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综合美媒27日报道，美国即将于3月1日迎来重量级选战“超级星期二”，总统竞选人间的竞争也进入白热化。26日，已经宣布退出竞选的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高调支持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引起舆论哗然。
来源时间：2016/2/28 发布时间：2016/2/28
旧文章ID：9311
【希拉里赢得南卡州初选】
作者：微天下 来源：新浪微博
希拉里刚刚赢下南卡州初选，以总计4州拿下3州的成绩进一步拉开与对手桑德斯的差距。美联社出口民调显示，希拉里赢下8成非裔选票，而南卡州非裔选民占多数。这对于下周“超级星期二”的希拉里来说是个好消息，届时多个州非裔选民比例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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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6/2/28 发布时间：201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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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战区司令员：南海一旦有事 敢战能战胜战】
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将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确保一旦有事，有效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决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行为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要敢战能战胜战。（人民日报）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6/2/28 发布时间：2016/2/28
旧文章ID：9309
【美媒：宇航员从太空返回地球后骨骼变脆但更年轻】
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美媒称，3月1日，在国际空间站待了一年的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和俄罗斯宇航员米哈伊尔·科尔年科将返回地球。研究认为，在重力小，且辐射强的环境中停留这么长时间，他们的骨骼可能会更脆弱，且动作技能和视力会受损。
来源时间：2016/2/28 发布时间：201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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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初选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作者：刘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超级星期二”前夕，美国初选争斗变得白热化。共和党阵营初步呈现三足鼎立之势，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在艰苦角逐中暂时大幅领跑，民主党内部则已是希拉里与桑德斯两人“雌雄对决”的胶着状态，下一届美国总统或在这5人中产生。
3月1日，美国有11个州同时举行初选，在这个“超级星期二”里，将决出595张共和党选举人票，攸关最后谁能获得党内提名。在已经举行初选的4个州中，特朗普总计拿下82张选举人票，落在其后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以及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只分别拿到17张及16张选举人票，而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以及退休医师本·卡森则仅各拿到6张及4张选举人票。按共和党选举规则，获得过半选举人票数，即1237张票可赢得党内提名。
在2月25日晚这场“超级星期二”前的共和党最后一次电视辩论会上，炮火四射。分析称，要阻击不受许多人待见的特朗普，克鲁兹和卢比奥必须改变互相攻击的策略，转而联合起来攻击特朗普。因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克鲁兹和卢比奥互殴，只会越来越难以阻止特朗普的步伐，需要采取的行动是阻止特朗普领跑而不是去绊倒其他人。
看起来，卢比奥和克鲁兹听从了这一建议。在这场于美国南部城市休斯敦举行的辩论会上，两人集中火力攻击特朗普，称其是个“骗子”，要求特朗普公开报税表。而特朗普则称卢比奥是个“小丑”和“缺乏经济头脑的小不点”，说克鲁兹是个“骗子”和“被同事嫌弃的参议员”。
有分析称，公开报税表可能对特朗普构成致命打击。24日，曾在2012年总统选战代表共和党与奥巴马对决的罗姆尼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特朗普、克鲁兹、卢比奥的报税表，并直指特朗普的报税表内藏“炸弹”。罗姆尼认为，选民在决定前有权看到参选人的报税表，并称如特朗普公开报税表，可能会被发现其收入并非如其所言的有100亿美元净资产，或者根本没缴税以及缴很少的税。特朗普反击称，罗姆尼看起来像个傻瓜，并在辩论会上说，他现在不能公开报税表，“因为公司的规模很大，且过去12年来年年受到审计，现在也是”，如果审计结束，他“绝对会”对之进行公开，但审计可能需要“很长很长时间”。
卢比奥从杰布的退选中获利良多。一些此前的杰布捐款者表示，正有意转而资助卢比奥。路透社报道称，自去年宣布竞选总统以来，卢比奥收到来自华尔街捐款的总额已高达400万美元，在两党竞选人中名列首位。卢比奥声称，多数共和党人并不希望特朗普获得提名，而愿寻求其他人替代，他将成为和特朗普最后对决的人。
民主党阵营仅剩下桑德斯和希拉里，两人的选情当今仍难分难解。桑德斯在民主党内拥趸不少，其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免费教育等主张，对年轻选民颇有吸引力。而希拉里久经沙场，在美国政坛履历丰富，外交经验丰富，在医保、教育、金融等内政上的立场相对温和，且同共和党打交道多年，“斗争经验”极其丰富，被认为有望在与共和党对手大选对决时胜出。因此，不仅美国国会中多数民主党议员支持希拉里，不少掌握超级选举人票的民主党高官也力挺希拉里。还有舆论认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安排大选电视辩论、分配选举资源等方面，暗中打压桑德斯，对希拉里照顾有加。
但希拉里在内华达州扳回一局后，桑德斯并未一蹶不振，而是誓言继续斗争，不仅将目光转向了“超级星期二”，且预言到7月于费城举行的民主党提名大会时，“我们将见证美国历史上最惊人的政治转折”。
桑德斯面临巨大隐忧。民主党选举规则显示，获得过半选举人票数，即2383张选举人票便可赢得提名。当前，希拉里已手握502张选举人票，而桑德斯为70张。有分析认为，希拉里可能在“超级星期二”扩大优势，因为其选举人票数争夺战略十分占优。
但有别于共和党的“赢者通吃”记票法，民主党采取的是按得票多少来比例分配选举人票数。一些桑德斯的支持者认为，只要差距不被拉得太大，如希拉里近期因“邮件门”被联邦调查局正式立案，将对一直被不少人认为“不可信任”的希拉里带来致命一击。
来源时间：2016/2/28 发布时间：2016/2/26
旧文章ID：9307
中国外交要更加有效维护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综合
王毅外长对美国的访问进入尾声，在为期3天的访问中，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克里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举行会谈，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美国会众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当地时间2月25日，王毅前往华盛顿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演讲(全文附后)。该智库本周一刚刚发表中国可能正在南海有争议水域的人工岛上修建一系列雷达装置的报告。王毅在演讲中就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中国的外交使命以及中美关系发表了看法。他还重点谈到了国际间特别关注的朝核问题和南海等热点问题。王毅表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将承担5项重要使命，指出所谓中国将成为美国主要对手甚至取代美国的臆测是一个伪命题。
2月23日至25日，王毅访问美国。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王毅发表演讲时最先谈到中国经济，打消国际间目前对中国经济所存在的种种担忧。王毅表示，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为世界创造了一个奇迹，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使6亿多中国人摆脱贫困，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议程的最佳实践。现在中国又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大力推进结构改革，决心走出一条绿色、环保、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新路。中国的经济不会硬着陆，中国的开放大门不会关闭，中国的改革步伐不会停止。
王毅表示，中国为了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而进行的结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消费首次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现在的发展模式更加健康也更可持续。他说，最近，中国经济遇到一些逆风，这与国际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王毅说，尽管他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为中国经济会长期保持中高速的发展。这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市场成熟很快，到一定的时候中国这个市场将是美国的四倍;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他说，目前中国的城镇登记人口低于40%，这意味着城市化还有巨大的潜力和商业机会;第三是服务业的扩大。他说，这一行业的继续发展将会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很多的机会。
中国外交的五大使命
王毅说，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外交的宗旨就是要为此提供更加良好、稳定、友善的外部环境。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率和擘划下，中国外交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开创新局，正在更加积极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更加积极地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更加积极地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将承担5项重要使命。
中国外交首先要使更多国家和民众理解中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最符合中国国情，得到中国人民最广泛支持，相信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也必将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外交要坚定维护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体系。我们要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及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的国际关系准则，维护好自由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完善好现行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开放的，是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的补充完善，绝非另起炉灶。
中国外交要更加积极有为地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服务。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同有关国家一道，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加强互联互通、开展产能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外交要更加有效维护中国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正在走出国门。中国政府要加快致力于海外维权能力和手段的建设，回应人民的期待，切实维护好中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的正当合法权益。
中国外交要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我们正越来越多地参与伊朗核、叙利亚、南苏丹、阿富汗等热点问题的解决进程。在各方关注的朝鲜半岛核问题上，我们坚定主张朝鲜半岛不能有核武器，必须实现无核化;坚定主张半岛不能战、不能乱，必须通过谈判推进无核化;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正当利益。
王毅说，当前南海局势总体平稳，航行安全与自由从未受到影响。中国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是确保南海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王毅表示，上述五项使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将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努力探索和推进以和平发展为标志的强国之路;探索和推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探索和推进以合理合法途径维护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探索和推进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
当地时间2月25日，王毅前往华盛顿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演讲，与主持人互动。
朝鲜半岛不能出现战争和动荡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朝核问题，王毅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主张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新的制裁。
但王毅表示，朝鲜半岛不能出现战争或是动荡，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认为，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是通过和平谈判。中国作为六方会谈的主席国，愿意履行自己的责任。
王毅提到了中方为了解决朝核问题而提出的并进思路。他同时表示，在解决朝核问题时，中国的正当国家利益必须得到保障。
王毅说，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是韩国的内政，但是由于这一系统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要想部署这一系统，就必须提出让中国信服的理由。
中国已停止填岛 别国还在继续
谈到南海问题，王毅说，南海的局势总体上是稳定的，没有一艘商船抱怨过航行自由受到阻碍。王毅承认，南沙群岛中的部分岛礁存在争议，中国有42个岛礁被一些国家相继占领，但是中国坚持通过和平的方式，根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来解决争端。
王毅说，为了解决有关争端，直接当事方应该根据2002年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展开谈判，并根据国际法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他指责菲律宾违反这一行为宣言第四条的规定，关闭与中国的对话大门，而是把有关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王毅同时表示，希望南海域外国家支持争端方之间的谈判，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就在王毅展开华盛顿访问行程前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项目(AMTI)公布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可能在南海华阳礁部署高频雷达。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报告称，部署雷达设施将显著改变南海局面，并且可以让中国对南海的海空实施有效的控制。
王毅在此表示：“的确，我们有一些防御性设施。但是很多年前，别的国家就有这些设施。中国比这些国家晚了二、三十年。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在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后已经停止了。我想告诉你的是，别的国家还在继续进行填海造岛。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有很强的情报收集能力，包括卫星图像，我建议你们对此(其他国家在南海的行为)进行调查。”
王毅接着表示，你们应该看到，中国驻守岛礁四周的岛礁上有更多的军事设施，包括各种各样的枪炮，两栖坦克、跑道、飞机，还有导弹和武装直升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然需要部署一些防御性设施，这是国际法赋予一个主权国的自卫权。但是他说，中国的目的主要还是在这些岛礁上建造民用设施，包括修建灯塔、气象台等公共产品，为过往船只提供方便和帮助，有利于进行海洋研究。
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也无意取代美国
王毅在演讲的最后谈到美中关系。他说，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发展好了，对两国有利、对世界有利，处理不当的话，则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王毅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之间的合作共赢关系是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途径。王毅提到，中美之间的确存在分歧，但是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双方之间的分歧。
王毅说，有一种看法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即美国一些人担心中国将成为美国真正的主要对手，会取代美国。他说：“这种看法反映了背后存在的战略不信任和战略疑虑。如果这种战略不信任得以继续发展的话，会让我们感到担心，因为没有战略互信，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没问题的话有的人就会找出问题来。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建立战略互信，消除误解，加强战略合作，我们就能够克服所有的问题，能够通过磋商和讨论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王毅认为，中国会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并取代美国的臆测是一个伪命题。他说，美中之间是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合作才会形成共赢的局面。其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将会聚焦自身发展，无意也不会挑战任何国家，也无意取代他人。事实上，中美利益已深度交融，相互依存，两国合则双赢、斗则双输。
王毅说，中国不想取代美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就是中国，即使中国今后得到更大发展，中国也不会成为另一个美国。他说，中国人的血液里没有扩张的精神，也不想成为世界的救世主，中国修建长城是为了自卫。我们将以中国人的方式、东方人的思维，秉持和谐和包容的态度，与世界各国加强交往，发挥自身的作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美两国有必要携起手来，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翻页请看演讲全文：
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王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
2016年2月25日，王毅外长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演讲，全文如下：
很高兴有机会与各位专家学者进行交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
中国最大的发展变化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在世界上创造了“中国奇迹”。我们不仅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让6亿多人口成功脱贫，成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最佳实践。
同时我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以往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持续。无论是从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还是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考虑，都必须转变我们的发展模式。所以中国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决定，那就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结构性改革，走出一条节能、环保、绿色、循环和可持续的发展新路。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去年，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环境污染正在得到有效管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快速上升，去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6%。也就是说，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当中，消费第一次成为最重要的动力。这是一个健康和可持续的变化趋势。当然，由于我们不再依靠大规模投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尽管如此，我们去年仍然在10万亿美元的巨大基数上实现了6.9%的中高速增长，这其中增长的每个百分点都相当于10年前的2.6个百分点。中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发展引擎。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确实面临一些下行压力，这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因为中国已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我们听到了一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但我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各位，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中国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止。
改革和开放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奇迹的两大重要法宝，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基本国策。继续改革，继续开放，是中国全党全国的共识。中国经济将会在更加健康、更有效率的基础上保持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并迈向中高端水平。
这个自信来自于何处?我并不是经济专家，我在这里只想告诉大家中国经济具有的三个重要优势和潜力。
第一个优势是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昨天在美国国会，有几个议员对我说，美方对同中国的贸易不平衡特别重视，我们买了中国太多的东西，中国买得太少。我告诉他们，不要着急，情况一定会变化，因为中国拥有13亿人口，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规模是美国的四倍。中国正在从潜在的市场快速成长为现实的市场，这个市场一旦成熟，肯定会从美国和全世界买更多的东西，到那时，就可能变成中国对美国的巨大逆差了。当然，美国需要向中国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
第二个优势是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一般在80%以上。但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还不到40%。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还有巨大的城镇化需求有待开发。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第三个优势是服务业的扩张。发达国家服务业占经济结构比例一般70%以上。而中国的第三产业才刚刚迈过50%的门槛。也就是说这方面我们也仍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空间。
中国自身的发展一定会持续下去，同时也一定会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机遇。中国和美国一定会成为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伙伴。
接下来，我说说中国的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我们已经制定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的外交就是要为这个最大的内政来服务，就是要为中国实现发展目标提供更加稳定、良好、友善的外部环境，就是要为助力这个目标的实现营造和开创更多外部资源。
大家对中国外交这几年的进展印象深刻，甚至是刮目相看。近三年来，习近平主席就如何在继承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和新理念。中国外交正在更加积极地维护正当的国家利益，更加积极地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也更加积极地同世界各国，当然包括美国发展互利共赢的国家关系。
中国外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主要会做什么?我的说明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要承担起五项重要使命。
第一项使命，是中国外交要使更多国家和民众了解并理解中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希望更多、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同时，我们必须坚持自己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因为，这个选择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中国社会各界最广泛的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简要地讲，其特征就是在尽可能调动亿万人民奋发有为、竞相发展积极性的基础上，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处在顺境还是暂时处在逆境，无论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家庭出身，都可以对自己的前途怀有憧憬，抱有希望，都可以通过自身的打拼实现自己的梦想。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得到了最广泛人民大众的强有力支持。
同时我们看到，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一个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度，要实现现代化，我们必须有一支中坚力量，一支有理想、敢担当、能奉献的中坚政治力量。这支中坚力量就是8600万成员的中国共产党。8600万中共党员，如果人人都按照党章要求，担当各条战线的先锋，那么，任何难题都难不倒中国，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中国。
更重要的是，这支8600万的党员队伍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统率和擘划下，中国这条巨大的航船正在按照自己的既定航程坚定前行。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对此有充分的自信。
同时，中国的发展既与每一个中国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也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我们非常希望在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得到更多国家的理解。中国决不会输出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来选择发展道路。但我们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同国际社会进行相互交流。
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自2014年开始对外发行，很快就风靡全球，目前已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总发行量达到500多万册。我们希望并相信，随着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进一步加深，一定会有更多国家和民众理解、支持中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这也是中国外交必须要承担的使命。
第二项使命，是中国外交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我们绝不会“另搞一套”。因为中国是当年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我们用3500万人伤亡代价换来了这个世界的和平。
我们首先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当代国际体系，以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认为，当今世界之所以乱象频生，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没有得到充分贯彻，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重要理念被抛到一边。所以中国外交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力行，通过外交行动，真正把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贯彻到国与国交往和具体实践当中。这是中国应该发挥的国际作用。
我们还需要维护自由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国依靠开放得到了快速发展，我们正在并希望与世界各国一起来建立开放的经济体系，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面对现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各种区域或次区域自贸安排，我们不希望它们碎片化发展。不管什么样的自贸安排，包括TPP也好、RCEP也好，都应该成为通向更广泛的自由贸易体制的路径。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在前年北京APEC会议中作出明确宣示，美国、中国以及所有APEC成员国都做出了承诺。我们不仅要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我们还希望把它延伸至投资领域。大家知道，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投资规则。今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作为东道主，我们希望与G20的成员们共同讨论，如何来形成一个大家都遵守的、开放的全球投资规则，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希望启动这一进程。
此外，我们还希望不断完善当今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机制。中国已经深入参与了现有国际经济和金融机制。比如延宕5年的IMF改革方案，去年底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中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都有了明显增加。今年初，中国还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员。我们将继续在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我们倡议成立了亚投行(AIIB)，一开始有些国家对此有疑虑，甚至怀疑中国是不是要搞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但现在情况已经清楚，中国从一开始就敞开臂膀，欢迎全世界的国家加入，而不仅仅局限在中国所在地区。目前，57个创始成员国一半以上是亚洲以外的国家。除了美国、日本以外的发达国家几乎都参加进来，我们都持非常欢迎的态度。现在还有将近40个国家在排队等待加入。我们将与各成员国一道，将AIIB打造成具有国际标准、专业化的，同时又没有那么多官僚主义，能够填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瓶颈的多边金融机构。它将是对现存的国际金融机制的补充，绝不是要另起炉灶。
中国外交的第三项使命，就是要更加积极有为地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服务。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同各国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们所在的欧亚大陆，几百年来充满了刀与剑、血与火，战争战乱不断。现在亚欧大陆国家最大的公约数就是要发展，要加速工业化进程，提高自主发展能力。而中国恰恰可以向这些国家提供所需的先进装备、成熟技术以及管理、融资、人才培训。总之，这完全是一个优势互补、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倡议，它会为中国和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开创新的发展前景，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不仅对中国、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支持并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有三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是互联互通，中国目前正积极与各国合作，打通相互联接的通道。我们不仅要进一步打通欧亚大陆通道，还希望建设泛亚铁路，我们也愿意响应非洲朋友们的愿望，将来把非洲54国用高速铁路连接起来。中国高速铁路已达1.8万公里，占全世界70%以上，我们完全有能力与大家一起实现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第二大支柱是产能合作。我们已与20多个国家签署国际产能合作协议。我们希望通过产能合作来加快各自的工业化进程，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从而应对目前世界经济低迷给各国带来的各种挑战。实际上，美国也有“再工业化”进程，欧洲也有相应倡议。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计划是开放的，不仅跟所有有意愿的国家进行产能合作，也欢迎三方合作。如果把中国的先进装备、充足的融资和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一些技术和关键部件结合起来，这种产能合作就将更加有效地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世界繁荣。
“一带一路”的第三大支柱是人文交流。欧亚大陆有各种不同文明和文化，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我们愿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使不同的文明和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包容，共同促进人类历史进步。
中国外交的第四项使命，就是有效维护中国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与其他大国发展轨迹一样，中国已经到了越来越多企业、越来越多公民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去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目前有3万家企业遍布世界各地，数百万中国人工作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每年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去年已达到1200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中国引进外资的规模。再加上每年约1.2亿人次中国公民出境，构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流动人员群体。中国政府当然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好这些机构和人员的合法权益。但坦率地讲，我们在这方面手段缺乏，资源不足，能力建设薄弱。因此，中国外交一项非常紧要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增强我们海外维权的能力建设，要运用更多的资源，同国际社会一起来维护好我们不断拓展的巨大海外利益。当然，是合法、正当的利益。
中国外交的第五项使命就是要更加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着重要责任。同时，热点问题的解决也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国际环境。在非洲，我们斡旋南苏丹的纠纷;在亚洲，我们斡旋阿富汗和谈、缅甸国内和解。我们和各方一起促成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我们还积极参与了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可能目前大家最关心的是朝鲜半岛核问题。我愿在之后的答问环节详细回答大家的提问，但我要强调中方的三点基本立场。第一点，我们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朝鲜半岛不能有核，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自己制造还是引进部署。半岛出现核武器，不符合各方利益，也不利于朝鲜维护自身安全。所以，半岛必须实现无核化，对此中国坚定不移。
第二点，半岛不能战、不能乱。半岛任何战乱都会带来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如何来实现无核化?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谈判解决。就和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一样，十年谈判，十年磨一剑。半岛核问题就是因为六方会谈中断了八年，才出现了朝鲜一次又一次的核试验。我们当然要通过新的联合国决议，采取进一步有力措施，有效阻断朝鲜方面的核导发展计划。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放弃和谈的努力，因为和谈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中方作为六方会谈东道主，我们履行责任和义务，本着公正客观立场，提出了一个并进谈判的思路，那就是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没有半岛无核化，就没有停和机制转换;反过来，停和机制转换不起来，各方的合理关切、包括朝鲜方面的安全关切都得不到解决，那么无核化也难以真正可持续地落到实处。这两个方面需要齐头并进，它的特征在于明确了无核化的大方向，同时合理平衡地解决了各方要价。我们愿意同其他各方进一步探讨如何推进这一并进思路的路径和步骤。
第三点，中国正当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保障。这里大家自然想到“萨德”反导系统。美国有可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最终将由韩国来决定。韩国的内政我们当然是不干涉的。我们也理解美国和韩国在这种复杂形势下维护自身安全的迫切需要。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萨德”反导系统X波段雷达覆盖范围已深入中国内陆，也就是说中国的正当国家安全和利益很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威胁。所以美国和韩国如果商量是否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时候，应该考虑中国的合理安全关切，应该给中国一个有说服力的、能够让中方信服的解释和说明。中方的上述要求合情合理。
大家一定也很关心南海局势。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南海局势实际上是总体平稳的。因为没有一条商船抱怨过它在南海的航行受到了干扰。南沙部分岛礁确实存在争议。中国有42个岛礁被一些国家相继非法占领。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以和平的方式、根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寻求妥善解决。这是中国政府坚定明确的立场，也成为确保南海局势总体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正在与东盟国家一起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国和东盟国家完全有能力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曾经提出过几条建议：
第一，争议各方要按照DOC的规定，通过直接商谈和平解决争议。DOC第四条明确规定，争议由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都在DOC上签了字，这份文件是有约束力的。尽管菲律宾不愿同中国谈，但我们仍然在同其他国家一起履行这一规定。
第二，域内国家即使不是争议国，但作为南海沿岸国，应一起努力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维护根据国际法规定享有的航行自由。中国将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域外国家能够支持有关争议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支持中国和东盟一起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想如果能做到以上三点，南海将继续保持和平与稳定。大家不必过于担心。
最后我要谈一下中美关系。大家都说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确实如此。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搞好了，对两国人民甚至对世界都是有益的。但如果搞不好，有可能掉进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为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美双方要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说到底就是要建设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跟美方合作，不断加强对话，增进相互了解，推动关系发展。同时我们希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也应该成为中美两国社会各界的共识，得到更多中美两国人民的支持。
最近对中美关系的议论比较多。媒体也有些炒作，似乎中美之间出了这么多分歧。昨天同克里国务卿会见记者时，我们都重申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有分歧不要紧，我们一起通过协商加以解决。但现在确实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说法，有一些美国的朋友担心，认为中国才是美国将来真正的主要对手，可能有一天中国要取代美国。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战略互不信，是对中国长远意图的战略怀疑。战略疑虑不解决，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没有问题会生出问题。相反，如果我们能建立战略信任，消除战略疑虑，加强战略合作，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办法。
中国会不会成为美国将来最主要的对手，甚至取代美国?我认为这个命题是完全不存在的。首先，中国虽然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按照人均计算，我们仍排在世界80名以后。人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要聚焦自身的发展，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要把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我们自己的发展上。我们不会去和别人竞争，也无意去取代谁。
第二，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谁也离不离开谁。大量美国企业在中国有自己的事业，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进入美国，进入美国各个州市，在当地创造着就业机会。去年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5580多亿美元的贸易规模。每年中美之间来往的人次是475万，每天都有一万多名中美民众在天上飞着。
这种相互融合的关系，怎么能想象发生冲突呢?一旦发生冲突肯定是双输，而合作才能双赢。如果我们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为什么要去进行无谓的零和竞争?我们应该合作，而且完全可以开展更深入的合作。中美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补性，我们应该不断发掘中美合作的潜力和空间。
还有一点，为什么中国不会取代美国?很简单，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就是中国，中国今后也不会成为另一个美国。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多少扩张的基因，也没有多少当救世主的冲动。中国从2000多年前开始，就不断地修建长城来保卫我们自己。这就是中国文化特质的一个典型表现。这种融化于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和传统会继续下去。即便我们将来进一步发展了，壮大了，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经济总体规模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但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仍然不是美国。我们会以中国人的方式，以东方人的思维，以更加和谐和包容的态度来与其他国家交往，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中国应该发挥的作用。而且那个时候，中美之间的合作会更加深入，更加紧密。我认为，当今最需要的就是增进我们彼此的相互理解。
这是我今天最想讲的，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6/2/28 发布时间：201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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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宗友：解读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
作者：韦宗友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二期
摘要：自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日益朝着“积极干涉”和“选边站”的立场转移，给中美关系及南海问题的解决增添了新变数。奥巴马政府不仅对中国的“断续线”主张提出质疑，还指责中国阻碍南海航行自由，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地，鼓动菲律宾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与多边化，积极向越南、菲律宾等国提供外交帮助和军事支持，甚至直接派遣飞机和舰船进入南海争议地区。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日益积极的干涉立场与举措，不仅折射出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和海洋抱负与日俱增的忧虑，也反映出美国维护亚太领导权、安抚亚太盟友及维护其海洋霸权的战略决心与考量。在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声音抬头、中美在亚太地区竞争加剧及美国政治正进入大选周期的背景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积极干涉”和“选边站”的态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弱化，并可能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中国需要综合平衡各种利害关系，积极稳妥应对南海困局。
关键词：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海洋争端;中美关系
2015年10月27日，美国打着维护“海上航行自由”的名义，派遣“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驶入我南海渚碧礁12海里内。这是奥巴马政府自2010年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最新干涉举措，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南海问题本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然而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与积极干涉，它逐渐演化为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和影响中美关系大局的一个重要负面因素。尽管奥巴马政府一再宣称其南海政策遵循了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但实际上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南海政策，无论是战略考量、政策取向，还是应对举措，都发生了一些显著的新变化。这些新考量和新举措，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南海争端，也给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投下了阴影。
一、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与政策立场：延续与变化
美国不是东亚国家，更不是南海争端的当事方，但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冷战时期对于南海争端相对超脱的“中立”和“不介入”立场，向积极介入和干涉的立场转变。①1995年5月10日，正值中国和菲律宾在美济礁发生对峙期间，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冷战后美国第一份关于南海问题的官方政策声明，表达了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主张。该声明指出，美国对南海地区单方面的行为和紧张局势升级感到担忧，强烈反对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南海争端，敦促各方进行克制，避免采取导致局势不稳定的行动。其宣称：“美国在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始终不变的利益，呼吁有领土要求的各方加紧外交努力，考虑各当事方利益，以解决相互竞争的领土主张，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美国愿意以有领土要求的国家认为有帮助的任何方式给予帮助。”声明进一步指出，“维护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有船只和飞机在南海不受阻挠的航行和飞越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美国对各方竞争性的南海岛礁主权要求的法律优劣不持立场，但是美国对于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包括不符合1982年国际海洋法公约的海洋主张或对在南海地区海洋活动的限制都将表示严重关注。”②
这一政策宣示涵盖了此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政策主张和利益诉求：第一，美国对争议各方在南海岛礁的主权要求不持立场;第二，反对单方面导致南海局势紧张的行为;第三，反对以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南海问题;第四，呼吁争端各方以外交方式解决南海争端;第五，美国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及飞越和航行自由方面拥有利益;第六，美国对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包括不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宣示和行为表示关注;第七，美国愿意对南海争端提供帮助。这一政策宣示也表明，尽管美国对南海岛礁的主权要求不持立场，但对于不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海洋法的南海海洋主张和限制表示关注，这为后来奥巴马政府公开质疑中国的南海“断续线”埋下了伏笔;同时，美国愿意对南海争端提供帮助，也为美国日后积极介入和干涉南海问题预留了政策空间。
15年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借出席东盟地区论坛之机，于2010年7月高调宣布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国家利益”。她指出，“如同任何国家一样，美国在南海航行自由、亚洲海洋公域的开放进入及尊重国际法方面拥有国家利益。”这些利益不仅美国及东盟成员国应该享有，“其他海洋国家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也享有”。
希拉里指出，美国“反对任何声索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美国对于南海岛礁的竞争性领土争端不持立场，但是认为声索方的领土主张及相伴随的海洋空间权益诉求应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国际习惯法，陆地地貌应该是南海海洋空间合法主张的唯一来源。”美国支持2002年东盟与中国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鼓励各方就全面的行为准则达成协议。“美国准备促进与宣言相符的倡议和信任构建措施，因为在合法情况下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符合声索各方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利益。尊重国际社会利益及负责任地处理这些悬而未决的领土主张有助于创造解决这些分歧及降低地区紧张局势的条件。”③
表面上看，希拉里关于南海问题的发言似乎与1995年的政策声明没有多少变化，但结合她这番表态时南海争端的新发展及美国的亚太新战略，可以发现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立场上的微妙变化。
首先，包含对中国南海“断续线”主张的隐含质疑。2009年5月6日，马来西亚和越南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将我国在西沙和南沙的部分或全部岛礁划入其大陆架范围。①同年2月，菲律宾国会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② 面对越、马、菲对我南海主权及海洋权益的非法主张，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于5月7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交了照会，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指出越南等国的南海主张严重侵害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照会同时还附上了一幅中国关于南海“断续线”主张的地图，这是中国政府时隔几十年后向国际社会提交“断续线”地图及提出“断续线”主张(即“九段线”，目前我国统一将其称为“断续线”，笔者注)，③也引起部分国家对中国南海主张的疑惑。希拉里关于“声索方的领土主张及相伴随的海洋空间权益诉求应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陆地地貌应该是南海海洋空间合法主张的唯一来源”的主张，实际上是对中国“断续线”主张的隐含质疑和间接批评，暗示中国“断续线”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对于南海主权争议的表态，希拉里的措辞与1995年的政策声明也有微妙变化，即不再提“美国对各方竞争性的南海岛礁主权要求的法律优劣不持立场”，而是改为“美国对于南海岛礁的竞争性领土争端不持立场”，也有质疑中国“断续线”主张的含义。
其次，对中国“阻碍”美国南海航行自由的不满。2009年上半年，中美两国在中国南海及黄海专属经济区内发生多起船只对峙事件，特别是3月份中美两国船只在距离中国海南岛120千米处的海上对峙事件(“无暇号事件”)被国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引起美国对于南海“航行自由的担忧”。④此外，美国媒体报道，2010年上半年中国政府相关官员在与美方官员交谈时提到“南海地区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警觉，担心中国在维护南海权益方面正在变得日益强硬。希拉里关于美国在南海航行自由拥有国家利益的宣称，被认为是对中国关于“核心利益”及专属经济区军事侦察活动限制的直接回应。⑤尽管1995年的国务院政策声明也提到了航行自由，但只是原则性声明，当时美国并没有认为中国妨碍其南海航行自由，也并非针对中国。⑥
再次，推动南海问题的多边化与国际化。与1995年相比，希拉里的发言更多强调国际社会(而不仅仅是美国)在“航行自由”和“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方面拥有的利益，同时极力推动南海问题的东盟化和国际化，支持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就南海问题进行谈判磋商，并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最后，将南海问题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框架中。相对于以前的美国东亚战略，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战略空间上明显向南移动，关注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弧形地带(即“印太”地区)。位于印太两洋通道的南海被赋予重要战略地位，也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的重要抓手。希拉里在南海问题上的高调表态，是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平衡中国影响的重要举措之一。①
随着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更明确地针对中国，日益表现出“积极干涉”和“选边站”倾向。2012年8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冷战后第二份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声明，也是奥巴马政府首次就南海问题专门发表的政策声明。该声明强调，作为太平洋国家，美国在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航行自由及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方面拥有国家利益。该声明对中国政府决定建立三沙市、在南海争议地区派驻新的驻军进行公开批评，认为这些举措与解决分歧的合作性外交努力背道而驰，增加了导致地区紧张局势的风险，但对此前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和单方面行动不置可否，立场明显偏袒。声明还敦促中国与东盟加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尽早达成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声明还首次提出鼓励声索方探索解决南海争端的一切可能的外交及和平渠道，包括在需要时借助仲裁或其他国际法律机制。②而就在同年4月26日，菲律宾外交部向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发出照会，邀请中国将双方在南海的争议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或国际海洋法公约下的其他争端解决机制，遭到中国的严词拒绝。③美国国务院的这份南海政策声明可以视为对菲律宾仲裁主张的间接回应和支持。
2014年2月5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塞尔(DanielRussel)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时，进一步阐释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并首次对中国的“断续线”作出官方回应。罗塞尔说，捍卫海上自由一直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在维护东海及南海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及航行与飞越自由方面拥有国家利益”。他同时对美国关于东海及南海岛礁主权纠纷不持立场的含义进行了澄清：第一，美国对涉及任何海洋权益声索的行为立场鲜明，即反对在主张领土要求时使用恫吓、强制或武力;第二，我们强烈认为声索必须与国际习惯法相一致，即所有海洋主张必须源于陆地地貌或与国际海洋法相一致，而那些不是从陆地地貌延伸的海洋主张具有根本性缺陷。罗塞尔宣称，中国模糊不清的南海主张在该地区产生了不确定、不安全和不稳定。“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利用‘九段线’宣称的任何非源于陆地地貌的海洋权益都将不符合国际法。国际社会欢迎中国澄清或调整其九段线主张，使之与国际海洋法相一致。”④美国支持与此相关的外交和政治努力，包括诉诸国际仲裁的努力。
2014年12月5日，美国国务院首次发表针对中国南海海洋主张的官方研究报告《海洋界限：中国南海海洋主张》。报告宣称，中国迄今为止没有按照国际法对其九条断续线地图的海洋主张进行澄清，认为中国的法律、宣示、官方行为和声明对于中国南海主张的性质和范围彼此矛盾，对于九段线的含义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理解：一是对九段线之内的岛屿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岛屿毗邻海洋区域拥有主权;二是将九段线视为国家疆界线;三是将九段线视为各种历史性海洋主张的分界线。报告在对这三种理解的国际法基础进行逐条分析后认为，“除非中国澄清其九段线主张只是针对线内的岛屿及国际海洋法(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岛屿海洋区域，否则中国九段线的主张就不符合国际海洋法的规定”。①这是美国政府在官方报告中对中国南海“断续线”主张作出明确的否定性评价。
二、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新举措
奥巴马政府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和利益考量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南海应对举措，日益朝着“积极干涉”和“选边站”的方向演进。具体来说，奥巴马的南海政策新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大对南海问题的外交关注力度。自2010年希拉里国务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声称美国在南海拥有“国家利益”以来，美国政府利用各种外交和公共场合，表达对南海问题的“关注”。一是利用国务院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传播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政策立场和态度，放大南海问题，塑造有利于美国政策立场的舆论环境。据统计，2010—2014年间，在美国国务院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中，涉及南海议题的多达60场，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0年仅2场，2014年则跃升至28场。2015年1—7月，涉及南海议题的发布会更是高达20场，差不多每月3场。通过这些高频度的新闻发布会，美国政府将其对于南海问题的态度和立场，通过国际媒体迅速向国际社会传播，扩大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和舆论影响力。②二是通过政府高级官员的发言、表态及发布关于南海问题的官方文件，提升对南海问题的外交关注度。奥巴马政府先后在2014年8月和11月，发布了两份关于南海问题的官方文件，全面阐释美国政府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立场，并具体针对中国提出的“九段线”主张逐条分析，提出质疑。此外，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及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在各种不同的国际、国内场合阐释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政策主张，或对中国的南海主张和行为进行批评。三是利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七国集团峰会等各种多边论坛，“热炒”南海问题，借助多边舞台向中国施压。
第二，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与多边化。南海问题本质上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之间的双边海洋纠纷，但自2010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积极鼓动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和国际化。在美国看来，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权力不对称，如果与中国一对一谈判，很容易被中国各个击破，无法有效捍卫其海洋权益。③美国鼓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及多边化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在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七国集团等地区及全球性多边组织框架下讨论南海问题。④二是鼓励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统一口径，以一个声音说话，与中国谈判南海问题。美国政府多次敦促中国尽快与东盟就南海问题行动宣言的后续落实问题进行谈判，尽早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南海问题行为准则，为此设置最后日期，甚至推动东盟单独就南海问题行为准则达成协定，借此向中国施压。⑤三是鼓动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甚至欧盟等与南海问题无关的域内外国家关注南海问题，强调它们在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上的共同利益。美国还敦促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进行联合海上巡逻，支持日本在南海地区进行海上巡逻，⑥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形成“域内国家联合，域内外国家联动”的“统一战线”效应。
第三，鼓励声索方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务院在2012年8月发表的针对南海问题的政策声明中，首次透露出鼓励声索方诉诸国际仲裁或其他国际法律机制来解决南海争端的政策意向。2013年1月菲律宾政府正式将南海争端诉诸国际仲裁后，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对菲律宾诉诸仲裁的行为进行支持。如奥巴马总统2014年4月在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举行会谈时对菲律宾诉诸国际仲裁的公开支持;①美国国务院在2014年12月发表的质疑中国“断续线”主张的研究报告;罗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对中国“断续线”主张的质疑以及其他政府官员在各种场合对菲律宾将南海问题诉诸国际仲裁的支持。与此同时，一些智库研究人员还敦促政府在必要时推动越南采取类似的法律行动，与中国打“法律战”。②2015年10月29日，在国际仲裁法庭作出有权对菲律宾的诉讼请求进行管辖后，美国官员表达了欢迎态度。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JohnMcCain)更是表示：“今天的裁决是维护国际法、反对中国企图在南海漫天要价的重要一步。”③
第四，向越南、菲律宾等国提供军事援助，提升其海上能力。鉴于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存在海洋纠纷的东盟国家的海洋执法和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差距悬殊，美国将提升它们的海上军事能力和执法能力作为支持的重中之重。2013年，约翰·克里(JohnKerry)国务卿宣布向菲律宾提供4000万美元军事援助，用于提高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及海洋态势感知能力，④向东南亚地区追加3250万美元军事援助促进海上军事能力建设，其中向越南提供1800万美元。在接下来两年里向该地区提供超过156亿美元的地区海上能力建设军事援助。⑤在总统2016财年的拨款请求中，针对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外援总额为8456亿美元，用于实施再平衡战略的五大领域：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特别是海上安全;促进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和贸易;促进民主发展;增强地区制度与论坛;解决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遗留问题。其中6400万美元用于建设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态势感知能力和海上执法能力，其中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是主要受援国。⑥2015年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的201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拨款5000万美元用于向东南亚国家提供装备、设施和训练，建设其海洋态势感知能力，解决南海地区日益增长的海洋主权挑战。在2015年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AshtonCarter)宣布一项为期五年的东南亚海洋安全倡议，向东南亚国家提供425亿美元的援助以提升东南亚国家的海洋能力。⑦
第五，通过在南海地区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和进行军演，向中国施压和“威慑”，直接干涉南海问题。美国一直宣称有权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侦察和情报收集活动。美国所谓的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更多是涉及这方面的航行和飞越自由，而不仅仅指商业航行自由。中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①美国不顾中国多次抗议和反对，也无视中美两国因美国的抵近侦察而发生多起海空摩擦，甚至意外事故，坚持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对中国进行抵近军事侦察。美国将这一行动冠名为维护海上“航行自由”行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全球公海(包括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②2015年5月，美国派遣最先进的海上巡逻机P8A飞抵我南沙在建岛屿附近侦查，美国滨海战斗舰“沃斯堡号”也首次驶入南海争议海域。10月27日，美国更是不顾中国反对，派遣“拉森”号军舰驶入渚碧礁12海里内，直接向中国“示威”和施压。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与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频繁在南海地区举行双边或多边联合军事演习，间接支持越南和菲律宾，表达美国对中国南海政策的不满。
第六，要求中国停止南海造岛、冻结南海现状。自2014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亚洲海洋透明倡议”项目将中国的南海填海造地行动公布于众后，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中国南海填海造地的关注。2014年5月31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Hagel)在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时，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地等行为加剧了南海地区紧张局势。2015年3月31日，时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Harris，Jr.)在澳大利亚智库会议上指责中国“正在建造伟大的沙城”，认为“中国对其他声索国的挑衅性行为———模糊的、与国际法不相符合的、包揽一切的九段线及中国与小国之间不对称的能力———中国填海造地的规模和速度无疑会让人们对中国的意图感到担忧”。③2015年5月13日，罗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尽管中国不是此轮填海造地的始作俑者，但是中国填海造地的规模和速度令人担忧。④ 2015年7月21日，罗塞尔在出席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五届南海会议”上呼吁中国停止南海的填海造岛行为，停止建设新设施，以及停止对既有设施的军事化。罗塞尔表示，“南海争端的本质，既不是岛礁也不是资源，而是规则之争，关乎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周边环境里。我们将继续捍卫规则，鼓励他人也捍卫规则。我们鼓励所有国家践行睦邻原则，避免进行危险的对抗。”⑤2015年8月6日，克里在东亚峰会上再次指出，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地速度和规模感到担忧，认为在岛礁上建造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只会增加地区紧张局势，并导致其他声索方采取军事化的破坏稳定的行为，敦促声索方承诺不再继续填海造地或在有争议的岛礁上建设新设施或使其军事化，并加快外交谈判在11月的领导人会晤前在南海行为准则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⑥
三、奥巴马南海政策变化的战略动因
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日益积极的干预立场与举措，不仅折射出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和海洋抱负与日俱增的忧虑，也反映出美国维护亚太领导权、安抚亚太盟友及维护其海洋霸权的战略决心与考量。
第一，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在奥巴马政府看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咄咄逼人”的态度和立场，可能预示着一个日益自信和不愿在既有秩序和规则下行事的中国。美国认为，南海问题只是近年来中国强硬外交的一个突出写照。①2010年以来中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的强硬立场，2013年宣布成立东海防空识别区，2014年提出“亚洲安全主要由亚洲人负责”的亚洲新安全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外另起炉灶建立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陆海两翼齐头并进的新丝绸之路倡议等等，都预示着中国对既有秩序的不满，并试图排除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针对这一战略新变局，美国国内展开了新一轮对华战略大讨论，包括外交关系理事会、新美国安全中心等在内的有影响的智库发表了多份研究报告，要求重新思考美国对华政策，要求奥巴马政府对华展示强硬，加大对中国的制衡和压力。②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变化，显示出美国国内对华战略意图疑虑的加深和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日益趋向强硬。
第二，对中国海洋抱负的担忧。作为世界头号海洋强国，美国对任何国家的海洋抱负和海上军事能力的发展都保持警觉。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国对海外能源、资源及市场依存度的不断加深，中国政府认识到必须加强海上力量建设，提升捍卫国家海外利益及海洋权益的能力。为此，中国政府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海洋战略目标，并加大了海上军事能力建设。与此同时，面对我国海洋权益不断受到一些国家侵蚀的严峻局面，中国政府提出了海洋“维权”与“维稳”并举的目标，加强海洋维权力度，并在近年来开始在南海部分岛礁进行填海造地行动。③美国对中国加强海上军事力量建设以及强化海洋维权力度的措施极为担忧，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军事力量、特别是不断改进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不仅在打破台海地区的军事平衡，更有可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军事行动构成威胁。④美国国会研究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宣称，如果听任中国的海洋维权行动，特别是大规模的南海填海造地行为及对部分岛礁的军事化，将可能威胁到美国在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和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安全。⑤
第三，抑制中国影响、维护美国亚太领导权。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维护美国亚太领导权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目标。所谓“亚太再平衡”，从全球角度来看，是将美国的战略关注从中东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从亚太角度看，是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传统的东北亚向东南亚及南亚地区转移。作为连接西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南海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既是全球重要的海上商业和能源交通线，也是美国向中东地区投射兵力的重要海上通道。通过积极介入南海争端，美国可以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部分抑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和海洋抱负，进而维护美国的亚太霸权。
第四，安抚亚太盟友。在涉及南海问题的六国七方中，除中国外，其他声索方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国或安全伙伴。与中国海洋纠纷较为严重的菲律宾和越南，是美国的长期军事盟国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重要安全伙伴。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加强和深化与菲律宾、越南等亚太盟友及伙伴的军事安全关系。通过加大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力度和介入深度，在南海问题上给予菲律宾和越南外交支持及军事援助，支持菲律宾将南海问题诉诸国际仲裁，与菲律宾及越南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在争议地区进行海空巡逻，向中国展示强硬，可以安抚其亚太盟友，缓解它们“被抛弃”的担忧，维护美国作为地区安全提供者的可信度。①
第五，维护美国的海洋霸权。海上霸权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石。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星罗棋布的海外军事基地，对全球重要海上交通线和交通咽喉的控制，以及对全球海洋航行规则的主导，是美国海上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防部2015年8月21日发布的最新《亚太海洋安全战略》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三大海洋目标：维护海上自由、遏止冲突与强制以及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准则。②这三大目标归结到一点，就是维护美国的海上霸权及对海洋规则的主导权。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地行动，如果听之任之，将不仅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也可能导致中国把原本在国际法上认定为“低潮高地”、因而不具备12海里领海权的礁石，解释为具有12海里领海权的岛屿。美国派遣“拉森”号驶入渚碧礁12海里之内，就是要向中国表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借此向中国施压。③美国还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特别是关于“断续线”的权益主张及对待专属经济区内军事侦察行为的立场，不符合国际海洋法的规定。一些美国学者担心，一旦中国关于专属经济区军事侦察活动的主张在南海地区得以实施，不仅影响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抵近侦查行动，甚至将改写全球海洋秩序规则，危及美国的全球海上霸权。④因此，奥巴马政府不仅从南海争端本身，更是从全球海洋秩序规则及维护美国海洋霸权角度来看待南海问题，积极介入争端。
四、美国南海政策的前景
目前，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声音在抬头，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加剧和互疑上升，加之美国政治正进入大选周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能导致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进一步趋于强硬，采取一系列不利于中国及南海局势稳定的举措。
第一，选边站、拉偏架的立场进一步升级。近年来，美国政府从隐晦提出主权声索应符合国际海洋法到明确指出中国的“断续线”主张不符合国际海洋法规定，从对中国外交施压到直接派飞机、军舰进入争议地区和向越南、菲律宾等争议方提供军事及安全援助，其选边站立场日益明朗化，明显针对中国的南海主张。随着“拉森”号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以及国际仲裁法庭作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拉偏架的立场和行为将进一步升级。
第二，鼓动东盟国家必要时单独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孤立中国。当前，美国对中国迟迟未能与东盟国家落实南海海上行动宣言、尽快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感到不满，甚至要求中国制定时间表，确定落实时间。与此同时，华府诸多有影响的智库也敦促政府在必要时绕开中国，让东盟国家单独制定南海行为准则，以此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就范。如果中国与东盟在最近一两年内未能制定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南海行为准则，美国很有可能推动东盟国家单独制定南海行为准则。⑤
第三，提出南海争议地区非军事化，牵制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尽管中国在2015年6月宣布南海填海造地行动已基本结束，接下来进入地面设施建造阶段。但美国对此并不放心，一方面指责中国并未完全停止在南海岛屿的填海造地行为，另一方面担心中国将在填海岛屿上建设大规模军事设施。①针对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底在华盛顿访问时关于“中国无意对南海岛屿军事化”的表态，美国也将信将疑，甚至认为“拉森”号驶入南海岛礁的行为是对上述表态的“测试”。②如果美国认为其呼吁停止南海填海造地及冻结南海现状的主张并未得到中国响应，或中国开始在岛礁上大规模建设军事设施，美国可能以维护南海地区航行自由和海上通道安全为借口，呼吁南海争议地区的非军事化，以此牵制中国。
第四，在南海争议地区进行常态化巡逻和联合军事演习。“拉森”号进入渚碧礁12海里后，美国政府表示，这不是一次性行动，美国今后将继续在相关岛礁12海里内进行常态化巡航，以“维护海上航行自由”。③可以预期，今后美国很有可能在其他被认为不具有12海里领海权的南海部分岛礁(即低潮高地)12海里内航行。同时，美国将继续唆使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参与南海“海上自由航行”行动。此外，随着南海局势升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很有可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争议地区进行常态化联合军事演习，向中国展示肌肉。2015年8月份，日本与美国和菲律宾在苏比克湾进行了联合人道主义军事演习。同年10月28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冬月”号护卫舰与美国罗斯福号航母首次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④
第五，建立南海海上态势监测网络，加强东盟国家的海上态势感知能力。目前，美国国会已经拨款用于加强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华府诸多知名智库学者也积极鼓吹美国在南海地区建立统一的地区海上安全信息共享中心，提升海洋安全和地区海上信息协调能力。⑤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对此兴趣盎然，并且在海上信息共享方面一直与美国进行合作。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美国以东盟为中心，建立一个覆盖南海地区的海上态势监测中心，提升东盟国家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和应对中国南海行为的能力。
第六，支持台湾与南海争议方达成协议，牵制大陆。台湾是南海问题的重要争议方之一，其对南海的诉求与大陆基本一致。美国一些智库学者认为，台湾是美国可以争取的重要对象。2012年8月，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曾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主张大陆、日本、台湾三方对钓鱼岛主权采取“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资源开发”主张，并随后与日本就钓鱼岛渔业问题达成了《台日渔业协议》。2015年5月26日，马英九在出席世界国际法学会与美国国际法学会亚太研究论坛上再次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希望在坚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的原则基础上，与其他当事方共同开发南海资源，并通过对话与合作和平解决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015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美国访问期间，尽管坚决捍卫钓鱼岛主权，但对南海问题刻意保持低调，被认为是为日后上台的南海政策预留空间。如果美国支持蔡英文，那么蔡英文上台后有可能通过放弃南海“断续线”主张的方式来回报美国。⑥美国学者认为，应该支持台湾的“搁置争议、合作开发”立场，或借台湾岛内选举之际鼓励台湾就南海九段线含义进行澄清，以此向中国施压，消解大陆和台湾在南海主权及海洋权益声索上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孤立中国。
五、结语
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立场变化及新举措是在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实施、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战略背景下发生的，它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美亚太竞争加剧的一个缩影。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甚至危言耸听地表示，中美南海竞争，其意义不限于岛礁归属和海洋权益本身，而是关乎在亚太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及谁将主导亚太及全球海洋规则的原则性问题。
美国南海政策的变化及其发展前景，无疑对中国的南海政策和海上维权斗争构成挑战。在维护我国领海主权及海洋权益时，如何努力化解南海困局，不让南海争端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导火索、中美关系的绊脚石和中国崛起的拦路虎，让南海真正成为和平、和谐与繁荣之海，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战略性问题。中国需要真正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南海纠纷，在维权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维权与周边战略、维权与中美关系大局、维权与共同开发、以及历史主张与国际海洋法多重视角中努力寻求平衡点，并结合其他国家处理海洋纠纷及中国处理陆地纠纷的成功经验，制定一个既能维护我国领海主权及海洋权益，又能有效降低南海局势温度，并为他国和国际社会逐渐接受的可行性方案。
来源时间：2016/2/28 发布时间：201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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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国朝鲜政策转向，同意对平壤加强制裁
作者：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联合国——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同意加强针对朝鲜的国际金融制裁。这是北京做出的重大转变，因为长期以来，它一直不愿进一步孤立这个固执的盟友。
联合国安理会的外交官本周四证实了此事，但尚不清楚这个进展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采取措施，阻止朝鲜船只将煤炭和铁矿石运至中国港口。美国此前一直在推动一项部分禁令，希望阻止朝鲜船只进入世界各地的港口。
中国是平壤的主要经济贸易伙伴——也是其主要的外交支持者。以前，安全理事会谴责朝鲜核试验之后，中国只会赞同武器转运禁令和涉及核计划的少量制裁。
这次的决议草案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朝鲜在今年1月初声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的实验，似乎是引发这种转向的原因。美国官员表示打算本周四在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中分发该草案。
美中两国的外交官花了近两个月，对草案文本进行协商，并对如何更好地执行现有的制裁展开讨论。无论是此次制裁，还是其他的制裁，面临的主要挑战均在于此。
该提案很可能在未来几天进行投票。
安理会的一名外交官表示，美国人最初提出了一份长长的草案，包含了很多绝对不会获得北京同意的条款。“其目的是引起中国的重视，”这名外交官说。“结果奏效了。”
谈判得以继续进行，美国急于赢得中国的支持，以便确保新的制裁措施将被采纳——而不是遭到否决。
这项协议是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中国外长王毅本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后达成的。周三，奥巴马总统出席了王毅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E·赖斯(Susan E. Rice)的会晤。
白宫发表声明称，两国“一致认为，对于朝鲜的挑衅，做出有力而一致的国际反应十分重要。这包括出台一份力度超越以往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两国均认同，他们不会接受朝鲜成为核武国家。”
这项决议草案并未谴责朝鲜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个领域由联合国调查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f Inquiry)进行了详尽记录。
来源时间：2016/2/28 发布时间：201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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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劲、郭庆斌：对TPP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
作者：孙劲，郭庆斌 来源：国际法促进中心
一、TPP是什么
(一)TPP的发展历程
TPP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英文缩写，其前身是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于2005年7月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由于该协定的初始成员国为四个，又称为“P4协定”。最初的“P4协定”经济体量极小，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贸几无影响。但2009年11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亚洲之行中正式宣布美国将参加TPP谈判，强调将以此促进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设定21世纪贸易协定标准，创立一个高标准、多领域、大范围的亚太地区一体化合作协定。与此同时，秘鲁、越南和澳大利亚也宣布参加TPP谈判，TPP由此实现了由“P4”向“P8”的转变。此后，马来西亚于2010年10月，加拿大、墨西哥于2012年，日本于2013年7月正式加入谈判。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智利、文莱等12个国家，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部长会议，就TPP达成基本协定。2016年2月4日，上述12国在新西兰正式签署TPP协定。
(二)TPP的主要内容框架
根据2015年11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TPP协定全文，协定超过两千页，总计30个章节和若干附件，内容广泛，涵盖货物贸易、纺织品和服装、原产地规则、金融服务、投资、电信、电子商务、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中小企业、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争端解决、例外、最后条款等。
(三)TPP的主要特点
一是涵盖地域广，经济体量大。与以往的自贸协定不同，TPP横跨太平洋两岸，成员国来自亚洲、美洲和大洋洲三大洲，协定成员国占全球GDP总额的40%、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建成之后将成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二是成员国发展水平不一，规则的标杆作用大。12个成员国中，国家实力不同，既有超级大国，又有弹丸小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社会制度不同，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产业不同，既有以资源出口、制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还有以信息、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这与经济和制度相近的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大不相同，被认为相关规则更具有普遍适用意义。
三是协定的全面性和高标准。协定不仅包含了传统自由贸易协定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条款，还对以往自贸协定涉及较少或涉及程度不深的知识产权、环境、劳工、国企等内容专章予以详细规定，更纳入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等传统贸易协定未涉及的新元素。TPP所确定的标准也超越了以往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学者总结五点：“市场准入水平更高、竞争政策范围更广、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大、劳工和环境标准更严以及争端解决约束力更强”。
二、如何看待TPP的战略属性
(一)为什么说TPP不是一般的自由贸易协定?
TPP在序言的开头提到：“本协定缔约方决心缔结一项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全面区域性协定，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由此可见，TPP形式上是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但是，TPP涵盖的地域和经济总量，内容的广度、深度及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自由贸易协定可比。更重要的是，TPP实际上是美国主导推动的战略工具，其背后承载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考量。
1、TPP谈判进程完全由美国主导，“美国制造”是TPP最大特点
美国负责TPP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网站给TPP贴出的标签就是“MADE IN AMERICA”。实际上，如果没有美国的参加，TPP就不会从原来影响甚微的“P4协定”发展为“P8”并逐步壮大至12个成员国;TPP谈判进程中关键时刻也是由美国出面进行政治协调;更重要的是TPP谈判基本集中于美国提案的内容，可以说是美国法律的TPP化。例如TPP投资章与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非常类似，甚至连许多条目和具体的措辞都相同。
2、TPP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高调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美国在亚太精心布局，政治上，不断巩固与盟国，包括美日、美韩、美澳的同盟关系;军事上，则持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和部署;经济上，则力推TPP，期望通过TPP更为实质性地推进其与盟友的经济联系，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吸引力和影响力，分享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收益，开拓新市场，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出口，促进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同时维护美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支配和霸主地位。美国内亦将TPP作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成功部分。
3、TPP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对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宣布加入TPP正式谈判，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美国国内经济严重衰退之时。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都在巩固自身主导世界经济规则的地位。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调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在全球的经济优势地位有所下降，受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有力挑战。美国对于掌握世界经济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紧迫感增强，这也是美国积极推进TPP的深层次原因。奥巴马曾表示：“由我们来制定这个地区(亚太地区)的规则是很重要的，这也正是TPP的目的所在”。
(二)美国称“TPP不针对中国”可信否?
美国官方此前曾多次表示，TPP不针对中国，不是为了遏制中国，也无意排斥中国。但更多观点认为，TPP本身的设定就是要把中国排除在外。对此，我们需用事实来说话。
1、美国漠视中国经济的巨大作用
美国政府表示，TPP有助于提高美国的就业和提振美国的经济。以2013年为例，美国与9个TPP成员国(不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额一共是4108亿美元，但这仅相当于同期美国跟中国贸易额的67%。当年美国对华出口1648亿美元的商品，相当于给美国增加83万多个就业机会。从经济数据上看，中国加入TPP，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复苏，甚至比现有TPP成员国更能为美国创造就业和出口。但就是这个被称作“环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定，却忽视了太平洋西岸的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这究竟是有意还是无心，值得玩味。
2、美国以攻击中国来强调TPP的重要性
奥巴马在TPP达成协定后发表的声明中，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允许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经济规则，应由美国来书写规则”。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表示，达成TPP协定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中国将制定规则……我们就会被排斥在外……我们不希望中国利用其规模来强迫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中国不是TPP成员国，但却一再地被美方直接点名，用来强调TPP的重要性，从中应可看到美国主导TPP的真实想法。
3、美国对TPP谈判方的接纳采取双重标准
TPP号称包含了史上最高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美国官方表示，中国会因为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等许多方面存在的缺陷而无法达到要求。但令人费解的是，从达成TPP的12国来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将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水平有天壤之别的国家拉在一起。很难想像，在经济制度、法治状况、政府行为和市场开放度各方面，越南会比中国更加配得上TPP的“高标准”。因此，决定接纳越南等而非中国参加TPP，首要的是政治考量，并非经济考量。
4、美国实际剥夺中国参与未来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权利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要制定亚太乃至世界新的规则，根本不给第二大经济体参与谈判和制定的机会，这应该是人们观察TPP、判断美国意图的最直接依据。虽然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我们从来不认为世界贸易规则可以由任何单个国家说了算。制定21世纪的全球贸易议程和规则，我们从来没想过由中国一家说了算，同时也认为不可能由任何其他一个国家单独说了算。事实上，我们一直主张维护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在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方面的主导地位”相对克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治理的今天，在制度性权利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优势的当今国际格局下，TPP“针对谁”或难认定，TPP“剥夺”中国参与却一目了然。
(三)中国不愿参加TPP谈判说法准确否?
国内外有些学者称中国不愿参加TPP谈判，但实际情况是，中国不能参加TPP谈判。一国是否参加一项谈判，有时并不取决于该国是否有参加的意愿，而是客观的条件是否允许。事实上，无论中国是否愿意，中国都不可能参与TPP谈判阶段：
1、法律上一票否决的加入谈判程序
TPP是小多边的闭门谈判，加入TPP谈判并非当然的权利，而需获得现有谈判成员一致同意。2005年P4协议第20.6条规定，“依据缔约方一致同意的条件，本协议向任何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或其他国家开放供加入。”实践中，新成员在正式提出参加意愿后，首先需与现有成员举行一对一双边磋商，获得每个成员同意。此后，全体现有成员通过部长级会议一致同意，新成员才能正式加入谈判。这种做法类似于WTO参加机制，事实上授予现有成员“一票否决权”，大大增加了入门难度，新成员不满足任何一个成员的要求，都可能被拒于参加谈判的大门之外。
2、美国是中国参加TPP谈判的最大拦路虎
美国作为TPP的主导者，它的态度对新成员的加入至关重要。美方主动邀请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一起加入谈判形成P8。在2010年APEC峰会上，美国又和其他8个TPP成员国决定邀请日本首相列席参加TPP。美国还曾在谈判过程中大力邀请韩国加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政府官员多年来在公开场合表态都是中国参加TPP谈判的“条件不成熟”，只有中国承担起和先加入成员国同样高水准的自由化义务，中国才能加入TPP谈判。这就导致中国官方所说的“在TPP谈判期间始终未接到任何欢迎中国加入TPP的正式邀请”。
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因为美国希望由自己单独主导、确定TPP的基本框架、谈判进程、相关规则。如果在创始阶段就引入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谈判对手，那么美国很可能不能如愿以偿，至少不可能形成一个完全美国化的协议。当然，在TPP谈判完成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也出现了2015年11月2日(此时距TPP达成协议已经近一个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一家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戏剧性地表示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加入TPP。问题是此时美国已定好了TPP规则，中俄只能来遵守，而不是去谈判。
3、客观上TPP内容超出中国承受范围，且短期内很难解决
TPP协定号称“下一代”、“变革性”自贸协定，除传统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还涵盖投资、环境、劳工、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内容。TPP中的很多规则对中国各方面都形成挑战，有些规则与中国的发展现状和现行的法律法规存在重大冲突，除非做出重大政策调整和让步，否则很难在加入TPP谈判前迅速解决。退一步讲，即使美国同意中国加入TPP谈判。按照前面提及的加入程序，中美之间将进行双边磋商，美国势必会把其在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和劳工标准等领域的诸多要求强加给中方，中国为了参加谈判而“自废武功”，也就失去了参加谈判的应有之意。
三、TPP规则对中国主要挑战和影响
(一)中国即使不加入TPP也需防范TPP溢出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国际法原则看，条约不对第三国产生约束力，但这并不表示一项条约不会对第三国带来实际影响。TPP就是这样。中国可以选择不加入TPP，不适用相关规则，但TPP在其成员间适用的溢出效应仍可能对中国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是TPP成员国中一大半以上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东盟诸国，也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如果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中国公司在TPP成员国的市场上可能会面临歧视性待遇。例如，TPP致力于全面市场准入，消除或削减涉及所有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TPP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降低的同时，将相对对中国构成更高的壁垒，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两类贸易转移效应：中国出口至北美、日本的纺织服装等中低端制造品面临着越南、墨西哥的竞争替代性;而中国出口至东南亚的机械设备、移动电话等高端制造品，又面临着转移至美日的压力。这种腹背受敌将直接冲击中国的出口，进而削弱中国在亚太区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TPP在协定中对知识产权、环境、劳工、国有企业等方面设置了较高的标准，这些标准尽管只对TPP成员国生效，还未上升到国际规则的程度，但作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由美国强势主导的TPP规则在正式生效实施后很可能具有示范作用，提高相关领域国际经济活动的标准和成本，势必对中国参与TPP国家以及其他国际经济活动的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而一旦其未来成为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则更会对我实行的国际贸易体制机制带来巨大挑战。
(二)中国如参加TPP面临的挑战
1、战略态势的挑战
TPP规则制定阶段已经结束，但中国被剥夺参加谈判的权利，相关规则完全没有反映更不用说照顾中国关切。中国如果以后谋求加入，只能与当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成为规则的遵守者和被动的接纳者。而美国力推TPP的原因，就在于充分发挥美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竞争优势，按美国的规则进行“公平”竞争。美方谈判者宣称TPP对美国而言无需更改任何法律和做法。而相关规则对我国际竞争力，以及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和机制都可能产生挑战。这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从战略态势上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堪比另一个“广场协议”，也可以看到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任何可能威胁其霸主地位的国家都会处心积虑，用法律性的制度安排打压对手的经济竞争力。
2、国际贸易和产业发展政策、机制方面的挑战
TPP有关贸易、金融、国企和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国际投资和政府采购条款与我现行政策有较大差别，要适用相关规则，就意味着中国国际贸易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需要发生深刻变化。此外，中国相关管理机制也面临重大考验，对中国经济运行模式和相关行业领域带来冲击。TPP通过强加于成员国较高的劳工标准，将贸易与劳工问题挂钩并适用争端解决机制，此外还有诸多类似用贸易制裁方式解决劳工、环境问题的做法，也都是中国一贯反对的。
3、法律制度方面的挑战
TPP成员国为了达到TPP所要求的诸多标准，必然要对本国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或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越南为例，为了履行在TPP谈判中在劳工方面的承诺，越南与美国在TPP项下签署了《促进商业和劳工关系计划》(United States-Viet Nam Plan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rade and Labor Relations)，从中可以看出越南要对自己的多部劳工法律法规进行大幅修改或调整。中国要满足TPP的各类要求，也需要全面调整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规定。
4、社会管理方面的挑战
TPP非常重视增强规则的透明度和保障公众参与的机会，尤其是在劳工和环境领域。在TPP协定中，“公众”这个词被提及了119次，“公众参与”被引用了8次，“透明度”则出现了76次，外国公司和外国组织还被赋予相当大的参与一国国内政策制定的权利。这对我国提高相关领域的公开透明和公众的参与度也提出了挑战。
5、技术标准方面的挑战
TPP在知识产权、环境等领域规定的技术标准不仅可能会与我国现有的技术标准不一致甚至冲突，更有一些标准超出中国相关标准规定，如适用TPP标准有可能对我相关行业和产业产生极其不利甚至破坏性影响。
6、人才挑战
TPP内容繁杂，议题丰富，除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委员会”之外，TPP还设立18个专门委员会，协助TPP相关领域工作的实施和执行。这些都需要有大量精通法律、外交、经济、金融、科技、环境等领域的专家参与，更不要说在语言和谈判能力上的要求，这对中国也是个严峻的挑战。
四、TPP对成员国司法管辖权带来的主要挑战
TPP涉司法管辖的相关条款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条款为对成员国国内法院的管辖权作出义务性规范，要求国内法院对某些事项必须具有并行使管辖权，如在环境章、知识产权章、政府采购章以及国企章均有此种条款。另一类条款则对成员国国内法院的管辖权予以限制，这主要体现在缔约方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投资者与缔约方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TPP后一类条款对一国司法管辖权的挑战不可忽视。
(一)TPP缔约方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
1、 TPP缔约方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1)适用对象为缔约国
TPP争端解决机制只适用于缔约国之间的争议，如果投资者与缔约国之间在TPP项下产生投资争端，则应适用第9章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2)适用范围广
TPP第28章规定，缔约方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涉及TPP解释和适用的所有争议、缔约方采取的违反或未履行TPP义务的措施，以及国民待遇和货物市场准入(第2章)、原产地规则和程序(第3章)、纺织品和服装(第4章)、海关管理和贸易便利化(第5章)、技术性贸易壁垒(第8章)、跨境服务贸易(第10章)和政府采购(第15章)等领域的争端。协定第28.3.2条还为知识产权纳入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了可能。
此外，协定其他章节也规定了争端解决机制适用或部分适用的情况，包括金融服务(第11章)、电子商务(第14章)、国企(第17章)、劳工(第19章)、环境保护(第20章)、透明度和反腐败(第26章)，这些都是传统贸易协定包括WTO所未能涵盖的领域。
(3) 可选择争端解决的场所
TPP赋予成员国对争端解决场所的选择权，根据TPP第28.4条规定，如有关争端既属于TPP争端，也属于另一项适用于各缔约方的国际贸易协定(例如WTO)争端，争议方可不选择TPP争端解决机制，而选择另一项国际贸易协定(例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成员国作出的选择具有排他性。
(4)鼓励使用非对抗性程序
TPP鼓励各缔约方通过合作和磋商解决争议。有关争议发生后，一方可向其他争议方提出书面磋商请求，其他争议方应尽一切努力争取达成解决方案。同时，各缔约方可在任何时候用斡旋、调解和调停等替代方式解决争端。
(5) 设立专家组快速解决争端
当事方如未能用非对抗程序解决争端，可将争端提交专家小组审议。专家小组由3人组成，从各成员方推荐的专家库中挑选。通常情况下，专家组应在最后1名成员被选定后150日内(紧急情况下120天)提交初步报告，并在随后30天内提交最终报告。
(6)强调透明公开
在对保密信息进行保护的前提下，任何专家组听证会应对公众开放，除非各争端方另有约定。各争端方的任何陈述(无论书面还是口头)以及专家组的最终报告应向公众公开。在任何争端方领土内的非政府实体可就争端事项提交书面意见，专家组应予考虑。
(7)专家组报告不可上诉，但可予以评论
与WTO不同，TPP不设上诉机构，但在初步报告散发后，争端方可对该报告进行书面评论，专家组在考虑书面评论后，可对报告进行修改并提交最终报告。
(8)胜诉方可自主采取报复措施
被诉方败诉后，应在合理时间内尽快取消、终止不符合协定义务的措施。如其无法消除相关措施，需与起诉方协商进行补偿。双方如未能就补偿达成一致，起诉方可根据对等原则直接终止给予被诉方协定项下的部分或全部优惠。
2、TPP缔约方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差别
总体上，TPP缔约方争端解决机制脱胎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规定，缔约方对两者还有一定的选择权。但TPP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也有不少差别：
首先，专家组的组成不同。TPP由争议方各自指定一名专家，并共同推选第三名专家任主席，对专家国籍无要求。WTO有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来指定专家小组成员，且争议方国民不得担任小组成员。第二，专家小组报告的效力不同。TPP专家小组直接负责审理争端，其最终报告对争端方有约束力，并且是终局结论，“一审终审”。而WTO专家小组报告要交由WTO争端解决机构审议后才能对当事方发生效力，而且，WTO设有常设的上诉机构，争端方如对专家小组报告不满，可在报告生效前向上诉机构提起上诉。第三，救济方式不同。TPP胜诉方可自主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而WTO胜诉方需经争端解决机构批准后方可采取对等报复措施。TPP胜诉方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威慑力。
3、TPP缔约方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法上的突破
(1)对世界贸易组织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主导地位和国际法制定的民主程序构成挑战
WTO规则是更大范围全球性多边谈判的产物，是各类国家相互妥协的结果，代表普遍的国际法规则，而TPP则仅是以美国为主的12个国家谈判的产物，几乎是美式规则的再现，而这样一个小多边规则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超出WTO的规定，并与WTO同等适用，也就是变相成为普遍性的国际规则。如果未来成为现实，必将对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削弱国际组织和大多数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参与权和发言权。
(2)侵蚀一国主权管辖事项
TPP争端解决机制涵盖范围非常广泛，远超出传统自贸协定的范围，触角延伸到缔约方国境内的贸易、经济、社会以至政治领域，将国际贸易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劳工、知识产权、企业政策等深度挂钩，以国际贸易协定的面目冲击缔约方主权管辖范围和能力。
(3)弱化传统国际法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
传统国际法有关国家间争端解决的方式，包括磋商等，还包括仲裁、国际法院司法解决方式，对一项国际条约条款本身的解释和适用而言，仲裁和司法解决是常见方式。虽然在WTO领域引入特殊的争端解决机制，但其解决的争端事项限于国际贸易的有限范围。而TPP将众多原本不属于自贸协定规定的事项纳入，而且将此类事项交由为处理自贸争端而设立的专家组机制解决，并以贸易制裁为后盾，无疑会大大减少传统国际法争端解决方式的可适用性，对国际法治带来冲击。
(4) 无视争端解决程序的公正性要求，推行司法强权
一般说来，国际法有关争端解决机制非常注重程序上的公正性，例如国际法院审理案件会确保法官中有争端当事国国籍法官，WTO专家小组会避免由争端当事国人员出任。TPP则不同，专家组对三名成员包括主席的国籍完全无限制，而更多强调在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可以认为美方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和经验优势，强势主导未来专家组审议，左右TPP相关规则的解释和适用，推行司法强权。
(二)TPP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1、TPP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TPP在第9章投资章纳入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称ISDS)，用以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纠纷。ISDS规定只要缔约方与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之间就第9章相关规定产生纠纷，投资者就可将相关纠纷提交由3名仲裁员组成的国际仲裁庭进行仲裁，仲裁庭裁决对被诉国家和投资者均有约束力并可以得到强制承认与执行。
ISDS是国际投资协定中广泛使用的机制，但在实践中受到诸多质疑。TPP的ISDS基本参照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对相关机制进行了一些改良，防止这一机制被滥用。主要包括：增加程序的公开、透明，允许非争端缔约方和“法庭之友”在一定条件下提交意见。设置裁决“评议期间”，规定仲裁庭应争端方要求应将裁决草案交由争端方进行评论，仲裁庭在考虑争端方提交意见后再公布其最终裁决。为仲裁员制定《行为守则》，增强仲裁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协定为将来的上诉机制做出铺垫。同时，适当加重投资者证明责任，对投资者无理滥诉进行快速审理并可要求赔偿律师费。禁止投资者平行诉讼，要求投资者在申请ISDS仲裁的同时必须放弃在任何法院或行政法庭就同一行为启动或继续诉讼的权利。
此外，TPP在第9.28.11条将ISDS与国家间争端解机制关联起来，规定如果被申请人未履行或遵守ISDS裁决，则应申请人所属的缔约国申请，可根据TPP第28.7条设立专家组并依据第28.17条建议被申请人履行或遵守裁决。同时，争端一方也可根据《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ICSID 公约)、《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或《美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请求执行仲裁裁决。上述两种执行方式互不影响，既可分开使用，也可一并使用。这相当于为投资者增加了一重保障。
2、如何看待TPP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对东道国的挑战
客观来看，TPP在设计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时适当考虑了以往ISDS的经验、教训和案例，TPP的上述特点对促进该机制的公开透明，提高仲裁效率，限制投资者滥用诉权对东道国发起挑战，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关系方面还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说，TPP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代表着迄今为止3000多项国际投资条约中有关ISDS规定的最新发展水平。不过，即使如此，该机制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仍然不小：
(1) ISDS的天平仍然倾向于投资者
ISDS根本目的在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此情形下，在东道国权力与投资者权益之间，天平往往倾向后者。尽管TPP对ISDS做了上述调整，特别是采取措施希望抑制投资者的仲裁“冲动”，但与投资者仲裁中提起的要价相比，投资者在仲裁中承担的风险和成本整体上还是偏低。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在东道国的投资，投资者仍会倾向于利用ISDS发起针对东道国的国际仲裁。
另外，TPP在投资章节相关条款的解释仍很宽泛，例如投资者经常用来起诉东道国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还是为投资者发起国际仲裁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根据美国贸易和投资条约的统计数据，投资者胜诉的仲裁案件中，有74%主张东道国违反了“公平公正待遇”，在投资者提出东道国未遵守“公平公正待遇”的案件里，有81%的仲裁庭支持了投资者的主张。尽管TPP为避免滥用“公平公正待遇”，规定需按习惯国际法予以解释该条并对什么是习惯国际法作出定义。然而，TPP对习惯国际法的定义与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投资章节的定义如出一辙，投资者已经依据CAFTA发起了两个仲裁请求，两个仲裁庭都对“公平公正待遇”进行了宽泛的解释，导致东道国全部败诉。
(2)东道国管理公共事务的主权仍面临严峻挑战
ISDS近年来的许多案件针对的都是东道国保护公共健康、环境和劳工的规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无法幸免。东道国一旦败诉，有可能面临着巨额赔偿，甚至天价赔偿。尽管ISDS裁决无权责令东道国改变行为，从而无权直接改变东道国国内体制，但承担赔偿责任这一后果实际上足以有效阻止东道国继续维持其受到指控的管制措施。因此，国际投资仲裁庭事实上已经拥有变更东道国国内体制的权力。
有统计显示，跨国公司正越来越多地利用双边或多边投资协议的ISDS机制挑战东道国的国内体制。1982年，投资者只依据ISDS提起了一起仲裁;2012年，这一数字达到了50起;现在，则有针对50多个国家的500多起仲裁正等待裁决。TPP采纳的ISDS是否能有效遏制投资者对东道国发起仲裁，尚有待TPP生效后的实践检验。此外，如果某个成员国的某项公共管理措施受到来自其他成员国数个投资者的共同挑战，东道国将陷于疲于应付的境地，再考虑到巨额赔偿的经济压力，足以产生潜在的“寒颤”效应(chilling effects)，对该国管理公共事务的主权造成巨大的破坏力。
(3)对东道国司法主权的影响
虽然TPP在第9.20条明确要求投资者在申请ISDS仲裁的同时必须放弃在任何法院或行政法庭就同一行为启动或继续诉讼的权利，但如果在提交仲裁之前投资者就已经启动在东道国国内的司法程序并已获得判决，则此时投资者仍可援引ISDS。而且实践中还出现投资者以自己名义或通过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寻求在东道国国内进行诉讼，当东道国法院判决对其不利时，再借口法院判决不公寻求ISDS救济的情况。此时，东道国司法主权就面临以下问题：
第一，国际仲裁庭对东道国法院裁判进行重新审查。一些仲裁案例表明，投资者会利用“拒绝司法”等主张来对抗东道国国内的司法裁判。厄瓜多尔地方法院曾就一起环境侵权诉讼判决一家外国石油公司Texaco Petroleum(后被跨国能源公司雪佛龙收购)90亿美元赔偿，但雪佛龙公司随即依据美国与厄瓜多尔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对厄瓜多尔政府提起国际仲裁，理由是厄瓜多尔政府“拒绝司法”。不管仲裁庭是审查法院判决的实体问题，抑或是重大程序问题或法律适用问题，仲裁庭某种程度就是在扮演上诉法庭的角色。
第二，外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在司法救济上的不平等。当东道国政府实施的同一项措施给外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都造成了损害时，外国投资者可先在东道国国内寻求救济，之后还能进一步寻求国际仲裁，甚至可对国内司法救济进行某种“纠正”;而东道国国内投资者则没有这种机会。这实际上赋予外国投资者较国内投资者在司法层面更优的特权，本身有违“国民待遇”的精神。
第三，执行层面的冲突。TPP规定争端一方可根据ICSID 公约、纽约公约或《美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要求执行仲裁裁决。按照ICSID 公约第54条的规定，“任何缔约国都应该承认根据公约做出的裁决为有拘束力的，并且在其境内如执行其本国法院的终审判决一样执行裁决中规定的金钱义务”。如果国际仲裁庭对东道国法院的相关裁判进行审查，最后做出与东道国法院裁判不相一致的裁决，当投资者依据ICSID 公约要求东道国执行时，东道国法院面临两难：不执行该裁决，将与东道国加入的国际条约相违背;执行该裁决，将与东道国法院原先做出的裁判相冲突。另外，东道国国内法院判决的执行也会受到国际仲裁裁决的干扰甚至阻碍，上例提到的雪佛龙公司与厄瓜多尔政府仲裁案中，仲裁庭就先后发布临时禁令，要求厄瓜多尔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中止对其国内法院判决的执行。
也许正因为上述问题，智利、秘鲁、墨西哥和越南四国才在TPP附件9-J中选择了“岔路口条款”，规定投资者如选择四国的法院或行政庭提起诉讼，该选择将是最终选择并具有排他性，此后将不得再援用TPP的ISDS仲裁。
(4) 发展中国家恐仍将是TPP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角”
尽管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实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者正在将发达国家诉至国际仲裁庭，但发展中国家仍是ISDS的主要被诉国。以ICSID为例，2015年ICSID仲裁案件被诉东道国的分布中，亚非拉再加上东欧国家就占了84%，而西欧和北美只占了5%和4%。2015年2月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是鲜明的指出： 2014年，60%的ISDS案件针对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美国公司发起了ISDS项下的大部分仲裁。与此对应的是，在NAFTA项下也有很多针对美国、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的ISDS仲裁，但迄今为止，美国还未尝过败绩。可以预见，TPP正式生效后，这一趋势恐难以改变，依据ISDS提起的仲裁仍将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
3、 TPP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影响
(1)政策和体制层面
迄今，我国已缔结了130多个双边投资条约(BIT)和14个自贸协定，其中绝大多数规定了ISDS。但无论是我国作为被申请国还是我国投资者作为申请方的相关案例极少。中国未来若要加入TPP，就必须面对一个升级版的ISDS，面对着如何既保护好中国投资者在海外的利益，又与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仲裁舞台较量的问题。这一平衡如何把握将是对中国的考验。
投资者通过ISDS对东道国管理公共事务的干预也值得中国注意。要看到ISDS在总体上仍对投资者有利，仍对发达国家有利。ISDS在TPP协定中看似只适用于投资章节，实际却和外汇管理、环境、公共卫生、劳工、知识产权等交织在一起。TPP对这些领域所确立的高标准容易被投资者加以利用作为“护身符”。
另一方面，中国正迅速成为资本输出国和对外投资大国，与美国正在进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并拟按“负面清单”模式达成高标准的协议。为此，中国还专门设立上海等自贸区，尝试按负面清单和高标准对外开放。因此，总体上，如果中美就投资保护协定达成协议，TPP投资仲裁机制本身似不会构成我国重大障碍，因为TPP投资仲裁规则与中美投资协定规则并无实质不同。
(2)司法层面
TPP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需加以关注。承认与执行问题在我加入TPP之前就会显现。依据TPP第9.28.12条，在TPP生效后，如果投资者在与东道国的投资仲裁中胜诉，而同时该东道国在中国境内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此时即使中国并非TPP成员国，投资者仍可依据ICSID公约向同为ICSID成员的中国申请执行该裁决。如果我国未来加入TPP，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届时，我国法院将不仅面临着执行针对外国政府的仲裁裁决，更会面对投资者对我国政府作为东道国败诉的仲裁裁决的执行。然而，迄今，我国并未就国内法如何适用ICSID公约有所规定和安排，也没有解决针对国家和国家财产的豁免问题，对ICSID裁决在我国境内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不甚明了。我宜对此引起重视，提早筹划。
另外，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作了“商事保留声明”，特别指出我国只对按照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或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纽约公约》。我国的商事法律关系“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据此，投资者是无法依据《纽约公约》向我国法院提出对TPP下ISDS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然而，按照TPP协定，提交仲裁的诉求应被视为《纽约公约》第1条所指的商事关系或商事交易，争端方可以寻求根据《纽约公约》执行仲裁裁决。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冲突，将是我国如加入TPP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实际上，中美投资协定在这一问题上也有相似规定，我国可能需要及时解决此问题。
来源时间：2016/2/27 发布时间：201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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