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封楚诚  来源：新浪国际《天下周刊》第十四期

　　刚入新年，美国国内就出了件“大事儿”：1月2日，一股“武装民兵”占领了美国俄勒冈州东南部马尔赫野生动物保护区(Malheur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的总部办公楼。从规模上说，俄勒冈占领事件不是件“大事儿”。一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占领保护区总部的民兵规模在10-20人左右;另一方面，虽然名义上是保护区的总部办公楼，但是被占领的联邦建筑就是个一层楼高的“平房”，远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大型建筑;与此同时，占领发生在节假日，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更重要的是，虽然国内媒体将占领者称为“武装民兵(armed militia)”，但事实上占领者只是自发组织、拥有武器的民间“准军事”团体，在美国被称为rump militia，与政府组织的、具有自卫性质的正规民兵组织(state defense forces)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一个案子

　　这么件“小事儿”之所以闹到了举国关注的“大事儿”程度，首先是因为引发占领事件的一个案子。俄勒冈当地的牧场主Hammond父子在2001年和2006年先后在自家私有土地上点火，火势蔓延到了公有土地(public land)上。公有土地归联邦政府管辖;具体到这个案子，负责管理被侵犯公有土地的是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United State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因为火势两次蔓延到公有土地，联邦政府以“恶意纵火”起诉Hammond父子。与此同时，有目击者作证表示Hammond父子曾猎杀公有土地上的动物。据此，法院判处父亲三个月徒刑、儿子一年零一条徒刑。然而，Hammond父子跟联邦政府关于土地、自然资源的矛盾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了，现在有确凿的犯罪证据，联邦政府自然不会放过;控方随即以判决过轻为由直接上诉至巡回法院，最终Hammond父子又被判各增加服刑期四年。

　　初审中法官援引了《反恐及有效死刑法(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 of 1996)》;这一法律规定“以纵火或制造爆炸的形式破坏联邦财产、从而构成违反18 U.S.C. § 844(f)(1)条款的犯罪行为”适用五年最低刑期。然而，初审法官同时援引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认为Hammond父子纵火并没有造成过多损失，甚至一定意义上使过火面积更适合耕种;因此，五年刑期违背了宪法第八修正案的原则，是过度刑罚。上诉庭同样援引了《反恐及有效死刑法》，但是上诉庭法官认为五年最低刑期规定不违背第八修正案的原则，据此驳回了初审判决，结果 Hammond父子各增加了四年刑期。因为两次判决的适用法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并直接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这直接引发了与Hammond一样的牧场主的抗议。截止到2015年10月这一抗议已经受到了2000多个签名，Hammond父子的律师甚至打算向奥巴马总统陈情、争取宽赦。

　　一个运动

　　与此同时，Hammond父子的案子引发了“地权主义者”的关注，这就包括目前占领事件的核心领导者Ammon Bundy。如果各位还记得，2014年4月在俄勒冈州边上的内华达州同样发生了一个民兵组织与政府对峙的局面，一位牧场主自1993年起拒向联邦土地管理局缴纳管理费，欠费逾百万美元，遭到联邦政府“捕牛清场”。数百民兵因联邦政府侵犯自由，自组民兵队，持枪加入牧场主与联邦政府的武装对峙。经过数日对峙，联邦政府率先认怂，归还了扣押的牛群。这个“欠费”的牧场主叫Cliven Bundy，就是Ammon Bundy的父亲。Bundy父子二人都是“地权运动(Land Right Movement)”的坚定信仰者，认为政府应该还地于民，使牧场主们可以充分利用是其牧场面积几倍之大的公用土地的自然资源。2014年4月的武装对峙结束后，Ammon Bundy和其他的“地权运动”支持者一直在寻找契机继续宣扬其“地权运动”的政治诉求，Hammond父子的遭遇恰好满足Bundy的政治需要。

　　美国西进运动时期政府用土地来吸引开发者;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完善，联邦政府逐渐开始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并对土地的使用进行规范和限制，这直接影响到了矿产、畜牧、林业等严重依赖土地行业的生存状况，许多类似于Hammond和Bundy在内的牧场主都因为这些限制与联邦政府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冲突。正如前文所述，Hammond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因为水资源问题起诉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后来Hammond又因为放牧路径的一系列问题和联邦政府发生冲突。在 Bundy这些地权主义者看来，Hammond因为“恶意纵火”被起诉只是一个由头，是联邦政府为了剥夺其权利所采用的“暴政”，作为公民和公有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有权利武装抵抗。

　　恐怖主义?

　　然而，这次占领运动又不是“地权运动”这么简单，一些评论直接指责Bundy的所作所为是本土恐怖主义(domestic terrorism)。与恐怖主义一样，本土恐怖主义通过针对民众或政府的暴力途径制造恐慌，从而达到宣传其政治主张、宗教思想或意识形态的目的。不同的是，本土恐怖主义不受境外势力影响，往往由本国公民或由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士完成。具体到这次的占领事件，Bundy和他的民兵队伍均持有重火力武器，并多次表示将会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保护他们主张的所谓“权利”，直接构成对周围居民的威胁。与此同时，与Bundy一起参与占领行动的大都有反政府、仇恨犯罪或是民兵背景，其中不乏知名反伊斯兰人士和白人种族主义者。Bundy等人还在不断激怒政府，号召全国民兵武装起来支援他们的占领行动;受对峙局势影响，周围的公立学校已经停课一个星期——虽然这一伙人在地权问题上的主张也许是正当的，但他们采取的这种做法以及其带给周围普通民众的恐慌，具有毫无疑问的本土恐怖主义特征。因此，美国一些评论分析也指出，如果联邦政府将Bundy等人视为普通的犯罪分子而与之谈判，无异于鼓励本土恐怖主义，将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

来源时间：2016/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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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莹  来源：盘古智库

　　国际上常问：中国是否要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是否要另起炉灶创建一个并行的世界秩序?我们的回答是：当然不，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成员。但双方说的是同一个秩序吗?似乎此“秩序”非彼“秩序”。

　　所谓“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式价值观，也被视作“西方价值观”;二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构成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安全基石;三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这个“世界秩序”有其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也在现代世界发挥作用，而美国长期在这个秩序中居于领导地位，并因此获得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政治日益碎片化的今天，这一“世界秩序”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挑战，越来越难以提供全面、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政治层面，美国推广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在很多地方遭遇水土不服，特别是在中东一些国家，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架构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导致严重的动荡，甚至外溢。在防务领域，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把盟友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盟友的安全利益之上，往往给地区热点问题增添新的复杂因素。在经济层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缺陷，应运而生的20国集团带动了全球治理改革进程。

　　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和世界影响力的上升，人们自然想知道中国持何立场。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支持现存国际秩序，不过中国人使用的词汇是“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体系。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有归属感，既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改革的参与者。

　　习近平主席去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就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

　　中国针对国际秩序有缺失的地方已经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我们提供给世界的重要新型公共产品。它们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不是谋求赢者通吃而是要实现合作共赢，它们的运作过程遵循国际公认的准则，充分吸取现行国际机制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也会更均衡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

　　中国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比如双方都支持联合国的作用，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需要与对方合作。去年中美双边协议的率先达成为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反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排斥和压制，我们主张共同安全，不赞成用排他性的集体防务安排再次割裂世界。

　　未来世界的权力将更为分散，面对的挑战也更加复杂，世界需要改变。是否可以考虑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框架，就好比搭建一个共同的屋顶，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各方的利益诉求和治理观念。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坚定不移的。面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安全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不希望自己的注意力被过度分散，更不希望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发生逆转。当然，如果出现我们不能容忍的挑衅和威胁，中国现在有更多的手段和渠道去应对。

　　中国人讲“定力”，就是要有耐心，看准时机和条件再做判断。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也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增进人民福祉。随着自身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将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同时，中国也要继续学习，并且更好地与世界沟通。

来源时间：2016/2/21   发布时间：2016/2/18

旧文章ID：9182

作者：郑永年，张弛  来源：《当代世界》2016年02期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实施，中国形成了包括“两条腿”(“新型大国关系”与“一带一路”)和“一个圈”(周边外交)的大外交。

　　“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

　　“两条腿、一个圈”的中国大外交

　　中国形成了“两条腿、一个圈”的大外交。其中，“两条腿”包括了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一个圈”则指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周边外交;三者互相交接、相辅相成。

　　1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中国发展同大国关系的外交。“一带一路”与新型大国关系互为依托。只有构建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才能确保“一带一路”顺利推进;而“一带一路”的实施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战略“大后方”。

　　尽管新型大国关系这个理念是针对中美关系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于中国同俄罗斯、印度以及欧洲等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而这些国家也大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大国。

　　从地缘政治上看，能够对中国的发展和“一带一路”构成致命的外在威胁和挑战的也正是这些大国。只有处理好同这些大国的关系，才能确保“一带一路”顺利实施。今天，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要解决的不仅是经贸问题，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对于中国而言，同美、俄、印、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保持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持国际和平的需要。

　　在中美关系上，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相对衰落，中美之间的博弈有所升温。虽然双方都希望博弈能够导致双赢而非“零和”的结果，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大国之间的博弈很容易受非理性因素影响，其结果不见得就是博弈者所预期的，甚至可能相反。

　　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守成大国，而后者往往对前者产生恐惧和戒备，从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战争和冲突。

　　中美两国的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早在2013年，中国就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目的就在于避免历史上一再上演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争霸而导致战争的悲剧。

　　2015年，习主席在访美期间提出，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出，美中两国都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这或多或少表明，当前中美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两国国情和世界大势，朝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努力，这也是两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出路所在。

　　在中俄关系上，“一带一路”经过中亚、东欧的广大地区通往欧洲，而这一带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的核心。因此，中国必须在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同时，注重与俄罗斯的合作。在这方面已经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

　　上合组织是针对有关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恐怖主义，而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它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助力。目前，俄支持“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拓展合作。

　　在中印关系上，“一带一路”经过东南亚，到达印度洋和非洲，因而也涉及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近年来，无论在中东还是非洲，印度已在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走出去”已经引起印度高度关注。

　　中印之间还存在领土主权纠纷，但如果处理得好，两国就能够克服地缘政治利益纠纷，实现合作。毕竟，中印相处数千年都没有大的冲突，今天两国间的纠纷是西方帝国主义遗留的问题。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如果能考量到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两国就可以找到巨大的合作空间。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它也延伸至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但沿线的60多个国家大都是中小发展中国家。

　　从国际关系的经验上讲，中国仅有新型大国关系是不足以立足国际政治舞台的;而通过“一带一路”大力拓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以为中国开辟国际战略的“大后方”。只有这个“大后方”巩固了，才能具备更强的实力和基础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2“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可以看作中国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包括经贸、金融、基础设施、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素呈现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能够有效结合，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

　　沿线国家多半拥有丰沛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但普遍缺乏资金、人才、技术，且面临基础设施不足、市场规模过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颈。而中国所具备的三大优势可以协助这些国家克服瓶颈，激发经济发展动力。

　　一是基建优势。今天，中国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堪称世界第一，有能力同时在多国承建水库、电厂、超高压输电网、深水港、机场、工业区、传统铁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移动通信网络等项目。中国也有能力协助整个地区(如东南亚)建设跨国基础设施网络，让各国克服国内市场规模过小的障碍，并能够在地区内发展产业分工，形成跨国产业集群。

　　二是智力优势。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培养了大量经济发展、公共治理、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人才，并自行摸索出有效并用“市场”与“政府”的独特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可以与沿线国家分享这些经验，提供管理与技术支援，并协助培养人才。

　　三是金融优势。中国同时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丰沛的国内储蓄，并已建立独立的全球支付系统，中国和许多国家都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日益普及。

　　随着人民币即将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占10.92%的权重，人民币将加快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并位列美元(41.73%)、欧元(30.93%)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因此，中国有能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的融资平台与信贷机制。

　　3周边外交

　　周边外交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核心和前沿，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而“一带一路”的起点就是中国周边地区。

　　在世界大国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特殊。同英国相比，英伦三岛孤悬于大西洋，英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而中国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海洋大国。

　　同美国相比，美国周边只有两个国家，即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地缘环境非常简单，且这两个国家的实力与美国不可相提并论，并都需依赖美国发展;而中国则不同，周边有十几个国家，包括了俄、日、印等强国。

　　所以，中国外交不能机械地模仿英美，必须根据自己所处地缘政治环境，制定务实可行的外交战略。

　　当今国际安全领域的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很多是和中国直接相关的，包括朝鲜核问题、东海主权纠纷、台湾问题、南海主权纠纷、缅甸问题、中印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等。近年来，旧的问题和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加剧，新的问题也正在出现，随时都可能转化成重大危机。

　　周边地区是中国国际秩序的基础。中国要塑造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周边。未来中国要面对的危机更可能直接来自周边的中小国家。

　　而如果周边发生重大危机或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出现重大危机，就会对中国国际秩序造成直接和严重的冲击，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崛起的根基不稳。

　　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目标，而“一带一路”则是将这些理念付诸行动、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好途径。

　　此外，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压力仍然来自美国。但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纠纷，且两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更可能是中国和周边美国盟友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这就意味着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也是密不可分的，必须齐头并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的国际意义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有助于突破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二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双赢，更好地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1突破安全困境

　　“一带一路”通过发展和强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有助于突破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并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的动力。

　　第一，“一带一路”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挤压的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深入推进，中国在亚洲的外交空间受到挤压。

　　但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国家意图。无论从中国的文化精神还是实际能力看，中国都不会和美国“硬碰硬”。

　　而与此同时，美国“重返亚太”迫使其把战略资源从其他地区调动至东亚，这必将导致美国的战略能力在这些地区相对下降。

　　因此，今天在中东、非洲、中亚等地区，美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声望已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走向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地区。

　　“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种战略选择，其主轴当然是经贸，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国面对美国战略挤压而“向西看”的外交政策考量。

　　第二，“一带一路”可以为突破中日在东亚的安全困境创造条件。近年来，中日关系因东海主权纠纷尤其是钓鱼岛争端而停滞不前，两国地缘战略竞争有所上升。而“一带一路”的实施可以把中日之间的竞争延伸到沿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去，从而降低中日在东亚竞争的激烈程度。

　　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一定优势。实际上，一国在海外的竞争优势就是其内部优势的延续。当前，日本国内的经济发展优势已基本用尽，很难再如往日那样在国际社会扮演经济发展的“领头雁”角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优势决定了中国有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扮演这种领导角色。

　　第三，“一带一路”能够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从而缓解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客观上讲，无论有没有“一带一路”，南海主权纠纷都是存在的。但有了“一带一路”，就可以把蛋糕做大，在地区国家间催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以及合作的必要性，从而缓解紧张局势。

　　第四，“一带一路”有助于突破中国与西方在贸易和投资上的安全困境。当前，西方经济复苏乏力，仅靠美国与欧洲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无力解决失业、产业流失、民族矛盾等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同时，西方国家经常以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等理由将中国的资本和产品拒之门外。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很难得到根本改变。

　　因此，中国要在继续努力和西方打交道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自己的优势，寻找新的贸易和投资空间。换句话说，中国在经济上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西方国家，另一条腿在发展中国家。

　　而“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找到这些新的投资和贸易空间，从而减少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摩擦及其引发的其他问题。

　　2承担大国责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全面发掘与沿线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互补互利机会，与这些国家实现双赢，从而承担更多大国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向国际、承担国际责任之路。

　　一方面，“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对此，国内的深化改革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发挥外部经济要素的作用。这样既可以促进国内改革，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改革的压力。

　　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在成长为经济大国(从低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无一不充分利用了外部经济要素。

　　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对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国当然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须找到一条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今天，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国家变为资本过剩国家，具备了庞大的资本积累(包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如此庞大的资本大都存在银行，不仅没有增值，而且面临贬值的风险。

　　不可否认，国内仍有很大投资空间，中国也会继续在国内投资;但同时，中国资本在加快“走出去”，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中国要做的就是把大量资本积累转化为投资，从而实现保值增值;而沿线发展中国家要做的就是利用中国的资本来加快国内建设、推动经济发展。

　　此外，眼下中国经济规模空前庞大，在主要工业部门均拥有巨大产能。“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为中国企业成熟的产品找到广阔的海外新市场，

　　而且有助于将中国国内富余的产能有秩序地向外移转，转化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要素，在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也可以得到全面提高。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可以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沿线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

　　一带一路”通过将外部经济要素(资本和技术)引入这些国家，同其内部要素(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相结合，从而大大激发它们的经济发展动力，并带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地区国家经济伙伴关系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今天，西方国家虽然发达，但也面临继续发展的瓶颈，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发展动力，更无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即使那些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也往往对援助和投资附加了民主、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前提条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反而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中国则不一样，对外投资和援助比较务实，没有附加条件。中国在过去对外投资和援助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所以，今后中国会更加关注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但不会像西方那样附加前提条件。

　　中国的做法是提供沿线国家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让它们同中国一起发展起来。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富裕起来，中国自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3形成国际上的软实力

　　“一带一路”为中国在国际上建设软实力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平台。它有助于把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与政府两手并用的独特发展经验。这样既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可以实现中国软实力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上仍面临巨大压力。二战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虽然殖民统治模式促成了宗主国的发展，但被殖民国家的发展则失败了。

　　二战后，这些殖民地纷纷独立，但独立后继续依赖西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仍是最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原先的宗主国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显然，这种发展模式也失败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但“华盛顿共识”主要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总结，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而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这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的发展成就。不管中国存在多大问题，在三十多年里从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深感兴趣。

　　其次，中国在很多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如通过发展来减少贫困、通过融入世界来谋求发展、通过发展来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第三，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中国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相关性。

　　其实，中国的经验并非和西方的经验完全相悖。在市场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国吸收了很多西方经验。但中国并非机械地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状况，不断修正西方经验。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

　　今后，中国可以一边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一边通过“一带一路”，根据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提供帮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强国。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要求中国既要“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无论“走出去”还是承担大国责任，都将面临巨大挑战，都需要大外交战略来推动。

　　“一带一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崛起必须通过的重要“考试”。

来源时间：2016/2/21   发布时间：20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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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锐  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02月19日刊

　　美日韩三国一波又一波的舆论造势、外交弹压、经济制裁和军事举动，朝鲜一次又一次的决绝言论和超强硬回击举措，使朝鲜半岛局势陷入新的更大动荡周期，中朝关系也被推向了新的风口浪尖。

　　一些国家想借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混乱之际而谋取一己私利，夹枪带棒的言论、唯恐不乱的心理、包藏祸心的做法、进退无序的政策，最后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不偿失。

　　对朝鲜半岛而言，无核、不乱、不战是硬道理。这符合相关各方核心利益，也是历史经验使然、周边国家所望和国际社会诉求。

　　从“数年一爆”到“一年数爆”，朝鲜“拥核”新阶段需警惕

　　国际社会对朝鲜公开宣称的“氢弹试验”普遍予以否认，甚至有专业机构质疑朝鲜进行的不是核试验。

　　金正恩上台后没有放松朝鲜的核力量建设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其授意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包括这次所谓新跨越的“氢弹试验”，连续试射各种型号的导弹包括潜射导弹，发射“光明星3号”和“光明星4号”卫星，成立新的战略导弹旅团并装备了据称射程远及美国本土的改良型KN-08洲际导弹。

　　这些举动意在表明了金正恩政权坚定拥核的决心信心及已有的路线方针不会动摇。另一方面，朝鲜也试图向外界证明其核力量建设取得了新的更大突破，即实现了系列化、精准化、小型化和实战化，展示朝鲜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拥有核武力量的“强盛国家”形象。

　　实际上，朝鲜的核力量建设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新进展和新的巨大的技术飞跃。朝鲜已有的四次核试验的规模当量均不大，有些还未突破核技术衡量的最低门槛，甚至被专业机构指责为进行的根本不是核试验。

　　目前朝鲜难以进行氢弹级别的核试验，在核力量建设上距离系列化、精准化、小型化和实战化的要求比较遥远。

　　应当说，朝鲜进行核试验仍是出于政治要求和外交考虑，依然是“先军政治”和“实利外交”的传统做法。只不过是国际社会越来越不“感冒”而已，这使朝鲜难以获得预期的足够的实利好处。

　　需要警惕的是，此次朝鲜公然宣称进行了更高技术级别的“氢弹试验”，预示其核试验的方式可能会做出重大调整。即从“政治考虑至上”的“数年一爆”方式，转向“技术突破优先”的“一年数爆”方式。

　　这会使朝鲜步入核技术的快速累进阶段，将给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更加切实的安全威胁。

　　一旦朝鲜在核试验上步入了“技术优先”的周期性轨道，将极其危险也更难有效控制。

　　朝鲜对核国家身份的大肆宣扬、执迷于拥核路线的不负责任举动，如果是出于“政治考虑至上”的目的，其核技术会继续处于低水平徘徊的状态。当然，这绝非朝鲜的政策克制结果，而是其核技术真正落后使然。

　　2核力量对朝来说也是烫手山芋

　　虽然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极其复杂和微妙，六方会谈长期停转，朝鲜的拥核举动一步紧似一步，但就此断言朝鲜根本不会弃核缺少足够依据。

　　其实，核力量对朝鲜而言是烫手山芋，其处于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境地。

　　国际社会要给朝鲜一个彻底弃核的充分必要理由，而不仅仅是国际公理和道义准则。无条件弃核是朝鲜不认可的，而有条件弃核并非朝鲜不能接受的，但要有切实的回报和足够的保障。

　　对朝鲜而言，“拥核”的最大最根本好处是保障政权生存和实现国家安全，即求生图存。这是朝鲜沉迷于核力量建设的初衷和现实理由，而换取经济实利好处、搅乱周边安全形势、争夺外交话语权力是其次。

　　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要合力防止朝鲜步入核技术的快速累进阶段，即防止朝鲜在核试验上转向“技术突破优先”的“一年数爆”方式。

　　这需要美、日、韩三国首先保持足够的政策克制和战略定力，尤其是不首先激化矛盾、抬高论调、升级军事行动方案。

　　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势表明，军事高压方式和武力清除手段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方案选择，而只会使朝鲜半岛局势更加的动荡和不安。只有劝和促谈才是正途所在，这符合相关各方的核心利益诉求。

　　3半岛问题核心是“统一”而非“核武”

　　当前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有三点值得思考之处：

　　一是“等距离”外交带来了实质性差距，“北南并重”的外交原则受制于朝韩两国的具体国情，导致中朝以经济为中心的一些领域合作程度低于中韩合作。

　　二是原则性政策突出，操作性策略稍显不足。依托于多边穿梭外交和六方会谈机制的现有政策，存在手段不够丰富、预防性和机制都需要加强等有待改进之处。

　　三是朝鲜半岛事务沟通斡旋的桥梁作用不足，保持和增强朝、韩、美、日对中国的信任度是一大难题。

　　另外，中朝韩三边关系缺少战略性的统筹规划，中国可以进一步利用中朝、中韩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来促成中朝韩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

　　需要深刻认识到，朝核问题不是朝鲜半岛问题的全部与核心，也不是决定朝鲜半岛局势最终走向的根本问题。

　　即便是朝核问题得到了最终妥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结构性矛盾依然没有根除。统一问题才是左右朝鲜半岛局势及走向的根本所在。

　　朝鲜执迷于核力量建设，是其在综合国力竞争长期失势的局面下，试图以非对称性手段继续争夺朝鲜半岛统一主导权的具体表现而已。

　　美日韩三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各自盘算，无不透露与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相联系的政策意图。

　　对美国而言，朝鲜半岛统一意味着驻韩美军就此失去了存在的法理依据和现实理由，连带着让驻日美军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这将使美国在冷战时期主导建立起来的以军事同盟关系为基轴的亚太地区体系陷入崩溃边缘。当前美国加快推进和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地缘依托仍然是韩日等东亚国家。

　　因此，朝鲜半岛统一对美国而言是巨大灾难而不是战略红利，美国自然从心理到行动上是百般设限制约，唯恐朝鲜半岛局势不乱。

　　此次朝鲜半岛再度陷入乱局状态，与美国一反置之不理的“战略忍耐”的政策表态、迅速升级应对安全威胁的军事行动举措、引入新的反导系统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地搅乱地区局势不无关系。

　　4实现中朝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是关键

　　朝核问题的直接当事方和主要责任者是朝美两国，双方不负责任的做法和唯利是图的政策，导致朝核问题的久拖不决并对中朝关系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中国对朝鲜的实际影响力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像国际社会期许的那么多。

　　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实现朝鲜的最终弃核，而是切合中国国家利益和周边国家利益，优先保障中朝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大局。

　　只有中朝关系实现了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朝鲜最终弃核的可能性和保障性才会显著增大。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回旋余地增大，有利于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和整个地区的和平发展。

　　朝核问题变幻近二十载，“打压”方案显然是行不通的，结果只会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的动荡。

　　对朝韩两国的一再“举火示威”和不顾及周边国家的心理感受与切实利益的做法，中国要有所反应和行动，进行适当的谴责，采取必要的反制，震慑和制约朝韩两国随心所欲的举动。密切关注美日两国动向，与俄罗斯保持密切沟通并寻求共同行动方案，以应对美国趁乱借势谋取私利的不负责任政策。

　　5朝鲜半岛尚不致生战，六方会谈仍是最佳机制

　　缺少和平机制作为根本保障的朝鲜半岛局势是敏感而脆弱的，虽然朝核问题一再发作，朝鲜与美日韩之间不乏擦枪走火的极其危险举动，但一时之间不至于失控更难以进入战争状态。这不符合大国及周边各国的核心利益。

　　每当朝鲜半岛危局升级到一定水平后就峰回路转，按照自己的规律起起伏伏，表明了一些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常生乱而不生战的真实意图。

　　中国要稳住阵脚，冷静观察;坚持立场，灵活应对。坚持六方会谈框架是当前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路径的原则性立场，因为放弃该机制的结果只能使朝核问题变得更加的不可预测和难以控制。

　　6中国需建立朝鲜半岛危机管理机制

　　朝鲜半岛事务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占有特殊地位，外交部和中联部均设有朝鲜半岛事务的专职机构，还设有专门的六方会谈代表团和朝核问题大使。

　　但这些机构主要负责处理朝鲜半岛的日常事务，而应对突发事件的制度协调功能不充分。有必要建立应对朝鲜半岛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以有效组织和协调情报搜集、政策咨询、决策处理、支援保障、媒体宣传等环节，做到快速反应、合力而为、落实保障。

　　中朝、中韩要保持足够的信息交流和畅通的通信渠道，在这方面“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朝鲜半岛事务牵扯到相关各方利益，朝鲜半岛突发事件的处理及解决不只是朝韩双方的事情，也不是任何一方的单边责任和义务。

　　由于沟通渠道的匮乏，危机当事方特别是朝鲜与韩、美、日之间的敌意本就很多，危机期间对彼此的言行和信号做出歪曲及误判的可能性很大。

　　有必要使当事方尽可能地直接与对方联络，向对方传递明确无误的信息。要避免某一方单独行动，导致其他各方的进一步猜忌。

　　倡导建立中、俄、朝、美、日、韩及有关国际组织、中立国等参与的朝鲜半岛突发事件处理机制。以各方认同的制度设计和共同参与的体制安排为中心，以共同声明或签署有保障效力的协议为框架，创设相关制度及机构，形成一个权威性的处理机构，及时沟通信息，充分协调立场，提供可行方案。

　　只有携手合作，从切实维护朝鲜半岛稳定和整个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而不是基于一己私利和险恶用心，朝核问题才会有最终妥善解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朝鲜才能最终回归到国际社会主流。

　　朝鲜核试验的方式可能会做出重大调整。即从“政治考虑至上”的“数年一爆”方式，转向“技术突破优先”的“一年数爆”方式。

来源时间：2016/2/21   发布时间：20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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