,大有挑衅中国核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底线的意味。此举对中美关系的伤害与威胁更大,如果双方处理不好,极易酿成国家安全危机,从而危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因此,甚至有美方学者认为,TPP和FON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拐点(Tipping Point)出现了。

  从崇尚多边的“巧实力”外交,到强推TPP和FON,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奥巴马对华政策调整不同于以往美国总统的“先扬后抑”的轨迹特点。

  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期待:构建2.0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梳理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状况的第二条线索是中国方面的回应与主张。由于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对中美关系的维护存在某种“时间差”,因此,2009年底至2010年初奥巴马对中美关系的积极主动作为,未能及时获得中国的积极正面回应。时隔一年之后,中国按照其自身政治规律与处理中美关系的惯例,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11年1月在其离任之前对美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国事访问,意在安排其后的中美关系。这次访问是自2006年4月之后,胡锦涛时隔近5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中国国家元首对奥巴马政府的第一次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对奥巴马总统2009年底访华的正式回应,也是中国政府开始正式营造面向未来的中美大国关系的起点。此次访问之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提到要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这可视为后来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雏形。

  2012年2月,按照中国的政治惯例,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美,首提中美之间要构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该倡议成为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定音锤。2012年11月,中美两国各自完成最高领导人的更迭,这是1992年以来的中美两国第一次在同一年进行最高领导人的更替。习近平当选中国最高领导人,奥巴马也顺利连任美国总统。中方认为这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展开打下良好基础。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访美。“庄园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逐渐达成共识,其基本内涵明确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利用在北京参加APEC峰会的机会,与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中南海瀛台再次会晤,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深入交流,此次习奥会被学界赞誉为“瀛台夜话”。“瀛台夜话”之后,在中美双方尤其是中方的努力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果。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在国际、地区、全球性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这个阶段可视为1.0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期。1.0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然属于已往我们所强调的“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传统范畴。

  2015年9月,为了进一步加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在白宫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了正式会见。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利用参加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机会,提出了许多富有中国创意的大国关系的概念思想,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期以此进一步丰富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中国方面试图超越原来1.0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缺陷,摆脱片面追求因时而异、变化不定的现实国家利益,试图寻找除了现实国家利益之外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的价值观基础。笔者把这种中美关系称为2.0版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尽管中美之间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已进入3.0版的时代,国际社会所提倡的价值不仅是西方国家所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而应是超越国界的全球价值观(Global Value)。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都有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事业负有不可推脱的全球责任。未来2.0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要强调全球治理3.0版时代的价值观认同,即强调“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价值观念。

  显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以来中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与战略设计,并已努力诉诸中国的外交实践。然而,由于美国对华崛起认知偏见的问题,以及中美在相互博弈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回避的现实国家利益冲突,都使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多地体现为未来的愿景,而不是现在时。

  中美之间的激烈博弈和复杂互动:从“中日关系跌破”到“中英关系突破”

  2009年以来大国关系变幻莫测,国际安全局势尤其是亚太安全局势一直动荡不定,它们成为我们考察中美关系发展的第三方背景。通过考察中国与第三方大国(日本、英国)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以来中美之间的激烈博弈和复杂互动。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日本在侵华战争历史问题上一直未有认真反省,且日本政府高层频频做出有伤中国人民感情的举措,中日政治关系一直低迷,呈现出所谓的“政冷经热”的现象。这给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与“战略再平衡”找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由与借口。奥巴马充分利用日本政府欲“借美制华”的心态,积极利用2010年“天安舰事件”、“中日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购岛事件”的契机,大力发展美日关系,使本已冷淡的美日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这使得日本安倍政权有恃无恐,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日关系自然就雪上加霜,已从“政冷经热”跌入“政冷经冷”的低谷。笔者认为,中日关系呈现历史上罕见的“跌破”状态与奥巴马政府的“积极作为”有密切的关系。

  对此,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在中英关系上给奥巴马政府回以颜色。我们都知道美英关系是特殊关系,是西方世界的一对领头羊关系。从外交关系史来看,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英多是“统一战线”,较少分歧。然而,中国在回应美国重返与再平衡战略所采取的战略西向策略中,有效地利用了美英不同的国家利益诉求与外交价值取向,用中英关系的突破,打破了美英特殊关系的神话,有效削弱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主导权与影响力。笔者认为,中英关系的突破有三个标志:标志一,2015年5月中国成功争取到英国对“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的支持,打破美国对AIIB的封堵,从而打开了欧洲大门,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铁板。标志二,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英国非常成功的国事访问,英国给习近平主席超高规格的礼遇以及访问期间签署的一系列重要协议,更是中英关系取得突破的重要标志。标志三,2015年11月在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有关“人民币入篮”问题上,英国也做出较大让步,让出将近30%的份额,成为仅次于欧元的第二大份额出让方,从而使得人民币成为IMF特别提款权(SDR)中的第三大国际货币,为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奠定了很好基础。此举进一步削弱了美元货币权力,用英国学者的话来说,英国又一次背叛了美国。

  如果说促使中日关系的“跌破”,是奥巴马政府遏制中国崛起的“妙招”,那么,中英关系的突破则是中国回敬美国重返亚太与战略再平衡的生花妙笔。中美两国在这一轮博弈与互动中各有得失,这也从另一个方面看到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复杂性与多变性。

  综上所述,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它既源于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所导致的对中美关系定位的差异,也受到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客观影响,还受到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牵制。美国对华政策“先扬后抑”,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不是很乐观;中国始终坚持以“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圭臬,以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在现实国家利益的驱动下,中美双方在大国关系上激烈博弈,各有得失,继续演绎着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美国社会对其表现褒贬不一。但我们不可否认,奥巴马任期内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确实不同于以往,奥巴马有他自己的外交节奏与思路。另外,今年恰逢美国的大选年,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如果特朗普与希拉里侥幸杀进最后的竞技场,那么美国内政有可能进入某种“老人政治”时代,未来美国人也许还会怀念奥巴马的活力和风格。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

  【参考文献】

  ①《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6年1月27日,01版。

来源时间:2016/4/6   发布时间:2016/4/6

旧文章ID:9856

【戴旭:中美只有“交心”才能避免战略误判】

0

作者:人大重阳  来源:新浪微博

政治无非战或者和,大国交往堂堂正正,中美关系的历程也是如此。只有把各自心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摆在桌面上,双方才能做到心底坦荡。事实证明,握手比攥拳好,掏心比掏枪好。世上没有天生的敌人,人间却有可交的朋友。 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6/4/6   发布时间:2016/4/6

旧文章ID:9855

【因发表女性流产该受罚言论 川普支持率掉了3个百分点】

0

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川普依然以45%的支持率领先克鲁兹的28%、卡西奇的18%,但经过上周川普针对女性流产该受到惩罚的言论影响,川普支持率掉了3个百分点,4月5日晚 美国大选威斯康辛州初选结果出炉,克鲁兹很有可能取胜。民主党方面桑德斯则有望胜出。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6/4/6   发布时间:2016/4/6

旧文章ID: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